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农民军经历了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久经战争考验，有较强的战斗力。他适应战争需要建设和管理部队，在组织编制、作战训练、武器装备、政治宣传、后勤保障等方面，既有对古代军队成功经验的借鉴，又有自己的探索创造。从中可见李自成的军事思想、指挥作战和治军能力，也可找到其军成功和失败的某些原因。对李自成农民军的建设情况，迄今尚无全面论述。由于史料的缺载限制，本文也只是考述概况。
一、组织编制
李自成农民军发展早期兵员较少，组织简单。崇祯十四年（1641年）后兵力大增，襄阳初建大顺政权时，众逾百万，正式确定军制，其后在西安、北京扩建政权时，组织编制及其他军事制度进一步趋于正规完备。
（一）早期农民军组织
明末陕北，连年灾荒，饥民、难民遍地，只要有一人敢于揭竿起事，便有众人相从。荒年中出现了有马强人不甘饿死，相聚成群吃大户，被称为“响马”。严重缺饷和崇祯二年冬的勤王，使官军出现了饥兵和勤王兵的叛变。他们有军事技能，大多参加了民变的队伍中。明廷为节省国库支出所实行的裁驿，又使大批驿卒失业，李自成便是其中的一员，他们同样加入了农民造反大军。如此一来，民变的星星之火，迅速成燎原之势，或大或小的起义队伍，多时以数十乃至上百计。
各支起义军都有头领、有组织、有武器，与军队无异，故各称“营”。各营的人员组成，是以农民为主体，并有叛兵和失业驿卒等参加，营中还有回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饥民、响马初起在本土活动，被官方蔑称为“土贼”；饥兵、叛兵从军边地，被称为“边贼”。“土贼”、“边贼”相结合，流动作战，就被称为“流贼”或“流寇”。因其主要成分是农民，现代论者就称之为农民军。为免官方迫害，农民军家属也多随军生活；还有饥民随时参军。因此各营人数常有很多，但不全是能战精兵，战斗力不强，一旦战败，人员骤减。
农民军各营有时联兵对敌，一般各自为战，组织较为松散。各营内部，作战行军等，经验少，组织不够严密。
他们参加起义，为自身和亲友的安全与名誉考虑，隐姓埋名，以绰号相称。营中头领各有名称，随着队伍的发展壮大，组织层次也有所增加。
对农民军早期组织情况，一般史籍少有提及。《平寇志》卷六记述稍详，虽有不准确之处，但有助于了解农民军首领名称和一些内部组织等情况：
流寇首曰：“掌盘子”，营中人俱称之为“老掌家”。一老掌家管二、三十老管队。一老管队管六、七十或四、五十小管队。一小管队又管一、二百或三、四百管队。管队皆以二十人为率。或掳得人多，另择一勇者作一管队。如少，则掳足之，多则又分之。掌盘子则有八、九十家丁外，身伴另一健者曰“夜不收”，管调遣、巡逻之事。其“夜不收”或有三、五十家丁，其队数亦如掌盘子。各队亦有“夜不收”。所掳之人每队自取绰号，不问往日姓名。掌盘子死，即择营中众人所推者立之，老管队、小管队亦然。其妇另配人，有子必着人育之，其马匹留与其子。流寇起延安，故掌盘子多延安人。
这是此书在记述李自成农民军时，以小字附记的，所说有些情况不限于李自成农民军。按此记载，一个老掌家管的总人数，若按最大数字算，有1680万人，这错得没边；若按最小数算，也有160万人，坚持时间最长的李自成、张献忠部全盛时期，也没有这么多人。这反映了作者不很了解农民军的情况。
从史料中知，农民军各级首领有老掌家、大掌家、小掌家，老掌盘子、大掌盘子、小掌盘子，老管队、小管队、管队，大领哨、领哨、哨总，老总管、总管，此外还有大总掌盘子、总掌盘子、大哨头、队长等名称。可见农民军各营对各级首领各有一套称谓，有的营与别营一致，有的不一致。至于何营用何种称谓，哪些称谓是同一等级，各级头领各统管多少人等，由于史料的缺载或误记，有的略知一二，大多难知其详。
