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燏5岁后入私塾就学，在读了七年的中文后，升入中学，念的是长沙艺芳女校。在这里，她见到了一生中重要的一个人，堂姐曾宝荪。
曾昭燏的曾祖父是曾国藩的四弟曾国潢。在曾昭燏未公开的自传里，曾昭燏说，自己是曾国藩家族中没有沾上人民鲜血的，比较心安。这句话有着较长渊源，曾国藩兄弟五人，他是老大，平时与并肩作战的二弟曾国荃最为贴近，家中留守的只有老四曾国潢，照顾上下老小，筹备后勤，是唯一一个没有参与湘军的人。
曾宝荪是曾国藩的嫡系曾孙女，艺芳学校就是由她所办。曾宝荪的父亲曾广钧，是曾国藩孙辈中最年长的一个，宝荪又是曾孙辈中最年长的一个。曾广钧为光绪十五年（1895）进士（曾家出了两个进士，另一个就是曾国藩），具有维新思想，对后辈很放得开。曾宝荪幼时是跟着祖母郭氏的，这位夫人的丈夫曾纪鸿常常出现在曾国藩的家书家训中。
曾广钧满足了女儿曾宝荪三个条件，一是不许缠足，二是不为她幼时订婚，三是准她入基督教和出洋留学。这也影响了她一生的路径。
曾宝荪先后到浙江、上海求学，1911年，15岁时入英国圣公会所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冯氏高等女校，校长是英国人巴路义女士，对她极为器重。也就是在这里，她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成为曾氏家族第一个基督徒（亦有人称第一人是曾纪鸿的之子曾季融）。
而后，曾宝荪由巴路义女士带到英国留学，直至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师范教育，立定志向，回国后以从事女子教育为终身职业。曾宝荪终生未嫁人，她有名言：“我如果结婚，顶多能教育十个子女，不嫁人，全心奉献给教育，我可以有几千个孩子。”
有人说，曾宝荪这话是对着曾昭燏说的。曾昭燏在艺芳女校形成了后来独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曾昭燏回忆说：“艺芳虽不是教会学校，而教育带有宗教性，因曾宝荪是个基督徒，不过她不是个普通‘吃教’的人，而是一个对于基督教的哲理有研究的人。她每天早上和我们全体学生讲话，告诉我们：‘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做事要负责认真，做人要勇敢坚强，有是非心，有正义感’‘要爱人如己，牺牲自己，帮助别人’。这些话在我生平做人上，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艺芳学校各班级以礼、乐、射、御、书、数依次命名，设有英文、算学、音乐等先进课程，不少教材都是在校老师编写，教学方式灵活，还推荐课外读物。20世纪的20年代后期，南方正流行着一股“革命的杀气”，湘乡的学生运动气息浓重，但艺芳女校坚持不参加学生运动，以学业为主。居于艺芳学校隔壁，由毛泽东创办的船山学社与该校政见不合，后来就起了冲突。船山学社的梭镖队，来到艺芳学校，“来解散我们的学校，我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事，抗拒着不接受命令，大家抢着把学校的东西往附近的同学家里搬，卫护着校长出了大门，然后大家集合在教室里，唱歌，用墨水在墙上写‘艺芳精神不死’的标语。然后大家呼口号，整队出门”。
正是在艺芳女校，曾昭燏开始接受现代科学知识教育。也正是在这里，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时代冲突的无奈。但她坚持留下来，积极帮助堂姐恢复女校，后来夺回了部分被船山学社占据的曾家祠堂，由曾宝荪返回，继续办学，走的还是曾家“耕读持家”的路径。1929年，曾昭燏于艺芳女校毕业，曾宝荪邀她留在长沙续读，将来回艺芳教学。但她在南京中央大学教学的二哥曾昭抡携妻俞大絪回乡探亲，要求曾昭燏去南京就读。
曾昭燏考上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那一年，蒋介石率领的北伐战事取得成功，北都被废，南京被确定为中国首都。在这里，曾昭燏受到了名师黄侃、胡小石的赏识。
南京，曾是太平天国的“首都”，也是曾国藩的心头大患，差点连九弟的命都搭进去了。天国陷落后，屠杀是必然的，到底杀了多少人，至今也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民间有个说法，曾国藩因为在南京的屠杀手段残暴，被人们称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现在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
曾国藩去世后46年，曾昭燏来到南京，开始了她未知的求学生涯。那一阶段，她常常与同学们外出游览，并不忘记带着小妹妹昭楣一起去。
在小妹妹印象里，姐姐的诗词功底深厚，喜欢吟诵时景、人事。来到南京后，六朝烟雨，建邺风情，秦淮雅韵，钟山名胜，无不令人陶醉。东郊一带，山峰雄秀，植物繁茂，中山陵园正在紧张施工中，这里西邻明孝陵，东毗灵谷寺，其中一座宝志塔起源于梁代的，是梁武帝为纪念名僧宝志所建。这座灵谷塔也成了曾昭燏人生中最重要的驿站。
哥哥嫂子都在中央大学教学，母亲陈氏也从湖南跟到南京，照顾孩子们的生活。曾昭燏与同学们登北极阁、游览玄武湖、漫步石头城下，累了就坐下小憩，一件件拿出母亲提前烹制的饭菜，还备着酒，吟诗作赋，你一言我一语的，一旁的小妹妹则闷头吃着东西，看她们畅饮应对。
她曾回忆与老师览胜之趣：
攀牛首，陟栖霞，探石头城之故迹，揽莫愁湖之胜景。尝于夏日荷花开时，天才微明，即往玄武湖，载一叶扁舟，破迷茫之晨雾，摇入荷花深处，轻风拂面，幽香沁人，以为斯乐南面不易。又尝于樱花盛开之际，游孝陵及梅花山，坐花下高吟唐人绝句曰：“玉女来看蕊花，异香先引七香车，攀枝弄叶时回顾，惊怪人间日易斜。”
曾昭燏的词，引人盛赞，她的“小阁飞空，一池碧映垂杨路；绛云深处，听尽潇潇雨”，半阕小词，让国学大师、古文字学大家胡小石为之侧目，算是成就师徒的开端。
中央大学中文系，以文著称，教授中的黄侃、汪东、胡小石都是此中名士，曾昭燏经点拨后，书法、诗词都有大长进。有人说她的诗直追盛唐女诗人。著名书法家张十之说：“我一生钦佩的女诗人，也只是曾（曾昭燏）小姐一个。”虽是溢美之词，但亦可见一斑。
但曾昭燏的诗词极少发表，她以为这是一种私人写作，是她生命里的隐私。
她的一首《读李秀成自述手稿》，可谓写出了对人与历史之间的无奈和伤感：
一火金陵万屋墟，焚身犹欲救鱼池。
百年心事分明在，试读名王自由书。
万家春树感深恩，巷哭江南尽泪痕。
身后是非谁省识，欲从遗墨共招魂。
曾家是靠剿灭太平军，杀掉洪秀全、李秀成等人而发迹，曾家对敌手“红毛子”似无好感。但曾昭燏却对李秀成“别有钟情”，不断收藏有其海外版供状备印，还为其赋诗，诗文中既是对清廷的质疑，也有对执行者表示的责备。一是一，二是二，功过分明，是非明辨，是曾昭燏的坚持。
大学毕业后，曾昭燏在南京任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国文兼职教员。1934年秋她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深造，与其同班的有游寿、沈祖棻等日后成为大家的同学，胡小石是这里的老师。在金陵大学，曾昭燏完成了《读〈契文举例〉》一文，后刊于1936年本校《小学研究》杂志，成为她最早的学术著作。此后又在金陵大学附中担任高三国文教师。在这期间，她一直没有中断过与胡小石的师生关系。
曾昭燏曾忆说：“受业于（胡小石）先生之门，适今三十有一年，其间获侍砚席，质疑问难者亦十余载。”胡小石毕生致力于古文字学、声韵学、书学、楚辞之学、中国文学史之研究，是少有的全才。曾昭燏多年追随其学问，甚至为求学住在胡家。（庄天明文称“胡小石留曾昭燏在自己家住了三年之久，视若女儿，倾心相授”。）
“余自一九三一年秋始识师。其时师在金陵南雍讲甲骨文及金文课，余往听课，惊其引证之渊博，说理之致密，自是有课必往听，亦尝登门请益。师手写声韵表及说文双声字例，皆命余誊录一遍，余略知古文字声韵之学，皆师之教也。师讲中国文学史、楚辞、陶谢诗等课，不仅见解精辟，且深得其神味，听者座无虚席……”
