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晚期生活，和一个绝世佳人息息相关，她就是杨贵妃。玄宗和贵妃之间曲折而动人的爱情故事，为唐朝增添气氛，又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程息息相关。
杨贵妃，小字玉环，只活到三十八岁。然而，其人其事，还有很多的迷雾，至今还没有显露出历史的真面目。这里，先谈谈她的身世、少年与寿王妃时期的情况。
杨氏家族。唐朝皇宫里有门第之别。杨玉环是究竟出身什么呢？唐玄宗颁发的官方文书里这样写道：“公辅之门，诞钟粹美，清白流庆，含章秀出。”换句而言，这位俊秀的美人是名门望族的后代。
弘农杨氏的后裔。追溯远祖，杨玉环的高祖父便是隋朝名臣杨汪。《新唐书，后妃传》讲她是杨汪的“四世孙”，疑误，应为五世孙女。唐初编的《隋书》有杨汪专传，说他“本弘农华阴人也”。唐人陈鸿《长恨歌传》特地点明“弘农”，宋人乐史《杨太真外传》也讲杨玉环“弘农华阴人也”，都是就远祖地望而言，强调杨氏家族源出自北周隋朝以来的弘农望族。
不过，早在杨汪的曾祖杨顺时期，就“徙居河东”了。杨汪及后代子孙，世居河东，因此史籍上又称杨氏家族为蒲州永乐人。蒲州，隋属河东郡，唐属河东道，永乐县乃蒲州之属县。杨汪由于与隋文帝都是弘农人，曾经被给予重用，赐爵平乡县伯，官至尚书左丞。隋炀帝登基后，杨汪守大理卿；岁余，拜国于祭酒。大业九年（公元 613年）杨玄感起兵，杨汪遭到怀疑，出为梁郡通守。隋炀帝死后，杨汪依在东都王世充集团。初唐，秦王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克复东都，对于杨汪，“以凶党诛死”。
自杨汪被杀以后，其子孙辈继续居于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并不显贵了。《旧唐书？杨贵妃传》提及“高祖令本，金州刺史。”高祖当误，这个杨令本疑为杨玉环的曾祖父，也就是杨汪的儿子。玉环祖父一辈，有几个兄弟。杨国忠的祖父同杨贵妃的祖父，就是兄弟关系。大概他们都没有担任过显职，历史上没有好的记载。特别是杨国忠祖父一支系，已衰落到“细微”的境地。
及至杨玉环父亲一辈，史载比较多了。看来，杨玉环亲生父亲是杨玄琰，旧新《唐书》及《通鉴》都是这样说的，不需怀疑。“玄琰，（杨）汪之曾孙也。 ”玄琰从家乡永乐跑到四川，当了蜀州司户，时间约在开元初期。蜀州为上州，司户属从七品下的刺史衙吏，掌管户籍、道路、计帐、逆旅、婚田等事务。杨玄琰还有两个亲弟弟：一个叫杨玄璬官为河南府士曹参军事，也是从七品下的衙吏，一个叫杨玄珪，似在家乡；掌管津梁、舟车、舍宅、百工众艺之事。
由此可见，杨汪的曾孙一代，已是家道衰落，当官的没有超过七品。但是，他们毕竟是名门望族的后裔，若提起杨氏家族的远祖杨汪，还是有人知道的。
依照嫡系三代的居住情况，杨玉环的籍贯应为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如果说是“弘农华阴人”，说得有点距离。当然就远祖地望而言，说是弘农杨氏也未尝不可。
一个人的籍贯同出生地有时是不相同的。前者指的是祖籍（上溯三代够了），后者说的是诞生之地。杨玉环生于何处？《唐国史补》卷上记载：“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这是可信的，为乐史《杨太真外传》所采用。任何史料都肯定杨贵妃死于三十岁，由此推算，她诞生在开元七年（公元 719年）。那时，父亲官为蜀州司户，杨玉环就是他最小的女儿。
至于生日，《明皇杂录》逸文说：“六月一日，上（玄宗）幸华清官，是贵妃生日。”众所周知，唐玄宗只有在冬天到华清宫避寒，决没有盛夏六月“幸华清宫”的事实。所以，人们怀疑这条史料不可靠。但是，由此不认可出生日期，也未必理由充足，这里暂且将六月一日当作杨贵妃的生日。
杨玉环有三个亲姐姐，即后来的虢国夫人、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历史上叫做“大姨”、“三姨”、“八姨”，如果按杨贵妃姐妹排列的话，那么还有众多的堂姐姐，也许她们早已去世了。《明皇杂录》逸文还说八姨，“贵妃妹也”。也有传说她不是最小的，恐误。三个姐姐没有名字，唯独小女儿字玉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杨玉环的兄弟情况怎样？“《唐历》以（杨）铦为玄琰之子。”从天宝时期杨贵妃与杨铝关系的亲密来看，杨铦很可能是杨玉环的亲哥哥。但是，后来杨玉环杨玄璬领养，因此叫杨铦为“从兄”。还有一个从兄叫。至于杨国忠，当年叫杨钊，则是从祖兄，亲属疏远，不是直系。除此以外，杨玄璬之子鉴，是杨玉环的弟弟。
玉环的童年是在蜀川度过的。蜀中风土，有异中原，使她性格活泼。据记载，大概长到学会走路时，一个人跑到外地玩，“尝误坠池中，后人呼为落妃池。”这明显是民间传说，唐人笔记史料无一字提及，好像不大可信。但是，幼年的玉环爱动，好奇心强，无疑是事实。联系到杨贵妃入宫以后的种种表现，余韵犹存。
杨玉环十岁左右，死神夺走了她的父母。旧新《唐书》本传称“早孤”或者“幼孤”，所谓“孤”者指的是父母双亡。至今有的新传记却说杨玉环出生不久，父亲即逝世，从小在河南长大，不符历史。史籍上明明说是“幼”（幼年）孤，怎么会是出生不久呢？因为父母亡故，幼小的玉环被叔父杨玄璬领到河南洛阳抚养。杨玄璬无儿女，便把小玉环当作“长女”，宠爱有加。玉环的童年，在呵护中成长，所以，后来的杨贵妃仍旧认定杨玄琰为父亲。如果玉环出生不久，就被叔父杨玄璬收为养女，那么，她对生父的感情不会这么深。
从蜀川到河南，杨玉环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中原的人情风土，洛阳的豪华繁荣，无不吸引着富于好奇心的少女。养父杨玄璬官为河南府士曹，这官虽小，但却同权贵们有着广泛的联系，加上远祖杨汪的声望，地位还是很高的，比起杨玄琰在蜀州，要阔气得多。杨玉环在洛阳所见所闻也远非昔比，歌舞音乐，学会了很多。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含章秀出”的少女，如花似玉，引起上流社会的瞩目。
《杨妃碑记》的伪造。大凡绝代佳人，关于传闻也多。像杨玉环的身世，历来就有种种的奇谈怪论。
有的说杨玉环的籍贯是虢州閿乡，依据是《新唐书？杨元琰传》。传云：元琰，字温，“虢州阌乡人”，东汉太尉杨震的十八代孙。元琰同玄琰，虽只一字之别，但分明是两个人，“元”字决不是“玄”的避讳字。细读该传，杨元琰参与过“五王政变”，唐睿宗即位，官刑部尚书，封魏国公，“徙太子宾客，诏设位东宫，太子为拜。”太子李隆基非常喜欢。开元六年（公元 718年）卒，年七十九。很明显，这杨元琰跟蜀州司户杨玄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放在一起，岂非笑话！有的认为杨贵妃是今广西容县人，据说，《全唐文》卷 403许子真《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可作证明。许子真其人，史传无征，全唐文》编者前注云“天宝时官四门助教”，不知在哪。四门助教乃一小小学官，不见经传，这就为杜撰碑记者提供了作假的方便。经专家学者考证，《杨妃碑记》纯系伪造，时间在清明以后，嘉庆修《全唐文》之前。
首先，对文体而言，盛唐依然承六朝、唐初遗风，四六对偶，文尚骈丽。而碑文多系俚俗之词，浅陋之笔，散漫无章，半文半白，倒像明清时代拙劣文人的作品。若唐朝真有个许子真为杨贵妃写碑记，是不会蹩脚文笔形之笔端。
其次，任何地方都有漏洞。碑记称杨妃出生于今广西容县西南杨山冲，父名杨维，母为叶氏。母亲怀娠，十二月始生。“初诞时，满室芳香，胎衣如莲花，三日目不开，夜梦神以手拭其眼。眸如点漆。次日目开，抱出日下，目不瞬，皮肤如玉”，这个女孩子叫做杨玉娘。后来，“后军都置”杨康见之，欲求为己女，“以财帛啖其父”，杨维家里贫穷，不得已与之。后来，杨康又将女孩卖给杨元琰，当杨玄琰以金帛胁取时， “（杨）康举家号泣”。经过这时以后，杨玉娘成了杨玄琰的女儿。
请对照一下旧新《通鉴》与《唐书》，《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伪造的痕迹这样显著，纯粹是为了哗众取宠。普宁县乃武德年间所置，贞观初改隋朝合浦郡为容州，开元中称容州都督府，天宝初改为普中郡。按道理，《碑记》应称普宁郡，不可是“容州普宁县”，因为容州与普宁郡是同级的；如将普宁置于容州之下，则视为容州属下之县，变成州县两级制了。可见，《碑记》撰者不明白当时情况，决非唐朝四门助教“许子真”。至于说“后军都置”杨康，更为荒谬。唐代虽然有都督府建制，但无“后军都置”军衔。明太祖为了分制军权，明代有后军都督衔头，置前左、后、右、中五军大都督府。后军都督常驻中央，如果没有战争，不会轻易奔赴边陲。《碑记》的杜撰者昧于唐代军制，误将明代军剖夹杂其中，徒然露出了造假的证据。此外，伪造者根本不知道杨贵妃的远祖杨汪是隋朝鼎鼎大名的官僚，把她的生父说成是“素窭”的乡间村民，跟当时风节完全不符。孕诞杨贵妃时的神异之象以及杨康、杨维两个人名，纯属虚构，一望而知。杨维竟将美貌绝伦的女儿委之他人，似乎是一个要钱不要人的财迷。对此而言，甚至不如买养玉娘的杨康颇有父爱，这岂非把生父杨维比得更为卑下了吗？这样不近人情，竟然形诸笔端，伪作者连起码的人情味也没有。
总之，《杨妃碑记》是伪造的。追求根源，它渊源于广西地方志。明朝郎瑛《七修类稿》卷 26《杨贵妃生考》条云：“广西省志又载，妃乃容州普宁县云陵里人，父维，母叶氏。生妃有异质，都部署杨康求为女。时杨玄琰为长史，又从康求为女，携至京，进入寿王宫。城西至今有杨妃井。”从广西省志到《杨妃碑记》，表明大家都对杨贵妃有兴趣。
册为寿王妃。杨玉环十七岁时，从河南府衙吏的“长女”，成为后来的太子妃，这是杨氏家族里所有的人包括玉环本人始料未及的。顿时，荣耀与富贵向她涌来，前面展现的是一条新的多姿多彩的生活道路。选为寿王妃，好比人生旅途上的中转站，若没有这一站，她就不可能成为杨贵妃，或许永远是默默无闻的女人，不管她的姿色如何过人。
杨玉环的机遇，是跟唐玄宗最后一次东都之行紧密联系的。
玄宗即位以来，先后五次巡幸东都洛阳。每次东巡，都与解决关中粮运不足有关，同时也为了加强对全国各地的统治。开元二十一年（公元 733年）秋，关中阴雨连绵，粮食减少，长安谷价大幅度上升，民食吃紧，仓储锐减。玄宗考虑到近几年来官僚机构扩大，漕运艰辛，准备再赴洛阳。次年正月，来到了洛阳；到开元二十四年（公元 736年）十月返回西京长安，共住了两年十个月。这是最后一次的东都之行。
在这期间，洛阳成为了一时的中心，以张九龄为中书令，裴耀卿为侍中，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所谓“开元之治”正处于唐朝最繁华的时候。
