在李自成农民起义领袖生涯中，帝王思想与民本思想、迷信思想与崇天思想、议事民主与生活俭朴的作风有突出表现。这些思想和作风有的是消极的，有的是值得称道的。本文对此问题试作探讨，以求对李自成这一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有所助益。
一、帝王思想与民本思想
从李自成起义后的有关史实看，他确有帝王思想。据一些史籍记载和口碑传说，这种思想在他起义前的青少年时期就有了。《甲申传信录》卷六《李自成始末》载：
崇祯改元，戊辰，正旦大雪。自成与众饮山中。众有羡为官者，自成曰：“若此世界，贿赂公行。文官必由七篇文字，武科也由策论。我辈不读书，不识字，安敢妄冀有此？或者取皇帝，未可知也？”时自成齿长，皆跃然曰：“愿哥为之！”自成曰：“试卜之”，遂举骰一掷，得六红。大喜，饮过醉，众皆起作朝贺状。自成曰：“‘还当问天。”因以箭插中，拜而祝曰：“若可作皇帝，雪与矢齐：不然则否！”其雪适与矢齐，遂自负矣。
民间还有李自成小时玩坐朝廷的传说。米脂西部长峁墕村永峰山，是李自成青少年时生活过的地方，永峰山村里和村北有“坐朝峁”、“龙墩”。相传他与少年伙伴常在这两个地方玩坐朝廷，只有他能坐住。别的娃娃都坐不住，就扮作文臣武将向他朝拜。在玩坐朝廷时，他放的羊也像群臣一样，俯首听命，不敢乱跑。
记载与传说颇有些相似之处，可以相互印证，说明李自成青少年时期就产生了当皇帝的梦想。此时就产生这种思想，有人或许会有疑问。可是口碑还传说，李自成小时常说过年好，他要是能当上皇帝，就让穷人的生活天天像过年。以理推论，皇权最大，皇帝能主宰百姓命运。李自成青少年时家贫，受过财主的欺压，这时他有改变自己和穷人命运的愿望，因此产生做皇帝的想法，不难理解。
乾隆《直隶商州志》卷十四有李自成潜伏商洛时生活言行的记载：
间居商洛山中，昼则射猎，夜则读书，且观乾象，云：“过此六月之厄，九五可期”，以勉群贼。高一功笑之曰：“‘西汉沛公，百战百败，而得天下，汝亦知之乎？”
卦、爻有阴阳之分，为区别卦爻之阴阳性质，阳爻用九，阴爻用六，每卦第五爻为尊位，如乾卦“九五”是阳卦阳爻，有帝王之象，常言故云“九五之尊”。李自成潜伏商洛，身处逆境，仍期望成就帝王大业。这时他拥兵大约仅以千计，作此想是否如同青少年时期那样不现实？但以李自成胸怀大志，他是敢想的，敢想才能有成。他看准时机，出山入豫，很快便东山再起了。
崇祯十三年（1640年）冬，李自成领兵入豫，饥民从者如流，一些知识分子也来到军中。后封为军师的宋献策初到军中，投其所愿，献上《谶记》，其中有“十八子，主神器”之语，这正鼓舞了李自成率领他的将士们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奋战数载，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果然如愿以偿，当上了皇帝。
他不仅要当皇帝，而且还想当一个好皇帝。在北京时，他曾对部将说，“何不助孤作好皇帝”。只是李自成为之奋斗十数年的事业成之艰难，败之过速，美好的愿望因他的败亡未能实现。
李自成必然受到封建统治者皇权思想的影响，我们不能因此将李自成的皇权思想与之等同视之。他的这种思想尽管有消极的一面，但在明末的历史条件下，也起过提高自己威望、鼓舞士气、号召群众的积极作用，有利于他增强政权意识，建立根据地。
李自成有作“好皇帝”的愿望，懂得“民为邦本”的道理，这使他产生了朴素的民本思想。翻阅史籍，李自成和他领导的农民军“爱民”、“抚民”、“恤民”、“剿兵安民”、“拯民涂炭”、“救民水火”、“问民疾苦”等记载比比皆是，充分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
李自成的民本思想，在他发布的檄文、诏书中多有反映。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李自成农民军在进军湖广黄州时发布的檄文说：“为剿兵安民事。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馨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本营十世务农，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
同年十二月，大顺军在向山西发布的檄文中有道：“自古帝王兴废，兆于万民。……诞我圣主，体仁好生，义旗一举，海宇归心。渡河南而削平豫、楚，人关西而席卷三秦，安官抚民，设将防边，大业已定，止有晋、燕，久困汤火，不忍坐视。”
