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金对峙交战的长时期中，马政在社会政治军事生活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据《续资治通鉴》卷125所记，绍兴十二年（1142）时，仅川口地区的陇南及今汉中地区驻军10万人，“马之籍万五千，计兴州境内为七千而弱，关外四州（阶、成、西和、凤）为二千而赢”。所以坚持陇南抗金的名将吴磷曾慨叹：马者，兵之用也。吾宁罢去，不忍一旦误国军马。把军马看作第一要务。为此，南宋朝廷专设经营管理马匹购买、养牧、分配的管理机构提举茶马司，主管官员为品级很高的朝廷大员。《宋史·兵志》记载，北宋时，市马分为二：一曰战马，生于西陲，来自宕昌、峰贴峡、文州；二日羁縻马，产西南，短小不及格。地处宋、金与甘青川草原交界的宕昌，自然成为南宋以牧区不可一日或缺的生活必须品茶叶交易草原牧区蕃族部落战马的最大市场。宕昌马市的盛衰与马匹交易的数量与质量，对南宋军队的战斗力和战争胜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早在北宋王韶收复被吐蕃长期占领的熙、河、岷、宕地区后，宕昌就是宋与甘青草原蕃族势力间进行茶马交易的重要场所。前述清代两部《岷州志》所记张舜民在宕昌钦化禅院设提点秦凤刑狱衙门，兼管茶马交易，其办事处所的具体情况是：“以法堂为厅，香积厨为厩，廊庑、厨舍、云堂、二门为茶资库，僧房、山场园为士卒燕息之所。”整个办事处俨然是一个茶马交易所。金灭北宋占领陕西陇右地区后，宋人茶马交易久废，卖马渠道不能畅通。南宋初期的绍兴三年（1133），“荣州防御使、知秦州、节制阶、文军马吴磷，始以茶彩招致小蕃三十八族以马来市，西马复通”。这就是今存成县城关北郊立于嘉泰三年（1203）的《世功保蜀忠德之碑》所说“信武顺王（吴磷）时，以金缯诱致迭、宕诸羌，使之耕牧并寨之田。自是，益置互市于宕昌，故多得奇骏。辛巳之战（1161年），西路骑兵甲天下。”宕昌马市的重开，对宋、金陇南大会战宋军取胜发挥了重大作用。但30多年后，张松主管茶马，奏请禁止军队进行茶马交易，并放松边境卖茶禁令，使四川灌县茶叶大量流入草原蕃族地区，而由茶马司专管买马，统一分拨各军，并致使茶马司买马“所得皆下驷，数且不充”，严重影响军队战马数量和质量，成为当时军事和财政的突出问题，引起军队将领和朝臣普遍关注。首先是吏部郎阎苍舒上疏言：“马政之弊，不可悉数。今欲大去其弊，独有贵茶。盖敌人（指依附金朝的甘青川蕃族）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祖宗时，一驮茶易一上驷。陕西诸州，岁市马二万匹，故于名（即茗）山岁运二万驮。今陕西未归版图，西和一郡，岁市马三千匹尔，而并用陕西诸郡二万驮之茶，其价已十倍，又不足而以银绢绸及纸币附益之。茶既多，则人遂贱茶而贵银绢绸，而茶司之权遂行于他司。今宕昌四尺四寸下驷一匹，其价率用十驮茶；若其上驷，则非银绢不可得。祖宗时，禁边地卖茶极严，自张松大弛永康（今四川灌县）茶之禁，因此诸番尽食永康之茶，而宕昌之茶贱如泥土。且茶愈贱，则得马愈少，而并令洮、岷、迭、宕诸番，逐利深入吾腹心内郡，此路一开，其忧无穷。今后欲必支精好茶而渐损其数，又严人番茶之禁，则马政渐举，而边境亦渐安矣。”朝廷于是令朱俭严行禁止其他边境卖茶入番境，保护宕昌茶马正常交易。接着是驻防陇南的名将吴挺向朝廷奏陈利害，以为军中市马行之30余年，有骑兵精强之声，而无岁额侵损之害，不宜更变。要求恢复陇南驻军在宕昌每年买马500匹以补充战马不足，宋孝宗“特许市七百匹”。