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皇太子朱标来说，洪武二十五年（公元 1392）春天，是最烦人最痛苦的季节。
但他也不曾想到，这是他在人世间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
新春正月，恰是“千门万户瞳瞳日，却将新桃换旧符”的时节，帝都应天城内洋溢着一派升平景象。战火早已远去，人们在废墟上建起了比“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的古金陵更显雄伟的应天新城。街衢店肆焕然一新，士庶商民摩肩接踵。
到处炸响着爆竹，到处飘溢着酒香。秦淮河上更是彩灯映粉面，丝竹伴桨声。连一向苦惯了的引车担浆者流，那冷了一冬的脸上都绽现出春意盎然的微笑。
但是，皇太子朱标却感受不到这春的气息。
太子所居住的东宫谓“春和宫”，也可称为“龙兴宫”，在这里听不到鞭炮，也听不到喧哗笑语。因为防卫的需要，殿内向来不植花木，故而不可能看到枝头的花蕾或新绿。在这里你只能根据寒暑的变化来判断冬春四季。
惟一能使朱标意识到节日气氛的，便是过春节比平常更繁忙更劳累了。
朱标所处的时代，朝廷尚没有颁布春节休假的制度，君臣们照常上朝。在这点上真不如普通的老百姓活得舒服。
朱标为朱元璋的嫡长子，系孝慈高皇后马氏所生。他自洪武元年正月被立为太子，迄今恰好二十五个春秋。洪武十年，因朱元璋颁诏：“自今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国家一般政务实际上已落到他的肩头。又因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一职，析中书省之政以归六部，六部之奏直达圣裁，所以太子的公务就特别繁忙。每日案牍如山，闹得他宵衣旰食，席不暇暖，任是铁铸的躯体也架不住日锈夕蚀。更不消说，他的身体本就不强，兄弟之中最显孱弱，故而虽四十岁刚过，正值如日中天的盛年，却已渐渐觉得力不从心了。
遵照《周礼》并沿袭历朝规矩，从“正旦”夜漏未尽七刻钟鸣，皇帝及在京
文武群臣在奉天殿行大朝仪，大家互相拜年；拜年而后又于谨身殿大排筵宴，君臣举觞同贺；再而后浩浩荡荡前往太庙祭祀皇帝的祖宗及配飨的功臣英魂……最隆重最繁琐的则是大祀天地。祀前斋戒七日，使其以整洁之身面对神明。到了大祀之日，又是戴月起床，冒寒出宫，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连同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五岳、五镇、四海、四渎及风云雷雨诸神都已祀过，皇太子略松口气，已然卧床难起了。
所以，上元灯节的前夕，宫内即悄悄地流传着太子得病的消息。却只见太医们一遍遍被召进东宫，又各自冷着脸子回去。据说只是“偶感风寒”，但吃的什么汤药，却严格保密，无人能够知晓。
当然，不可能瞒过所有人。太子妃吕氏即是晓得病情的一个。
这一日，姓左的一位年长御医给太子把了半天的脉，而后说句：“不妨事的，将息数日便好。”然后开了药方，无非人参、黄芪、甘草、白芪之类。待向太子床前跪辞过，拿起医包走到廊前的时候，却被太监唤了回来，说吕娘娘有话要问。
御医便又躬着身退回。在西厢房里，隔着纱幔与吕妃唧咕了几句。吕妃忍不住呜咽起来。后来，送走了御医，吕妃重新洗了脸匀了面，等再至太子榻前，已是笑意盈盈了。
不一会儿，汤药已然熬好。吕妃便用一只耀州窑的白瓷刻花碗盛了药汤，一匙一匙，亲自喂进太子嘴里。
“没事的，”吕妃说，“御医只是嘱咐你注意歇息。‘三分医，七分养’呢。”
“你拿药方我看。”太子说。
他看了药方，果然也没有什么，随手扔在一边。又问随侍的太监：“刚才我打盹儿的工夫，可有人来过吗？”太监说：“是秦王遣一位姓莫的长使来过。”太子便有点警惕：“秦王府的人？来做什么？”“说只是代秦王问太子的春安。他自己不方便来，否则早就专来拜年了。”太子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他都说些什么？”
“莫长史也没说什么。只是说，秦王感谢太子殿下的关照。”太子便闭上眼睛，且挥手让他们退出。
太子呻吟似地长叹口气，心里怨道：“朱校啊朱校啊！我这病恰是你折腾出来的呀！”……太子的病的确与秦王有关。
洪武帝共有二十六位皇子。乃是：太子标、秦王樉、晋王、燕王棣、周王棣、
楚王桢、齐王榑、赵王杞、潭王梓、鲁王檀、蜀王椿、湘王柏、代王桂、肃王模、辽王植、庆王、宁王权、岷王楩、谷王橞、韩王松、沈王模、安王楹、唐王、郢王栋、伊王。最后一位皇子楠，刚刚满月便夭殇，故未册封。
以上二十六位皇子之中，秦王樉、燕王棣、晋王、周王柿、楚王桢、齐王樽、赵王杞、鲁王檀为洪武三年册封。而蜀王椿、湘王柏、代王桂、肃王模、辽王植封于洪武十一年。直到洪武二十四年，即皇太子朱标得病的去年，又封了庆王、宁王、岷王、谷王、韩王、沈王、安王、唐王、郢王、伊王。
在朱标的二十几位亲兄弟之中，有的已经天殇，有的年纪太小；而年纪不算太小，已经能够参与国事“为皇上分忧”的，或直言曰“能对明王朝产生影响的”
亲王之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属皇后所生，即他的嫡亲兄弟，共有四位，即老二樉、老三桐、老四棣、老五棉。其他的，都是洪武帝之孙妃、李妃、郭妃或其他姓氏不详的妃们所生的了。
太子对朱樉、朱相、朱棣最为重视，十分操心；尤其是老二秦王樉，他更是爱护备至。但竟是老二让他伤透了脑筋啊！此事还得从建国之初说起。朱元璋雄才大略，放眼长远，曾与群臣商议迁都。候选的城池如洛阳、开封等虽也有诸多优势，但权衡再三还是选中了关中即陕西西安。恰如御史胡子祺所说：“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普天下莫如关中也！”朱元璋很以为然。但不知为何，此事议过，却不了了之。
迁都事虽已搁浅，但毕竟“普天下莫如关中也”之论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
为控制西北，便将其嫡亲二子朱樉封为汉王，驻藩西安。足见其对二皇子的器重。
然而，不承想朱校并不领情，倒是私下里常吐怨言，怨父皇罚他来边远贫瘠地方受苦。埋怨倒也罢了，竟十分娇纵，对地方官吏和驻边将帅多有不恭，甚至滥杀无辜，惹得民怨沸腾。他以为离京城太远，父皇对他的言行听也听不清看也看不爽，想管教亦是鞭长莫及。殊不知父皇因过分的器重，也便予以格外的“关心”。
洪武帝何等人物？他可不是浑浑噩噩糊糊涂涂的庸王。秦王的诸多恶行劣迹早已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他的耳朵。于是，龙颜震怒，决定治朱棱以罪。
然而，真要治罪了，他却又考虑得很深很深……洪武帝担心的倒不是一般的犯法违科，而是朱棣这小子在关中究竟有无“异谋”？倘有“异谋”，这小子以“河山之胜”、“诸侯之望”，“举天下”而与老子抗衡，那可怎么得了啊！思忖再
三，洪武帝秘密将秦王押回，交宗人府看管审查。同时令皇太子前往陕西，调查取证，然而太子出行的名义是“巡抚陕西”，慰问关中父老及驻边将士。
就在去年的中秋八月，太子朱标点齐了随行的文武臣僚，浩浩荡荡地出城了。
出城那日，本来天气晴朗，却忽然彤云蔽日，轰隆隆一阵霹雳震撼殿宇。洪武帝大为惊骇，是夕竟夜无寐。辗转反侧，遂召来精通《周易》者入宫占卜吉凶。
然后遣中官持谕追赶太子的车驾。
第二天，太子在路上见宫中秉笔太监胡公公飞马而来，喘吁吁高呼“太子接旨”。他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未免忐忑。不想圣谕的意思却是：“尔昨渡江，震雷忽起于东南，是威震西北之兆也。然一旬久阴未雨，惟有雷火，颇令人疑。因占有‘阴谋’，特嘱尔宜慎举动，严加宿卫。至陕则施仁布惠，以回天意。钦此！”
太子连读三遍，一时未捉摸透皇上的深意。
经数千里跋涉，好不容易到达西安，时令已是秋末冬初。顾不得鞍马劳顿，太子忙巡查视事。陕西本是大省，辖八府二十州九十五县。不要说踏遍山山水水，就是挨个儿到九十五座县城站上一站，那也不是轻松的勾当！更无须说，还要接见地方官吏，赏赐有功之臣；还要视察兵营，激励各级将士；还要理刑狱，查仓廪，访问耆老，拜谒寺庙……虽是象征性的，却也劳神乏骨。
