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依稀发黄的卷本里，那些逐渐模糊的背影中，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员林鹏侠、民国四大阿訇之一的王静斋、在“中国的西北角”里完成《塞上行》的范长江、在腾格里沙漠边促成中国沙漠学的竺可桢、在毛乌素沙漠里穿行后发现中国农牧交错带的侯仁之，在他们的笔纸之下，又是一个怎样的宁夏？
一 林鹏侠：中国第一女飞行员的峡谷侠影
1932年4月18日早晨，从兰州出发驶往宁夏的一个牛皮筏子正作着出发前的准备，当时乘坐的30多人中，有一个南方人模样的女性格外引人注目，她就是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员林鹏侠。
林鹏侠的祖籍在福建莆田，她的父亲是新加坡的橡胶大王。林鹏侠早年曾留学英国、美国，“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她正在新加坡帮父亲料理橡胶园，突然接到母亲从国内发来的电报，要她立即动身回国。回到国内，母亲对林鹏侠说：现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你们生为大中华国民，如果不能为国家雪耻分忧，那就是厚颜偷生，对家庭来说是不孝，对国家来说是不忠。
林鹏侠的母亲让子女们看自己派人搜集的西北地区有关资料，并向他们说：“吾国之国防当在西北，而非全在东南。”她指出：东南地区虽然富庶，但已经被西方列强盘踞，中国假如没有西北作为后盾，恐怕难以保全。要复兴中华民族，完整锦绣山河，就必须巩固西北的国防，“可惜西北气候严寒，交通梗阻，国人视为畏途绝域，相戒无前。政府及人民，不早并力关心，吾恐一角版图，仍将随时易色。一旦大战再起，我且尽失根据，永入沉沦。”说到这里，老人泪流满面，长久地注视着子女们，突然破涕为笑并对林鹏侠说：你作为一个女子，假如能够前往西北考察，尤其能打破国人对西北的畏难心理，有助于国家开发西北。你如果能够前往考察，不枉我培养你一场。
就这样，林鹏侠领受父母之命，决定前往西北考察。1932年11月24日，林鹏侠离开上海北站，12月1日抵达西安，正式开始了她的西北考察。大半年的时间里，她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等地留下了考察的足迹，并将自己的沿途考察整理成书，于1936年3月结集为《西北行》出版，这位当时的“中国奇女子”“中华第一女飞行员”是民国时期中国第一个自费前往西北地区进行考察的女性。
1933年4月24日晚上，林鹏侠乘坐的牛皮筏子抵达黑山峡，开始了她的宁夏之旅。“是时群山入睡，同舟之客，亦无一醒者。”她披衣而起，坐在皮筏边上，在湍急的河水中，静静地观赏着沿岸的景色。25日晚上，抵达中卫，26日凌晨5点，林鹏侠乘坐的皮筏子开始进入宁夏平原地段，在“河流既缓、微波不兴”的平原河道上缓缓行驶了一天，到了今天中宁县的县城边上，看到河边的10多家居民的医疗条件不好，她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人生对医药尝试不可过于缺乏，而旅行尤有携取药囊之必要。”行到今吴忠市金积镇时，当地的村民刚刚修筑完河堤回来，他们边干活边唱歌，一幅愉快耕作的劳动图景，让林鹏侠认为他们的生活“亦似较富足，不如甘肃之苦寒，人民均有生气”。
在青海考察时期，林鹏侠就注意到西北回族妇女的诸多风俗和汉族相同，区别仅在宗教信仰上，在礼教、缠脚等方面完全汉化了。回族妇女的勤劳及爱好清洁使林鹏侠惊叹，她的记录为这种惊叹作了注脚：“房间洒扫，一尘不染，家庭整秩，不稍紊乱。”她沿途看见的回民家庭，虽然家徒四壁，但却修整清洁，衣服虽然破旧，却洗刷缝补得完整干净，在这两个要素下，随便走进任何一户人家，都能分辨得出是回民还是汉民家庭。那时的回民家庭娶了汉民女子，这个女子如果不知道一个回民家庭要求的烹调、女红、家政、相夫、教子等知识，甚至要送回娘家，等她学会了这些再接她进入婆家。尤其是回族家庭“其间无重男轻女之习，夫妇平等，伉俪无间”的氛围更是让这位留学英伦的知识女性叹服。
和她从内地深入西北地区考察时沿途看到的荒旱、水灾之地相比，宁夏平原映入她眼帘的是“两岸垅亩连云，土壤肥沃，皆黄河灌溉之功”。平原上的水利工程之利使林鹏侠再次感叹：假如疏导河流、造林垦荒，人民怎会落入流离失所的悲惨境遇呢？整个平原上发达的水系工程造就了富庶的平原，当时年出大米12.95万多石，谷米约3.25万多石，小麦20多万石，高粱、豆类、胡麻、菜籽、麻、马铃薯更是无法数计。在众多平原特产中，她特意列出4种：一是皮毛。当时的阿拉善属于宁夏管辖，所以，境内的蒙古人活跃了宁夏的皮毛商贸，其中的滩羊皮制成的皮衣“为全国珍重，皮毛之质均甚美”。二是主要分布在阿拉善境内的碱湖，生产出的碱运销于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等省区，年外销量300多万斤。三是当时宁夏出口货物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盐。四是甘草。当时甘草年产200多万斤，出口40万斤左右。
27日黄昏，林鹏侠乘坐的皮筏抵达银川市东郊的横城古渡，在这里登陆上岸，骑着毛驴前往银川城。在银川城，林鹏侠首先拜访的是当时的宁夏教育厅厅长葛武棨。在葛武棨的引荐下拜会了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及其母亲，马鸿逵安排林鹏侠下榻在当时条件一流的六国饭店。林鹏侠记录下的资料是：当时的宁夏面积约13.3360万平方里，居住着134万人口，周长15里多的银川城里居住着3000多户人，有300多家商铺，其中不少是洋式门面。中山街、西大街、南北门大街尤其平坦繁荣，新建筑中有中山公园、图书馆和国货陈列馆等，整个银川城市面繁盛、街道整齐，“具内地都会之风味”。
5月1日中午，林鹏侠应邀赴宁夏第一女子师范的宴请，她给400多位师生做了一场关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第二天，林鹏侠穿越贺兰山前往阿拉善，成为中国当时第一个去阿拉善盟游历的内地女性。一星期后返回银川，前往马鸿逵的军营，给官兵作了一场国内形势的演讲，并游览了西塔、北塔。
5月9日，林鹏侠选择陆路离开银川，前往包头、北京。她在平罗一带看到“沿途村落星罗、路亦平坦、川泽交流、景物殊胜”的平原景貌，尤其是路两边田地里盛开着的或红或白的花，引起了林鹏侠的极大关注，一问才知道那是罂粟花，在这样一片沃土上种植鸦片，林鹏侠认为是误用良田。在平罗住了一晚上后，林鹏侠沿着惠农渠继续北行，从平罗到黄渠桥的这段路途上，“渠水在望，沿途皆沃野平畴，垂杨夹道，田家乐境也”。在宁夏平原的最后这个板块上行走了一天，傍晚抵达石嘴山地区，这里盛产煤炭，林鹏侠在店家的带领下前往矿区观察，看到当地不仅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而且还有距离黄河东边200多里的碱湖，当地巨绅郑海峰雇人采掘，年产20多万斤，销售到陕西、甘肃、山西等地。
二 范长江：“中国西北角”的“塞上行”
1935年前，范长江对宁夏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这年7月，年仅27岁的范长江，只身一人，背着简单的行李，带着《大公报》预支的部分稿费，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从四川成都出发，开始了他著名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旅行。
当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新闻封锁，红军的情况很少为外界民众所了解。红军北上对整个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成为范长江当时最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他认为，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以后，西北地区将成为抗战的大后方，而荒凉偏僻的西北地区的现状却很少为人所知。