胡小石去世后，曾昭燏饱含深情，为恩师撰写墓志，其中尤其提到她收获最大的是古文字之学、书学和楚辞之学。曾昭燏尤爱楚辞，她对屈原别有“感情”，从小就被母亲引导阅读屈原作品，后来她还写过《读楚辞》九首诗作，她以为，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非屈原莫属。
1935年是曾昭燏的一个转折年。她面临继续留守教学，还是出国留学的选择。二哥曾昭抡曾留学美国，他督促妹妹尽快走出去，并愿意赞助费用。
同治七年（1868）五月二十四日，曾国藩为曾家女性列了一个“课程表”：
早饭后
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
食事
巳午刻
纺花或绩麻
衣事
中饭后
做针黹刺绣之类
细工
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
曾国藩多次致信四弟曾国潢督促落实。但事实相反。曾国潢虽为人忠厚，但他很开明，一方面督促孩子们读书学习，另一方面则让他们体验农活，言行一致，不脱离实践。他对子孙们有一个要求，不得纳妾蓄婢。所以他的儿子曾介石一直是这样带头的，他妻子一连生了八个女儿，但他始终没有纳妾。后来妻子也很争气，连生四个儿子。可惜前三个都夭亡了，只剩下一棵独苗。这个男婴就是曾昭燏的父亲。老来得子，曾家给曾广祚的任务就是读书。其妻子陈季瑛（有说陈秀英）出身名门，16岁嫁到曾家时，因婆婆过逝，早早地接过了管理家务的接力棒。此时曾家家道已开始衰落。
曾广祚，身为秀才，却不懂生计。像上辈人一样，陈秀瑛与他也生了12个孩子，6男6女，有一对男婴双胞胎，但最后留存者是7人。上下二十几口人的生计，全压在了她身上，日子艰难。
曾昭燏在姐妹中排行老三，但前两位早夭，她就顺势成为老大，自然要协助母亲分担家务。
曾昭楣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也是曾昭燏最疼爱的小妹妹。曾昭楣回忆：“燏姐长我十一岁，幼时我多病，每次都是她给我讲故事，剪纸人，喂药。先母治家甚严，对我们教育尤为注意，家中设私塾，请一饱学的老师专授中文。我等都是五岁入学，读完十三经，兼背诵古文诗词等。满十二岁去长沙进初中。族叔筱屏老师从燏姐教起（长次两兄另从一师），至我读书，整整在我家教了十八年。燏姐学的最精，诗词歌赋，无所不能。后入艺芳攻读六年，学行俱佳。”
曾家长次儿子分别为曾昭承、曾昭抡。他们俩就是在曾昭燏出生的那一年考取了清华大学的留美考试，费用是庚子赔款。当时曾家家族反对其母将儿子送到国外留学，但陈氏坚持教育优先，昭承就读了哈佛大学经济系，昭抡读了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后来，一个在国民政府任职，抗战胜利去台湾接收，直到去世；一个成为中国著名化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并就任教育部副部长。
为了保障曾昭燏留学，二嫂俞大絪特地为她辅导英文，俞大絪曾留学牛津大学，时任中央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后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六册《英语》就是她编撰的，被称为“中国英文启蒙之母”。
1935年，26岁的曾昭燏告别金陵，前往英伦。她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留英学考古的女生。在英国，她时常想念那些挚友和旧时光，“犹记芸窗共一编，几回风雨对床眠”，但她更没有忘记学费的来源及留学的目的。
二嫂给她的补课，让曾昭燏在英国更畅快地来回奔波寻找资料，她把寒暑假都耗在了博物馆里。战乱不断的中国，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文物流失他国，英国即是一个“大户”。曾昭燏很是留心。后来，那些采撷自英国各地博物馆的中国铜器资料，成为她硕士论文的重要材料。
在伦敦大学研究员攻读考古学，让曾昭燏结识了诸多重要人物，如吴金鼎、王介忱、夏鼐等，同时与国内几位顶尖的大师（如考古奠基人李济、历史学家傅斯年等）加深了联系，奠定了她走向专家之路的基础。
为了让妹妹去英国读书，曾昭抡把每个月工资的百分之六十拿出来供给曾昭燏，但他毕竟是一介教师，时间长了也无法承受。这个时候，资助曾昭燏的人中就有时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的李济，他为曾昭燏提供经费让其去英国、德国博物馆考察，回国后还聘任她参加中央博物院筹备工作。
曾昭燏在留学时也曾遇到过困惑，1936年6月19日她大着胆子给傅斯年写了一封长信。
要说清楚曾昭燏与傅斯年的关系，只要提到曾昭抡的妻子就可以了。傅斯年之前曾有父母之命的婚姻，据说还是聊城第一美女，但两人一直过不到一起去，闹闹腾腾之中，让这个“大炮性格”的学士很是困惑。1934年夏，他与原配离婚，几个月后即与俞大綵结婚。俞大綵是曾昭燏二嫂俞大絪的妹妹，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外语系，英文、文学俱佳。
从年龄上看，傅斯年比曾昭燏大18岁，论资历、论学问都远远在其之上，她致信于傅斯年求助，也是常理，当时在英国留学的夏鼐也曾给傅斯年写信请教。从曾的信文看，前半部分主要是讨论关于她选学专业的彷徨，她说伦敦大学各学院课程很多，却可以自由听讲实习，所以这一年来，她与夏鼐、吴金鼎三人都在其他学院上课，论文可以马虎一点，主要是想多学东西。关于专业，她曾想学印度考古、埃及学、或是巴比伦学，甚至是梵文：
夏鼐大约决计学埃及学，我本来也想学埃及的，已和教“埃及学”的教授接洽过，他表示欢迎，但夏鼐既学此，我不想学了……恺姐说“与其学埃及巴比伦的东西，不如学点梵文”，但我知道学梵文的中国已经有了，陈六哥和许地山就是有名的，您对于此事觉得如何？
紧接着就转入了更私人的话题了：
我还有私人的问题，我在国外读书，以前是家里供给，现在是老文供给，但老文收入有限，最多能供给我一年，所以我在英国，只有一年了，您给夏鼐的信说“不必学有所成，即学到半途而返，犹有用处”，假使我把这一年的工夫专学近东的文字和历史，您觉得有用没有？
您信上又说“夏鼐与吴金鼎从叶兹读书，无非备其顾问”，当然呢，我也是顾问之一，但我在此地读书，或者可以借叶兹的力量，得到一笔奖学金，可以延长一年或两年，此事虽不可必，但有五分可能，本来是互相利用的性质，他利用职权我的学识我利用他的金钱，也无所不可。我假使得了奖学金，便势不得离开此地，而势不得应酬式的写篇论文，但写个关于中国东西的论文，不到半年就完了，横竖是骗人的，他们也不懂，而我可以利用其余的时间来学其余的东西，您以为如何？
现在我总结地问您几个问题：
（一）假使我不能得奖学金，那我在英国只有一年的时间，我应当学什么？还是学点科学的方法？还是学一种文字和历史？不读学位，在中国有没有关系？
（二）假使我能得奖学金，则在英国尚有二年或三年的时间，除写一篇论文外，其余的时间，应当向哪一方面研求？
我没有写信和老文商量，也没有和家里其余的人商量，因为他们于中国考古界情形完全不懂，于外国考古学尤其不懂，冒昧地写信麻烦您，希望您为我个人着想，为中国的考古学发展着想，我学什么东西最有用处，赶快回信给我，因为我在暑期中必须决定下期的计划，您既然不惮烦地指教夏鼐，希望您也能不惮烦地指教我，您知道老文很深，一定能想念我一切的话都是真的，最后请您看完此信，即刻撕掉，不要给别人看……
信文率性、真实。曾昭燏渴望得到帮助，因为时间不等人，她的学费已经捉襟见肘了，她又不想太依靠别人，她要速战速决。但她拿不定主意，到底该学什么，言语之中又对考古有着依恋。但自己学到的东西，能在未来起多大作用，她吃不准，毕竟她的经历太单纯了。她希望学以致用，能在快毕业时把就业的方向找准。
从信内容基本可以判断，曾昭燏与傅斯年并不是太熟，但以她的性格看，她会很笃信一个人的魅力。胡适曾赞誉傅斯年“有伟大的魅力”和“最善于做学问”，作为教育界、学术界的大哥大，他的耿直、真实和义气颇受人追捧。曾昭燏在后来的回忆中也曾表述，自己治学受傅斯年的思想影响最大。南京博物院艺术研究所庄天明撰文认为，曾昭燏心中真正理想的男人，应该是傅斯年。他认为：“从曾昭燏自传中或多或少的表明，傅斯年是她一生中受到影响最大的人、关系最亲密的人，也是感情最深的人。当曾昭燏听说傅斯年在台湾操劳过度不幸去世时，竟如晴天霹雳、悲痛万分，在办公室掩门拗哭。这充分说明曾昭燏对傅斯年有着很深很深的感情。而从傅斯年与曾昭燏的人品推论，如果他们之间如果真有感情，也会相互藏在心底，相期于来世。”
