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三面被沙漠包围，西边的腾格里沙漠带给宁夏的是深藏在沙响后的岩画。来自民间和专家智慧结晶的治沙成果不仅催育出中国治沙学的诞生地，也成为世界治沙界学习的楷模，他们的经验被联合国的官员称为人类治沙的成功典范，被100多个国家学习、推广。毛乌素之治，体现了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关系，甚至说是一种力量使宁夏成为中国第一个实现人进沙退的省区。
宁夏通过治理沙漠，出现了两处世界垄断性资源，这就是沙坡头和沙湖这两本沙与水装订成册的精美“旅游书”，成为上天安排和人工努力合二为一后的文明之礼。
一 “铁路修筑禁区”：中国沙漠学的催生地
腾格里，蒙古语是“高大的天”，意为茫茫流沙如渺无边际的天空。位于甘肃、宁夏、内蒙古交界处的腾格里沙漠，总面积约4.27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第三大沙漠。黄河奔腾出黑山峡后，在宁夏境内的中卫沙坡头地区和腾格里沙漠相遇，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地理现象：在峡谷里积聚的水力，从南向北而去，不停地冲刷着10多米高的沙坡；而风沙下的腾格里沙漠，每年都有大量流沙进入黄河，却没有出现沙掩黄河的景象。黄河和黄沙在这里互相显示威力，但又保持着千年间的这种沙和河之间的互相对峙的情形。这里的几十年治沙经验，使沙漠在许多地方意味着灾害和恐惧的地貌，在这里却变成了一份文明之礼。
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有关铁路的信息和知识开始传入中国，当时中国的爱国有识之士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先后著书立说，介绍铁路知识。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于1859年所著的《资政新篇》中，强调了近代交通运输对巩固政权和建设国家的重要性，提出了发展交通运输的建议，但这一理想由于太平天国的失败而未能实现。
1876年，中国土地上出现了第一条铁路，这就是英国资本集团采取欺骗手段修建的吴淞铁路。这条铁路经营了一年多时间，就被清政府赎回拆除了。5年后，在清政府洋务派的主持下，于1881年开始修建唐山至胥各庄铁路，从而揭开了中国自主修建铁路的序幕。
1905年10月，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设计、施工并拥有完全产权的铁路——京张铁路由我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先驱、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主持修建。3年后的1908年，地处内陆的宁夏知府赵惟熙在《甘肃宁夏府赵太守惟熙上邮传部请建西北铁路条陈》中指出，西北铁路的修筑是“尤亟之亟”的事情，他从国防、移民实边及流通包括宁夏在内的西北物产的角度，积极主张修筑从张家口西经过包头然后到宁夏，再沿着北纬38度，穿过贺兰山，经过内蒙古阿拉善地区抵达甘肃武威，接着穿过嘉峪关、哈密、乌鲁木齐最后抵达伊犁，这条全长4000公里的铁路如果修成，就会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长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干线铁路之一。受经济、技术等条件限制，这个西北地区第一条铁路计划最终流产了。1910年，北京到包头的铁路完工后，陕甘总督长庚继续向中央政府提出赵惟熙的修建西北铁路的主张，提出修建东起呼和浩特，经过宁夏到兰州的铁路，这就是后来包兰铁路的雏形。
20世纪前期，没有铁路的西北，所有的运输只能靠骆驼、马匹或黄河段的局部水运。1949年后，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西北地区大批的战略资源被勘察，这些资源对新中国的建设起的作用也日益凸显，修建西北地区的铁路成了年轻的共和国的一项战略任务。国家准备修建从包头到兰州的铁路，和中国的任何一条铁路甚至世界上的任何一条铁路不同的是，这条铁路从内蒙古的临河开始，就要通过库布齐沙漠、乌兰布和沙漠、腾格里沙漠边缘，尤其是腾格里沙漠东南缘地区的地质条件被国外专家称为“铁路修筑的死亡之地”，其中的沙坡头地段，高大的流动沙丘不仅不适宜修建铁路，而且就是建成了也会面临被流沙随时埋没的危险。
