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初冬，中国出奇的冷。这一年的初夏，在刚刚恢复生机的广袤大地上掀起了一轮“反右派”大运动。这一年，著名作家刘心武15岁，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懵懂中，他似乎还弄不明白什么是“右派”。爱好文学的他，喜欢读高尔基、巴比塞。
那个星期天，母亲正在整理家务，看到刘心武床上的书，其中一本是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刘心武一把抢过去：“正经好书！高尔基写的！”母亲就说：“啊，高尔基，那胡当年很熟的呀！”“那胡”是上个星期刚来家里的一位妇女。从重庆搬到北京不久的刘心武心里还在犯嘀咕，按重庆地区的话语习惯，“对较为年轻的妇女唤孃孃，对上了年纪的妇女唤婆婆，但是眼前的这位妇女，年纪介乎二者之间，我望着她只是发愣”，后来妈妈让他唤之“胡孃孃”。
胡孃孃认识高尔基？“我撇嘴：‘我说的是苏联大文豪高尔基啊！你莫弄错啊！’妈妈很肯定，‘当然是那个高尔基，他常请胡去他家讲谈文学的啊！’我发懵，这怎么可能呢？”
这时，母亲又拿起一本法国作家巴比塞的《火线下》，说：“啊，巴比塞，胡跟他就更熟了啊。”刘心武大喊：“天方夜谭！”“妈妈不跟我争论，只是说：‘好，好，你看完一本再看一本吧，不管看没看完都要放整齐，再莫东摆西丢的！”
若干年后，驰骋文坛居于高位的刘心武弄清楚了这个胡孃孃的身份，她叫胡兰畦。抗日战争时期，她是蒋介石临危授命的女将军；她是高尔基的座上客，且成为高尔基出殡时棺木左右执绋人之一，而斯大林就是抬棺者之一；她曾深入到德国的心脏参加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与宋庆龄、何香凝都是好友，她在德国坐过三个月的牢，所写作品《在德国女牢中》在欧美、亚洲都曾广为流传；她是陈毅的早期恋人，革命时期，分分合合，最终无缘……
如今，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革命女侠，生活都无以为继。刘心武写道：“妇女（胡兰畦）穿着陈旧的衣衫，戴着一顶那个时代流行的八角帽，她脸上尽管有明显的皱纹，但眼睛很大很亮。”“我唤她，她笑。笑起来样子很好看，特别是她摘下了八角帽，一头黑黑的短发还很丰茂。”
但她内心是冷的，浑身瑟瑟，敏感的刘心武捕捉到了她来的意图：“她实在是比热锅上的蚂蚁还难熬啊！……连我那么个少年都看穿了，除了享受温情，实际上也是来借钱的。”
命运允许反差，但很难承受极大的反差。感谢刘心武替我们留下了一位民国将军的后世速写，他还特地将一幅水彩画作比作胡兰畦的人生：曲折、幽远、坎坷、诡谲。你应该认识胡兰畦！
西南成都，再也没有比这里更适合生活的城市了。这里有刘备，有诸葛亮，有杜甫，也有女诗人薛涛。北门内酱园公所街胡家，祖上是明朝开国大将胡大海，这位福将虽是文盲，但是能折节下士，曾荐刘基、宋濂、叶琛、章溢于朱元璋，且军纪严明，曾说：“吾武人不知书，惟知三事，不杀人，不掠妇女，不焚毁庐舍。”有一次，胡大海长子在婺州因酿酒，违背军令，被朱元璋处死，有人劝告朱元璋不要这样做，以免胡大海兵变。朱元璋说：“宁可让胡大海造反，也不能让我的军令无法推行。”胡大海心疼，但亦无怨，依然忠心耿耿。
到了胡卿云这一辈时，已是晚清了，政治腐败，民间疾苦，帮会飞速发展。四川哥老会，又称“袍哥”，在长江中下游则称“红帮”。它与洪门（天地会）、青帮齐名，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帮会之一，也是辛亥革命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胡卿云就是其中一员。
但帮会毕竟是帮会，义气大于法律。当胡卿云遨游在武斗的世界里时，也常常被官兵捉去坐牢。妻子的娘家有些钱财，就花钱行贿，把他捞出来。戏剧的是，他的长子胡枢垣学的就是法律，毕业于京师法律学堂，辛亥革命时成为天津一名猛将。胡卿云还有个女儿，排行老二，叫胡兰畦，生于1901年6月26日。
其实胡卿云与妻子生了9个孩子，但最后只生存下来4个。孩子们有个好母亲。鲁葆芝率性、豁达，丈夫一天到晚在外面混世，孩子的教育就落到了她的头上。她从小就教他们民族气节课，教材有《出师表》、《满江红》、《正气歌》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样的诗句孩子们一下子接受不了，但时间长了也就懂了。
胡兰畦4岁那年，也就记事了。朦胧中记得，父亲又在外面“惹祸”了。清朝皇帝依然恋栈皇位，岂肯轻易放手？父亲偏偏与之作对，再次被捕入狱。母亲四处营救，顾不得孩子们的学业，胡兰畦就到了一个叫曹冰如的女子所办的新学，这是成都第一所私立女学堂。这个学堂拜孔子，教《三字经》，教练毛笔大字，但也教授绘画、音乐和数学，还开辟了自然课和社会实践课。
在这所学校求学期间，有两件事震动了胡兰畦。一是曹老师的邻居，一个年轻的姑娘，嫁人后却被诬告之前与人有染，新郎逼问之下，将她用铁链子锁了起来。姑娘悲愤不已，精神崩溃，不久即死。一是秋瑾被清政府杀害，曹老师多次提起过这个烈性女子。
后来曹老师不再教学，而是直接出去学习更开放的新学。胡兰畦跟着转入新学后，接连遇上大事件：辛亥起，清廷亡，男人闹着剪辫子，就连母亲都主动要求剪去长发了。
当五四运动起来后，芳龄十八的胡兰畦已经变身为华阳县立女学教员了，当时她学会了一首流行歌：
女国民，女国民，大哉女国民！
二十世纪，谁敢再说男尊女子轻？
愿我姐妹，早日讲求道德与学问，
将来做个顶天立地大哉女国民。
当时学校规定，师生不得参与游行。胡兰畦的心野，她就在家里给学生们上时政课。她讲日本人是如何步步为营意在夺走青岛，她说北京政府签订了协议，我们再不反对，就是亡国奴了！当时，她还分析说，青岛先是被德国占领，德国战败后，归还中国。这是德国第一次出现在她的演讲中，估计她也料不到，德国竟将伴随她大半生的革命生涯。
演讲完了，她还把家里的日货都清出来，牙粉、香水、洋伞统统砸掉！同学们义愤填膺。胡兰畦革命的气息已经渐渐在养成了。
她的人生实践第一课就是婚姻。民国初期，皇帝虽然倒了，但遗风可以百十年。那一年，胡兰畦16岁，家里为她订了婚。因为母亲重病了，这对她是一种疼爱。
那个小伙子叫杨固之。他早期即受胡家资助，后来经商渐渐富裕些，其人相貌品德，鲁老太太都是心知肚明的，总之女儿过去不会受委屈。胡兰畦心里是不愿意的，因为这个家伙“衣着虽然华丽，但倒吊起来肚子里也吐不出几滴墨水”。
但她没得拒绝。母亲死了，四弟、八妹、九妹相继夭亡。曾祖母的哭泣，父亲的叹息，夹杂着家中一个婢女的死去。充满哀伤的家，让胡兰畦懂得了艰涩苦难的人生。
一对自由恋爱的朋友曾劝她，逃婚，跑！但她没有。她想好了，先出嫁，再合理出走。她不想伤害家人。