自然，最要紧的还是调查秦王究竟犯了怎样的罪愆。查来查去，看来主要是恃宠放纵，未能严于律己。间或潜出王府拈花惹草，竟至强奸民妇，进而又指使扈从将民妇之夫活活打死。此外秦王口无遮拦，常于酒后发泄对皇上的不满；尤其对“迁都西安”一事过于敏感，竟至口吐脏字，大骂持此议者纯是“浑鸟”……自然，如果设身处地为秦王着想，其真实意思，大概是担心迁都之后，失去他所眷爱的这座王国吧？然而，秦王究竟有无“异谋”？此事干系重大，却也最是难查。何为“异谋”？皇上说的“异谋”指的是什么？太子倒是在秦王府里住过，却并不见有什么“杀气”。他亦曾拐弯抹角地试探过与秦王最投契的人，包括卫所将校们的口风儿，竟也瞧不出有异常的迹象。总之目前为止他还拿不到秦王有“异谋”的证据。归根结底，皇上此番令他来处理秦王一案，他老人家究竟想的什么？设若皇上是要治之死罪——依皇上的秉性，未必“虎毒不食子”，“异谋”
的小把柄儿说安也是能安得上的！然而，设若皇上不欲治之死罪，而仅仅是要摆一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姿态，做出番“大公无私”的样子给世人瞧，那
“异谋”之谓纯属无稽之谈呢……对了！父皇曾特为谕示他“震雷”云云，是否要他“雷声大而雨点小呢”？皇太子朱标反复揣摸。总不得要领。他当然知道，此番巡陕，是要锻炼他处置棘手事务的能力。皇上亦曾谕示他：“自古创业之君，历涉勋劳，达人情，因物理，故处事妥当。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昔练达，少有不谬者。”这回就是要看他是否能达人情因物理，处事妥当。办得漂亮不但皇上高兴，就是天下臣民亦得服膺钦佩；而一旦将事情办砸，其后果如何，他一时还想象不出……皇太子又是疑惑，又是愁闷，又有点烦躁不安，又有点胆战心惊。这万般苦处，却又不好向别人倾诉，于是便化作毒液，侵害了五脏六腑。更兼初到西北，水土不服，食也食不好，睡亦睡不宁，爬山越岭，颠踬蹉跌，渐渐便支撑不住，已然有恙在身了。
但他必须强打精神，不能让别人瞧出一丝病态。因为他是太子，是国之“储君”。人们喜爱的当然是一位身体强健、精力充沛而且既有仁爱之心又有治国才能的天才！毕竟巡抚陕西的时间有限，他必须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对皇上、对国人甚至对秦王、对自己都要有个交代。于是在征询了护从大臣的意见之后，采取些明里暗罩的手段，将秦王强奸妇女致死人命的事情化解，使原告苦主当堂撤诉。
至于秦王说的些个“醉话”，虽也有只言片语属实，但迭经人们传播，苍蝇已变成了大象。权且记录在案，待回京与秦王质证，然后请示圣裁。
皇太子好歹熬到农历十一月末。“冬至”将至，陕西早已是冰雪封地，彻骨之寒眼看要将病孱之躯击毙。只好打点行装，撤返京师。
他斜躺在轿车里，一面借手炉、脚炉取暖，一面偷偷服药，在半昏迷状态里与鬼魅抗争。
他有时望着茫茫雪野，觉得此行与此生或许如雪野般的一无所有。
太子此番巡陕，倒是有一件意想不到的收获，那便是在他离开西安之前，忽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士子来拜，并献上一张陕西省的地图。展开一看，不禁又惊又喜：只见全陕西省八府二十州九十五县，一山一水，一关一隘，沟壑草木，矿产资源，皆朗朗分明，标得清楚而准确。他重赏了进图者。乘着一时的兴奋，准备草拟一份《进图表》。他知道对父皇来说这是一份极好的礼物。父皇不喜欢珠宝，喜欢的就是土地。他太了解父皇的脾性了！他在《进图表》中含蓄地表达了勘察测绘之苦。他相信父皇能从这地图上看到皇太子的足印……然而略一思忖，
他又突然有了另外的想法，并为刚才的想法感到了羞愧。
他“哧哧哧”地将《进图表》草稿撕碎……“唉！也真是折磨了二弟！”病榻上的皇太子又喃喃着。
自打巡抚陕西回来，朱樉便三番五次派人来东宫打探消息。但太子不漏一点口风，闹得朱樉提心吊胆，如热锅上的蚂蚁。
其实，不要说朱樉，连太子本人也心里没底。
最近的几年，说是“君臣和睦”、“国泰民安”，但奸佞出的也不少，连开国的功臣勋旧都有不少落马。轻则发配，重则杀头，甚至株连九族。尤其是一个“胡惟庸案”，牵连了多少人啊！先是胡惟庸以左丞相职图谋不轨而伏诛，一时震动朝野。而后又有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胡党”共一万五千人受株连。甚而太师李善长畏罪自缢；致仕大学士宋濂（曾经是太子标的师傅）被抄家、发配，死于路上。父皇近来又命刑部以肃清逆党事“播告天下”，告示上被列入“胡党”
名单的就有韩国公李善长，列侯胡美、唐胜宗、陆仲亨、费聚，已故侯顾时、陈德、华云龙、王志、杨璟、朱亮祖、梅思祖、陆聚、金朝兴、黄彬、薛显，以及都督毛骧、陈万亮、耿忠、於琥，凡二十人。对这些人的罹祸，虽多是其咎由自取，但太子心里，却隐隐有些痛惜。
那一回，他大着胆子为李善长说了几句话，不仅未起作用，反倒惹皇上生气，也伤了他们父子间的和气。
那是洪武十三年的一个春日。天气晴朗，太子陪皇上在乾清宫议事。其实胡惟庸刚刚伏诛，而李善长因与胡有戚谊关系而受牵连，皇上欲加之罪。太子对李善长虽无很深的了解，但以前母后在日，曾听她说过李善长的一些好话，便向皇上进谏。说：“父皇诛夷过滥，就不怕忠臣们寒心吗？”皇上一时默然。稍顷，令人取来一根棘杖，放到地上，对他说：“那是什么？汝且为我取来一看！”太子因惧棘针刺手，便没有拣取。不料父皇又说：“拣呀！为何不拣？是怕刺手吗？”
随即意味深长地笑道：“朕令汝取棘，汝以为棘上有刺，怕伤汝手。若得棘刺除去，不就无虞了吗？朕如今所杀的大臣，便是为汝除刺，汝难道不明白朕的良苦用心吗？”……但当时太子并不感激父皇这种“拔刺”的办法，倒凭了年轻气盛，直抒胸臆。便与父皇争辩说：“父亲的用心儿臣当然知道。但儿臣愿意父皇用尧舜的办法……”说着说着，有句话就说得太冲，太过刺激：“父皇难道就不明白，
‘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吗？！”于是惹得父皇怒不可遏：“什么？汝是讥我为桀、纣吗？！”随手搬起御座向太子头上砸去……如果说父皇处置大臣是为储君拔除棘刺，太子亦能理解；但令他痛苦的是，何止大臣，尚有自家的骨肉兄弟呢！朱梓是如何死的呢？潭王朱梓是太子的八弟。他一直驻藩长沙，远离京都，按说不会与谋逆的奸党沾上边儿的。可谁知因为他的岳父於显及妻弟於琥坐胡惟庸党而被诛，他自己也便恐慌不安。果然有人告他“潜谋作乱”。父皇便立即召他来京受审——就跟这一回对待秦王朱樉毫无二致。偏潭王十分愤恨，索性“破罐子破摔”豁了出去，根本没有秦王朱樉的明智，于是愤怒对传旨的大臣喊道：“我不去！我宁见阎王，不见贼王！”说罢，撵走大臣，关闭宫门，与其妃於氏紧抱一起投入柴薪。顿时火光冲天，连同整座王宫化为灰烬……长沙的那把火已经烧过去两年了，但是那种烧焦的肉体的气味仍在。太子间或也梦见那火，烛天烛地，而人在火焰上舞蹈。有时那在火焰上舞蹈的并不是梓，而是其他人，甚至也包括了自己！他也常在梦中请求梓的宽恕。虽则他也知道，那治梓于死地的并不是他，而是父皇。但他毕竟是太子，他应该能在父皇面前为兄弟说几句话的。可惜他没有说。为此他深怀愧疚，意识到这将会影响到他的寿夭！也许，正因为有潭王梓的前车之鉴，他这回必须为秦王樉开脱了。
那刚好是春节的前夕。太子风尘仆仆回来，急忙去文华殿觐见皇帝。他记得那日奇冷。从东宫到文华殿并无多远，他却已手足冰凉。车子里的太子觉得寒彻骨髓，突然间有一种诸葛武侯在五丈原巡营时的滋味。
皇帝年逾六旬，但健康得令他羡慕；而他刚刚四十出头儿，已自觉行将就木了。
父皇照例说了几句慰劳的话，马上切入正题，由太子禀报赴陕的前后经过。
他说，遵照皇上旨意，他在陕西“施仁布惠”，使庶民咸颂万岁恩德……但皇上听得并无兴趣。或许，此类颂词皇上听得太多而腻了吧？听着听着，皇上突然插问一句：“你是伤风了？怎地一直咳嗽？”“哦，儿臣是有一些儿伤风，但并无大碍。”他这才意识到适才是嗽声不断的。他甚至还往小太监手捧的盂里吐过几回痰。
“那就快说说秦王的事吧！”“是！臣遵旨……”太子知道这才是“正题”的开始。他字斟句酌，把早已默念过的奏稿再念一遍。一面念，一面察颜观色。
他当然先从无关紧要的事上说起。的确不错，秦王对自己太过放纵，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些不该做的事。但多系身边的人误导教唆。儿臣已将所关涉之人带来，候皇上查明后交有司发落……他看了看皇上，见皇上眯着眼睛，神色平静，知道他的所供与秦王之所供比较契合，没出什么纰漏。他又看了看在龙案另一侧侍立的几位大臣——刑部的尚书和侍郎，大理寺卿和左、右少卿，还有一位御使。大家只知道面对皇上诚惶诚恐，而对他的陈奏，看似听得仔仔细细，但也许什么都没有听到。太子擦了把汗。他估计秦王的命运会比潭王的好。
太子继续陈奏。终于接触到最为重要的亦即有无“异谋”的问题了。对于这个问题，太子在心里准备了几套奏稿，他可以随时根据皇上的态度变换说法儿。
当然，他已打定主意要为秦王开脱、转圜。但绝对不会如洪武十三年的那回，因言语不当而差点让父皇的椅子砸到头上。