沿黄河进入黑山峡，两岸行动迅速、不时出没的岩羊和野鸡的叫声，成为了范长江穿越峡谷时伴行的音乐。从兰州出发的第四天晚上，他所乘坐的牛皮筏队停于黑山峡的绝壁下，让范长江看到了黑山峡“峡势颇不减于长江三峡中巫山峡的作风”。露宿的夜晚，他聆听水手们讲述各自得意或失意的事情，他知道了当时散布于青海、甘肃、宁夏的一些回民轻视藏人和蒙古人，在商业往来中欺负藏人和蒙古人，他们将这种欺骗手段叫“抓番子”或“抓鞑子”。范长江认为“这样不平等的民族关系，无组织的贸易关系，对于一个国家的前途，绝对不会有好的影响”。
在距离中卫20里的地方，范长江考察了黄河南岸分布的煤矿以及煤工的生活。他注意到，中卫本地人多从事受苦营生，而在煤区开饭馆、小店铺的，却多是外地人。在一个小煤区，范长江乘筏子休息的空当，和借吃饭的机会下象棋的煤工们下象棋，刚开始，那些吸食鸦片、营养不足的煤工的棋艺让范长江心存轻视。民间常有龙凤在，就在范长江在一种轻视心态中准备离开棋摊时，一个瘦弱的、衣服褴褛、烟毒遍身的煤工要和范长江对弈，这个宁夏平原上的普通农民，精密高远的棋步，使范长江明白只有同归于尽或稳扎稳打才有希望打成平手。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宁夏农民，让范长江发出了这样的赞叹：“他的态度之大方，内心之沉着，皆为不易多见者。”范长江内心里涌出的感动，使他想起自己曾在某处见到过一个黄包车夫作的一副对联：莫笑拉车受辛苦，请看当年宋太祖。
中卫县城当时正在翻修下水道，所有的城楼庙宇都在大规模改造中，各种苦力活均是士兵在做，那些干活的士兵穿的衣服十分破烂。范长江走进县党部的民众书报阅览室，看到的是厚厚的灰尘蒙盖的几本旧书，除宁夏、甘肃两省党部办的民国日报各一份外，只有两张1年前的《天津大公报》，难怪范长江对中卫发出了“经济文化，皆无甚可言者”的喟叹。但他对宁夏平原上发达的水利建设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认为这些水利设施完全合乎科学：“故宁夏渠工，其机微巧妙，直使以科学水利自称之专门人士，亦不能补惊其完备。”
范长江乘坐中卫至银川的长途班车前往银川。那时，中卫至银川的路途山大沟深，路面上坑坑洼洼，坐在班车上左摆右晃，颠上颠下，十分辛苦。刚出中卫时，天气晴朗，路两边的农民正在耕作，一幅江南的田园风光，中卫乡村的风景，在范长江的眼里，“也是至少可以和淮河流域相比。”两个小时后，沙尘暴突然降临，早上出门时看到的乡间恬静的景致，眨眼间全变了样，这种现象当地人习以为常，但在范长江看来却十分少见。这让他想起了刘邦打败项羽取得天下后，从长安回到故乡沛县，也正巧碰上了一场大风，衣锦还乡的刘邦随口诵出了《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在宁夏平原上遭遇的沙尘暴，让范长江认为刘邦的“那个风，远不及宁夏的大风厉害，这个风让人眼也张不开”。他把自己经历的宁夏风和刘邦风比较，对这一场大风，范长江幽默地翻新出这样几句：“大风起兮沙飞扬，土填耳目兮内心慌，安得家屋兮躲一场？”因为当时正飞经宁夏平原上空的欧亚航空公司2号机就被那场大沙风吹得被迫在宁夏上空坠落了下来。
到了中卫和青铜峡交界处的贺兰山南端，路上不时有沙窝，有一两处需他们下车推车才能通过。贺兰山留给范长江最初的印象是这里在隋代开始成了中国的“华夷”分界处，他在山下首先想到的是这里的戍边角色，那些散落在山下的长城、城堡见证了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华”和“夷”，“夷”和“夷”之间在这个地区发生的争夺和厮杀。因此他把一首唐诗写进了当天的日记：“朔风吹雪透刀瘢，饮马长城窟更寒。夜半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当时的银川人口不足3万，东西南北等六大城门驻守着马鸿逵的部队，对出入城的人盘查非常严格，范长江是从南门进城的，他亮明身份后，守城士兵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给马鸿逵，马鸿逵指示省政府交际处安排住宿。于是，范长江被安排住进宁夏省城接待宾客条件最好的“银川饭店”。“银川饭店”坐落在今宁夏银川利群东街原银川一中位置，是余鼎铭任宁夏知县时的大公馆。余鼎铭离任后，民国宁夏省政府就把这个大公馆改造成“银川饭店”。范长江在政府有关部门办好出入城手续后，便怀揣采访本，身背照相机，马不停蹄地先后深入到东门外的红花渠、掌政，北门外的满春，西门外的良田等地采访。
当时的宁夏省在政治与军事上给他的印象是“内部很少暗潮，亦不如兰州之易发生谣言。宁夏城的政治空气，亦相当安定。”当时的宁夏大地生活着约80万人，这些人口的祖先主要来自戍边的军人，这就使得由国库支出的边防军人的费用大量流入民间，加上宁夏平原的富庶，人口密度在饱和状态下，使宁夏的社会经济一度十分繁荣。1926年～1927年，西北军从宁夏进入甘肃、青海，在宁夏征收各种牲畜、资金，使得宁夏积累的财富遭到掠夺。加上土匪横行、鸦片泛滥和东方都市的工业品对于当地民间金融的冲击，宁夏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出现了农民大批逃亡、高利贷横行、粮食投机行为遍地、税收负担重等情形。
范长江来到银川时，正是罂粟开花的季节。见城外农民家家户户都在种植罂粟，范长江通过和当地农民交谈，了解到罂粟是农民养家糊口的主要经济作物。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民情，记录罂粟在宁夏泛滥成灾的真实情况，范长江到坐落在旧银川新华街、柳树巷等有名的大烟馆去采访。当他亲眼看到当时在省城银川流传非常广的一首民谣“三十万亩大烟，三十万杆枪（烟枪）”所描述的真实情况后，范长江在一个个不眠之夜奋笔疾书，每天天一亮，他就早早来到省城电报局（今宁夏银川玉皇阁处的自来水公司位置），把所采写的稿件发回《大公报》。宁夏人给范长江的一个印象是热情：“宁夏的朋友们在他们可能的范围内，已经给予了记者以充分的方便。电报局的朋友们，对于拍发记者的电报，更是大家一致地帮忙，让我的新闻非常迅速地从发报机上钻了出去。”难怪范长江临离开宁夏时，发出了“人生最可宝贵的东西，莫过于友谊”的感叹。
在《中国的西北角》里，范长江这样描述了当时宁夏百姓饱受鸦片之害的境况：“宁夏人口之中，除回族人以外，其不抽鸦片者，实比较占最少部分。妇女之有鸦片嗜好者，更随地有之。常有有嗜好而受孕之妇女，其胎儿在腹中即中烟毒，脱离母体之婴儿，往往必须用烟气喷面之后，始知啼哭！如此再放任下去，将来一般民众过半皆成骷髅，则一切问题，将致无从说起！”范长江以犀利的笔锋，深刻地揭露了鸦片给当时社会和民众带来的巨大危害。银川城里给范长江留下印象最深的景点是如今的中山公园，那里立有岳飞写的送张紫岩北伐的石碑，范长江误认为那些字如拳大、笔势飞舞的字是岳飞的真迹。
在青铜峡，因为条件所限，范长江住了一夜羊圈，第二天乘坐羊皮筏到今天吴忠市的金积镇。这是一块让范长江看到希望和活力的地方：那里的水渠是井然有序的、田地是阡陌整齐的，根本看不见荒废的地方。那些在田地里劳作的回民妇女穿着大团花红色衣裤，带着面罩，远远看上去像新疆的缠头女子，让范长江认为这是保持了土耳其人的遗风。
游历灵武时，博学的范长江提到了一个很多宁夏人都不知道的当地人——张煦，清代末期的湖南巡抚。当时的两湖总督张之洞是朝廷红极一时的实权人物，今天主张这样改革，明天又主张那样改革，没有人敢说张之洞的不是，张煦却给他写了一封信指责他说：你自命为国家名臣，当被海内外的人钦仰，我岂敢不敬服？但是你却好大喜功，往往言不顾行，既然行动了却改悔，如果能够加以涵养，才能成为完人。如果你继续恃才傲物，以你的权势欺辱别人，人们纵然甘愿接受，那岂是海内的君子所期望的么？我希望你能为良臣纯臣，而不愿意你仅仅成了一个有才能的大臣。对于当时的张煦，能够写出这样一封冒着仕途甚至生命危险的信，足见张煦的个人胆识和为了国家着想的胸襟，难怪范长江到了灵武能想起这个灵武人。
在宁夏北部考察和采访的当天晚上，范长江抵达平罗，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宁北第一镇——黄渠桥干净宽敞的街道和繁盛的商业，这里农民的田地和房屋建筑也是整整齐齐的，田地里的灌水和除草等活计都是用了八九分的人力，呈现给人们的是一派蓬蓬勃勃的气象。20世纪30年代的黄渠桥，回汉人民几乎各居一半，这里的汉民和回民相处得很好。范长江经过采访后发现回民“自己已经发生了读汉书的需要，自动送孩子上小学”。当时黄渠桥一带的回民孩子开学后读汉书，放假后便到清真寺里去读《古兰经》。