好大喜功的唐玄宗，标与百姓同欢、榜天下升平，让洛阳成了歌舞喧闹的大都会。开元二十三年（公元 735年）正月，大赦天下，东都城内酺宴三日。皇家梨园子弟同民间艺人粉墨登场，并伴以惊险的杂技表演。洛阳士女人山人海，倾城出观。玄宗亲御五凤楼酺宴，观者喧哗，几与奏乐争声。维持演出秩序的皇家金吾卫士，虽以“白梃”驱策，观者拥挤仍不减于前。高力士让河南丞严安之来维护场面，才避免了事故。这次活动，给当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中唐，诗人张枯作诗赞颂：“车驾东来值太平，大酺三日洛阳城。小儿一位竿头绝，天下传呼万岁声。”
很有意思，就在一片快乐中，于同年秋冬，唐玄宗亲自操办了皇子寿王与咸宜公主的婚事。玄宗诸子三十个，女儿也多达二十九人，除了册皇太子妃，要算寿王选妃与咸宜公主下嫁最为隆重了。在东都举行的这两件事，表现了玄宗对他们的一种特宠。
原来，咸宜公主、寿王是武惠妃生的，而武惠妃则是唐玄宗最宠爱的事实上的皇后。武惠妃，本为武则天从父兄子恒安王武攸止的女儿。父亲死后，她年纪不大，“随例入宫”。玄宗即位，见她不仅漂亮且贤惠，从此“渐承恩宠”。开元十二年（公元 724年）王皇后被废，特赐武氏为“惠妃”，“宫中礼秩，一同皇后。 ”武氏虽承恩宠，仅只生下第一个儿子，名“一”，即玄宗第九子夏悼王，可惜天不如人意。开元五年（公元 717年），正值玄宗第一次东巡，“孩孺”而卒，葬于洛阳城南龙门东岭，欲宫中举目见之。足见玄宗对他非常喜欢。武氏养的第二个儿子，名“敏”，也就是玄宗第十五子怀哀王。史载：“才晬，开元八年二月薨。 ”所谓“晬”，指婴儿已周岁。因此，怀哀王似诞生于开元六年（公元 718年）底。第三个儿子即寿王，初名“清”，也就是玄宗第十八子。寿王出生年月，经十月怀胎，当在开元七年秋冬之间。算起来，他同杨玉环同庚，只是生日稍晚些，后来他俩结成夫妻，不能不说缘分！鉴于武惠妃养的二个儿子以及女儿上仙公主都陆续死亡，寿王初生后，就由玄宗的大哥宁王收养于府邸。注意！开元七年（公元 719年）九月，徙宋王宪为“宁王”，停止诸兄弟亲王外任刺史，宁王才返回长安。寿王的出生，当然不会在这年前半年，更不可能比杨玉环大一、二岁。大约次年二月怀哀王夭折，玄宗深怕寿王有任何意外，便让宁王妃元氏抚养，元氏“自乳之叫做己子。”开元十三年（公元 725年）三月，玄宗在洛阳（第三次东巡），更改诸皇子王号，并将年仅七岁的李清正式封为“寿王”。寿王从此回到宫中，宫中常呼为“十八郎”。过了两年，玄宗仍在东都，宣布皇子诸王刺史、领州牧、节度大使、都督、大都护、经略使等，只是徙有虚名。寿王清遥领剑南节度大使、益州大都督。有意思的是，此时杨玉环正在蜀州，从名义上说，还在寿王之下！随着岁月的推移，寿王清长大了，非常的好看。由于“武惠妃宠幸倾后宫”，作为她儿子的寿王尤其尊贵，“诸子莫得为比”，连李林甫也同意“愿尽力保护寿王”。到唐玄宗第五次巡幸东都，为寿王选妃的事提到日程上来了。而最后选中的竟是同龄的美女杨玉环，是洛阳城最大的事。
首先举行的是咸宜公主的婚礼，时间在开元二十三年（公元 735年）七月。咸宜公主，是武惠妃的亲生女儿，出嫁时十五、六岁。新驸马名叫杨洄，他的远祖出自弘农（隋朝宗室后裔），也是名门望族的后代。唐玄宗自然十分重视，破例地增加公主封户数额，从五百户增至一千户。回顾唐太宗时代，革除滥封之弊，削减封户，定制公主三百户。高宗时，因武后得宠，小女享受很大的好处，封户开始逾制。武后执政，将太平公主增至一千二百户；中宗临朝，太平公主叠封至五千户。玄宗即位，鉴于武周以来食实封制度的弊病，制了开元新制：长公主（皇妹）一千户，公主（皇女）只五百户。那个时候，有人认为食封太微薄，玄宗严正地指明：“百姓租赋非我有，士出万死，赏不过束帛，女何功而享多户邪？使知俭啬，不亦可乎？”可见，玄宗还是明智的，还有些革新的感觉。然而，随着“开元之治”的实现，陶醉于太平盛世以及“万岁声”中，践踏早年自己制定的封户制度，“后咸宫（公主）以母爱益封至千户，诸主皆增，自是著于令。”即使公主不出嫁，亦得封户一千。这就表明唐玄宗又在循私。
不到半年，轮到了寿王的婚事。按照《开元礼纂类》规定，皇子亲王纳妃有一整套繁缛的礼仪。在隆重的“册妃”礼之前，先要经由“问名”、“纳采”、“纳征”、“纳吉”、“请期”等五个过程。看来，唐玄宗与武惠妃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 734年）正月抵达洛阳后，才帮寿王挑选妃子。近两年的时间，选中了杨玉环，并完成了上述五项礼仪，到开元二十三年（公元 735年）十二月二十四门举行热闹的“册妃”礼。唐玄宗签署的诏令文告是这样写的：“维开元二十三年岁次乙亥，二十四日乙亥，十二月壬子朔，皇帝若日：于戏！树屏崇化，必正阃闱，允资懿哲，纪德协规。尔河南府土曹参军杨玄璬长女，清白流庆，公辅之门，含章秀出，诞钟粹美。所以能徽范夙成，修明内湛，淑问外昭；柔明自远。是以选极名家，俪兹藩国。式光典册，俾叶龟谋。今遣使广部（按：应作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李林甫，持节册尔为寿王妃，副使黄门侍郎陈希烈。尔其敬宣妇道，不要忘记教训。率因孝敬永固家邦，可不慎欤！”
从这文献中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第一，杨玉环是以“杨玄璬长女”的身份出嫁的，当时人们似不了解她的生父杨玄琰以及幼年在蜀州的情况。之所以叫做长女就是说杨玄璬领养小玉环后，又添了儿子。第二，杨玄璬官为“河南府士曹参军”，只从七品下的衙吏，而诏令称“名家”、“公辅之门”，是公认的名家之后。杨玉环出身高贵，册为寿王妃，可谓门当户对。
第三，杨玉环才貌双全。第四，唐玄宗同武惠妃十分重视这件婚事，特地委派宰相之一李林甫（开元二十二年五月起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和黄门侍郎陈希烈为正，副使。李林甫依附于武惠妃，鼓吹“保护寿王”，他来做这个事，自然是很适宜的。
“册妃”典礼是在杨家进行的。照规定，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这天，杨氏父女与亲属们“咸集”于家，正副使李林甫与陈希烈在仪仗队的呼拥下来到杨家大门之外。迎接人内，使者、持节者、赞礼者、典谒者、持册案者以及诸宗人、主人各就各位。之后，女相者从“别室”把杨玉环引出，立定，使者称有“制”，女相者曰“再拜”，女赞者承传，玉环再拜。使者读完册书（即上述诏令全文），女相者曰“再拜”，女赞者承传，玉环再拜。随后，“女相者引妃少前”，接受了皇帝的册书。这意味着杨玉环成为寿王妃了，成为唐玄宗的儿媳妇了。大家离开，“主人拜送于门外”。很明显，隆重的典礼使杨家满门生辉，对于衙吏杨玄璬来说，实在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
继“册妃”（订婚）之后，还有“亲迎”、妃朝见、“同牢”、“妇人礼会”、“婚会”、“飨丈夫送者”、“飧妇人送者”等七项礼仪。完成了“纳妃”的全部礼仪，寿王及其妃子才生活在一起，时间约在开元二十四年（公元 736年）春正月。二月，玄宗宣布皇太子与皇子诸王改名字，寿王原名清，现改为瑁。芳年十八的杨玉环，跟随寿王瑁住在东都王宅中，过上了和以前根本不相同的生活。
杨玉环被选为寿王妃，其原因何在？若没有唐玄宗的最后一次东都之行，也许她走的是另一条生活道路。不能不说是命运的安排。但是，在这偶然性的背后，又有着唐代门阀婚姻的必然因素。
唐玄宗第一次巡幸东都，杨玉环还没有出生。第二，三次东巡洛阳，小玉环在蜀州。开元十九年（公元 731年）十月，玄宗第四次巡幸东都，玉环十三岁，已在洛阳，虽美貌，但毕竟年少，没有惹人注目。玄宗第五次抵达东都那年，玉环芳龄十六，可说是洛阳第一美女。皇帝的巡幸，让东都留守官员同河南府官员分外忙碌。养父杨玄璬作为河南府衙吏，掌管津梁、舟车、舍宅、百工众艺之事，自然参与其中。所以，家里美貌的“长女”渐渐地为上流社会所熟悉。正在此时，唐玄宗与武惠妃考虑寿王的婚事，经多方的了解，终于选中了杨玉环。“含章秀出”，是最关键因素。
若她是一个相貌平平乃至丑陋的少女，不管出身于何等高门望族，也未必会成为寿王妃。
但是，皇家婚事，正式选妃，也有门第之别。如果艳丽异常的杨玉环，没有“公府之门”这一条件，要想堂堂皇皇地册为寿王妃，比登天还能。咸宜公主下嫁杨洄，寿王以杨玉环为妃，这两门婚事都跟“杨姓”相联系，不是巧合。
从历史上看，唐高祖李渊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的姨侄，同隋朝帝室有亲戚关系。隋亡唐兴，名义上不是一个推翻一个，而是打着“尊隋”的旗号取天下。先是迎立恭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炀帝死于江都，隋恭帝禅位，李渊即皇帝位，国号唐。初唐以来，李、杨两大家族联姻之风盛行。唐太宗娶隋炀帝女儿为妃，生于名恪，以其英武类已，且母妃地望素高，总想把他立为太子。齐王元吉也娶隋宗室杨恭仁的从侄女为妃，玄武之变，李世民杀死元吉，夺弟妃为己妃。
及至唐高宗时，立武则天为皇后，标志着李武婚姻关系建立。而武氏家族同弘农杨氏有姻亲关系，如武士娶獲杨氏，生则天；而杨氏乃隋宗室杨士达（官纳言，即宰相）的女儿。这就说明武则天同杨隋有非一般的关系。武则天执掌朝政，就制定了“要欲我家及外氏常一人为宰相”的政策，即武氏本家父系同杨氏舅家母系至少得各有一人任职宰相。很明显，天授年间，女皇帝武则天以本家侄子武攸宁、武承嗣相继为相，又任母族杨恭仁的从孙杨执柔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之一）。同时，“以则天母族，追封（杨）士达为郑王，赠太尉。”除此之外，因为李、武缔姻，武则天所生子、孙一辈系为李姓，大多同武姓构筑了婚姻关系。比如，武则天孙女新都公主（唐中宗之女），嫁给武延晖；女儿太平公主，嫁给武攸暨；孙女长宁公主（中宗之女），嫁给杨慎交；孙女安乐公主（中宗之女），先嫁武崇训，后嫁武延秀。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反映了武、李、杨三大家族的紧密的关系，以婚姻为纽带结成了政治上的集团统治。
从唐中宗到唐睿宗，“王室多故”，政变不绝，集团变化层出不穷。从政治势力上看，武氏家族衰败了，杨氏家族影响减弱了。唐玄宗即位之后，不复存在什么李、武，韦、杨统治集团。但是，在婚姻习俗方面，崇尚阀阅之风仍然存在（程度上有所减轻）。唐玄宗立武惠妃，从某种意义而言，是承袭前代李武姻亲政策的结果。武惠妃出自武氏本家。开元十四年（公元 726年），玄宗想以武惠妃为皇后，有人反对说，“武氏乃不戴天之仇，岂可以为国母！ ”虽然取消了这个念头，事实上宠之如同皇后。此外，玄宗元献皇后杨氏（唐肃宗生母），弘农华阴人，系杨士达的后裔。可见，传统的婚姻观念一直在左右。
至于唐玄宗与武惠妃选择女婿与媳妇，也是讲究门第，重视李、武、杨姻亲关系。杨洄是杨慎交与长宁公主的儿子，论其父系源于弘农杨氏。同样，杨玉环的远祖与武则天的外家皆出自弘农杨氏，虽然杨顺时“徒居河中永乐”，宗亲疏远，但永乐这房仍是弘农杨氏的分支，总有一些血缘关系。到了杨环的父祖辈，仍属“名家”。所以，武惠妃的亲生女儿下嫁杨洄，亲生儿子以杨玉环为妃，也不是个偶然。这是皇室婚姻的传统政策的继续。当然，开元时期，未必还存在李、韦、武、杨婚姻集团，但他们家族之间缔结良缘，是个事实。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 736年）冬十月，据说洛阳宫中“有怪”（迷信的鬼怪），唐玄宗和武惠妃提前四个月返回长安。杨玉环到了京城，又继续度过了四年余的王妃生活。这期间，围绕着立寿王为皇太子，宫斗不绝。而作为寿王妃的杨玉环似乎淡然待之，对这一丝一毫全不感兴趣。