1920年10月16日，不到20岁的胡兰畦坐在八抬大轿里，号啕大哭。吹吹打打红烛映天，她和着泪水，一路走进了洞房。
新郎端上来燕窝粥，满脸春意。她却呵斥：端起走！他无言，轻轻摘下她头上的珠花，放到柜子上，然后脱掉自己的帽子，扣上去。这是一种古老的仪式。她完全不予理会：“你要干啥？”
再后来，这场婚礼有了它必然的结局。胡兰畦有个远亲在四川政法学校就学，答应帮她在重庆巴县女学找个工作，这样就能脱离旧俗婚姻了。两地相距一千多华里，翻山越岭全靠轿子。家人一定要让新姑爷陪同前去。胡兰畦中途得知那个远亲突然病发故去。新姑爷以为到了目的地后，面对重重困难，这个女子一定会听从自己的美言，乖乖跟着回乡。谁料他掉着眼泪央求她回去时，她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已经成熟：“我是一个中国妇女，我要像秋瑾那样加入爱国者的行列，要为新的中国出力，绝不能当禁锢在家庭樊笼里，养尊处优的金丝雀。”
最终两人在1923年解除了婚姻关系。
从此，胡兰畦开始了流浪革命的日子。她不断结识新朋友，不断参加新运动，不断借住，艰苦求生，并认识了西南大军阀杨森──此人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
那时候，杨森是川军第九师师长，他请卢作孚任教育科长，推行新思想、新教育，要建造新川南。这让胡兰畦等人大为欣赏。
胡兰畦对杨森的初期印象是正面的、积极的。为此，她乘了两天一夜的船到泸州川南师范任教。杨森来视察学校，以自己四块大洋创业的故事鼓励师生们把新文化进行到底。他还建议在学校推行军事化管理。在那年的“双十节”，他还开放了自己的住宅，邀请胡兰畦等师生参观。此人早期也是哥老会的一名舵主，身材魁梧，目光炯炯，家里更没有一丝军阀气，“里面确实清洁整齐，一尘不染，没有什么古董字画，以及庸俗的摆设。卧室内的桌子上也只是摆了一个玻璃罐，装的是一罐冷开水，上面覆盖着一个玻璃茶杯。床铺上的棉被也是打着四方整齐的方块”。
在泸州，胡兰畦还认识了一个重要的人物：恽代英。他那斯文的眼镜，一身褪了色的葱白洋布长衫，还有开口大骂北洋军阀的激情，都让胡兰畦发自内心地钦佩。此人不喝酒、不抽烟、不请客、不送礼。恽代英带来的新风，鼓励着胡兰畦继续向前走，他看不惯学校的官僚气，辞职后继续创办泸县公学小学部，并与同道中人发起了妇女剪发运动。运动中，她认识了秦德君，此女以明末抗清英雄秦良玉为榜样，参加五四运动，从事妇女解放工作，抗日战争请缨杀敌。
秦德君曾在北伐战争中坠马负伤，并受“四一二”清党运动影响，被“礼送出境”。她于1928年7月初，离开上海赴日本，在赴日船上，与同时避难日本的作家茅盾邂逅。她曾鼓励和陪伴茅盾写出大量作品，也正是她向茅盾讲述了胡兰畦的事迹，引发茅盾灵感，创作了重要的现代小说《虹》。
1930年秋，秦德君以特殊的方式回家：一个黑沉沉的深夜，忠县江边一副滑竿上悄悄地卸下一具“女尸”，又迅即被人抬到守候在那里的一条木船里。木船立刻解开缆绳向下游的“鬼城”——丰都进发，这“女尸”便是秦德君。当年8月，秦德君抱病从上海回到离别12年的家乡——四川忠县，从此继续她的革命事业。
她们实施的剪发运动首先对准了杨森的五个姨太太，由此带了个好头。此时的秦德君已经受杨森资助，准备赴欧洲留学。胡兰畦不禁心动，于是向杨森提出了申请。正处于军阀战乱不稳定期的杨森答应说，等他打到了成都，可以相助。当时，曾祖母去世，胡兰畦要回成都奔丧，路上都是战线，无法通行。杨森特请人护送她一路离去，但同时也交给她一个任务，到成都摸清敌情，用米汤、牛奶写信回来报告。就这样，胡兰畦第一次有了“参战”的机会。丧事未毕，父亲又突然病逝。胡兰畦在伤感中认识了杜黄。这位“辛亥女杰”在前朝时是翰林夫人，她却借用这一身份在铁路上为革命党运送炸弹，加力推翻清朝。她曾亲自设计刺杀袁世凯，并竭力组织女子北伐军，她在会上大唱：“女国民！女国民，大哉女国民……将来做个顶天立地的大哉女国民。”
这样的声音鼓舞着胡兰畦，但终因缺乏资金，计划暂时搁浅。她们去找了杨森，但没有结果。胡兰畦想出去留学，杨森一拖再拖，还让她帮着教几个太太学国文和算术。令胡兰畦不解的是，杨森的五个姨太太中有烈士的妹妹，还有师范学校毕业生。这样的新式女子竟然还去主动做什么姨太太，在胡兰畦看来，显然是陈旧的思想还在作祟。而且她们之间，除了奢侈的生活，就是钩心斗角，对社会并无积极意义。
杨森打到成都后，依然没有实现资助胡兰畦留学的承诺，却说让她进四川大学任教。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件让她难以接受的事情。杨森的其中一个姨太太转述丈夫心思：“军长叫我和你谈谈，外面很多人都说你是他的红人，他说，欢迎你参加到我们家里，我们共同生活……”
大大的眼睛，白皙的皮肤，鹅蛋脸，薄嘴唇，看那些老照片，胡兰畦依然是美的。一个早期的知识女性，做事又雷厉风行，这样的女子，崇尚新派的军阀杨森是不可能不动心的。
斜扭着腰肢，将左肱靠在阑干上的一位，看去不过二十多岁，穿一件月白色软缎长仅及腰的单衫，下面是玄色的长裙，饱满地孕着风，显得那苗条的身材格外娉婷。她是剪了发的，一对乌光的鬓角弯弯地垂在鹅蛋形的脸颊旁，衬着细而长的眉毛，直的鼻子，顾盼撩人的美目，小而圆的嘴唇，处处表示出是一个无可疵议的东方美人。如果从后影看起来，她是温柔的化身；但是眉目间挟着英爽的气分，而常常紧闭的一张小口也显示了她的坚毅的品性。她是认定了目标永不回头的那一类的人。
这是茅盾在《虹》里对女主角梅行素的白描。当茅盾在1929年创作这部长篇小说时，从黄埔军校毕业的胡兰畦正徘徊在江西的革命道路上。
在小说里，也有这样的情节，与她同乘船去上海参加会议的文太太故意调侃梅女士：“那时候，梅小姐，为什么你不来参加？喔，你是省长的私人秘书，你是红人，你已经做了官。”这里的省长显然是指杨森兼职四川军务督办，成为四川省政府的代理人。
梅女士据理以争：“做省长的家庭教师是有的。什么秘书，都是人家嘲笑我。更有些胡言乱说，只好一笑置之了。文太太，你是年青时就死了丈夫的，你总也知道那些轻薄的舌头专会侮蔑女性，乱造谣言。”
后来她们的话题就集中了省长的婚姻上，梅女士称：“他的终身伴侣现在是五个。”“他看待的很周到，很平等，又很谨慎；他那所有名的大园子里是几乎用了太监的。简直是他的阿房宫呢！”
但她们都是“极丑的”，一语双关。顺带着提到了那个师范学院毕业的女生：“有一位做过‘原为英雄妾，不作俗人妻’的诗句的，大概可以算是天字第一号的负数的美人罢！”
在正式拒绝成为杨森家妾的请求后，胡兰畦就接到了杨森的大红请帖，他升官了，正式成为四川省督理，即省长。他邀请她帮着张罗就职典礼，命令她为总招待。胡兰畦的回答是：“我父亲死了，孝服在身，不能参加喜事。”
也正是这个时候，杨森开始对一些新派激进人物动手，挟制活动，并逮捕打击。胡兰畦知道，自己不走不行。全国学联在上海召开第六届代表大会的消息，传到了四川，他们在选派代表时，杜黄极力推荐了胡兰畦。