石嘴山是范长江在宁夏考察的最后一站，这里是地处宁夏和内蒙古之间的交通要道，他看到这里最多的是客店和妓女。下午三四点，只要来往的驼铃或车轮声响起，税收人员、旅店主人、妓女都会到临街的门口，招揽各自的主顾。
从1936年4月29日进入宁夏到5月24日离开石嘴山，范长江在宁夏总共考察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的考察日记陆续在《大公报》上发表，不仅使人们知道了荒僻的西北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风情民俗，也向读者回答了这些民族地区长期集结的民族问题和一些解决的办法，还报道了日本人觊觎西北的意图和红军长征在这些地区的情况。就藏在中国深处的宁夏而言，他的报道使人们知道了宁夏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他的这些文章汇集出版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后，总共5章，宁夏就以《贺兰山的四边》为主要内容占了1章，这本书在几个月内连续出了7版，使人们通过这本书知道了宁夏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宗教、教育等方面的情况。
范长江在宁夏考察后认为，宁夏是甘肃和青海两省的门槛。如果日本人攻破了宁夏，那么甘肃和青海就难以安宁，他认为巩固宁夏必须开通青铜峡的道路以连接宁夏和平凉、西安。同时，他对宁夏实行大规模的移民的想法，直到20年后新中国成立，才得以实现。
1936年的夏天，结束西北行后的范长江在北戴河遇见了一个留居中国20多年的外籍记者，这个记者刚从中国的西北考察归来，他这样告诉范长江：“我到过你们宁夏省的贺兰山，山上最重要的关口，是三关口，三关口现在是由阿拉善蒙古兵把守。就阿拉善的现状来说，你们邻人的经营是有计划，而且有力量；你们则只有几位力量薄弱的调查员，这样如何可以和对方竞争？”这位外籍记者的提问让范长江悚然：他从这席谈话中知道，外籍记者说的邻人是日本人，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中国的东北，许多中国人包括高层领导都看到日本人正准备发动在华北地区的对华战争，却没想到日本人已经觊觎西北到如此地步，而且是将计划与力量已经锁定在中国的腹地宁夏。一个外国记者不仅深入到宁夏而且观察得如此透彻，而中国内地的许多记者却连那里都没去过。接着，这个外籍记者的见解更让范长江吃惊：“绥远在实际上是河套的长城，热河、察哈尔被相继不保之后，绥远如果再成问题，则宁夏与阿拉善及甘肃河西之门户洞开，你们大好的西北河山，恐怕又要成不安之地了。”
范长江听出一身汗，最后，这个外籍记者的话更是直接刺进了他的内心：“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一个国界，不能没有一个国防线，我不知道你们中国将来的长城究竟在哪里？”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国内外的“西安事变”。范长江凭着一个新闻记者的敏感，预感到中国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西安事变”爆发后，报社命令范长江亲历西北视察。作为个人，范长江也想弄清“西安事变”的真相，向全国、全世界报道这一事件，他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等地进行采访。当他完成了在内蒙古西部和中部的采访后，1937年1月18日，范长江决定离开绥远乘飞机进入宁夏。
这次，范长江是从空中看宁夏的，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黄河，和上次离开宁夏时顺着黄河而下不同，这次是逆黄河而上。上次的黄河展示给他的是夏天塞上江南的景致，这次却是一片死寂的感觉，结了冰的黄河没有一丝生机可言，色彩上也是单调的一抹白。黄河的这种死寂感让他想起沉滞的中国——“骨子里的进展不能说没有，然而不在冰开冻解，万顷波涛一泻千里之后，外间人总不容易认识中华民族的力量。”“这时的宁夏，无论如何，不会给人以‘江南’的印象。”或许是夏天的景致和物产没能真实地袒露宁夏真实的一面，或许是范长江不适应宁夏冬天和夏天巨大的反差。这次，他住过的银川饭店更是冷落凄凉，服务人员已经是一减再减，普通的顾客几乎碰不到。大街上人们的脸上，在他看来是一片愁苦和紧张，仿佛看不到光明。由于“西安事变”爆发，胡宗南和关麟征等数十万大军屯集在宁夏和甘肃交界处，宁夏成了这批军队的后方供应基地。当时，宁夏的大片土地种植鸦片，粮食不多，大户人家乘机囤积粮食，造成了宁夏的粮食价格飞涨。普通的士兵一个月的收入连吃饭都不够，底层老百姓的生活更是无法保障。
范长江想到胡宗南、关麟徵的军队驻扎的同心、海原一带去采访，这就为他冬天看宁夏黄河南边旱塬提供了一次机会。那一年，没有一场降雪的宁夏，野外一片枯黄，道路上是两三寸厚的浮土，沿途看到的最普通的交通工具是大轮牛车，轮子的直径有五六尺，拉车的黄牛却没有车轮的半径高。它们短短的腿、粗粗的腰，拉着笨重的车，缓缓地行走在黄土厚厚的高原上。在吴忠堡，他和马鸿逵相遇，马鸿逵说胡宗南的部队已经移向陇南一带了，担心范长江遇上土匪，便劝说范长江返回宁夏。返回时经过黄河，同样得过冰桥，和别人不一样的是，胖得出奇的马鸿逵走过冰厚的地方时，冰面已经压出裂痕，几乎破冰入水。在银川，范长江特意提出探视关押的红军官兵的请求得到了马鸿逵的许可。从刘志丹的参谋长到普通的士兵，他都作了采访。看到的参谋长虽然戴着脚镣、穿着薄棉袄，却坚定地向他宣传红军的政策；那些20岁左右的红军战士则是在靠着墙，挤作一堆睡觉，以此来对抗塞上的寒冷，他们还一心想着去绥远打日本人。这让范长江发出喟叹：“国不怕贫弱，只怕没有自己振作和反抗压迫的决心。”
在银川作短暂的逗留后，范长江乘飞机离开银川前往兰州。从兰州到西安他则选择了坐汽车，这样，他必须经过六盘山。当时，六盘山地区有国民党的军队把守，范长江的旧友陈大章下属的骑兵连驻守六盘山，陈大章给范长江负责办好了护照并通知沿途的关卡，这使得范长江的六盘山之行没了任何危险。六盘山东西两边的大路上，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路边当年左宗棠命士兵栽种的柳树，那些一直蔓延到新疆的柳树被称为“左公柳”，范长江心生敬意：“此公胸襟之远阔，实不同于当时凡俗之武夫。”
1937年2月14日，范长江回到报社后，他立即找到总经理胡政之，要求次日发他关于西北的报道。胡政之权衡再三，答应了范长江的要求。次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局势。会上他绝口不提在西安的经历。下午，《大公报》从上海运到南京，报纸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范长江连夜赶写的文章——《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该文像一枚炮弹，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轰动了朝野，人们争相购阅。
蒋介石看了范长江的文章，内容与自己上午所作的报告截然相反，勃然大怒，将正在南京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狠骂了一通，并命令此后严加检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报纸运到延安，毛泽东看了范长江的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亲笔致函范长江：“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大公报》从2月17日起，又连续刊登了范长江的《宁夏进入记》等3万多字的通讯。周恩来称赞他的通讯说：“我们惊异你对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胡愈之赞誉他的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和后来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是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
