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道德行为选择的实现不仅以自由为前提、以责任为结果，而且还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个环节都必须遵从一定的标准才能达到选择的目的。因此，我们还必须研究生态道德行为选择的实现过程。
（一）生态道德行为选择的标准
生态道德行为选择总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才能进行。然而，任何标准本身的地位都是不确定的。在某种选择境况下，这一标准可能是最高的尺度了，如“生命诚可贵”，生存在一般环境中是一个人选择的较高标准，但当面临生态危机、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大标准时，它显然就要让步了。因此，在生态道德行为选择的过程中，首先是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问题。
任何生态道德行为选择都是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的，这就是生态道德行为选择标准的确定性。一定的标准在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是确定的，较低的价值准则应该从属于较高的价值准则，较小的标准应取决于较大的标准。标准的作用也是确定的，它决定着主体的取舍，决定着选择的价值。在价值冲突中，该标准促使主体执行某种道德价值而舍弃另一种道德价值。正是由于一定标准的地位和作用的确定性，才使这一标准成为某一选择过程中的确实依据。
生态道德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是指：其一，标准的确立依赖于主体的认识。认识不同，或认识程度不同，进行选择所依据的标准自然也不同。其二，标准的作用取决于它对道德体系中的地位。地位越高的价值准则，对选择的作用也越大。但由于价值准则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任何准则都不是绝对的，都不能包揽所有的道德选择。其三，标准的作用在具体的选择之中得以显现，不同的选择对标准的要求不同，而相同的选择也可以确定不同的标准，既没有可以普遍使用的抽象标准，也没有永恒不变的固定标准，只有在具体情境中发挥具体作用的具体标准。
生态道德行为选择的标准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一方面，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包含。不确定性中包含着确定性，否则价值准则就无法成为选择的标准；而确定性中又包含着不确定性，因为确定的选择标准是从不确定的价值准则来的。只讲确定性，选择标准就会僵化，变成形而上学的教条，最终束缚人的选择。而只讲不确定性，选择标准又会无从把握，变成主观随意性的产物，使选择丧失依据。另一方面，二者相互转化。不确定性的准则一旦为主体所确认，就会成为确定的选择标准，在这个范围内，标准具有最高的权力，决定着取舍。但一超出这个范围，此标准又会成为不确定的，受其他准则制约或支配。
生态道德行为选择的标准是主体所确定的，这就又有一个主观性与客观性的问题。
“人是万物的尺度”，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智者派就如是说，这就把选择标准的确立权交给了人自己，把选择标准与人的主观性相联系。人作为选择的主体，也就是确立选择标准的主体，但又不仅仅如此。马克思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在确定选择标准时不能仅仅从主观出发，必须考虑他人的因素、社会的因素，还要考虑自然的因素，即从人与自然出发，从而使选择标准又具客观性。
生态道德行为选择标准的主观性决定了标准都是具体的。主体在进行选择之前，必须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确立标准，因此标准带着个人的色彩。个人的感性欲望、个人的理智情感、个人的意志信念，都可以成为确定标准的因素，而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理性和理想。生态道德行为选择是价值决断，仅靠感性的东西不行，必须把感性上升到理性，把需要上升为理想（这里讲的是理想的生态环境）。理性、理想已经摆脱了个人的有限性，而进入到有限与无限相统一的领域。从现实与理想的结合出发而确定的标准不仅具有个人的主观性和情境的特殊性，而且还包含着社会的客观性及选择的普遍性。只有如此，标准才不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个人把握生态道德选择规律的结果。
生态道德选择标准的客观性决定了标准都是普遍的。每一标准能够适用于一类情况，而不是只能适用于一种情况，没有这种普遍化性质的标准就不是生态道德行为选择的标准。客观标准是不承认个性的。它将一切选择都经过客观的审判，符合者方予通过。但普遍性的标准最终必须落实在一定的选择中，成为具体的标准，从而多少具有个性的特殊性和个人的主观性，也即把客观的道德规律化为人的内在要求，变为个人自觉的选择活动。因此，真正的道德行为选择标准既不排斥主观性，也不排斥客观性，而是将主观性和客观性融于一体，达到二者的统一。
生态道德的基础是利益，生态道德行为选择归根结底是利益的选择，利益的选择就必须有功利问题存在。因此，生态道德行为选择标准中还有一个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问题。
所谓功利性，是说任何生态道德行为选择标准的确立，都反映了人与人之间一定的利益关系，都是为了达到或实现某种利益的。世界上不存在纯粹的生态道德，生态道德归根到底是人们利益关系的反映，生态道德准则不过是利益的特殊表现形式或达到利益的特殊手段。由这样的准则转化而成的选择标准当然也具有强烈的功利性。但是，这里所说的利益，是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以及正当的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而不是脱离人类整体利益的个人私利或小集团的狭隘利益。生态道德产生在这种利益基础之上，自然要通过道德行为选择来维护、发展并完善自己的利益基础。
生态道德行为选择的标准又具有超功利性。超功利性在这里有以下几层含义：其一，生态道德行为选择的标准虽然来自利益关系，但它又具有相对独立性，与利益并不是直接的、一对一的决定关系，这是由人类生态道德发展本身所造成的。其二，生态道德行为选择的标准虽然反映着利益的要求，但正如上文所说，这种利益不是个人利益，而是人类的整体利益，所谓超功利，实际上就是超出个人的功利的无私精神。从标准上，既看不到任何利益的迹象，也不能期望它能给个人带来的好处。其三，生态道德行为选择的标准在许多地方不但与当事人的利益无关，而且刚好相反，标准要求人们去选择那些具有很高价值的可能性，这种选择往往需要人们作出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贡献和牺牲。生态道德行为选择标准正是在这种无私的贡献和牺牲中显示出生态道德的价值。
总之，生态道德行为选择的标准不是主观随意性的产物，也不是纯粹的客观规定，而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以及功利性与超功利性的统一。
（二）生态道德行为选择的规定性
生态道德行为选择的过程中，渗透了理智和意志的因素。理智要探讨选择的起因，研究选择的过程，进行权衡，从而为生态道德行为选择确立标准、方向和目标。意志也参与选择的全过程。意志与理智相结合，构成了自主、自决、自控等道德行为选择的规定性。