要去开会，没有路费。大家想到了胡兰畦与杨森的非常关系，鼓动她去筹款。这是为难的任务，但也是离开的机会。杨森给了他们每人50元，唯独给了胡兰畦100元。但按照胡兰畦的说法，她拿了这100元请杨森家眷大吃了一顿，并给他们的孩子买了衣服，而她最后是卖掉了十几间祖屋，寄养了兄弟，这样才有了路费，“倾家荡产地离开了故居”。
一路到顺江到重庆，路上还遭遇了土匪，这在小说里也有相同情节。长江两岸的险峰，沿途城市的世相，还有那些半旧不新的观念和尴尬，都让胡兰畦觉得，只有一条路：往下走。
在上海，她感受到了自己的“土气”，或许她内心也向往着时尚、流行。她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相，妇女都剪了头发，男女随意同行，报刊琳琅满目。当天晚上，她就去《新建设》杂志社拜访了恽代英。听完恽代英的鼓励后，走出来时，不远处就看到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那是租界。
大会上，演讲嘉宾大腕云集，有吴稚晖、于右任、施存统，还有熟悉的恽代英。在这段激情燃烧的时日里，胡兰畦还跑去应聘了演员。那是鼎鼎大名的环球电影公司在招收女演员。电影是一门能感动人的艺术，她想利用这个媒介做革命的宣传。四川傅增湘的女儿傅文豪不就主演了《古井重波》吗？秋风送爽中，她见到了著名的导演和演员。她的表演是合格的，但她还是放弃了复试机会。她看到了演员不受尊重的现实，那个时候，西湖雷峰塔倒塌了，看到茅盾写的《冲出雷峰塔》后，她的野心更大了。当在重庆获知一些大学开始招收女生时，她最大的愿望是去考取黄埔军校，可惜那时候黄埔军校还不招女生。
此时，已是25岁“大龄”女子的胡兰畦遇到了一个同道中人──陈梦云。陈梦云身材中等偏高，穿一件香灰色华达呢长衫，一张方脸五官端正，看样子在三十岁以上。最先吸引胡兰畦的是他手里的红皮书《呐喊》，那是鲁迅的名著。他们大谈新文化运动，他儒雅博学，常常给她新书，《新青年》、《妇女月报》等。有人说他是陈毅的堂兄，但更多的说法是曾经的战友。
不过从胡兰畦的回忆录看，她认识陈毅比认识陈梦云要早：
我认识陈仲弘（陈毅），最初是在一九二二年的暑假过后，那时我从泸州回到重庆。宋南轩介绍周钦岳到我的寓所来看我。后来，周钦岳又带着陈仲弘来看我。他们两人都是由于参加留法学生爱国运动，被驱逐回国的，当时都在重庆《新蜀报》工作。周钦岳不爱多说话，陈仲弘却爱讲故事，还喜欢写白话诗，多半是鼓励人为革命奋斗的。我记得有这么几句：“小孩子，不要哭！跌倒了，爬起来再跑。”他还爱讲劳工神圣呀，辩证法呀，反杜林呀等等。当时我什么也不懂，但听他说这些革命理论很感兴趣。以后我们见过几次。一九二六年冬天，他从万县到泸州参加起义，失败后回重庆还到我的寓所来看过我。在莲花池省党部，陈梦云、我、杨誾公、刘伯承、李筱亭谈到对陈书农部做工作时，我曾提出邀请他去。当时省党部没有决定。后来我考上军校女生队，听说朱德同志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到林翼如旅部去工作。林翼如又把他介绍给陈梦云（当时是三师政治部主任），到三师政治部工作。因为他是一个求实的真诚的革命家，性情开朗，平易近人，在三师深得人心，上自师旅团长，下到连排士兵，对他都很爱戴。
陈梦云在国民党部队里谋得一个闲差，支持孙中山实施改组，创办黄埔军校。他邀请胡兰畦与他一起去广东，那里才是革命大本营。他也有一段婚姻，对方比他大9岁，是童养媳。当许多人劝她坚持让陈与原配先办离婚手续时，胡兰畦并没有太坚持，只是让他把对方安排好就可以了，并同意把家产都给对方。而后，他们宴请了朋友们，在山城匆匆举办了仪式。但后来，那个童养媳还是带人来闹事了，她乱砸物品，并揪住胡兰畦的头发大骂不止。但这反倒加速了胡兰畦与陈梦云去广东的行程。
中途一场阑尾炎，让他们暂息上海，并得到了一班老同盟会员的照顾，期间带他们去了苏州、无锡、镇江、南京等地游览，太湖、梅园、金山寺，成为胡兰畦一生中的蜜月期。
到达广州时，正赶上“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关了很多人，一时间，风气紧张。南国的市井百态，时髦而独特，衬托着革命的气息，别有风味。陈梦云去报考黄埔军校，成为第五期学员，但跑步时昏倒了，从此退出。
在先前认识一个叫洪英的国民党员介绍下，胡兰畦入党了，国民党左派（但胡兰畦后来说实际上是共产党）。她第一次知道，一个党是有两个派别的。洪英只是告诉她：左派要革命，右派反对革命。
接着她就被派到中央党部妇女部工作，并在大会上讲述了四川的妇女解放运动情况。会后，她见到了邓颖超，还看到了一位高高的男子，略瘦，异常英俊，浓眉下的双眼炯炯有神，穿着中式长衫，举止潇洒，态度谦和，正是黄埔的美男子之一周恩来。
北伐战争打响前的誓师大会上，胡兰畦手持彩旗参与其中，这让她对革命有了深入的认识。此后，陈梦云有心回四川行动，调动川军，声援北伐。在一次早茶会上，她见到中国几千年来第一个中央妇女部长──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齐耳的短发，宽松的旗袍，英气锐利的眼睛，美丽而端庄，那么侃侃而谈，她受益匪浅。誓师大会上，她看到廖夫人一路送将士到韶关，风采迷人。
在回四川前，陈梦云受邀参加了蒋介石的宴会，而胡兰畦则见到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长的李济深，还有在疗养院的李宗仁。陈、胡与川军的几位将领熟识，蒋、李请他俩代为邀请川军参加北伐。
当北伐的洪流势不可挡之时，胡兰畦也迎来了她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时，她正在组织发起合川妇女联合会。有一次，她偶然在县立女学阅览室看到了报上一则消息：“北伐军占领武汉，中央急需大批工作干部，国民革命军特在四川招考学员四百名，凡属身家清白，有志革命，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男女均可报名。”
女的也招，喜从天降！胡兰畦兴高采烈地告诉了陈梦云，陈梦云的态度却有些冷淡。原来他早知道消息了，为此还特地把家里的报纸藏了起来。他怕胡兰畦走掉。但显然，他低估了胡兰畦的野心。
胡兰畦郑重地对他承诺：“我们两人都受了旧社会的欺凌，一同下决心追求光明，今天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第一，我们要求祖国的自由平等；第二，要求改造旧社会。我要去求学，是要去学习革命的理论知识，培养高尚的革命品德。你可以放一百个心，我决不会学坏的。我决不是见异思迁的人，我对你是诚心诚意的。我盼望你在革命的战场上建功立业，也渴望自己在革命的队伍中成为一名前进的壮士。我的性情，你是知道的，同情心很强，刚直，决不做对不起人和不负责任的事情。难道我去学了革命的道理，反而会对不起你吗？我还向他保证：‘我毕业后一定回来。’”