李自成农民军各级首领的名称如何呢？赵士锦《甲申纪事》说：“贼兵姚奇英为予言，我大顺……不过以掌家为名。百人之长为小掌家，千人之长为大掌家，万人之长为老掌家。即刘、李诸老爷，不过老掌家而已。”
这里把李自成农民军首领以掌家为名说得很清楚。这种名称应在大顺政权建立之前使用，之后有哨总、部总、掌旅等称谓。当然习惯上也会沿袭旧称。
李自成起义之初，曾在人下为队长。不沾泥张存孟投降官军后，其部多归李自成。他渡河入晋虽附高迎祥，实已自成一军，《流寇志》卷一等就说，他是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之一。其时他有“马步七百”。
紫金梁王自用病故后，李自成收其部二万余众，遂成大部。崇祯九年（1636年）夏，李自成进入陕北，他和部众多米脂、绥德西部人，“故从乱者益众”，《流寇志》卷三等说，其时“闯将众约三、四万”。
这年高迎祥牺牲后，其原属各部共推李自成为闯王，正如《绥寇纪略》卷九所说：“贼党以自成枭雄也，共推为闯王。”高的直属部队由其弟中斗星高迎恩统领，遂成老掌盘子，而李自成则“总掌各贼之盘”，成为诸部中的总掌盘子。
高迎祥在世时，李自成与过天星、满天星、乱世王等部奉高迎祥为盟主，李自成部与过天星等部为盟军关系，因此常联兵作战。如崇祯八年（1635年）击杀官军悍将曹文诏，就有闯将李自成、乱世王郭应聘、过天星张天琳三部。高迎祥去世后，李自成成了高迎祥原属各部的总掌盘子，他便组织各部联军行动，如崇祯十年（1637年）李自成等九部入川作战。这种联合是暂时的，不稳固的，后来基本就分而不合，各自作战了。李自成名义上是闯王，“然自成在关中独斗，别为一军”。因此，农民军虽有这种联军对敌的组织形式，但各部还是相对独立，自为一军，他营不能认为就是李自成的部队。
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部先后在洮河和潼关原大败，部众大半溃散，至十三年（1640年）人豫前，有众“不过千计”。这年冬他进入豫西时，仅率“精锐五百骑”。李自成这时的所有部队当然不止此数，收集散亡之后，也不会太多。尽管他这时有众较少，却保存下了数量可观的精兵健将。有此骨干力量，他进入河南不久，部队才能够迅速壮大起来。
总的看，李自成农民军在崇祯十三年入豫前，兵员不多，组织层次少，基本上可谓人无定编，军无定制。
（二）五营和驻防军
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李自成在襄阳初建大顺政权时，正式确定了五营将领和兵马编制。据《甲申传信录》卷六、《绥寇纪略》卷九、《罪惟录》卷三十一记载，五营建制和将领配置，醒目了然：
除李自成外为二十二人，这就是《绥寇纪略》等书所说襄阳时期的“五营二十二将”。《流寇志》卷七说，襄阳时期李自成有“亲信大帅二十九人”，其中有些是镇守地方将领，不在此列。
诸书所记各将所在营大同小异。《绥寇纪略》、《罪惟录》均说，帅标左威武将军辛思宗、果毅将军谷可成副之。威武将军衔级低于果毅将军，不应为正，记载疑误。《甲申传信录》则记，标左果毅将军谷可成、威武将军李友，应以为是。《甲申传信录》将果毅将军马世耀记于标右，而左营缺记一人。《绥寇纪略》、《罪惟录》则说他是左营的左果毅将军，《流寇志》卷七也说他在左营，可见此说不误。
有些将领所在营各书记载歧异，许是将领有过调动所致。上述记载说袁宗第是前营制将军，而《流寇志》卷七则说他是右营大帅。右营征战所经州县地方志的记载也说明，他在右营。这可能是他后来从前营调去右营了。
