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和人口迁移研究的其它领域相比，人口迁移的理论研究显得相对薄弱和不完善。拉文斯坦的“人口迁移法则（Law of migration）”是公认最早的人口迁移理论，此后，西方学者从人口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理论。
（一）“推力—拉力”理论
“推拉”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拉文斯坦的“迁移定律”。拉文斯坦认为，人们进行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并对人口迁移的机制、结构、空间特征规律分别进行了总结，提出著名的人口迁移七大定律。1969年提出人口迁移的推拉模型。1983年，赫伯尔第一次系统总结了“推拉”理论概念，他认为人口迁移是由一系列“力”引起的，一部分为推力，另一部分为拉力。该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由于迁出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迁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迁移者个体的行为决策过程来看，“推力—拉力”理论的成立包含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假设人们的迁移行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二是认为迁移者对原驻地和迁入地的信息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只有这样他才能根据两地之间的推力和拉力，从比较利益的角度出发做出相应的选择。
在拉文斯坦和赫伯尔理论的基础上，李（lee，1966）在其《迁移理论》一文中系统总结了“推力—拉力”理论。他将影响迁移行为的因素概况为4个方面：（1）与迁入地有关的因素；（2）与迁出地有关的因素；（3）各种中间障碍；（4）个人因素。推拉理论还有许多量化模型，美国社会学家吉佛把“万有引力定律”引入推拉模型，并应用于人口迁移研究。他认为，两地之间迁移人口与两地人口规模成正比，与两地之间距离成反比，并基于此提出了引力模型。
引力模型还存在多种形式的修正，该模型的提出使人口迁移的定量分析成为可能。但是，传统的引力模型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比如模型只包括迁入（出）地的规模变量，不能反映人口迁移随地区间社会、经济差异要素的变动。因此，国外许多学者对引力模型做出了改进，引入了收入、失业率、教育水平、年龄结构等社会经济因子。在模型的具体运用方面，范（Fan 2006）利用中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在模型中加入了人均GDP和移民传统因子，衡量地区经济差异和社会网络关系对移民规模的影响。
（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家将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关系引入人口迁移的研究中，认为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区域差异引起了不同区域之间劳动力的调整，人口迁移是这一调整过程的体现。根据美国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对于个人来说，迁移被视为是一种在个人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这种个人投资可以增强自身的经济效益从而提高自身的整体生活水平。多数研究表明，人口迁移主要是在市场调节下移民对经济机会的选择。Courchene（1970）通过对加拿大各省区的调查，发现迁移率与人均收入成正相关。由此发现在美国39个都市统计区中，人口净迁入量与人均收入呈弱正相关关系。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个人是迁移过程的最小单位，而在实际研究中，许多学者发现个人决策往往与家庭有着很大的关系，从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新家庭迁移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迁移决策是由家庭成员共同决定做出的，迁移（特别是短期迁移）的因素归结为一种最大化经济利益和最小化风险的家庭策略，而周期性往返迁移则是充分利用城市和农村（家庭）资源。人的迁移行为不仅受个人预期收入的影响，更重要的还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该理论对家庭观点较重的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具有更广泛的普适性。
（三）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
该理论认为在城市发达地区中存在着两种劳动力市场：一种是正规部门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该市场对雇员教育水平、技术能力要求较高，并提供较好的工资待遇和相应的福利政策。另一种是非正规部门的次要劳动力市场，特点是较低的工资待遇，不稳定的工作环境，并且缺乏良好的发展前景。绝大多数情况下，主要劳动力市场都被人力资本相对较高的城镇本地居民所占据，而从落后地区迁入的移民则只能在次要劳动力市场谋生，填补本地劳动力的结构性空缺。Yap（1977）认为农村移民虽然通过进城增加了收入，但是仍然被限制在边缘行业。Shen（2002）分析了中国农村移民的就业结构，指出农村移民大多从事工作环境较差、需求量大、比较危险的“3D”行业（Difficult，Demanding，Dangerous），如建筑业和制造业部门。
（四）发展经济学说中的人口迁移理论
发展经济学理论视角以刘易斯和托达罗模型为代表。刘易斯将一国经济分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认为由于劳动边际收益率高低而引发了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同时城市工业部门因为高劳动生产率和低劳动力成本获得巨额的超额利润，不断地扩大工业部门以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直到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等为止。这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也宣告完成。
刘易斯模型是以城市“充分就业”为前提假设的。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实际情况表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仍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显然，刘易斯模型难以对此现象做出解释。鉴于这一情况，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于1969年提出以农村人力资源进城所获“期望收益”大小来解释这一问题，这就是“托达罗模型”。该模型认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扩大是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迁移规模继续增大的主要原因，并且城市失业率也影响着农村居民的迁移决策。
托达罗模型对城市已经存在较为严重失业情况下农村劳动力还继续流往城市的问题上，给出了较为满意的答案。但是，该模型只考虑了迁移成本，未考虑生活成本；另外认为“扩大中、高等教育投资会冲击城市就业”的论断也与发展中国家实际不符，因此，在运用托达罗模型时应具体分析，使之适合研究地区基本情况。
（五）年龄—迁移率模型
劳动迁移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年龄越小、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往往更倾向于迁移。为了把握年龄与迁移率的一般关系，美国人口学家Rogers（1978，）利用瑞典等国的人口普查资料，提出了年龄—迁移率理论模型。根据罗氏理论，从年龄考察迁移概率，一般在幼儿阶段较高，到初等义务教育阶段下降较快，但该阶段结束又迅速上升，到20～30岁达到顶峰，之后缓慢下降。到50～60岁退休年龄阶段，又形成一个小的迁移高峰。典型的罗杰斯曲线，由前劳动力成分（0～14岁）、劳动力成分（15～64岁）、后劳动力成分（>64岁）和不受年龄影响的常数成分等4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罗氏理论为深入从年龄结构考察人口迁移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支撑，对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和迁移人口年龄结构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