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偏僻的荒村，当然没有像样的商店。只有一家富户，在村头开了一爿杂货铺儿，一间门面，四尺长柜台，卖烧酒、盐、火纸、香表和自己做的油酥烧饼。店主人不收现钱，只收鸡蛋；或者赊账，秋后收粮食。因为有一年，他拿着大把零钱去镇上进货，谁知那钱不用了，成了废纸；有了教训，才以物易物，鸡蛋和粮食是不好作废的。
乡亲们需要买的东西，是货郎担儿挑来的。每隔三天五天，总要来一个货郎担儿。那货郎担儿，总是一根上翘的扁担，一头挑一个青竹花眼儿篓，里边放着女人用的针头线脑，锥子顶针，男人用的火石火镰，烟袋锅儿烟袋坠儿；另一头是一个红漆木箱，箱里放着玉镯、银簪、能紧能松的袜勒子、阴丹士林蓝布之类的高档商品。货郎们都拿着长柄的拨浪鼓，卜卜登登的鼓声，总伴和着春日的鸟声，夏日的蝉声，秋日的虫声，冬日的风声，响在村头巷尾。
货郎中，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儿，细个儿，白脸儿，长眉大眼，终年穿一身粉蓝色长衫。乡亲们都说，他不像贫寒人家的孩子，为什么不去上学读书呢？他的货郎鼓摇得比别人清脆、响亮，如一串鞭花儿；货物也全，为人更和善，从不要高价钱，不像那个戴旧帽壳、两腮凹成了坑的老货郎，一大把头发才换一根绣花针。那些好心的老奶奶们和他叙了家常。原来，他住五里外的桃花川，家中只有老母，祖上留下的田产被人霸占了，没办法，只好靠一副货郎担儿养家糊口。好可怜的，老奶奶们听罢都掉了泪。
五奶奶的孙女儿，我叫桂花姐的，是我们村挑尖儿的巧姑娘。她最爱绣花，一年四季穿的绣花鞋不重样，鞋上的菊花啦、兰草啦、蝴蝶啦、蚂蚱啦，都像活了似的。别的姐姐、姑姑们都拿着纳好的鞋帮儿找她描花样儿。她掂着蘸白粉的笔，似乎不用想，一勾一画，鞋帮儿上就出现了一朵花，两个虫儿；描着，交待着，某个地方用什么颜色的线，某个地方用什么针法。看桂花姐描花，西院的梅婶说：“这闺女好灵性儿，将来一定能找个好婆家。”桂花姐不吭声，只是桃花瓣儿似的脸蛋儿更红了。那个漂亮的小货郎一来，桂花姐总和女伴们一块儿去买花线。像一群唧唧喳喳的鸟儿，把那个青竹花眼儿篓围了一圈儿，挑啊，拣啊，褒贬着这种线颜色太老，那种线颜色太嫩，把那些成纂儿成绺儿的彩线扒成了一窝麻。小货郎并不生气，只笑笑地站一旁看。临了，这个说：“下回给我带来点茄紫色的花线，我要绣一串儿葡萄。”那个说：“给我带来点古铜色的花线，我要绣一个金如意。”小货郎颔首记下。果然，几天后，一阵鞭花儿似的货郎鼓响，他带来了姑娘们满意的彩线。
渐渐地，我发现，桂花姐不和姑姑、姐姐们一块儿去买花线了，总磨磨蹭蹭等别人买罢离开才去，而且总是在货郎担儿前停很长时间。看只有她和小货郎在那儿，梅婶隔着墙头窃窃地笑。
“桂花姐，你为啥去那么长时间？”我等她给我新做的布衫缀扣儿，便问她。
“挑不到合适的花线嘛。”她笑吟吟地答。
“挑不到就不挑，让他走算了。”
“总想挑到呢。”
下一次，梅婶又隔着墙头窃窃地笑，我跑到货郎担前，哼，桂花姐并没有挑花线，正悄悄儿跟小货郎说话儿呢。小货郎看着桂花姐，桂花姐看着他。两人中间，隔一条上翘的扁担。
阳春三月，野地里开满蒲公英的黄花，我跟桂花姐去剜野菜。日头快落时候，她的荆条筐里盛满了野苋菜、面条菜、荠荠菜、扫帚苗，我的高粱篾儿编的小篮儿刚刚盖了底儿。我说：“我剜的菜少，奶奶要说我偷懒哩。”桂花姐拍着我的肩膀，甜蜜蜜笑着：“我分给你一半，奶奶一定喜欢，还会给你一个鸡蛋去杂货铺换个烧饼哩。”当她大把抓着野菜放进我的小篮儿时候，猛地，我看见她手腕上一只玉镯，在靛蓝色印花布衫的袖口发着柔柔的光。我连忙抓住她的手看那玉镯。噫，蛋青色的，有几道豆绿色的花纹儿。哦，我曾经见过。
“桂花姐，这玉镯是小货郎的，为什么戴你手上？”我问。
“我买的。”她说着笑了。
“你买不起，奶奶说，要二斗麦子呢。一定是那个货郎送你的。”
“他，你往后叫他‘青哥’。”
“叫他‘青哥’干吗？”