曾昭燏直接督促傅斯年尽快回信给她，并叮嘱阅后即焚。信中还有一位神秘的“老文”，不知为何许人物？总之，曾昭燏是充分信任傅斯年的，可以隔着千山万水把肚子里的真心话统统告诉他。
后来证明，傅斯年对曾昭燏的指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曾昭燏选择了艰苦的田野考古。这一转变，让她视野打开，灵感突现。
1937年6月初，曾昭燏以学术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得到导师叶慈的首肯并获文学硕士学位。这篇论文本身就是一部有关青铜器铭文和花纹的解析专著，文中所列古代铜器上的600种徽识，是从2082件青铜器中整理得来，受到了英国学者的赞许。这是年轻的曾昭燏学养多年的一次迸发，这部成名之作，为她赢得了留校任教的机会。任教期间，在牛津就读的俞大絪、俞大缜姐妹结束学业，她们与曾昭燏快乐聚会，互道衷肠，然后一起离开伦敦抵达巴黎，此后俞家姐妹购买船票归国，曾昭燏则按照中央博物院李济的约定和学习计划，赴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参加什维希威格（Schleswig）为期10个月的考古实习。
在德国，她自称是“十分关键性的一年”，因为“接触到了实际，看到了书本里没有的东西”。除了10个月的考古实习外，她又去慕尼黑博物院参加藏品整理和展览设计等实际工作2个月。作为研究员，她还参加了柏林地区及什维希威格田野的考古发掘。实习结束后，分别写出《论周至汉之首饰制度》论文一篇、《博物馆》专著一部，作为两次实习的成果。这些著作都是让她在国内走上女博物馆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垫脚砖”。
曾昭燏本可以安稳地留在英国伦敦大学任教，继续攻读博士，但她辞职回国了。
有人说是经济负担问题，其父亲患有精神疾病，45岁即去世了，留学英国，学费不菲，家中积蓄几乎耗尽。但更多的史料认为，是因为抗日战争爆发了，家国遭侵，抗日烽火处处燃起。1938年9月，曾昭燏取道法国，一路乘船漂泊回国。
回国后，曾昭燏首先到了昆明，她见到了李济。李济的学术地位，已无需赘述，20世纪20年代的哈佛大学博士生，29岁就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同执教鞭。后来他又出任了傅斯年参与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领导并参加了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发掘，使得发掘工作走上科学轨道，造就出中国第一批水平较高的考古学者。曾昭燏在英国留学时，他曾赴欧洲讲学，并于1938年被推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自撰简历”中最后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李济在考古学上的皇皇巨著，令人艳羡，很多人忙了一辈子也不及他的十几年辉煌，他在刨坟掘墓间寻找着中国人上古时期的密码，后来他去了台湾，遗作仍是《安阳》。李敖称李济是“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
战乱纷飞之中的中国，初始并没有忽视考古事业的发展，以及对后备人才的培育。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最早在国都南京成立，傅斯年是主任，下设自然、人文和工艺三馆，分别由三人任职筹备专员，李济是其中之一。后来李济接任筹备处主任，他任期最长、最有建树。他在组建中博建筑委员会时，聘张道藩、傅斯年、丁文江等任常务委员，并聘建筑学家梁思成为专门委员。抗战前一年，中央博物院理事会成立，蔡元培、朱家骅、傅斯年、罗家伦、胡适等13人为理事，蔡元培为理事长。理事会负责审议博物院预算决算，监督藏品保管，为开展学术研究需要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及其他专门事项。当年11月12日，中央博物院在南京举行奠基式，也就是后来曾昭燏终生服务的南京博物院前身。在鬼子来了之后，博物院主要事业停摆，开始了艰难的流亡之路。在李济带领下，这批文化同仁们，冒着鬼子的炮火，护送着不可估价的1000多箱文物和10多万册图书资料，陆续到达昆明。他们要继续开展工作，一个民族的文化永远是不可征服的。
但他们需要人手！吴金鼎回来了，夏鼐回来了，曾昭燏回来了，他们共赴国难，承接前辈，渴望有所创举。李济很是重用这批留学人才，曾昭燏初回来时受聘为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没多久即被提拔为筹备处代理主任、总干事之职。有人认为，这其中有李济上司傅斯年的作用，但也不能排除李济对这位人才的爱惜，她在异国留学时，即与这位大家有所联系沟通。也正是在李济支持下，她撰写出中国第一本博物馆专著《博物馆》，尽管多为她执笔，但她还是客气地署了两人的名字，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们传出了乱世绯闻。
庄天明的文称：“另一种说法称曾昭燏为李济的‘红粉知己’，以至时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的他到博物院去，其夫人常紧跟左右。”并说：“当曾昭燏与李济在博物院内的亲友之间的矛盾公开与白热化，李济无法协调，只能采取辞职以为上策。正是李济的帮助提拔，促使曾昭燏在博物馆与考古事业上能够大展宏图，成就为一代大家。”
按说，男女同事，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在一起探研也无可厚非，但他们之间的绯闻倒是越传越神了，就连傅斯年也在日记中写道：“曾（曾昭燏）于济（李济）之信服之至，亦怪事也。”
但时过多年后，李济的儿子李光谟认为，他父亲与傅斯年在学术上有分歧，傅斯年对博物馆学并不感兴趣，父亲与傅斯年之间的分歧，正是李济和曾昭燏接近的原因：“当时母亲对此传闻也很生气，其实曾先生人长得很不漂亮，我父亲不至于和她有什么不轨的事，对于这样的传闻，我很难想象。”
男女之间的感情最难衡量，但男女之间的感情也是最清楚的，有就是有，没有决然没有。国难当头，事业正在起步，母亲也没有下落，那个时期的曾昭燏需要人拉她一把。她当时还有一个任务，寻找母亲。
曾昭燏的母亲陈季瑛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女，即陈寅恪嫡亲姑母。时人称陈氏“茶陵书香名媛，琴棋书画，无所不长，思想开明，有远见卓识，教育子女，既承家教，又能适应潮流，与时俱进”。茶陵因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尾”而得名，隶属株洲市。
从曾昭燏及其兄弟妹妹后来的成就看，家教无疑是成功的，家境虽然渐入窘境，但陈氏仍坚持请私塾老师到家里教授孩子，孩子只要考上学校，或是有机会留学，她都会全力以赴地满足他们。
曾昭燏14岁时，与其姐曾昭浚一起离开湘乡荷叶镇来到长沙入堂创办的艺芳女子中学读书，翌年曾昭浚得伤寒症死去，曾昭燏非常伤心，母亲陷入了两难，她决定让女儿回湘乡，以免染病身死。生命与读书相较，母亲显然更看重后者。当时幸得曾宝荪力劝，曾昭燏得以继续留校就读。这是陈氏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阻拦孩子求学。
1938年，日军入侵湖南，曾昭燏不顾一切地往战区奔去，等她跑回老家后才知道，母亲已经逃往桂林去了。母女失去了联系，她心急如焚，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替代母亲对她的爱呢？为此她登报寻找。幸运的是，母女在乱世之中团聚了。她把母亲接到昆明服侍，这个时候，二哥曾昭抡也到了昆明，任教西南联大，两个妹妹也在此就读。一家人，在西南一隅，在战争的后方，历经颠沛流离，终于有了短暂的温馨日子。这年冬天，经历重重磨难，穿行在炮火和后方之间的陈氏病倒了，最终糖尿病发作，在昆明惠滇医院去世。