1937年6月13日，在上海大公报报馆，自称“不是长于文学的人，所以不愿多写文章”的范长江，为自己将要出版的《塞上行》写起了序。1937年11月8日，上海山西路南京饭店举行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立大会，范长江作为协会发起人和恽逸群、王文彬等15人出席了会议，被会议推举为5名总干事中的一位。2000年，国务院将11月8日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确定为中国“记者节”。宁夏对范长江来说，不仅是个记者或旅者的沿途插曲，而且是作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创始人完成的“塞上行”。
三 王静斋：滨河深处译《古兰经》
2007年8月4日，一家著名的回族网站上评出了“影响中国穆斯林的十大人物”，排名第四的是王静斋，他是中国第一个翻译《古兰经》的回族学者，是让中国穆斯林第一次通过母语全面系统地认识《古兰经》的第一人，被誉为“现代中国伊斯兰经学大师”。他出版的甲、乙、丙3种不同文体的《古兰经译解》，是迄今为止在中国穆斯林中流传最广的古兰译本，其丙种本附略解、附说及1943条注释，是迄今为止注释最为丰富翔实且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版本。如果说，其后的马坚译《古兰经》为中国当代知识文化界提供了一个标本式的古兰汉文本的话，王静斋译《古兰经》则为中国穆斯林大众提供了一个最为实用的古兰译本。《古兰经译解》的乙种本就是在宁夏完成的。
1879年，王静斋出生于天津清真北大寺附近的一个阿訇世家。1922年，王静斋赴埃及的艾资哈尔大学深造，其间去麦加朝觐，游学埃及、沙特、土耳其等国，深受近现代伊斯兰改良主义思潮影响。1927年在天津清真北大寺创办《伊光报》，全面介绍伊斯兰历史、文化，介绍中国穆斯林生活，这份坚持了12年的报纸，读者遍及全国。王静斋一生的学术成果斐然，但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翻译《古兰经》，他从埃及留学回来后的第二年就开始翻译《古兰经》。
1937年12月17日，王静斋在完成《古兰经译解》甲种本的基础上，开始尝试乙种本的翻译，战乱中历时近一年时间完成全部译稿，就在他准备修正译稿时，居室遭受日军飞机轰炸，书稿全部被毁。1940年9月，王静斋移居重庆北碚云龙山庄，开始独居斗室的译经工作。随后，一份来自宁夏的邀请函使他翻译《古兰经》的勤奋背影出现在了黄河边的稻香深处。
对于这次邀请，目前有几个说法，散见于宁夏的一些文史资料或关于时任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的资料里，多说王静斋是受马鸿逵的邀请到宁夏的。而在林松的《古兰经在中国》一书中，说王静斋来宁夏是应宁夏开办的阿文讲习会的邀请；在当地民间的传说里，王静斋是受吴忠的一些宗教人士或民间回商邀请的。到底哪个是真的呢？王静斋来宁夏的线路图是怎样的？他居吴忠翻译《古兰经》时身居哪个清真寺？目前，没有文字资料可查。带着这些疑问，时隔68年后，我于2009年10月30日，从银川到吴忠，寻访这位一代经学大师留在宁夏平原上的背影。
前往吴忠采访前，我曾就这些疑问请教过宁夏的不少回族学者，没有一位能告知王静斋当年怎样进入宁夏、在吴忠的哪个清真寺里翻译《古兰经》。在一片空白的学术通道里，我能找到怎样的答案呢？
拜访当地学者、《吴忠回族》作者刘传良，他明确告诉我，王静斋当时来吴忠住在东郊的塔尔寺。塔尔寺又在何处？经过辗转寻找，才发现如今宁夏吴忠市东塔寺乡塔寺村的东塔清真寺在解放前叫塔尔寺，是1930年当地回民马学山联合其他回民修建的一座清真寺，在吴建伟先生主编的《中国清真寺综览》《中国清真寺综览续编》中，都没有这个寺的名字。我找到村民王文强等老人，通过他们的回忆，依稀辨别出这样一个王静斋来宁夏的路径图：王静斋在张家口讲学时，东塔村村民马学山曾经拜其门下，两人有师徒之谊，马学山回到吴忠后联合当地回商、回绅在塔寺村修建了一座清真寺，是他出面邀请王静斋来宁夏；王静斋来到后住在村民李福安家中。李福安的儿子李兴泰就此有了另一个民间版本，他告诉我：李福安在天津做生意，和王静斋私交甚好，便出面邀请王静斋前来吴忠，并安排王静斋住在他们家安心译经。
1941年夏，吴忠一带的粮食价格突然暴涨。当时还在吴忠中阿师范学校求学的马福龙和马文治，被学校派往粮价稍低的惠农县去买粮。他们骑着自行车前往惠农县区购粮，有一天学校给他们拍去电报：“快速将粮运回，以备食用。王静斋大阿訇应邀来宁，现已到吴，要你快回来。”闻听这个消息后，他们骑自行车日夜兼程赶回吴忠。途中经过永宁县杨和堡的一个清真寺里礼拜，礼拜结束后在阿訇屋里刚坐下，就发现进来了一位穿着一身普通的布料短衣服、说着天津话的外省人。只见那个人坐到阿訇的炕上，非常流利地念墙上的阿文标语，马福龙突然意识到什么，当即问：“您老人家是静老吗？”“是啊！你是谁？”“我是马福龙！”“好，我在吴忠等了你好几天了，叫金主任（时任吴忠中阿师范学校教务主任金玉书）给你打的电报，叫你快回来，你收到了吗？”王静斋一面说，一面下炕。马福龙答道：“收到了！我是收到电报才匆忙往回跑的，不想在这里遇见了您老。”王静斋说：“这次马少云（马鸿逵字）约我来宁夏译经。我在平凉就常听人说到你，我到吴忠一下车，就到中寺去找你，知你不在，就叫你们金主任给你拍的电报。听说你中文、阿文基础都扎实，准备将来约你参加译经工作，你看怎么样？”马福龙马上答应道：“那太好了，我有机会能跟您老人家在一起学习，那是我的夙愿。”
到吴忠后，马学山特意邀请王静斋到塔尔寺任开学阿訇，并担任第一任教长。今年80多岁的王文强老人清晰地记得那时的情景：“他来到塔寺村后，基本不见出来，有人请吃饭他也不去。他的桌子上堆满了书、经，那时村里轮流给他做饭，做好后端给他吃，我们家做的饭就是我负责端给他的，觉得他很亲切。”马福龙的工作任务是修正王静斋的草稿，一方面把他的译文和原文对照，一方面对他的译文是否通顺、改的方式写在纸条上夹在里面，经王静斋自己动手写在原稿上面。他们每一礼拜碰一次头，或马福龙去东塔寺见他，或他来吴忠清真西寺找马福龙。马福龙回忆道：“那时清真寺的生活是非常清淡的，可王老从不计较粗米粗饭，只顾工作，经常通宵达旦的工作。我们大家都为他这种吃苦耐劳、忘我为教的精神深受感动和教育。”
塔尔寺里快乐而短暂的译经日子过后，王静斋回到银川，在宁夏伊斯兰教协会工作，由于拜访者日益增多，使他无法安心读书、翻译，他便在门上挂上“欢迎赐教，谢绝闲谈”的牌子。他在银川组织了《古兰经》编译委员会，其中虎嵩山阿訇也是委员。王静斋将自己办的《伊光报》也移师塞上。回族将领白崇禧是指挥抗日战争中的武汉大会战者，地位与声望显赫一时，但他有一次发表了一些背离《古兰经》的话，王静斋便在《伊光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白建生大放厥词》的文章，把白崇禧大骂了一通。不久，白崇禧来宁夏，王静斋说：“白建生这次来，我不见他，我的那篇文章他已看到了，对于他们这些做大官的人，对教门的事根本是外行，我们不能叫他们拿着教门信口雌黄，今天不见他，也是对的。”他因此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赢得了个“别扭的人”的印象。马鸿逵后来对他的这种别扭很不满，王静斋如此说：“鲁迅先生一生就是别扭团的团长，我只是他的团员。”
王静斋的这种“别扭”导致他翻译出《古兰经译解》后出版的难度。翻译工作结束后，马鸿逵请王静斋前往自己家中做客，当王静斋从吴忠赶往马府时，马鸿逵却摆起架子借故他往，王静斋在客厅里久等不见的情况下，拂袖而去，惹得马鸿逵很不愉快。在《古兰经译解》乙种本印刷出版之时，马鸿逵提出反悔，后来迫于压力答应只印60部《古兰经译解》乙种本，并在卷首刊出他写的序言。林松先生在《〈古兰经〉在中国》一书中这样评价王静斋在宁夏翻译完工的《古兰经译解》乙种本：“线装分订为10册，誊抄者的行书字体，熟练美观，行款整齐。每册封面左侧，贴上书名标签，就当时印刷条件而言，此版本能达到那种水平，颇不容易。”而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在他的《中国回回民族史》中这样评价：“以精炼的语言揭示各节天经的主旨或内涵，极富特色，充分展示了静斋阿訇对天经的深刻理解，对研究译者的经学思想有极重要的学术价值。”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这本在《古兰经》翻译史占有重要地位的译本，因为印数稀少，目前得以完整保存者寥寥无几。
