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选择人才，应以德为本，而不能按照资历顺序来进行，这样才能让真正的人才归于自己，才能将人才的效用发挥到最大，进而有利于事业的发展。与曾国藩强调的以德为本相反，现实中有着太多的论资排辈的做法，曾国藩对于这种选择人才的方法，指出了其存在的三大弊端：
第一，贤愚不分。人之才能各不相同，而人之时日，不差分秒，假如循序渐进，等授其职，必然造成职同而才不同，位等而能不均。有的能当其位，事半功倍；有的则勉为其难，事倍功半：有的甚至敷衍塞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事毕功成必须各方配合，既然有勉为其难，敷衍塞责者，必会出现左避右退，前松后紧，上急下缓状态，那么，成事之望，又谈何容易。宋代的章得象，"终日默然，如不能言"，一向以无所作为著称，也居然一步一步地做到丞相。南宋时陈亮就指责这种用人法是："凡事必集议，除授必资格，才者以跌弛而弃，不才者以平稳而进。正言以迂阔而废，巽言以软美而入；
奇论指为横议，庸论谓有典则。"若都以循序进以章得象等庸碌之辈，则必国弱民穷，"朝纲"尽失。
第二，赏罚不明。南宋通议大夫叶适曾说过，如果选拔人才只是"计日月，累资考"，"资深者叙进，格到者次迁"，那么，"贤否混并而无所别"，人们只能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因为，虽然不能把升迁擢用作为奖赏的手段，但是，不能否认，升迁本身确是对贤能有功者的信任；重用，确能对人产生一种鼓舞力量，尤其是那些心怀大志，事业心强，待机一展宏伟抱负的贤能之士更是如此。所以，古人说："大贤不待次而举，大恶不待次而诛。"否则，将造成赏罚不明、法制不存的混乱状态。
第三，阻塞才路。"限以资历则取人之路狭；不限资历则取人之路广。"择人以资历为序，"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先进山门为师，后进山门为徒"，必然使贤者望而止步，能人避而他就。因为，贤能之士满腹经纶，本可一展抱负，现在要其年复一年，等待时日，空怀"绝技"，如同乞丐，岂不有负"十年寒窗"？而且天下之大，容身之地颇多，"此山无食，便去他山"也就未尝不可。汉代刘邦对这个问题就非常注意，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出身和资历。
在他手下的文臣武将，大多来自基层，有的甚至刚来投奔就委以重任。例如，陈平投归刘邦以后，立即被任以护军中尉之职，并昭示全军，树其威信。正因为如此，天下志士能人，争相投奔，竞相尽职尽力。宋朝嘉祜二年进士考试，欧阳修任主考。当他读到应考的苏轼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不禁拍案称绝：
"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人头地也。"苏轼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北宋文坛巨擘。假如欧阳修以资历取人，初出茅庐的苏轼岂能"出人头地"，后来居上？
既然，以资历取人弊端很大，那么，作为一个领导者就应该避免这种选择人才的办法。曾国藩认为，选择人才不能论资排辈，而应该以德为本，这就需要打破资格限制，不拘一格地大胆选用、延揽人才，这样才会令自己的事业得以发展。