母亲去世后，曾昭燏曾写专门纪念文章《祭母文》，言语之中更多的是对母亲的崇敬和心疼，劳累一生的母亲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也没有看到儿女们真正有大成就的一天，可谓遗憾。
作为长女，曾昭燏自觉接替了母亲的义务，对妹妹悉心照顾，自己节省的钱全拿来给妹妹用，每月寄100元法币过去。当年她与李济在大理下野考古，只要听说昆明被轰炸了，就赶紧去信询问妹妹的情况。
关于曾昭燏在西南一带的考古经历，有人将之与林徽因作比较。抗战时期，林徽因也在西南做研究，她协助梁思成做中国建筑史研究，顺便看看风景，写写小诗，正好躲避之前那些关于她、关于徐志摩的闲言八卦。据说她还带着爱尔兰口音朗诵莎士比亚剧本，播放贝多芬、莫扎特唱片。这里，还有一个人，清华大才子金岳霖，他玩逻辑学在民国首屈一指。他喜欢斗鸡，亲自买鸡喂养，就在李庄的大院里，后来还送鸡蛋给林徽因吃。
但是李庄不只是有侥幸的浪漫，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回忆李庄苦难岁月时说：“四川气候潮湿，冬季常阴雨绵绵，夏季酷热，对父亲和母亲的身体都很不利。我们的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了。两间陋室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蛇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须节约使用，夜间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当时的林徽因正生着肺结核，恶劣的环境对于她的摧残，牵动人心。素人锦心，李庄的林徽因是苦难中开出来的花，美丽之上又镀了一层金。
1938年，中研院史语所与中博院联合成立“苍洱古迹考察团”，开始在这片处女地上辛勤耕耘。曾昭燏首次在国内以西学技术和方法开展田野考古。当时他们借住在上末村一所小学里，条件简陋，有时还要住在破庙里，17座古墓葬、7处古遗址分别在不同的山区，要不断变换地方，他们四度搬迁。
有人说，在众多行业中，曾昭燏选择的却是考古，这在当时是个奇迹。直到现在，考古界女士依然非常稀少。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介绍：“考古是男人干的活，大冬天的，荒山野地里，搭个帐篷就住下了，吃喝拉撒都成问题。对于女生来说，就更困难了，比如上厕所就很不方便。”
考古界有个常例，一般都会雇佣大批当地人帮着挖掘，做一些粗实的工作，当时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有个规矩，男人是不下田干活的，所以雇的全是女人。吴金鼎后来总结说：这是开创了女人考古的历史记录。作为一个女性科学考古者，曾昭燏在其中与她们沟通、交流、传达指令，作用很大。西南山区湿气很大，但由于是战时，他们连双胶鞋都没有，只能穿着草鞋，陷入淤泥中工作，病菌进入，奇痒难忍。有时深入山里，附近没有人家，只能吃点冷饭。孤独、枯燥、单调，她都以女人的坚韧和耐心支撑着。
曾昭燏仔细地勘查着，学以致用，每一遗址完毕，她就将破碎标本先行登记，就地掩埋，田野报告随时在野外草成，回去后再细细整理，以后还要与实物对照写报告，一个遗址未完成，绝不再碰第二座，但由于人手少，她常常要来回奔跑。后来，受战争深入的影响，中博院将一些文物珍品，分批运送到四川南溪李庄，曾昭燏护送文物并迁往李庄办公。
1942年，曾昭燏与吴金鼎合编的《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正式出版，这是云南古代史的考证新篇，学术界为之侧目，因为它“证明此次在大理之发现，实代表一特殊系统之史前文化，似可与黄河流域之仰韶、龙山两文化并列”。
读曾昭燏的《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可见她将文学功底用于学术报告中，条理清晰，由点带面，有方位、实物描写，也有民俗、历史变迁考证。如描写其中一城址：
本址城内外各种守御物之筑，大半以防自东面平原来之敌人。若敌从西面高山来，则惟有深数米之外城壕一道及隆起之城墙以防御之，其收效甚微。盖苍山峻壁悬崖，羊肠鸟道，迂回其中，深入不易。但如有人，能登点苍山，以居高临下之势攻大理，则大理决不可守。南诏人在点苍山高峰上设立斥侯，即所以防西来之敌，本址以西之孔明城，即其一例。及蒙古忽必烈、明初傅友德沐英征大理，皆先据点苍山，大理自下。古人倚山筑城时，当然亦曾虑及，但为地势所限，不能有万全之策，只能远设斥侯，近则深沟固垒而已。
如今，人们说起林徽因，仿佛在谈论一个正在一线游走的明星。而曾昭燏，则只是一个生冷的名字，最多是沾染了曾氏大族的一点点光彩。
历数曾昭燏考古时期的交际圈，杰出的才子不少，却并没有真正发生点什么，连想象空间都不大，似乎曾昭燏本身就是个“脱俗”的人，尽管那些才子是那么的优秀。
李济，20世纪20年代即与徐志摩在美国克拉克大学是同学。当曾昭燏来到西南下乡野考古时，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来到了这里。他们同事多年，战乱的那一年冬天，在昆明靛花巷，曾昭燏与李济、梁思永、吴金鼎夫妇共同聚餐，商谈受聘中央博物院事宜。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她特赴昆明郊外温泉傅斯年居所拜访，就留学与归国后的前途等与傅斯年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谈。这位“亲戚”表示支持她进中央博物院筹务处工作。在后来交往的男子中，曾昭燏除了与傅斯年的通信出现在她的自传中，另外就数李霖灿先生与她还算有些细节了。
李霖灿是河南辉县人，早年就读杭州西湖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工于绘画，且是鉴赏书画的高手，后来到台湾就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他是国画大师李苦禅的学生，因交不起学费，李苦禅就告诉校方：“他的学费从我的薪水中扣除好了。”李霖灿早期到过云南丽江考查边疆民族艺术，从此迷于玉龙山下纳西族类似鸟兽虫鱼的象形文字，开始专心于学习研究该民族的种种文字形象，并得纳西东巴（巫师）和才及大贤周鍊之之助于玉峰寺整理翻译所收集到的纳西经书，1944年出版《么些（纳西）象形字典》、《么些标音字典》两大册，因此他又有“么些先生”美誉，并成为丽江的“荣誉市民”。
1939年的农历三月十五，跟随学校躲避战乱的李霖灿到大理，正好赶上一场特殊的节庆。“千年赶一街，一街赶千年”，说的正是当地的“三月街”，又叫“观音节”。大理“山川秀丽，人物焕采”，这位画家不禁来了灵感，拿起速写本子到处去写生。警察们把他盯上了：这是战争时期，这个人到处转悠着莫不是偷画地形图，为敌机轰炸作目标指引？于是，李霖灿就被当作奸细抓走了，负责审讯的县长在上海读的大学，一番话问下来，知道可能是误会了，但也不能轻易放走嫌疑人，听说他认识吴金鼎，就说这样吧，他正在这里考古呢，你去找他取个“保”，当时还派警察跟着他去。
当时，吴金鼎正与王介忱、曾昭燏等人在大理苍耳古迹考察团，吴金鼎是发掘团的领队。国难当头，不误考古，夏鼐时有“为了使国内田野考古学的举火不灭”之名言。在翠绿茂盛的苍山，在宛如蓝色新月的洱海，曾昭燏开始在国内实践她的野外考古才能，她光彩照人、激情四溢。
李霖灿的到来，让吴金鼎又惊又喜，得知情况后，马上让曾昭燏写了公文转交警察带走。26岁的青涩大学生注意到了30岁的“海归派”曾昭燏：齐耳短发、干净利索，气质脱俗，身周才子，个顶个的优秀。从此李霖灿暂居在苍山脚下上末村，跟着曾昭燏一班人学习考古，帮他们做一些整理工作，闲暇时游览附近山水，画上几笔山峦水韵。有一晚，他“一夜未眠，挑灯写了一篇《清碧溪游记》”，正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沈从文看过后，大为赞赏，推荐发表。曾昭燏很高兴，因为她是这篇佳作的第一读者，评价为“文图都佳”，因为文章配有绘画。她当时还郑重其事地对他说：“想不到李公的散文写得这么好！”“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了她一句：‘什么叫做散文？——真是荒腔走板。’”直到很多年后，李霖灿还回忆说：“曾昭燏是第一个在点苍山下称赞我散文写得好的人。”因为在乎，所以在乎。