军队和朝廷同时进行茶马交易，宕昌马市再度繁荣，又因对灌县等地茶马交易的禁绝，宕昌成为宋国家所开最重要的茶马交易场，于是“宕昌马政，有骆有驷”，为全国军政界所高度关注。《宋史·食货志》载：南宋时卢甘（今四川雅安、松潘）蕃马岁一至焉，洮州蕃马或一月或两月一至焉，迭州蕃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马也。其他诸蕃马多驽，大率皆以互市为利，宋朝为示怀远之恩，亦以是羁縻之。绍兴二十四年（1154），复黎州（今四川汉源县）及雅州碉门、灵西寨易马场，乾道（1165-1173年）初，川、秦八场马额九千余匹，淳熙（1174-1189年）以来，为额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后所市未尝及焉。全国八场包括黎、雅两处为不能作战马的“羁縻马”，不过9000匹到12000匹。宕昌马市所买马匹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所买战马由宕昌经良恭驿、牛脊（今礼县沙金乡牛尾关村）驿到大潭县城，再由大潭经龙林过西汉水到西和州城，由西和经成州、河池（今徽县）越铁山至兴州（今略阳）入兴元（今汉中），转拨内地。
宕昌马市再度繁荣，宋军队与朝廷买马数量大增，远远超过前阎苍舒所说“西和一郡岁市马三千匹”（当时的西和州所买马实际上就是宕昌马市所买马匹），其中不乏因路途遥远疲惫困乏和掉膘瘦弱之马，难以即刻调拨军用或解往江南各地。所以，淳熙十二年（1185）十二月，“茶马司言宕昌马场岁额所管，皆是远蕃入中，其中多蹄黄怯瘦之类。若行排拨，必致损弊。令于西和置丰草监，并宕昌良马监，务应歇养”。于是设置两处牧场专门育养所买不能即行调拨的马匹。宕昌良马监马场就在今车拉乡境内。车拉为藏语，意指无圈棚的牧场或草场，这一地名为当时马场的遗留名称。
宕昌马市的繁荣，同时也给当时宕昌所在的仅有1400户人口的大潭县和8400户人口的西和州带来沉重的压力。《大潭长道二八分科后碑》载：“自朝廷立市西戎之马于宕昌，马政刍秣之重首事于潭邑。吾乡之民，盼盼然没于马政，困于赋役，诉于州家及监司者凡数载。”后经邑民王林、张辛等百余人再次到州府申诉，州府遂按大潭、长道两县户口及田土厚薄情况，将全州赋额以长道八、大潭二的比例分割，受到大潭民众拥护，立碑纪念。
淳熙六年（1179），宕昌发生马疫，骡马大量死亡，对南宋造成严重损失，成为当时重大社会事件，被记入《宋史·五行志》。
开发发展的新阶段
宕昌地区在吐蕃占领的数百年，社会生活被吐蕃化，正是自西藏崛起东进的吐蕃与甘青川地区羌族、吐谷浑等原住民族在吐蕃统领下相融合而形成新型民族共同体即后来的藏族的过程，宕昌地区特别是包括宕昌城为中心的西北部地区，是实现这种融合的重点地区之一。北宋熙宁六年（1073）王韶将吐蕃长期占领的熙、河、岷、宕地区收复宋朝管理后，只是改变了行政隶属关系，宋朝虽然重新设置了州县地方行政机构进行管理，但社会的整体结构和基本状况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仍然是吐蕃部落组织社会。所以，大观三年（1104）二月，宋徽宗下诏说：“熙、河、洮、岷前后收复，岁月深久，得其地而未得其利，得其民而未得其用。地利不辟，兵籍不敷，岁仰朝廷供亿，非持久之道。可令详究本末，条画来上。”宕昌地区的这一状况，到了宋、金对立时期，逐步开始改变。