明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春，李自成在发布的诏书中，指摘明朝君臣：“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肆昊天聿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于稷灾。”还说：“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慈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朕将嘉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章（彰）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章（彰）尔之仁。”
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所做的几件事也表现了他的爱民思想。他进京不久，就将紫禁城乾清宫原有匾额“敬天法祖”四字改为“敬天爱民”。
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李自成在召见明检讨梁兆阳时说：“朕只为这几个百姓，故起义兵。”梁兆阳叩头道：“我皇上救民水火，自秦入晋，历恒、代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其神武不杀，直可比隆唐、虞，若汤、武不足道也。”李自成何以起兵？自己说的明白。梁兆阳的话也不全是恭维之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际情况。
《明季北略》卷二十载，这年四月初六日，“李自成召父老至武英殿，问民疾苦”。《平寇志》卷十等书卷还说，四月初九日，李自成御武英殿，再次召见京师耆老，了解民情，询问士兵对百姓有无扰害。
李自成心中有平民百姓，当条件允许时，就把爱民、为民的思想付诸实践。崇祯十三年冬后，李自成农民军在中原迅速发展壮大，针对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他领导的农民军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改善饥民悲惨生活，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举措。
一如均田免粮。《罪惟录·李自成传》记载：崇祯十三年底，“李岩教自成以虚誉来群望，伪为均田免粮之说相煽诱”。李自成顺应民意，提出“贵贼均田之制”，“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论久近，许业主认耕”。努力减免赋税，兵锋所至，实行“先降者，不征粮”，“一应钱粮，比原额止征一半”，“三年免征，一民不杀”等政策。
二如赈饥济贫。崇祯年间，陕西、河南等省天灾不断，官府不知恤民，仍是横征暴敛，致使百业萧条，民不聊生。李自成目睹百姓“久困汤火，不忍坐视”，在河南等省大力推行了赈饥济贫。《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记，崇祯十三年十二月，李自成在河南，“每以剽掠所获散济饥民”。《豫变纪略》卷四记，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破洛阳，“出示而赈饥民”。《明季北略》卷十七《李自成陷河南府》亦说：“自成发藩邸及巨室米数万石，金银数十万赈饥民。”《明史·李自成传》记，李自成至河南，李岩往投，劝他“取天下”，收人心，“自成从之，……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李自成‘李公子活我’”。《明季北略》卷二十《朱之冯传》记，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农民军进逼畿辅，河北宣府传“贼所过秋毫无犯，发帑赈贫，赦粮苏困，真若沛上亭长，太原公子复出矣”。
三如追赃助饷。至崇祯十四、五年，李自成农民军众达百万。为不增加人民的负担，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冬进占西安后，他明确提出并实施了追赃助饷政策，之后即在秦、晋、冀、鲁、豫大顺占领地区普遍推行。在李自成看来，“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那些贪官污吏岂肯甘愿吐赃，农民军严刑追逼，将追赃所得用于军饷和赈济饥民。明都有比京外更多的官绅，李自成进京后，设置比饷镇抚司，对在京明官、勋戚、豪绅、富商，进行了比其他地区规模更大的严刑追比，获银竟达七千万两。这一政策打击的对象有相当势力，引起他们的不满甚至反抗是必然的，从政治策略上讲，显然不利于大顺政权的巩固和统治区的发展。李自成不会估计不到这一点，但他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为民着想，还是义无反顾的去做。