后来，李霖灿告别大理，去了心仪的丽江。他要做“寻找世界上最贵重东西的人”，他用现代人类学的方法，通盘研究么些（纳西）族文化，最后饿到吃不起一顿饭，向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董作宾求助，很快收到200元法币汇票一张。这是考古界给予他的捐助，让他非常意外的是，曾昭燏也捐了50元：“更令人感动的是曾昭燏小姐，她可以说是局外人，因为只不过是在苍洱考古发掘队中偶然相识而已，根本没有什么交情。”再后来，也正是曾昭燏把他吸收进了中央博物院，不单单因为他年轻力壮，还有他研究的特殊语言，“这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活文字，在文字学的领域中，那进化的程度，比汉族人的甲骨文还要早”，曾昭燏为此致信李济作推荐：“这一个年轻人曾到过大理，同我们一同在苍山上考古。他旧学底子不太好，但冒险犯难勇往进取的精神，在现下当今人中，百不得一。”半年后，李济具名的电报到了他手上，约他到中央博物院工作，继续在丽江搜集么些民族标本，还拨来6000余元调查研究费用，对此，李霖灿说：“我想不到曾小姐的美言竟在这里发生了作用。”
四年后，他们再次相聚在四川李庄。李霖灿不负众望，一鸣惊人，他的《么些象形文字字典》艺惊四座，被中央博物院作为第二种专刊出版，第一种专刊是曾昭燏执笔的《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
让李霖灿感动的是，自己这部经典之作初稿是由曾昭燏修改并校对的，完稿时曾昭燏又“自告奋勇”写了一大篇英文提要，用毛笔写英文并且龙飞凤舞、气度非凡，据说“曾氏英文书法之名亦因之传遍山上山下”。
“冉冉孤轮出海隅，寒光如练玉平铺。离人对此真悉绝，情景依稀似北湖。”这是曾昭燏在大理创作的《洱海看月出》，李霖灿对于曾昭燏的才气钦佩有加。他经常放弃午休去旁听曾昭燏的外语课：“真是讲得好，原原本本，清清楚楚，首尾贯穿，左右逢源。”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大师们乐观如故，没有照明，就摸黑对诗。李霖灿还在黑灯瞎火中与曾昭燏对句一阕，主题正是最浪漫的题材：月。李霖灿欣然朗诵：“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是《春江花月夜》。曾昭燏马上接上：“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其他人又接了什么句子，李霖灿不记得了，但在很多年后，他依然记得那晚曾昭燏曾敲他的门，说是忘了的几句想起来了。明月之下，往事如烟，清景如画，只剩下那句映照心情的续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他们最后一次分离是因为她掌管的中博院文物要奉命转移到台湾，这是她一生最感遗憾之事，她极力反对，但最终仍得从命。此是后话。
1941年初，身为中博院筹备处代理总干事的曾昭燏参加了四川彭山汉代崖墓的发掘，团长为吴金鼎，团员还有夏鼐、王介忱、赵青芳等。条件艰苦，地势险要，从曾昭燏后来撰写的《永元残墓清理报告》可见一斑：
1941年6月12日，与吴金鼎君自寂照庵北行，往寨子山调查。于山之西向半腰上，见有近代石工所开之大缺口，其近处有一洞，盖一已开之崖墓。入其内，见墓室尚完好，唯石椁破片与泥土堆积不平。吴君忽于墓之尽头处左侧，发现一内室，室门外两侧石上，各有刻字一行。向内一行过暗，不能读。向洞口一行，有“永元十四年三月廿六日”字样。既已知墓之年代，当即决意全部加以清理。
15日，再往访此墓，为内室门侧刻字二行作拓片。内室不见天光，甚暗，持灯入，见瓦棺残片及泥土堆积，于土中拾得残陶数十片而归。
16日，率一工人往，将内室瓦棺碎片，堆于一处，室内泥土，全清理一遍，凡遗物皆为拾出。19日，清理外室左面石椁内之积土。20日，为内外二室作平面剖面各图，工作遂毕。
战时考，物质匮乏，夏鼐曾回忆说，那段时间住在一个和尚庙里，吴团长带头节约，早晨吃苞谷面做的粗馍馍，还要轮流推磨磨苞谷面。就是在这样缺少资金、人力的情况下，他们发掘崖墓77座、砖室墓2座，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一年，曾昭燏在李庄整理出了《四川彭山汉代崖墓报告》，但一直耽搁到1991年才出版，而崖墓遗址也早已毁于“文革”。
李庄时期的曾昭燏认真负责，中博院绘图员索予明回忆：“我的顶头上司曾昭燏小姐，她是一位工作十分认真的主管……她学识好，能力高，受到傅斯年赏识，礼聘进入中博院。三十八年（1949年）抵台，胡适之先生到了台中，就询问：曾小姐来了没？没有来，好可惜，那是个人材啊！这是大家对她的评价。我认识的曾小姐：干练，有抱负，外文好，工作严肃又认真。我们尊敬她又怕她，跟她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除了跑厕所，差不多都坐在位子上工作，一点都不敢偷懒马虎。曾小姐也是位考古学者，她的考古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正是战时艰难的考古经历，极大地丰富了曾昭燏的博物馆学，她撰写论文，对以后的博物院提早规划。抗战胜利后，她先后参加“战后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等工作，直到回到久违的南京，开始她的博物馆学事业。
1947年，她开始负责修建博物院的主体工程，到次年即完成，并与故宫博物院举行联展，殷周、汉代、边疆等时期和地区的文物齐聚金陵，还有最著名的殷墟至尊文物司母戊大方鼎。当时京沪线一带观者如潮，计划展览一周，但后来还是延期了三天，在闭幕后一天，蒋介石率队前来参观。这位统帅特地在帝王群像和司母戊大方鼎前驻步，身穿素色旗袍和凉鞋的曾昭燏就在蒋介石身旁陪同，并给予讲解。
关于这大鼎，曾昭燏与蒋介石还有一个渊源，1946年是蒋介石60岁寿诞，这方大鼎由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献给蒋介石“祝寿”，蒋倒是不贪，转手把大鼎转给了中博院，曾昭燏正在收集文物，求之不得。那年10月，中央研究所与教育部联合办展，但把中博院也拉了进来，曾昭燏成为其中一员，且负责对展品摆设作指导，自然就接待了蒋介石夫妇和其美国客人马歇尔（驻华特使）。结果这段经历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清查运动中倒查的“罪状”，为此曾昭燏还写了“供词”，向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交代详情：“一九四六年十月，我同博物院许多人员复员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伪教育部联合举办了个文物展览会（据说为替蒋介石祝寿而办的，不过外面一点没有表示出来），找我去临时帮忙，当蒋介石与宋美龄陪着马歇尔夫妇来参观的时候，我还去招待了他们，特别是马歇尔太太……”
曾昭燏冤与不冤，谁来评判呢？恩师胡小石去世时，她就在悼词中介绍，蒋介石六十大寿时，有人请胡老师为蒋作寿序，许以重酬，被胡老师严词拒绝了。1948年年底，淮海战役后，蒋介石部队撤回南京，一部分伤兵被送进了中博的陈列室，据说曾昭燏为此不悦。更为突出的是，身为中博院的“二把手”，曾昭燏一直阻止文物转运台湾，这可是与“蒋委员长”的“旨意”对着干了。
从1948年12月20日至1949年1月，中博院的852箱珍品分三批被运往台湾，早在这之前的12月6日，眼看着文物珍品被陆续转移到一个糖厂的仓库时，曾昭燏就加以阻拦了，因为她提前得到了杭立武的手谕。见阻拦无效，她就致函顶头上司杭立武（时为中博院筹备处主任）：
立武钧鉴：