对杨玉环而言，长安是陌生的，又是让人神往的。杨玉环幼年时从蜀州到河南，必经长安，但匆匆一过，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今，定居于西京，生活在寿王宅邸里，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有新意。
寿王宅是著名的“十王宅”（后亦称十六王宅）之一，位于长安朱雀街东第五街安国寺东边。原来，唐玄宗即位初，皇子都在宫中。后来，长大了，虽兼有各种名目的职位，但只是“遥领”而已，从不出迁外藩。约开元十三年（公元 725年），“乃于安国寺东附苑城同为大宅，分院居，为十王宅。令中官押之，于夹城中起居，每日家令进膳。又引词学工书之人入教，谓之侍读。”十王，即忠王、庆王、鄂王、棣王、仪王、荣王、颖王、光王、济王、永王。不久，盛王、寿王、丰王、陈王、恒王、凉王等又就封入内宅，所以又称“十六宅”。这里是皇子诸王居住的地方，所谓“十”或者“十六”，“盖举全数”。后来，各王又添了儿子，“又于十宅外置百孙院”。“十王宅”每院宫人四百，百孙院也有三四十人。
对于杨玉环而言，王妃的富贵生活，跟从前养父家里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了。在“十王宅”里，终日歌舞宴乐，嬉戏喧闹，她那擅长歌舞的才能得到了培育与发挥。
废太子瑛的初次交锋。然而，“十王宅”并不是世外桃源，太子与诸皇子之间的争权夺利，在这里掀起了惊涛骇浪。皇太子李瑛与寿王李瑁，便是一对中心。
早在开元二年（公元 714年）十二月辛已，李瑛（当时叫嗣谦）就被立为皇太子。他是玄宗的次子，生在李隆基任潞州别驾时，母亲是赵丽妃。为何立次子为皇太子呢？因为王皇后没有儿子，长子嗣直的生母刘华妃不怎么受欢迎，而赵丽妃以“善歌舞”得幸，所以“以母宠而立其子”，太子便是嗣谦了。开元二十四年（公元 736年）二月，皇太子更名叫做李瑛。
随着武惠妃的日益宠幸，赵丽妃慢慢地默然失色。“母宠衰则子爱弛”，皇太子的地位有了改变。而“惠妃之子寿王瑁，钟爱非诸子所比。”事实上居于皇后地位的武惠妃，在宰臣李林甫的支持下，趁玄宗“钟爱”寿王之机，想办法另立寿王。但在唐玄宗第五次东巡期间，这还只是一场蓄意的阴谋。
废太子瑛的初次交锋，发生在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也就是返回长安不久。史载：“太子同（李）瑶、（李）琚会于内第，各以母失职有怨望语。”所谓“内第”，胡三省注云：“时太子、诸王皆居禁中。 ”“十王宅”也属禁中的范围，所以又叫做“内第”。李瑶，也就是玄宗第五个儿子，封为鄂王，生母是皇甫德仪。李琚，即玄宗第八个儿子，封为光王，生母是刘才人。他们当中李瑶，李据学识最深，“同居内宅，最相爱狎。”特别是李琚，“有才力，善骑射。初封甚善，玄宗爱之。”但是，因为他们生母渐遭疏薄，就同太子瑛一道在“内宅”里发牢骚。谁知武惠妃获悉此事，便派女婿杨洄去侦察。“（杨）洄希惠妃之旨，日求其短，规利于己，谮于惠妃。”武惠妃向玄宗泣诉，说什么“太子结党”，想谋害“妾母子”，甚至“指斥”皇帝陛下。玄宗一听，非常愤怒，就与宰相们商议废黜太子与鄂王、光王。这时，中书令张九龄指出：“陛下纂嗣鸿业，将三十年，太子已下，常不离深宫，日受圣训。今天下之人，皆庆陛下享国日久，子孙蕃育，不闻有过，陛下奈何以一日之间废弃三子？伏惟陛下思之。且太子国本，难于动摇。”还援引汉武帝、晋献公，晋惠帝以及隋文帝的历史教训，讲明轻率废太子，对天下就有困难。“今太子既长无过，二王又贤，臣待罪左右，敢不详悉。 ”慷慨陈辞，让玄宗无言以对！紧接着，武惠妃耍弄收买花招，密派官奴牛贵儿对张九龄说：“有废必有兴，公为之援，宰相可长处。”张九龄怒斥牛贵儿，并向唐玄宗作了汇报。玄宗为九龄的作风感动，废立太子的风波暂息。
从上面可以看出，宫闱隐秘之中，有很多激烈的斗争。在得宠与非宠、或者宠而复失之间都会产生种种怨恨情绪，从后宫嫔妃波及太子诸王，波及外廷大臣。为了各自的权势、地位、利益、前途以及家族集团的兴隆，都使出狠招。明显是政治昏暗的表现，发生在“开元之治”由中期到晚期的转折之际，决不是偶然的。作为维护“开元之治”的最后一位重臣，张九龄挺身而出，反对废黜太子，想稳定政局。
“一日杀三庶人，昏蔽甚矣”。张九龄的努力，最终没有成功。他本人出被扣上“阿党”的罪名，丢了宰相之职。“愿尽力保护寿王”的李林甫，当上了中书令，这就为废太子瑛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李林甫专国，数称寿王美，以揠妃意，妃果德之。”预示着一场风波的到来！开元二十五年（公元 737年）四月，武惠妃又让女婿杨洄诬陷太子，说瑛、瑶、琚三兄弟以及太子妃之兄薛铺潜构“异谋”。什么叫“异谋”？就是指造反，企图发动宫廷政变。据《新唐书》记载，武惠妃让人诡召太子、鄂王、光王，曰“宫中有贼，请介以入。”太子等从之，被甲入宫。惠妃立刻向玄宗报告：“太子、二王谋反，甲而来。 ”玄宗派宦官去看，“如言”，的确是这样。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等不相信有那么一回事，认为“瑛等与惠妃相猜忌已久，虽承妃言，岂肯遽被甲入宫！”的确，太子等被甲入宫，决不是事实，但当时唐玄宗肯定之中一定有阴谋。
若说，五个多月前太子等“指斥至尊”，只有言论上的怨恨还可以原谅，那么，潜构“异谋”，蓄谋兵变，就绝对不能容许的了。所以，玄宗立即召集宰相商议，准备废黜太子。这时，张九龄已被贬为荆州长史，其他人再也不敢多言。中书令李林甫趁机说：“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言下之意，照皇帝的处决就是了。于是，四月乙丑日，玄宗派宦官宣制于宫中，废瑛、瑶、琚为庶人，流薛铺于滚州。注意！“于宫中废之，用李林甫家事之言也。”所谓“家事”，却并没有多一丝一毫的温情脉脉色彩！大概因为武惠妃与林甫的继续挑拨，“庶人”李瑶、李瑛、李琚赐死子长安城东驿，薛铺赐死于蓝田。玄宗一日赐死三子，可谓惨酷。
第二天（丙寅），太子舅家赵氏、妃家薛氏、李瑶舅家皇甫氏，坐流贬者数十人，株连甚众。“家事”如此严惩不贷，唐玄宗过于看重事态！废杀太子瑛，固然出于武惠妃同李林甫的勾结诬陷，但最终还是由唐玄宗决定的。自即位以来，怎么防止宫廷“祸变”，真是反映了专制帝王的特殊心态。先前，害怕过功臣“祸变”，担心过兄弟诸王“祸变”，后来，都慢慢解决。
况且，太子与诸皇子也居然敢蓄谋“祸变”，如何不暴跳如雷呢？问题在于玄宗轻信谗言，没弄清楚事实的真相。瑛、瑶、琚三兄弟因母失宠而愤愤不平，他们暗中相聚，互诉不满，这是事实。但是这三人小集团完全是孤单的，根本没有摧毁力，决不可能走上宫廷政变的道路。张九龄被罢免后，深感受危险，很有可能，他们也策划过反对武惠妃与李林甫的某些办法，当然，“被甲入宫”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唐玄宗没有弄清真相，就在宠妃同奸臣的挑拨之下，制造了一日杀三亲子的大冤案。宋代史学家欧阳修评论说：“明皇一日杀三庶人，昏蔽甚矣。 ”的确，废杀太子瑛等，标志着唐玄宗由“明”趋“昏”的变化。
玄宗也是如此。玄宗尝曰：“自即位已来，未尝杀一不辜。而听信谗言，“一日杀三庶人”，不亦惑乎？”寿王妃的态度。在激烈的宫闱斗争中，寿王与王妃杨玉环的态度怎样？废立太子的实质是封建统治权力的再分配问题。原太子李瑛年已二十八、九岁，虽不是很有才能，但正如张九龄所说：“今太子既长无过。”无过而加以废黜，必然要引起纷争。就太子本人的态度来说，要保护自己。在三十个皇子中，除早亡者与四个年幼无知者之外，好学且有才识的要算是鄂王李瑶与光王李琚，张九龄也叫“二王又贤”。由于他们才智出众，就会积极地参与了宫廷内争。他俩与太子瑛同病相怜（生母渐遭疏薄），联合一起，反对专宠的武惠妃。但是，势单力薄，又注定了这三人小集团失败的可悲命运。
至于寿王李瑁，作为玄宗第十八个儿子，是不可能当上太子的。然而，“寿王以母宠子爱，议者颇有夺宗之嫌。”生母武惠妃是个颇有心计、权欲强烈的女人，保有武氏家族的余风。开元中期，她在争立皇后的角逐中，没有胜出；转而求其次，帮自己的爱子寿王争立太子。她吸取了争立皇后中功败垂成的教训。这次，她将网络撒向外廷重臣同内侍宦官，笼络他们为废立太子呐喊助威。其中，李林甫作用很突出。当然，唐玄宗本人也因宠幸惠妃，进而“钟爱”其子，很想立寿王为太子，以取代李瑛。一切有利的条件，把年方十八、九的寿王推向皇太子的位置。
然而，寿王主观意识上并不想这样。史载，李瑁七岁时，“请与诸兄众谢，拜舞有仪矩，帝异之。”小时候，文质彬彬，腆腼有礼，谦让宽容；长大以后，性格大概还是这样。要他当太子，出于母亲的意向，而不是他本人的强烈愿望。综观各种史籍记载，在废立太子的激烈斗争中，看到的是鄂土王、太子瑛与光王的活动，是惠妃、玄宗的活动，是张九龄、李林甫的活动，是驸马杨洄、驸马薛铺、官奴牛贵儿的活动，如此等等。当上太子，意味着是皇位的继承人，这点十八九岁的寿王无疑是懂的。若他的权力之心，必然地要积极投身于斗争的漩涡，必然地会在史籍上留下记述。现存史籍上没有只言片语，刚好证明他不热衷于这些。
同样，寿王妃杨玉环也缺乏浓厚的政治兴趣。她从洛阳刚到长安，迎面袭来的是废立太子的惊涛骇浪。她自然明白，如果寿王当了太子，她就是太子妃；如果将来太子即位，她就是皇后。但是，这一切，杨玉环并不想太多。当时武惠妃有女婿杨洄，有媳妇杨玉环，都是很亲密的。杨洄禀承武惠妃的旨意，充当了密探、打手与诬告者的角色；而且野心毕露，“规利于己”，为了私利而不择手段。对比中，可以想见杨玉环对政治斗争的冷漠态度。
三“庶人”赐死后八个月，武惠妃一命呜呼。惠妃之死，改变了寿王的地位，改变了唐玄宗的私生活，也同们改变了杨玉环的命运。武惠妃用阴谋手段，让唐玄宗杀死三个亲子，制造了惊震朝野的大冤案。虽然当时李林甫专权，朝廷之士都为求自保不敢直言，但私下同情的舆论广为流传。史称：“瑛、瑶、琚寻遇害，天下冤之，号三庶人。”“三庶人”因他们的冤死，而声名远扬。玄宗即位以来，此案最大。
武惠妃原以为搞掉太子瑛，就可以立寿王为太子，但事实刚好相反，唐玄宗也没有立即册寿王为皇太子，这让她很困惑。而且，杀害“三庶人”，出于她的阴谋诡计，不能不让她的良心受到谴责。据载：“其年，武惠妃数见三庶人为祟，怖而成疾，巫者祈请弥月，不痊而殒。”所谓“三庶人为祟”，都是无稽之谈。但是，武惠妃心惊胆战，心理上压力带来了生理上疾病，“怖而成疾”，确是事实。虽经医治包括巫者“祈请”，没有效果。这年冬十一月，玄宗到骊山温泉避寒，惠妃随行。只有十四天便返回，很可能是惠妃病情恶化。又过了二十天，即开元二十五年（公元 737年）十二月丙午，武惠妃病逝于长安兴庆宫，享年三十九岁。