“天有美人江，地有少女风，谁云巾帼不英雄？红是桃花骢，青是莫邪锋，谁云粉黛可怜虫？”这是胡兰畦在学校学唱的《妇人从军歌》。四川31名女学员中有她的名字。她唱着歌奔向了军校。那是黄埔在武汉的分校。
重游黄鹤楼，风景依旧，胡兰畦的心已经大变了样。那次全国共招收了300多名女兵，番号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在剪辫子时，胡兰畦注意到，她与一位叫李淑宁的同乡女子都已经剪了，而那些姐妹们有的还舍不得剪去。这位李淑宁就是日后的赵一曼。
经过剪发、换装、纪律学习、内务训练后不久，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在两湖书院大操场举行开学典礼。深灰色军装，紧束着腰带，军帽端正，打着绑腿，眼睛睁得大大的，这就是当时胡兰畦帅气的戎装照。
开学典礼由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主持，这位专业军人是黄埔军校7个筹备委员之一。主席台上有孙中山之子孙科，还有日后与胡兰畦颇有交情的宋庆龄。
让胡兰畦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恽代英的激情演讲。翻看胡兰畦的回忆录，会发现她对恽代英极尽溢美之词，气概、风度、才学，还有为男人的品质，甚至还提到了恽的爱情生活。胡兰畦还拿他与来校演讲的汪精卫对比，说汪精卫更像是公子哥，没有恽代英“朴实浑厚的气质”，活像戏台上的白面书生。总觉得，如果她要找伴侣，一定是照着恽代英这个模式去寻找。
1927年的“三八”妇女节，军校里隆重纪念这个属于全世界妇女的节日，这个节日的提出者蔡特金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同时也是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胡兰此时不可能想到，她将来会在德国见到蔡特金本人。
蒋介石来校视察；国民党左、右派在学校明争暗斗；周佛海、汪精卫等人轮番前来学校演讲，直到迎来了胡兰畦最心仪的男人。而在这个人到来之前，她先是收到了一封急信，寄信人是她正在重庆读书的七弟，信中称：“姐姐，你一定会怪我不好好在重庆上学，又跑到合川来做什么？姐姐，你才不知道啊，重庆出了大祸了！我弄得走投无路了，才跑到合川来的。我以为到合川来能找着陈仲弘（陈毅），好给我出个主意。谁知到了合川找不着他，也找不着陈大哥（陈梦云）……三月卅一日那天，重庆群众因为反对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在打枪坝召开大会游行示威。……向外只有独路一条。……突然，响起了密密的一阵枪声，子弹在空中飞舞。……中弹而死的、踩死的、压死的，当场就有好几百人，真是悲惨极了。……听人说陈仲弘、陈梦云都失踪了。……”四川军阀已经开始大开杀戒了，在这个被称为重庆“三卅一”惨案的事件里，有四五百人惨死，伤者千余人。虽然动刀的是军阀，但后来还是把一个军官杨引之枪毙了。
杨引之是四川华阳人，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国民革命军陆军少校，曾参加东征和北伐战争。事发时，当时他正在四川与当地军阀联络“招安”，据说他是蒋介石的特使，因此被抓住了“把柄”。对他不依不饶的正是胡兰畦所在军校的学生。据说他当时从四川赶到了武昌，目的是策动分校学员拥护蒋校长并迁校南京，结果被军校“学生讨蒋筹备委员会”抓获，同年6月1日死于武昌第一模范监狱。按照胡兰畦的记述，当时司法部并不打算判杨死刑，但群众不依，军校同样群情激奋，“尤其女生队的重庆学生，更恨不得把杨引之弄来千刀万剐”。武昌街上，军校男女生示威游行、请愿。最终杨引之被处以死刑。
七弟的信让她更加记挂那个人，陈仲弘。当然她也记挂陈梦云。那是个星期天，没有训练，胡兰畦正在操场上看报，有人急急地来报信，说有个人来看她。会是谁呢？“还未到传达室，我就远远看见一个穿着深灰色军服，肩挂斜皮带的瘦长个子，他望着我微微地笑着。”
“呵，你逃出来啦？梦云呢？”胡兰畦眼泪止不住了。“真是悲喜交集，原来，他就是‘三卅一’惨案后，我最担心的陈仲弘（陈毅）。”
自从接到七弟的信后，胡兰畦每夜都不能安睡，因为她不知道这俩人怎样了。“今天突然见到他穿着军装来到女生队，当然是喜从天降。我握着他的手，说也不是，跳也不是，简直欢喜昏了。”一个军校女生，如此豪放地抓着高个子男子的手，脸上洋溢着喜悦，自然而随和，但也有一丝外人不易察觉的尴尬。后来是他打破了这尴尬：“今天星期天，放假，我们出去走走嘛！”
他们去了黄鹤楼，泡茶。他语速很快，告知她，陈梦云无恙，会尽快来汉口。陈仲弘当时身在四川三师政治部工作，白色恐怖之下，他是被捕分子之一。他是天生的诗人，文笔犀利，常在《新蜀报》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军阀混战的种种恶行。他被军阀视为最不受欢迎的人之一。他是中共党员，一直秘密行动。经中共川东负责人刘愿庵的推荐，他到合川县川军邓锡侯部第三师任政治部秘书。正是在这里，他结识了政治部副主任陈梦云。陈梦云赞同陈仲弘的革命行动，并暗中帮助他。陈仲弘暗中建立了一个秘密中共党小组，经常组织活动，激发民众革命热情。他们侥幸逃过了“三卅一”惨案。但事后，当时代理师长和县长邀约陈仲弘等人赴宴。后有县府一个工友悄悄告密，说这是陷阱。在陈梦云的巧妙周旋下，陈仲弘得以逃脱，他刮掉胡子，穿上西装，扮成“买办”，坐上他的大轿，由他的副官率两名弁兵护送，登上了去武汉的江轮，来到军校。来到后，还不忘在胡兰畦面前吟上一句：轻舟已过万重山。
正午的阳光直射在黄鹤楼上，四月的天光宜人清爽，江风吹来，竟有徐徐春意。他们在附近找了一家小饭店，点了回锅肉、麻辣豆腐，这是陈仲弘最喜欢的两道菜。饭间，他问她：入党了吗？意指中国共产党。说到这个，胡兰畦一肚子委屈。前两天，李淑宁刚找她谈过话，本想拉她入党，但陈梦云是个军官，身份受到影响，最好是与陈离婚才能实现。胡兰畦不答应，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但这事竟到新中国成立后还拽着她的后腿。
陈仲弘来到军校后，就地任职，表面上是文书，其实是中共党委书记。当杨森彻底与蒋介石联合起来后，便开始调兵进犯武汉，同时开始对付共产党。于是，在1927年5月中旬，驻扎武昌的兵力在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的统一指挥下，开始往西南攻打杨森部。军校女生也接到命令参战。胡兰畦整装待发，还接到了一根红蓝白相间的“牺牲带”。当时陈毅的弟弟也在队伍中，他在战斗中负伤，胡兰畦还随陈毅去医院看望。