前日本院理事会开会，决议将本院所藏文物选择精品壹佰贰拾箱运至台湾。此决议纯为诸物之安全着想，凡爱护民族文化之遗存者，必无异辞。惟是夜即闻招商局江亚轮在吴淞口外爆炸沉没消息。爆炸原因陈说不一，最大可能为触浮雷或船中置爆炸物，交通当局深以航行安全为虑。又昨日有从台湾来者，谓台湾屡次要求托管运动，皆一部分美侨策动主持。今美国态度昭然若揭。若万一南京有失，美国既不愿意放弃其军事根据地之台湾，又不愿卷入中国战事漩涡之中，最巧妙方法为支持台湾人要求托管或宣布独立。此运动若成，则所有运台文物恐无运出之日。此次遵照理事决议，所选诸物多独一无二之国宝，若存京文物，安然无恙，而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职对此事虽无责任，然为本院保管文物已七八年，对于诸物有浓厚之感情，知有各种危险，岂可缄默。望钧座陈之本院理事长，转商各理事，慎重考虑，权衡轻重，要求较安全之策，则幸甚矣。谨此上陈，伏乞垂鉴。并赐复为祷。祈请钧安！
职曾昭燏谨上
卅七年十二月六日
此函言辞恳切，但语句中也充满着警告和劝诫。这是南京博物院（原为中博院）学者宋伯胤先生就翻拍的曾昭燏写给杭立武的信，这封信，揭开了一个尘封60余年的秘密。
1949年1月14日下午，中博院召开会议，讨论对余下的4000多箱文物处理方向，准备尽可能运往台湾。曾昭燏当场抗议，无效。后来又与中共派遣的文化人士陶孟和、郑振铎等人联合呼吁，并在香港媒体发文反对。最后，她特地安排了自己信得过的同事押送去台湾的文物，如李霖灿、高仁俊，并让给他们开具介绍信，如果他们想回来，可以求助她在台湾的大哥曾昭承，让他帮忙购票、办手续，当时曾昭承在台湾工商业任职。同时她还冒着风险，把许多精品文物截留了下来。譬如以物品太大太重、不好包装为由，将蒋介石的“寿礼”国宝“司母戊大方鼎”留在了大陆。据说杭立武临走时还觉得曾昭燏“为人可佩”。
当国民党政权大撤离时，曾昭燏选择了留下。就算是她最尊敬和信赖的傅斯年劝她一起走，她还是决绝地留了下来。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会面。此前二哥曾昭抡、二嫂俞大絪都有意劝她向红色政权靠近。而她也有心劝说傅斯年，脱离国民党，走到社会主义上来，但最终她止住了，她了解他的性格。她在后来的《自传》中写下了这样话：
我虽和他（指傅斯年）长期在一起，而且非常接近，但我看不出他反革命的本质，我看见他反孔宋，反对官僚资本，反对二陈，我崇拜他，认为他有正义感，我看见他生活的严肃，对于自己的刻苦，对于朋友的肯帮忙，我认为他的死心塌地帮国民党，只是对于蒋介石私人的感情，而和社会主义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冲突。我佩服他的学问和才能，因为他始终如一的对我的关切与支持，我对他有“知己之感”。当抗战期间我还在四川的时候，我的思想不大能超越他的范围，直至抗战胜利回到南京以后，我逐渐认识清楚，而他愈来越反动，我不能正言劝他，因为他很固执的，我只能用旁的方法，想使他和国民党脱离关系。在一九四七年，他要出国养病，而一再拖延，不愿出去，我用尽方法催他，通过俞大綵的关系催他，等他到美国以后，我又继续地写信去，劝他不要再回来。我希望他能逃过蒋家王朝覆亡的那一幕（我知道时候不久了）。免得他自己卷入漩涡中去，也希望他在国外能比较清楚的观察国内的情形，而改变他的思想，不过我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他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回到南京来，不到半年他便逃到台湾，不到一年南京便解放了。
傅斯年黯然离去。
与曾昭燏一起留下来的有老同事夏鼐。
两年后，在升起了五星红旗的南京博物院，曾昭燏就任副院长。此时，她获得了一个信息：傅斯年在台湾操劳过度去世。曾昭燏关起办公室的门，掩面痛哭。悲痛的抽泣里，仿佛隐含着几多无奈和命运感的孱弱。
此时的曾昭燏不禁想起了海峡对面的妹妹：她过得如何呢？是否与同去的堂姐曾宝荪取得了联系？大势并没有像曾昭燏预测的那样短暂，仗还是打了起来，席卷全国。听说妹妹要去台湾了，她立即驱车赶到南京五台山谭公馆探望。这段经历给年轻漂亮的曾昭楣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三十七年冬要从南京撤退来台时，某日清晨燏姐来五台山我家，将她所得的亡母遗物：金手镯、翠玉镶、金戒指各一只赠我，并谆谆叮嘱，说她孑然一身（燏姐终身未婚），留饰物无用，要我好好保存，想不到这就是我们最后一面。”
李霖灿曾记得，当时曾昭燏让他负责押送文物离开大陆去台湾时，因她说，三个月有望再见。“我祖先曾经围攻过南京城，世道循环……”相信科学的她仿佛突然信命了。
当“渡江战役”打响前，国民政府的部队逃的逃，跑的跑，一片狼藉。曾昭燏没有理会，她去了文物地常州恽家墩，调查盗墓后的情况，继续她的考古事业。至于曾昭燏不去台湾的原因，大部分人认为她舍不下积累多年的事业，没有家庭，没有孩子，她的另一半就是事业了，还有她对新政权充满着希望，她是理想主义者。其同事夏鼐留下来的理由也是“觉得还有希望”。
但面对家族亲人、心里中意之人以及诸多同事们离去，还有那个昔日强大的政权的狼狈远去，她不禁黯然，她作的一首《浣溪沙用饮水词韵》恰好能表达心中伤感：
秋月凄清倍可怜，娟娟素影满江天，忍看离别自年年。绕槛娇花微泣露，傍池残柳半笼烟，西风吹袂小桥前。
频剔银灯话夜凉，风敲檐竹响蕉窗，重重廉幙掩斜阳。觅句满倾如意盏，熏衣细品辟邪香，此情莫道是寻常。
很快，曾昭燏投入了新的政权旗帜下，当占领总统府后的解放军官兵们来到中博院时，她率队在门外迎接，并亲手升起了第一面红星红旗，还跑去参加胜利游行。
新政权对中博院改组，成立南京博物院，她成为副院长，满含热情地开展工作。5年后，她被提升为院长，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博物馆学家兼院长。20世纪60年代，在全国考古界形成“南曾北夏”的局面。当时，夏鼐在中国科学院（1977年以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职。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昭燏组织和领导的考古工作以南唐二陵为著，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发掘古代帝王的陵墓。1950年5月1日，曾昭燏约请恩师胡小石等五位专家学者，调查南京祖堂山南唐二陵被盗情况，同年10月据文化部通知，由她主持对南唐二陵进行正式发掘。她和全体工作人员同住在荒僻的祖堂山下幽栖寺内，每日奔走于住地和工地之间，过着艰苦的野外考古生活。
南唐二陵即公元943年安葬南唐开国皇帝列祖李昪及其皇后宋氏的钦陵和公元961年安葬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钟氏的顺陵。“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这是南唐词人李煜的佳作。作为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它定都金陵，历时仅39年，但南唐一朝，最盛时幅员35州，大约地跨今江西全省及安徽、江苏、福建和湖北、湖南等省的一部分，在五代乱世中“比年丰稔，兵食有余”，有过属于它的灿烂和辉煌。正是曾昭燏的发掘，让这些辉煌重见天日，后来她还专门组织出土文物展览。她的祖上曾辅佐帝王朝政，开创基业，而她则是亲手掘开了一个王朝的坟墓，把他们研究个究竟。一个逝去王朝的辉煌，让她感觉到震惊，那些服饰、装饰、花饰，残玉哀册，男女陶俑……一个活生生的盛世浮现在眼前。这次考古可谓是曾昭燏事业中的第二次高峰，后来由她操刀编写的《南唐二陵》，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一部研究南唐史不可少的参考书。
再后来，她率队“南征北战”，在江淮，在苏北，还曾回到久违的湘江流域，她重新找到了工作的热情。1954年，曾昭燏从山东博物馆请来一位高手潘师傅，修复司母戊大方鼎两只受损的耳朵。完工返乡时，潘师傅所带的盘缠已用得差不多了，最后，他只好乘慢车，饿了一天才回到济南，曾昭燏知道后很过意不去，特地寄上自己工资里的20元给潘师傅表示歉意。
曾昭燏的生活十分节俭，吃粗茶淡饭，穿旧衣服。给亲朋寄信，她用的都是反过来的旧信封，但1951年，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时，她却带头捐出了所有的积蓄。
此后的《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试论湖熟文化》和《古代江苏历史上的两个问题》，无不佐证着曾昭燏作为一个新政权里的考古工作者的具体成就。
