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进步，像是潘多拉的盒子里飞出来的恶魔，打破了自然的平衡。随着时间的进程，人类对自己所居住的星球更加随心所欲。
然而，生态危机使人们感到，这颗旋转的星球，这个众所周知的生命汇聚之地，正处于危险之中。
（一）破坏了长期进化的生态系统的格局，也就破坏了自身生存的基础
现在，人们正陷于整个生态系统不断遭受破坏的痛苦之中，同时又要去保护新的生命的诞生。有人把这种危机称作为“生即死”。人类正在进行着一场冒险的赌博――地球无须不同生物种类的共存而能继续存在下去。可是，这样真的行吗？答案是否定的。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表现为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的关系，而不是单个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因为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前提下开展活动的。只有在一定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有人对自然界的关系。因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渗透着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不同社会阶级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这里便有了道德的问题。研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伦理学所涉及的一个重要内容。
美国著名学者沃德和杜博斯发出呼吁：“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了平衡，正处于潜在的矛盾中。而人类正好生活在这种矛盾中间，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历史的转折点。这未来的危机，较之人类任何时期所曾遇到的都更具有全球性、突然性、不可避免性和困惑不可知性。而且这种危机就在我们后代所生活的时代将会形成”。
这是涉及整个人类的利益，具有全人类性质的问题。这种生态形势表明，我们必须对后代承担伦理义务和伦理责任，必须自觉地调节人类活动，使人和生物圈协调发展。如果不考虑这种生态形势的严重后果，不考虑我们的后代的居住条件，那是缺乏最起码的伦理道德的。
同样，人类的活动造成的生态危机也危及到生物的生存条件。对于植物和动物一样亦存在着正义和道德问题。
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得出以下认识：完善的伦理体系应包括人与自然的规范，必须用道德的纽带把人和自然联系在一起，把某种道德的必要性作为生命完善和正常运转的因素，以道德的态度来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
道德并不是人类的专利品，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人与自然相互参与的程度的提高，道德对象的范围也将不断地扩大，同人一样，没有感觉的树木、河流，山岳、海洋都有自己生存、繁殖的道德权利。
美国学者蒂洛（Jacquesp.Thlroux）在他的《伦理学》一书中解释“自然道德”时说道：“这方的道德指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自然道德在一切原始文化，例如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中，以及在远东文化中都很盛行。近年来，西方传统也开始认识到以道德的方式对待自然界的重要性。”又说：“在自然道德方面，可以依据他对待周围自然物的行为判定它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
而由原苏联哲学博士基塔连科（А，И，ТЙТареHк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把人对自然的关系，列为共产主义道德一条重要规范，这是颇有见地的。作者说：“自然界的状况，成为社会自觉关心的对象，它仍然是一种手段，但同时又成为一种目的。因此，社会对自然界的态度具有道德意义。”
我们知道，人类来自自然界，人类本身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但人类又不同于自然界，它高于自然界中一切其他生命有机体。人类能够从事劳动，能够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适应”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重。然而，人类必须依据自然界的规律去行动，绝不能为所欲为，不能掠夺自然界。否则，人类就要遭到自然界无情的惩罚。
生态学是关于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为人类正确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提供理论指导。生态学认为人作为生命的有机体与其生存的环境之间，构成一个生态系统，其中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生物有机体彼此之间，互相依存互相作用，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
我们便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生态系统之中。这个生态系统，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这便要求我们和自然之间应该建立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依存关系体现着全息生态系统中的道德责任。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自然环境的状况如何，直接涉及人类切身利益。人对自然的关系，表面上看，似乎不是人对人的关系，实则不然。人对自然关系的背后，则是人对自身的关系。因此，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不能不直接地或间接地涉及人类生死存亡问题。人类一旦破坏了长期进化形成的生态系统的格局，也就破坏了自身的生存基础。要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仅仅依靠科学主义是不够的，人类应该对培育自己的自然母亲充满赤子般的情怀，抛弃那种极端的功利主义目标和的跋扈之气。