自主。它是生态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规定性。这一规定性决定了生态道德行为选择只能是主体的活动，而不是主体以外的、外在的活动。自主性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生态道德行为选择是“我”的选择。生态道德行为选择表明主体不满足现实的个人或社会的生态道德状况，要通过行为选择改造现实，在改造客观现实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生态道德行为选择因而成为主体人格的组成部分。其二，生态道德行为选择始终是一种主动的选择。选择一开始就是主动的，选择者的目的是“善”，为了“求善”，完善社会同时也完善自己，在这一主观愿望下，主体不会在选择过程中迫于外在压力去做违心的选择，也不会从属于内在欲望半途而废，主体在理智与意志的支配下按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去对待选择并实现选择。
自决。自主性从出发点和性质上规定了生态道德行为选择的内容，而这一内容就是意志的自决，这种自决使选择成为自主的选择。只有自决的意志才是现实的道德意志。从表面上看，人人都以为自己的选择是出于自决的，似乎自决是生态道德行为选择的不言而喻的品性，但实际上自决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人们唯有通过抉择，才投入现实，只有道德的意志，在理智指导下的意志才能面对严峻的现实而不畏惧。缺乏道德意志的人，常常逃避选择，或是把选择权赋予主观感觉，按惯例行事，或是听命于命运和权威，一味顺从。只有具有道德的人，才能把自决看作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自决与自主一样建立在明察、深知的基础上，是根据生态道德的本性，人与自然关系的规律以及现实条件作出的决定，它着眼于长远的目标和理想的生态环境，把每次决定都看作自我道德完善的一个步骤，而绝不是盲目的。
自控。生态道德行为选择在性质上自主，在内容上自决，在过程上则是自控的。自控是保证选择顺利进行的机制。意志引导选择的同时又控制选择。否则，选择失控，偏离原来的方向和目的。否定了自主和自决，也就不算是真正的道德行为选择。生态道德行为选择的自控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选择开始时的控制。道德意志的决定尽管是理智的、审慎的，但也不会一点误差也没有。选择主体一旦发现失误，就会使用自控机制，中止或改变起初的决定。同时，由于选择者自身的复杂性以及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常会出现把外在决定当作意志自己决定的情形，这时主体也可用控制这一手段，暂缓选择的进行。其二，选择过程中的控制。选择从决定到实施再到结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意志由于“身在庐山中”而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或由于外在的干扰，或由于外界事物发展变化，会出现偏差，为了防止“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选择者也要经常审时度势，随时调整，以控制整个选择过程。其三，选择结果上的控制。选择结果标志着某一具体选择的结束，但从人一生的道德修养、道德品质的提高来看，它又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如何使之尽快向新的环节过渡，更上一层楼，也是自控的重要任务。
（三）生态道德行为选择的过程
选择是行为的前奏，生态道德行为在选择的过程中形成，具体表现为个人由行为动机、行为手段直至行为目的的选择过程。
任何行为都是有动机的。动机是推动个体活动以达到一定目的的内在动力，它是行为的开端。因此，生态道德行为选择过程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动机的选择。
人对动机的选择，一方面是由于主体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另一方面动机本身也提供了选择的可能。动机的好坏对行为的善恶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动机与行为的关系不是一对一的，同一类行为可能动机各不相同。比如伤害野生动物的行为，伤害者可能是出于动物毁坏财产引发不满而进行报复，也可能由于为了经济利益，还可能是为了一饱口福等等。同样的行为，因为其动机不同道德价值也有很大不同。无论人们的生态行为动机有多少，从道德上讲，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符合生态道德的动机，如为了维护人类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二是不符合生态道德的动机，如生态活动中的私心、贪心等等；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类动机，如既要顾全个人利益，又不昧着良心做亏心事，能够维持生态平衡，但又不完全彻底。第一种动机是善的，是每一个具有一定生态道德品质的人都应该选择的；第二种动机是恶的，应该加以克服乃至摒弃的；第三种动机的善恶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不断加强生态道德的指导。
动机与行为的关系并不一一对应，还表现在某种行为的动机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几种动机共同作用形成的。比如，对人类生态环境事业的执著追求中有着想出人头地、成名成家的愿望，也有对事业的热爱、希望的寄托，还有成就感、价值感的需要，或许还有报答社会、师长关怀的报恩之情等等。在众多动机中，必有一个占主导地位，起着支配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生态道德行为选择就表现为如何选择主导动机上。倘若选择了比较符合生态道德的、善的动机为主导动机，就能使行为顺利进行，最终达到目的，如果选择的主导动机是恶的，不符合生态道德的规范，那只能导致失败，是早晚当予摒弃的。
动机的复杂性还在于：同一动机也可以产生不同的行为。因为动机只是行为的直接原因，而不是目的，它推动人去行动，但又没有明确行动的途径和手段。如在生态活动中想致富这一动机，可以表现为诚实劳动，合理利用资源，也可以表现为盲目开发掠夺和破坏资源。这一现象告诉我们，动机选择的道德意义是有限的，道德选择还要进一步发展，由动机过渡到目的。
生态活动中的目的是人们通过行为所要达到的结果。漫无目标的行为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目的是行为的灵魂，规定着行为的方向，因此显得更为重要。目的在行为中的地位和作用使选择正确的目的成为生态道德行为选择的关键环节和主要使命，也决定了目的选择的重要性。目的不是与行为相对而言的最终结果和状态，而是从动机转化而来的，与人的主动欲求相关，是行为追求的对象，这种对象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以观念形态在人的头脑中生成或表现出来的，从而能够起指导行为的功能和作用。
目的不仅仅是主观的，实质上它是客观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头脑反映的结果，是主客体的统一。作为客观规律的目的，人是无法改变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作为人的主观反映，目的又是可以选择的。只有经主体选择以后，成为“我”的目的，才能支配“我”的行为。