大顺军襄阳初定军制时，权将军人数控制极少，只有二人，制将军五营各编一人，以后都有所增加。《绥寇纪略》卷九在“五营二十二将”之外又记李岩是中营制将军，说明他可能是初定军制后受任的。他任制将军，他书也有记载，如《罪惟录》卷三十一载：“李岩为中营制将军”。《国榷》卷一百二也说：“岩本诸生，知文墨，拜制将军。”可能是出于招降明将和调动将领积极性的需要，以后李自成给明降将陈永福、马科等也任命为权将军。
五营为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这可谓一级营。这五营又有别称：“中吉、左辅、右翼、前锋、后劲。”
中营是李自成的“中权亲军”，称中军营。中军营之下，编中、左、右、前、后五个二级营。史料称中军营为“帅标营”或“标营”，也总称这五个二级营为“标营”，其将领称为“标将”。《流寇志》卷七说，田见秀、刘宗敏为“中权大帅”，《甲申传信录》卷六还说刘宗敏为“帅标权将军”，贺锦为中营“帅标制将军”。《绥寇纪略》卷九、《罪惟录》卷三十一还说，李岩也是中营制将军，其余四营各编一员制将军，而贺锦在诸制将军之右。大顺军凡进战，视中营所向。可见，中军营将多权重规模大。中军营之下的中营将领，威武将军张鼐为正，威武将军党守素为副。《甲申传信录》卷六、《罪惟录》卷三十一等只在此二将名称前冠以“帅标”二字，这说明，此营是李自成亲军中的亲军。
左、右、前、后四个一级营之下，每营编左、右两个二级营，规模不及中军营的一半。
二级营之下，还有几级建制？史无明载。大顺政权襄阳初建军制时，李自成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自元帅之下，次权将军、次果毅将军、次威武将军、都尉、掌旅、部总、哨总。”中军营配置权将军、五个一级营均配制将军，十三个二级营配果毅将军或威武将军。都尉、掌旅、部总、哨总是哪级建制军官？史料也无明载。这四级军官应不会编于四级建制，如二级营之标营就既有果毅将军，又有威武将军；也不会全配于一级。一些史籍记载，二级营之下有“队”。“队”下还当有“哨”，且是大顺军最小编制单位。这从九级军官中最低的“哨总”一职可知。
明清时，官军也有“哨”的编制，有时很大，有时很小。如明永乐时将步骑军分为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五军，至嘉靖时罢用此名，后改一千四百人为一哨。清咸丰后，以百人或八十人为一哨。《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说，大顺军有“步兵十四哨”，这接近十三个二级营之数，此“哨”较大，似为二级营的俗称。
那么五营的队数和兵马数是多少呢？《甲申传信录》卷六载：“共兵二百三十余队，标营一百队，左右前后四营，一百三十余队。每队兵马五十，厮养小儿三十或四十有差。步兵每队一百或五十有差，总计马步兵六万，马骡二万。”
《明史·李自成传》载：“自成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分其众，日标营，领兵百队，日先、后、左、右营，各领兵三十余队。……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者为兵。精兵一人，主刍、掌械、执爨者十人。……籍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记：“自成自随骑兵五营，营精骑二千；步兵十四哨，哨精卒三千。刘宗敏总步，白旺总骑。”
中军营之下的五个标营有一百队，每营即为二十队。前、后、左、右四个一级营共有一百三十余队，“各领兵三十余队”。这不会是三十二队，是则不足一百三十；也不会是三十五队，是则已足一百四十队了；应是三十三队或三十四队，而以三十四队可能性大；也就是说，这四个一级营各领三十四队，每营之下的左、右二营各领十七队。
