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军通过多种渠道获得的马匹，数量是较大的，保证了作战骑乘的需要。《平寇志》卷二记：“贼多精骑，每跨双马。官军马三步七，则追逐之难。”卷六载：“贼营马多也。……马既甚多，大马日支料一斗，中马六升，饱腾如是。”“骑兵决战，一兵必二、三马，更番驰骤而不疲毙。”“流寇以马为家，大头领有六七十骑，或百骑，小头领亦二三十骑。……官兵一人一骑，至贼营不五六十里，亦二三十里，人马不饥则倦，是以多败。”
除了战马以外，农民军还有为数较多的骡、驴和少量骆驼，用于人员乘骑和物资运输。
（三）攻城装备
李自成农民军善于攻城，攻城主要有云梯、冲车、火药等装备。
云梯。云梯是攻城攀登城墙的装备。大顺军攻城，不一定都炸毁城墙，一般都用云梯。由于云梯高大，携行不便，所以就近取材制作。崇祯十七年三月，大顺军攻取北京城时用了大量云梯。《明季北略》多次记述了其军这次攻城用云梯及其用材、高度、数量等。卷二十三《李自成人京城》条记十八日攻城事说：“贼造云梯高四五丈，城外周围布置，凡数百张……”卷二十《十八日申刻外城陷》条说：“贼架飞梯攻西直、平子、德胜三门，势甚危急。”同卷《李自成人北京内城》条记十九日事：“京城壁立数仞，峻甚，清再至，俱不能仰攻。贼砍杨树为云梯，漏下五鼓，使孩儿军从东北猱升以上。”卷二十《元宵贼入城》条也记了农民军攻京城时用的云梯：“贼用高木续接，纬以绸布，使健儿鱼贯而登。”
李光壂《守汴日志》记李自成农民军首次围攻开封：“云梯百余座，……置濠边，……贼以四十八人舁一大云梯，将抵城下。”可见农民军有时攻城，用云梯之多和形制之大了。
冲车。冲车又称洞车。《流寇志》卷七说，李自成农民军“攻城……，间用云梯、洞车。”其构造不见史载。攻城时，撞击凿洞破坏城墙，也用于遮蔽士兵免受敌人打击。李自成农民军攻开封、南阳、榆林等城，都用了这种装备。如《国榷》卷九十七记农民军首攻开封：“贼以洞车障士，傅城穴之，七昼夜不息。”《平寇志》卷四说，崇祯十四年二月，“己未，贼以洞车数百障骁贼，多具锹锄，环而凿之，七昼夜不息”。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大顺军围攻榆林城，城中顽固据守，“贼攻益力，逾旬不克。贼以冲车环城穴之，城崩数十丈，贼拥入，城遂陷”。这说明冲车在攻城中能发挥比人力更大的作用。
炸药。按用途炸药可分为起爆药、破坏药和火药。大顺军的炮铳所用发射药是火药，攻城爆破用的是炸药，史料均称为火药。炸药是农民军生产的，作战所需数量很大。如李自成农民军第二次围攻开封时，在城东北角掘成一大洞穴，“以布囊运火药于其中，无虑数十石”。
（四）水上运输装备
为适应江南作战和渡江渡河载运兵马物资的需要，崇祯十六年后，大顺军组建了水师，并开始造船。这年六月，“李自成大造战舰于荆、襄”，还“大作战舰攻常德”。同年冬与次年春，大顺军东渡黄河向山西等地进军，“先于沙涡口造大舟三千号”。
制造不能满足需要，大顺军就用其他办法获取。崇祯十六年正月十八日，大顺军攻陷汉阳府，“抢舡四五千只，十九日过江取武昌府。”这年除在沙涡口造船外，“又掠民船万余，以载兵马”。前一条记载未言明“抢”官军或民间，后者所记船数似有夸大。敌视农民军的史家所谓“抢”、“掠”不可全信，不过大顺军在急需之时的获取带有强制性当为事实。
大顺军的船只有多少？史料无确切数字。清顺治二年（1645年），阿洛格军追击进入湖广的大顺军，仅获船就有“三千一百八艘”，再从上述史料提到的一些数字看，大顺拥有的舰船数量是较多的。
大顺军过江渡河无船或船只不足时，还用竹、木结筏过渡。《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说，崇祯十六年八月，“孙传庭师次阌乡。自成尽发荆襄诸贼，俱会于河南。步贼沿河列守，自汜水至荣泽，伐竹木结筏”。
（五）其他装备
除上述大型装备外，大顺军还有一些小型装备。装备虽小，作用不小，是备战、作战不可缺少的。
1．作战防护着装
盔甲。为作战防身，古代军人常头戴盔、身着甲，一般是金属制品。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国子监司业薛所蕴的启本中说，大顺军在山西“一省地方，尽派打造盔甲”。《流寇志》卷七、《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均记：大顺军攻城时，“人戴铁胄，蒙铁衣”。这种铁制胄、衣，也就是盔甲。可见大顺军不仅用棉甲，也用铁制盔甲。