他说道：“秦王极其关心军事，时常带领王府护卫练兵习武”……此时皇上的眼睛一亮，眉毛一耸。“然则经臣一查，他这是谨遵圣训：不要以为天下既定便丢弃了弓箭刀枪。皇上不是亦时常考核文臣们的箭法吗？”……此时皇上微微颔首。旁边的大臣们也互相觎上一眼。
太子又说：“秦王的确与当地驻防的将军们过从甚密，常一起围猎、饮宴……”
此时皇上将原先偏坐的身子调整过来，眼睛也直直地盯向他。皇上说：“他不在王府里好好呆着，整日里钻军营，与那些都督、指挥、千户们喝得烂醉，都闹腾些什么？”太子对此早有防备。他并不急于回答。他又咳嗽了几声。他用袍袖拭了拭额上的汗。其实，冷汗早将内衣溻透了，凉冰冰贴在了身上。他不由地打个寒噤。
“嗡？！”皇帝站起来，目光凶凶。
几位大臣也都盯着他。殿里静静地。在他又咳嗽的时候，某位侍郎竟也喉头发痒随着咳了一声——却不敢真咳，忙用袖头堵住嘴巴。
这一刻，被囚的秦王是否也会咳嗽呢？秦王的颈项是否会因这咳嗽而突然发凉呢？是啊，秦王樉的命运须臾间便会有结果了！后来，当皇太子标又回到那记忆中的须臾间时，他都后怕得要命。他想象着秦王樉在被押赴刑场的时候，朝他声嘶力竭地大骂：“你这狗东西！竟还是我的亲哥吗？是你把我送上了断头台呀！”……而正因为有这种想象，太子标从记忆中回到现实之后，便会有莫大的
自豪与骄傲！是他把秦王樉的性命保住了！就是在那可怕的须臾间里，他忽然发现父皇的眼神凶则凶矣，但却有着一丝丝悲哀，一丝丝怯惧，一丝丝祈求，一丝丝鼓励……总之是复杂而奇怪的眼神。
他恍然大悟。也许，恰是在这一刻，太子标才完全理会了，父皇在他离京之后，为什么遣中官飞速撵上，传达那条圣谕！是的，也许是那声震撼殿宇的炸雷，震聋而发聩，使父皇终于明白了，必须提防看不见的“阴谋”。卦上的“阴谋”
寓意丰富，未必指的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胡惟庸党），在明目张胆地挑拨他们父子之间自相残杀。这“阴谋”的制造者，只能是看不见的鬼魅啊！是的，父皇其实最希望看到的，是借太子的手，堵住别人的嘴巴，而将他的亲兄弟救下。
既明白了父皇的本意，后面的话不就好说了吗？于是，太子便解释说：“陛下您把他派在那儿，令他节制陕西兵马，为的就是防备蒙古人。他与将士们过从甚密，那不是好事情吗？至于酒醉说几句浑话，或做几件浑事——比如于军帐中拉民女来劝酒等种种劣行，陛下可加深责。但切勿重办！”他说到这里，皇上意愈加恼怒了。皇上离开御座，咚咚咚走到他的面前叱道：“汝竟敢替他开脱！他身为亲王，其行迹却如市井之徒！不要说在军中胡闹，即使在王府之内，又该当何罪……”然而，虽声色俱厉，却与洪武十三年的声色俱厉迥然不同。他明白父皇是在同他演一出戏。
接下去太子又解释说，秦王并非反对迁都。他实在是对秦地爱之太深，生怕因迁都而失去那块封地。他在那儿已有多年，与关中父老是有了水乳交融的深情。
他不似有的亲王，本有王国，却恋着帝都的繁华而迟迟不肯就藩。秦王在关中苦心经营，恨不能三年五载便将陕西变得如江、浙相似。“陛下请看，这便是由他亲手绘制的陕西地图！”太子在这节骨眼儿呈上陕西地图，而且能大胆地欺骗皇上说这是秦王所绘，这太出人意料。不要说在场的大臣，就是皇上也颇受感动。
皇上将地图在御案上展开，手指轻按着，脸几乎是贴在了图上。那斑白的长髯在图上拖来拖去。他是要亲吻这片大地。大地给了他柔情。所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眼里分明有泪花在闪动了。
于是后来皇上在太子和大臣们的恳求下，决定宽宥秦王。不仅没有杀头，没有废为庶人，没有削其王位，甚至连俸禄也只是减其三年二载。但是皇上要秦王好好研习洪武六年颁布的训诫诸王的《诏鉴录》，一条一条，一字一字，对照自
身，好生反省。如有重犯，严惩不贷……太子忍不住潸然泪下。这眼泪是为秦王流的，也是为皇上流的，更是为他自己流的。
“秦王驾到！”随着太监尖细的一嗓儿，门帘闪处，一个高大身影扑进来。
踉跄两步，喊一声：“大哥……”便在太子的榻前跪倒，泣不成声。
“唉，二弟，你这是做什么？快请坐！”但是秦王并不坐。他把宫人摆好的座椅搬开，抹着泪水说道：“大哥，无论如何，你得受我三拜！”说罢，行拜礼。
太子原想他一拜三叩首也就罢了，不料连续三拜九叩首。
秦王的座位靠得太子极近，两个人面对面，彼此可以端详得清楚。太子看到的是一条高大硕壮的汉子。眼眸虎虎的，里面存了粗蛮与率直。皮肤粗糙些，显然是西北的气候所致。那儿风多而雨少，太子受不了，就常咳嗽，有时也吐粘粘的痰，所以他就多少替秦王抱点儿委屈。
秦王泪眼模糊地打量太子一眼，不禁吃了一惊。他那么疲弱，那么憔悴，鬓发已显斑白，瞧上去倒比父皇还老。他知道那白发里就有自己的一份儿；至少眼前的疾病就与自己有关……他顾不得自己泪脸如洗，倒要去擦太子腮上的几滴。
哥儿俩便抱头痛哭起来。
哭罢，秦王说道：“大哥呀，你这活命之恩，我是终生难忘呀！”太子说：“你看，怎能那么说呢？要说恩德嘛，那也是父皇——”“不不不，我都清楚！我这条命就是你给的！你做的对！我三番五次派人来找你，你一概是闭门不见。急得我撞墙砸窗，亦曾骂过你咒过你。唉！想不到你倒暗暗地为我使劲！替我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却又不叫我知道。特别是那张陕西地图，本是你受了苦累……却把功劳加到我的身上！唉！你让我该怎么报答你呀？”太子淡然一笑说：“你是谁？
我是谁？兄弟之间何言‘报答’二字？”秦王也笑了：“对对对！常言说‘大恩不言谢’。所以我就什么谢礼都不带。方才你说‘你是谁，我是谁’？你是太子，是明日的皇上。我是谁？我是你的臣下！我就预备着做你的忠臣了！”他这话倒令太子有点尴尬。既然尴尬，也再无话可说。默了一会儿。秦王知太子有病，不便久坐，便起身告辞。秦王走后，太子又复躺倒。眯上眼，似睡未睡。尴尬慢慢消去了，但另一种情绪——歉疚，或者说羞赧，却代之而起，云雾似地从地下浮起，将他包围。
朦胧中，有一袅袅娉娉的身影从这云雾中渐显出来。
向太子袅袅娉娉走来的是秦王的妃子邓氏。
秦王有两位受册封的妃子，一位是元朝时河南王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尔）之妹，一位是宁河王邓愈之女。邓愈系开国功臣，战功卓著，洪武帝宠爱有加；但死得早，寿只四十一岁。也许，幸亏他死得早，才未能卷入身后的是是非非，而得以保全名节。
皇太子朱标很相信佛说的“缘”。倘无这次奉旨巡抚西安，他何以进得秦王府？何以见得这位绝世美人？此即所谓：“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也！
为了查清秦王的罪行，那一日他带了扈从官员和兵丁进得秦王府。以他的身份，他可以而且应该各处细细检查。每一栋房，每一条廊，角角落落，甚或花园的每一块石头他都可以而且应该查到。须知大凡要闹事的人，都把很重要的证据——比如谋逆同党们来往的信札，或者“僭越”的器物藏匿在隐密之处。而且只要看一下宫殿内是否堆金积玉，有没有连皇上都不曾见过的珍宝，即可推定该王会不会非法敛财了。
校尉们早已把王府团团围住。王府外早威赫赫摆好了太子仪仗。什么旗幡伞扇，金瓜玉斧，还有什么金交椅、金脚踏、金水罐、金水盆、金香炉、金香盒、金喷壶、金拂子……不一而足。皇太子从暖轿出来之后，大部分官员自然得候在王府外面，他只带领极少的侍从进去。少不得秦王府的所有妃嫔官吏都得跪迎。
太子安排手下的官员与秦王的长史典、簿们忙活公务。看账的看账，查库的查库。
他脸上一派严肃。但他在内殿接见秦王的妃嫔和子姪辈时，因毕竟是自家人，言谈便带着些和气了。
这时候他看到的两位王妃，王氏因身世遭遇比较坎坷，所以脸上饱经沧桑，但是神色上显得极是平静；倒是邓妃，别看出身于大家，但可能自小娇生惯养，没经过什么磨难，就显得极是稚嫩了。太子甫说得句“秦王在京里不是被关押，你们不必担心”，那边儿邓妃早已抽咽起来。只见她肩头不断地抖颤，凤冠上的珠翠花蕊随着也摇摆。王妃觉得不是事儿，即用脚悄悄蹴她，提醒她注意“体统”。
邓妃就慌慌揩泪，强颜作笑，但脸上的脂粉已被揩洗得一塌糊涂了。
事情就那么怪：弄脏了的脸面应该难看才是，可这张脏面孔却刚好相反，它倒显示了另一种魅力。莫非这便是“梨花带雨”吗？设若这梨花不带雨露，它还会引人注意吗？应该说太子的宫中不乏姝丽，况且他自己的妃子或也堪称国色。
但与这张面孔一比，却是相形见绌。太子心里一乱，竟想不起下面该说些什么了。
陕西省布政使司本已为皇太子——这位最高规格的钦差大臣——安排好了行宫的，那些布政使和参政们经过多番研究，一套套方案比较权衡之后，最终选定的地方是唐玄宗和杨贵妃最喜欢的华清池。但是太子笑微微说句：“华清池好是好，不过，还是留着等皇上来住吧！”他干跪就住进了秦王府。
程式化的宫廷生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那么无聊，更何况像朱棣这样天真烂漫的少年。宫廷里的人们都似乎被一根根无形的绳索捆绑着，不管他是皇帝、后妃，还是太子、藩王。