（二）破坏了的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报复
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和报复说明，人类征服、改造、利用自然，不能违背自然界的规律，不能破坏自然环境的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我们在前面谈到生态危机时，只是一一列举了被破坏了的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报复，现在再从三大生态环境灾难的祸根方面谈谈破坏了的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报复。
温室效应――1985年，29个国家科学工作者在奥地利召开的国际环境科学讨论会上一致认为，因化石燃料使用过多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碳氟氯化合物以及甲烷含量失衡而形成的所谓温室效应，将促使全球变暖。这不仅会诱发洪水、干旱灾害频频出现，还将导致极地冰帽融化，使洋面上涨1.4米，因而大片陆地和城市将淹没在汪洋之中。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2025年之前，温室效应也只造成全球气温中等程度的渐变，在此之后情况会更为激化，全球气温分布格局严重扭曲，这不仅大大增加风暴猛烈的程度，还造成地表水、土壤、植被以及海洋生态发生恶化，现有的农业耕作制度也将变得无效。随着人类活动如对燃料的使用量与日俱增，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多。同时，地球上的森林面积急剧减少，对二氧化碳的吸收能力降低，全球气候的变化则愈加急剧和明显，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担忧和焦虑。
臭氧层――臭氧层是指大气平流层中臭氧集中的层次，距地面20-25公里。它能吸收太阳的紫外线，使地球上的生物免遭紫外线的伤害，被誉为地球的“保护伞”。本世纪70年代初，美国环境学家观察到抵御太阳超紫外辐射的臭氧层遭到破坏的迹象。1985年，英国科学工作者在南极洲上空首次发现了臭氧层严重损毁，出现所谓臭氧层窟窿，形成了一个面积相当于美国国土大小的“空洞”。近年来科学家发现，全球的臭氧层都在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臭氧层的破坏将会导致紫外线辐射“长驱直入”到达地表，使人类皮肤癌等发病率增高。过量的紫外线还会危害农作物和海洋浮游生物的生长繁殖。
臭氧层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人类大量使用氟氯烃化学制品造成的。氟氯烃的商品名称叫做氟利昂，广泛用于化工和冰箱、空调等制冷行业。虽然氟利昂目前在许多国家被限制使用，但全世界年产量仍达200万吨。氟氯烃气体在高空会释放出氯原子，氯原子能与臭氧分子发生化学反应，使臭氧分子遭到破坏。现已查明，臭氧层遭到破坏，或甚至有朝一日会被耗尽，这也是目前癌症发病率急剧上升和海洋食物链严重受破坏的主要祸根。新近还证实，臭氧层受破坏程度仍有增无减，第二个臭氧层窟窿正在形成。
酸雨――在极短的时间内，因人口激增、密集农业活动和化石燃料过密使用，而大量地排放的氮氧化合物以及各种气体，在光化反应下形成酸雨由来已久，近年来更加暴露无遗，愈益严重。
在我国的大城市，由于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了较为严重的煤烟型大气污染。目前，世界一次能源消费以石油、天然气、核电等优质能源为主，而我国一次能源中，煤炭占到1/2-1/3，其他较为洁净的能源所占比重甚低，是污染我国环境的一大源头。根据国际能源机构公布的世界各国CO2排放量状况，中国居第二。2000年，全国烟尘排放量达2324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达1995万吨，致使城市大气质量大都超过国家标准。在我国西南、华南地区还出现了以城市为中心的酸雨区，近年来呈扩大趋势。
60亿人赖以生存的地球向人类发出了一系列警告：旱灾、飓风、洪水、高温互为呼应，一齐袭扰着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面对地球如此频繁而集中的报复，人们在瞠目结舌之余不得不反躬自省：必须迅速一致地行动起来，好好保护我们这不堪重负的脆弱的家园。
破坏了的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报复，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人并不是万能的，人类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我们必须承认，人，仅仅是千千万万物种的一个，是依赖于大自然而存在、发展的。若违背了这点，人便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更谈不上控制和征服自然。
（三）人对自然的过度利用和开发并不表明人的力量强大，反而证明人类自控力的丧失
我们始终强调的一个事实是：人类对于整个世界的认识和驾驭能力都是微乎其微的。那种对人类理性的盲目的乐观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迷惑和阻碍了人类对自己所处的严酷现实的认识。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并不表示人的力量的强大，反而证明了人类自我控制能力的丧失。