金攻灭北宋，占领宕昌北部及洮、岷、巩、秦地区，宕昌成为宋与金直接对峙的前线后，因多次战争及人口流散，使宕昌地区人口大大减少。在王韶收复岷、宕地区7年后即元丰三年（1080）编成的《元丰九域志》记载，宕昌所在的岷州所辖大潭、长道两县，共有户数37720户，至崇宁间（1102-1106年）《宋史·地理志》记载，岷州所属佑川、大潭、长道三县有户数40570户，67731人。到南宋庆元二年（1196），《大潭长道二八分科后碑》记载西和州（即原岷州）大潭、长道两县仅有8400户，而佑川县是人口稀少到赋额“不足录焉”。但是，与北宋时相比，社会各方面都有了不少重大变化。首先是宋朝地方军政部门对当地土着蕃民的直接管理。一是编定蕃兵。“蕃兵者，具籍塞下内属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也”。在王韶收复洮、岷、迭、宕地区后，即“自洮、河、武胜军以西，至兰州、马衔山、洮、岷、宕、迭等州，凡补蕃官、首领九百三十二人，首领给飧钱，蕃官给俸者四百七十二人，月计费钱四百八十余缗，得正兵三万，族帐数千”。所定蕃兵法规定：“选陕西蕃兵丁壮户，九丁以上取五，六取四，五取三，三取二，二取一，并年二十以上，涅手背，毋过五丁。每十人置十将一，五十人置副兵马使一，百人置军使一、副兵马使一，二百人置军使一、副兵马使三，四百人加军使一、副兵马使一，五百人又加指挥使一、副兵马使一，过五百人每百人加军使一、副兵马使一，即一族三十人以上亦置副兵马使一，不及二十人止置十将。月受奉，仍增给钱，指挥使一千五百至十将有差。”这些蕃官、蕃兵，是宋朝廷给予供给并直接指挥的正式兵种之一，“其大首领为都军主，百帐以上为军主，其次为副军主、都虞侯、指挥使、副兵马使，以功次补者为刺史、诸卫将军、诸司使副使、承制、崇班、供奉官至殿侍。其充本族巡检者，奉同正员，月添支钱十五千，米面兼马有差。刺史、诸卫将军请给，同蕃官例。首领补军职者，月奉钱自三千至三百，又岁给冬服绵袍凡七种，紫绫三种。十将而下皆给田土”。可见蕃官首领待遇是很高的。朝廷对洮、岷、宕、迭等地蕃兵的管理，则是如王安石所奏称：“今熙河番部既为我用，则当稍以汉法治之，使久而与汉兵如一。”“渐推文法，当即变其夷俗。二是召募蕃民参加民兵组织弓箭手。宋代设置乡兵即民兵为地方武装，与正规军禁军、厢军共同组成国家武装力量。弓箭手为乡兵骨干，陇南等西北边境地区的弓箭手更是防守边寨和参与作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其组织办法是“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在所团结训练，以为防守”。王韶奏准，曾在熙、河、洮、岷、迭、宕地区招汉弓箭手外，山坡地招蕃弓箭手，人给地一顷，蕃官两顷，大蕃官三顷。仍募汉弓箭手等为甲头，候招及人数，补节级人员，与蕃官同管勾。自来出军，多为汉兵盗杀蕃兵以为首功，今蕃兵各愿于左耳前刺“蕃兵”字。元丰五年（1082）四月，诏命蕃弓箭手阵亡，依汉弓箭手给赙。弓箭手出战，因伤及病赢不能自还者，并以年例赐其家。蕃族弓箭手享受汉族同等待遇。三是边境凡可农耕地区授予蕃弓箭手和蕃兵田土，使其耕种。熙宁七年（1074），王韶奏准：“讨平河州叛蕃，辟土甚广，已置弓箭手，又以其余地募蕃兵弓箭手，每寨三指挥或至五指挥，每指挥二百五十人，人给田百亩，以次蕃官二百亩，大蕃官三百亩，仍募汉弓箭手为队长，稍众则补将校，暨蕃官同主部族之事。”这一政策，在与河州同时收复的岷、宕地区，也得到贯彻执行。这些蕃族弓箭手和汉族弓箭手一样，“人耕出战，以固边圉”。四是岷、宕、洮、迭地区蕃族，常深入宋境内州县卖马。如《宋史·食货志》所载，元丰二年（1079），针对蕃人与牙侩私相交易，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官李宪曾命秦熙河岷及通远军五市易务，募牙侩引蕃货赴市易务中贾，私市者许纠告，赏倍所告之数。