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后答己，蒙古弘吉剌氏，是武宗海山和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生母。因答己居住在大都兴圣宫，故又被称为兴圣皇太后。皇太后答己在武宗朝受到了较高的优待，得到了大量的赏赐，还时常传懿旨干预朝政。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至大三年十月，云南行省丞相铁木迭儿（或称迭木帖儿、铁木迭而）擅自离职前往大都，武宗下旨追查此事，由于皇太后答己积极斡旋，铁木迭儿得以戴罪还职。皇太后答己之所以这样袒护铁木迭儿还另有背景。武宗即位后，铁木迭儿曾在大都担任宣徽使一职，彼时铁木迭儿与答己的关系就非同一般，至大三年铁木迭儿离职前往大都，想必是为偷偷朝见答己。但由于答己与武宗的关系比较疏远以及武宗强势、慓悍的性格等原因，答己在武宗朝政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对武宗来讲，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母亲答己毕竟曾经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站在自己的对立面。（《元史》卷二十三《武宗本纪二》；《元史》卷二百五《铁木迭儿传》）
到仁宗即位后，答己开始肆无忌惮地干预朝政，私自降旨赏赐财物、除授官员。仁宗整顿武宗朝弊政的努力未见明显成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皇太后答己为代表的一批蒙古守旧势力的干扰。答己干政的主要手段就是提拔、任命以铁木迭儿为首的亲信。至大四年正月，武宗刚刚去世，铁木迭儿就从云南行省左丞相升为中书省右丞相，成为朝堂之上的秉政大臣。延祐元年四月，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录军国重事，兼修国史。铁木迭儿的迅速升迁无疑是答己干预的结果。此时武宗已去世，皇太子尚未即位，根据蒙古皇后干政的传统，答己太后在这一特殊政治形势下有着极高的地位和权力。史载，武宗死后，仁宗提拔亲信完泽及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力图革除弊政，“而皇太后在兴圣宫，已有旨，召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逾月，仁宗即位，因遂相之”。
不过铁木迭儿主持中书省后，很快与完泽、李孟等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的实质则是仁宗与皇太后在权力分配上的矛盾。当时皇太后答己打算用扶植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的办法来控制朝政。中书左丞相回回人合散可以说也是属于答己、铁木迭儿的势力集团，这样在中书省内，皇太后答己的势力就占有绝对优势。虽然仁宗与答己相处一直比较融洽，仁宗对答己也常常是言听计从，但是答己势力的扩张必然会引起仁宗的猜忌与不满。皇庆二年初，铁木迭儿被迫以生病为由，辞去中书省右丞相一职。铁木迭儿去职不久，在中书左丞相合散建言下，仁宗重新起用铁木迭儿。延祐元年初，中书左丞相合散上奏：“臣非世勋族姓，幸逢陛下为宰相，如丞相铁木迭儿，练达政体，且尝监修国史，乞授其印，俾领翰林、国史院，军国重务，悉令议之。”合散的奏请得到了仁宗的认可，其实仁宗也想借此讨好皇太后。仁宗先命合散将此事禀明皇太后，随即任命铁木迭儿为开府仪同三司、监修国史、录军国重事。同年八月，铁木迭儿复拜中书右丞相。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铁木迭儿重新被任命，是仁宗对皇太后一党的妥协，而妥协的真正原因是仁宗想改变与武宗“兄弟叔侄，世世相承”的约定，改立己子硕德八剌为太子。
铁木迭儿重新执掌中书省，在皇太后答己的支持下，权势不断扩大，且“怙势贪虐，凶秽滋甚”。延祐二年七月，仁宗诏谕中外，命右丞相铁木迭儿总宣政院事。十月，铁木迭儿进位太师。十一月，在大宗正府的建言下，铁木迭儿又被赋予了裁决重刑的特权。铁木迭儿飞扬跋扈、专横朝堂，就连曾经举荐重用铁木迭儿的中书左丞相合散也颇感自危，上书请求辞去相位，在仁宗的一再挽留下才勉强留任。皇太后及铁木迭儿势力的扩张逐渐使得仁宗无法忍受，于是重用中书省平章政事萧拜住来牵制铁木迭儿。
萧拜住，契丹人，武宗朝曾任右卫率使、户部尚书、御史中丞等职。仁宗皇庆元年，迁陕西行中书省右丞。延祐三年，进中书平章政事，除典瑞院使，超授银青荣禄大夫、崇祥院使。仁宗以萧拜住来牵制铁木迭儿，又激起了铁木迭儿对萧拜住的仇恨。（《元史》卷二百五《铁木迭儿传》；《元史》卷一百七十九《萧拜住传》）
