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人员在挖出的一串恐龙颈椎化石上发现了分布密集的神经棘，而且神经棘骨骼关联程度非常好，这在国内外蜥脚类恐龙化石中极为罕见。
一个普通农民的意外发现，引出只有南美洲和非洲才有的新物种化石——梁龙类恐龙的分支叉背龙化石，它是否暗示了1亿多年前的亚洲、非洲甚至南美洲之间的大陆是相连着呢？两万多年前，这里又出现了一支从西伯利亚远徙而来的古人类，他们留下了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水洞沟之谜。20世纪20年代，法国科学家对这个谜面的揭开，拉开了中国现代考古的大幕，70多年具有国际背景的四次大发掘，使这里不断涌现惊人的考古成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这里是东西方古人类交融之地，或许，这也间接地回答了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疑问。
一 龙出亚洲，地球上“最美的背椎”
在宁夏灵武市宁东镇磁窑堡煤矿东南2公里处，居住着200多户煤矿矿工家属，他们居住的地方被当地人称为“南磁湾”，村庄的东侧，有一座高不过10米的山梁，这里就是恐龙化石点。2010年1月8日上午，为《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做“宁夏专辑”之故，我再次专程赶往南磁梁。和每次走进灵武的路线一样，汽车跨过黄河大桥后就进入和银川隔河相望的灵武市境内，几处写着“恐龙馆”字样的指示牌立在公路边，指示着我的目的地——灵武市南磁湾的灵武龙恐龙博物馆。随着车辆向灵武腹地进发，沿途的植被越来越少，甚至让人感受到冬日的冷寂与荒凉，和每个踏进这片荒凉的土地的人的心理一样，我同样难以相信这里在1亿多年前是一片生活着恐龙的水草丰茂之地。
站在南磁梁荒凉而寒冷的山冈上，身后寂寥的灵武恐龙馆，透过几年的时间隧道，我看见“灵武龙”问世前后的情景——2005年7月中旬，在离挖掘现场北侧不足30米处，发掘人员发现地表层有化石裸露，其中3只保存完整的恐龙肩胛骨化石竟有1.8米长，一只椎体化石长达1.1米。8月11日，挖掘人员在挖出的一串恐龙颈椎化石上发现了分布密集的神经棘，而且神经棘骨骼关联程度非常好，这在国内外蜥脚类恐龙化石中极为罕见。挖掘现场的专家一直为恐龙化石的背椎之精美而惊叹，认为是“最美的背椎”，其精美程度是世界级的。目前世界上恐龙背椎化石最高为1.5米，而亚洲目前已发现的化石中还没有超过灵武恐龙化石的，灵武恐龙化石获得了“最美的背椎”之赞誉。
这些不仅丰富了地球上恐龙的发展演变史，也令学术界开始重新考虑亚洲恐龙甚至地球上的恐龙化石的分布情况。它们的发现者，是当地一个瘦瘦的、黑黑的、喜欢画画的名叫马云的青年。
2004年12月初的一天，北方大地上一片寒冷，宁夏因为整整一个冬天没有落雪而显得更加干燥。马云从流动着的干燥空气中嗅到了一股神秘的气息，这种气息使他没有顾及袭来的阵阵寒意。吃过早饭后，马云就带着女朋友，扛着铁锨，来到镇子南侧的一个山梁挖刺猬，因为有一个生病的朋友需要用它来入药。
在山梁西面的缓坡上，马云和女友开始四处找寻刺猬洞。当跨过一堆石头后，一块形状奇特的“石头”扑入马云的视线，他发现这块“石头”裸露出地表有1尺来长，表面十分光滑，并且形状很像动物的大棒骨。自小爱好画画的马云对动物的骨骼有一些了解，他仔细一看，觉得这块“石头”不是普通的石头，而是动物化石。他想把这块“石头”挖出。冬天的土层，挖起来很费劲，随着时间的缓慢推移，眼前的这块“石头”显得越来越大，费了好大劲也没有挖出来。
恐龙！马云的脑海里猛然间闪出了这个字眼。这个有着一定文物知识的青年立即意识到，如果真是恐龙化石，自己就不能擅自挖掘。他立即停止了挖“石”，也忘记了自己找刺猬的事情，迅速赶回家，给灵武市文物管理所打了电话。灵武市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一接到电话，十分重视，立即派人来查看。就这样，一个震惊中国古生物研究界的恐龙化石跃进了学术界视线。
二 灵武恐龙，证实大陆板块漂移学说
灵武恐龙化石被学术界确定为梁龙化石，梁龙生活在1.59亿年～1.42亿年前的晚侏罗纪时期，分布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蒙大拿州、犹他州和怀俄明州。其体型巨大，但脑袋却纤细小巧。它们经常成群活动，走路非常慢。梁龙是食草动物，吃东西时，直接吞食树叶等植物。据此推测，1.59亿年～1.42亿年前的宁夏北部一带，林草资源相当丰富。
