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成宗铁穆耳（1265—1307），在位十三年，享年四十二岁。他在位时期，谨慎奉行世祖朝定制，强调宽宥惟和，因此也被称为守成之君。不过，到成宗朝后期，成宗连年疾病，卧床不起，国家政事委由皇后与权臣处理。成宗朝滥赐、冗官与腐败等弊政接连出现，不过由于有着世祖朝打下的良好基础，成宗朝政仍然基本按照世祖朝的既定政策勉强维持。
一 三大臣受遗诏及传国玉玺的突然出现
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元世祖忽必烈在大都紫檀殿去世，在位三十五年，享年八十岁。同年五月，尊谥为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蒙古语尊称为薛禅皇帝；先皇后察必同时被尊谥为昭睿顺圣皇后。元廷沿袭旧制，保留了忽必烈后妃的宫帐，并设官进行管理。《元史·世祖本纪》载：“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元史》卷十七《世祖本纪十四》；《元史》卷九十《百官志六》）
国师八思巴的弟子尼泊尔人阿尼哥，在私邸为忽必烈举办水陆大会四十九日，超度亡灵。他又亲自用彩锦绘织忽必烈和察必皇后的御容，奉安于大护国仁王寺和大圣寿万安寺别殿。大护国仁王寺和大圣寿万安寺等藏传佛教寺院，随之成了忽必烈帝后的祭祀影堂所在，后来又称神御殿。（《雪楼集》卷七《凉国敏慧公神道碑》；《元史》卷七十五《祭祀志四》）
忽必烈病危之际，曾将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知枢密院事伯颜及中书省平章不忽木召至禁中接受遗诏。此三人，族属身份稍异，但都是忽必烈最亲信的大臣。玉昔帖木儿是成吉思汗勋臣博尔术之孙，久任御史大夫，平定东道诸王之乱有功，又以枢密院长官辅佐皇孙铁穆耳总兵漠北。忽必烈曾赐号玉昔帖木儿月吕鲁那颜，意为能官。知枢密院事伯颜曾是元廷平定南宋的主帅，位高权重，虽然不久前被忽必烈自漠北军队统帅的官职上调回，依然是朝廷中一位显赫大臣。康里人不忽木并非蒙古大臣，但以近侍兼平章政事深受宠信。忽必烈病重期间，不忽木突破“非国人勋旧不得入卧内”的旧制，以近侍的身份日视医药，不离忽必烈左右。
当时中书省右丞相完泽是朝中官爵、名份最高的官员。完泽因自己没能够到禁中接受遗诏，特意赶到忽必烈卧病的紫檀殿前，却被宿卫拦住禁止入内。完泽心里很是不平，于是他质问伯颜，自己的年龄、地位均在不忽木之上，为何没有资格接受遗诏？伯颜的回答是，假使丞相拥有不忽木的远见卓识，他们又何必如此辛劳呢？完泽无言以对，十分尴尬。完泽又将此事禀告南必皇后，南必皇后召玉昔帖木儿、伯颜、不忽木三人询问。玉昔帖木儿表示他绝对不会辜负忽必烈的托付，并希望皇后不要过问。面对领有忽必烈遗诏的三位顾命大臣，南必皇后也无可奈何。其实还有一个背景，完泽虽贵为右丞相，但他原先是太子东宫的詹事长和怯薛长，并非忽必烈亲近怯薛，他没有通籍禁中的特权。忽必烈对他的熟悉、信赖，也不及三位受遗诏的大臣。（《元史》卷十七《世祖本纪十四》；《元史》卷一百三十《不忽木传》）
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初二，即忽必烈逝世前夕，负责翻译的御史台通事阔阔术，向正在番值宿卫的御史中丞崔彧报告，成吉思汗勋臣木华黎后裔，前通政院同知硕德，本人死后，财产散失，家计窘迫至极，硕德的妻子脱脱真身患痼疾，一子仅九岁，无奈拿出家中收藏的一块珍玉托阔阔术出售，以给日用所需。阔阔术是蒙古人，只认识珍玉是印章，不认识上面的文字，因此来报告崔彧。