绵甲。鉴于金属制盔甲笨重不便作战，大顺军创制了作战用绵甲。《流寇志》卷七说：“其甲缝丝绸帛，累至数十重，有近百者，轻而韧，矢镞、铅弹不能人。”类似记载还见于《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等。这种绵甲质优实用，是大顺军特有的。史载农民军第一次攻开封，有“白甲贼首”、“红甲贼首”。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大顺军进攻北京城时，“贼衣黄甲，四面如黄云蔽野”。首领和部队穿甲颜色不同，可能是为区别不同战斗分队，不是随意穿着的。
箭衣。这是古代军队射手之服，窄袖，袖端无下半，上可覆手，谓之箭袖。这种服装，不仅大顺军将士穿着，李自成也穿用，并规定只能军用，不许民用。《后鉴录》卷五记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自成绒帽，窄袖衣”。《甲申传信录》卷六记：李自成东征吴三桂出京时，穿“蓝布箭衣”，并说“其乡民不得穿箭衣，以别军民”。
上述三种着装是根据不同需要穿用的。攻城时穿戴盔甲，若穿绵甲不足以防御城上石、火之类打击。野战时穿绵甲，若用盔甲过于笨重，不便作战。弓弩手穿箭衣，三者此衣最轻，训练时、平时也可穿着。
2．随身携带器具
葫芦。《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记：崇祯十六年八月，“孙传庭师次阌乡。自成尽发荆、襄诸贼，俱会于河南。……人佩三葫芦”。每人带三个葫芦，说明是统一装备的。葫芦可作盛器，应作盛水等用。
囊橐。《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三《李自成始末》载，李自成军令“禁行囊勿藏白金”。《流寇志》卷七也说：“囊橐不许多携金银”。囊橐就是口袋，毛传说：“小曰橐，大曰囊。”《诗大雅·公刘》有句：“乃裹糇粮，于橐于囊。”“糇粮”就是干粮。大顺军士兵随身携带的囊橐，可能是一种装干粮等用的袋子。为适应行军，应比较小，也许同现代军人战时携带的细长粮袋类似。
3．宿营用帐篷
《明史·李自成传》：军令“过城邑不得室处，……寝兴悉用单布幕。”《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也说：“虽拔城邑，不听屋居，寝处布幕，弥望若穹庐。”《明季北略》卷十七《李自成陷归德》记，崇祯十四年三月十七日，农民军攻陷归德城，“贼营延亘六十余里，上以白布覆幕，望之如荼”。这种白色“布幕”，就是白布制成的军用帐篷。
4．登越山险器械钩、钉
钩、钉是大顺军根据战备需要打造的。《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李自成之乱》载，崇祯十六年五月，李自成在襄阳时，组织“铁工昼夜造铁钩、钉各万余，谋向潼关，逾越山险”。这些器械虽小，用途却很大，《流寇长编》等书也有记载。
六、政治宣传
崇祯十四年（1641年）后，随着农民起义形势的迅速发展，李自成适时提出“取天下”的战略目标和“均田免粮”等一系列政策主张。紧密配合军事斗争，农民军注重加强政治宣传与鼓动工作，讨伐官府，瓦解敌军，宣传动员群众，鼓舞将士斗志。其形式之多样、内容之丰富、效果之明显，是中国历次农民起义所少有的。
（一）发布檄文、诏书
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为号召民众，声讨官府，使各阶层人士知晓农民军的政策主张，李自成农民军通常在进军某地时发布檄文。出于同样目的，李自成建国大顺后，也以个人名义发布诏书。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农民军在进军黄州时发布的檄文云：
为剿兵安民事。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尔民有抱胜长鸣，迎我王师，立加重用。其余勿得戎服，玉石难分。此檄。
这年十二月，农民军开始东征，向山西等地发布的檄文说：