再如严明群众纪律。李自成农民军军纪规定，“各营有擅杀民者，全队皆斩”，“敢有掠民财物者，凌迟处死”，“马腾入田苗者斩之”。如此等等，足见李自成政策、军令所出，无不为农民群众的利益着想。
正因为如此，李自成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支持与颂扬。史载，李自成占领洛阳，“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民，日夜不息。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崇祯十七年二月，“贼遣伪官于山东、河南州县各处代任。每官先遣牌至州县，士民各苦征输之急，痛恨旧官，各借势逐之，执香迎导，远近风闻若狂”。李自成农民军入宣府时，“满城结彩，或布或帛，无者继以纸，百姓胸前皆粘‘顺民’二字，焚香跪接”。史籍还记载了平民百姓赞颂李自成的许多歌谣。如“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由于李自成的打击对象是封建官绅地主阶级，这就必然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反抗。大顺军山海关战败后，在满汉贵族的联合进攻下强势不在，原已表面慑服的官绅地主便纷纷发动叛乱，与大顺政权为敌。在此情况下，各地没有一例农民反抗大顺军，这从正反两面证实，李自成是广大农民利益的代表。
二、迷信思想与崇天思想
从李自成走过的道路看，他是有迷信思想的。即使是现代人，讲迷信的人也不在少数，科学不发达的古代，讲迷信者更为普遍。史籍记载，李守忠华山庙祈子而得李自成，后来又让他少年为僧，这都与李守忠的迷信有关。李自成有迷信思想，必然受到当时社会、家庭的影响。
他的迷信思想首先表现为信神。《明史·李自成传》载：崇祯十二年（1639年），“官军围自成于巴西鱼复诸山中，自成大困，欲自经，养子双喜劝而止。贼将多出降。刘宗敏……亦欲降。自成与步人丛祠，顾而叹曰：‘人言我当为天子，盍卜之，不吉，断我头以降。’宗敏诺，三卜三吉”。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载：“自成在襄阳，以构殿、铸钱皆不成，斩一谋士。令术士问紫姑，卜之不吉，因立李双喜为太子。”“紫姑”当为女神名或民间所谓“神婆”。《流寇长编》卷十六也说，崇祯十六年七月，李自成为此事“扶鸾降仙”。
《明史·李自成传》记：崇祯九年（1636年），李自成兵至米脂，传呼知县，“遗之金，令修文庙”。出资修庙，是他信神的表现。据说，20世纪40年代，米脂盘龙山真武庙廊庑中，有碑记载李自成回乡捐资修庙。李自成农民军在波罗（今属横山县）与明军大战后，也捐钱修过石佛寺。寺中原有镌刻闯王崇敬佛事的一通石碑，被群众称为“闯王碑”。顺治二年（1645年），大顺将领高一功在波罗西门滩与清军激战13天后退走，石佛寺及“闯王碑”遭清军破坏。今只存石龟碑座。笔者在这两地未看到原碑，但从李自成有迷信思想看，事当实有。
《明季北略》所载宋献策献谶记和借天象之说进言，也折射出李自成的迷信思想。卷七《牛宋降自成》：“献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数。初见自成，袖出一数进曰：‘十八孩儿当主神器。”自成大喜，拜军师。……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自成信之如神。”卷二十《廿五癸丑夹考百官》：“四月初一日，宋献策云：‘天象惨冽，日色无光，亟宜停刑。’初七日，自成过宗敏寓，见庭院夹三百多人，哀号半绝。自成云：‘天象示警，宋军师言当省刑，宜酌放之。’”
《流寇志》卷七说：李自成对“僧道医卜，有技术，皆不杀。”不杀僧、道、占卜之人，也可见他有迷信思想。
李自成的迷信思想还表现在对“天”的崇拜，这可谓是他的崇天思想。从李自成的称号及其改殿名、匾名、地名等，可以透视他的这种思想。
白愚《汴围湿襟录》记载，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李自成第三次围困开封时，向守城官军发出劝降书，用箭射入城中，书首即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将军李（自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