朱元璋年轻时没念过书，后来只是在马背上学了点文化，因此十分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封藩的第二天，他就亲自为诸王选定了相、傅、录事、纪善等官属，都是一些“老成明经慎行之士”。他把这些人宣召到一起，对他们说：“辅导之臣，就如同法度之器。木匠得到材料后，必加绳削，方能成器。朕将此重任委付你们，你们首先要正己，然后方能为朕辅导诸子，匡其德义，明其善恶，使知趋正而不至于流于邪恶。”这就是他的教育方针了。
封藩当年的冬天，朱元璋在宫中修建了大本堂，取古今图籍放在其中，聘请四方名儒到堂中教育诸子。他听说有一个叫李希颜的宿儒隐居乡间，名气很大，便亲自写信，征召入京来做诸小王的老师。这个李希颜学问大，脾气也十分古怪，上课时手操一把戒尺，诸王有不听教诲的便要被打。有一次，一个皇子的额头竟被他用戒尺打得肿起包来。朱元璋看到后十分心疼，抚摸着儿子被打的额头几乎发作起来，打算治李希颜的罪，马皇后连忙在一旁劝说，师傅以圣人之道教育诸子，是不该责怪的。朱元璋听后才息了气，史书中没记载挨打的是不是朱棣，但他肯定是在这样严肃的氛围中完成学业的。
为了考察诸子的学习情况，朱元璋时常到他们读书的大本堂去，或评论文字，或赐宴赋诗，或讨论古今政事的得失。他觉得，帝王之学与平民之学不同，要求对诸子“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词章而已”。所谓“实学”、“帝王之学”是什么呢？那就是“必先养其德性，使进于高明。于帝王之道、礼义之教及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与之论说”。
其实，帝王南面之学，多数并不在书本上。一个开创之君，一个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中大刀阔斧理棼治乱的杰出人物，向来都不是单由书本讨生活的，更
不是靠儒家经典所能陶冶范铸而成。就朱元璋来说，他能够成为一代雄才，主要还是靠了现实残酷的生活与斗争的磨炼。从学问方面说，朱元璋对每个方面都不精，或者说都是一知半解，但由于经验的丰富和领悟能力的非凡，他又对所涉猎的每一门学问都能提其纲领，通其大义。实际上，这正是帝王之学、英雄本色。
这样一种作风、一种气度，肯定对朱棣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除了接受师傅的教育外，朱棣兄弟还要依照父亲的训诫行事。朱元璋命内侍们制成麻鞋和裹腿，规定凡出城稍远时，诸子必须“马行其二，步趋其一”，使这些久住深宫的皇子们不会因环境优越而懒惰起来。他还命人将古代孝行和自己艰难征战的经历绘制成图画，颁赐给诸子，令他们早晚时常观看。“富贵易骄，艰难易忍，久远易忘”，这就是朱元璋教育诸子的信条。
洪武元年（1368 年）冬季的一天，朱元璋退朝回宫，朱棣和众兄弟随侍在父亲身边。当他们来到宫中一片空地附近时，朱元璋指点着对诸子说道：“这块空地之上，并非不可以建造亭台馆榭，以作游乐之所。我之所以不建，是因为不忍重伤民力。过去商纣王大造琼宫瑶室，结果导致天下怨恨。汉文帝也曾动过修造露台的念头，因为痛惜百金之费而作罢，结果国泰民安。你们要牢记这些历史上的教训啊！”朱棣和兄弟们认真地听着，他们已经很习惯父亲这种随时随地的教诲了。
洪武六年（1373 年），朱棣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两部书，一部是《昭鉴录》，另一部是《祖训录》。他翻开《昭鉴录》，书中的内容全都是采录的汉唐以来藩王的善恶事例。但这不仅仅让他读些历史故事。对于父亲的良苦用心，朱棣是很清楚的，他必须用心尽力去效仿那些载入史册的为善的藩王，至少必须让父皇觉得他是这样做的。
至于那部《祖训录》，尽管都是平日听惯了的训言，但朱棣仍然不得不仔细阅读记诵，而且按照吩咐，抄写到王宫正殿内宫东壁墙上，因为朱元璋认为如此可以使诸王随时观览自省，做到敬守祖法。他对诸臣说：“朕著《祖训录》，所以垂训子孙，朕更历世故，创业艰难，常虑子孙不知所守，故为此书，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绌绎六年，始克成编，后世子孙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是违祖训矣。”朱元璋称帝后一直担心的是，如何保证皇图永固。他认为除了对诸王的教育外，就是要求诸王不能逾越自己所确立的规矩，不能更改自己的成法。
随侍的儒臣为朱元璋的这种认识找出了理论根据。他们回答说：“自古创业之主，虑事周详，立法垂训，必有典则，若后世子孙不知而轻改，鲜有不败。故经云：
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这个沉迷于“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的皇帝，对这种逢迎当然十分高兴。
过了一年，朱棣十四岁。正月里，他随同太子和诸王们一起在阅武场祭祀了旗纛之神。仪式并不十分复杂，对朱棣来说是件有趣的事。阅武场上早已建好了七座神坛，祭祀时太子骑马走在最前面，后边依次是秦王、晋王，然后是燕王朱棣……，鼓乐齐奏，仪仗鲜明。来到神坛前，依旧是太子领头，依次行礼之后，诸王们便一起到太子的行幕中去吃祭祀用的胙肉。朱棣已经参加过不少次祭祀活动了，他和父母兄弟一起祭过天，祭过功臣，拜谒过太庙。但这次简单的春祭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这是朱棣正式修备武事的开始，预示着他将要成人。
洪武八年（1375 年）冬天，朱元璋命太子、诸王出游中都讲武，燕王朱棣却未同行，因为父亲预备为他册妃完婚，选定的燕王妃是开国功臣魏国公徐达的长女。这是一位贞静好学的姑娘，素有“女诸生”之称，朱元璋对此早有耳闻，于是找了徐达来，对他说道：“你我乃布衣之交，自古君臣相契便可结为姻亲，你的长女就同我的四子成婚吧。”徐达赶紧起身拜谢，对皇帝的话是不能提出意见的，更何况这本来也是一件为满朝文武视为恩宠的事情。
后人在史书上经常看到，明皇室按例不得与勋臣家通婚。这是指宣德以后的事。在此以前，尤其是洪武年间，皇室与勋臣家通婚不但不严禁，而且很普遍。
太子朱标即娶开平王常遇春之女为妻，秦王朱樉娶宁河王邓愈之女为妻，鲁王朱檀娶的是信国公汤和之女，徐达另外两个女儿后来也分别嫁给代王朱桂和安王朱楹。同样，朱元璋的女儿也多嫁功臣之门，韩国公李善长的儿子李棋、颍国公傅友德的儿子傅忠，娶的都是朱元璋的公主。在这种背景下，朱棣娶徐达的长女也就不奇怪了。
订亲的吉日选在第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当天，由宣制官在宫中正式宣布“册徐氏为燕王妃”后，派使持节至魏国公府，行纳采、问名之礼，并选定好迎亲日期。
迎亲那天早晨，朱棣率王府官属来到魏国公府。府内早已得知消息，傧相站在府门一侧，遵照仪式规定问道：“敢请事。”但他并不直接与新郎通话，而由一
名带引进去跪禀朱棣。“我来奉制迎亲。”朱棣也按照规矩回答，引进再将此话传告傧相。等到徐达迎出大门外，朱棣才在引进带领下进入府门。他身后跟随着一名执雁的随从，这只雁要交给魏国公徐达，再拜见魏国夫人，此时王妃徐氏才由宫人傅姆带领出，站在母亲身边。父母在女儿出嫁前的最后一句叮咛也被规定下来。“戒之戒之，夙夜恪勤，毋或违命。”徐达必须这样说。夫人也只能说：“勉之勉之，尔父有训，往承惟钦。”此后便要迎王妃回宫行礼。
这一年朱棣十七岁，徐氏小他两岁，只有十五岁。朱棣当时定然没有想到，这位淑媛文静的将门之女，二十五年后竟然成为他夺位战争中的得力助手。
在父亲眼中，十七岁的朱棣已经长大成人了。婚后才一个月，朱元璋就下令朱棣和兄弟们一起前往中都凤阳。他的用意很明显，在诸王将要就藩之前，让他们看看祖宗肇基之地，使他们知道前辈创建帝王功业之由兴，同时也使他们更多地接触民间生活。这确是不可缺少的一课。
仲春时节的南京城外风和日丽，蓝天白云下不时掠过几只春燕，农夫们正在田间进行着那世代如一的反复循环的耕作。融融春光里走来了太子和诸王的大队人马。走在前面的是身着戎装举着龙旗的军士，一面黄旗居中，青旗、赤旗、黑旗、白旗在四周环绕。每面旗下都有六个身着与旗帜同颜色服装的军士，身背弩弓，显得英武强悍。接着便是举着引幡、戟氅、戈氅、仪鳇氅、羽葆幢、青方伞、青杂花团扇的校尉，个个都是鲜衣怒马。那踏踏的马蹄，滚滚的车轮，在土路上扬起漫漫黄尘，打破了春日郊外的宁静。