不同目的的共存和对立，使目的的领域充满矛盾和冲突，使得人在选择目的时不得不格外谨慎。选择目的，既是选择活动自主、自决性的突出表现，也是道德责任的主要依据。
目的必须通过手段来实现，手段是实现目的的方法、途径或方式，是由目的本身的性质规定的。因此，选择目的同时也就是选择手段。目的制约和支配着手段的选择：高尚的目的必然由正当的、合乎道义的手段来实现，而卑劣的目的却常常不择手段。不过这是从根本上而言的，不能无限夸大。
选择目的与选择手段的关系是辩证的。一方面，由于目的是行为的灵魂，必然支配着手段，确定目的决定着选择手段；另一方面，手段也并不是完全消极地听命于目的，目的必须通过手段去实现，没有手段的目的只能停留在主观观念上，不可能转化为现实。手段本身是一种积极能动的力量，它要反作用于目的。手段的价值可以增加、减少甚至改变目的的价值。由此可知，手段的选择也是生态道德行为选择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目的与手段是密切相关的。在目的既定的情况下，手段的选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一，正确地选择手段才能尽快、圆满地实现目的。由于目的手段的相关性，所以，手段必须与目的在性质上一致，才能有助于目的的实现。其二，选择手段可以强化生态道德行为选择的责任。无论是动机还是目的，都是作为主观的东西存在的，对它们的选择经常是在观念中进行，是思想上的矛盾斗争。这种观念、意识上的选择对于形成人的品质是极为重要的，但由于它只停留在主体头脑中，并没有表现出来，所以选择的责任尚不明显。经过手段选择之后，目的、动机就开始由观念形态向现实形态转化，从而具有了明显的道德责任。其三，选择手段可以扩大人的自由。人们在生态活动中，为达到一个目的，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和各种方式，因而，手段与目的相比，要丰富得多。在诸多的手段间进行选择，既表现了选择者现有的自由度，又为选择自由的增加奠定了基础。
这样，选择经过动机、目的，达到手段，发展到了自己的顶点。这时，生态道德行为选择作为一个过程就完成了。
（四）生态道德行为冲突的二难选择
自然环境的报复，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的态度。生态平衡、环境污染已经或正在损害着人类自身的利益，一切关心人类生存发展的人们，无不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必要性、迫切性。这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似乎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了。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当代的生态平衡特别是环境污染都是经济高速度发展的结果。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所面临的问题看，在特定时期，经济发展速度越快，污染也最为严重。如果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上，人们对有些污染无法防治，或为了防治污染而必须放慢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那就势必向人们提出一个价值选择上的优先问题：是一味追求扩大生产、增长财富从而不可避免地加重环境污染呢，还是放慢经济速度、缩小生产规模以便控制污染呢？显然，防止污染尤其是工业污染，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它需要有较复杂的工艺和设备，需要大量资金。如果把防止污染放在首要地位，就必须让企业将其利润收入中的很大部分用于这方面的投资，结果导致生产投资不足，产品成本上升、竞争力降低乃至难以维持扩大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防治污染虽然对整个国家民族有好处，但却损害了这些工厂企业的眼前利益，降低了生产水平和生产能力，使它们对社会的经济贡献有所减少，这时社会又该做何种选择呢？如果说环境污染本身还是一个事实问题的话，那么，上述两个问题就已经具有了价值的含义，在决定治理环境与经济发展孰先孰后的关系上，价值观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关系的问题，目前国际上存在着三种主要观点。
其一，认为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和结果，我们应该勇于付出这一代价来换取经济的繁荣。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人类必须首先解决生存问题，在所有的环境问题中，再没有比“贫穷”更为严重的“污染”了。而要解决贫穷问题，必须优先发展经济，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环境受到了污染，但也给人民带来了生活的富足。当人们在优美的环境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但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他们还会认为保护这种环境是优先的吗？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曾有一位议员提出，是烟囱冒着黑烟、空气污浊但人人有工作、家家有饭吃好呢，还是空气清新但失业严重、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好？再者，经济发展是治理污染的基础和保证。防治污染需要技术、设备和资金，而这些只有经济发展了才有能力提供出来。当前发达国家在治理环境上远比发展中国家取得的成果多，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它们具有治理污染的经济实力。
这种观点正确地看到治理环境必须同发展经济相联系，在环境与温饱的关系上应把解决温饱作为首位，这是由于人只有在生存着才可能改善生存环境，使生活更好。但持这种观点的论者，却错误地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把后者绝对地服从前者，他们看不到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环境的治理就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换句话说，环境的污染妨碍了经济的发展，只有解决治理环境的问题，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问题十分清楚，本来社会就有能力治理污染，但却要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不去治理，结果就只能导致环境和经济都倍受损害：环境污染不仅使人们的生活质量下降，而且直接威胁到人的生产能力和生存条件，从而降低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最终带来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乃至停滞不前。