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梁龙的种类仅仅有几种，灵武恐龙化石与以往发现的梁龙化石特征有很大不同，属于梁龙家族中新的成员——梁龙类恐龙的分支叉背龙化石，这种类型的化石以前只在南美洲、非洲和北美洲发现过，此次是首度在亚洲发现。灵武发现这类恐龙化石，不仅填补了宁夏化石发现史上没有恐龙化石的空白，也为亚洲恐龙化石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素材。说明远古时代的南美大陆与灵武所在的大陆有直接联系，从而，大陆板块漂移学说在灵武恐龙身上被证实。
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恐龙专家唐治路先生为代表的观点认为，灵武恐龙化石属于二次搬运，不属于原地埋藏。所谓原地埋藏，就是恐龙死了之后，尸体没有被搬移。灵武恐龙尸体是经过水的二次搬运的，这说明，1亿多年前的宁夏灵武一带，有着湍急的流水。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古生物网总编辑邢立达谈到宁夏的灵武恐龙的价值时说：“宁夏发现的梁龙，它可能是叉龙的一种，或者和叉龙类似，这种龙没有在亚洲发现过，只在美国发现过，如果确认和美国曾发现的梁龙类似，就为板块构造理论提供了辅助性支持。”这个观点是不是能为在恐龙时代宁夏就已经和北美大陆之间发生了动物间的迁徙提供了新的依据呢？
按照学术界的惯例，恐龙命名一般遵循三大规律，或围绕发现者马云的名字命名，或以发现地灵武的名称命名，或围绕研究者的名字命名。2006年8月26日下午，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CCTV-10）现场直播节目《回到恐龙时代》，通过观众投票为宁夏灵武恐龙化石征名，投票率较高的三个名字为：“奇异灵武龙”“回乡龙”和“马云龙”。
灵武出土的恐龙，学术界到现在还没有个确定的名字。但是，包括专家们，知道这一恐龙化石的都已经习惯地叫它们灵武恐龙了。
三 水洞沟，东西方古人类交融之地
“两万多年前，一群远古人顶着凛冽的西伯利亚寒风，艰难地跋涉在鄂尔多斯黄沙漠漠的旷野上，他们是一支由男女老少组成的队伍，随身携带着猎人专用的工具、武器、帐篷和火种。当他们翻上一道起伏的山梁来到一处今天叫做水洞沟的地方时，眼前出现了一片水草丰美的湖泊，远处草原上还隐约可见成群奔跑的野马、野驴和羚羊。显然，这是一处诱人的地方，于是，他们放下行装，就地露营，开始书写生活的新篇章。”
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东生先生在亲临水洞沟考察挖掘现场后，对当时的古人类在这里生活情景的生动描述。2003年8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参加这次考古发掘的还有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兰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地震地质学院、香港大学等科研教学部门的专家和教授及研究生共20多人组成的考古队，这是自1923年、1960年、1963年、1980年以来，水洞沟迎来的第5次发掘。
2003年8月，正是宁夏最热的季节。初秋的太阳烘烤着宁夏北部的每个角落，参加考古的学者身上或许也弥漫着因在大地上接受蒸腾而生出的烦躁不安的情绪。令他们迷惑的是，他们考察的对象——那些古人类在这里生活的确切年代，他们是一直就在这里生活呢，还是从西伯利亚地区甚至更远的亚洲西部乃至非洲来的呢？
水洞沟遗址下层文化距今4万～1.5万年，属第四纪更新世晚期。水洞沟原始先民的足迹，通过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和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一直到达贺兰山与卫宁北山，最后落脚点在水洞沟一带，这一行程路线早已被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考古发现所证明。恰好这个证明连接上了从非洲大草原来的那批古人类，进入亚洲后的生活地段。那些非洲大草原上的古人类，经过几万年的“出非洲”，抵达亚洲，再从新疆地区南下，经过多少代人的迁徙后，在今天的宁夏水洞沟一带，发现了这个气候温润、水草丰茂、食物充足的地区，他们中的一部分就开始了在这里定居。