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国家利益是始终重于个人名誉的。处理天津教案的事情就是最好的证明。对于处理津案的难度，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这次的教案不仅绝无办理成功可言，而且极有可能使他十八年来历尽艰难困苦得来的声望毁于一旦，落下身败名裂、万人唾骂的下场。接到办理津案旨令时，曾国藩正在休病假，而且这次病得很重，右眼已盲，左眼唯余微弱视力，又得了眩晕症，几乎无法办公。幕僚劝他以重病难以胜任为由，请朝廷另选别人。但曾国落不肯疏辞，他说，大将不辞刀头死，岂能因祸福而避趋，还是决定要马上受命。
曾国藩在临行前，给他二子纪泽、纪鸿留下遗嘱数条，信中强调此事绝难措手，或一去无以再返，但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违效命之初誓。向他们交代后事，谆谆嘱托"以勤俭持德，以孝友持道"。长逝后灵柩返南，谢绝一切。
概不许收礼。所留奏稿、古文，绝不许刊刻流布等。
当曾国藩要来津审案之际，天津的官员士绅多把他看做是敢于反对"洋教"的官员，大家都还记得他于一八五四年所作《讨粤匪檄》中有反对洋教、护卫儒道之论。所以，在行至天津城门前，早有众多官员、士绅及百姓，包括与案件有干涉的人前来迎接，并拦轿鸣冤。曾国藩见大众对他犹如旱苗盼得甘雨一般，便下轿倾听。官绅们你言我语，把洋教士及教民如何欺压中国百姓，如何虐杀中国幼童，如何枪击中国官员等情况又叙述了一遍。这些情况，曾国藩在离开保定前多已了解。还有人跪拜轿前，称颂曾国藩《讨粤匪檄》
中痛斥洋教，捍卫中国儒道的英明，说天津士子的反洋教活动便是遵循檄文之大义，以旁挟之举人圣人之道的体现，求曾国藩明察士民爱国卫道的苦心。
更有人形象地叙述育婴堂如何迷拐幼儿、妇女，如何挖心入药，并说亲见幼儿尸身五脏被挖去，腐烂时从外向里烂，而不是通常的由里向外烂。
从自己的心理出发，曾国藩对洋教无任何好感。天主教自明末传入，康熙年间兴盛。但因该教与中国的传统习俗发生冲突，一些传教士又参与雍正、乾隆的宫廷斗争，便被严禁。而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吃了败仗，朝廷才被迫允许洋教来中国活动。洪秀全就是拿这一套思想组织民众揭竿而起的。
然而，这次自己面对的不是洪秀全，而是得到中国皇帝允许传教的英、法、美、俄诸国。它们的军事力量远比中国强大，绝不能轻易与之开战。上谕明文令他"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让他"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绝不是让他得罪各国，更不能把关系搞僵引起国际争端和武力冲突。
如果不能违背朝廷旨意而得罪洋人，那么如何面对舆论的压力，如何向天津官绅士民交代，就使他更加为难。他从《邸报》上看到朝内外对天津教案异常重视，舆论攻击崇厚卖国媚外，恭亲王奕沂，内阁学士宋晋、翰林院侍读学士袁保恒、内阁中书李如松等人向朝廷上奏折，说天津反洋教是义举，对洋人应采取强硬态度，要求皇帝下旨讨伐洋人洋教、惩罚媚外的崇厚等官员，这些虽然都是空谈，但对早已怒不可遏的广大群众却极易起到煽动作用。
尤其可怕的是天津人情汹汹，犹如一堆干柴，遇上火种便会腾腾燃烧。
现在，舆论认为崇厚卖国，而以为曾国藩会替天津人出口气，所以对他抱着希望，等着他来为受害的百姓说话，因而并未发生大的行动。一旦他有违众意，大家希望破灭，究竟会出现何等结果，他心中确无定数。如果天津大众不服他的处置，教案不仅处理不了，可能还会继续扩大事态，后果不堪设想。
他从心里讨厌崇厚这样的人。但是，崇厚对洋教的认识，尤其对中国某些愚昧群众的认识却很正确。对于洋教"挖眼珠，吃人心"的说法，本来他就不信，全国的教案呈并无一例可以证实外国洋教会有此残暴行为。但是，自己一旦如崇厚一般态度，天津人也一定会如对崇厚一般痛骂自己卖国、媚外。
天津教案不比其他教案，牵扯的国家众多，各国联合起来，对清政府造成的压力极大，而反洋教的群众面广，同时包括政府官员和士绅。双方力量都很大，互不相让，得罪了哪一方都不好交代。
曾国藩日思夜想，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看来这次天津之行绝无好结果了，不但要做林文忠公那样的民族英雄不可能，恐怕是要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汉奸卖国贼了。曾国藩坚持"委曲求全"的策略处理天津教案，引起国人的强烈义愤。当他决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严办及捕拿"凶手"，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传出之后，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随之腾起。他的亲友、同乡、同年都不相信曾国藩会如此软弱，等到证实之后都纷纷来信劝说、指责，而与他不相干的官绅士人则对他大张挞伐，每天责问他的信件从京津、三江、两湖各地寄至天津，使他一下子陷入了万人声讨的舆论包围之中。
曾国藩本来就病得朝不保夕，这次莫可辩解的耻辱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愿再多活一天，只求早死，催着儿子把棺材做好，以备不测。
曾国藩对于这样的结局早有预料，他回顾道光以来的历史，无论是主战的林则徐还是主和的穆彰阿，到头来都没有好下场。仗打败了皇帝把责任推给林则徐，而国人斥骂屈辱卖国，皇帝又把卖国的罪名推给主张讲和签约的穆彰阿。自己受清政府委派处理天津教案，完全按照清政府的旨意办事，原已意识到自己要重新扮演穆彰阿的角色，替清政府去顶卖国贼的罪名。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公布后，国人不骂慈禧太后，却单骂曾国藩，他成了天下人眼中的千古罪人。清廷也眼看着曾国藩变成他们的替罪羊、牺牲品，使他在社会舆论的猛烈攻击下，完全处于遭受唾骂，有口难辩的困境，却不置一词。但他明知而不惧，体现了他愿为清朝担负一切罪名的勇气。
后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奉命担任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在回答朝廷的问话时，慈禧太后以任劳任怨相勉励。曾纪泽答道"臣从前读书读到'事从君主能献其身'一句话，认为人臣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看近来时势，见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时须把性命看在第二位，声名也要看得很轻，才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就像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从保定动身，正是卧病的时候，就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后事，将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关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结的，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
那时京城的土大夫咒骂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责。寄给朋友的信。常写有'外惭清义，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排除了声名，以顾全大局。其实，当时的势态，除了臣父曾国藩所办理的立场更没有别的办法。"从曾纪泽的一席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曾国藩为了当时的国家利益，而把自己的个人名誉置于脑后，就连慈禧太后都不禁叹道"曾国藩真是公患体国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