其二，认为经济增长是环境污染的元凶，要想防治污染，保护环境，就必须停止经济发展。他们的口号是“经济零度增长”，即遏制目前的经济增长势头，以限制其对环境的污染。而要实现“零增长”或“负增长”，首先要降低人们的需求，呼吁人们放弃奢侈的生活，放弃一次性产品，放弃汽车、空调器、飞机等现代工具，回到大自然去，回到18世纪的农牧时代去，人人都过着简朴的、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世界免遭灾难的毁灭”。
持这种观点的人看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在人均消耗能源上造成了严重污染，给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带来了无法估计的损害。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观点代表着一种新的价值观。传统的价值观在衡量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价值时，往往是以产量和产值为依据的，凡产量高、产值大的，其对人类对世界的价值就大。而持这种观点的人则认为，应该在这一问题上作一个重大转换，即要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企业效益与国民效益来划定民族、企业的地位和意义。例如某工厂造出1000万美元的纸张，同时会产生数以吨计的污水，如这个工厂发展和增加产量，使其经济实力和生产能力也相应提高，显然它所排放的污水也增多了，对环境的损害也增大了。一个工厂如此，一个国家也同样如此。所以，我们不应该把产品的数量作为判断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唯一标准，而必须从它给整个社会、整个人类带来的综合效应来判断。可是，这种观点却由良好的出发点走向了错误的极端，它所追求的“零增长”模式，并不是理想的发展模式，它只能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对那些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它们幻想返回大自然、返回中世纪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天然生态系统并非都是最适应人类生存的环境，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统一，必须在人的积极能动地干预或改造下才能实现。还有经济“零增长”或“负增长”也同样会产生污染问题，而污染的防治也绝不是经济萎缩情况下所能办到的。
其三，认为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既不能“因噎废食”，因会带来污染就不去发展经济，也不能只求经济发展，不顾“三废”对环境的污染，而是应该在两者之间寻求最佳的统一，在发展经济中保护环境，在治理污染中发展经济。总之，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造就治理环境的经济基础。今天，发展中国家的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或不愿意治理，而是因为他们的国力太弱了，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治理。而发达国家的环境从整体上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发达国家大多经历了经济高度发展――环境污染――治理污染的循环，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也为治理污染提供了物质条件。国际上正在出现环境保护投入的大气候。据资料，美国在1971-1980年的10年间用于净化环境的资金达2870亿美元，每年平均287亿美元；1988年用于防治污染的投资占工业总投资的7%，治理的规模和效果比发展中国家大得多。其次，在有限的财力中拿出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防治污染既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它不仅可以减少乃至避免严重污染的扩大，缩小治理的范围和成本，而且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工业的“三废”使森林、农田、大气、水源等环境变质、退化所造成的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往往要大于产生这些污染的企业所消耗能源、材料及设备的价值，环境保护的经济效益要大大超过其本身的价值。据经济学家计算，投资于发展卫生事业的综合经济效益是220%，发展教育事业的经济效益是413%，而发展环境保护事业的综合经济效益是600%。在我国，用于污染防治的每一元投资，可以产生6元的经济效应。1986年，环保投资47亿元，取得经济效应282亿元。这一数字仅仅指那些可见的经济效果，而那些长期的、大范围的效果还未计算在内。
我们认为，在以上三种观点中，第三种观点即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同时并举是最为可取的。在当代世界条件下，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紧迫性也日益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由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环境问题也早已不再是个别国家、个别地区的事情，而成了关系到全球生态、人类生态的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富裕民族与贫穷民族都面临着环境污染，前者在治理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后者对此也日益重视起来。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经济实力薄弱，且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方面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正确认识经济与环境、发展与防治的关系，形成有利于二者齐头并进的经济决策和价值取向，将会使我国避免重走西方一些国家已经走过的老路，形成发展经济与治理污染的良性循环。
（五）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中国生态道德行为选择的必由之路
中国是世界发展中大国。当代中国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期，它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而且影响到世界的未来发展。通过对中国及世界发展经验的认真总结，通过对中国国情的具体分析，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界定其内涵，即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分析判断国内外形势背景、时代特点及发展趋势后作出的极其重要的科学决策。可以断言，科学发展观是我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的宝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是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重要发展。它为我国走出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恶性循环怪圈提供了思想基础。