1955年冬天的一个下午，设在沈阳的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里，朱济凡所长正在会议室召集小型会议，会上宣布了一个国家计委委托中国科学院、铁道部和林业部3单位的联合来文，要求该所承担包兰铁路宁夏境内迎水桥到孟家湾一段铁路两侧的流沙治理研究任务，在1958年通车前提出治理方案。会上决定，以防护林组当时在章古台研究治沙的人员为主，由李鸣冈教授负责进行组队。一场中国科学家和沙漠的较量在宁夏境内的腾格里沙漠展开了。
1956年春节刚过，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抽调的科研队伍，从东北向西北进发，铁道科学院铁道科学研究所翁元庆所长在兰州接到这批科学家后，立即决定进入当时属甘肃省的中卫县。当时的公路状况很差，汽车又常抛锚，从兰州到中卫20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3天。到中卫县城后，他们开始雇上骆驼，带着干粮和仪器，向腾格里沙漠进军了。包兰线由迎水桥到孟家湾的流沙长16公里，是沿线六段流沙中最严重的地段。沙坡头就位于流沙严重区的核心地段，整个流沙区植被总覆盖率不到1%，年平均降水量不到200毫米，湿沙层含水量只有3%左右。沙漠表面最高温度达74℃，沙害尘暴频繁发生，年风沙天数高达200天，最大风力11级。南边虽有黄河流过，但沙丘到黄河水面垂直高度达90米～300米。黄河岸边，是一个叫童家园子的村落，在沙漠的包围之中，20多家农户常年居住在这片风沙中。科学家们就选定沙坡头这段流动沙丘（现在的K707～K709）作为试验地。
如今80多岁的刘瑛卿隐居在青岛，她是刘慎谔教授的女儿，当年和父亲一起来到沙坡头治沙，她回忆当年的情景：1957年秋天，沙坡头作业站的科技人员和工人采用传统的“平铺式沙障”防风拒沙。这种平铺只能在平缓的沙坡上进行。但辛辛苦苦铺好的沙障，一夜之间就被沙子埋没了。更麻烦的是压草，刚刚压上去的湿沙，眨眼就干了，而且沙子大多会顺着孔隙钻到麦草底下。遇上大风，麦草便被刮得四处乱飞。如果沙障的四周封不严实，只要有一两处被风撕开了口子，整片沙障就会被流沙毁掉。工休的时候，一些“不安分”的年轻人用麦草在沙丘上扎着玩。有的扎“天”字，有的扎“地”字，有的扎自己单位的名字。几天的大风过后，不少平铺式沙障被风沙掩埋了，但奇怪的是，那几个横竖交叉的汉字却完好无损！大家大为惊讶，同时也受到了启示，便在沙丘上扎起了草墙格子。麦草薄了，挡不住风沙，他们就把麦草拧成麻花的样子一把一把地栽。麦草厚了，锹扎不下去，他们就开沟去栽。在起伏不平的沙坡上不容易把握方向，扎着扎着就偏到了一边。最棘手的是在背风处的落沙坡扎的时候，人和麦草会随着沙子一起往坡下溜。
他们反反复复摸索了好几天，渐渐有了门道，便在包罗了几座小沙丘的格子里边栽上了树，这样一来，远看上去好像一张大网罩在了沙漠上。紧接着，他们又在沙丘上扎了许多长方形、圆形、三角形、菱形的草墙。
这年秋天他们在搞平铺的同时，还扎设了各种规格的实验草墙500多亩，他们把这种扎草方式称为“麦草方格”。
1958年8月1日，横贯中国西北的交通大动脉——包兰铁路正式通车，从1908年宁夏知府赵惟熙给当时的邮传部奏请建西北铁路以来，整整50年的宁夏铁路之梦终于实现，这条贯穿宁夏的铁路，其中从宁夏西部的中卫县境内穿越腾格里沙漠的路段长达55公里。这一段沙层深厚，沙丘高大，风沙日年平均达84日，流动沙丘严重地威胁着包兰铁路的安全，流沙随时可使铁路交通中断。当时世界各地的治沙者仍在苦苦摸索固定大面积流动沙丘的技术手段。中国的“麦草方格”治沙方法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科学家和林业工人创造出越来越科学的办法：将麦草扎入沙中，组成一个个草方格沙障并连成巨网，然后在沙障内种上沙生植物。为解决栽什么植物的问题，科学家们自1956年～1986年，一直都在进行引种栽培试验，供试的植物不下百种，同时也研究了它们的各种特性。最后发现，乡土植物种在这里较为适应。1958年，由苏联中亚地区引进的两种沙拐枣，在沙坡头沙丘上栽植成活率很高，固沙作用表现好，寿命也长，而且由这里引种到内蒙古西部、甘肃河西、新疆等沙区也都表现良好，不亚于乡土植物种。就这样，沙坡头地区出现了国内外的植物一起成长的情形。