四 竺可桢：沙响旁诞生的沙漠学
1959年6月30日12点50分，从北京开往银川的一列火车徐徐进入银川站，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厅和宁夏交际处的有关人员从车上走出的众多旅客中，一眼就认出了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他们负责将竺可桢接到了宁夏交际处第一招待所的2楼323房间，自此，竺可桢开始了他短暂但有深远意义的宁夏之旅。
竺可桢带领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的植被、土壤、地理、治沙专家来到宁夏，主要考察宁夏的风沙危害及其治理情况。在宁夏交际处简单地吃过午饭，竺可桢一行基本上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下午3点，他们就开始和宁夏政府、林业厅等单位的领导交谈，了解宁夏的农村情况。晚饭后，才有时间去中山公园、新华街上转转。7月1日一大早，竺可桢带领有关专家专程前往设在灵武白芨滩防沙林场的中国科学院治沙队研究站实地考察。听完设在灵武县的治沙试验站考察队的报告后，他指出：“黄河东岸的陶乐县，一向植被茂盛，人口稀少，受风沙威胁不大，但近年附近平罗、惠农、贺兰、永宁等县的农民，甚至内蒙古自治区的牧民都到该县打柴，现已在若干地方形成起沙的迹象。”因此，他大声疾呼，要治沙防沙，首先“对于现有植被和林带必须加以保护”。在灵武东边的盐池县，他看到沙化现象日益严重带来的危险，结合历史上这里的地貌地质，感慨道：“陕西榆林在300年前明末清初的时候是没有多少风沙的。因为榆林地区雨量尚属丰沛，它天然是一个草原地区……到清朝乾隆时代（即18世纪末），山西和陕西北部农民受清皇朝和当地地主的两重压迫，不胜困苦，大量移发到榆林以北关外开垦。因为地旷人稀，农民种庄稼不打井开渠用水灌溉，不施肥料，几年以后产量减少就把田地抛荒，另辟新地。原有树木也统作燃料，如此滥垦滥伐，原来草地，统统赤裸裸地露出泥土来，经风吹日晒，沙尘到处飞扬。到解放以前，榆林地区关外30公里变沙荒……毛乌素八百多万亩沙荒大都是这样造成的。”
听取了宁夏有关领导的汇报及在贺兰山农牧场等地的实地考察后，作为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深知干旱地区的生态平衡比较脆弱，强调草原不能任意开垦，农业发展方向应以牧为主，要重视草场载畜量问题，实行天然草地轮牧和建设人工草、料基地。他在考察中着重指出：“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天然植被应当是干草原和荒漠草原。因此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一般应鼓励以畜牧业为主，使草高羊肥，用丰富的畜业产品如乳、肉、皮毛等来满足全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而粮食只要能自给即可，不应该以扩大农田与输出粮食为着眼点。要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发展畜牧业，也必须注意牧场载畜量的问题，否则过度放牧也极易引起风沙的侵蚀，如在包兰铁路沿三道坎、石嘴山一带，铁路以西的白刺、沙蒿、沙冬青已被羊和骆驼吃光，现在单靠沙障的机械作用，已积累累，很难保护铁道不被风沙所埋。银川市贺兰畜牧业试验场（今贺兰山农牧场）有地40万亩，其中10万亩是山地，现有羊1.2万只，马340匹，牛100头，进行天然放牧已感觉饲料不足，如需发展，非建立人工饲料基地和牧场轮休不可。根据国外资料，在荒漠地带进行天然放牧，每只羊应平均有地3至4公顷，才足以使草场进行轮休，恢复牧草生长。因此人工饲料基地问题已成为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进行治沙工作能否保证彻底胜利的关键问题之一。要建立人工饲料基地，在干旱区非与造林结合不可，贺兰牧场在去年春季和今年春季都播了大批苜蓿，但种子都被风吹跑，幼苗被连根拔起，如有林带保护，苜蓿就能正常生长……在必要时还可以采用飞机播种（林草）等先进办法，使成效更为显著。”
在宁夏平原的考察中，竺可桢深感黄河两岸荒坡上植被覆盖率太低，土壤遭受风蚀水蚀严重。因此到处大声疾呼，要大力发展林木，培植牧草，选育、推广优良的树种、草种。还明确提出，水土保持是综合性、群众性的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齐头并进，必须科学研究与群众经验相结合。
7月3日，竺可桢一行从银川出发向西而行，开始了对宁夏平原的考察。傍晚，竺可桢一行来到他一直关心的、设在沙坡头治沙试验站的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与铁道部兰州铁路局等合办的铁路防沙研究工作站视察工作。从宁夏东部的盐池到灵武，再到宁夏平原西部的中卫，竺可桢一路上看到的是沙漠进逼农田、水渠、公路和城镇的危险。从中卫县城到沙坡头的路段上，他亲眼见到风沙完全覆盖了路基。车辆行驶要么绕道，要么像蜗牛般爬行在沙地上，让他担忧的是，风沙还在继续向公路旁的灌溉渠道伸展；滨河地段更是成了沙漠向黄河输沙的通道。对此，竺可桢着重指出，不合理的破坏森林、草地，过度开垦、放牧和打柴，是干旱、半干旱地区沙漠化的重要原因。
在沙坡头治沙站负责人李鸣岗的带领下，竺可桢详细地了解了沙坡头治沙的情况，尤其是看到这里利用草方格治沙的成效后，他对治沙更是充满了信心。他说：“干旱地区的雨量虽然少，但是要造林种草还是完全可能的，有的地方还有丰富的地下水可以利用。”他知道沙坡头虽然年降水量仅170毫米，风大且频繁，但有的地方下面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治沙站的技术人员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不仅采用麦草方格沙障等工程固沙措施，同时利用沙丘湿沙层中的2%～3%的含水量，试种成功柠条、花棒、沙拐、沙蒿等12种植物，展现在竺可桢眼前的，不再是漫漫黄沙中没有任何生机的景象，而是一方方麦草方格把铁路线北面7公里长的沙丘初步固定下来，一株株从外地移植来的沙生植物开始顽强地生长在这里。此前，沙坡头试验站的建立及其研究工作的开展，就是在他的热心倡导、大力支持下进行的。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主持中国科学院的一些事务时，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对沙坡头治沙站的关注、支持、指导，沙坡头研究站试验成功了一整套治沙防沙的系统经验和理论，成为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培训的典型，受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最高嘉奖，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这一切均与当年竺可桢的指导、扶持密不可分。
站在沙坡头向北俯瞰，扑入竺可桢眼帘的是黄河水缓缓东流的情景，在这块沙与水装订成册的沙水画卷边，怎样科学地治理沙漠一直是萦绕在他心头的话题。指着脚下流过的黄河水，他向随行的人指出了水资源对于干旱半干旱区农业发展的关键性作用。他在报告中、谈话间经常说到，埃及就在撒哈拉大沙漠里面，但因为有一条尼罗河灌溉了沿河农田，在沙漠里创造出一个大绿洲，不但供给了几千万埃及人的衣食，而且还有大量优质棉花出口。宁夏引黄灌区也是宁夏平原的人民几千年不断劳作、在大西北荒漠草原中创造出的一个大绿洲。“荒漠如能得到适当的水源，并加以人工的灌溉，反而能得到比一般土地更高的产量，原因是这种土壤矿物质充沛，再加上日照较长，阳光充足。”沙漠里的“风力可以发电、提水、磨面，日光可用以发电、取暖、制冰、取得蒸馏水和盐，半导体能把日光变为热能和电能”。站在沙丘山，聆听着黄河水声，竺可桢的结论是：“无论植林还是种草，必须土壤中有充分的水分和养料，所以水仍是主要条件。”