崔彧听罢又是惊奇，又是疑惑，暂将这块珍玉保管。崔彧回到宅邸取出此玉观察，只见玉印颜色青绿而玄，光彩照人，印面上刻有篆字八个，笔画流畅，位置匀适，皆若虫鸟鱼龙之状。崔彧大为惊骇，连忙召来精通篆文的监察御史杨桓仔细辨认。杨桓解读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进而断定是前朝的传国宝玺。
忽必烈逝世后八日，崔彧即偕同监察御史杨桓和御史台都事阔阔术，直趋东宫。通过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太子詹事王庆端和太子家令阿散罕及詹事院判臣仆散寿引见，拜谒真金太子妃阔阔真。崔彧禀告阔阔真说，此乃古代传国玉玺，秦朝以和氏璧所造，据有天下者相沿以此玺为宝，君临万国。前代遗失此玺已久，如今正值大汗晏驾，诸大臣共同议论迎请皇太孙铁穆耳之际，此玺不寻而自现，这是上天昭示的瑞庆，应该尽早送达于皇太孙行殿，以符灵贶。
真金太子妃阔阔真欣然采纳了崔彧的意见。阔阔真还下令赏赐收藏玉玺的硕德家属宝钞二千五百贯，崔彧、杨桓、阔阔术三人也因辨别和进献玉玺而获得赏赐。中书省右丞相完泽闻讯，率集贤院、翰林院侍从诸臣到东宫道贺，阔阔真命令拿出玉玺，让群臣一一观看。翰林学士董文用等上前云：“此诚神物，出当其时，若非皇太妃、皇太孙圣感，何以臻此？”随后朝中百官不断向阔阔真道贺，于是内外称道庆贺，皆曰天命有归。阔阔真立即派遣中书右丞兼詹事丞张九思和詹事院判臣仆寿散，召铁穆耳南归以亲付授。（《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六《传国玺》；《元史》卷一百七十三《崔彧传》；《元史》卷一百六十四《杨桓传》）
在此之前，儒臣徐毅已给阔阔真上书，希望尽快拥立皇孙铁穆耳即位，以安天下。徐毅说：“四海不可一日无君。大行皇帝奄弃天下已五日矣，苟非早定大策，万一或启奸觎，变生不测，实可寒心。皇孙抚军朔漠，先帝既授皇太子宝，圣意可知。伏愿明谕宗藩大臣叶谋推戴，遣使举迎，归正大统，上以副先帝之遗意，下以慰四海万民之所属。”为进一步制造舆论，杨桓还专门撰写文章，列举蒙元诸帝的天命功德以及皇孙铁穆耳继承汗位的合理性。杨桓还追述了传国玉玺千余年的经历始末，宣传其再现于世的瑞应意义。（《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七《徐毅神道碑》；《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六《传国玺》）
进献传国玉玺是崔彧、杨桓等汉人官僚主动为铁穆耳继承皇位制造政治舆论，至于所进献的传国玉玺的真伪，今天已难以考证。木华黎后裔硕德变卖家藏玉印，本来不是什么大事情，崔彧、杨桓等之所以断定玉印为传国玉玺，又以瑞应征兆及时呈献阔阔真，就是希望皇位早日传给真金之子铁穆耳。至于阔阔真及右丞相完泽之所以对崔彧等所献玉印感兴趣，虽然不排除蒙古人相信卜筮、瑞应、天命等因素，但主要还是他们要利用传国玉玺的瑞应之说，达到扶植铁穆耳继承皇位的政治目的。考虑到崔彧多年充任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的副贰，或许他从玉昔帖木儿处已探听到忽必烈令铁穆耳继承皇位的遗诏，如果后者属实，则崔彧等进献传国玉玺明显是和玉昔帖木儿等三位顾命大臣，为扶植铁穆耳继承皇位而巧妙地内外配合。