当时，科学家们分散住在老乡家里，睡土炕，点煤油灯。冬天屋子里冻冰，夏季蚊子、苍蝇叮咬，气候又十分酷热。刘瑛卿这样回忆道：一天两次顶风爬沙坡，调查时一不小心，记录本便会随风飘走，几个人不得不舍命似的在沙丘上下飞跑追赶。夏天骄阳似火，沙面温度高达70℃以上，穿着鞋袜在沙丘上行走也烫脚。如果只穿短袖衬衣，胳膊上先是起泡，后来就层层脱皮。头发即使是天天洗，脸盆底总有一层细沙。饭菜不能细嚼，只能狼吞，他们都患上了沙眼和见风流泪的毛病。那时火车未通，公路未修，粮食和菜类都由中卫用毛驴驮来，有时还得他们背回（因毛驴驮着东西下不了沙坡）。吃菜是个大问题，他们便平整小块流沙地，业余时间种菜。那时没电，也缺少仪器，为求得沙地含水量的数据就用锅炒沙子，后来曾用烘箱核对锅炒沙的数据，基本准确无误。
科学的方法和艰苦的努力，最终在沙漠中营造了防风固沙林带，巨网般的固定了滚滚黄沙，构成一个稳固的绿色防护体系，使包兰铁路上的列车在沙漠中畅通无阻。这个方法创立的植被固沙防护体系，后来被誉为国际治沙典范的模式，创造了世界治沙史上的奇迹，沙坡头因此被誉为世界上首例治沙工程，引起国际环保界的关注。
1977年8月，全球沙漠化会议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世界治沙专家共同商讨治理沙漠的全球战略。中国代表走上讲坛，向世界各国介绍了“麦草方格”固沙法。又经过数十年艰苦奋斗，沙坡头成功地建立起了绵延50多公里的绿色治沙工程，连接欧亚大陆桥，还使甘、青、新、藏诸省区的铁路、公路穿越腾格里沙漠东南前沿的高大流动沙岭，火车、汽车往来奔驰不绝。
50年间，包兰线的火车昼夜从这里通过，不再需用人工清沙，也从未在这里发生过流沙阻道事故。这是我国第一条通过大沙漠的铁路治沙样板，它开创了世界上第一个200毫米年降水量流沙治理的试验区。沙坡头治沙工程的意义已远远超过了保护铁路本身，它在人类与沙漠的斗争中发挥了良好的科技示范作用，在治沙、环保、农业、水利、交通等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治沙经验不仅在我国三北地区的治沙实践中得到推广，而且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沙漠治理中得到借鉴和应用。1982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把扎麦草方格的技术介绍给了世界。沙坡头以其堪称灿烂的绿色文明，屹立在当今世界治沙、生态和环保三大科学高地上。沙坡头卓越的治沙成果解决了困扰人类的沙漠治理难题，于1994年被联合国授予“全球环保500佳”称号，同年被国务院列为“中国第一个沙漠自然生态保护区”。联合国原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主任伊丽莎白·多德斯维尔曾致电：“作为人类环境的卫士，中卫沙坡头固沙林场在从事环境保护的艰苦斗争中，虽然总是默默奉献，不图回报，但你们的功绩举世公认。”
二 毛乌素的“黄祸”：一个消失村庄的记忆
毛乌素，蒙古语意是“不好的水”。对生活在毛乌素沙地周围的人来说，毛乌素意味着损毁家园的灾难，宁夏盐池县的黎明村就是一个被毛乌素的风沙吞噬了的村庄。
黎明村，曾经静静地卧在毛乌素沙地南缘的宁夏盐池县境内，茂盛的水草供养了很多的牛羊，适宜耕种的农业条件也养活了生活在这里的一代代人。20世纪80年代曾担任过这个村生产队队长的任世明老人，很清楚村庄的历史：清朝同治年间，西北地区爆发的回民反抗清朝的暴乱中，一些汉族人为了逃避回民的追杀，纷纷逃离回民相对集中的地区。一个叫夏午的汉族人，带领3户人家来到这里，逐渐在这个当时水草丰茂、农牧适宜的地方住了下来，村子因此叫做“夏午”。1943年，任世明的父辈也从距离夏午有20多公里的大水坑搬迁到这里，慢慢地这里发展成了100多口人的村庄。1964年，管辖夏午村的公社书记来到这里，听到这个村庄的名字，认为和“下午”同音，给人一种没有朝气的感觉，下令改村名，于是，这个村庄有了个新名字——黎明村。然而，这个似乎充满勃勃生机和美好前景寓意的村名，并没有带来任何好运气，很快，村民就被迫逃离这里。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铺在村庄四周的绿草不见了，漫漫黄沙正无情地吞噬着这个村庄，黄沙不仅填塞了村中的小路，而且填满了土井旁饮羊的水槽，封堵了农舍的院墙和大门。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持续了20年的风沙之灾使一些村民在无望中选择了离开这里。外人很难体会这种在风沙逼迫下，背井离乡的痛楚。农民王新富的语气中流露着无奈与失落：“老几辈种的地、住的房，全让挡不住的沙子给占了。搬迁的那天，村里一些老人坐在地上哭着不走。更多的人，选择了默默离开。”“生存还是死亡，是一个问题。”这句莎士比亚的经典台词，在村落与沙漠的交界处显示了它特有的现实性与残酷性。