在我们的国家，国民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现在仍处在向天、向地、向自然伸手要的阶段，却又自认为能力不错，可以“人定胜天”，却不知，这恰恰说明我们控制不了自己。如果说生态问题、环境污染乃至资源问题对全球来说是紧迫的，那么对我国尤为紧迫。我国资源的人均占有数与世界平均数比较分别为：国土面积14.4亩：49亩；耕地面积1.5亩：5.5亩；草原面积5.5亩：11.4亩；森林面积1.8亩：9.8亩；河流径流量2600立方米：11000立方米。其中森林覆盖率居世界第120位，仅高于蒙古、西亚和北非等沙漠国家。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资源仍在遭受严重的破坏和巨大的浪费。比如，我国的水土流失面积共约150万平方公里，几乎占国土面积的1/6，每年流失土壤50亿吨；沙漠化面积为17万平方公里，且有扩大的趋势；西部与北部草原退化严重，总面积达7.7亿亩；全国森林年生长量只有2.3亿立方米，而消耗量却在3亿立方米以上；
党的十六大提出，我国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从现在的经济发展势头看，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应该不成问题。但如果沿袭传统的发展模式，资源将难以为继，环境将不堪重负。据报载，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任Topfer先生认为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不可能实现，想来他担心的也是资源和环境容量的约束，他的警告值得引起我们高度的注意。
1979-2004年这25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7%。2003年，我国的GDP总量已达到1.4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然而由于采用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资源和环境破坏的速度也在加快。这种发展模式使我国资源环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首先是资源的代价。2003年我们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世界水泥总产量的40%，世界煤炭总产量的31%，实现的GDP却仅占世界的4%。这表明，我们的经济增长的效益低下。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从资源制约的角度看，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2003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钢铁第一大国、水泥第一大国、家用电器第一大国、电话第一大国、服装第一大国。但是，在产品产量猛增的同时，我国资源和能源对进口的依赖也日益上升。仅在2003年，就从海外进口了超过l亿吨的石油和成品油、1.4亿多吨铁矿石。作为钢铁第一大生产国，我国的铁矿对进口的依赖将会逐步达到50%左右，石油对进口的依赖也将达到50%，甚至更多。据测算，目前全球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可采储量，其静态保障年限分别仅为40年和60年。如果考虑到我国的国际支付能力、对于资源的全球竞争力和安全保障能力，以及高消耗水平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等因素，很显然，中国的高增长是难以为继的。2003年，中国面临了第一次能源危机，为能源价格的上涨付出了大约60亿美元（或GDP的0.4%）的代价。电力短缺日益严重，能源安全凸现隐患。
其次是环境的代价。在持续多年的高增长率的背后，是触目惊心的对环境的高损害。现在，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要高出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要高出10倍以上。我国环境污染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联合国公布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约20个城市中，16个在中国。2000年，全国十大地表水系的COD年排放量达1445万吨，比Ⅲ类水质要求的800万吨容量高出80.6%；2001年，七大水系断面检测，达到Ⅲ类水质的仅占29.5%，而劣V类水质却高达44%；全国城市有66.7%缺水；大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达1995万吨，比国家二级标准要求的1200万吨容量高66.3%，酸雨面积之大，已开始危及韩国和日本；农田化肥农药污染、重金属污染、土地荒漠化、各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等现象也日益严重。从生活的生态环境质量来看，这种发展趋势与我们追求的经济增长目标是相悖的。据世界银行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就达8%以上。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生态环境成本为代价的。当天然的生态环境资本用尽以后，继续按照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经济，将会牺牲人类的健康。到2020年我国人口将会超过14亿，比美、日、德、法、英、加六国的人口总和还多一倍，而我们的国土面积只有六国总和的1/2，按照发达国家的道路发展，我们的单位国土面积要承受的污染强度将比发达国家高四倍。这是我国的生态环境绝对无法承受的。而且，发达国家将高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的生态环境系统本身就比较脆弱，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很可能导致我们的生态系统崩溃。