没有巨型食肉动物的侵扰，没有地震等地质灾害的危险，他们就开始在这里安逸生活。白天，他们在这里狩猎、采集果实，和他们的祖先不同的是，抵达这里的古人类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生产能力，拥有了具有一定技术的生产工具，他们甚至有了用鸵鸟蛋皮制成圆形穿孔项饰和耳饰的审美能力。月朗星稀的夏日夜晚，他们结束了一天的围猎活动，女性们也结束了用鸵鸟蛋皮制作项饰和耳饰等的工作。整个群落的人，围坐在篝火边，享受着火烤后发出香味的动植物。年轻人甚至会挂上用鸵鸟蛋皮制成的圆形穿孔项饰和耳饰，跳起原始但欢快的舞蹈。
参加考古的学者们将那时的古人类生活地区的代表地点，锁定在了水洞沟遗址，这里位于银川以东19公里，西距黄河11公里，行政归属上地处灵武市临河镇水洞沟村。走近这里，能看见的是那些垂直裸露的厚厚的黄土层，黄土掩埋的是一段又一段模糊的历史，那些土层，在考古人员那里被专业地称为文化层。考古人员从心里感谢着那些堆积厚度足够的黄土层。因为它们才可以完好地再现万年前的文化风貌。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水洞沟人类活动遗址比较完整地保留了3万～1万年前的人类活动遗迹。其中，暴露最多的是2.9万～2.4万年前的文化面貌。
对水洞沟的这些文化遗址进行科学意义上的研究，竟然是从外国人开始的。
四 张三小店里的神秘客人
著名的考古学家汤惠生曾经这样说过：“莫斯特在法国和欧洲考古学史上的地位正如水洞沟之于中国。”
莫斯特，一个位于法国南部多尔多涅的维塞勒河畔的文化遗址。这里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尤其是在时空方面有许多变异，特别是器物组合方面，不同地区或不同的地层便呈现不同的组合形式，使莫斯特文化至今都是国际旧石器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对象之一。有着“中国的莫斯特”之称的水洞沟，它的发掘史及其价值和意义又是怎样的呢？
20世纪20年代初，宁夏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也开始有了外国传教士的足迹。他们大多是穿越过这片陌生的土地到其他省份去传教，宁夏对他们而言，是个匆匆而过的驿站。一天，从水洞沟东边5公里的横山堡一带走过一位名叫肖特的比利时传教士，在黄土层中他发现了一个披毛犀的头骨和一件石器。具备简单考古学知识的肖特把这个头骨和石器放在了心上。1923年，他返回天津后，遇见了从法国来到中国考察的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交谈中便把自己在水洞沟的发现告诉了桑志华。
1914年3月，桑志华从法国启程来到中国，在天津生活了4个月后便开始了在中国的田野考察活动。1919年，醉心于田野考古的桑志华，在今甘肃华池县县城以北的赵家岔和辛家沟一带，发现了1块由黑色石英岩打制成的石核和2件石片。这3件人工石制品，被考古界称之为“中国内地第一批发现的有正式记录的旧石器”。
在从甘肃进入宁夏的考察途中，桑志华的驼队中打出一面由红、白、蓝组成的三色旗，上面绣着“法国进士”“中国农林咨议”和“桑”等字。怎么理解“法国进士”这个不伦不类的称谓呢？他并没有在中国考取过进士，只是套用了他的博士学位，并将博士“中国化”成中国人能理解并尊重的进士；而“中国农林咨议”则是1917年他访问北洋政府农林部时，随便讨取的一个虚衔。这两个奇怪的不伦不类的官衔，对他的西进之途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至少进到宁夏境内时，当时的地方政府以京城来的外国官员待遇接待了他。
1923年夏天的一天，桑志华一行到了肖特说的“那个神奇的地方”——今天灵武市横山堡以西4公里处，明长城南面一条远古时代自然形成的河沟。他们住进了当地一个叫张梓的人所开的“张三小店”中。当天晚饭后，桑志华和他的随从们就忍不住内心的急迫，沿着沟旁往里走。沟里渗出一条清澈见底的泉水，缓缓地流淌着。夏天的北方夜晚，呈现的是一片宁静与荒凉。当他们走到与长城并行的一处断崖时，突然发现断崖上有磷火闪烁，丰富的考古知识使他们立即判断出那里一定有尸骨，他们便跑到沟下北崖上看了一会儿，隐隐约约的磷火使他们没看清楚什么名堂，很快便返回小店。他们找到张梓，给了张梓5块银圆，打着手势要了个大梯子，在夜色中爬到崖上去挖掘。