1.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及其提出的背景
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党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邓小平理论为这一科学发展观奠定了理论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了这一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地将我们党逐渐形成的发展观称之为“科学发展观”，并根据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根据对中国及世界发展经验的认真总结及对中国国情的具体分析，进一步界定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即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所谓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所谓协调发展，就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党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因为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
从国际形势及大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进入21世纪，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严峻的发展问题。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首先表现为资源争夺战：争夺石油资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的事件频发，硝烟弥漫。其次表现为抢占知识经济高地：抢占人才高地，抢占知识产权高地，抢占技术标准高地，抢占贸易标准高地，提高综合竞争国力和市场竞争优势。再次表现为在发展的过程中努力维持社会的稳定。因为从人类社会五千年的文明史，特别是大国的五百年兴衰史来看，一个外表极为繁华昌盛的强国，由于内部存在着浪费乃至挥霍资源、破坏环境、社会分配不公乃至不稳定，最终却因某种似乎偶然的因素，轰然倒下，国家崩溃，社会倒退，甚至文明消亡。再从现代史来看，从人均GDP1000美元到2000-3000美元，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期，在此期间，极易产生社会分配不公、腐败成风、道德滑坡及社会秩序紊乱的现象。拉美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三方面的因素，都是中国当前发展所急需关注的国际现实和世界经验。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国际背景。
再从国内背景来看，综观新世纪的国内外形势，我国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说，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正在和平崛起：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以年均9%的速度持续高速的增长，2003年的GDP近12万亿元，占世界4%，位居世界第6；制造业的规模占世界9%，位居世界第4；对外贸易大幅增长，进出口总额达851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4，外贸依存度已上升到60%；外汇储备和外商直接投资都位居世界前列；中国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而且，在21世纪的世界发展中，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动，将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并影响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国人口政策的成功执行，将对全世界人口压力的缓解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粮食供应的基本自足，将对全世界食物供需平衡和世界粮食市场的稳定，具有十分敏感的影响；中国能源和资源的消耗规模和消耗程度，将直接影响全球的能源和资源的开发、生产和流通，对世界贸易的活力起到显著的制衡作用；中国生态环境质量的状况，尤其是CO2和SO2的排放量控制及水土流失与沙尘暴的治理等将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图式、地缘环境的格局乃至全球生态状况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成功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必将对全世界的经济秩序、发展选择、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极其巨大而又深刻的影响。
因此，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实现基本现代化，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将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进程的重大贡献。总之，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相关。
但是当前国内的发展，却存在若干严重的问题。一是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仍然存在甚至有扩大的趋势。这对我国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区域共同发展、人民共同富裕等目标，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形成了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