曾国藩打破资格限制，把具有真才实学而又品德好的人破格提拔担当重任。湘军中一些重要战将就是由他破格提拔上来的。如分统湘军内外湖水师的杨载福、彭玉麟，就是曾国藩一八五三年下半年在衡州练兵期间，分别从行伍和禀生中识拔上来的。他们二人都富有军事才能，且一个是"智胆超群，秉性忠直"又"口不言功"：一个是"任事勇敢，励志清苦，实有烈士之风"，都很符合曾国藩对"德"的要求，故曾国藩把他们从无名之辈提拔到统领水师的高位上。而他们二人后来在建立、发展湘军水师，指挥湘军水师作战上，也确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之后，百事丛集，愈感人才之匮乏，而对人才的聚集、培养、选拔、使用问题亦愈加急切。他经常与人讨论人才问题，虚心体察自己在用人问题上的缺失。当他发现自己不如胡林翼对士人更有吸引力，不少人愿投胡林翼处而不愿跟他做事时，立即改弦更张，幡然悔过，与之展开一场广揽人才的竞争。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台端如高山大泽，鱼龙宝藏荟萃其中，不觉令人生妒也。"又说："庄子云：'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
阁下以一省为笼，又网罗邻封贤俊，尚有乏才之叹。鄙人仅以营盘为笼，则雀且远引高翔矣。"曾国藩奉命办团练，招揽人才之时，"湘乡奇伟非常之士，争自刨磨立功名，肩相摩，指相望。"罗萱是最早应募到曾门的人之一。传说当时每天都有百十人到营中报名，曾国藩一一召见，问询长短，稍有才能的人都留下来。一天，曾国藩已招见多人，倦极不见客。正在似睡非睡时，忽听外面有吵声，起身向窗外一望，但见一位身材不高，只穿一件单衣的青年人被守门人拦住。青年人声音朗朗，气质非凡，但任凭怎样讲，守门人仍不放行。青年人也不气馁，大有不见曾国藩誓不罢休的气势。正在僵持之际，曾国藩推门而出，并喊住守门人，对青年人说："听君的声音爽朗圆润，必是内沉中气，才质非凡之人。"遂将其引入上宾之位，两人叙谈起来。这位敢闯军门的青年姓罗，名萱，字伯宜，湘潭人。经过一番交谈，曾国藩立即决定让罗萱掌管书记，日常文牍往还，也一并交给了他。
曾国藩率湘军东下时，罗萱以亲老欲辞，但曾国藩写信请他入府，言辞恳切。一八五五年到一八五六年间，是曾国藩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军马倥偬，而客居江西，兵饷皆不宽足，又受太平军石达开部不时攻袭，常常是停泊船工，不用说安生休息，性命也时有不保。为了取得朝廷的信任，还必须经常奏报军中缓急。而罗萱上马操剑，下马走笔，兼具文武，形影不离，是难得的人才。
曾国藩每有上疏，罗萱皆操笔如流。有时"警报骤逼，势危甚"，罗萱也"甘心同命"。他又时常调节诸将之间的矛盾，使各当其意以去。一八五六年，翼王石达开八江西，攻陷瑞、临、袁、吉、抚、建诸郡，省城孤悬。罗萱领湘军三千人攻建昌，城即破，但太平军援军忽至，都司黄虎臣战死，城未攻下。
于是，曾国藩又令其攻抚州，将至，又得知曾国华、刘腾鸿等自鄂援江攻瑞州，曾国藩又令他自抚州赴瑞合攻。在瑞州，罗萱与刘腾鸿等与太平军展开了殊死战，八战皆捷，取得了瑞州战役的胜利。
曾国藩兴办洋务的得力干将薛福成也是曾国藩通过不拘一格的求贤方式进入曾氏幕府的。一八六五年，清廷在古城金陵恢复已中断十二年之久的江南乡试，初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亲自主持。乡试结束，曾国藩收到署名江苏无锡落榜秀才薛福成呈送的治理两江方略《上曾侯书》。薛福成在洋洋洒洒的万言书中，提出"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改、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八项建议，并在每项建议中都附有具体实施方法。全篇呈词条理清楚，文笔流畅，曾国藩大为嘉许，不久便召见他。在谈话中，曾国藩得知薛福成饱读经世之作，不仅胸怀治国天下的宏伟抱负，而且具有改革内政外交的真才实学。因而不嫌薛福成不擅八股文，只是一个落第秀才，当即揽其入幕。此后，薛福成果然不负所望，一直跟随曾国藩南征北战，深受曾国藩的器重。后来，薛福成也确实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一八九○年，薛福成出任驻荚、法、意、比四国公使，以后又越次升补为左副都御史，并以其所撰写的大量政论、奏疏等，被公认为当世谈时务的巨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