王占富是一位已经搬离黎明村的农民，他这样告诉我：“我出生在黎明村，小时候，草场到了夏天是绿绿的，羊儿一出门就是草，我家最多时有200多只羊。现在只有60只了，加上国家实行禁牧，只能圈养，羊就是出去了也找不到草吃。”过度的放牧，超过了草场的承载能力。风沙最厉害时，村民们整天活在风沙的肆虐中。早上起来，风沙甚至会把屋门都封死。村民们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是合力推开屋门，然后清扫堆积在院子里的沙土。61岁的袁淑霞老人说，那时，谁家要是有娶媳妇葬老人等红白事，从厨房端饭菜到住房，需要用头巾等东西罩在饭菜上面才能端出来，否则，沙子就会落在饭菜上面。
1998年夏天时，整个黎明村搬迁得只剩下两户人家了，已经没了村庄的模样，到处是残垣断壁，风沙已经埋了搬走的人家空落的院子和房屋残墙，只有几棵枝条并不茂盛的老树，提醒走进这里的人：这里曾经住过人家。2008年3月27日，当我再次走进这里时，整个村庄彻底没有人了，风沙的掩埋使前几年的残垣断壁也看不见了，只有那几棵树和一棵树下面堆放的磨盘，说明这里曾经是个村庄。他们把这里叫“老窝子”，那些搬走的人，其实就在原来村子不远处的四处高地上新盖了房子，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消失了。他们没事了常常来到黎明村的废址上怀念着那些丰美的水草，风沙逼着他们离开的阴影根植在了村民的心中，而且他们依然活在风沙中，按村民的说法是，几辈人没走出沙窝窝，后辈人没准还在沙窝窝里打转转。
20世纪90年代，黎明村属于盐池县的马儿庄乡，这个乡是盐池沙化最严重的地区，像黎明村这样被风沙逼得无法生活而导致搬迁的村庄，占整个乡的五分之一。而这些地方并没有大的沙源，附近也没有连片的流动沙丘，却出现了沙进人退、沙埋村庄的局面，为什么呢？除了过度放牧外，导致黎明村这样的村庄消失的另一个“杀手”是挖甘草。
宁夏盛产甘草，盐池是宁夏甘草的核心产区，有“中国甘草之乡”的美誉。任世明老人清楚地记得黎明村的甘草之祸起始时间。村子里的人最初根本没认识到甘草的经济价值和长期挖下去的恶果。任凭越来越多的宁夏境内的其他地方的人挖着铺在地上的那些绿色植物，不知道这些绿色植物一旦消失，给村庄带来灭顶之灾的沙尘就开始了。这些挖甘草的农民当然不知道，挖一根甘草就会破坏方圆4平方米～5平方米的植被。滥挖甘草造成的草原沙化，10年内都难以自然恢复，即使人工种植恢复，最快也需要3年才能见效。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甘草的国内药用和外贸出口的增加，不少个体经营者做起了甘草生意，使许多当地农民在利益驱动下也加入到滥挖乱采的行列，挖甘草者每到一处便挖掘毁坏一片草原。
1950年，宁夏的甘草面积达1408万亩，地下根储量有5亿公斤；到20世纪90年代，全自治区甘草面积锐减至400万亩，地下根储量仅有1亿公斤。随着滥挖甘草者的锨落沙起，美丽的草原变得满目疮痍。持续10年左右的挖甘草局面带来的灾祸，导致整个盐池甚至毛乌素沙地南部地区的荒漠化严重。2001年前，马儿庄乡有65万亩草原，到2001年夏天，其中50万亩被挖甘草者彻底翻挖过，有5万亩已经达到了寸草不生的地步，别说一二等的甘草，有的地方还没来得及长好的甘草苗就已经被“断子绝孙”了。
甘草是宁夏五宝中的“黄宝”，而盐池是宁夏产量最大、品质最好的甘草的产地因为一度的滥挖乱采，不仅损毁了甘草的持续性生长，还给草场带来了灭顶之灾，成了沙进人退的“杀手”，导致了“中国甘草之乡”缺少甘草的尴尬局面。
三 30年，一个宁夏女人和8万亩黄沙的较量
柳杨堡，从字眼上看，这里给人的感觉是一片柳树成荫、杨树钻天的印象，其实，这是宁夏东北部盐池县的一个乡的名称，北边和内蒙古的鄂托克前旗相连，是宁夏受毛乌素沙漠风沙肆虐最厉害的地方。冒寨子是柳杨堡乡的一个村庄，由于过度放牧、开垦以及挖掘甘草等因素，这里遭遇了和黎明村一样的命运。生活在这里的人，从20世纪80年代也开始了搬迁。白春兰一家就是其中一户。
1969年，年仅18岁的白春兰嫁到了盐池县柳杨堡乡冒寨子村。由于风沙灾害严重，冒寨子村水源奇缺，有时人畜的用水都成了问题，庄稼生长更是靠天降雨，风沙、干旱经常使庄稼颗粒无收，吃饭都要靠国家救济，玉米、红薯是村民们的主食。白春兰和丈夫一起过了11年这样的生活。1980年，当地政府鼓励村里人到8公里外的“一棵树”治沙。因为那里的水层浅，挖沙两米就能出水。而在冒寨子村挖很深才出水，村民们就指望那点水供日常饮用。于是，白春兰和丈夫冒贤合计说：“到‘一棵树’去吧，那里或许有奔头！”于是，夫妻俩赶着毛驴车，和另外10户人家一起来到了“一棵树”。在取名《一棵树》的电影里，对他们的这种抉择以及其后的生活有着真实的记录和反映。