武惠妃死了，唐玄宗悲痛欲绝。因为他对她的宠爱长达二十多年，王皇后、赵丽妃、刘华妃、皇甫德仪、钱妃、刘才人、郭顺仪、高婕妤、柳婕妤等等，都远远不及。惠妃生前没有获得“皇后”的桂冠，死后玄宗立刻追赠她为“贞顺皇后”，以慰亡灵。在制文中，玄宗不胜“载深感悼”，回顾“惠妃武氏少而婉顺，行合礼经，长而贤明，言应图史”，赞颂她“贵而不恃，谦而益光；以道饬躬，以和逮下，四德粲其兼备，六宫咨而是则。”只是不提她的野心。其实，惠妃争夺皇后、搞废立太子的阴谋，归根结底，是唐玄宗专宠的结果。悼词只褒不贬，是很正常的。
武惠妃之死，对于寿王来说，等于失去了所有。
“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数劝上（玄宗）立寿王瑁。”李林甫害死太子瑛，就想把寿王推上皇太子的位置。玄宗过去“钟爱”寿王，也曾想废立太子。但是，“三庶人”死后，天下喊冤，玄宗反而更加犹豫了，因此不得不把此事搁下来。
后来是武惠妃之死，宫中传播着“三庶人为祟”的流言，这就要让他再做打算了。
首先，宰相李林甫的态度有所变化。过去，李林甫是朝臣中鼓吹拥立寿王的台柱。他之所以那么卖力，为的是巴结武惠妃“惠妃德之，阴为内助。”有没有这后宫“内助”，对于奸相专权至关重要。从黄门侍郎到同中书门下三品，再到中书令，都离不开她的帮助。因此，他总是劝玄宗立寿王为太子。而现在武惠妃死了，“内助”没有了，狡猾的李林甫也就不必“尽力保护寿王”了，也就见风使舵了。
其次，唐玄宗在立太子问题上不是很果断。开元初立李瑛为太子，二十余年来还是相当平静的。由于宠爱武惠妃，连及“钟爱”惠妃之子寿王。玄宗喜欢寿王，主要是寿王温良礼让，俊美可爱。但是，寿王与当年李隆基的性格大不一样，所以不是很理想的皇位继承人。“三庶人”赐死后，李林甫多次劝立寿王，玄宗不敢一下决定。究竟立谁好？玄宗自然比其他人考虑得多。长子李琮（初名嗣直），据说，后来打猎时脸上被野兽抓伤，难看得很，当太子不雅。次子李瑛已死。论“年长”的话，应该第三子忠王李玙。一李玙的生母杨妃，弘农华阴人，门第远比李琮、李瑛的母亲为高。并且，李玙“仁孝恭谨，又好学”，玄宗有意立他为太子。但是，武惠妃在病中，唐玄宗“犹豫岁余不决”。
及至开元二十六年（公元 738年）五月，武惠妃死了好几个月，唐玄宗“自念春秋浸高（五十四岁），三子同日诛死，继嗣未定，常忽忽不乐，寝膳为之减。 ”可见，既为惠妃之死而伤悼不已，又为“继嗣未定”而忧患不乐。这时，高力士询问原因，玄宗说：“我家老奴，岂不能揣我意？”是的，“老奴”高力士很明白，知道是太子未定的缘故。紧接着，高力士明确地表态：“大家（称呼皇帝）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所谓“推长而立”，指的是第三子忠王李玙，玄宗连声道：“汝言是也！汝言是也！”既然唐玄宗同高力士意见一致，宰相李林甫不会自讨没趣，不敢再反对忠王了。于是，六月庚子这天，宣布李玙为皇太子。秋七月己巳，玄宗亲御宣政殿，举行“册太子”的隆重典礼又过十天，册忠王妃韦氏为太子妃。第二年九月，太子更名绍天宝三载（公元 744年）正月，再命名亨。李亨就是后来唐肃宗。
非常明显，在立太子的过程中，高力士起的作用至关重要。虽然养父高延福出自武三思家，但高力士本人并不倒向武氏家族。对于武惠妃，自然很敬重，但也决不像李林甫那样巴结武惠妃，极力鼓吹立寿王为太子。高力士主张立忠王，也不是同李玛有什么关系，或者怀着另一番目的，而是强调“推长而立”，阻止内乱，防止再出现“三庶人”这类案件。换句话说，高力士的着眼点在于维护宫廷内部的太平无事，维护大唐局面。
忠王被立为太子，就是说寿王失宠了。任何朝臣包括李林甫都不愿“保护”寿王了，不会再提拥立寿王的事了，寿王和妃子杨玉环在宅邸里继续他们自己的生活。
若问他们的爱情有何结“子”？恐怕没有。《早唐书？寿王瑁传》载：“天宝中有于封为王者二人，伓为济阳郡五，鸿胪卿同正员、偡为广阳郡王。”注意！封王者二人，也就是讲，还有没有封王的儿子，众人都明白。这里还特地说明是“天宝中”封的，而不是开元末封的。唐玄宗的孙子一代，统统住在“百孙院”里，幼年便可封“郡王”。看来，李伓同李偡，似当生于天宝年间，决不可能是寿王妃杨玉环生的儿子。除此以外，《新唐书？寿王瑁传》载：“子王者三人，怀济阳郡，僾王德阳郡，偃广阳郡，伉薛国公，杰国子祭酒。 ”《新唐书》编撰者是参考过《旧唐书》的，有关李伓与李偡所封郡王的记载，大同小异。在兄弟次序上，李伉同李杰最晚，更不可能是杨玉环所生的。一个封为薛国公，一个官为国子祭酒，似当在天宝以后的新的时期。至于最大的儿子李僾，封为德阳郡王，这在们《旧唐书》中没有言及。那么，这李僾是不是杨玉环的儿子？没有史料证明很难确定。即使李侵不是生于“天宝中”，而是生于开元末，也未必就是杨玉环生的。须知，皇子亲王和皇帝一样，实行的是多妻制。寿王除了王妃杨氏外，侧室众多。寿王诸子，载于史传者五人，都与杨玉环无关，原因恐怕是杨玉环不能生育。她从十八岁起，与寿王共同生活了近五年，在正常的情况下，孩子至少二三个。如果真的养育过子女（即使夭折），形体一定有所变。后来，她成为杨贵妃，也没有生过子女，似乎也可以证明上述的推断。
爱情生活中没有子女，有时候也是一种难。由于武惠妃之死，唐玄宗在感情上出现了空白，于是，召来了美貌的儿媳妇。命运之神把寿王妃变成了女道士，变成了杨贵妃；而杨玉环没有子女的牵挂，更为便利。
李隆基同杨玉环的情爱史发端于骊山温泉宫。这段秘史若暗若明，在史籍上没有留下确凿的记载。下面，将有详细的阐述。
玄宗感情上的空白。唐玄宗为什么需要召入寿王妃呢？唐人陈鸿《长恨歌传》最早作了说明：“先是元献皇后、武淑（惠）妃皆有宠，相次即世。宫中虽良家子千数，但没有让他赏心悦目的。上心忽忽不乐。时每岁十月，驾幸华清宫（天宝六载以前称温泉宫），内外命妇，熠耀景从，浴日余波，赐以汤沐，春风灵液，澹荡其间。上心油然，若有所遇，顾左右前后，粉色如土。”元献皇后死于开元十七年（公元 729年），当同此事无关。而在武惠妃撒手人间以后，唐玄宗失去了精神的寄托，闷闷不乐。
陈鸿的意见，为后世史家所采纳。《旧唐书？杨贵妃传》云： “（开元）二十四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后庭数千，无可意者。 ”《新唐书》本传亦云：“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后廷无当帝意者。”这里，卒年有误，很明。因此，司马光则写道：“初，武惠妃薨（胡三省注：开元二十五年），上悼念不已，后宫数千，无当意者。”
各家记述一般体现历史的真实：惠妃死后，玄宗感情上出现了空白，一方面对惠妃追思不已，还有没有喜欢的人。开元二十六年（公元 738年）冬在骊山，凡十五天：次年冬在骊山，十六天；再次年正月在骊山，计八天。这三次避寒骊山，唐玄宗见景生情，油然想起昔日与惠妃同幸温泉宫的欢乐景象，更加失落，后宫随从，内外命妇，没有一个合心的，真是景色依旧，人时已非。
高力士建议召寿王妃。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建议召入寿王妃杨玉环。此为何有？《长恨歌传》说：“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 ”注意！“诏”，似是指玄宗命令高力士去选美，当然也可能是高力士先提出，然后玄宗命他去办。
但，旧新《唐书》与《通鉴》都不提及高力士，仅作“或言”、“或奏”，显而易见。
看来，请召寿王妃的，无疑是高力士。“老奴”最懂得主子的心态。如开元十三年（公元 725年），为忠王李玙选妃，玄宗“诏力士下京兆尹，亟选人间女子细长洁白者五人。”力士建议改在掖庭中选择，“上大悦，使力士诏掖庭，令按籍阅视。”结果得三人，其一即唐代宗的生母。开元二十八年（公元 740年），当唐玄宗精神不佳时，高力士又担负起选美的重任。或许物色之中，无有效应，更使玄宗追思益深，兴味索然。高力士不得不把猎高力士艳的眼光转向“外官”。所谓“外宫”，是跟内宫（兴庆宫）相对而言。寿王宅邸在“十王宅”内，“十王宅”与长安城东北禁宫连接，筑夹诚，围起来，同普通外宅又有不同。但它又非正式内宫，这与外宅相类。因此，作为“十王宅”之一的“寿邸”，又能叫做“外宫”。
高力士为什么选中寿王妃呢？第一，杨玉环的“绝世无双”的花容月貌是众所周知的，当时人就称赞她“姿质天挺”，“姿色冠代”。无论姿色仪态、风度举止，可以是绝色美女，这就能起到填补唐玄宗感情上空白的作用。其次，高力士深知寿王失宠及其地位。开元二十六年（公元 738年）六月，根据高力士的“推长而立”主张，玄宗立忠王李玙为皇太子。往后几年，寿王处境难堪，高力士比谁都清楚。很明显，把寿王妃召入内宫，不会引起太大的波澜。
定情信物的传说。那么，召玉环到骊山，同玄宗相会，是什么时候？《长恨歌传》同《旧唐书》都是指开元末惠妃死后几年，没有具体的时间。《通鉴》于天宝三载末记述此事，但用了一个“初”字，是追述“武惠妃薨”后的事情。若认为《通鉴》作天宝三载（公元 744年）杨玉环入宫，是误解了司马光的原意的。当然，司马光不知道具体时间。
北宋乐史《杨太真外传》最早指出了确切年月： “（开元）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 ”《外传》有很多不确定消息，但这“二十八年十月”好像有详细记录，可惜“根据”今人无法知晓了。后来，欧阳修等撰《新唐书？玄宗本纪》亦云“开元二十八年十月”，这是依乐史说的，还有另外的依据，不得而知。看来，上述所记年月最有可信度。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曾强调说：“杨贵妃本寿王瑁妃……召入宫，此开元二十八年事也。”
以开元二十八年（公元 740年）十月温泉宫相会为标志，揭开了李杨情爱史的序幕。自《长恨歌》流传以来，渲染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意境，对文学有典型作用，妙不可言，但是，作为唐明皇的历史传记，若仍然说这次见面后才知道杨玉环“姿质丰艳”，好像以前从未看到过她的风采，是没有根据的。
应该明白，早在开元二十三年（公元 735年），玄宗在东都为当时“钟爱”的寿王册妃时，就赞美过“含章秀出”。诏令虽出自词人之手，但玄宗是过目的，知道寿王妃的美貌。次年春大婚，寿王同王妃有朝见玄宗与惠妃之礼，玄宗当然有过。回到长安以后，至开元二十八年十月之前，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中，都有看到寿王妃的可能性。比如，每年元旦，皇子亲王与王妃循例朝贺，共四次。随从游幸温泉宫，只有三次。武惠妃死后祭奠，据丧礼子媳应泣灵堂。排除寿王妃偶然不参加的次数，玄宗四年内总有几次亲见其美。问题在于惠妃在世时以及死后的时间里，玄宗对于寿王妃还没有什么。经历近三年的感情上空虚与精神上孤独，当高力士提及“姿色冠代”的杨玉环时，玄宗马上兴奋，毅然地决定要高力士把她召入骊山温泉宫。