二是人口资源环境与工业化的矛盾。我国就业人口的庞大规模形成了就业的巨大压力；我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形成了国家未富先老的状况，对社会及经济的发展，亦构成了沉重的负担。我国人均资源少、环境容量小的现实国情，难以支撑我国持续、高速、粗放的经济增长。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种“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低效率、依赖大量进口资源”的经济增长模式。据统计，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日益提升，目前已达到5，即每增长1元GDP要投入5元资本，是美国的5倍，印度的1倍多。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的投入。其次，从资源来看，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材耗也类似。如此的经济增长模式，我国的资源能源难以支撑，世界也难以支撑。再从污染来看，目前我国是世界的加工厂，世界的生产车间，但也是世界的垃圾场，各类污染极其严重。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效益低下，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和资源投入，但产出率较低。2003年我国GDP占世界第4，但原油消耗量占世界消耗量的7.4%，原煤占31%，铁矿占30%，钢材占37%，氧化铝占25%，水泥占40%。此外，我国的经济效率也十分低下，人均劳动生产率只有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加之，我国已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目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上升到60%以上，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了1/3，铁矿对外依存度超过了1/2。过度依靠国外资源，将导致石油安全、粮食安全及其他战略资源的安全问题。
三是“非典”的启示。2003年，我国内地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发生“非典”疫情，共波及266个市（县、区），累计报告病例5327例，349例死亡，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时也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际交往。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公共卫生支出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在世界199个国家中居于第144位。而且，在卫生支出中，政府支出所占比重不到40%，居民个人支出部分超过60%，而世界上最穷的国家都能由政府负担近60%的医疗卫生费用。此外，由于我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城市经济，因此，财政支出尤其是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包括医疗卫生资源及费用支出）主要用于城市居民。目前，占全国人口1/3的城镇居民享有3/4以上的卫生总费用，而占人口2/3的农村居民却只拥有1/4的卫生总费用。这就导致了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与合理性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对各国卫生系统的公平性进行排序，我国在191个国家中排名188位。此外，在教育、文化、交通、住房等公共产品中都有类似的情况。这说明，经济的增长应当与社会相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应当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
2.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严峻现实
中国地大物博，是世界的资源大国，许多种类的自然资源总量都位居世界前列。这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自然条件。但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相对不足，部分资源质量欠佳，资源破坏和浪费现象还普遍存在。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资源不足和环境恶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制约作用日益突出。而且，我国在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又存在诸多问题，加剧了资源短缺的矛盾。
我国的资源问题主要包括：一是人均资源占有量少。中国资源丰富，但人均自然资源的拥有量很少，许多方面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比如，中国人均土地面积不到世界人均数的1/3；人均耕地相当于世界人均数的1/4；中国淡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淡水资源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8%。人均森林面积为世界人均的1/6，人均草地面积为1/3，矿产资源潜在价值的人均值仅为世界人均值的1/2。
二是资源的分布与生产力分布不匹配。西北部人口不足全国的10%，但草原和地下矿藏却大多集中于该地区。东南部居住着全国的90%以上的人口，是全国社会生产力发达的区域，但地下矿藏却蕴含量不多。例如，我国的煤炭资源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等少数几个省区，石油也主要在黑龙江、山东、河北、辽宁等省，而经济发达的南方除贵州外都严重缺乏化石燃料，西南地区丰富的水能资源亦远离经济中心。再如，水资源在地域分布上也不均衡。全国水资源总量的81%集中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该地区耕地仅占全国的36%，人口占54%，其中西南地区水资源占全国的21%，而耕地和人口均不到全国的2%，绝大部分水资源白白流失，无法利用。而黄淮海流域及其以北地区，耕地面积占全国的64%，人口占46%，水资源量仅占19%，这些地区普遍缺水。这种自然资源与生产力的分布上错位，必然造成资源开发利用的不均衡，给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不利影响。
