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将是一次长征。”在谈到向社交知识经济的过渡时，约翰·哈格尔和约翰·史立·布朗像是无意间向毛主席致敬，“我们第一次真正有机会做一回自己，并且更重要的是，成为我们注定要成为的那个人。”56
在杰夫·贾维斯看来，这是一场走向未来的长征，而这个未来可以领导我们回到十六世纪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治下的“理想”而“透明的社会”。但是，贾维斯乌托邦版的现代化初期的欧洲社会的认识，是基于对一篇经典反乌托邦小说的致命误解而构想出来的。“1516 年，托马斯·莫尔爵士在他的小说《乌托邦》中指出理想社会就是透明社会。”贾维斯在《公共部分》一书中以对公有社会不无向往的语气写道，“莫尔所生活的时代，每个人都要在其他人的众目睽睽下工作。公共业务在私人住宅内开展：补鞋匠在家里补鞋，酒馆也设在一所住房之内。这个时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隐私。”57 但是，贾维斯完全误读了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这本书构想出一个完全透明的社会，以至于整个社群都在长长的木桌上一起吃饭。
贾维斯所未能理解的是：在维护个人自由和隐私的经典抗争中，莫尔（1535 年因严重叛国罪而被吊死，并被四马分尸）实际上是对窥视一切的专制君主（比如他的刽子手亨利八世）所“注视”下的工作状态提出的一种反乌托邦式的反抗。
但是，要甚过贾维斯和哈格尔的是，超级社群主义者克莱·舍基将这种终于可以“做我们自己”并展现我们内在人性的、卢梭式向往的工业化前社会，进行了最好的包装；其 2010年出版的《认知盈余》58 重新续写了帕特南 10 年前《独自打保龄》所结束的篇章。
“到目前为止，二十世纪社交生活的原子化让我们摆脱了参与式文化；当这种文化回归时，我们需要参与式文化这个短语来描述它的含义。”关于让 - 雅克·卢梭对透明公民的理想，舍基如此解释道：“在二十世纪之前，我们并不是真的有一个关于参与式文化的短语；实际上，它多多少少有点算一个冗辞。大量的文化都是关于参与式的：地方集会、活动和表演——除了人民，文化还能来自哪里呢？”59
舍基指出，数字革命改变了一切，因为“参与式文化”摆脱了二十世纪工业社会媒体的古老等级制度。因此，我们不再需要一个像派拉蒙（Paramount）式好莱坞工作室或像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式独断专行的电影导演来制作出《眩晕》。二十世纪好莱坞对媒体的垄断已被舍基称之为互联网的“社会生产”所替代，其中文化将由我们大家来创造，而不是由精英来创造。
因此，数字媒体真真切切地成为了“社会的结缔组织”，文化和社群的参与式来源。这里要再次引用约翰·佩里·巴洛的一句话：我们都因此而“成为了信息”——在这种文化的集体式生产中，每个人都是一个参与式结点。
但是，舍基被誉为“当今网络知识分子中的赫伯特·马尔库塞”60 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的所有错误都有正确的理由。
在二十世纪，我们前往电影院，震惊于希区柯克关于像斯科特·弗格森这样的无辜者陷入他们既不理解也无法控制的噩梦电影。但当灯光亮起时，梦魇结束，我们可以轻松离开电影院并继续我们的日常生活。
但是，今天希区柯克的《眩晕》已经完全民主化了；我们现在都成为了剧中的参与者。这就是关于舍基的“参与式文化”
的真相。您看，社交媒体已经无处不在了，这个“社会的结缔组织”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都成为了一个我们既不理解也无法控制的诡异故事的受害者，就像斯科特·弗格森那样。
是的，《眩晕》在当代社会中的数字版本实在太诡异了。