淳熙四年（1177）七月吏部郎阎苍舒奏称“洮、岷、迭、宕之土番，逐利深入吾腹心内郡，此路一开，其忧无穷”。五是应募养官马。大观元年（1107）至宣和二年（1120）的13年间，宋推行给地养马及给养母马分成马驹办法，洮、岷及沿边地区县、镇、砦、关、堡均实施，官给一顷良田提供一马；养母马者则每户三驹，其二驹归官，一驹留给养马者。在此法实施的第一年“岷州应募养马者至万余匹，于是自守贰以下，递偿有差”。
其次是汉族人口的大量入居发展。按《元丰九域志》记载，至元丰三年（1080）时，宕昌所在的岷州大潭、长道二县，已有无地客户7760户，而有地主户29960户，占总人口百分之二十多的无地户中，绝大部分当是新入居内地汉族居民。宋代边境民兵弓箭手的组织办法是：招募边境居民，人给田二顷，出甲士一人，及三顷者出战马一匹。设堡戍，列部伍，补指挥使以下，据兵有功劳者，亦补军都指挥使，置巡检以统之。宕昌地区应募参加弓箭手的，既有当地蕃民，更多的是内地流散而来的无地汉民。宋收复熙河洮岷宕迭地区后，即诏命这一地区“以公田募弓箭手，其旁塞民强勇愿自占田、出租赋、联保伍，或义勇愿应募，或民户愿受蕃部地者听”。接着，王韶奏言中称“河州金城川地招汉弓箭手外，其山坡地招蕃弓箭手”，充分说明这一地区的弓箭手是以汉族为主，蕃族乃少数。同时，在朝廷支配供给的蕃兵中，也是以“汉弓箭手为队长，稍众则补将校，暨蕃官同主部族之事”。
再次是当地驻军在无战事时大规模屯田。郑刚中、吴磷主持四川军务时，都在陇南阶、成、西和一带开展驻军营田，其中郑刚中于绍兴中在陇南屯田3000余顷，抵达秦州边界，岁收粮10万斛。“郑刚中拨军耕种，以岁收租米对减成都路对籴米一十二万石赡军。然兵民杂处村旷，为扰百端；又数百里外差民保甲教耕，有二三年不代者，民甚苦之。知兴元府晁公武欲以三年所收最高一年为额，等第均敷召佃，放兵及保甲以护边。从之”。军队屯耕获得收获为军粮供给提供了有力保证，但也对当地民众造成不利影响，所以，乾道四年（1168）九月，“罢关外（阶、成、西和、凤）四州营田官兵，募民耕佃”。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后裔，世居宕昌的名将马堃家族就是宋代汉族定居宕昌的主要代表，也是史籍记载最早定居宕昌的汉族，这一家族至今是宕昌大姓之一，集中分布在将台、车拉、贾河、簸箕及宕昌镇一带。
宋朝廷系统严密的行政及军事管理，内地汉族人口的不断入居，大量军士驻守及屯耕，当时全国最重要、规模最大的边境贸易茶马交易市场的长期繁荣，宕昌寨、荔川寨、临江寨3个寨堡和花石关的修缮戍守，宕昌经良恭镇、牛尾关驿到大潭县、西和州道路信息通畅和往来差役支应，邓桥至两河口栈道的重修维护，原荔川、闾井监及后来车拉良马监马场的军马牧养，花石关大理石的开采等等，使宕昌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在宋收复后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由原宕昌羌族部落为基础经吐蕃300多年统治而吐蕃化了的封闭落后的部落社会，在宋王朝统治下社会组织实现了向州、县、寨、堡地方行政机构管理的封建社会转变，不仅使以养马为中心的牧业有了新发展，农业也以大规模屯耕为中心而进入新阶段，特别是以茶马贸易为核心的商业贸易空前繁荣，推动了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全面发展，使整个宕昌地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一是儒学教育兴办和武举考试的实施，推动文、武人才的涌现。