三是我国资源质量差异相当悬殊，低劣资源占有较大比重。例如，铁矿平均品位低于34%，其中贫矿占95%以上，能直接入炉的平炉富矿和高炉富矿合计仅占全国铁矿储量的2.4%；铜矿在1%以上的富矿，只占全国铜矿总量的36.8%，而且矿种分散，不利开采；农用矿产中，磷矿也多为贫矿。已探明储量的149种矿产中，除煤外，多数是用量较小的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种，而且伴生矿种较多，许多矿产资源往往是一矿多矿种，给分选和冶炼造成很大困难。一些稀缺矿种，如铬、铂、黄金等，都满足不了国内需求，需要进口。此外，中国赋存的能源中主要是煤，优质石油和天然气所占比例很小，从而决定了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格局。这是造成我国大气污染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是资源开发利用的问题严重。我国的资源开发强度大，后备资源不足，供求矛盾十分突出。耕地、森林面积不断缩小，淡水资源短缺，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的勘探储量远跟不上开发建设的需要，从而使供需矛盾不断加剧，其中土地资源问题更加突出。而且，自然资源遭受的破坏十分严重。贫困地区的农民致富心切，乱挖滥掘矿产资源的现象比比皆是，随意上马的小矿井，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和措施，既破坏了自然资源，造成对资源的巨大破坏与浪费，又污染了环境，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还时常发生安全事故，造成人员的伤亡，给人民带来多重损失。此外，资源的利用效率不高，浪费现象惊人，据有关资料，我国钢铁、木材、水泥等12种主要原材料的物耗比发达国家高5-10倍，有的甚至高达百倍。虽然近几年随着节能技术的研究推广，能耗有所下降，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相当大。能耗、物耗高，既污染了环境，又加快了我国本来就不很富足的自然资源的耗竭速度，给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留下了阴影。
在环境保护方面，我国在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坚持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加大了环保投入和环境管理的力度，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我国生态环境的压力与日俱增，生态环境整体恶化的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总体说来，局部有所改善，整体继续恶化，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仍在发展，并迅速向农村蔓延，区域性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不断发生，全国环境污染负荷进一步加剧，环境和生态问题已成为制约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是大气污染严重。目前我国的大气污染主要是煤烟型污染，主要污染物是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粉尘和酸雨危害最大，污染程度在加重。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列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二位，氟里昂排放量居世界第一。此外，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汽车、摩托车等机动车数量急剧增加，以氮氧化物、碳氢化物为主的汽车尾气污染日益严重，成为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水环境质量持续恶化。水污染是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问题之一，水污染同时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目前，我国的工业废水一半不能达标排放，而生活污水的处理率更低。大量污水直接排入水体，造成大范围的污染。全国有监测资料的1200多条河流中850多条受到污染。长江、黄河、淮河、海河、辽河、珠江等七大水系中只有38%的河段达到或优于地面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16%的河段水质为Ⅳ类，Ⅴ类、劣Ⅴ类水质占46%，1/3以上的河段的水丧失使用功能。城市河段超过Ⅲ类水标准的已占78%，Ⅴ类、劣Ⅴ类水质的占52%。全国湖泊普遍受到污染，各大淡水湖泊75%以上富营养化加剧，尤以巢湖、滇池、太湖为最。水体污染和富营养化程度不断加剧，濒临失控，已严重危及流域内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和旅游业发展，并造成部分地区供水困难，工厂被迫停产。此外，近海海域富营养化加剧，水质恶化呈加重趋势，渔业资源和水产养殖业受到明显影响。
四是固体废弃物污染加剧。固体废弃物污染不断积累，垃圾围城较为普遍，塑料包装物和农膜导致的“白色污染”突出。我国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率、处理处置率比较低，多数只是简单的堆放，占用了大量的土地；同时，生活垃圾得不到有效的处置，全国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固体废弃物侵占了大量土地，严重污染空气，严重污染水体。
随着农村工业的迅猛发展，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急剧向农村转移。由于乡镇企业布局分散、技术装备水平低、“三废”治理能力差，排放的污染物严重污染周围环境，全国有2/3的河流受到乡镇企业的污染。随着经济发展的西进，乡镇企业污染正在迅速向中西部转移，并呈加重的态势。其后果不仅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危害了农民的健康。贵州、云南等省已出现明显的公害病，如铅中毒、砷中毒、镉中毒等。
五是自然生态恶化加重。我国是全球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62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27%），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38%），并且每年还在不断扩展。我国每年流失土壤总量达50亿吨，全国200多个贫困县中的87%分布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沙尘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呈上升趋势。沙尘暴的起因是气候变化，根本原因是生态破坏，特别是地面植被的破坏。此外，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低，草地严重退化。
我国物种资源无论种类和数量都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森林资源的减少和草地的退化以及2500多万公顷的湿地面积不断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现状导致了动植物生存环境的破坏，物种数量骤减，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有的物种已经灭绝。
六是自然灾害严重。我国是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由气象、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每年因灾害死亡数万人。我国约有70%以上的大城市、50%以上的人口和75%以上工农业产值分布在气象灾害、海洋灾害、洪水灾害和地震灾害都十分严重的沿海及东部平原丘陵地带，因此，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程度较大。