在沙坡头考察时，竺可桢对这里流传很久的“沙坡鸣钟”现象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已近古稀之年的他，还兴致勃勃地和随行专家一起，走到数十米高的丘顶上，再慢慢滑下来，听隆隆之声。针对民间流传的“这是沙漠中的幽灵鬼魂在作怪”的说法，竺可桢指出，2000年以前，我国劳动人民早已通过实践道破了“鸣沙”的秘密。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篇科普短文《沙漠里的奇怪现象》（载于《人民日报》1961年2月19日），宣传“鸣沙”“海市蜃楼”等现象的科学道理。
1959年7月3日晚，在沙坡头听取了李鸣岗的汇报后，竺可桢对沙坡头的风沙治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随后，他结束了在宁夏平原的考察，就离开了宁夏。但此后对这里的关注并没有停止。1年后，1960年7月18日，一份《治沙报告》端放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书桌上，这份报告中涉及到宁夏中卫沙坡头的风沙治理，牵引着他的思绪不时从北京飞向宁夏平原西端的中卫沙坡头。3天后，竺可桢在北京香山饭店负责召开了中国治沙汇报会，下午2点半，沙坡头治理站的负责人李鸣岗开始向与会者介绍经过摸索后得出的方草格治沙情况，竺可桢认真地听完后，在当晚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方草格治沙，初二年有效，但今年草格失效，沙又移动，侵入火车轨道，所以主张黄河灌溉铁道两旁400米至100米地带，以防流沙。”尽管有花棒扦插种植、球状沙拐等植物的移植成功，但沙坡头治沙的总体情况依然困扰着这位科学家，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中继续写道：“昨天下午，李鸣岗报告了沙坡头，说高干造林很成功，以杨柳为主，现在水浸十五六天。过去花棒要采子，不能插，今年插扦棒已成功。在沙坡头，花棒、紫蒿、檩条、球状沙拐长得很好。油松去年成活率达80%，但是黑梭梭长得不好。做了泥炭固沙工作。”远隔千里之遥，竺可桢总是放不下沙坡头的治沙工作，在他心里，这是一份中国能否成功地向世界交出一份横穿沙漠铁路的治沙报告，牵扯到一个国家治理沙漠的水准。针对当时沙坡头治沙站只有4个人的情况，他在7月23日的日记中特意写道：“沙坡头站的人太少。”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在宁夏平原上尽管留下了很短的背影，但沙坡头作为中国治理沙漠的典范教材而走向世界治理沙漠的课堂，沙坡头成为世界上那些深受沙漠化侵扰地区学习的榜样，这都和竺可桢的指导、关心、帮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五 侯仁之：在宁夏探寻“农牧交错带”
2009年10月，由中国地理学会和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联合评选“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历时1年半，终于揭晓，7个由地理学相关单位的专家群体署名的210个推荐条目中，产生了123个供终审委员会投票遴选的发现项目，最终由46位权威人士组成的终审团选出了30项“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其中北京大学9人。提案中的第十二项是“20世纪60～80年代，侯仁之发现了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沙漠化的发展过程”，这一提案的意义被《中国国家地理》称为“大漠归来的侯仁之把环境变迁引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而侯仁之的这次发现，就和宁夏有关。
1958年秋，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教授，号召地理工作者向沙漠进军。在这个号召下，时任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主任的侯仁之参加了西北6省区治沙工作会议。1960年5月，时年49岁的侯仁之带领学生来到宁夏，进入毛乌素沙漠进行沙漠历史地理研究。
那是20世纪中国最为饥饿的时代，一个全民处于饥荒的时代，炎热、干燥，绝大部分都是荒无人烟的宁夏东部毛乌素沙带，开始出现侯仁之和他的学生们的身影。时隔50年后，我在先生手绘的一幅《宁夏河东沙区考察线路略图》上寻找到他的足迹：侯仁之一行从银川渡过黄河后，进入灵武地界，基本沿着明长城向东而行，经过瓷窑堡、清水营、红山堡后返回银川；第二次是银川—瓷窑堡—兴武营—永兴堡—盐池—定边—盐池县的侯家河—铁柱泉—瓷窑堡—银川。进入沙区的第一天下午，他们徒步到当时的灵武县城，侯仁之记述到：“灵武城依然保留着旧日的砖筑城垣，也还高大整齐，在夕阳斜照中望去，衬托着背后起伏的丘陵，倒也颇为雄武。这时我猛然想起唐肃宗灵武即位的故事，于是在心目中，面前这座古城又好像立刻被一层历史的云雾笼罩起来。”两个月后，他结束考察后再次来到灵武，不仅在县城住了下来，而且还在附近做了些调查研究工作。对灵武也有了他的认识：“它正当银川平原和河东沙区的分界线上，出城西门，尽是一望无际的原野，稻田棋布，湖泊连属，俨然江南景色。但是一出东门，跨过‘秦渠’，一切都变了。这里不但地形高仰，而且地势起伏，又有片片白沙覆盖，完全呈现出干旱荒漠景象，一城之隔，在自然景观上竟有如此巨大变化，也是很不多见的。”他们靠徒步穿越在沙地中，走访废弃的古堡、农家，结合文献记载探寻消失在荒漠中的古城遗址，通过野外地貌测绘、土壤和植被调查以及宁夏考古发现，对灵武城东南方的沙带形成和灵武城迁移如何受黄河河道改变，瓷窑堡附近的鸳鸯湖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短短几十年里上演了一部湖水浩荡、草木茂盛到水鸟不再、沙逼草逝的生态恶化悲剧，对昔日灵武境内水道流畅、滋润粮草到水道淤塞、流沙肆虐的环境之变等进行了生态演变上的探究，尤其是对已经埋在沙海中间的汉代铁柱泉城给予了更多的人文关注：文献中记载的铁柱泉城周围“皆沃壤可耕之地”已经全是黄沙，“日饮数万骑弗之涸”的铁柱泉也见不到多少水流。对红山堡则更多关注的是那里的沟蚀地貌形成原因：对草原破坏所引起的严重后果的另一典型。一个月的考察结束后，他完成了《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宁夏河东沙区的变迁》一文，分《铁柱泉的废墟》和《红山堡的沟蚀》两部分刊登在1964年第三期的《科学通报》上。
对青铜峡、灵武、瓷窑堡、鸳鸯湖、红山堡、花马池、陈家台、铁柱泉8个地方考察后，侯仁之写下了8篇《沙行小记》，分别刊登于1961年5月～8月的《光明日报》。