二 铁穆耳即位
在真金死后八年多，忽必烈迟迟没有再立皇储，直到至元三十年才把皇太子宝授予铁穆耳。忽必烈如此处理真金死后的皇位继承问题是有原因的。忽必烈在统治的中后期在政治上的保守倾向有所加重，表现在皇位继承上，也有倒退的迹象，即没有及时册立铁穆耳为新太子。
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除了政治上不能坚持汉法外，有两个因素也应该注意。一是真金死后，皇幼子北安王那木罕仍镇抚北边，如前所述，忽必烈曾经许诺过让那木罕继承皇位，后来又改变决定，立其兄真金为太子，此时抛开那木罕，再立真金之子，阻力重重，忽必烈很难操作。二是太子真金之子，皇孙甘麻剌和铁穆耳并不能让忽必烈感到十分满意。甘麻剌生性懦弱，在漠北抵御海都作战中屡屡失败，忽必烈一度将他调至云南。铁穆耳平定东道诸王之乱有功，比其兄更有能力和胆识，但铁穆耳也有弱点，他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忽必烈多次教育他，他亦不知悔改。
如此看来，忽必烈对甘麻剌、铁穆耳兄弟并不十分满意，只是在至元二十九年左右那木罕死后，忽必烈已没有选择余地，只能在甘麻剌和铁穆耳兄弟中选择其一。当然忽必烈选择铁穆耳还是正确的，他毕竟比其兄甘麻剌才干出众。铁穆耳即位后，改掉了酗酒的毛病。
忽必烈授予铁穆耳皇太子宝，并将以铁穆耳为汗位继承人的遗诏留给了三位顾命大臣——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知枢密院事伯颜及平章不忽木。由于没有正式册立铁穆耳为新太子或皇太孙，铁穆耳正式登上皇位，必须履行忽里台贵族会议的古老程序。
忽必烈安排这样的皇位继承方式，是以蒙古旧俗为主，又杂糅汉地太子位号印章。从汉法的角度，如此行事是比册立真金太子倒退了，但它又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经过努力，也可以行得通，可以按照忽必烈的意志顺利传位给铁穆耳。册立真金为太子，毕竟是蒙元帝国的第一次，来自漠北方面的阻力很大。即使太子真金不逝世，也很难说不需要忽里台贵族会议决策。
铁穆耳是至元三十一年四月初应召返回上都的。在此前后，其兄长甘麻剌也回到了上都。接着在上都举行了忽里台贵族会议，专门讨论皇位继承问题。
在忽里台贵族会议上，由于忽必烈四位嫡子均已逝世，庶子宁远王阔阔出和镇南王脱欢地位较低，缺乏角逐皇位的实力，而在诸皇孙中真金的两个儿子晋王甘麻剌和铁穆耳地位最为显赫，故这场皇位争夺战实际上是在甘麻剌和铁穆耳之间展开。
《元史·伯颜传》云“亲王有违言”，就是说晋王甘麻剌欲和其弟铁穆耳争位的意思。然而皇太子妃阔阔真和三名顾命大臣都站在铁穆耳一边，这就使甘麻剌很快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史集》第二卷中有如下记载：“在铁穆耳合罕与长他几岁的[兄长]甘麻剌之间在帝位继承上发生了争执。极为聪明能干的阔阔真哈敦对他们说道：‘薛禅合罕，即忽必烈合罕曾经吩咐，让那精通成吉思汗的必里克（指宝训）的人登位，现在就让你们每人来讲他的必里克，让在场的达官贵人们看看，谁更为精通必里克。’因为铁穆耳合罕极有口才，是一个[好的]讲述者，所以他以美妙的声音很好地讲述了必里克。而甘麻剌，则由于他稍患口吃和没有完善地掌握词令，无力与他争辩。全体一致宣称，铁穆耳合罕精通必里克，他较漂亮地讲述了[必里克]，他应取得皇冠和宝座。”