从南京到凤阳，朱棣一行人走了近两天时间。凤阳在元代称作濠州，属平安路。朱元璋做了吴王之后，这里便是龙飞之地了，当然要有所升祟，于是改称临濠府。朱元璋定都南京时，这里又被确定为中都，若不是刘基等人一再劝解，他差点儿就将凤阳作为京师了。中都的新城周围五十里，环置九门，中有皇城，也颇具规模，可以看出这位开国皇帝经营桑梓之地的一片苦心。一年前太子与秦王、晋王出游中都时，正当凤阳府刚刚迁入临濠新城，而城西南的皇陵城也已经动工了。
这是朱棣第一次来到自己的祖籍，他的祖父母就埋在这里。凤阳虽然离南京只有三百三十里，但因为临近淮河，时常受到洪水的袭扰，与富庶的江南相比，显然要贫困得多。在这片父亲曾经放过牛羊、当过小和尚的土地上，朱棣似乎看
到了那些图画中描绘的父亲艰难征战的场面，对创业之苦有了更深的感触。这也是朱棣第一次体验离开宫禁的生活，因此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直到他登基之后，还曾感慨地回忆说：“朕少时尝居凤阳，民间细事，无不究知。”朱棣在诸王中自幼便以悍勇著称。年龄稍长，更显出其所怀心志与诸王不一样，尤其好游侠，善骑射。这次到中都拜谒乡里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讲习武事，锻炼带兵的本领，这使朱棣有如鱼儿得水，格外顺心。凤阳是他试飞的起点，从这时起，除去偶尔被征召京师外，他基本上一直生活在凤阳，直到就藩北平。
长期的宫廷教育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让少年老成的朱棣养成了审时度势、韬光养晦的习惯。面对诸王间危疑杂乱的关系，他知道自己在父亲面前应该如何去表现。当时曹国公李文忠正在北平督建燕王府，朱棣借机致书，对这一工程提出了节俭的主张。这种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出于政治功利的考虑，因为当时朱元璋正在提倡勤俭节约，他自然对此感到满意。
洪武十年（1377 年）初春，秦、晋、燕三王府护卫军士同时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展。朱棣的燕王府在原有燕山护卫军士一千三百六十四人的基础上，增添了金吾左等卫军士二千二百六十三人。朱棣知道，这是父皇对他们将要就藩的安排。
洪武十三年（1380 年）三月，燕王朱棣正式受命就藩北平。王府的燕山中、左二护卫侍从将士都得到了朱元璋的恩赐。
告别了春色旖旎的江南，朱棣将要奔赴那“雪花大如席”的塞下北国了。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和陌生，等待着他的是一种更为新颖的生活，真正的藩王生活。
他对这一切充满信心，因为二十一岁的朱棣已经开始成熟了。
北平是通往辽东及塞外一带的咽喉重地。原本不十分高大的城坦，在经历了几年兵燹之后，更无往日的神采，然而在和煦的春风中，仍然能够展示出独特的形势。它周围的山峰，从西向东北起伏蜿蜒，群山耸拔，若龙翔凤舞，自天而下。
向东南望去，则是一望无垠的平原。肩负“慎固边防、羽翼皇室”重任的朱棣，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这里曾是大元帝国的首都，被称为大都。蒙古骑兵的铁蹄当年无敌于天下，所到之处没有不降服，成吉思汗、忽必烈和他的子孙就是从这里出发，统治着当时世界上最为广阔的疆土。
蒙古人、汉人、色目人汇集在这里，东方人、西方人聚集在这里，不同的肤
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服装，不同的民俗，使这里一时成为真正的世界性都市。
如今那些衣着鲜亮的蒙古人哪里去了？那些金发碧眼的色目人哪里去了？连勾栏瓦舍中的百戏杂剧也失去了原来的热闹红火。只有那冷落的皇城宫殿依然展现出昂首挺身的雄姿，那太液池边的春柳依然娇媚地轻拂着水波。十三年过去了，这蜿蜒的红墙里终于等来了它的新主人。
燕王府是在元宫旧址上改建而成的，大致上还保持着元宫旧制。诸王之中，封藩西安的秦王，地处汉、唐故乡，但因相隔年代久远，宫殿已荡然无存。封藩开封的周王，王府建于宋故宫旧址之上，但也已相隔一朝，难复旧局，无法同燕王府相比。这使朱棣暗自感到自得和满意。
朱棣知道，北平虽然已不是全国统治中心了，但在军事、政治上依旧占有重要地位。蒙古人要东山再起，这里便是第一个觊觎的目标。元朝近百年来的统治在这里还留有很深的影响，怀恋故国的势力盘根错节，表面上俯首称臣，而暗中仍心怀叵测。朱元璋改大都为北平，就是要镇压这里的“王气”。
早在元顺帝放弃大都、北退塞外时，就派驻扎在太原的扩廓帖木儿率军北上反攻大都，结果被徐达乘虚攻取太原，击退扩廓回援之军。后来元丞相也速率军攻通州，再窥大都，又被常遇春回师打败。明师趁机进攻开平，元顺帝再北走，明军大胜。这是元朝恢复故都的最早两次妄举，虽然都被明军击败，但元军拥有的实力并没有被消灭。在这种情势下，朱元璋派明军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北征。
洪武三年（1370 年）的北征使元朝近塞势力遇到沉重打击。徐达大败扩廓帖木儿，擒元郯王、济王及国公平章以下文武一千八百余人，将校士卒八万余人，扩廓携其妻子从者北遁和林。李文忠乘元顺帝之丧攻取应昌，俘获元宗室嫡子买的里八腊及后妃、宫人、诸王、将相等数百人，仅元嗣君爱猷识理达腊率数十骑逃跑。
一年多以后，元朝势力又趋活跃，明军十五万分三路再次北征，却遭不利。
朱元璋在此后数年中敛兵自守，而元军却时常南侵。元主爱猷识理达腊任国政以扩廓帖木儿，图谋恢复，数为边患。面对这种局势，明朝加紧练兵，镇守边关，并送还被李文忠俘获的爱猷识理达腊之子买的里八腊，给北元降人以官爵卫士赏赐，用来笼络。这时明与北元之间差不多是相持的局势，北元虽南下为患，但无法造成对明廷的重大威胁；明军虽偶有出击，也不会给北元造成致命的打击。
这就是朱棣就藩时北方边境的形势。
朱棣在悉心了解北元军事动向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着朝廷内的变化。就在他离京前两个月，朝中发生了一件全国震惊的大事，左丞相胡惟庸被人告发图谋造反，并且牵连到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人，罪名是“利构群小，夤缘为奸，或枉法以惠民，或挠政以诬贤”。早就对以胡惟庸为首的淮西官僚集团十分怀疑的朱元璋，立即将胡氏磔杀，屠灭三族。倘若像诏书中所说，中书省“任非其人”，那么再挑选一个称职的人接替胡惟庸便可以了，但结果并非如此，朱元璋就此取消了中书省，立下制度，以后不许再设丞相这一官职，由皇帝直接管理国家政事。
显然这是策划已久的一项铲除权臣、集权于皇帝的计谋，所宣布的胡惟庸的罪名，不过是采取这一行动的借口罢了。朱元璋铲除权臣和分封藩王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维护朱明皇室的独尊地位。
朱棣到北平后不久又听说，永嘉侯朱亮祖因为在番禺县横行不法，还诬陷知县道同，被召至京师，连儿子一起被鞭笞至死。有心计的功臣们此时已经感到危机。魏国公徐达虽然还在北方主持军务，但其必将为藩王所取代的趋势已日渐明显。随着藩王的成长和逐渐就国，朱元璋越来越感到可以毫无历虑地对威胁皇帝的权臣采取措施；反过来，越来越多的治国能臣被铲除后，朱棣和各位藩王身上的担子也更加沉重了。
论才能，朱棣自信当属诸藩王中的出类拔萃者。这种判断的确是有道理的。
太子朱标虽有长兄之风，可惜书生气太重，处事柔弱。秦王朱樉身为诸藩之长，却寡德失行，朱元璋对他几乎是不抱任何希望。晋王朱桐倒是英武聪敏，颇多智数，深得朱元璋钟爱，但他生性狂傲，行事肆无忌惮，就藩途中便曾因小事鞭笞膳夫。朱元璋得知后很担心，专门派人劝诫他说：“我帅群英平祸乱，对任何人都不会姑息。惟独膳夫徐兴祖，侍奉我二十三年，从未折辱过。”朱元璋是担心膳夫结怨，谋害爱子。除去这三位兄长外，其余诸王都是朱棣的弟侄之辈，就藩较晚，势力一般也较弱，只能屈居于朱棣之下。因此，朱棣认为父皇将北平这一强干之地留给自己，是有深意存焉；也许正是从这时起，他便开始觊觎皇位了。
当然，怀有政治野心的并不只是朱棣一人，秦王、晋王，甚至那些势力较弱的藩王们，几乎都在梦想着取代太子，由自己来继承父亲的皇位。皇家的父子、
兄弟之间，利害之争取代了骨肉之情。但是从表面上看去，一个个又都是那么忠孝本分——他们都在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机会来尽力表现自己是忠孝本分的。