这幕骊山相会，对于二十二岁的寿王妃来说，是欢乐，还是惊忧，难以揣测；而对五十六岁的李隆基来说，无疑是心灵的解脱、青春的！再现。历史上叫做：“既进见，玄宗大悦。”这是事实，白居易歌咏：“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三千粉黛无颜色。”诗句不单是赞美“杨家女”的媚态，也吐露了唐玄宗的心情。换句话说，在玄宗的眼中，寿王妃“一笑百媚生”，不禁为之倾倒。
据《长恨歌传》载：“上（玄宗）甚悦，进见之时，奏《霓裳羽衣曲》以导之；定情之夕，授金钗钿合以固之。”虚构“定情”信物，虚构“定情”节目，就塑造艺术形象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实在很重要了。然而，就史事而言，恐怕是经不起推敲的，本来就无中生有。
首先，李隆基同杨玉环相会于骊山，跟民间一般男女恋情，与一般男女是不同的。作为寿王妃被召入温泉宫，对面站着的是一位大唐的天子，自己丈夫的父亲。进见当天，尽管皇帝表现得何等的欢颜、恩宠，一夕之间变得亲密无比，怎么可能呢？何况，像民间男女那样的所谓“定情”，对于皇帝与王妃来说，简直是很难理解。
其次，所谓“定情”信物，指的是爱情凭据。一般男女恋情有此等信物，像首饰之类，是很自然的事。但是，皇帝如此，岂非笑话！按开元礼，皇帝纳后、皇太子纳妃、亲王纳妃等很复杂的礼仪。唐玄宗本人就经历了这三项的全过程：当年临淄郡王时，纳妃，尝过一套礼仪；后来当皇太子，纳太子妃，又尝过一套礼仪；后来即位为帝，立皇后及纳妃嫔，又尝过一套礼仪。所有的礼仪中，都没有专门拿首饰作信物的。唐玄宗在温泉宫召见杨玉环，又怎么会想到这样做呢！本来，文士虚构“定情”一节，很有诗音。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传记中，也说当夜玄宗赠给玉环金钗钿盒，作为定情的信物，就不是很真实的。正史与《通鉴》绝不提“定情”，颇有道理。开元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在骊山，比前三次住得长些，是因为杨玉环的原因。第十八天，回长安兴庆宫去了。至于杨玉环去向如何，历史上没有记载，以事理推之，她只能暂时地回到寿王宅邸。等待着她的，将是一条女道士的生活。
第二节度为女道士骊山相会毕竟短暂，要真正地解决感情上空白，还必须另想妥善的办法，办法在于女道士。
度道时间之谜。因为史籍记载的简略与模糊，使度道时间成为一个历史之谜，至今纷争未决。
《旧唐书？杨贵妃传》载：“宜蒙召见。时妃衣道士服，既进见，玄宗大悦。 ”似乎寿王妃先度为道士，然后穿着“道士服”到骊山，同唐玄宗相会。《新唐书》与《杨太真外传》显然觉察到上述记载不近情理，于是先述召寿王妃到温泉宫，后写以寿王妃为道士。换句话说，先后有密切相联的两个层次：先见面，后度道。不过，时间都于开元二十八年十月，地点都在骊山。有人因此引申出这样一种意见：就在玄宗同玉环“定情”的同时，玄宗让她去做女道士。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论情理，唐玄宗在温泉宫召见时，杨玉环是以寿王妃的身份出场的，当穿俗家嫔妃衣服参见。之后，玄宗倾心异常，才有将寿王妃度为女道士的事。谁出的这样的妙计呢？不妨臆测一下，似是那班以“女道士”名义活动于皇宫内的大小公主们。弄不明白是时间问题。现存史料中有一道《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全文如下：“圣人用心，方悟真宰；妇女勤道，自昔罕闻。寿王瑁妃杨氏，素以端懿，作嫔藩国，虽居荣贵，每在精修。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难违，用敦宏道之风，特遂由衷之请，宜度为女道士。”
只是，这道敕令不著日期。然而，仔细看也有些眉目。敕文中“属太后忌辰”一句，务必注意。“太后”，指唐玄宗的生母窦氏；“忌辰”，就是逝世日子。本书第一章里说过，长寿二年正月二日（公元 692年 12月 4日），玄宗近九岁时，母亲窦氏被武则天秘密地杀害，尸骨无存。睿宗再次登基，追谥窦氏为昭成皇后，招魂葬于东都洛阳城南。后来，唐玄宗以帝母之重，追尊为“皇太后”，袝葬睿宗桥陵，迁神主于京师太庙。因此，每年正月二日是太后忌辰，例行悼念。既然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是为太后忌辰“追福”，十月份就不可能。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假如杨氏以开元二十八年十月为玄宗所选取，其度为女道士敕文中之太后忌辰，就是说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二日睿宗昭成窦后之忌日。”
这样，寿王妃杨氏人道的过程就已明白了：开元二十八年十月甲子至辛巳，凡十八天，玄宗在温泉宫，同寿王妃相会。玄宗返回兴庆宫，而寿王妃暂回寿王宅。接着，商议利用正月二日太后忌辰的机会，以“追福”的名义，把寿王妃度为女道士。经策划，似于年底颁布了敕文。正月二日，杨玉环正式当了女道士。随后，杨玉环以“女道士”的身份，而不再是寿王妃的身份，跟随唐玄宗又到骊山去了。从正月癸巳到庚子，前后八天，在温泉宫度过了欢快的生活。之后，唐玄宗返回兴庆宫，“女道士”则居于大明宫内的道观。
据载，玄宗自骊山回来后，梦见道教始祖“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果然，派人在摮厔楼观山间找到了像。同年闰四月，迎置兴庆宫。五月，唐玄宗命画“玄元皇帝”真容，分置诸州开元观，毫无疑问，这股全国范围内崇道之风，是跟寿王妃度为女道士相照应的，或者说是给寿王妃入道制造某种气氛。
在为太后“追福”的背后。唐玄宗为何不敢直接纳寿王妃为己妃，而要经由度为女道士的过渡阶段呢？照封建礼教，玄宗是寿王妃的公公，纳为己妃，有悖人伦，容易遭到非议。李唐王朝虽然肇基关陇，又赋有鲜卑贵族血统，对儿女关防不如中原士族那么严格，婚娶风俗相对自由，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它毕竟是长达百余年的中原王朝，封建伦理对它的影响，不能视而不见。这与唐太宗取齐王妃为己妃不能完全类比。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虽为同胞手足，但齐王投靠东宫李建成，势同水火。经由玄武门之变，齐王作了刀下鬼，王妃便成了阶下囚，或杀或占，身不由己。唐太宗以胜利者占有失败者之妻，大模大样地纳为己妃，时人不敢有所议论。乱伦之诮，仅仅宋儒有之。唐玄宗的情况就不同了，他想纳寿王妃，而寿王未闻有过，若强词夺理，据为已有，有悖情理和伦常，不能不有所顾忌。前车可鉴，唐高宗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大臣褚遂良就以武氏曾侍寝唐太宗为理由，责备高宗行为有失检点，搞得高宗尴尬不堪。鉴乎此，唐玄宗就不敢冒然地夺子媳为己妃，而必须采取先度为女道士的办法。
的确，“妇女勤道，自昔罕闻。”如唐高祖十九个女儿，太宗二十一个女儿、高宗三个女儿、中宗八个女儿，没有一个当女道士的。然而，唐睿宗时，以西城公主同隆昌公主（玄宗两个亲妹妹）为女道士，道号一曰“金仙”、一曰“玉真”。度道的原因，据说是“以资天皇太后（武则天）之福”。这两个公主人道，筑观京师，颇引人瞩目，对于“妇女勤道”起了推动的作用。一直到开元四年（公元 716年）六月癸亥，太上皇睿宗逝世，史载：“己巳（睿宗死后第七天），睿宗一七斋，度万安公主为女道士。”万安公主是玄宗的亲女儿，度道原因也是“欲以追福”。可见，皇家女子人道，是为死逝者“追福”的形式之一，而不是当时女子离异后进行再嫁的习俗。既然有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资福”的先例，又有万安公主“追福”的榜样，那么，趁窦太后“忌辰”之际，为了“永存追福”，度寿王妃为女道士，称得上做得堂堂正正，非常得体。看来，提出这条妙计的，似和金仙、玉真、万安等公主有关。当时崇道之风愈演愈烈，贵家女子人道已不是“罕闻”，如李林甫的女儿也当了女道士。因此，寿王妃度道之事不会有突兀的感觉，舆论上也不存在什么可讥刺的东西。对于寿王妃“悟”道，似不至于胡编，总有点修道的迹象。不过，敕文说她“每在精修”，过于虔诚了，当属饰词。
明明是强加于人的做法，却偏偏说是出自寿王妃“由衷之请”。似乎“勤道”的寿王妃为太后“追福”，“以兹求度”，诚心诚意。而唐玄宗呢，认为“雅志难违，用敦宏道之风”，便赞成寿王妃为女道土。事实上，这是骗局。倘若寿王妃“精修”真宰、又怀孝思也可在以前求度，为什么恰好选在骊山相会之后发出这个敕令呢？说穿了，什么“追怀追福”，什么“雅志难违”，无非是在“用敦宏道之风”的冠冕辞令下，掩盖玄宗霸占儿媳的不光彩行为。
宋代史学家早就戳穿了“由衷之请”的谎言，指出：“上（玄宗）见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为女官”。其实是唐玄宗“令”其入道，并非出自寿王妃本人的请求。所谓“女官”，也就是“女冠”，即女道士。唐代女道士头戴黄冠，故名。“官”与“冠”通，所以女冠又称“女官”。
郡，刺史为太守。至天宝三载（公元 744年）正月初一，改“年”为“载”。这些制度上的更改，似乎有一番“惟新”样子。
事实上，改元“天宝”并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天宝时期政治是开元晚期政治的继续。前面说过，罢张九龄、相李林甫，标志着唐玄宗由“明”而“昏”的转折，而这一转折不是开始于天宝元年。当然，天宝初期，政治上越来越昏暗，右相李林甫妒贤忌能，“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唐玄宗则以为天下没有事，高居无所做为，悉以政事委林甫，结果连高力士都“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随着“天宝”时期的到来，李杨情爱有了新的发展。兴庆宫里，龙池畔，沉香亭，花萼楼，玄宗和“娘子”游赏名花，演奏新曲，沉醉于歌舞之中。天宝元年十月丁酉至十一月己巳，杨玉环跟随玄宗，第四次幸骊山，共三十三天。天宝二年（公元 743年）十月戊寅至十一月乙卯，第五次骊山避寒，共三十八天。第二年正月辛丑至二月庚午，第六次幸骊山，共三十天；十月癸巳至十一月丁卯，第七次幸骊山，共三十五天。由此可见，唐玄宗“耽乐而忘返”，时间之长大大超过了前三次。歌舞游乐，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唐玄宗和太真妃之间的情投意合。
李白游长安。就在天宝初年，著名的大诗人李白来到了长安，以自己的狂放行为和奇妙诗篇，给欢闹的宫廷生活增添了特异的情趣。李白（公元 701年至 762年），字太白，生于碎叶（时属安西都护府，今苏联吉尔吉斯北部），幼居四川，从二十五岁起漫游各地。唐朝的盛世和祖国的山河，孕育了这位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