以精通成吉思汗宝训来考核皇位继承候选人看起来比较公正，问题是阔阔真明明知道铁穆耳能言善辩而甘麻剌讷于言辞，以讲述成吉思汗宝训来让与会众人评定雌雄优劣，显然她有意袒护铁穆耳。由于阔阔真提议如此考核，忽里台贵族会议的舆论倒向了铁穆耳，可见在忽里台会议上阔阔真拥戴铁穆耳的作用非常大。
阔阔真在皇位传承问题上的厚此薄彼，是有背景的。《元史·显宗传》说甘麻剌也是阔阔真所生，但同书《后妃传二》又明言阔阔真仅生答剌麻八剌和铁穆耳二子，答剌麻八剌至元二十九年死去。有人据此认为甘麻剌可能不是阔阔真亲生的。史书还说，甘麻剌自幼一直由忽必烈夫妇抚养，即使《元史·显宗传》所言甘麻剌系阔阔真所生符实，也可以断定甘麻剌与母亲阔阔真的亲密程度远不及铁穆耳。（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元史论丛》第三辑；《元史》卷一百一十五《显宗传》）
在铁穆耳占据上风的过程中，伯颜、玉昔帖木儿等顾命大臣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伯颜、玉昔帖木儿二人软硬兼施，配合得十分默契，当甘麻剌有违言异议时，伯颜手握宝剑立于宫殿台阶上，陈述祖宗宝训，宣扬顾命，阐明忽必烈所以立铁穆耳的意旨，而且颜辞俱厉，致使甘麻剌双腿颤抖，被迫趋殿下拜。玉昔帖木儿则起身对甘麻剌说：“宫车晏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不言？”甘麻剌听罢他的话，立刻说：“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甘麻剌一表示屈服，与会宗亲、大臣就取得完全一致，于是依照忽里台惯例，拥戴铁穆耳继承皇位。据说上都忽里台定策以前，形势复杂，人心惶惶，随时都可能发生变乱，定策之后，“易天下之岌岌为泰山之安”。难怪玉昔帖木儿感慨地说：“大事已定，吾死且无憾。”
如果说阔阔真在忽里台的作用，重在以考核宝训，让与会其他宗亲、大臣达成共识，那么伯颜、玉昔帖木儿等顾命大臣的作用，主要是传达忽必烈的遗诏，说服或迫使甘麻剌屈服就范。他们传达遗诏，也带有忽必烈指定继承人和嗣君的意思。应该承认，伯颜、玉昔帖木儿等顾命大臣的实际作用，应在阔阔真之上。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铁穆耳在上都大安阁登上皇位，此为成宗朝之始。铁穆耳即位后，尊皇父真金为皇帝，同时为忽必烈、真金上尊谥和庙号。成宗改皇太后阔阔真所居旧太子府为隆福宫，詹事院为徽政院，司议曰中议，府正曰宫正，家令曰内宰，典医署曰掌医，典宝曰掌谒，典设曰掌仪，典膳曰掌膳，仍增控鹤至三百人。在治理朝政方面，成宗任命了以右丞相完泽为首的中书省宰相。伯颜被加爵太傅，玉昔帖木儿则进为太师。安西王阿难答统管关中、陕西等地，宁远王阔阔出奉命总兵于漠北称海，镇南王脱欢镇戍扬州。兄长甘麻剌获赐忽必烈的一整份财产，仍然负责统领太祖大斡耳朵及军马、蒙古本土。
新太后阔阔真还特命近侍洁实弥尔护送晋王甘麻剌归藩，且以祖宗“弘模远范”、古今“善行美德”，开导甘麻剌安心守藩，以弥补兄弟争位的嫌隙。事后，铁穆耳还称赞洁实弥尔：“汝善处吾兄弟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