仙桃镇一仗，杨森队伍几乎全灭了。但回来后不久，由于“宁汉合作”，军校宣布解散。胡兰畦与陈梦云借住在武汉，想跟着共产党走，又得不到信任。她向陈毅倾诉又哭闹，陈毅支持她去找何香凝。那时候，“南昌起义”爆发──国民党称为“南昌暴动”，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国民党的武力清党政策，在江西南昌发动的武装暴动事件──国共彻底闹掰了。这一天，陈毅与亲密战友范英士来到胡兰畦寓所，激动地说：“从前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骂我们是土匪。不错，我们是他们国民党眼中的土匪！我这个人怪，我就要去当‘土匪’！”
陈毅说他要走了，一再叮咛胡兰畦追随何香凝团结国民党左派。他们四人合影留念，陈毅的话，深深印在了胡兰畦心里。
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内部更是闹得激烈，胡兰畦在其中处境更为尴尬，但她记住了陈毅的叮嘱，继续留在武汉任职。陈梦云要回四川工作，胡兰畦托人找到在国民党内身处高位的陈公博，帮着为他在四川落实工作。
“倩疏林，你我挂住斜晖……”临走时，陈梦云与同伴哼起了川剧《长亭送别》，船离岸边，驶向江心，从此后，不知道何时才能相见。
经过几番颠沛后，胡兰畦去了江西南昌。当时陈梦云以断绝经济供给要挟她回四川去，她不予理会。正是在江西，她遭到了蒋介石下达的驱逐令。
在江西，穿行于各路党派中间的胡兰畦多次更换工作，后任江西省救济院孤儿所兼妇女教养所长。当时救济院的清节堂里，收容着无依无靠的寡妇。在这里，她们与世隔绝，还都被锁在了肮脏的院子里，虽然堂里供给稀粥，但健康堪忧，不少人生了疮。
“守孀又不是坐牢，为什么要锁起来？”她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违反常规，打开了清节堂几百年的大锁，然后对她们的居住环境消毒清理，并改善伙食，帮她们找工作，还开展文艺演出，一首昆曲《牡丹亭》唱醉了很多人的心。后来有人跑去向上级告她的状，说她让男女受救助者混住在一起，虽然没有什么回应，但后来江西省政府接到了蒋介石的电令，驱逐胡兰畦等11人出境。胡兰畦事后得知，这是因为自己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南京中央不过是一张封神榜”。于是，胡兰畦上庐山找到了作画的何香凝，让她帮着向组织说说，她想去欧洲留学。在这期间，她还受委托去香港面见陈公博。陈公博从共产党转入国民党后，似乎从未与蒋介石形成一派过。他们有意撇开蒋介石重新组立一个新政府。陈公博还提到，非得争取宋庆龄和何香凝两位支持不可。“陈公博装出很诚挚的样子赞扬宋庆龄和何香凝。陈说：‘孙夫人没有钱，孙先生逝世后，许崇清给孙夫人送去几千元，她都没有收。廖夫人也没有钱，她想到欧洲去考察一下国际的实况，还只有靠她自己画画出卖来筹集路费。但令人感动的是，去年蒋介石宋美龄结婚时，他们给廖夫人送了一笔重重的厚礼，请她为他们证婚，却被廖夫人谢绝了。我们要组织廉洁政府，就要举起这两面旗帜。’”不久后，她就被派往了欧洲，名义上是考察社会救济事业，实际是江西改组后将她“踢”出了国门。但她觉得是“绝处逢生”。
与她同去德国的还有小学同学蓝素琴〔据说她早期曾在德国学习化学，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校长的罗家伦曾在当地追求过她〕，一路颠簸到新加坡时，她看到一家成都特产“灯影牛肉”，风一般跑过去买了几包，思乡之情，可见一斑。经巴黎、到柏林，到达目的地后，有个四川人负责教她德语，此人外号傅铁牛，真名傅德辉，出身地主家庭，家境富裕，经常有人问他借钱，但他每次都要让人家立字据。据说，新中国成立后土改，傅铁牛也受到了清算，土改工作队从他家搜出了一大批契约、借据，其中有一张是朱德同志向他借了20个马克的亲笔借条。工作队员一看，愣了，连忙问他：这个朱德，是什么人？
“就是朱总司令。”
“他会向你借钱？”
“是的，在德国留学时借的。”
工作队员们无法，只好把这件事向朱德同志汇报。朱德同志回信，说有这件事，傅铁牛是个搞科学的人，并不是剥削农民的地主，不必清查他，送他到北京来吧！后来，傅铁牛就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了。
1930的6月，胡兰畦到达德国已经半年了。这一天，在柏林，她迎来了何香凝和其子廖承志。他们相谈甚欢，话题最后落到了党派救国上，晚饭时，廖承志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中共党员。
这个出身国民党元老之名门的留洋派，在革命低潮时投奔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多次被捕入狱，却每次都奇迹般生还；他曾因“海外关系”被批判，却凭这份关系在外交战线上独树一帜。童年被叫作“肥仔”，晚年被尊为“廖公”。当时他在汉堡读书，何香凝一个劲地对胡兰畦夸赞儿子的“公仔”画得很好。
也正是在廖承志的帮助下，一直处于组织夹缝中的胡兰畦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一员。
当时的柏林还住着一位重要女性──宋庆龄，她常与何香凝游览柏林名胜，畅谈国内大势，胡兰畦就跟着一起学习。后来，何香凝母子回国，胡兰畦就陪着宋庆龄，来来往往。由于没有经济来源，胡兰畦常常陷入困境，宋庆龄就每周买一些鸡鱼肉菜到胡兰畦住处做饭，每次所带东西，都足够胡兰畦吃上一个星期。胡兰畦深深感受到这位女性的体贴和善良。1931年7月，宋庆龄的母亲去世，她回国奔丧，胡兰畦陪同回国。途径莫斯科时，苏联人给予了这位革命者遗孀足够的热情，鲜花、礼物、拥抱，还有真诚。列车到东北时，当地政要均来迎接，让胡兰畦遗憾的是没有见到心仪的少帅张学良。宋庆龄对她说：“我见过他（张学良），一九二五年，孙总理北上时，张学良曾以子侄辈身份，到医院探视过总理的病。”她还盛赞张学良的仪容风度，说他是个很有为的年轻将领。
宋太夫人在上海的出殡仪式隆重而肃穆，西方基督徒式的告别，送别队伍中有宋子文夫妇，有孔祥熙夫妇，然后是形单影只的宋庆龄，最后是宋美龄夫妇──当然少不了蒋介石先生。“我们没有妈妈了！”宋庆龄长哭不止，胡兰畦见到了这个不苟言笑的女子脆弱而多情的一面。正是这次回国，作为宋庆龄的助手之一，胡兰畦还被大上海《良友》杂志选为封面女郎，报道她的英勇事迹，她的形象第一次广普性地走进大众视野。