唐玄宗召李白入京，是因为吴筠的推荐。吴筠是著名的道士，也是文采焕发的诗人。他和李白在天台剡中有过交往，诗篇酬应。后来，玄宗遣使召吴筠，“既至，与语甚悦，令待诏翰林。”吴筠向玄宗推荐了李白，玄宗特诏征召。大约天宝元年（公元 742年）秋天，李白来到了长安，当年已四十二岁。李白拜见年迈的太子宾客贺知章，贺见李白的诗篇，叹曰：“子，谪仙人也！”贺知章再向玄宗推荐，玄宗马上接见了李白。这无疑是轰动京城的新闻。依唐朝李阳冰《草堂集序》记载，玄宗“降辇步迎，御手调羹以饭之。”玄宗还对李白说：“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李阳冰和李白有过交往，所记似当真确。事实上，所谓“降辇步迎”、“御手调羹”等，并不是实录，只是传闻而已。从唐玄宗的生活习惯来看，一般不用“辇”的；亲手调羹，更是不可能的事。然而，这些传说也反映了唐玄宗对李白的重视。
为何玄宗如此礼遇李白呢？首先，为了“求才”的需要。虽然李林甫专权，妒忌人才，但玄宗有时还要强调一下“求才”的。在改元“天宝”的大赦文中，重申“国之急务，莫若求才”，要求：“白身人中有儒学博通及文词秀逸，或有军谋越众，或有武艺绝伦者，委所在长官，具以名荐。”天宝初年，先召吴筠，后征李白，就是选拔“文词秀逸”者的典型例子。吴、李均属“自身”、“布衣”，玄宗待之以礼，还是难能可贵的。其次，出于崇道求仙的需要。玄宗向吴筠请教道法还有神仙修炼之事， “（吴）筠之所陈，但名教世务而已，玄宗深重之。”李白号称“谪仙人”，“素蓄道义”，也就是对道法颇有造诣。玄宗礼遇李白，自然也有崇道求仙的目的。第三，出于对诗文的爱好，虽然玄宗本人诗写得不怎么样。过去，玄宗喜欢跟文士领袖张说、张九龄等诗篇唱和。天宝二年（公元 743年）、底，贺知章请度为道士还乡。第二年正月，送别在长乐坡，李白等纷纷献诗，“上（玄宗）赋诗赠之。”既然玄宗当时对李白如此优遇，为何只命他为“供奉翰林呢？”某些文学史著认为，唐玄宗把李白作为御用文人，作为清客，需要他为宫廷帮闲而已。如此评论唐玄宗是不公正的，说实在，玄宗完全没有必要那样做。何况，待诏翰林，跟流俗所轻的“倡优”，是不可等同视之。翰林院始建于开元后期，它是从唐朝文学馆、弘文馆、集贤书院等演化而来。在翰林院里集中了两类专门人才：一是文学之士，二是伎术之士。唐玄宗给予某些优厚的待遇，随时召用，让他们对唐代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中，文学士“入居翰林供奉别旨”，撰拟诏制，较外廷官为便捷。
简单地将学士们斥之为御用文人，是非常不妥当的。当时李白自己都感到荣宠，并不将“供奉翰林”看成贱职。
高力士脱靴的传说。从天宝元年秋至天宝三载夏秋问，李白在长安住了近两年。在酒和诗的狂放生活中，留下了许多生动的故事。
唐朝李肇《唐国史补》里有一条“李白脱靴事”，据说，“李白在翰林多沈饮。玄宗令撰乐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仅此一句，李白“令”脱，高力士是否替李白脱靴，未交代清楚。《酉阳杂俎》里记述具体了：“玄宗于便殿召见，（李白）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亡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由此可见，传说总是越来越细微，好像确有其事，以致后世史家也把“力士脱靴”写进了旧新《唐书？李白传》。
但传说毕竟不是事实。首先，李白虽然傲岸清高，但作为一个“供奉翰林”，在帝王面前，决不会把高力士卑视为奴仆。
如若真有此事，李白的为人品性反而变成不可理解的了。杜甫诗赞李白云：“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假如李白真的对唐玄宗如此傲慢，为什么又高兴地应召入宫呢？事实上，李白“常出入宫中，恩礼殊厚”，对皇帝还是有讨好的一面。其次，就高力士来说，决不会干出为李白脱靴之类事。众所周知，高力士早于开元初就为右监门将军，从三品；其后进为左监门将军；正三品。高力士势倾内外，门施檗戟，一般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怎么可能被视为执奴仆之役的呢！总而言之，脱靴传说是完全不可靠的。唐代人传播这类奇闻，无非是要拔高李白狂放的形象，反映了人们卑视权贵的心态。
《清平调》三首。如果说，“力士脱靴”故事是臆造，那么，李白诗赞太真妃则是事实，至今存留的三首《清平调》就是铁一般的证据。依唐朝韦睿《松窗录》记述，有一次，正逢繁花盛开、牡丹吐艳，玄宗与太真妃到兴庆宫龙池东沉香亭前赏花。著名歌手李龟年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欲歌之。玄宗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于是叫李龟年带着“金花笺”到李白那里，请填新词。李白“欣然承旨”，马上援笔写了《清平调》辞三章。“龟年遽以辞进，上（玄宗）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
关于《清平调》创作背景，大概就是这样。《松窗录》还有《杨太真外传》说是“开元中”，当误，那时李白还没有到长安。牡丹盛开于春三月，写诗要么在天宝二年春，要么在天宝三载春。清朝王琦《李太白年谱》系之“天宝三载”，较为确切。倘若作天宝二年，好像太早了。因为李白写了《清平调》不久，也就是天宝三载（公元 744年）夏秋，就离开长安了。
看来，李白填写《清平调》时，并没有参加沉香亭前的赏花游乐。他在长安的两年里，或许并没有跟杨太真会过面。因此，传说李白令杨贵妃磨墨而“醉草蛮书”，纯属好事者的虚构。虽然李白没有看到过太真妃的风采，但他用笔描写了太真妃的美貌。请读一读《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干。
这三首像诗又像词，李白恐怕是当作诗写的。诗人以比、兴手法，以名花比喻“倾国”美人，热情地赞颂了太真妃。所谓“群玉山头”和“瑶台”写的是道教的仙境，好像是点出她女道士身份。当时学道求仙成了朝野的共同风气，当女道士是非常时髦的。李白和玉真公主就有直接往来，写了《玉真仙人词》、《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等诗篇。从这可以看出，李白颂扬太真妃不是偶然的。
第二首诗中借“汉”喻“唐”，以赵飞燕比杨太真，是否暗含讥刺的意义呢？绝对没有。须知，从唐初到盛唐，“赵飞燕”是美人的代名词，并没有女人祸水的意思。据《汉书？外戚传下》载：“孝成赵皇后，学歌舞，号曰飞燕。上（西汉成帝）见飞燕而说之，召入宫，大幸。贵倾后宫。”赵飞燕的经历和爱好，实在跟杨玉环有些相似之处。李白诗云“飞燕倚新妆”，可谓维妙维肖，而且揭明了太真妃“贵倾后宫”的特殊地位。难怪唐玄宗接到《清平调》三章后，马上令被之管弦，让李龟年放声歌唱。据说，玄宗亲自调玉笛以倚曲，太真妃“笑领歌，意甚厚。”
所以，历来关于《清平调》的种种深文曲解，就不值得一驳了。例如，《松窗录》记述，“会高力士终以脱靴为深耻，”故意挑拨太真妃怨恨李白，说：“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妃深以为然，于是阻止了给李白的宫职任命，导致李白愤然离京。
这种编造显然与史不符，杨太真与高力士都不是拨弄是非的小人。至于后代注家以为“云雨巫山”句有讥杨太真曾为寿王妃，“枉断肠”者指寿王，那更是荒唐可笑。李白当时岂敢这样恶骂？唐玄宗和太真妃又怎么会把恶骂当作颂歌呢？李白离开长安的原因，并不是高力士的进谗，也不是太真妃的作祟，而是因为翰林院内部的倾轧。非常可能是出于张珀的妒忌，张垍是开元文士领袖张说的儿子，又是唐玄宗的女婿，他主持翰林院，排挤了天才的诗人李白。除此之外，翰林学士起草诏制文书，务必遵守保密的规定。倘若漏泄，就要贬官或者惩罚。
李白那样豪放不羁的诗人，常常沉醉于酒肆，实在不适宜供职于翰林。
总而言之，李白在《清平调》三章中，以绮丽高华之笔，为名花、妃子传神写照。透过这幅画面，可以看到李杨情爱的热烈，看到杨太真的尊贵。造成一种社会舆论，说明正式册妃的条件成熟了。天宝四载（公元 745年）八月初六，唐玄宗刚过了六十一岁的生日，就宣布将二十七岁的杨玉环立为贵妃。前面说过，杨太真早已脱掉了女道士的外衣，以“娘子”的身份生活于兴庆宫，变成事实上的皇妃。但，所谓“太真”妃毕竟是名不正，言不顺。正式立为贵妃，这是李杨情爱发展的必然结果。
立杨贵妃之前十天，唐玄宗给寿王李瑁另选了一位王妃。两件喜事，一先一后，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册寿王妃，是立杨贵妃的必要准备。
以韦氏为寿王妃。另册韦妃的日期，《资治通鉴》作天宝四载七月壬午，“壬午”也就是十六日，恐误。据册文，当为“壬辰”即二十六日，兹抄录如下：“维天宝四载岁次乙酉，七月丁卯朔，二十六日壬辰，皇帝若曰：於戏！古之建封，式崇垣翰，永言配德，必择幽闲。咨尔左卫勋二府右郎将韦昭训第三女，育庆高门，禀柔中阎，爰资辅佐之德，以成乐善之美。是用命尔为寿王妃。今遣使光禄大天行左相兼兵部尚书、宏文馆学士李适之，副使金紫光禄大夫行门下侍郎、集贤院学士兼崇文馆大学士陈希烈，持节礼册。尔其钦承宠数，率由令则，敬恭妇道，可不慎欤！”
回顾十年前，唐玄宗在东都颁布过《册寿王杨妃文》，内容相差不多。但，杨妃后来不属于寿王的了。如今，寿王年已经二十七岁，玄宗又一次给他选了韦妃。这样两次册妃，是罕见的。更为稀奇的是，大臣陈希烈担任了两次册妃的副使。他对杨玉环的来龙去脉，可说是了如指掌；而且清楚地意识到，另册韦妃是为杨贵妃的登台作舆论上的准备。陈希烈性格柔佞易制，唯唯诺诺，办事小心，有关杨妃的事自然不会声张出去，因此非常得唐玄宗的喜爱。天宝五载（公元 746年）四月，他竟当上了宰相。
以韦氏为寿王妃，也是讲究门第的。册文说她“育庆高门”，事实也是如此。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四上》载，韦昭训源于韦氏郧公房，其父韦浞宫为齐州刺史，祖父韦爽曾任太仆少卿，从祖父韦巨源历任武则天、唐中宗时的宰相。神龙初，韦巨源迁侍中，中书令，进封舒国公，“附入韦后三等亲，叙为兄弟，编在属籍。”由此可见，当时韦氏家族是非常显赫的。后来，李隆基发动“六月政变”，诛灭韦后，韦巨源也被乱兵所杀。一直到唐玄宗时期，除了李、武之间与李、杨之间通婚外，李、韦两大家族之间也往往缔结良缘。
如薛王业（玄宗之弟）以韦氏为妃，鄂王瑶妃家韦氏，皇太子李亨妃家韦氏，棣王琰妃家韦氏，等等。唐玄宗选择左卫郎将韦昭训之女，为寿王妃，也可算是门当户对。这在时人婚姻崇尚门第的情况下，不至被人作为口实。