权臣铁木迭儿贪赃枉法，打击、陷害异己，可谓劣迹斑斑，乃至“每一政之缪，人必以为铁木迭儿所为”。这种看法有些偏颇，其实铁木迭儿执政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他积极协助仁宗整顿弊政，是仁宗一些施政策略的发动和积极支持者。他积极推进整顿吏治。皇庆元年三月戊戌，右丞相铁木迭儿言，自今中书省左、右司及六部官员，有不尽心者，“初则论决，不悛，则黜而不叙”。延祐元年，铁木迭儿重新担任中书右丞相后，上书进言禁止近侍干政。他说：“蒙陛下怜臣，复擢为首相，依阿不言，诚负圣眷。比闻内侍隔越奏旨者众，倘非禁止，致治实难。请敕诸司，自今中书政务，毋辄干预。”同年十一月戊寅，铁木迭儿言，近来中书省僚属及六部诸臣，皆晚至而早退，政务废弛，今后再有如此行事者，要根据轻重施以杖刑，而“臣或自惰，亦令诸人陈奏”。仁宗则说，对于那些屡犯不改的官员，应该罢免，不再任用。在铁木迭儿的积极推动下，延祐二年三月，仁宗“诏遣宣抚使分十二道问民疾苦，黜陟官吏，并给银印”。另外，铁木迭儿主持中书省期间，在均平赋役，限制诸王特权等方面都有政绩。
为了增加国用，解决财政入不敷出的困境，在铁木迭儿倡导和支持下，元廷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土地的重新核查与登记，其范围包括江浙、江西、河南三省，史称“延祐经理”。这一措施是由中书平章政事张驴首先在中书省提出的，并得到了铁木迭儿的大力支持。铁木迭儿向仁宗奏报并获批准。延祐元年冬，元廷遣张驴等人分道经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粮。其实这次经理的初衷并无大错，尤其强调“诸王、驸马、学校、寺观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贵戚势家，毋得沮挠”，更是颇具针对性，但由于各地吏治腐败，很多郡县借机搜刮，“经理考核多失其实”。有些地方还演变成括田的暴政，甚至撤毁民庐、“夷墓扬骨”以虚张顷亩。延祐经理最终导致了赣州蔡五九领导的农民起义。这种情况下，仁宗被迫下诏暂停经理，并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其实，对延祐经理不能全盘否定，在个别地方，由于执行者清正廉明、秉公执法，还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对于铁木迭儿专权营私等行为，御史台官员不断弹劾。由于皇太后的大力扶植以及铁木迭儿本人善于讨好仁宗等原因，仁宗十分重用铁木迭儿，不过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仁宗同样特别注重御史台的作用。由于铁木迭儿的所作所为已经激起了众多官员的反对，延祐四年六月，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以御史中丞杨朵儿只为首，参劾铁木迭儿奸贪不法，受上都民张弼贿赂六万贯，强迫上都留守贺胜不要追究张弼打死人的罪行，并偷看国史，占夺晋王田产，接受伊利汗合儿班答使者贿赂钞十四万贯等事。仁宗闻奏，大为震怒，“击碎太师印，散诸左右”。铁木迭儿十分惊恐，逃入太后近侍家中，有司无法捉拿，仁宗为此数日闷闷不乐。不得已，仁宗罢铁木迭儿，以左丞相合散为中书右丞相。但仁宗只是将铁木迭儿罢官，并没有将其治罪。到延祐六年四月，仁宗又以铁木迭儿为太子太师，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劾其逞私蠹政，难居师保之任，不过这一次仁宗并没有听取监察御史的奏言，执意要起用铁木迭儿。
仁宗之所以不顾群臣的反对，重用奸贪不法的铁木迭儿，一方面是他需要顾及皇太后的态度，另一方面是仁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需要得到皇太后与铁木迭儿势力集团的支持。亲身经历过残酷宫廷斗争的仁宗，一直盘算着要改变与武宗“兄弟叔侄，世世相承”的约定，立己子硕德八剌为太子，这一明显违背约定的做法实施起来想必会遇到较大的阻力。于是，铁木迭儿就充当了仁宗改立太子以及打击武宗旧臣的积极推动者。“是时，铁木迭儿为丞相，欲固位取宠，乃议立仁宗子英宗为皇太子。”
武宗朝就担任中书左丞相的康里脱脱是“兄弟叔侄，世世相承”约定的见证者，他为促成武宗与仁宗和睦相处以及仁宗顺利即位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康里脱脱的努力，仁宗不可能顺利登上皇帝的宝座。仁宗即位后，虽仍非常礼遇康里脱脱，但并没有十分重用这名大臣，理由很简单，康里脱脱虽然功勋卓著且有恩于仁宗，但他毕竟是武宗的亲信大臣。于是仁宗以“欲使均逸于外”为借口，在掌权伊始，即至大四年二月，改拜原中书左丞相康里脱脱为江浙行省左丞相，让其远离国家权力的中心。仁宗在皇太后、铁木迭儿势力集团的支持下，积极推进改立己子为太子的计划，这种情况下，康里脱脱无疑会列入仁宗打击的对象。在铁木迭儿的建言下，仁宗下诏将康里脱脱逮至京师，以考察其在改立太子问题上的态度。政治眼光敏锐的康里脱脱立即表明了支持仁宗的态度，而这一表态也确使他幸免于难。康里脱脱在大都居数日，侍臣床兀儿、失列门传仁宗及皇太后旨谕，曰：“初疑汝亲于所事（即武宗），故召汝。今察汝无他，其复还镇。”于是脱脱入谢太后：“臣虽被先帝知遇，而受太后及今上恩不为不深，岂敢昧所自乎！”康里脱脱随即得以归还浙江，不久改任江西行省左丞相。（《元史》卷二十六《仁宗本纪三》；《元史》卷一百三十八《康里脱脱传》；《危太朴续集》卷七《月鲁帖木儿行状》；《元史》卷一百七十九《杨朵儿只传》、《贺胜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