后来，宋庆龄通过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和陈翰笙帮助，送胡兰畦再度赴德学习。当时，德国的法西斯势力已经成气候，日本也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为了团结更多的留学生抗日救亡，胡兰畦等人组织成立了“留德反帝同盟”，胡兰畦任主席，成员中只有程琪英与胡兰畦为中国女子。对程琪英，胡兰畦印象深刻，这个女子在回国后，曾舍身救过革命志士，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德语教师，但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反帝联盟“开张”不久，胡兰畦即被宣布开除党籍。
原来，在德国的共产党内部发生了分裂，对立面那些人还不断对宋庆龄展开攻击，认为她“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大官”。胡兰畦为此据理以争，与一些党内人士结下了“梁子”，她陪同宋回国的事情更是在《申报》、《大公报》上被大肆报道宣扬，不少人有意对她下手。但她一直在抗争，向德国、莫斯科、法国等地的共产党组织申诉，并继续着反法西斯事业。
1932年8月30日，德国国会开幕。这一年纳粹党获胜，成为第一大党，党首为希特勒。共产党排位第三。议员中年龄最大的为胡兰畦的偶像、75岁的克拉拉·蔡特金。当时的德国已经是法西斯的天下，他们恫吓蔡特金，说她敢出来主持会议，一定给她颜色看看。
结果，在莫斯科养病的老人家从容而至，稳坐在主席台上，因为国会要由年龄最大的议员主持。这位精神领袖深深影响了胡兰畦。四个月后，德国共产党在柏林体育馆举行反法西斯大会，胡兰畦在会上发言，控诉日本侵华罪行，并告知世界，中国人民正在浴血奋战！这是第一位在德国公开演讲日军侵华的中国女子，她向欧洲人民昭告着中国人参与反法西斯斗争的坚决声音。
这之后，她见到了蔡特金本人。但随着1933年春希特勒的上台，胡兰畦被逮捕入狱，被关押了三个多月。那是一段漫长而令人心悸的日子。狭窄的牢房，糟糕的食物，没有了自由，却迎来了严厉的管束，她每天就靠着一遍遍擦洗牢房及各种设施度日。但是在牢房里，她结识了很多正义人士，他们送给她一块巧克力都让她感动到流泪，他们携手继续战斗，还在牢房里演起了高尔基的《母亲》。
三个多月后，经过宋庆龄、鲁迅等人在上海以民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一再向德国领事馆交涉抗议，胡兰畦得以释放，但被驱逐出境。她将这段经历写成了《在德国女牢中》。这本充满着希望和积极的小书，是那个特殊时期，欧洲人、亚洲人对法西斯痛斥的代表作。该书经法国文豪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首发后，影响很大，后来被译成俄、英、德、西班牙等文字。
因为她的特殊身份，英法都对她实施驱逐，她向留苏的肖三写信求助，求他帮忙买票回国，她要去东北参加抗日。当时苏联正在准备召开第一届作家代表大会，主持者是高尔基。胡兰畦被安排以中国作家列席。这是一夜升天的荣誉，胡兰畦觉得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在莫斯科，她见到了太多的大家，譬如西蒙诺夫。更让她记忆终生的是高尔基。“黑色的西装，身材略高而瘦削，嘴唇上的胡须很浓，头微微地偏着，慈祥忠厚，朴实得像一个中国的农民老大爷那样。”这是胡兰畦对他的印象。会后，高尔基设宴招待作家代表，胡兰畦成为受邀请人之一。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消夏别墅里，她与高尔基握手问好，但她却提出了一个要求，说中国有五位左翼作家（隐夫、柔石、李秋实、胡也频、冯铿）被反动派杀害了，请求他发出抗议声音。
高尔基不但记住了这个牵涉到作家的事件，还记住了这个勇敢的女子。他特地让胡兰畦坐在自己右边，左边就是莫洛托夫，那时苏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尔基在宴会上直斥中国作家被暗杀事件，并指着胡兰畦对大家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人！”接着就讲述了胡兰畦在德国坐牢后的遭遇。他还建议莫斯科市长给胡兰畦安排房子，让她留在苏联工作。普希金广场附近一条街上的房子直接分给了胡兰畦，有书房、卧室、饭厅、洗澡间等等，而那时候，苏联人自己的住房都成问题。《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著名女外交家柯伦泰女士……胡兰畦连续拜访了诸多名家，并继续与高尔基有所交往，直到1936年6月，她重返莫斯科，参加高尔基的葬礼，斯大林、莫洛托夫都是抬棺人，而她则与高尔基的子媳手捧遗物，为高尔基执绋。这是一种荣誉，多少党内外人士梦寐以求，这一年她36周岁。
但是胡兰畦也曾受到苏联人的怀疑。由于她与王明发生了矛盾，有人报告她是托洛茨基分子，情报机构克格勃一直在调查她。1936年胡兰畦与同仁一起离开苏联时，克格勃要扣她的护照，却错扣了陆娜君（陆晶清）的护照。当时一起返回的国民党将领陈铭枢，坚持“我们是一同前来的，一同回去，没有人要留下来”，几经交涉，克格勃才放行。
回国后，胡兰畦一直遭受冷遇，国共两党对她都不大亲热。后来是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席李济深邀她参加工作。李济深曾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领十九路军发动福建政变，逼蒋抗日。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李济深主张国共合作，蒋介石撤销对他的通缉，并任命其为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职务，授予李济深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胡兰畦见到李济深的时候，正是“西安事变”爆发之时，李济深写了四封急信，分别给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吴稚晖，极力说服他们统一政见，保护总裁安全，不可轰炸西安，事变不能演变成内战。这个送信的重任就交给了胡兰畦。
此后，胡兰畦就留在上海，追随宋庆龄继续推进抗日，救助爱国人士“七君子”，办刊物（《小把戏》、《壁报》），引来茅盾、胡风等名家为她撰稿。可能正是此时她与胡风相识，并因此在后来的“胡风案”中受到牵连。