寿王悲哀的消失。另册韦妃之后，寿王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原先杨妃的离去，给他留下了感情上的悲哀，也导致了潜在的危险。与同龄的美貌的杨妃生活了近五年，没有恋眷是与情理不合的。深怀着己妃被皇帝又兼生父所夺的委屈，真是有苦说不出。好在寿王生性谨慎，没有敢发泄不满，又无杨妃为他生儿育女的拖累，才免遭不测之祸。相反的例子不是没有，他的异母兄太于瑛、鄂王瑶、光王琚，均由于怨言引起诬陷而被赐死。面对既是皇帝，又是生父的权威，不管从君臣，父子关系来说，唐玄宗都是尊者，倘若有怨言冲尊，或死或废，易如反掌。寿王身处于某种潜在的危险之中，他自己非常清楚。因此，自杨妃当了女道士以后，整整四年半里，寿王过着没有王妃陪伴的孤寂生活。开元二十九年（公元 741年）十一月，宁王李宪逝世，乃谥曰“让皇帝”。寿王“瑁请制服，以报乳养之恩，玄宗从之。”那副孝顺恭敬的态度，足以让玄宗放心。所以，玄宗又为寿王另选了一位妃子。对于寿王来说，杨妃一去不返了，而他毕竟又有了新的韦妃，他的生命不会有危险了，他的悲哀也就消失了。在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上，唐玄宗总算没有把事情做绝。
册寿王韦妃，不早不迟，选在立杨贵妃之前十天，还有另一番用意。随着十年时光的流逝，东都册寿王杨妃的事，人们或许淡忘了。《册寿王韦妃文》中绝对不会涉及往事，好像寿王至此时才娶了一位王妃。如此，杨贵妃原是寿王妃的一段历史被掩盖了。即使局外人知道寿王过去娶过位杨妃，然而那位“杨妃”是否就是杨贵妃，也未必一清二楚。皇宫里双喜临门，父皇立妃，皇子娶妻，在热闹声中割断了某种瓜葛。所以，册寿王韦妃，是唐玄宗为自己立杨贵妃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八月壬寅（初六），千秋节刚过，唐玄宗正式宣布“太真”妃号曰“贵妃”。此后，杨贵妃以崭新的姿态活跃于历史舞台，直到马嵬坡死时为止。
从陈鸿《长恨歌传》到白居易《胡旋女》，从《旧唐书》到《杨太真外传》和《资治通鉴》，都说是“册”为贵妃。这里，所谓“册”并不是指纳妃礼仪，而是赐号“贵妃”的意思。
按照开元礼的规定，皇帝纳后有一套繁杂而隆重的礼仪（跟皇太子纳妃、亲王纳妃有所不同），如“临轩命使”、“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册后”、“命使奉迎”、“同牢”、“皇后表谢”、“朝皇太后”、“皇后受群臣贺”等等。其中，“册后”礼仪是在后氏宅第里举行的，要由太尉为正使、司徒为副使，授以册宝。
以上说的是纳皇后礼仪，纳皇妃也与此相符合。
对于杨玉环被立为贵妃，她不是以父家闺女受册的，所以纳后妃那一整套的礼仪均没有奉行的必要。倘若真的遵照纳妃礼仪办，反而弄巧成拙，徒然暴露了杨玉环入主后宫的非正常过程。唐玄宗岂敢循礼而行呢？其实，杨玉环内以“娘子”之称，外以“太真”之号，在兴庆宫里生活了三年半多，早已是皇妃了。所谓“赏名花，对妃子”，不是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吗？问题在于“太真”妃是没有名目的非正式的称号，要正名，就必须赐号“贵妃”。与当年武惠妃一样，年幼“随例入宫”，开元初“渐承恩宠”。“及王庶人（皇后）废后，特赐号为惠妃，宫中礼秩，一同皇后。”由此可见，赐号“惠妃”、“贵妃”之类事，跟纳后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礼仪上、的差异也显明地存在着。
那么，赐号“贵妃”时有无隆重的典礼呢？从赐号“惠妃”时情况来看，好像没有，至多是举行一次内宫的欢庆宴乐。陈鸿只说“册为贵妃，半后服用”，而不提到庆典。白居易《胡旋女》诗云：年间重大的节日典庆也改在兴庆宫了。如天宝元年（公元 742年）元旦，玄宗御兴庆宫勤政楼，受百官朝贺，改元“天宝”，大赦天下。兴庆官不仅是议政的中心，而且是宴乐的中心。再者，“太真”妃的身份是女道士，过分庄严的典礼反而惹人瞩目，召来没有必要的麻烦。
“贵妃”的由来。自天宝四载八月起，“杨贵妃”的称号逐渐地为朝野所熟悉，至今历一千数百年之久，还是家喻户晓。那么，“贵妃”称号的由来如何？“贵妃”作为皇帝妃嫔之一，开始置设于南朝宋武帝。孝建三年（公元 456年），“置贵妃，位比相国，进贵嫔，位比丞相，贵人位比三司；以为三夫人。”贵妃的地位，只次于皇后。南朝四代，互相沿袭，无大异同。至隋炀帝时，参详典故，自制嘉名，著之于令：以贵妃、淑妃、德妃为三夫人，正一品，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为九嫔正二品；婕妤十二员，正三品。美人、才人十五员，正四品，是为世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唐初由于隋制，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为四夫人，正一品。其他各号及人数，和隋制稍有差异。如唐高祖时，有位万贵妃。贵妃的地位，也是只次于皇后。然而，从唐太宗经高宗、中宗、睿宗，直到玄宗前期，贵妃的设置并没有固定。史称：“开元中，玄宗以皇后之下立四妃，非典法也。乃于皇后之下立惠妃、丽妃、华妃等三位，以代三夫人，为正一品。”即说，取消了“贵妃”称号，以惠妃仅次于皇后。开元时期，武惠妃得宠就是例证。及至天宝四载（公元 745年），武惠妃亡故已经七年多，杨玉环得宠也有四年多，倘若依旧俗称“娘子”或者“太真”妃，实在是不符合“典法”的。再赐以“惠妃”，也不妥当。于是，唐玄宗恢复了“贵妃”的称号，立杨太真为贵妃。从制度上说，贵妃只次于皇后，然而当时没有皇后，所以，杨贵妃处于事实上皇后的地位，也就是六宫之主。
为何不直接立为皇后呢？恐怕是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众所周知，唐高祖李渊正妻窦氏早于隋末逝世，唐王朝创建后就没有另立皇后。唐太宗登基，以长孙氏为皇后。贞观十年（公元 636年），长孙皇后病亡，太宗也不再立新的皇后。唐高宗时期，先有王皇后，后有武皇后（则天），结果导致了唐王朝中断的局面。唐中宗时只有韦后。唐睿宗重新登基，由于刘氏与窦氏早已被杀，也没有皇后。玄宗登基初，以王氏为皇后。王皇后死后，“上（玄宗）欲以武惠妃为皇后”，但遭到朝臣反对，只好作罢。反对的原因主要是：如以武氏为“国母”，将会取笑于天下，而且，太子非惠妃所生，容易引起宫廷内争。从这可以看出，拥立“国母”是非常慎重的事，一般不宜更立新的皇后。正因为如此，尽管唐玄宗宠爱杨贵妃甚于惠妃，但还是不可立为皇后的。像杨太真女道士的身份，当了“国母”，不亦取笑于天下！而且太子李亨年长于杨玉环，玉环为皇后，又成何体统呢？父夺子媳与伦理观念。倘若杨贵妃原先不曾是寿王妃，唐玄宗纳她为己妃，是绝对不必考虑舆论和影响的，也不必等待了四年多的时光。问题恰恰在于看中了寿王妃杨氏，即使在婚姻关系相对自由放任的盛唐，父夺子媳也是不正常的事。皇权赋予唐玄宗以无限的权力，但要公然地立子媳为皇妃，还是不能马上做到的。正因为这种缘由，唐玄宗采取了度寿王妃为女道士的过渡办法，足足拖了四年多，而且正式立贵妃之前，又为寿王另册韦妃。经过充分的准备和多方的掩饰，才宣布了杨贵妃的册命。当时，局外人对唐玄宗父子与杨贵妃的微妙关系并不知情。知情者或者慑于皇权威严，或者有意为尊者讳，决不会评议父夺子媳在伦理观念上的是与非。历史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个由隐到显的过程。事隔半个世纪，陈鸿在《长恨歌传》中提及杨玉环是选自“寿邸”，可以看出民间已广泛知道杨贵妃本来是寿王妃。诗人白居易却偏偏说：“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白与陈一起在楼观山饮酒作诗，当然明白杨贵妃入宫前不是闺女。陈鸿既已揭示了事实，白居易也无必要为尊者隐讳了。《长恨歌》里不提寿王妃，那决不是为国讳，而是要歌颂爱情的真诚和纯洁。换句话说，出于文学上塑造典型人物的需要。
后来，诗人李商隐竟为寿王鸣不平了：“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 ”将寿王当年想发泄而强行压抑的愤慨心情委婉地点出来了。诗笔追求的是艺术的真实，却不是复写历史的实录。须知，薛王死在开元二十二年（公元 734年），怎能与离去了杨妃的寿王共赴宫宴呢？不过，薛王是尽人皆知的酒色之徒，拉他出场作为陪衬，诗人别有意在。薛王没有爱妃被占的委曲，心无牵挂，一味畅饮至“醉”；但寿王心存离愁，无意沾唇，因此仍“醒”。这一“醉”一“醒”，反映了两人截然不同的遭遇和心态。诗篇曲折含蓄地将唐玄宗夺子之妇作了隐晦的讽刺，又赋予了寿王失爱以深切的同情，应该视为一首有份量的宫闱史诗。
一人得宠，合家升迁，这是封建宗法制度在家族推恩方面的反映。杨玉环一旦晋为贵妃，杨氏家族就以外戚的地位，享有皇权赋予的很多特权。杨家上自长辈，下至同辈，差不多都得到了皇恩浩荡、惠泽周流的好处。当时普遍流传的民谣说：“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道出了封建宗法制下血缘政治形成的心态，牵动了当时羡慕的人心。连重男轻女的封建信条也发生了价值观念的转变。由此可知，“恩宠声焰震天下”的诱惑力量是如此之巨大！养父的隐没。然而，出现了非常奇怪的现象：在一片推恩与承恩声中，养父杨玄璬似乎被隐没了，没有任何声息。即使亡故，也该追赠宫爵呵、唐玄宗与杨贵妃遗忘了这位“养父”吗？当然不会。相反，记得太清楚了，以致不得不将他隐去。这里包藏着难言的苦衷。
十年前，唐玄宗在东都为儿子寿王册妃，诏令上明白地写着：“尔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长女，为寿王妃。”当时杨玉环是以“杨玄璬长女”嫁给寿王的，早已亡故在四川的生父杨玄琰却并不引人注意。也就是说，玄宗只知道玉环是杨玄璬的女儿，却不了解她的亲生父亲杨玄琰。新近有的历史传记认为，开元二十三年（公元 735年）十二月，杨玉环被纳为寿王的妃子时，养父杨玄璬则已亡故。这是没有根据的。读一读册文，就会知道杨玄璬健在的，而且册妃仪式是在他家里举行的。由于“长女”当了寿王妃，不久又迁居长安，因此杨玄璬也从东都到了西京，任职为国子司业。唐朝国子监设祭酒一员，从三品；司业二员，从四品下。祭酒、司业之职，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杨玄璬原为河南府士曹参军，从七品下，现任国子司业，算是大大地升迁了。
后来，杨玉环度为女道士，杨玄璬对此是赞同还是反对呢？作为“养父”，自然深刻明白“度道”不过是幌子而已，无非是唐玄宗夺子媳的过渡办法。作为掌职儒学训导的国子司业，不管是对度为道士，还是对父夺子媳，总是不那么赞扬的吧！虽然不支持，但也不敢反对，由于事情出于皇帝的意愿，况且杨玉环本人后来也乐意的。大概是在忧郁之中，杨玄璬离开了人间。这些，虽然没有史料证实，但完全是合乎情理的推测。