影响生态系统环境的因素是复杂的，但首推的还是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利用和开发。生态严重失调、环境严重污染的时期，恰是商品经济刚刚摆脱自然经济的约束，工业社会刚刚离开农业社会的轨道而大发展的时期。传统经济运行方式遵循一种由“资源消耗―产品工业―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资单项流动的开放式线性经济。在这种经济运行方式中，人类通过对资源的粗放型经营和一次性利用，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这种经济生产的高消耗、高产量、高废弃的现象直接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恶性破坏。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支持能力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增长阶段：环境支持系统的压力持续加大；第二阶段是大力补救阶段：环境负荷开始减速增长，一直达到区域环境承载力的最大压力，其后逐步下降；第三阶段是环境质量逐渐变好。现在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达到第三阶段。这就是世界公认的“环境库茨涅兹曲线”（EKC）。目前，大部分环境危机的根源仍在于富国和贫国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个差距反过来又加剧了危机。发达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23%，却控制着世界商品的80%，它们对大部分的污染要负主要责任。另一方面，遭受人口过多、营养不良、疾病打击最大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国家努力追赶发达国家的同时，一个恶性循环开始形成：高速的工业化进程毒害了城市，提高农业产量的努力往往又毁坏了森林，耗尽了土壤的肥力。
人类来自然界，自然界又是人类及其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因此，人类必须把自己融合在自然界中。从根本上说，我们从来没有脱离过自然的怀抱，也没有摆脱过自然的控制，更没有完全逃脱过自然的惩罚。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并不表示人的力量的强大，反而证明了人类自我控制能力的丧失。结论仍是这一点。
这里，我们仍然需要讨论这样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是否应该发展科学技术。
科学的基本因素是知识。我们发展科学技术，是研究客观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获得关于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知识，并把这些知识应用于实践，为人们提供日益增多的福祉。科学的目的是关于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和实践。美国科学家H？莫尔说：一个科学家的道德义务是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经济和政治的压力下，都为丰富真正的知识作出贡献，并以此来减少对自然界，包括对人的愚昧、偏见和迷信。科学的准则是获得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维护这种认识，并正确合理地运用这种认识于改造自然的实践。由此可见，爱科学仍是我们的重要的道德规范。但是，这里有许多复杂的问题。虽然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如何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如何应用科学技术发明，把科学成果转变为现实可行的技术和工艺，又反映了不同阶级、组织、阶层、集团的不同利益。国外有的学者根据科学技术的价值最终要看它在人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的观点，认为科学将不再被理解为在价值上是中立的，而被认为可以用来作恶也可以行善。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科学是不会有罪的。有罪的只是那些滥用科学成就的人们（约？居里）。另外，有的科学家提出，为人道主义的理想工作，如果目标同这样的理想不一致，便停止工作。我们不能在只对一些人有益而对另一些人有害的研究项目中工作。事实上，这是很难实现的。除了科学成果可能被滥用以外，还有一种更复杂的现象，这就是，一项技术成就，它的社会后果往往是矛盾的，同一项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知识，可以为人类造福，又可能有潜在的破坏作用。
根据不同的目标和价值标准提出为什么发展科学，科学为什么服务，会得出不同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由于科学可能被滥用，这就提出了科学家应当关心他们的科研成果得到怎样的应用，应当注意他们的技术发明的道德后果，特别是要预防科学发现对人类的有害后果的问题。
总的说来，科学的目的是获得关于客观世界的真正知识。科学是生产力，它是善的、是好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可能有潜在的破坏作用。这种潜在的作用不一定马上变为现实，特别是常常不能很快被意识到。因此，为了人的福祉，应该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同时，我们也要警惕对科学技术的滥用。这种现象一旦发现，就要加以制止，包括应用科学技术手段及其他手段去纠正科学的滥用，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增进整个自然界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