灵武、盐池境内的毛乌素沙漠之行，使侯仁之开始对这片土地产生了更深的研究兴趣，从1962年到1964年以及20世纪80年代之后，他又多次到西北沙漠化地区进行野外考察。铁柱泉城的演变史使他看到沙漠中掩藏着大量古人类活动的遗迹，他认为“这些遗迹的存在，不但为研究这一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补充了一些确实可靠的物资资料，同时还对探索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的变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他通过对灵武、盐池境内的铁柱泉城、长城遗迹、红山堡废墟等文化遗迹的研究，认为滥垦、滥伐、过牧是导致这里生态恶化、草原退化、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的主导因素，指出“当时地广人稀，耕作粗放，加以气候与土壤条件的限制，一片土地开垦过后，不到三五年，即因肥力损耗而被‘撂荒’。由于不断开荒和撂荒，再加上过度的樵采和放牧，终于使广大草原遭到了空前未有的破坏，其结果是每每引起流沙。因此即使是水草丰美的地方，也会化为一片荒凉。”在如今被开发成“明代藏兵洞”景点的红山堡，看到昔日靠在长城边上的这个军堡周围已经是遍地沟壑，他指出“红山堡等处所见沟蚀的迅速发展，显然是由于天然植被经过大规模开垦以及过度的樵采和放牧之后，坡面径流强度增大，土壤失去庇护的结果……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其为害不但使当地农牧业都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同时还大大增加了黄河的含沙量。”站在宁夏东部的毛乌素沙漠上，经过科学探究后，他指出毛乌素沙漠的形成“绝不是仅仅经过一次人为的破坏，便把这一带造成了沙漠的……战事一再发生，农耕与游牧也迭有更替。这就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地方植被的破坏，从而引起了流沙的一起再起。”他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毛乌素沙漠、乌兰布和沙漠的形成原因。1964年第3期的《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他的《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宁夏河东沙区的变迁》，1964年第10期的《科学通报》上，他发表了《走上科学考察的道路》；1965年第1期的《地理》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历史地理学在沙漠考察中的任务》。这些文章的问世，不仅奠定了侯仁之先生在历史地理学尤其是沙漠研究中的权威地位，而且也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沙漠地理研究。侯仁之先生站在蜿蜒穿越在毛乌素沙漠中的长城上，看到长城北边内蒙古鄂托克旗的牧民们在蓝天、白云下的游牧生活，看到长城南边的宁夏境内的农户在千年承袭的农业生活中的场景，遥望那些一个个被埋在沙丘下的古城遗迹，他以宁夏东部地区的毛乌素沙漠为起点，将自己的学术视野逐渐扩大到整个中国北方农业经济影响圈和游牧经济影响圈的交错区域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农牧交错带”，将人和自然的千年命题落实在一条清晰的人文地理带上，宁夏是他在中国现代沙漠考察的一块具有里程碑式的“福地”。
20世纪60年代初，在国家科委的领导下，曾拟订了沙漠历史地理考察的10年规划，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而被中断。直到1978年，侯仁之教授又一次来到宁夏东部的毛乌素沙地，这时他已是接近古稀之年了。相对于宁夏西边的腾格里沙漠边缘沙坡头成为中国治理沙漠的样板、世界治沙的奇迹来说，宁夏东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显得有些缺乏沙坡头治理中积聚的国家力量，从治理力度和步伐上，也显得滞后了许多。通过考察，侯仁之指出：毛乌素沙地的面积扩大和历史上的人为破坏分不开，这里的“生态平衡十分脆弱，一旦破坏，就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侯仁之对宁夏的关注除了沙漠化治理外，还体现在对宁夏新石器时代的遗迹、汉代墓葬的关注。1972年秋天，贺兰山东麓发现田螺外壳，1973年夏天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和汉代废墟，两件事都引起了他的关注：“有几个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支援农业的北京知识青年，在贺兰山东麓一带参加生产劳动的过程中，曾陆续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物遗迹，汉代的废墟和墓葬群。特别是1972年秋季在参加开挖排水沟渠的时候，在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内，又发现有水平沉积的淤积层，厚达一米以上，并含有丰富的大田螺外壳。而这种大田螺在当地由于盐渍化，几乎已经绝迹。他们把上述发现，分别向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宁夏博物馆汇报，不仅是一批出土文物得到了科学的鉴定和妥善的保存，并且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对于当地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在地形、水文以及气候和生物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继续探讨的问题，这种结合生产而进行的科学研究活动，在群众自发的情况下开展起来，是很值得珍视的。”
1980年9月，中国地理学会沙漠分会成立大会在银川举行，已古稀高龄的侯仁之再次来到宁夏，作为中国地理学会副会长和沙漠分会名誉理事长莅临大会指导。此后，他再也没来宁夏，但他在宁夏沙漠地带考察后提出的“中国农牧交错带”，其实就是古代中国北方最重要的人文与自然分界线。
六 张贤亮：“小说中国”“大话宁夏”
黄河流出银川进入贺兰县境内的通义乡，形成了一片开阔的河漫滩地，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3公里，由于耕植条件差，这里的农业垦荒一直被人们忽略了。历史上，历代政权往宁夏平原安置移民，多是戴罪者或军人戍边者。1955年5月到8月，通义乡周围先后出现了8次移民，这些从北京来的移民，很快在这里修建了4个村庄。在行政级别上，管理他们的是个明显带有那个时代中国特色的机构——京星农牧场（1961年正式成立），这也是中国的许多文学爱好者从《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描写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宁夏生活中的农场原型之一。直到今天，宁夏所有的县中，唯有贺兰县在县管理的乡一级行政机构中，仍保留着当年那个在字面上具有时代历史记忆的京星农场。
1955年到来的2025户北京人中，就有后来一度成为宁夏文化名片的著名作家、文化商人、慈善家、收藏家张贤亮先生，那个当初来到京星农场的清瘦少年，在其后几十年的生命中，左手执笔，把个人和时代的双重苦难变成财富，将个人传奇而坎坷的人生升华为一部部文学作品；右手挥商，把荒凉和沧桑的一个废堡，精心打造成中国电影新的摇篮和基地，让荒凉不仅有价，而且具备了一种精神价值。
1955年7月，刚刚年满18岁的张贤亮以支宁青年的身份，携着老母亲和年幼的妹妹来到宁夏，任文化教员。刚到银川北边的贺兰县境内的京星农场住下时，身上洋溢着革命青春和诗意的张贤亮，被满眼的绿色、田野风光所沉迷，田地里的庄稼和阡陌代替了北京城平坦的柏油马路，光着脚走在田埂上，常常在他心中涌出的是和土地的亲切感。48年后他在《安心银川》一文中这样回忆：“黄河的波涛和被涛冲刷下的大块泥土訇然作响，与岸边的风组成的和声，会使一个有诗人气质的年轻人感动得落泪。年轻多好，面前的世界总是新鲜的，像刚摆进商店橱窗的蛋糕。”然而，摆在他命运前的这块蛋糕很快就呈现出了真正的原色，“美丽的青春和美丽的大自然都被险恶的命运和政治玷污了”。起因是他所爱好的诗歌。
来到宁夏后，张贤亮一直没有放弃自己喜欢的诗歌创作，1957年7月，陕西省的文学刊物《延河》发表了他的诗歌《大风歌》，当他捧着油墨香还未散尽的那期《延河》时，激动与快乐从这个文学青年的内心涌出，然而，他还没来得及从这种激动与快乐中拔出来，1957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斥〈大风歌〉》的文章，里面这样写道：“曾发表在1957年7月《延河》上的抒情诗《大风歌》，是一篇怀疑和诅咒社会主义社会，充满敌意的作品。8月号的《延河》另行刊登了作者写的后记和给编辑部的信，更加证实了这种判断。”一个国家最权威的党报上刊登这样的文章，对张贤亮来说，这就是一份命运的判决书，他的生命拐点也从此开始——从一个文化教员变成了劳改犯，一个时代的罪徒，以劳动改造的方式，接受“时代的教育”，分别在贺兰县西湖农场和银川市郊的南梁农场劳动改造达22年。