从历史上看，只要是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他的身边总有那么一两个得力的助手。春秋时期，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就得力于管仲。楚汉相争，刘邦最后战胜项羽，那是得力于萧何、张良的大力辅佐。就是朱棣的父皇朱元璋取得天下，也少不了刘基这样的人物。明成祖朱棣可以从侄儿手中夺取江山，并且还坐得稳稳当当的，在谋略方面自然也少不了高人指点，并且这个人就是古怪的和尚姚广孝。
朱棣和姚广孝是在为马皇后送葬时结识的。洪武十五年（1382 年）八月十日，马皇后病死。她即使一生没有生育，但朱棣和他的 3 个哥哥及弟弟朱楠都称为嫡出。马皇后仁慈宽厚，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抚养。朱棣兄弟们从小就在马皇后面前，不仅受到她的疼爱，也不断受到她的教诲。当朱棣长大以后，即便他心里知道马皇后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但也要把马皇后当作生母一样看待。他知道嫡出和庶出在身份上是有重大不同的。所以，当朱棣一听到马皇后病逝的消息后，便马上赶赴南京奔丧去了。
在中国历史上，马皇后的确是一个出名的好皇后。对于她的死，不仅宫廷里的人很悲伤，就连南京城里的老百姓也都为她哀悼。朱棣从小受马皇后的抚养，从她那里受到了很多熏陶。朱元璋从一个游方僧变成大明帝国的皇帝，也受到了马皇后的不少帮助。马皇后是郭子兴的养女。曾经有一次，郭子兴听信了他儿子的谗言，怀疑朱元璋图谋不轨，马皇后就通过她的养母向郭子兴解释，消除了误会。还有一次，朱元璋被郭子兴关进牢房，马皇后就把烧饼悄悄藏在怀中送给朱元璋吃，结果把自己的乳头都烫伤了。马皇后的深情使朱元璋难以忘记，所以称帝以后他把马皇后比作唐代的长孙皇后。朱元璋有时候发脾气，要惩罚大臣，马皇后就在他回宫后婉转进言劝解，从而使不少大臣免受了廷杖的皮肉之苦。马皇后对宫中的人都很宽厚，大家都很爱戴她。当马皇后病重的时候，她因担心医官治不好她的病而被牵连，因此就拒绝吃药，这件事在后来一直被传为佳话。只可惜马皇后死后，她这样的好作风也随她而去，之后明朝内宫之中不停上演着勾心斗角，谋财害命的勾当。
朱棣兄弟们纷纷赶往南京，为马皇后送葬。全国都停止了娱乐活动，整个南
京城更是沉浸在一片悲哀的气氛当中。朱元璋为失去这位患难与共的妻子更是悲痛万分，特别是 3 个月前，他的皇长孙朱雄英刚刚死去，接踵而来的打击好像也太残酷了。他还要强忍着悲痛，支撑着处理国家大事。马皇后死后，朱元璋就没有再立皇后了。朱棣看到人们对马皇后那种发自内心的爱戴，自然十分受感动。
他称帝后，在南京为马皇后修建了大报恩寺，这个念头也许在他为马皇后送葬的时候就萌发了。
马皇后被安葬在钟山南麓的孝陵，朱元璋死后也合葬在这里。葬礼非常隆重，朱棣是以亲生儿子的身份为马皇后送葬。葬礼过后，朱棣就和几个已经就藩的藩王要回去了。为了表达孝心，几个兄弟就请他们的父皇派高僧随同他们一起回到藩府，以便回去以后为马皇后诵经祈福。当时已经就藩的藩王共有 6 个，除了朱棣和他的两个哥哥秦王、晋王之外，还有就藩开封的周王朱楠，就藩武昌的楚王朱桢，就藩青州的齐王朱搏。朱元璋看到儿子们对马皇后这样深情，很高兴，就命僧录司推荐僧人。僧录司是专门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的政府机关，当时的僧录司左善世是僧人宗泐，他是姚广孝的好朋友，所以就推荐了姚广孝。朱元璋把姚广孝安排给了朱棣。正是这位姚广孝，成了朱棣一生事业的得力谋士。
据《明史》记载，姚广孝（1335-1418），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幼名天僖。父亲是个医生，想要他学医。姚广孝却说：“儿不乐作医生，愿读书作官或学佛。”元至正十二年（1352 年），就是姚广孝 14 岁那年出家为僧，法名道衍，字斯道，自号逃虚子。剃了发的姚广孝在家乡妙智庵当了和尚。但他却不学佛法，反而喜欢读兵书，尚谋略，并且向道士席应真学习阴阳术数之学，熟读诗书，诗文俱佳。他曾经游览河南嵩山寺，遇到著名的相面术士袁珙。袁珙一见到姚广孝就说：“这是哪里来的怪异僧人，三角眼，形如病虎，性情一定嗜杀，这是一个刘秉忠之流的人物。”刘秉忠是元代一位才华出众的高僧，曾随忽必烈征云南，筹建开平城，主持设计元大都，提议以“大元”为国号，辅佐元世祖成就帝业。
姚广孝听到袁珙这么一番高论，将自己比作刘秉忠，非但不生气，反而很高兴，这与他一直都梦想有一番作为的想法正相吻合，遂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至正二十三年（1363 年）姚广孝在径山师从遇庵大师潜心于内外典籍之学，成为当时较有名望的高僧，但他一直未曾放弃成就大业的抱负，欲成开国建业之功。明初，因其故友多被明太祖朱元璋所杀，所以对洪武朝政治怀有强烈的不满。
对于姚广孝的远大抱负，推荐他的宗泐早就有所了解。当他们一起经过北固山（位于江苏省丹徒县西）时，姚广孝触景生情，赋诗怀古，词意慷慨激昂。宗泐当时就说：“这哪里像是出家人说的话啊？”姚广孝就是笑而不答。宗泐推荐了姚广孝。姚广孝又归了朱棣，这其间也许有宗泐的有意安排。
置于朱棣和姚广孝的结识，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其大意是说，姚广孝进京后一见到朱棣，就觉得他气度不凡，有帝王之相。朱棣也感到姚广孝非同寻常。姚广孝私下里对朱棣说：“如果你能让我跟随你，我一定奉一顶白帽子给大王戴。”而“王”字上面加个“白”字正是皇帝的“皇”字。对这个寓意，朱棣很清楚。
因为两人一见如故，谈话投机，朱棣就请求朱元璋把姚广孝派给自己。然而这个故事是不可信的，因为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没有人敢作这种露骨的表示，这是要掉脑袋的事，不论他们当时谈话的细节如何，这两位有远大抱负的杰出人物是走到一起来了，他们一起导演了中国历史上一幕又一幕波澜壮阔的话剧。朱棣和姚广孝的结识，可以说是他为马皇后送葬的一个意外收获。
姚广孝以荐人选，随燕王朱棣到北平（今北京）住持庆寿寺，在那里为马皇后祈福。可是这位道衍和尚似乎忘了自己任务是干什么的了，到了庆寿寺以后，把给马皇后祈福的事情忘了个干净，每天就想着帮助燕王怎么样成就大业。从此之后，姚广孝就频繁地出入燕王府，参与夺位密谋，成为朱棣的第一位谋士。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姚广孝觉得机会来了，就千方百计地怂恿燕王起兵夺权。
尤其是当周王和其他几个王被废之后，姚广孝更是使用各种方法鼓动燕王，要他起兵夺取皇位。
据野史记载，由于姚广孝以前跟道士席应真学过阴阳术数之学，知道一点占卜的知识，于是有次燕王便让姚广孝为他自己占卜一下，还问他是什么卜术，姚广孝说是“观音课”。他交给燕王 3 枚铜钱，让燕王掷。燕王刚掷出一枚，姚广孝就故意一本正经地说：“殿下要做皇帝乎？”燕王立刻制止他说：“莫胡说。”
不过朱棣说归说，心底里自然是说不出的高兴了。
姚广孝这个古怪的和尚不但自己亲自鼓动劝说燕王起兵夺位，而且他还嫌力度不够，更是把自己的好朋友袁珙也拉来做宣传工作。袁珙也是明初的一位奇人。
他善于相人，据说曾给上百名官员相过面，无一不中。并且姚广孝和袁珙的相识
也是源于一次偶然的相面遭遇。姚广孝对这位密友推崇有加，就把袁珙引见给了燕王朱棣，将他召到北平。燕王朱棣听了姚广孝那些玄之又玄的吹嘘后，就想见识一下袁珙的相面之术。于是当袁珙来到北平时，朱棣特意穿上卫士的服装，和其他 9 个卫士一起来到一个酒馆喝酒。袁珙走进来一看，就马上跪在燕王面前说：
“殿下怎么这样不自爱呢？”那 9 个卫士都故意笑话他，说他瞎说，燕王也假装不以为然。但袁珙就是认定了燕王，张口闭口就是殿下。燕王怕他信口说出些有妨碍的话，便急忙带他回府。袁珙又在府里仔细对燕王相了一番，说燕王“龙行虎步”，有天子之相，到 40 岁时，胡须过了肚脐，就要登上皇位了。燕王听了非常高兴，但又害怕这些话泄露出去，传入朝廷，于自己不利，于是找了个机会把袁珙打发回去了。
当时和袁珙一起到燕王府的还有他的儿子袁忠彻，他也是打小就从父亲那里学到了相面的本领。在北平逗留的几天里，燕王有一天设宴特意招待北平的文武大臣，暗中却让袁忠彻给这些人相面。宴后，袁忠彻对燕王说，宋忠“面方耳大，身短气浮”，张爵“面方五小，步行如蛇”，谢贵“臃肿早肥而气短”，景清“身短声雄”，他的结论是，这几个人“于法皆当刑死”。而这几个人正好就是建文帝派来监视燕王朱棣的人。听了袁忠彻的话，朱棣大喜，更加坚定了起兵的决心。
当燕王朱棣最后夺取天下，成为永乐皇帝后，为了报答袁氏父子，就将袁珙和他的儿子袁忠彻一起召进京师，授官鸿胪寺序班，并给予了丰厚的赏赐。