他们按制定好的考古计划，雇请当地的民工在水洞沟北崖的断崖处按考古程序进行了挖掘。除小孩外，大人一律不准进入挖掘现场，整个挖掘工作在十分神秘的氛围中进行了10多天。当地人认为那里的动物尸骨带来的阴气和晦气很重，懒得问这些外国人在干什么，并按当地的风俗幸灾乐祸地说那些外国人一定会被埋着的鬼缠上身的。这时的中国，陷入20世纪最混乱的时期；这时的宁夏，因为匪患严重，包头到宁夏的交通也被断绝。4个月后，国民政府才批准成立宁夏省。桑志华一行在外界的混乱和当地人的诅咒中，挖出300多公斤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时代石器，最后装入木箱，用八九匹骡子驮回天津。
随着考古规模越来越大，考古发现的器物越来越多，桑志华采集的标本也堆积如山。这些化石和标本暂存在位于天津法租界的一座带地下室的2层小楼里。这里有13间充当储藏室的宽阔房屋，原为献县教区的财务管理处，被称做“崇德堂”。桑志华仍源源不断地将考古收获运往这里，其中就有他在水洞沟发现的标本（后来，这些标本大部分被运往法国人类自然博物馆）。
早在到水洞沟之前，为了更好地收藏这些标本，提供深入研究的空间，桑志华就有了创办北疆博物院的想法，这个想法很快提到了法国天主教会、献县教区及天津法租界行政当局的议事日程。1922年，法国天主教会拟在天津建立一所高等学校——工商学院（今马场道117号天津外语学院），于是，由献县教区耶稣会会长让·德布威出面，将位于英租界马场道南侧的一块空地划拨出来，将北疆博物院规划在工商学院里，并由教会募集资金，同时动工兴建。1923年，北疆博物院的主楼即北楼建成，桑志华给博物院起名叫北疆博物院，里面收藏的最新考古文物就是水洞沟里出土的石器及其他文物。北疆博物院当时被誉为世界上的第一流博物院。
和桑志华一同参加水洞沟发现工作的还有一个法国学者，他就是被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赞为“既是科学家，同时又成了精神界的巨人”的德日进——在中国最早发现了人类化石、研究鉴定并确认北京猿人头盖骨为猿人颅骨者。这位在中国生活20多年，高大的身材、慈祥的面孔与和蔼可亲的谈话语调、有着“高贵的品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中国考古学家贾兰坡语），并将自己的科学探索足迹也留在宁夏水洞沟的科学家，在中国有着“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和领路人”的高度和地位。1923年，桑志华率领法国古生物考察团到中国西部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德日进受巴黎国立博物馆的派遣，也踏上了中国土地并成为此行成员之一。
这两个法国人在河套地区的野外考察收获巨大：他们在现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大沟湾一带采集到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在修整中发现一枚幼童左上门齿化石，这是中国境内最早发现的人类化石。这一发现犹如一瓶汽油，浇在了他们从事考古的干柴堆上，他们断定，在这一带，一定还有亟待揭开的古人类之谜的东西，这个东西究竟在哪里呢？他们将考古的眼光直接锁定在了宁夏的水洞沟。就此，水洞沟成了中国境内黄河上游最早被正式挖掘的石器时代的遗址，也使水洞沟的挖掘具有了明显的国际背景。
整个1923年的夏天，他们在水洞沟一带度过。水洞沟是这两个法国人整个考古生涯中重要的一站。水洞沟遗址上的发现，使有着诗人气质的德日进对宇宙漫长的进化和大地蕴藏的生命力感慨不已。他在那片为他们带来巨大丰收的遗址上，还写出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赞美宇宙的诗篇《献给世界的弥撒》。水洞沟丰富的人类见证，使他认为“宇宙是一种进化”“从无生命到出现生物”“从生命到出现人的精神”等，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完整的“进化现象”。
水洞沟及其他地方见证人类进化的遗迹，更加使德日进坚信了自己的进化论思想。在来中国之前，德日进由于在巴黎天主教大学传授进化论思想，他的观点一度被宣布为“异端”，言论和出版均遭禁止。而他带去的有关水洞沟的这次发掘，震惊了欧洲考古界。尤其是这里发现的那些稍加磨制穿孔的鸵鸟蛋皮饰物和骨锥等器物，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石器制造方法有着划时代意义的磨制技术已处于萌芽之中，使见到它们的欧洲考古学家们惊叹不已。