倡义提营首总将军为奉命征讨事。自古帝王兴废，兆于民心。嗟尔明朝，大数已终，严刑重敛，民不堪命。诞我圣主，体仁好生，兴旗一举，海宇归心。渡河南而削平豫楚，入关西而席卷三秦。安官抚民，设将防边，大业已定。止有晋燕，久困汤火，不忍坐视。特遣本首于本月二十日，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分路进征为前锋，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所过丝毫无犯。为先牌谕文武官等，刻时度势，献城纳印，早图爵禄。如执迷相拒，许尔绅民缚献，不惟倍赏，且保各处生灵。如官兵共抗，兵至城破，玉石不分，悔之何及！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曾驰檄吴三桂等明军将领，如对左良玉、高杰、刘泽清的檄文云：
大顺国王应运龙兴，豪杰响附。唐通、吴三桂、左光仙（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朕嘉其志，俱赐彩缎黄金，所将兵卒先给四月军粮，俟立功日升赏。抗命周遇吉身具五刑，全家诛戳，刑赏昭然。尔等当审时度势，弃昏就明，身享令名，功垂奕世。孰与弃身亡卤，妻子戳辱，大福不再，后悔噬脐。檄到须知。
在给吴三桂招降檄文意思与此基本相同，也是晓以利害，表明农民军刑赏分明的政策。
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推翻明政府的目标既定，兵锋指向明都北京，遂于大顺永昌元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发布了主要针对明帝明官的诏书：
上帝鉴观，实惟求莫，下民归命，只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粤嵇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鉴往识今，每悉治忽之故。兹尔明朝，久席太宁，浸驰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贿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肆昊天聿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于祲灾。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恫瘝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若臣，未达帝心，未喻朕志，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嘉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彰尔之仁。凡兹百工，勉保乃辟，抑商孙之后禄，庆嘉客之休声。克殚厥猷，臣谊靡忒。惟今诏令，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怨恫于宗工，勿阽危于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于君父，赓诒谷于身家。永昌元年谨诏。
这是李自成着名的永昌元年诏书，指斥明王朝的腐败，宣传他“绥靖黔黎”和对明政策。“人读之多为扼腕，而朝臣若处梦中，……有识之士，无不寒心。”
（二）利用文告、告示宣传
这是农民军以文字形式通告公众的常用文件。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利用这种形式通知某事，宣传政策、主张。
农民军常在攻城时，将文告用箭射入城中，晓以政策，敦促官军投降。如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第三次攻开封时，就将“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将军李示”的文书射入城中。崇祯十七年三月进攻北京时，也射书入城。