20世纪50年代初，一位苏联专家来南京博物院（前身为中央博物院）参观，当听说曾昭燏院长依然未婚时，他关心地问道：“曾小姐准备何时出嫁？”曾昭燏回答说：“我早就嫁给博物院啦。”一时成为美谈。她终生未嫁是事实，轻生前还是博物院院长。
1956年，曾昭燏见到了她的老乡毛泽东。早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在长沙艺芳学校上学的曾昭燏，就与这位发起农民运动的“领导人”有过间接交手。时过境迁，曾昭燏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受到了国家主席毛泽东的宴请，对于这位乡贤，她更多是崇敬和自豪。他们碰杯、喝酒。回来后，她还写下了激动的心情，并抄录多篇毛泽东诗词。
她觉得自己虽出自大族，并留学海外，在考古事业上有所成就，但此时才觉得自己是渺小的，尤其思想还很滞后。因为她领会了毛泽东所说的“思想改造”。1951年12月23日，南京成立“南京市毛泽东思想学习委员会”，曾昭燏受聘担任该会委员。这年冬天，她主动请缨，去安徽最西北部太和县，参加太和土改工作队，那里地处偏僻，食物缺乏，民风不古，治安混乱，土改队队长晚上睡觉都要把手枪掖在枕头下。一位刚从学校分配到南京博物院的学生怎么样也没有想到，她会去那个地方：“她当时的身份是官宦地主家庭出身，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南京市妇联副主席，颇有一定声望的知名民主人士，主动要求下来参加土改运动，体验生活，接受教育，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后来经过批准，她终于下来了。”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表的那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点了三个文人的名字：“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对于胡适，曾昭燏是印象深刻的。她在英国留学时，就曾在伦敦高校聆听过胡适的演讲，听完后写下感受，觉得这位大师所言极是。1947年，当她的中博院事业正在大力发展时，胡适等人前来参观，大加赞许并作指导。当时她在院里请胡适吃深秋的大闸蟹，与她家有姻亲的俞大维（母亲是曾国藩的孙女，后任台湾“国防部长”）也在场畅谈。1947年10月19日，胡适在日记里记录：“看博物院新建筑，甚赞其（曾昭燏）在大困难之中成此伟大建筑。”胡适还曾赠送亲笔题名的《胡适文存》给曾昭燏。
那时候，她是欣喜的。但在1954年，大陆掀起“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后，曾昭燏“闻风而动”，立即向组织交出了自己珍藏的那套《胡适文存》。遥想当年，国军借住她的中博院陈列室疗伤，她还曾向在北京的胡适求助过。作家岳南先生总结的一句话非常经典：“这个‘闻风而动’实是一种表象，内在的真相则是隐含着曾氏内心的恐惧与自保策略的无奈之举。”
当时还有一个大背景是，时局对农民起义的赞扬和歌颂，太平天国无疑是最好的历史实例。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曾感叹道：“太平军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强侵略的先锋，可惜失败了，中国人求解放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肩上。我们要吸取太平军的教训，吸取洪秀全进南京城以后的教训，还要吸取李自成进北京的教训，把中国革命的事业进行到底！”对于平息叛乱的大成就者曾国藩，当然要锨到历史的反面去。一时间，曾国藩成为“镇压农民起义的汉奸、刽子手”。
曾昭燏对这个“判决”自然是不同意的，根据刘敬坤先生文章的转述：“南京大学（此时中央大学改称南京大学）原历史系主任贺昌群先生曾对我说，曾昭燏说她对范文澜说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怎么也想不通；说他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是不错的；但说他是汉奸，我们曾家绝不能接受，因为这不是事实’。”
实际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但曾昭燏对傅斯年和自己的批判却是“毫不留情”的：“直到最近我把傅的生平仔细地分析一下，才认清他始终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是国民党蒋匪的帮凶者，而我对于他那样的怀念，纯全是从个人的感情出发，严格说起来，这是种反人民的意识与行为。”此时，傅斯年已经去世多年了。
有人说，曾昭燏如此强烈地要求改造，为的是要尽快消除自己身上“地主阶级”的烙印。1960年前后，她屡次向党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所以她觉得自己有罪，必须忏悔，必须“精神洗澡”，她通过电台公开驳斥“美帝国主义”，并向在台湾的亲人们隔空喊话，并谴责美帝国主义劫夺破坏我国文物的行径，她所做的一切，无非“以适合我们新中国的需要，适合人民的利益”。
历经了“三反”、“五反”、“思想大改造”后，曾昭燏一直紧绷的神经，稍稍有点放松了，但那些无常的运动远远没有放开她的意思。
南京博物院的同事（梁白泉，后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院长）说曾昭燏几近完人，说她为人热情，从不贪便宜，虽然自己单身，却喜欢成就别人的姻缘好事。就连有同事被安排下放农村，她都要去实地探望。受胡小石恩师的影响，她非常喜欢昆曲，有时候自己也哼几句“袅晴丝飞来闲庭院、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但她从没有时间去看戏，因为她常常熬夜加班。她最喜欢的诗句是鲁迅的《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还有一首《所闻》：“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妆侍玉樽。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这是鲁迅在特殊时期抒发的历史无奈。
梁白泉还记得，1963年10月，曾昭燏与画家傅抱石去扬州参加审查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纪念室陈列，同时参观了史可法公祠，谈及这位民族英雄的《临危家书》（书中劝夫人同死，论某某慰安太夫人，末云“书至此肝肠寸断”）时，“她一字不误地对我（梁白泉）口诵袁枚《题史忠正公画像》诗”，其中有“每过梅花岭，思公泪砍零，高山空仰止，到眼忽丹青”等句。
有人说，如果非说曾昭燏有什么缺憾的话，就是政治上太过于积极，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江苏和南京的妇联、对外文协、中国考古学会、江苏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她都有具体职务，她似乎急于摆脱什么，但偏偏摆脱不去。
随着批判运动烈火的燃烧，曾昭燏最疼爱的侄子被卷了进去。曾宪洛是曾昭燏大哥曾昭承的长子，也是曾家“宪”字辈的老大。他有着红色的履历：13岁时，他随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投奔延安，途经贵阳时被国民党特务阻拦。1947年在金陵大学学习期间，他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8年被捕入狱。1949出狱后，转移到解放区，并随解放军渡江参加接管南京的工作。他是中国戏曲的研究专家，后来他被分配到南京市文化局，从事传统戏曲的挖掘、整理工作。