当“抗战”打响后，她冲到一线去运送物资，代表何香凝到嘉定县外岗镇慰劳十八军兄弟们。当时她成立了一个特别的组织──“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她自任团长，奔赴前线，帮忙救援，安抚民心，组织文艺表演，甚至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组织抢割稻子。大撤退时，在南昌，她巧遇陈毅。此时，这支“火线上下来的女兵”团体已经引起轰动。那天晚上，她们受邀去为大学生作报告。煤气灯下，观者如潮，民心大振。一张纸条传到了胡兰畦手中。她看到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名字，她朝思暮想的名字。抬眼望去，不远处站着的男人，“面色憔悴，形容枯槁”，正是陈毅。
“我结束了报告，急忙向他跑去。我们紧紧握着手，高兴得泪花只在眼眶里转。”
她问：你还在呀？是真的吗？
他答：也几乎见了马克思！
此时的胡兰畦已经与陈梦云离婚。她是自由身，她有权利追求一切应该属于她的幸福。
他们谈论了很久很久，陈毅身为新四军筹备人，正在召集旧部，他满脑子都是斗争和革命，言语中提起的都是毛泽东的战术。说到他的死里逃生，惊险而幸运。先是穿着老百姓给的破衣烂衫，吃着山里的竹笋，躲躲藏藏，有一次差点就跑不掉了，他被四处包围，要不是国民党官兵追在后面，大喊捉活的捉活的，不敢开枪，他肯定牺牲了。
在悬命逃亡中，最惊险的是他跑到了一处悬崖。要么成为俘虏，要么跳下去。他选择了后者。追兵对着下面扫射了一阵，撤去。而他跳下去时正好被藤萝树枝中一块突出的石头托住。后来第二波追兵又扫射了一番，他直等到天黑才敢上去。听他讲述时，她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终于谈到了感情问题。她说了离婚的事。胡兰畦记下来陈毅说的话：“一九二七年李淑宁（赵一曼）要求你与陈离婚，看来还是对的。分手以后，他虽然没有出卖朋友，出卖同志，但是他并未照我们分手时所商量的路线去做。个人生活走的是资产阶级的道路。”他们已经相识15年，武汉一别竟是10年。她自述于1937年冬与陈毅订过婚。（“这事新四军的项英等同志知道，陈毅父母也知道。”）这次江西会面恰恰是1937年年底。他们谈了一个通宵。她在回忆录里说：
这一夜，我们谈了很多，很多，倾诚而谈，滔滔不绝，时间过得特别快，不觉窗外天色已经大明了。
我与陈毅相识十多年，最初只是朋友和同志关系，没有想到其他。他在江西打游击时，很久没有消息。许多人以为他牺牲了。因此在南昌突然与他见面重逢，我与他都非常惊喜。这时，我也是共产党员，与他志同道合，比较了解，谈得非常投机，真有说不完的话。我觉得早就应该与他结合在一起。而且，我已经与陈梦云分手，在婚姻上有重新选择的自由。这样，我们才订婚的。对这事，我们双方都很慎重，很认真。他写信给他的父母，告诉了这个决定，并在信中说：“我同她志同道合，同信仰，同工作，在几个相同的情况下，我们订了白首之约。”后来，他写给父母的信，都是通过我转去的，他一家人对我都很好。
陈毅的婚姻亦有不幸。1930年在江西信丰，他与当地19岁的女学生萧菊英结婚。1931年陈毅外出开会，归途遇敌人袭击，绕路回去，萧菊英听闻陈毅已牺牲，于是跳井殉情身亡。陈毅写下《忆亡》诗：“泉山渺渺汝何之？检点遗篇几首诗。芳影如生随处在，依稀门角见冰姿。”1932年重阳节，经李富春、蔡畅介绍，陈毅与18岁的兴国女红军赖月明结婚。1934年红军长征后，陈毅留守江西中央苏区，动员赖月明服从大局带头疏散回乡隐蔽、打游击。二人于10月20日分别，此后赖明月下落不明。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结束，陈毅才得知，赖月明在被捕后跳崖自尽。陈毅写下《兴国旅舍》诗：“兴城旅夜倍凄清，破纸窗前透月明。战斗艰难还剩我，阿蒙愧负故人情。”
谈话结束后，已经是鸡叫三遍了。陈毅送胡兰畦到了百花洲。“烟波与客同樽酒，风月全家上采舟；莫问台前花远近，试看何似武陵游。”碧波粼粼的湖东，自古就是诗人雅集的胜地。这位现代大诗人，心里又在想着什么大作呢？
他鼓励胡兰畦，继续往战地走下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现在的抗日，也为将来的光明。
此后，胡兰畦又见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他读过她的《在德国女牢中》，印象大好，并说这书在延安成了教材，鼓励她们的战地服务团继续办下去，往前走。那些天，她与陈毅有过多次见面，有一次在皖南，陈毅还在雪夜前夕送了她一二里地。为了解决她的转党问题，他还亲笔致信邓颖超、蔡畅，让她带着去。
然而，他们的恋情终究没能修成正果。胡兰畦独自饮了这杯苦酒，却从不觉得委屈：
那时，我们隐蔽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国民党罗卓英部队领导战地服务团，他是新四军的领导干部，如果我与他正式结婚，就会暴露身份，不能再坚持在国民党部队作战地服务团的抗日工作。……为了抗日，为了工作需要，我们只好暂且牺牲个人幸福，决定各回各的工作单位，待抗战胜利再说。
最初，我与陈毅住地相距较近，我知道他经济困难，常资助他买鞋袜及生活费用。
后来陈毅去皖南，他给我写信说：“马革裹尸是壮烈的牺牲，从容就义是沉默的牺牲，我们为革命牺牲个人的幸福，是最伟大的牺牲。为了革命，我们就吃这杯苦酒。假如我们三年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为了革命，我们只能作这样的决定。
分别后，当时的环境通信很困难。皖南事变后，我很担心陈毅他们的安全……1947年，国民党报纸大肆宣传陈毅被炸死，在山东开追悼会……陈毅的父母很悲伤，我安慰他们，把在成都沙河堡草店子集资办的农场，约30亩地，连同房屋，两万元本钱，贡献给了他父母。并说明，我们都是他们的子女，会关心他们的生活的。
后来听说陈毅在新四军已与张茜结婚的事，我为他高兴。我是自愿为革命放弃这桩婚事的，心里也就没有什么委屈。
1940年，陈毅与张茜结婚。陈毅在结婚前写一首诗《赞春兰》：“小箭含胎初生岗，似是欲绽蕊吐黄。娇艳高雅世难受，万紫千红妒幽香。”有人想到了胡兰畦。但也有人说，张茜本名张春兰。
胡兰畦继续带领着战地服务团前行。她们一路上出生入死，从前线到战后游击区，后来还随军到了武汉，宋美龄亲自设茶会欢迎和招待她们（胡兰畦回忆：但有女队员因此事在“文革”中被揪斗迫害）。直到1939年的除夕夜，她们还活跃在江西的火线上，去了湖南、贵州，然后辗转回到家乡成都。很多年轻时的好友都去了，譬如她最钦佩的杜黄，而她的弟弟则被分配在保卫卢沟桥部队中，听说现在已经做了连长。
那时候，为战争需要，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李济深任副主任，蒋介石任正职。委员中国民党高级将领众多，成分也很复杂，有爱国“七君子”，也有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周还是副主任。胡兰畦此时刚刚参加了国共合办的游击队干部培训班，讲课者有吴稚晖、周恩来、叶剑英等。后来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要求胡兰畦特许入党（国民党），并且这批学员全部加入三青团。胡兰畦请教了叶剑英，得到的答复是，为了大局，全部加入。由此，她一直活跃在复杂的战区和不同党派中，也就难免为以后的“大清查”埋下隐患。