到了“一棵树”才发现，这里其实是连一棵树都难以生长的地方：每年的沙尘暴天气多达40天，风速超过每秒5米的起沙、扬沙大风每年最多达323次。夏天最高气温可达50℃。唯一的一棵老榆树尽管枯枝横生但顽强地将根系深入沙地下面，将头颅伸向蓝天，这让生性坚强的白春兰看到了希望：既然这里曾经长过一棵树，就能长出千万棵树！于是，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每天天不亮，白春兰和丈夫就从8公里外的冒寨子村赶来平沙整地，植树种草。饿了，啃几口干粮；渴了，喝几捧凉水。空旷的沙漠里没有树更没有草，春天的沙尘吹来，会把刚刚栽下的树苗连根拔掉，夫妻俩忍着沙砾打脸的疼痛，一棵棵捡回来再重新栽上。树苗被流沙埋住了，他们就跪在地上，用手扒出来。夏天到了，更大的考验是沙漠中的暴晒。中午时分，热得实在受不了时，就在锹把上撑起一件衣服歇歇凉。
这样的日子过了3年，他们和其他乡亲们在起伏连绵的沙丘上平整出的土地总算能种小麦了，他们看着自己的希望被种进了改良后的沙地里，内心的希望也就一天天地扎根了。1983年夏天，眼看着那些在黄色的沙漠中难得的一抹绿色中麦子吐穗了，丰收的喜悦挂在了他们的脸上。突然，一场沙尘暴过后，夫妇俩历经辛苦平整出来的3亩小麦颗粒无收。和他们一起来的乡亲们看着各自麦田里的麦苗被连根拔起，一起来的10户人家相继回了村。白春兰哭过、伤心过、思量过，在丈夫一次次地安慰过后，站在自己好不容易平整出来的田地旁，白春兰坚定地对丈夫说：“我认定了和你一起干，别人走，咱们不走！我要在这儿干20年，非让这沙坨子长出白面馒头、长出树林不可！”
又是一年治沙，又是一年耕耘，一片片流沙被制服，一道道绿色在延伸。1984年秋，荒凉了不知多少年的“一棵树”，终于在一片绿色麦苗过后，有了金灿灿的麦子，他们丰收了4麻袋小麦，更是丰收了他们在沙漠里的信心。白春兰和丈夫把那些小麦驮回冒寨子村，逢人便说：“我们能吃到白面了！”他们炫耀的是一种执著后的丰收，也希望让乡亲们看到，沙尘能刮走庄稼苗，刮不走真正想治理它的人的信心；沙漠能掩埋庄稼，掩埋不了改造沙漠者的执著。乡亲们看到了希望，重新跟着他们，将汗水和信心洒在“一棵树”。他们的执著开始改变改良后的沙漠的宽度，也拓展着他们的人生长度。在继续栽植乔木的同时，他们还选择了适应沙地生长、防沙固沙的沙柳、沙蒿等灌木，这些都起到了很好的防风固沙的作用，荒芜多年的“一棵树”终于又出现了点点绿色。
经过10年的艰辛创业，“一棵树”终于出现了千棵树，沙漠中终于出现了一片绿洲。为了让这片绿洲更加有生机，也为了自己的投入能够有良性的回报，1989年，他们从市场上买回了第一批仔猪、羊羔和一台饲料加工机；1992年，又推沙开挖鱼塘4亩，投放鱼苗数千尾，成为盐池县第一家沙漠养鱼户；1993年，投资1万元，建起中国沙漠中的首座农家养猪温棚等，这些不仅为自己找到了一把又一把开启致富大门的“金钥匙”，也给中国的治理沙漠探寻到了一条良性回报的路子。
治理沙漠是需要代价的，这种代价有时不仅是付出青春、金钱，有时还需要付出生命。1992年，与她朝夕相处的丈夫因劳累过度患上了肝硬化。16年里，从冒寨子到“一棵树”，他来回走过的路加起来相当于当年红军长征的两倍，他们用坏了11辆架子车、磨秃了20多把铁锹。9月，丈夫病情加重，要到银川做手术，麦子铺在场上要打碾，小儿子考上南京一所大学要启程。从小看着父母治理沙漠的儿子清楚母亲的难处，独自去南方求学，把坚强的背影和不能侍奉父亲的遗憾留给了母亲。白春兰便开始了每天既要侍奉卧床的丈夫，又要种田、植树、喂猪、养羊、饲鱼的日子。劳累一生的丈夫在风沙前没有倒下，但却倒在了病魔前。1997年冬天，丈夫临终前告知和自己一起抗击风沙的妻子：“守住摊子就行了，别太苦了。”年仅47岁的丈夫永远地离她而去了，他没想到，妻子这次并没有听他的话，而是开始了在沙漠中铺更大的治理沙漠的摊子。
共同抗击风沙、治理沙漠的丈夫走了，出殡那天，不仅盐池县柳杨堡的村民自发来到现场，就连相邻的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的三四百牧民也赶来了，50多岁的鄂托克前旗二道川蒙古族牧民李玉安悲痛地说：“冒劳模，你把起风口的沙边子治理好了，我们那里的风沙小了，我们全嘎查（村）的大人娃娃都感谢你啊！”
不久白春兰孤独但坚定的背影，又开始出现在了治理风沙的前沿：栽树、固沙、围园、育草、养羊。