乾道五年（1169）实行武举进士法，令阶、成、西和、凤四州各贡武生三名，选取优秀者送四川按抚司参加正式武举考选。宋代重视学校教育，天下州县并置学，州置教授，县亦置小学，《宋史·选举志》载：熙河岷宕蕃族地区还设置蕃学，晓喻蕃官子弟入学。熙宁七年（1074），“岷州乞赐国子监书，许建州学”。蕃族和边境地区学生考试实行优惠，熙宁六年（1073），“诏熙河路举人不以户贯年限听取，应熙州以五人，河、洮、岷州各以三人为解额”。南宋岷州移治改为西和州后的淳熙五年（1178），又命西和、阶、成、凤四州凡参加进士考试者，贡士及十五举终场者赐本科出身的“特奏名人”例，特升一甲。仅绍定二年（1229）一年，宕昌所在的西和州就有周公英、赵钦、安世臣、周光绍、王越、安宗、吴坤等七人中同榜进士。正是在这种环境中，产生了以抗元名将马垄、马塈兄弟为代表的一些杰出人物。马氏世居宕昌，父叔兄弟皆一时名将，有文武之才。这是正史立传仅有的宕昌两位名将。二是佛教的传播发展。元丰七年（1084）八月，当地蕃族首领赵醇忠、包顺、包诚等大力资助，在岷州（今岷县城关）建成规模宏大的佛寺广仁禅院。张舜民绍圣间（1094-1098年）曾“假馆”为提刑按察司衙署的宕昌钦化禅院，也是有佛殿、法堂、廊庑、云堂、二门、香积厨、厨舍、僧房的大佛寺，其创建时间也不会迟于广仁禅院。《太平寰宇记》明确记载，良恭东南五里有“任头寺”，即今韩院牛头寺。可见，宋时宕昌地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已达到一定阶段，佛教思想文化在蕃汉各族人民生活中产生着重要影响。
宋、金时期是中央政权直接管辖下宕昌地区开发和社会发展的又一个高潮时期，对以后的社会进步发展在各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元代以后，推行的土司制度在宕昌大部分地区维持了很长的时期，当地蕃族即后来的藏族的汉化速度和宋代出现的开发发展速度有所减缓，但整个社会仍然在宋代已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前进，宋、金时期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成果融入到后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之中。今天能看到的宋、金时期的遗存，最完整的是宕昌城关羊马城山巅的羊马城即宋代的宕昌寨和理川栅子山的荔川寨。《岷州续志采访录》说羊马城古老相传，为木令征所筑，“其名杨满，不知何以”。传说木令征所筑，是说宋代修筑，是有道理的。羊马城在唐代史籍《通典》中记叙为外围有短护墙的城堡，与现存羊马城完全一致。宕昌羊马城应在宕昌国时即已为寨堡，北周攻灭宕昌国时“拔其七十六寨”，此应为其一，但其扩充完善当在宋代无疑，从金人几次进攻宕昌，宕昌为南宋边防重镇及元将按竺尔对羊马城久攻不克等史实看，现存羊马城寨堡只有在宋代大规模修建完善最为可能。明清后在地方战乱中，此城也在不断被利用。宕昌藏民用汉语读羊马城为“杨满城”，可见《岷州续志采访录》记述是慎重的。据《宕昌县志·墓葬》所载，今宕昌县境发现的古墓葬中，汉代和宋代最多，其中作了简介的9座墓葬中，宋代即有4座。
（载《陇右文博》200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