1923年的秋天，是中国考古界和德日进与桑志华共同的丰收季节，他们很快将发掘的范围以水洞沟为圆点开始拓展，拓展的最大收获是后来著名的河套文化的见证地——萨拉乌苏遗址。回到北京后，德日进就参与了关于中国史前考古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写作。
1923年，参加水洞沟考古的步日耶、桑志华和德日进等学者，共同发表了以水洞沟和萨拉乌苏为主要材料的考古报告《中国的旧石器》。他们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科学事实向世界宣布：水洞沟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标志着“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这一论断的终结和中国旧石器文化调查、发掘及研究的滥觞。
水洞沟和河套的发现为德日进赢得了赞誉。水洞沟的发现，丰富了世界考古界的内容和奠定了德日进的考古生涯。离开宁夏后，他一直没忘记水洞沟的发现带给他的惊喜。
1933年，裴文中先生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在这本书中，裴文中先生说，桑志华及德日进两个人发现的两个地方，一个是水洞沟，另一个是水洞沟东边百余公里的色拉乌苏河（又名无定河或者红柳河）。于是，他首先使用了“河套人”和“河套文化”这两个中文名词。“河套人”“河套文化”从此蜚声国内外，水洞沟再次因话语权的旁落，而被人们忽略，甚至连学术界也一度认为水洞沟是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一个地方。
五 70多年，四次手工铲出的“莫斯特”
20世纪20年代后，水洞沟就开始断断续续地吸引着中国考古界的视线，中国考古学家先后在这里又进行过2次考察和4次正式挖掘。4次挖掘不断将水洞沟推向中国考古界的焦点位置。
1954年，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号召开展河套地区的野外考察，又唤起人们对水洞沟遗址的注意。1960年，中国和苏联组建中苏古生物考察队，对水洞沟遗址发掘了6米×6米、深11米的探方。由于两国关系的交恶，苏联专家在考察途中突然撤走，使这次考察成了一次布满问号的疑团。1963年，裴文中率队准备对水洞沟进行系统的挖掘。8月底，裴文中先生到达银川。这个当时戴着老农民似的遮阳帽，上身穿着带有4个口袋的短袖白布衫，下身穿着有很大补丁的裤子以及一双旧布鞋的考古大家，给人的印象非常谦逊、朴素。在给宁夏参与考古的人作的讲座中，裴先生引用了鲁迅先生的一首诗来自嘲自己的学问之道和当时的打扮：“破帽遮掩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在裴文中先生的指导、他的学生李贵贤等人的主持下，钟侃所带领的宁夏考古团队予以积极的配合，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古研究，他们发现水洞沟遗址并不是完全的旧石器遗址，他们还发现了只有在新石器时代才有的磨光石斧，以及鸵鸟蛋皮做的装饰品。这充分肯定了水洞沟有新石器人类生活的迹象，这也说明水洞沟是横跨新旧石器时代的。
1974年，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等人又对水洞沟进行了考察。由于这次考察的报告没有问世，所以，这次考察的科研价值无法评估。
1980年，由宁夏博物馆联合宁夏地质局，在钟侃的主持下，宁夏第一次完成水洞沟遗址文物考古工作，经历了一个多月，取得了另外的收获：一是从地层上进一步分析了水洞沟地质成因，对地层的具体年代进行了C14测定；二是从文化上肯定了与欧洲文化（莫斯特、奥瑞纳等文化）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200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水洞沟又进行了正式的发掘。尽管在水洞沟先后进行过2次调查和4次发掘，历时近一个世纪，但对水洞沟的认识，似乎一直就没有清晰和明确过。直到桑志华、德日进第一次考察这里整整80年后的2003年，《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一书的出版，对于水洞沟文化性质（严格地说是石器打制技术）的认定才算趋于明朗和统一。