有一件事最能说明曾宪洛的政治决心，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曾随父去了台湾，但后来又回到南京追随共产党。按说依他的经历绝对在政治上过硬了。在此顺便说下，曾家另两个“宪”字辈的后代，也是“又红又专”的，她们是曾宪楷和曾宪植，都是曾国藩九弟曾国荃的玄孙女。其中曾宪楷曾在新中国成立前对曾昭燏留在大陆起到关键作用。这位历史学家也是终身未嫁，与妹妹曾宪植居住在一起。曾宪植做过邓颖超和宋庆龄的秘书，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她曾与国家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开创历史，她还是开国元帅叶剑英的夫人。
由于出身问题，曾宪洛在“肃反”中被勒令退党，后来他与人合办杂志《江南草》，于1957年8月份被报章点名批判，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农场去劳教。1961年，正是全国的自然灾害时期，食物缺乏，劳改场更是饥饿难耐。曾宪洛受不了折磨，趁着黑夜逃了出去，翻墙进入到了世交陈方恪（陈寅恪七弟）家里，陈竟劝他赶紧跑回农场去。自此以后，曾宪洛生死不明。从各种资料看，曾昭燏虽一生独身，但尤其疼爱孩子，她简直把曾宪洛当成了自己的儿子。有一张照片，她与曾宪洛站在怀抱孩子的侄媳妇身后，身靠侄子，手扶侄媳妇，眼里充满着爱意。那个孩子叫曾宁，一直定居在南京，他后来在回忆里也提及，自己是姑祖母一手带大的，只不过他喊她“爷爷”，这是因为按照湖南老家风俗，女人终身未嫁，家里晚辈要唤作爷爷。
从曾宁回忆的温馨片段可见，这位“爷爷”发自内心地疼爱他。她去北京开会，会把每天的补贴一个苹果积攒下来带回南京给“宁宁”。她给他讲四大名著，带他去看戏，教他描红，后来曾宁的书法直逼书法家高二适，就是“爷爷”的功劳。在她去世前一年，她给侄子写的信里说：“你知道我是多么舍不得宁宁，哪天我回来，听不到宁宁那声叫爷爷的亲切的声音，我是多么的寂寞！”
曾宪洛失踪后，曾昭燏一下子像变了一个人。之前的坏消息让她难以招架，任职教育部副部长的曾昭抡被打成“右派”后，撤职接受改造，后患重病住院治疗。正当曾昭燏怅然若失、几乎不能自抑时，1962年3月，她视若父亲的恩师胡小石去世了。
多数回忆者认为，正是在这个时段，曾昭燏患上了精神类疾病，据说是严重的抑郁症。一个笼罩在整个中国上空的病症，哪里是一个孤独、单薄的女人能够轻易逃脱的呢？
在这之前，曾昭燏去了广州，拜见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世交亲戚──陈寅恪。
那是1963年的初春，陈寅恪已经是目盲膑足，几乎失去了活动能力，不是躺在床上，就是被抬放到一张木椅上静坐。中山大学校园里一片沧寂。两人谈了没有多久，但话题从曾国藩拉到了眼下的春寒料峭。世事变迁太快了，就连他们两位进入暮年的旧人都感觉跟不上了。曾昭燏提到了李秀成，这是她赋诗钦佩的历史男人。她向陈寅恪谈到说要购买海外新印的《李秀成供状》什么的，用陈寅恪的话说他们是“论交三世旧通家”。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面，一对文人，在痛苦的炼狱中的互相温暖，寻求一种死而无憾的慰藉。他们有心对抗，却无力反抗。他们所要做的，除了挣扎，还有绝望。
正如陈寅恪所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那次会面后，这位行将进入绝路（“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一代大儒，于悲怆哀愁中写下了下面的诗：
云海光销雪满颠，重逢膑足倍凄然，
论交三世无穷意，吐向医窗病榻边。
自信此生无几日，未知今夕是何年。
罗浮梦破东坡老，那有梅花作上元。
临走时，他或许嘱咐这位妹妹，无论如何，要好好活下去。他看不见她，只听到她答应的声音中揶揄着些许凄然。一年后，处于批判边缘的陈寅恪完成了他的名著《柳如是》。74岁的陈寅恪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曾昭燏跳塔自杀了。
这一年是“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开始，杨宪益说，当时已经有人对曾昭燏运到台湾的南迁文物中的责任，开始清算。这是一种颠倒黑白的行径，更是一种历史荒唐。她病倒在床。1964年12月22下午，曾昭燏请南博司机送她到灵谷寺塔游玩，这里是她在南京常来的地方。在她住院期间，曾有人多次陪同她登上灵谷寺九层塔，有一次，在第七层时，她将自己身体探出栏外，同行的人一把拉住她，说院长这个玩笑开不得。
这一次，她独自一人，跳了下去。临上去前，她把一包苹果送到司机怀里，说：“请你吃着，等我一会儿。”司机也没多想，就在下面等着，直到惨剧发生。
有人说，曾昭燏在上塔之前把自己的大衣交给了司机，最后，人们在大衣口袋里看到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句话：我的跳塔与司机无关。“听镇江市博物馆陆九皋馆长讲，那天她自丁山疗养院外出，过灵谷寺，要求司机停车，表示想上塔看看。在塔下殿内的茶室中，把大衣交给了司机，末几，司机听到喊叫‘有人跳塔了’。出事当时，在交给司机的大衣口袋中留一小条，只有一句话，写明跳塔与司机无关。关于留条一事，我相信是真的，凭曾院长的为人品性，在将走绝路之前，她会顾及到无辜的司机不要受伤害。”
从若干年后公开的曾昭燏日记发现，在她跳塔前一周，其日记都只有一句话：静卧休息。
她好像做好了什么准备。那一年，她55岁。
陈寅恪悲愤交集，以诗追挽：
论交三世旧通家，初见长安岁月赊。
何待济民知道韫，未闻徐女配秦嘉。
高才短命人谁惜，白壁青蝇事可嗟。
灵谷烦冤应视哭，天阴雨湿隔天涯。
曾昭燏自杀的时间点正是“文革”刚刚有些抬头的时候，为敏感之时，灵谷塔之前曾是安葬国民党阵亡将士与蒋介石题字的地方，为敏感之地。对曾的离去，当时有三点指示：不准家属去看尸体，不准到火葬场去看火化；不许登报；不准开追悼会。
曾昭燏跳塔的前一天，本该有她参加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昔日老同事夏鼐在场听报告。次日，他在家阅读周总理的报告，并于友人商谈所里的事务。从他的日记看，直到1965年1月18日（星期一），他才知道曾昭燏的死讯。那天，受到思想批判运动波及的他还做了公开检查。他在日记中说：“今天收到宋伯胤同志来信说，曾昭燏院长于12月22日在灵谷寺跳塔自杀，口袋里有遗书，说古物运台，自己有责任；隐匿湖南家中的地契，对于家庭成员中不满，实则这些事都已向组织交代过，自去年5月间入丁山医院疗养，领导上很照顾，此次当由于神经错乱自绝于人民。事件发生后，南博即请示省委，决定不组织治丧委员会，不发讣告，由家属自行料理后事，院加襄助，当即火葬，尚未埋葬，此事向觉明教授知之，曾去电吊唁云。”
相对于特殊时期的夏鼐的冷静，在台湾的李霖灿倒更为感性。
李霖灿记得曾昭燏说“等她3个月”，他等了3年、23年、30年，等来了她的噩耗。他常常几夜不能寐，脑间里冒出来的都是那个在大理点苍山下考古的身影：清瘦、文雅、坚决。
曾昭燏去世30年后，宋伯胤去台湾访问见到了李霖灿，两位耄耋老人见面唏嘘，临走时，李霖灿委托他带一件东西给曾昭燏，宋以为李霖灿尚不知曾去世许多年，感觉为难。李霖灿眼角红红，说，早知道了，只是年老无力，故请他帮忙将其绝笔之作手稿拿到她坟前焚化……
李霖灿一直在打听曾昭燏的消息，直到有一次日本学者到台北参观“故宫博物院”，李霖灿在宴席上听到了“南京博物院曾昭燏女士坠塔身亡”的噩耗，“犹如晴天中的一声霹雳，这怎么可能呢？”呜呼！一代学人、女中豪杰，“竟这样酷烈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和一世英名”！
他常常夜半不能寐，起来绕室彷徨。在他去世四年前，含泪写下《不胜沧桑话点苍——纪念曾昭燏女史》一文：“我以82岁老翁的年纪，在30年之后来为您含泪作传，心下无限悲痛感伤；因为：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也！”就此，关于终生未嫁的曾昭燏身上的种种情感流言，随着她的纵身一跃，深埋进苍凉的黄土里。这世间哪怕天翻地覆，再也与她无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