五营的兵马数量，不同史籍的记载出入较大。上引《明史纪事本末》、《甲申传信录》所说马、步兵为五六万或六万，是指精兵而言。两书分别说骑兵是一万、一万一千多，按《明史·李自成传》“一兵悴马三、四匹”的说法，马匹约有三四万。
《明史》说“精兵一人，主刍、掌械、执爨者十人，”这些牧养马匹、掌管兵械、从事炊事的人，是从事后勤保障的随从兵。按此说，精兵与随从兵之比为一比十。《明史纪事本末》则说“每一精兵蓄役二十余人。”此数较大，应为精兵与随从兵家属、养子、其他杂役人员之比。按此比例，精兵六万，全军总人数则逾百万。这同多种史料说大顺军众逾百万之数相符。
从《明史纪事本末》、《甲申传信录》的记载看，大顺军的步兵多于骑兵。精兵都有随从兵，而骑兵的随从兵多于步兵，多就多在牧养、管理战马的人员上。《明史》、《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都说，大顺军“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马兵多于步兵的原因就在于此。《甲申传信录》说，每队马兵五十人，厮养小儿三十或四十不等，未提及步兵有此情况。这些小儿主要应是牧马的，而非不能胜任的执炊等人员。
这里涉及到了大顺军的孩儿兵。他们有时组织起来完成攻城、巡逻等任务，如参加攻取北京城，使其名声大着。但孩儿兵没有成建制单独编为一营或一队，通常他们是分插各营的，史籍所谓“童稚插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他们主要是做为骑兵服务的后勤工作。正如杨士聪《甲申核真略》所说：“所掳童子亦不少，皆衣彩缯、佩弓刀，实则用以养马服役，并无孩儿军之说。”
除主要担负野战、攻城任务的五营外，镇守地方的驻防部队也是大顺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占洛阳，就设官募兵守城，但因守兵太少不久失守。之前其军没有驻防部队，此后一段时间，也因兵力有限，破城不守，还平毁城墙，以免官兵据守难攻。一年之后，农民军众达百万，在中原取得巨大胜利，得城得地有了防守能力，所以“每得一城，辄分贼防守”。
李自成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平定河南大部分地区，遂于是年冬挺进湖广，渡过汉江，收取荆、襄等地。次年春，在襄阳建立大顺中央‘、地方政权，同时在湖广、河南占领区，设卫驻屯地方部队，以守卫占领地区，巩固新建的大顺政权。
《绥寇纪略》卷九说：李自成“既渡汉江，长驱入荆，念天下莫与难者，谋先守荆、襄，次守承天、德安，渐以及于汝宁，而增置卫帅十有三人。”
据史料记载，李自成当时在襄阳设襄阳卫，荆州设通达卫，承天设扬武卫，汝宁设汝宁卫等防卫区，在襄阳、荆州、彝陵、荆门、澧州、承天、安陆、献陵、汉川、汝宁、信阳、禹州、郑州等战略要地驻兵防守，驻兵多则如襄阳、荆州、澧州为六千人，少则如荆门为六百人。总计兵员约三万，此数不包括将士的家属。
《绥寇纪略》所说的十三个地方守将为：高一功、冯雄、任光荣、蔺养成、牛万才、张礼、叶云林、王文耀、白旺、马世泰、谢应龙、韩华美、周凤梧。实际上主要将领不止这些，还有守襄阳的杨彦昌等人。
驻防将领的委任，根据形势有调整变动。如马守应原守澧州，因罗汝才、贺一龙被杀，疑惧不再听命，故改命王文耀领荆州兵六千接防。高一功初守信阳，作为李自成亲信，还曾守襄阳重地，李自成人秦后，他又调任五营中的后营。
李自成从襄阳初建政权开始，就在襄阳、荆州、扬武州（钟祥）、南阳、信阳、汝宁等要地设置了防御使。这是适应部队驻防加强领导的重要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