1939年7月份，她从成都到重庆，李济深一直有意扶持革命青年，就主动找陈诚，问胡兰畦作何安排，此前，陈曾有意把胡兰畦再派往前线去。
陈诚以邓颖超已经回延安，如果胡兰畦单独开展工作会被蒋夫人误会为由，坚持让她回前线去。李济深“将计就计”，按照程序给了胡兰畦一个合适的位置：由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任胡兰畦为少将指导员，委令的落款是蒋介石和李济深，并指令她前去三、六、九战区协同工作。要知道，在当时的国民政府里，女将军除了“中国空军之母”宋美龄外，其他的几个屈指可数，胡兰畦突然被宣布为少将军衔，一下子引起了很多人的闲言。他们又去找李济深理论的，说这个女的，怎么可以做将军？李济深坦然解释：以她的革命历程，要是男的，可以做中将了！
检阅部队，视察防区，胡兰畦的少将生活神清气爽、意气风发，她在日记里写道：“深秋的天空、水色、山花、野草都另有一种美丽。随着深秋带给我们的湘赣北大捷，是多么振奋人心！所谓的皇军，在长沙会战中惨败了……”
胡兰畦不知疲倦地奋战在前线，有时一天要行军80公里。她亲历了最残忍、血腥的战争场面，最终病倒了。此时，与她一起的很多服务团成员都有心脱离十九集团军，回到新四军去。她托病离开，服务团也在不久后解散。皖南事变时，她正在手术中，陈梦云来看他，告知她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她当即问：陈仲弘有消息吗？
时光到了1947年6月，突然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陈毅被炸身亡。当时正是国共内战之时，情报战也暗战正酣。陈毅被炸身亡的小道消息到处都是，就连当时的《中央日报》都刊登了陈毅追悼会的经过。当时陈毅父母向胡兰畦写信询问情况，沉痛不已。胡兰畦知道他们经济窘迫，马上卖田救助，并回信说：“我一定负起给二老生养死葬的责任……”直到陈毅被炸的谣言被澄清，她仍在照顾二老。
在上海即将解放时，胡兰畦参与了对张轸等国民党部队的策反工作。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在她讣告上的证词。1949年初，胡兰畦以惊人的胆略，置生死于度外，只身穿越火线，成功地完成李济深交给她的任务，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为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她的政治立场是坚定的。
她站在上海的街头，汇入茫茫的游行队伍中，庆祝上海解放，迎接一个新的时代，远远地，她看到了市长陈毅的身影，在主席台上，他大声疾呼着什么，她一点点远去，直到再也看不见了他。
新中国成立后，她失业了。为了吃饭，她组织和尚尼姑开饭店，大众饭店生意红火，但心里终归委屈。上海，她不想待了。她去了北京，北京华北大学工学院院长留她管理总务，实际上就是管理伙食。她拼命努力搞好学生伙食，不料遇到“三反”成了怀疑对象，被迫“反省”，轮番审讯。后来调到图书馆任副主任，又遇反胡风问题，她之前办报曾刊发过胡风的稿子，因此与之认识，于是又是一轮批斗，被打成右派，后来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文革”中，去抄家的人把她所有的外文书都拿走了，临走时还把高尔基的木刻像取下，说不准挂外国人的像。可那是高尔基啊！马克思不是外国人吗？她心里不服气。
她不知道挨了多少次批斗，那些小家伙对着年已古稀的老太太猛打耳光，打到最后她急了：打死我没有关系，我没有什么对不起共产党的！最后，她的耳朵还是被打聋了。她没有钱吃饭，妹妹每月给的20元根本就不够，她就只好向好心人去借，刘心武所说的借钱借温暖，并非妄猜。
她生性倔强，和自己赌气，坚决不去找过去那些要人求救，尽管她与宋庆龄、何香凝都在一个城市里。唯一记录的就是给陈毅写信，但也只是含蓄地署名陈仲弘，结果对方告知：查无此人。此事在她的回忆录里也有记载：
上海解放后，我遇到了一些坎坷，心想陈毅是了解我的，便写了信给陈毅。他没见我，让潘汉年跟我谈话。我心中觉得很歉然。潘见我时曾说：“陈毅已儿女成群，你还找他干什么？”我听了很生气。……此后我与他没有再见面，是很遗憾的。“文化大革命”中，我看到一篇文章谈他的情况，便写信给他，劝他要冷静些。我在信上写的名字是“陈仲弘”，外交部给我退了回来，说是“没有此人”。
浩劫结束，退休的她坚决要求回成都养老。1979年，胡兰畦在《百科知识》第1期上发表了《和高尔基相见的那些日子》一文，很多人知道了这个非凡的女杰，也引来不少失散的朋友，他们兴奋得纷纷给她写信联系，断了线的风筝又连到了一起。
1982年，廖承志特地托人寻找当年追随何香凝的胡兰畦、陆晶清和刘天素三位妇女，并把她们接到北京，白首聚首，感慨万千……有人说，廖承志的接见对胡兰畦是一个肯定。后胡兰畦获彻底平反，恢复党员身份，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1994年12月13日，胡兰畦在成都病逝，她的《讣告》中职务有这样的排列：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四、五届四川省委员会常务委员，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员，四川省黄埔同学会顾问。
四川省政协在《讣告》中对她的一生给予很高的评价：“在我国民主革命各个时期她都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过贡献。建国后她虽长期遭到误解和不公正待遇，但仍坚定不移地拥护党、相信党，服从组织安排，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但我更愿意把诗人元帅陈毅的《幽兰》送给她：
幽兰在山谷，本自无人识。
只为馨香重，求者遍山隅。
兰香送远，引人探胜，本来寂静荒凉的山谷，从四面八方来了觅兰的人。只要自己是馨香的，何愁无人赏识呢？《幽兰》，既是一首饱含哲理意味的诗，也是颂兰幽香的绝唱！
黄绍兰（1892—1947）民国木兰不开花
博文女学校校长黄绍兰，余弟子也，其通明国故，兼善文辞，在今世士大夫中所不多见，勤心校事，久而不倦。
──黄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