“反正你叫他会高兴的。”
一天，暮色里，梅婶隔着墙头和我奶奶说闲话。梅婶说，桂花姐和小货郎正好是一对儿。哦，我明白了，桂花姐和小货郎好，将来要嫁到桃花川去，跟小货郎和他的寡妇妈妈一块儿过家家了。他家里花线一定很多，桂花姐一定能绣更多的花儿草儿。可是，她去以后，还会给我绣兜肚儿吗？端午节还会给我做各种各样的香布袋儿吗？
梅子黄时，黄莺儿在树荫里嘀嘀哩哩叫。我忽然听到了货郎鼓声，清脆、响亮，如一串鞭花儿。连忙跑到五奶奶家，见桂花姐正坐在石榴树下纳袜底儿，一只，已纳完，另一只，剩下几针。那袜底儿，围一圈儿九曲回文，中间布满整齐的八角茴香瓣儿。
“桂花姐，青哥来了。”我给她捎信儿。
“嗯。”她仍低着头纳袜底儿。
“还不快去！”我催她。
“我做活哩。”她还没动。
我好生气，心想，既然你们俩好，为啥不去看人家呢？你没听见那拨浪鼓一声声催着叫你去吗？你不去，我也不去！我赌气地回家提了小篮去村头给牛犊儿割青草。割满了篮，正想回家，一扭脸儿，嗬，桂花姐和小货郎正在村头的竹林边站着，站得很近，不过，中间还隔着那条上翘的扁担。哦，两个人躲那儿说悄悄话儿呢。我忙跑去向小货郎喊了声：“青哥哎！”他笑了，用手摩挲着我的剃成月牙形的头顶。我一去，他们俩都住了声儿。青哥弯腰从木箱里拿出一个泥巴做的小猴儿，递给我：“拿去玩吧！”那小猴儿，通体黄色，只眼睛、鼻凹和屁股是红的，歪着头，尾巴撅到脊梁上，可精神了。我说：“俺没钱买。”他说：“送给你，不要钱。”啊，青哥可真好。对了，青哥给我拿小猴儿的时候，我清清楚楚看见，桂花姐刚纳好的那双袜底儿端端地在木箱里放着。我猛地想起一件事，问桂花姐：
“你说，你将来到了青哥家，还给我做花兜肚儿、香布袋儿吗？”
她用食指点着我的鼻尖儿说：“你呀，将来给你做多多的！”
东北风吹落树上片片黄叶的时候，又一个黄昏，梅婶隔着墙头和奶奶说桂花姐的事，好不容易我才听出一点意思。原来，上午来一个算命先生，五奶奶花一块银元给桂花姐批了“八字”，说她的“八字”和小货郎不合；桂花姐属龙，小货郎属虎，生肖更相冲。五奶奶疼孙女，不愿让桂花姐日后遭罪，便狠着心勾销了这门亲事。我想不通，为什么能看见路的人不知道将来的祸福，而算命的瞎子却能知道？五奶奶好糊涂啊，竟相信瞎子的胡言乱语。桂花姐相信瞎子的话吗？我连忙翻过被雨水淋塌的院墙豁口，去五奶奶家。桂花姐正傻傻地坐在厢房窗前，对着墙角出神，淡淡的夕阳残照，敷在她的脸上，脸上有泪痕。她看见我，从柳条笸箩儿里拿出我奶奶让她给我做的草绿色布衫儿，递给我：“拿回去，让奶奶放着，过年走亲戚穿。”布衫儿的前襟上，她绣了一枝梅，开着五瓣儿的胭脂色的花。我拿着新衣，止不住泪珠儿一颗颗掉在那鲜艳的梅花上。
一个落雪的傍晚，积雪已盖住大路和小路。我因为要找桂花姐用草筛子罩麻雀，看见她和青哥站在村头的竹林边，他们两人之间，依然隔一条上翘的扁担，扁担上落了一层白雪。青哥木木地立着，桂花姐还是低着头，不时掏手帕拭泪。好一会儿，青哥掸掉肩头的积雪，挑起货郎担儿，踽踽地去了。桂花姐看着他，我也看着他，直到他走进迷茫的风雪中，再也看不见。
自那以后，桂花姐总是默默地下地干活，默默地在家做针线。看她那脸色，我不敢再提青哥。积雪化了，杨柳绿了，桃花开了，燕子回了，可再也听不到青哥的清脆响亮的货郎鼓声，再也见不到他那修长清秀的身影。桂花姐再也不戴那蛋青色的玉镯；是归还了青哥，还是藏进了箱底？我不敢问。唉，青哥给我的小泥猴已被我玩得掉了皮，断了尾巴。
村巷深处传来了货郎鼓声，我忙跑去看，不是青哥，是那个叫人讨厌的瘦老头子。难道青哥永远不再来我们村了吗？
后来，媒婆说合，桂花姐嫁给了八里外的一个庄稼汉。婆家拉来了三石玉米作为彩礼，另给媒婆一石“谢媒”。婚后不久，那个男人得了长秧病。桂花姐只在每年三月三回来一次。
又一年三月三，我看到她带着她的不满两岁的小女儿，回娘家借粮度春荒。那个长得十分机灵的小姑娘，穿的却是露出脚趾的鞋，鞋上没有绣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