唐玄宗正式立杨贵妃时，杨玄璬的确已经亡故了。在推恩杨门的名单中，这位“养父”名字被埋没了，原因很简单，倘若有了“杨玄璬”，岂不叫世人联想到杨贵妃就是他的“长女”吗？倘若真的想起了十年前《册寿王杨妃文》，总有点不愉快吧！而隐掉了“杨玄璬”，也就多少掩盖了杨贵妃就是寿王妃的一段历史。尤其是对不了解内情的世人来说，这样做更有必要。井上靖先生分析得好：“因为考虑到还是从正式文献上抹掉更为平安无事的吧，这个人物再也没有在历史上露名。”连死后追赠官爵也没有份，不胜悲寂！追赠亲生父母。封建时代推恩是按等亲进行的，首先要恩及父母。杨贵妃十年前是认杨玄璬为父亲的，现在却认定了生父杨玄琰。这是皇帝推恩之大势所趋，并非出于杨贵妃本人的主意。也只有如此，世人就会相信杨贵妃是杨玄琰之女，跟那个“玄璬长女”是不相同的。杨贵妃和寿王妃之间的某种联系被拆掉了，真不愧是虚伪的妙计。
杨玄琰早已亡故，必须追赠官爵。《资洽通鉴》卷 215云：“赠其父玄琰兵部尚书。”这是天宝四载（公元 745年）八月初次赠官。《旧唐书？杨贵妃传》又载：“妃父玄琰，累赠太尉、齐国公。 ”注意！所谓“累赠”，就是又一次追赠的意思。
兵部尚书，正三品；太尉系三公，正一品。从这可知，官爵越赠越高，也反映了唐玄宗对杨贵妃的专宠程度。顺便一提，倘若认为太尉齐国公是追赠给杨玄璬的，恐怕不是事实。
前面说过，杨玉环幼年时代，父母双亡，推恩没有忘记死去的生母。《旧唐书》云：“母封凉国夫人”，好像这位夫人还健在。有些历史传记竟认为，杨贵妃在四川的生母，被迎至京师长安居住。其实，《旧唐书》行文是紧接“累赠”妃父之后，所谓“封”也是追赠的意思。乐史编写《杨太真外传》时，倒理解得正确：“又赠玄琰兵部尚书，李氏（生母）凉国夫人。”透露了追赠的迹象，即，李氏早已亡故。《长恨歌传》只是说：“叔父昆弟皆列位清贵……姐妹封国夫人……”从这可知，唐人陈鸿也不认为生母的健在，哪里有什么迎至京师居住的事实呢？贵妃长辈中健在的，只有叔父杨玄珪。唐玄宗封他为光禄卿，从三品，还算是得体的。后来，叔父杨玄珪累迁至工部尚书，正三品；于是，生父杨玄琰追赠的官爵相应提高，从兵部尚书加至太尉、齐国公。
除此之外，随着杨贵妃的日益得宠，特地为“贵妃父祖立私庙，玄宗御制家庙碑文并书。”这对于杨氏家族不可否定是莫大的荣耀。
兄弟们的升迁。杨贵妃的兄弟们也由于她的关系而纷纷获得官位。
亲兄杨锸，也就是杨玄琰之子，初任为殿中少监，从四品上，协助掌管天子服饰，总领尚食等六局之官属。后迁鸿胪卿，从三品；再授三品、上柱国，享有“私第立戟”的荣宠。唐制官阶勋三品以上，私宅家门施棨戟。项安世《家说》曰：“棨戟，殳也，以赤油韬之，亦曰油戟。”这油漆的木戟，本是汉代官吏出行时作前导的仪仗。唐代门施荣戟，显表主人地位的高贵。
从兄，也就是杨玄珪之子，初任侍御史，从六品下。八月癸卯（初七），也就是正式立贵妃之次日，玄宗册武惠妃的幼女为“太华公主”，命杨锜娶之。杨锜娶了公主，循例晋为驸马都尉，从五品下。但是，驸马都尉是武散官，只在娶公主者都授之；而侍御史则是有职有权的流官。看来，杨錡娶太华公主时以侍御史兼领驸马都尉的。太华公主曾以母宠，倍受钟爱，礼遇过于诸公主，下嫁以后，玄宗特赐近宫的甲第，号称“太华宅”，与宫禁相连。这就使杨锜顿时光耀门庭。
值得注意的是，杨玉环为寿王妃时，太华公主（寿王亲小妹）叫她嫂嫂，关系非常亲热，从辈份来说是同辈。当了杨贵妃，太华公主还有寿王，则属于晚辈了。可是，杨贵妃的从兄又偏偏娶了太华公主，从中牵线者也许是杨贵妃。这样辈份上混乱、颠倒，反映了当时封建伦理观念还不是非常严峻化。正是在此种情况下，出现了婚姻关系上的自由和放任，对于父夺子媳之类现象不一定有加以愤怒的谴责。
从祖兄杨钊，也就是后来的杨国忠，由于他是贵妃三代直系之外亲属，初次推恩时也就轮不到他。杨钊在仕途上另辟蹊径，走着一条和杨氏其他兄弟不同的道路。
还有一个堂弟，名叫杨鉴，为何立贵妃时未及推恩，恐和他年幼有关。大约开元二十三年（公元 735年）册寿王妃时，杨鉴刚出生不久。天宝四载（公元 745年），他的年龄当稍大于十岁，必小于十五岁（男子行冠礼年）。天宝九载（公元 750年）以后，史载；“妃弟鉴皆尚公主。”杨贵妃前系“杨玄璬长女”，所以视杨鉴为“弟”，实际上是堂弟。至此，杨鉴约十六、七岁，开始娶公主，推恩授职为“湖州刺史”。
诸姐姐的承恩。杨贵妃的三个姐姐，不仅美貌，而且各有性格特点。他们早就分别嫁给崔家、裴家、柳家，依夫姓氏，也可称崔氏、裴氏、柳氏。天宝初期，杨玉环为“太真”妃时，他们就来到长安了，由于妹妹的宠幸，也可以出入内宫。
初立贵妃推恩时，“贵妃三姐，皆赐第京师，宠贵赫然”。天宝七载（公元 748年）冬十一月，唐玄宗正在华清宫避寒，宣而以崔氏为韩国夫人、裴氏为虢国夫人、柳氏为秦国夫人。这三夫人都有才色，唐玄宗竟呼之为“姨”；她们出入宫掖，并承恩泽，势倾天下。连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等，对她们也是谦让三分，起立相迎，不敢就座。其中，尤以虢国夫人宠遇最深，权势最大，行贿请托，嬉游没有度，正像元稹诗云：“虢国门前闹如市，杨氏诸姨车斗风”。
虢国夫人还是能说会道的皇室媒人，只要“十王宅”、“百孙完”里的婚嫁，少不了这个穿针引线的大唐姨娘。当然说媒是百说百成的，就算不尽如人意，也不看僧面看佛面。只是有一条，先要纳钱千缗，事包成功。
虢国夫人财源最盛，也最仗势欺人。有一次，她看中已经死去的大官僚韦嗣立的私宅，妒嫉它的豪华，竟想占为已有。她带领侍从婢数十人来到韦宅门前，谈笑自若，对韦氏诸子曰：“闻此宅欲卖，其价几何？”诸韦答以根本无这回事。紧接着，数百工徒在她授意下，立时拆迁，补赏韦宅的仅十亩多空地。然后大兴土木，酷役工匠，不分昼夜，限期竣工。中堂既成，又想克扣赏钱，当场将蝼蚁，蜥蜴放置堂中，如果堂有微隙，走失一只，就不给赏钱。由此可知，豪奢的虢国夫人又是如此刻薄，吝于付钱。
“恩宠声焰震天下”。综上所述，杨家凭借贵妃之宠，而成为政治上经济上的暴发户。权势显赫，大有“恩宠声焰震天下”的威力。
因为玄宗与贵妃结为伉俪，李杨互结姻亲，层出不穷。除杨錡、杨鉴娶公主，郡主外，杨国忠的儿子杨昢娶万春公主，杨暄娶延和郡主。韩国夫人的外孙女嫁与玄宗孙为妃，虢国夫人的女儿嫁与宁王子为妃，秦国夫人女婿之弟柳潭尚太子李亨女为妻。如此，杨门尚二公主、二郡主，加上三夫人的亲属和皇家通婚，就显得更威风了。
为了炫耀自己的权势，每逢朝会，杨氏五家争先夺路，前呼后拥，好不威风。每年冬玄宗和贵妃行幸华清宫，杨氏五宅排场之盛，装饰之侈，令人咋舌。杨国忠以剑南节度使开纛，五宅鱼贯而行，每家一队，每队着一色衣，照映像百花之焕发。诸杨竞为车服，一车之费，动辄数十万贯，牛不堪重负牵引，奉旨乘马，又争购名马，穷饰马匹。贵妃诸姐盛饰珠翠、钿簪，摇落于途，俯拾都是。
权势助长了横暴，导致发展到家奴竟敢欺侮皇亲的地步。如天宝十载（公元 751年）正月望夜元宵灯节，杨氏五宅在家奴簇拥下夜游灯市，恰逢广平公主与驸马程昌裔观灯，双方争过西市门，互不相让。杨氏家奴挥鞭抽及公主，公主受惊落马，驸马程昌裔下扶之，也被数鞭。公主哭诉于玄宗，玄宗依律令杖杀杨氏奴。然而，第二天又免程昌裔的官职，不令朝谒，以安慰杨氏五宅。可见，杨门气焰是如何的嚣张！史称：“开元已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也。”杨氏外戚势力的兴盛，是与皇权的腐败密切相关的，也反映了唐玄宗由明而昏的变化。
外戚势力是伴随封建皇权而必然产生的。《旧唐书？外戚传》序总结了这样的历史教训：“自古后族，能以德礼进退，全宗保名者，鲜矣。”由于外戚往往恃宫掖之宠，骄侈淫逸，作恶多端，最终几乎没有不身败名裂的。所以，明哲之君总要慎重地对待外戚问题。唐太宗时，长孙皇后告诫说：“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戒，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不甚重用外戚，任以勋贤，这是“贞观之治”政治上清明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自唐高宗以后，武后、韦后相继干涉朝政，造成了祸乱不已的局面。
唐玄宗登基初，杰出的政治家姚崇在《十事要说》中尖锐地提出：“吕氏产、禄，几危西京，马、窦、阎、梁，亦乱东汉，万古寒心，国朝为甚，臣请陛下书之史册，永为殷鉴，作万代法，可乎？”玄宗潸然良久，说：“此事真可为刻肌刻骨者也。”开元时期，唐玄宗几乎牢记深刻的教训，避免外戚势力的恶性膨胀，保障了“开元之治”的安定局面。
如，以王氏为皇后，其父王仁皎任官太仆卿，累加开府仪同三司、邠国公。后兄王守一也封官进爵。然而，王氏后族没有干预朝政。后来，搞“符厌之事”，声称“当与则天皇后为比”。事发，玄宗亲究之，皆验。王皇后被废而卒，王守一赐死。对于此事，唐玄宗过于严酷了，但却可以看到他防范后族乱政的苦衷。
又如，玄宗宠爱赵丽妃，他的父亲赵元礼、兄赵常奴擢为大官。赵氏父子没有也不可能干预朝政。开元后期，因为太子瑛事件的牵连，舅家赵氏也遭到流贬。
再如，玄宗宠爱武惠妃长达二十余年，而当大臣提出“武氏乃不戴天之仇”的进谏时，玄宗还是接受了，始终没有立武惠妃为皇后。惠妃死后，玄宗下制赞扬她“贵而不恃，谦而益光”，道出了外戚势力未得到发展的事实。
宋代史家指出：“玄宗登基，大加惩革，内外有别，家道正矣。”此话虽有溢美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唐玄宗改革后族乱政的弊病，“法行近亲，里表修敕”，取得了“开元之治”的成就。
但却，“天宝夺明，委政妃宗”，唐玄宗忘却了从前“刻肌刻骨”的“殷鉴”，为了宠爱杨贵妃，竟不惜扶植杨门外戚势力。政治上推恩，给予各种官爵和特权；经济上赏赐，唯恐供应不周。凡有颁赐四方进奉，每家一份，五家如一，中使传送，往来不绝。杨氏五宅的权势显赫，归根到底，是唐玄宗一手纵容导致的。
杨氏外戚是封建家族脐带关系衍化出来的一股腐朽势力，成为天宝时期政治日趋腐败的晴雨表。
首先，杨门的飞黄腾达，是因为杨贵妃的关系。民谣说：“君今看女作门楣。 ”何叫“门楣”？胡三省注云：“凡人作室，自外至者，见其门楣宏敞，则为壮丽。言杨家由于生女而宗门崇显也。或曰：门以楣而撑拄，言生女能撑拄门户也。 ”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有相似咏叹：“姐妹兄弟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所谓“门楣”、“门户”之说，都瞩目于杨贵妃光耀门庭的推恩效用，这主要是由唐玄宗荒怠政事、贪恋女色的结果。
其次，杨氏五宅也就是杨锗、杨、韩国、虢国、秦国三夫人，他们与杨贵妃一样，在政治上起不了决策作用。杨贵妃并非权势欲强烈的女人，同样，杨氏五宅也没有多少参政本领。杨氏外戚的这个特点，跟历史上干政的外戚集团是有区别的。以往，外戚贵盛，常常威胁或者危害着皇权；外戚愈强，皇权愈衰，甚至出现女主临朝的局面。天宝时期，杨氏外戚从头到尾都依附于皇权，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群体，没有发展到危及皇权的地步。因此，唐玄宗对他们是放心的。每当宫宴，诸杨奉旨给以伴食，酒兴之余，得以赐赏，教坊奏乐，观赏歌舞，都尽欢而散。
然而，“委政妃宗”却事实。所谓“妃宗”，指的是杨国忠。杨国忠的发迹，是靠了杨贵妃的宗族亲属关系。但是，唐玄宗所以重用他，不仅仅是由于外戚的关系，主要是杨国忠聚敛的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