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景设计者极少单独考虑每一个情节。他们以不同的情节讨论相同的驱动力量的方式来思考。例如，全球环：境政策既可以遵循“演化”情节，也可以遵循“挑战与反应”情节。“演化”情节简单地通过生产更多相同的产品就将带来生态灾难，垃圾堆放场会激增，炼油厂爆炸和化学品泄漏事故会继续发生，危险的生化废弃品运输量也会增加，就如以前的油轮泄漏事件一样，这种运输又增加了发生危险事故的机会。大多数情况下，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直到许久以后，脑灰质炎和伤寒型疟疾也许要爆发了，人们才会将其与以上事故联系起来。对流行病的恐惧引发了对技术的过度反应，结合遭到污染的地方的生产率的下降，可能引起经济的缓慢倒退。
相反，如果政策遵循“挑战与反应”情节，我们就可以经历生态的繁盛。这也许为时已晚，建立“可持续增长”社会的迫切性也许会激发起不寻常的创新和变革。在世界的某处，2000年到2010年，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船运公司又将不断崛起。举例来说，为近年来的挑战所激励，他或者她将会找到这样一种充满企业家智慧的运输公司管理方法。最初，由于环境的威胁，他只发现了一个缝隙市场，而正是这个缝隙市场将会不断扩展，最终将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人们经常会想，他们处于一个情节之中，但系统却遵循着另外一个情节，这也会带来令人痛苦的结果。显然，罗纳德·里根的许多政策都遵循了“个人对一个系统”的情景逻辑。事实上，里根政府的能源政策没有一个是好的。不幸的是，80年代能源环境背后的现实情景逻辑正是“挑战与反应”。例如，里根政府降低了汽车排放标准而且未能提高燃油税。带来的结果是，低油价和来自燃油税的较低税收，使得美国没能像其他国家一样在提高能效上进行足够的投资。
相反，美国一直沉溺于国内的低油价。而现在，已经是有充分理由预期到国际油价的上涨了。当其他国家仅仅通过调低税率，就可以达到政策目的之时，美国却要终止付钱给中东的“税收官”，而不是在早先将这些钱投资于国内节能的基础设施。美国未能成功应对效能的挑战，甚至也没有在国家层面上承认这一点。美国对未来进行了错误的想象，实施了错误的行动，仅仅当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人侵领国科威特时，美国才开始为以前的错误而感到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