为什么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甚至世界考古界对这个地方有这么大的兴趣呢？一个关键点在于学术界对水洞沟文化性质的模糊与争论。最早在布勒等人的报告中便认为，水洞沟发现的石器“好像处在很进化的莫斯特和正在成长的奥瑞纳文化之间的半路上”，步日耶甚至认为这里出土“小的叶状尖状器至少同原始梭鲁特文化期类型有某些一致的联系”。法国已故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博尔德认为，水洞沟文化“是一个处于向旧石器晚期过渡的十分发达的莫斯特”。
当西方学者面对水洞沟论述各种观点时，中国学者在水洞沟文化的认定上则显得十分谨慎，没人说是，只说像。即便说像也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贾兰坡才开始发表言论，他认为水洞沟的尖状器“完全可以和欧洲的典型莫斯特尖状器相比，不但加工的方法相同，而且器形也毫无二致”。更多缺乏国际视野关照的中国学者，则在水洞沟石器的渊源关系讨论中，更多地将水洞沟文化与国内的丁村和板井子的“汾河文化”以及陕西长武窑头沟的“泾渭文化”相联系。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学术界思想进一步解放，学者们明确认定水洞沟石器中所发现的勒瓦娄哇——莫斯特技术，“石核在打片前也事先进行修理，整个程序与欧洲的勒瓦娄哇技术无异”。
学者们明确的认定使围绕水洞沟而产生人种西来说和文化西来说似乎有了阐述的基础。刘东生院士明确指出：“在这里，中西文化交流一词有双重含义：一是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东西文化交流；另外还有一种是现代的，东西科学文化的交流。”他进一步在《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一书的序中说：“水洞沟不同于一般的考古遗址。它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中不断迸发出明亮火花的闪光点。从两万多年前猎人们之间的往来，到现代东西方科学家的共同工作，都体现了这种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由于水洞沟遗址石器包含的技术类型特征既具有华北旧石器的传统，也包含了欧洲旧石器的风格，对东西方旧石器文化的对比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水洞沟采集的至少1/3的材料，可以同欧洲、西亚和北非已演变的莫斯特人类栖居地的材料相提并论。对于这种地区相隔遥远、文化雷同的现象，法国考古学家步日耶认为是“大距离的迁移的同化影响”，“这种同化作用的影响是一种特别古老的现象”。从水洞沟兼有东西方两种文化特征的事实，专家认为：水洞沟文化是华北旧石器文化与欧洲旧石器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产物，同时，又影响到了整个华北旧石器的发展。
那些从非洲草原上走出来的古人类，经过中部亚洲乃至天山后，是否南下了呢？如果南下，他们到哪里落脚了呢？水洞沟在经历了70年的发掘后，似乎给这个谜面提供了谜底。
3万年以前的水洞沟，并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荒漠、干涸的河床，砾石沙丘遍布的不毛之地。那时，这里的自然景观近似现在的热带地区，宽阔的湖泊里，绿色的湖水荡漾着粼粼的波光，岸边一簇簇低矮的灌木和丰茂的水草丛中，活跃着犀牛、野马、原始牛、羚羊等野生动物。这些是吸引那些经过一代代远古人选择这里的重要条件，湖边的石崖提供了他们改进生产工具的原料，成群的鸵鸟不仅给他们提供了食物，也给他们提供了装饰的材料。3万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宁夏人”，他们处于原始群居阶段，但他们掌握的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石器技艺，他们为中国人从哪里来，或许能提供科学的答案和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