1958年9月2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这是新中国在推行民族自治政策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宁夏人民的一件大事，那天晚上，银川城区放起了烟花，当时的张贤亮以一个劳改犯的身份，站在离银川市40里的劳改农场的稻田里，饿着肚子割水稻。1960年，整个中国被一场饥饿包围着，张贤亮所在的劳改农场也不例外，不时有饿死者的尸体被拉运出去，有一次，饿得昏过去的张贤亮被拉运尸体的人以为饿死了，就把他装上车拉了出去，等张贤亮醒过来，才发现自己躺在死人堆里。回忆起当年的这个情景，他常常自嘲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的人”。1961年的冬天，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张贤亮，从宁夏贺兰县的京星农场释放出来，转入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当工人。
20世纪70年代初，农场领导批准经过劳动改造后变成工人身份的张贤亮可以进银川城，他就乘坐6路公共汽车来回。从银川的老城区到他所在的农场，当时的票价是4角5分钱，到银川的新城区则是3角5分钱，老城和新城之间有15公里路，为了省下这1角钱，他每次先坐车到老城，办完事情，往往是肩上背着农场领导要他购置的东西。那时，农场的人烙玉米面饼子，用的多是铝制的平底锅，常常是从农场拾一些破铜烂铁到银川去换，然后用换的钱买上铝锅，装在麻袋里，步行15公里到新城区，再坐车返回。那时的张贤亮进银川市时背着一麻袋沉重的破铜烂铁，回时背着一口口新的铝锅。有一次进城，回时错过了回农场的车，到旅店一问，住一宿的大土炕也要5角钱，他那样身份的人，也因为没有有效证明而无法住宿，只好流落在银川街头。“我在解放东西街徘徊了几遍，夜幕降临，沿街低矮的土坯房里各家各户的灯光一一燃亮。每一扇窗户透出的黄色灯光都散射着一个家庭的温馨。”那样的夜晚，那样的人生境遇，他唯一亲近的东西是被那天晚上当成枕头的一个化肥口袋。
从当劳改犯时开始的22年，张贤亮的命运是和那时代的中国苦难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80年代后，他的命运和中国的改革与变化联系在一起。这些命运都被他用笔记录了下来，当时的创作环境怎样呢？作为劳改犯，他能读的书只有《资本论》。如今，在摆放在影视城里的那几本《资本论》上，依然能清楚地看到他读这本书时在上面作的批注、写下的感慨。苦难的生活和民族的命运在他的笔下不再是以诗歌的形式出现了。1978年，他的右派帽子摘掉了，他拥有了写作的权利，其实在1977年时，他就开始暗地里进行小说的创作，没有写字台，常常是在一个废弃的水桶上，放上做饭用的案板，就是写字台了；没有钢笔，花2分钱买一个蘸笔笔头，用细铁丝或细线绑在筷子上；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就是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下，有了《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轰动一时的小说。
这些小说为张贤亮带来了巨大的声名：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人物，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个写劳动改造的作家。众多的第一中，“文革故事”是他创作中最引人注目的主题，接受我的采访时，他说：“因为这就是我的命运，无论是此前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还是《青春期》，都笼罩和纠缠在这样的记忆中。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是在文化上、民族心态上，这样的阴影并没有消除，我们没有来得及对这场革命给人心灵造成的伤害、摧残进行清理，甚至我们都忘记了这沉重的一页，我们经历的一切被遗忘了。”
米兰·昆德拉说过，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就是真理与强权的斗争。就像索尔仁尼琴写《癌症楼》一样，张贤亮也见证了一个“癌症楼”式的时代，一个全民接受畸形改造的“劳改场”时代，那时，整个中国何尝不是由一个个劳改农场组成的大劳改农场！他把那22年的改造岁月，和那时中华民族经济接近于崩溃边缘的状态，在小说里表现出来，成了一个时代的见证。如今，这位已经过了70的老人回忆起来的感觉是幸福的：“当然我也觉得我很幸福了，这个幸福是什么呢？就是我和中华民族共命运的，因为不光我自己受难，大家都在受难。”
张贤亮笔记宁夏的方式除了文学创作外，还有影视城这一绝妙之笔。1961年的冬天，农场当工人的张贤亮获得了可以去附近镇北堡集市买盐的自由。前往集市的途中，他发现了一个安置他后半生以及给他带来丰裕的财富的福地，这块福地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在中国影视界与经济界的重大影响。“看见这个城堡的时候，它周围是一片荒野，没有任何建筑物，一棵大树都没有。一片荒滩上突然耸立这么两个古堡的废墟，在早上的太阳照耀下，给人的感觉是从地底下生长出来的，给我一种非常强大的震撼。”
1981年，著名导演谢晋想将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成电影《牧马人》，前来银川找外景时，张贤亮不假思索就把他们带到了镇北堡，电影《牧马人》一炮走红后，镇北堡也名声大振。张贤亮也从中似乎看到了荒凉无价的前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全国掀起了党政机关以及群众团体大打第三产业的热潮。身为宁夏文联主席的张贤亮也动起了办第三产业的想法，他看中了当年废弃的镇北堡，开始在全国第一个出卖荒凉。他拿出了自己多年积攒的作品版权税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几百万，在镇北堡兴办起了影视城。随着《红高粱》等影片在国际上获奖，镇北堡也逐渐成了中国走出世界的一个标志性地方。如今，走进镇北堡的人们在大门口看到那排已经书写了10多年的“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字样，如果知晓这段历史，想必不会对这句话有什么异议。和后来中国众多影视基地不同的是，摄制组来这儿拍摄是不收取费用的，张贤亮要的是摄制组留下的“副产品”。当一个又一个摄制组离开，留下的是一部部经典名片的“遗物”，张贤亮的加工宣传，这些“遗物”就符号化了，它成了影视城在完成拍摄电影的使命后的又一个的卖点和亮点，巩俐在《红高粱》中用过的绣花鞋、宁静在《一个和八个》中用过的手枪、《大话西游》中的蜘蛛精等都成了影视城今天吸引游客的元素。
他对文化产业有独特的理解，前几年，他就提出影视城的命运到了黄昏期，他开始将镇北堡打造为北方小城镇，邀请甘肃、宁夏、陕北甚至辽宁等北方省区的民间艺术家积聚镇北堡，在那里展示中国北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旨在挖掘、整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工作，也为镇北堡带来新颖的艺术元素。这位文化名人在贺兰山下打造了一个宁夏的文化名片。他曾经写过《小说中国》，也通过众多小说展示中国的小说景色，他在宁夏大半生的经历，也向外地来宁夏的文化名人、前往影视城观光的外地游客大话着宁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