朱棣起兵靖难前夕，面临严峻的形势，姚广孝通过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剖析，促使燕王朱棣坚定信心，乘建文帝还未全部将矛头对准自己的时候，马上起兵。同时，姚广孝又在王府的后苑秘密训练军士，打制兵器，作好军事准备。
建文元年（1399 年）六月起兵前夕，姚广孝和燕王一起设计，生擒北平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靖难之役中，姚广孝留守北平，辅佐燕王世子抗击朝廷的50 万北伐之师，其作用不亚于当年汉初的萧何。以后，更是运筹帷幄之中，终于帮助燕王朱棣夺得皇位，为朱棣夺得江山立下不世功勋。燕王朱棣夺取帝位后，论功行赏，姚广孝以“首赞密谋，发机决策，论功以为第一”。
朱棣对他非常敬重，恢复他的姓，赐名广孝，不直呼其名而尊称为少师。朱棣让他蓄发还俗，他不肯；赐给他府邸和两名宫人，他拒不接受。上朝的时候他穿上官服，下朝后便换上袈裟，居住在寺庙中。姚广孝即使不肯还俗，但也并未
功成身退，而是以出家人的身份先后出任僧录司左善世（相当于全国佛教协会主席）。晚年，姚广孝既厌惧官场争斗的凶险，又不愿意放弃毕生事业的追求，所以虽然受官，却未改变僧人身份，主要以太子少师的身份承担太子、太孙的辅导讲读，及主持《永乐大典》、《明太祖实录》等书的修纂工作。主要著作有《逃虚集》、《逃虚子诗集》、《逃虚类稿》等。
朱棣夺得天下后在南京登基，接着将他的爱孙朱瞻基，就是后来的明宣宗，随同她的母亲、祖母搬来南京。祖父朱棣和祖母徐氏十分钟爱这个皇孙，对其颇为用心。朱瞻基自幼聪慧，喜好读书。永乐五年（1407 年）四月，成祖朱棣特命靖难之役的第一功臣姚广孝为之讲习经书，作为帝师。
永乐元年（1403 年）七月，朱棣下诏编纂一部类书。他雄心勃勃，想要撰修一部《永乐大典》，将中国古代典籍全部收集齐全，特命大才子解缙负责，要求他们不要嫌工作浩繁，要尽可能收罗。
第二年十一月，解缙将编纂好的图书进呈天子。朱棣非常高兴，赐名《文献大成》，赏赐解缙等 147 位有功人员。但不久之后，朱棣发现这与他的要求相差很多，主要是还有许多典籍未能收录。于是朱棣决定重新编修，任命靖难功臣姚广孝以及刑部侍郎刘季篪（chí）和解缙总其事，前后参与者近 3000 人，可渭人才荟萃、人文盛事。朱棣对这件事十分重视，命在文渊阁开馆修书，由光禄寺提供朝夕膳食。他看到文渊阁中的书籍尚不完备，命礼部选派通晓典籍的官吏四出购求典籍，“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
就是在朱棣的关注和支持下，3 年之间，大典得以编纂完成。永乐五年（1407年）十一月，大功告成，姚广孝等人将《永乐大典》进呈朱棣，完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伟业。
明永乐十六年（1418 年）三月，84 岁的姚广孝已是重病在身，也许是感到自己将不久人世，所以特地进宫朝见永乐帝，不久永乐帝又亲往他居住的庆寿寺探病。朱棣去看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溥洽和尚在牢里很长时间了。这溥洽是建文皇帝的僧官，朱棣夺取皇位后，曾将一大批建文帝旧臣处死或治罪，溥洽和尚就是因此入狱的。现在弥留之际的姚广孝提出了这唯一的要求，成祖朱棣的确是不好拒绝，也就命令释放了溥洽和尚。三月二十八日，姚广孝于庆寿寺病逝，永乐帝不胜哀悼，辍朝二日，命有司治丧，并亲自为他的神道碑书写碑文，记述
他的功绩。追赠姚广孝为“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四月六日姚广孝遗体按佛教仪式火化，六月十一日，葬于已经建成的房山圣岗墓塔中。
姚广孝塔，全名“太子少师荣国恭靖公姚广孝之塔”。塔坐北朝南，一共高33 米，为八角九级密檐砖塔，须弥座束腰浮雕寿字和花卉，其上是三重外倾莲花瓣，上承塔身。塔身东、西、南、北四面雕仿木隔扇门，其他四面则雕花棂假窗，正面门楣上嵌石一方，上有楷书：“太子少师赠荣国恭靖公姚广孝之塔。”塔身之上为九重叠涩檐，各角悬铜铃，风吹作响，声音悠远。塔刹铁制，由八条铁链锢于檐角吻兽上，形状似葫芦，上耸立柱，直插云天。
与欧洲、西亚、乃至日本不同，宗教人物在中国政治史上很少扮演重要角色，而姚广孝以出家之身位极人臣，影响历史前进，确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朱棣就藩北平的头几年，北边的军务一直都是由徐达主持的。徐达是明王朝第一位的开国功臣，德高望重。他又是朱棣的岳父，二人自然能很好地合作。洪武十八年（1385），徐达病死。有的野史上说，徐达患了背疽病，不可以吃鹅肉，但是朱元璋却偏偏送了只蒸鹅给他吃。开国功臣已经一个一个地被废除掉了，他也自知难免，就含泪吃下了蒸鹅，结果疽发而死。这个传说不一定是真的，但朱元璋有计划地除掉功臣却是真的。对于徐达之死，朱棣和王妃徐氏自然十分悲痛。
这也意味着，今后对于北边的军务之事，朱棣要担当起更大的责任了。
取代徐达主持北边军务的是大将军冯胜。他也是一个很有韬略的开国名将。
洪武二十年（1387），蒙元丞相纳哈出率众 20 万窥伺辽东，冯胜率领傅有德和蓝玉前往征讨，大获全胜。就在班师途中，冯胜被宣布有罪，回京后喝了朱元璋赐给他的酒死亡。
接替冯胜的是蓝玉。他是名将常遇春的内弟，也是皇太子妃的舅父。在征纳哈出回来后，他把一匹俘获的名马献给燕王。他知道燕王喜欢骑马驰骋，这样做一定可以使燕王很高兴。但他万没有想到，燕王对他并没有兴趣，不只是没收下这马，说的话还颇有训斥的意味；“名马没献给朝廷，却先让我收下，这难道是尊重君父的道理吗？”蓝玉羞惭满面，心里非常不高兴，但他知道燕王的份量，何况燕王说的又在理，因此他未敢发作。朱棣这样做，也是有意取信于他的父皇。
从此之后，蓝玉和朱棣便渐生嫌隙。
据《明实录》记载，他曾经私下对皇太子朱标说：“燕王在国，抚众安静不扰，得军民心。众咸谓其有君人之度……又闻望气者言，燕地有天子气。”蓝玉是个骄悍的武夫，他说的原话不会这样典雅，但大意也许是这样的。幸亏几年以后他也被朱元璋杀掉，不然的话，对以后朱棣事业的发展是个很大的阻碍。
洪武二十三年（1390），元旦刚过，燕王朱棣就接到他父皇的命令，要他率兵征讨蒙元丞相咬住和平章乃儿不花。当时有情报说，他们正准备拥众南下。这时的燕王刚过了而立之年，正是奋发有为的时候，平常难得有这种表现才能的机会，他接到命令后，既兴奋，又紧张。即使他已当了几年燕王，但还没有与这类的大股敌人交过手。打了胜仗，就可以在他父皇面前立功；打了败仗呢？也可能从此一蹶不振。所以，打这一仗他必须竭尽全力，志在必胜。好在这次随同燕王出征的有大将傅友德，这是一个久经沙场、智勇双全的人物。除此之外，南雄侯赵庸和怀远侯曹兴等，也要听燕王节制，他们也很能打仗。更重要的是，燕王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磨练，已经成熟了。
和燕王一起受命出师的还有晋王，由定远侯王弼跟随着他。燕王和晋王分别由北平和太原出师，合击蒙元势力。
三月初二日，燕王率领诸将领出古北口，浩浩荡荡地向北挺进。从季节上来看，这时已是阳春，江南早已“绿肥红瘦”，而北国依然是大风扬沙，余寒未消，天气瞬息万变。大军走出古北口以后，燕王对傅友德等将领说：“北边土地辽阔，人烟稀少，我们千里行军，没有哨兵准确地提供敌情难以成功。”就派出数股哨兵，提前到前方侦察。经侦察得知，乃儿不花正屯驻在迤都（今内蒙古苏尼特左旗以北，蒙古人民共和国益图附近）。
就在燕王率大军向迤都挺进的时候，天公不作美，竟纷纷扬扬地下起漫天大雪来，使北国的荒原很快变为一片银白世界，天气也顿时陡寒起来。有的将士想停下来避避风寒，但燕王认为，这正是出奇制胜的好时机。
于是，燕王率大军“冒大雪驰进”，当赶到乃儿不花驻地时，乃儿不花还毫无觉察；燕王虽已大军压境，但不愿突然动武，而是先派观童前往劝降。观童原是蒙元的全国公，在上次冯胜北征时，他投降了明廷，授官指挥。观童与乃儿不花是旧交，两人一见面便相抱哭泣，他们都想不到会在此时此地见面。
就在他们述说离别之情时，燕王已率军将乃儿不花团团围住。乃儿不花大惊，