总之，目前我国是以最脆弱、最严峻的资源环境，供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结果造成了严重的资源环境破坏和经济损失。为此，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在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寻求和谐的关系，合理利用资源，改善环境，减轻灾害，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创造更加美好的环境条件。
3.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一条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所谓循环经济，是指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其目的在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及广大学者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旗帜下，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当代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根源在于工业化运动以来所采取的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为主要特征的线性经济增长模式，为此提出人类社会的未来应当建立一种以物质闭环流动为特征的经济，即循环经济，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双赢，即在资源环境不退化甚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战略目标。
实际上，目前我国的经济过热，从物质流动和表现形态的角度看，是一种由消耗大量资源到生产大量产品再到排放大量废物的传统工业经济。正如前面所分析，目前我国的经济是一种以“三高二低一依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是一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此不同，循环经济所倡导的是一种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将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从而将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因此，循环经济的本质，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即生态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创新型的经济。
循环经济要求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3R）为经济活动的操作原则，并以资源利用最大化和污染排放最小化为主线，逐渐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个有机系统，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其操作层面可分为三种：
一是社会层面的大循环。即通过废旧物资的再生利用，实现消费过程中和消费过程后物质和能量的循环。许多发达国家已在此层面推进了循环经济的演进和发展。目前，江苏省正以苏州市为试点，开展社会层面的经济循环；在无锡市则建立了一个废旧电子产品垃圾的处理场，利用先进的处理处置技术，化腐朽为神奇，将垃圾转化为再生资源。但从总体上来说，目前这种社会层面的大循环在我国还是一种理念。
二是区域层面的中循环。即按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企业间的工业代谢和共生关系，建立工业生态园区。如丹麦的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区是目前国际上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最为典型的代表。该园区由发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厂等组成，通过贸易方式将其他企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本企业的生产原料，建立工业横生和代谢生态链关系，最终实现园区的污染“零排放”。国家环保总局则选择广西贵港为生态工业园区示范点。该园区以贵糖股份有限公司为核心，以蔗田系统、制糖系统、酒精系统、热电联产系统和环境综合处理系统等为框架，各系统之间通过中间产品和废弃物的相互交换及相互衔接，实现园区内资源的最佳配置、废弃物有效利用，将环境污染减少到最低水平。江苏省宝应农业生态园区则由湖面、水生系统、藕莲种植系统、鱼鸭猪羊养殖系统等构成，利用生态学原理，形成一种生物共生的大系统，改善了生态环境，提高了农业效益，并促使该县的荷藕成为著名的绿色产品，走向了世界。
三是企业层面的小循环。即根据生态效率的理念，推行清洁生产，减少产品和服务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实现污染物排放的最小量化。美国的杜邦公司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3R制造法”，形成一整套新工艺，减少污染，降低物耗，提高效益。此外，还从回收废料中开发新产品。在这一层面，我国的许多企业正在起步。如江苏省昆山保绿公司根据目前市场上白色餐盒屡禁不止的现状，与科研单位合作，共同开发了一个项目，专门回收白色餐盒，开发塑料粒子，供下游企业生产再生塑料制品，如地板革、碟片盒、纽扣及某些文化用品等，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因此，为提高我国环境容量及其承载能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一条促进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只有从各个层面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并从规划、法规、政策、管理、经济、科技、教育、宣传、社会舆论等方面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支撑，构筑一个包括生产和消费在内的整体配套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才能较好地解决我国的资源环境问题，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才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社会与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早日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