在白春兰的精神感召下，先后有88户农民迁到了“一棵树”，和她一起开始治理沙漠，造绿固沙，开发沙产业。到这本书修订再版的今天，距离白春兰这位“沙漠女儿”最初选择治沙已经过去30多年了。他们累计治理沙漠8万多亩，种树6万多棵，封沙育林1000多亩，围栏草原100多亩。昔日满目荒凉的毛乌素沙漠里涌现大片绿洲，来自美国、德国、英国、巴西、以色列、伊朗、刚果、日本等20多个国家的专家闻讯赶来学习、参观，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员实地考察后称赞白春兰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典范”。
1996年3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白春兰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受到了胡锦涛、吴邦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后来，全国“三八”绿色标兵、全国环保百佳先进个人、全国劳动模范、“十大绿化女状元”“十大治沙防沙标兵”、中国“十大女杰”提名奖等荣誉纷纷走进这个“沙漠女儿”的生命中。
2000年5月5日，在宁夏考察工作的胡锦涛专程来到“一棵树”，这样嘱托白春兰：“你既是勤劳致富的模范，又是治理沙漠的功臣。希望你今后更好地带领周围群众，走联合治沙的路子，使更多的沙漠变绿洲。”胡锦涛主席问她有什么困难，这个和沙漠斗了20多年的农村妇女没讲过一句困难话。当胡锦涛主席问她有什么打算时，她坚定地说：“我再干10年！”她一直在沙漠边，和沙漠抗争着，完成着对主席的承诺。
四 沙漠之治，中国的样板
沙漠有史前形成和史后形成两种类型，史前形成的如我国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史后形成的如毛乌素沙漠，地理学称之为“荒漠化”。前者是不可治理的，后者往往人居量大、资源丰富，是人类治理的重点。联合国对“荒漠化”的定义是，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等因素使干旱、半干旱和具有干旱灾害的半湿润地区的土地发生了退化。1994年12月，联合国将每年的6月17日定为“世界防治沙漠化和干旱日”，并于1995年开始实施。这个世界日意味着为防治土地荒漠化，全世界正迈出共同的步伐。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于1996年12月26日生效。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平均每年扩大2100平方公里，每天就有5.6平方公里的土地荒漠化。来自国家林业局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每年因沙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00亿元，直接受其危害影响的人口5000多万人。甚至有专家指出，21世纪，只有沙漠能从生态上摧毁中国。2002年1月，中国开始实施《防沙治沙法》，力图在2010年初步遏制全国荒漠化扩展趋势。
宁夏是中国荒漠化的重灾区，荒漠化土地占全区总面积的57.2%。有13个县、40个乡镇、600多个村庄、13.2万公顷农田、121万公顷草场直接遭受沙化危害。在史后形成的毛乌素沙地这样的荒漠化地带，就有和白春兰一样的许多宁夏人，创造了沙漠治理中的奇迹。
在毛乌素沙地边缘，有一位治沙英雄，用持续20年治理沙漠的决心和毅力，和他的同事在沙漠中筑起了一道420平方公里的绿色屏障，他就是被誉为治沙英雄的灵武白芨滩林场场长、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王有德。
白芨滩林场地处宁夏灵武市中部，属防风固沙、改善生态环境的公益型林场。和白春兰等沙漠边长大的人一样，风沙中度过童年和青年时光的王有德也有个朴素而实际的愿望：要想在沙漠边生存，别指望沙漠自己会变成绿洲，只有植树造林才是人在沙漠边立足的唯一办法。20年间，王有德和他的职工共完成治沙造林8万亩，他和同事们在毛乌素沙漠边，筑起了一道绿色长城，被评为中国治沙英雄。如今，白芨滩林场已被国内外治沙专家誉为世界综合治理沙漠的典范。