想冲出逃跑，观童劝阻了他，向他陈说了燕王的劝降之意。乃儿不花见大势已去，就决定投降，随同观童去见燕王。燕王设酒席款待，慰劳备至。这使乃儿不花大喜过望，就自告奋勇，表示愿劝丞相咬住一起归降。乃儿不花酒足饭饱后，将他的部众安顿停当，便亲自前往咬住营，不几天便偕同咬住一起到燕王处请降。这实在使燕王太高兴了，这第一次大规模出征，竟兵不血刃就大获全胜。这一仗，燕王俘获“乃儿不花及其名王酋长男女数万口，羊马无算，橐驼数千。”他的父皇应该为儿子的初战大捷而高兴了。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晋王却表现得非常差。他还没有看到敌人的踪影，燕王大获全胜的捷报就已经传来，这不能不令他十分羞愧。他的父皇本来想让他们兄弟二人都去立功，因晋王是哥哥，对他尤寄予厚望，在出征前就运给他钞 100万锭，作为赏赐将士之用，但是却没有尺寸之功。《明实录》上说：“晋王素怯，兵既行，不敢远出。”燕王的军队等了他好久，他却迟迟不来会师，燕王便只能单独进击了。这种记载可能对燕王有意溢美，但这次胜利应主要归功于燕王则是没有问题的。
捷报传到京师，朱元璋禁不住喜悦之情，激动地说：“扫清沙漠，就要靠燕王了”。并马上派人送去赏钞 100 万锭，让燕王赏赐有功将士。这次胜利是燕王才能的首次展露，也是他政治生涯的良好开端。
朱棣这次出征北元的成功，导致朱元璋感到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诛杀功臣。
就在朱棣北征凯旋的第二个月，十年前已经处理过的“胡惟庸之狱”旧案重提。
从胡惟庸被杀以后，胡案便成为朱元璋翦除功臣宿将最好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的，行为跋扈的，对皇家统治也许是有潜在危险的，都陆续被他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胡惟庸的罪状也随着这种屠杀的发展而继续扩大。最早增加的罪名是私通日本，接着又是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是那时的两大敌国，通敌当然是谋反了。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党不断被发现，使朝廷内外笼罩着一片肃杀之气。
监察御史在朱元璋的授意下，弹劾了太师韩国公李善长，罪名就是“胡惟庸同党”。和这位七十七岁的老太师一起屈死刀下的，有延安侯唐胜宗、吉安侯陆仲宁、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济宁侯顾敬、靖海侯吴忠等，包括他们的家属姻亲共两万之众。为了证明这次诛杀功臣有理，朱
元璋还亲颁《昭示奸党录》公布于天下，列名坐诛的公侯一级元勋就有二十二人。
当时人们好像都明白这场屠杀的真正缘故，只不过不敢道破罢了。
第二年，工部郎中王国用上疏对李善长之案提出置疑，他说：“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籍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自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所戒将来耳。”朱元璋看到这封微露指摘之意的奏疏，居然没有怪罪，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这是一个冤案，自知理亏，只能不了了之。
屠杀影响所及，连朱元璋的第八子潭王朱梓都成了殉葬品。这位文弱多情的藩王，因岳父都督于显父子入“奸党”被杀，害怕王妃于氏难逃杀身之祸，夫妻抱头痛哭一场，相携投火自焚而死，为这场大惨案又添上一抹悲剧色彩。
朱元璋为翦除异己大开杀戒的手段，明显给朱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位踌躇满志的藩王，此时却无暇顾及朝中的事情，正在塞外追击阿失里和元辽王，他已经全心倾注于北方军务之中。
最初就藩的秦、晋、燕三王中，秦王朱樉最不争气，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的北征没有他参加。第二年，因为过失太多，朱元璋就把他召至京师训斥了一番，并且派太子朱标出巡秦地。太子回京后帮秦王说了很多好话，朱元璋才又让他归藩西安。当时也有人告发晋王“心怀异谋”，太子又忙为他解释，朱元璋原本就偏爱晋王，教训一番也就算了。晋王朱桐生性聪敏，从那以后一改骄狂的举止，像是换了个人。
若论“心怀异谋”，朱棣的行迹也没有谨慎到一丝不露的程度，只是朱元璋还没有察觉。朱棣很注意自己的所作所为，主要着力于在北方军卫中交结英豪智勇之士，这是他扩大势力的重要步骤。傅友德帐下的济南卫指挥佥事李彬，北征时多有擒获之功。朱棣得知以后，连忙请他到王府，表现得格外亲近。朱棣所结交的基本上是这类中下级军官，对于那些功臣主将，他绝不表示一点逾分之交。
由于秦王不才，朱元璋最初设计的三藩鼎立的局势，也就只可以两强并立，特别是在连续杀戮功臣之后，晋、燕二王军事地位越来越重要，除去部分军机大
事须向朱元璋本人报告外，朱桐与朱棣兄弟二人被授命全权处理北方日常军务。
太子朱标出巡西北回来后便病倒了。找来不少医生诊治，但不见效果，终于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四月间病故。朱元璋以白发人送黑发人，自然受到比十年前丧妻更为沉重的打击，他必须在悲痛之余重新考虑一个新的皇位继承者。九月，朱标之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
立皇太孙的第二年，朱元璋又一手制造了“蓝玉案”，借口大开杀戒。开列于《逆臣录》中的功臣除凉国公蓝玉外，还有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开国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普定侯陈桓、宜宁侯曹泰、会宁侯张温、怀远侯曹兴、东平侯韩勋、全宁侯孙恪、沈阳侯察罕、徽先伯桑敬和都督黄辂、汤泉等人。被指为“蓝党”而杀掉的大概有一万五千余人。此时，朝中刚勇之士几乎诛杀殆尽，侥幸未入案的少数功臣，也都是朝不保夕。蓝玉被杀后不久，统兵在外的颍国公傅友德也被召归京师“赐死”，竟连罪名也没有。
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三月，年过四十的秦王病死。他在年龄上仅次于太子朱标，所以朱元璋给其的谥文中说“尔以年长者，首封于秦”，期于永保禄位，藩屏帝室，但他有负所托，备御北边时并无突出表现，而且屡有过失，因此谥号竟是一个多有贬意的“愍”字。对于秦王的死，朱元璋是很悲伤的，老年丧子，人同此心。但他的死也让朱棣的地位无形中上升了，起码可以看作一位竞争对手的自然退场。
历史的安排有时绝妙到了让人称奇的程度。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三月，晋王也病故了。朱元璋对晋王比对秦王更加钟爱，得知晋王的死讯几乎悲痛欲绝。
这是太子和秦王之死后对他的再一次沉重打击。晋王的谥册是这样写的：朕曰：
惟先王之典，生有名，殁有谥，所以彰其德表其行也。曩者封建诸子，王尔于晋，为曩国藩屏，于兹有年。尔者因疾永逝。特遵古典，赐谥日恭。呜呼，谥法者古今之公议，不可废也。尔其有知，服斯宠命。
这与称秦王“不良于德”，谥为“愍”真不可同日而语了。为了表达对晋王的哀悼，朱元璋还下令辍朝三日。
被朱棣视为争夺皇位的两个最大竞争者都被自然淘汰了。朱棣不仅成为诸王中年最长者，并且在实力上，其他诸王也无法与他相颉颃。朱棣地位的稳步上升，
不但有他个人的努力，上天也给了他机会。他是个幸运者。
这时的朱元璋已经七十一岁了，几位年长的儿子先他而去，使这位老皇帝伤心至极，身体逐渐垮了下来，头发胡子全变白了。五月间，他就一病不起。七十年的风雨坎坷，殚虑焦思，他的确太疲劳了，但此时依旧念念不忘北边的防御，在御榻上又一次敕令燕王提兵备边：“朕观成周之时，天下治矣。周公犹告成王曰“诘尔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虽海内无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岂可不防？朕之诸子，汝独才智，克堪其任。秦晋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已命杨文总北平都司、行都司马军，郭英总辽东都司并辽府护卫，悉听尔节制，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周防边患，义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其敬慎之勿怠。”这是朱元璋在三十一年皇帝生涯中发出的最后一道敕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