农民军还将政策、要求写成告示，张贴于街市，使目标受众知晓和遵行。郑廉《豫变纪略》卷四记，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克洛阳后，“出示开仓而赈饥民”。顾炎武辑《明季实录》载：李自成“斩潼关而人秦，盗仁义之虚声，播强暴之实事。伪示传云，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反毁我先帝加派等语。”农民军进入北京后，“榜示民间照常生理，罢市者斩”。兵政府遍贴安民榜云：“大师临城，秋毫无犯，敢有卤（掳）掠民财者，凌迟处死。”吏政府为选授官职事，谕示明文武官员：“凡属臣庶，应各倾心。尔前朝在京文武官员，限次早一概报名汇察。”
大顺军利用告示这种形式宣传自己的政策，其效果是明显的。崇祯十七年正月，明工科彭琯就奏言：“往者逆贼犯楚，实由人心惑于‘三年免征，一民不杀’之伪示耳。”
（三）传牌城乡
配合檄文等形式，农民军还将有关政策、要求书于便人观看的大牌之上，在大军来到或官员赴任前，先派人负牌传至，宣传政策、主张，敦促明朝官员尽快降顺。
前引崇祯十六年正月，农民军在进军黄州时发布的檄文中说：“遗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进军山西等地前，以“倡义提营首总将军”名义所发的檄文中说：“为先牌谕文武官等，刻时度势，献城纳印，早图爵禄。”
《平寇志》卷六载：李自成农民军“立投顺牌四，凡破城，四向负牌，至村落降者，即负牌过别村。日行每数百里。”
《明季北略》卷二十《张履旋投崖》记：崇祯十六年二月，“贼遣伪官于山东、河南州县，各处代任。每官先遣牌至州县，士民各苦征输之急，痛恨旧官，借势逐之，执香迎导，远近风闻若狂”。
该书同卷《十五居庸关陷》记崇祯十七年三月事：“自成行牌郡县，云：‘知会乡村人民，不必惊慌，如我兵到，俱各公平交易，断不淫污抢掠。放头铳即要正印官迎接，二铳要乡宦迎接，三铳要有百姓迎接。’”
同书卷二十三《李自成传牌》载：“自成传牌各处，诡称‘仁义之师，不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所过秋毫无犯……’百姓闻之，望风迎降。”
农民军传牌的记载远不止这些，仅从以上记载，基本可知传牌的时机、方式、内容和效果了。
（四）深入敌后宣传鼓动
在占领区宣传的同时，农民军士兵还化装成商贾等身份，到敌人后方向广大群众宣传义军及其政策，以争取人心，加速非占领区的归顺。
崇祯十三年（1640年）冬后，李自成农民军在河南迅速发展，李岩等知识分子加入到农民军队伍中来。李自成采纳其行仁义、收人心，据河洛、取天下等建议，并让这些人负责政治宣传工作。《罪惟录·李自成传》记：崇祯十三年底，“李岩教自成以虚誉来群望，伪为均田免粮之说相煽诱”。《明季北略》卷十三《李岩归自成》条说：“岩遣党伪为商贾，广布流言，称自成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不纳粮。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风思降矣。”
崇祯十七年四月，陈方策在塘报中说：李自成农民军“到处先用贼党，扮作客商贾，同口一词，接续传布说，‘贼不杀人，不爱财，不奸淫，不抢掠，平买平卖，蠲免钱粮，且将豪富之家银钱，分给百姓。’”
崇十六年十二月，督师标下冠带官徐准为中原地区“讹言易惑人心等事”，通过兵部上奏明帝。崇祯圣旨批道：“据奏逆贼杀害甚惨，讹言煽惑，明系奸细捏布。着该部即将此本钞传省、直各抚按，张示通衢，以坚士民守志，有传讹的即时擒拿枭斩。钦此。”这年李自成农民军在河南屡破官军主力，配合军事攻势的政治宣传力度是很强的，这从朝廷的文件可见一二。不仅农民军自己宣传，群众也参与宣传。农民军的政治宣传工作绝非“讹言煽惑”可以解释。百姓心里有杆秤，官方有禁不止，正说明民心所向，农民军的宣传效果良好。
（五）阵前实施攻心战术
农民军遇敌，特别是遇到有较多乡亲的官军，往往并不接仗，而是实施攻心战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崇祯九年（1636年）夏，李自成进军陕北，延绥总兵俞羽中霄部全军覆没，“从乱者益众”。《流寇志》卷三在记述此事后说：
陕兵边兵，皆某里党，战亦不尽力。川兵贪利财物，贼遗所掠金帛子女于途，即开营纵其逸去。贼每遇秦师，多眼语曰：“和仗乎？真仗乎？”官兵畏贼，且不乐战，谩应之曰：“‘和仗。”即遗赂。又请遗以功，则分所卤（掳）胁良民遗之禽（擒），是以斩馘日报，而贼起如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