正如加文·埃尔斯特理想地展现出 1849 年 6 月的虚构旧金山，也正如斯科特·弗格森爱上了假冒的玛德琳·埃尔斯特一样，舍基和他的社群主义同志已经爱上了工业化以前的参与式文化——一种可能从未真正存在过，并且肯定不会在这个竞争激烈、日益个体化的二十一世纪中复兴的文化。埃尔斯特将他的斯坦福大学同学引入一个关于欺骗和心碎的黑暗幻想一样，这些浪漫的社群主义者正出于某些原因将我们大家带向一个大部分人实际上并不喜欢的未来——一个默认“公开”模式的数字情爱大集会，一种超知名互联个人的达尔文式奋斗，一个秘密和遗忘正在消失的“地球村”，一个将可恶的透明性凌驾于所有人生活之上的“参与式文化”，以及一个充斥着无休无止登录、可识别身份的计算机、不会放过每个人的面部扫描的“窥我”的世界。
当史蒂文·约翰逊赞许地将互联网的“生态系统”比喻成达尔文的生物学珊瑚礁时，当尼古拉·克里斯塔基斯和詹姆斯·福勒向我们允诺“当你微笑时，世界将向你微笑”时，61 当杰夫·贾维斯向我们提供一张去往英格兰国王享利八世治下的“田园诗般”透明社会的双程票时，当克莱·舍基保证“人类从本质上很看重一种互联感”时，62 网络技术的真正成就在于复活了杰里米·边沁的“自我肖像”——一个自我赞美，并通过希区柯克电影中那个矫顽女主角式的诱惑，承诺能让我们所有人都永垂不朽的机器。
互联网——提供“第二人生”这样的虚拟世界——已经将不朽的想法从一种宗教隐喻变成一种数字可能性。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史学家约翰·特里西（John Tresch）的看法，今天的社交媒体体系鼓励所有人来操纵这个“名望机器”，这样我们可以将自己变成偶像。要想在数字时代这座水晶宫里生活，“我们现在必须穿过一个移动的、多面的并且无处不在的名望机器，以便步入哪怕是最普通的友谊、家庭和工作舞台”。这一切都是为了吸引追随者，并打造特里西所描述的我们“自己的荣耀云彩”。63因此，和希区柯克的《眩晕》一样，主张以科技联合我们的社交媒体，其实也正是其表象的对立面。在数字功利主义者的社群主义式乐观精神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眩晕并支离破碎的二十一世纪真相。这个后工业时代的真相，就是日益弱化的社区、超级节点，以及交际大师们不断高涨的个人主义。“关注”经济的真相是将个人的“声望”变成 Klout 之类网站的主要货币。并且，最令人头疼的是，关于社会经济世界的一个与社交背道而驰的真相是孤独、隔离和不平等在不断加剧——社交上的功能障碍，也就是雪莉·特克所描述的“孤独共处”。
在希区柯克的优秀电影之中，一切事物都是虚幻的。这些意外的人们——约翰·希利·布郎和约翰·哈格尔——对他们眼中“长征”的见解是正确的。但是，这是一次回到过去而非迈向未来的长征。马克思在他关于 1848 年革命失败的文章中写道：历史的重复，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或许他是对的。但毫无疑问的是，随着硅谷的技术改变了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故事在某些方面正在今天的数字革命中重演。例如，在当今这个超知名度时代侵犯个人自由的“社会暴虐”，正是大机械时代的我们所熟悉的一个问题。关于当代技术可以解决人类分裂问题，并将我们团结在一个拥有共识和共鸣的地球村的乌托邦式承诺，亦是如此。
所以，让我们踏上回到过去的征途，并从这个大暴露主义时代回到“大展览”的十九世纪吧。我们将从牛津这座灵异的古老大学城里开始这趟旅程，并将在此发现一系列在历史厚墙上逐渐褪色的壁画——与希区柯克的《眩晕》不同，我们当中没有人曾经见过它们。
透明性好得令人难以置信……那么，这不真实的透明世界之后又存在着什么呢？
——让·鲍德里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