从沙坡头到毛乌素，从白春兰到王有德，宁夏的治理沙漠目标是东西两个大沙漠“一个都不能少”，为治理荒漠化提供一个民族自治区的公共道德和生态责任以及最大的智慧和能量。由于这些沙漠深处的中国科学家、地理学家、农民、场长等人的努力，使以宁夏为代表的中国沙漠治理已经赢得世界的称誉。沙漠治理，宁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成为中国第一个实现沙漠化面积减少的省区。截至2007年年底，宁夏已累计治理沙化土地46.7万公顷，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沙漠治理速度大于沙化速度，也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小省区的大环保标尺：如今，宁夏的草格固定法、生物工程综合治沙等技术已出口到了中东地区，为全球荒漠化治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年间，宁夏草原植被覆盖度增加了50%，荒漠草原植被覆盖度增加了30%，排在了全国前列。
在中国的防沙治沙历史上，宁夏为中国上交了一份满意的答案：30年治理沙漠40万公顷，七分之一的荒漠化土地被有效治理。沙地中滋长出的片片绿洲，不仅阻遏了漫漫黄沙对人类的侵袭，还开始出现了人进沙退的逆转，在中国第一次实现了治理速度大于沙地扩展速度的历史性转变。
五 沙与水装订成的两本精美画册
当沙漠在别的地方成为灾害时，宁夏人利用科学家的治沙成果，把沙漠变成了世界性的旅游资源，不仅将沙坡头和沙湖变成了两个国家首批5A级景区，而且成了世界垄断性的旅游资源。
1978年9月，沙坡头迎来了由埃及、印度、利比里亚、尼日利亚等十几个国家的专家、学者组成的首期国际沙漠化治理讲习班。这是宁夏向世界打开的第一扇窗口。此后，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世界上许多国家元首、政界政要、外交使节、专家学者、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旅行家和观光旅游的中外游人纷至沓来，使中卫成了宁夏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县城。
1986年3月，在“香港特殊旅游展销会”上，中卫县人民政府代表宁夏，首次向境外推出了具有沙漠生态特色的特殊旅游项目。这是中国境内第一个将沙漠与黄河交织地带的自然地貌与人文资源作为旅游资源向海内外推介的地方，这个推介很快引起海内外旅游界的关注。同年6月，《中国旅游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沙坡头旅游区正式开放的消息。沙坡头旅游区的创建，拉开了宁夏现代旅游事业的序幕。
古老的黄河冲出黑山峡，在这里绕了一个环形大弯，掉头向东进入宁夏平原。2000多年前的汉武帝元鼎元年，为屯兵戍边，在这里成功筑堤引水，在沙坡头东侧开挖美利渠，创造了黄河引水的辉煌历史。从沙坡头到北长滩的黄河两岸，始建于清代的10多架古老水车遗址、遗迹，构成了一幅浓郁的塞上风情画卷，除了沙漠中的绿色防风带外，和沙漠紧紧相连的这些画卷也是构成一个风景区的主要要素。
沙坡头在古代具有非常明确的军事文化意义，沙坡古渡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黄河内陆航运西段的起始码头，也是1227年成吉思汗征战西夏时曾经发生过战斗的黄河九渡。同时，它的文化意义经过上千年的人文积淀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凸现。那时，旅游活动不仅仅是人们追求时髦的一种表现，而是内化成了一些文化人的文化品格，从而推动了明朝晚期旅游活动在这里的兴盛。在一种实用主义旅游观的驱使下，旅游在审美与愉悦的同时，融入了实地游览考察的内容，世俗性、民俗性的文化考察内容不断增多，包括庙会、节庆和宗教进香等活动。明代中卫沙坡头文化景观的形成，就是在这个大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嘉靖宁夏新志》里已有“沙关钟鸣”的记载，说“沙关朝暮有声如钟，天雨时益盛”。作为一处驻军的烽堠，“关”也是一种军事意义上的表述。有趣的是，古人将“沙关钟鸣”这一自然景观归在“祥异”一类，说明古人已经从神秘文化的角度被“沙关钟鸣”的奇特景观所吸引，成了这里沙漠文化的由来，而这种沙漠文化和军事文化，是沙坡头成为旅游区的两个奇特招牌。
在沙坡头方圆20公里的地域，集中了腾格里沙漠、黄河黑山峡峡谷、香山山脉和贺兰山南端余脉、卫宁平原绿洲等不同地貌，谱写了一曲融大自然瑰丽和人文文化灿烂于一个地区的交响曲。加上融入了明、清以来的文化积淀，底蕴深厚的人文景观，享誉世界的治沙成果，形成了不可复制的世界级品位的绝世奇观，这些成为了旅游意义上的沙坡头沙漠文化。20世纪90年代，沙坡头向外界打出了“世界垄断性的旅游资源”，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沙漠旅游资源亮相了。
和别的旅游景区在发展中不同程度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不同的是，沙坡头旅游景区一直是在环保发展中逐渐壮大的，而且将环保成果也变成了旅游项目。1984年9月，国家环保局在宁夏中卫建立“沙坡头自然保护区”。新中国成立初期，沙坡头地区性的动植物资源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而今，保护区内的植物种类达890多种，野生脊椎动物146种，无脊椎动物400多种。这些在荒漠中重新出现的千姿百态的活的“储存物”和“绿色基因”，成为世界生命科学研究的“活标本”，成为人类同沙漠进行斗争的、宝贵的科研和经济开发资源。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建设和20年的旅游开发，沙坡头在创新中吸纳了中国西部以及世界沙漠旅游地区的各类沙地旅游项目和产品，形成了中国沙漠旅游门类最齐全的景区，并成为中国沙漠体育运动基地和中国沙漠科研研究基地。此外，环绕沙坡头周边30公里的通湖、水梢子等景区开发已形成相当的规模，作为延伸和补充，这些景区与沙坡头旅游区共同构成了“世界沙漠旅游胜地”框架，形成了未来“世界沙漠旅游胜地”对客源市场的规模吸引力。
宁夏人在变沙漠为旅游景点方面，在全国有着极强的示范意义，他们在腾格里沙漠边创建了国际品牌的沙坡头旅游景区，而在贺兰山东麓的一片荒凉的沙滩上，同样被他们打造出了一个蜚声国内外的国家5A级景区：沙湖。
在贺兰山东麓宁夏平罗县境内，有一片被沙漠包围的盐碱滩，包围这片盐碱滩的是贺兰山前洪积扇地形形成过程中的沉积物沙、沙砾和少量土相融，在洪积扇下缘出现的沙丘。1952年，这里成立了国营前进农场，种植水稻使这里形成了500亩的水面。1960年，随着建设祖国大西北的高潮掀起，一大批来自宁夏之外的人来到这里，他们的单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有个军事化的名称：宁夏农垦西大滩建设兵团，是一个以师、团、连队为基本构架的半军事组织。在粮食短缺的年代，每天的劳动消耗着这些建设者的体力，不少身体虚弱者和年龄大的慢慢地倒下了，身体强壮者也被劳动和饥饿破坏着身体。后来，他们发现，那片水面下竟然有鱼，这些鱼成了饥荒年代里人们的美味。为了饲养更多的鱼，这些军垦人将银川市中山公园、永宁县鹤泉湖等地的芦苇根挖上，运到这里，哪里高就栽在哪里，原来为的是给鱼做饲料，没想到无心栽芦芦成景。有的芦苇根随着湖水漂移，几年后就形成了湖面上一簇簇的芦苇。到了夏天，这里就成了一个美丽的世外桃源，一丛丛、一簇簇嫩绿的芦苇在轻风吹拂下，成了一块起伏跌宕的绿色毯子，掠过这块大绿毯的是大雁、水鸟，构成了沙、水、苇、鸟立体的风景图。
1989年8月22日，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的白立忱来这里视察，发现这里的湖光沙色后，当场对时任宁夏农垦局局长的柳登旺提出：“这么好的地方，咱们能不能办旅游？”很快，一个以“沙湖”为名字的旅游景区建设在这里开始了。短短5年的发展，这里独特的利用沙和湖的资源发展起来的旅游景点，逐渐揭开了她亮丽的面纱。
为沙湖湿地和沙地文化注入时代意蕴和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时间是1991年9月19日下午4：30分，江泽民总书记来到这里感叹地说：“真是好地方，不来是要后悔的！”视察结束后，江泽民当场题写了“沙湖”两个字，揭开了宁夏利用沙漠文化发展旅游经济的又一新纪元。
如今的沙湖，夏秋季节芦苇茂盛，水波潋滟，粼粼闪烁。丛丛芦苇与湖水相拥，沙丘与湖水相环；湖水映衬着束束芦苇，映衬着起伏的沙丘……湖水、绿色、沙丘相融，将南方的水色与北方的沙丘有机地衔接在一起，集中体现了江南的清秀与塞外的雄浑，成为又一种不可复制的垄断性旅游资源。
1994年，沙湖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全国35个王牌景点之一。2007年，沙湖被评为国家首批5A级景区。中国境内的两个5A级依水傍沙而形成的“沙+水风景区”，全由宁夏人创造。如今，一侧是22.5平方公里的以沙为景的中国王牌景点沙坡头风景区，另一侧则是4.5平方公里的湖水，构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旅游景点中独特的沙湖旅游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