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苟骅 南方都市报编委、总编助理、全媒体首席运营官
嘉宾：（按姓氏拼音顺序）
段京肃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苟骅 南方都市报编委、总编助理、全媒体首席运营官
孙志刚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王小松 浙江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教授
张力奋 英国枟金融时报枠副主编、枟金融时报枠中文网总编辑
张锐 网易副总编辑
苟骅：
我看了几场讨论，这一场应该是比较特别一点的，这是一个道与术之间的交锋，因为现场的嘉宾既有来自学界的，又有来自一线媒体的。而且大家可以注意到各位老师的介绍，在我们六位讨论嘉宾里面，像段教授和王教授，包括孙志刚主任，他们都在做传播理论方面的研究，而张力奋先生、张锐先生包括我都来自于媒体产业界。当然我也注意到像孙志刚先生以前也是在媒体工作，也是我们媒体同行，后来到美国转行做了理论研究。而张力奋先生，他是逆向流动，以前是在复旦大学做老师、做学术研究，现在到了媒体界工作。所以说我们从这几位老师各自的从业背景来看，今天讨论这个话题还是有代表性的，应该说也是有一定的话语权的。当然我今天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身份，来做一个现场的访谈，如果现场观众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在后面也可以来提问。
今天的题目是“新媒体时代传播研究与媒介产业的融合”。我刚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按照我的理解是新闻学研究或者说媒体的产学研的一体化，也就是说传播研究理论上与媒介产业实践上如何更优化地结合？我觉得这个命题不仅仅关系到媒体产业本身发展的前途，也关系到新闻传播研究有没有一个生命力。刚才其实在第一组讨论里面，很多教授都提到了如果我们没有学术的指引的话，一线媒体有时候是看不清方向的。如果说我们的学术研究脱离产业基础，那么可能我们的理论研究也走不长远，或者说有点空洞吧。而事实上在我们所谓的新媒体或者说目前的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的学术研究和媒介产业的脱节还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可能在座各位都有感触吧。具体到媒介产业的话，可能包括我们所接触的学术研究的领域，在话语体系的建构这一块可能更多地基于我们的传统媒介。传统媒介大概分为六种，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电视、电影。但基于新媒体研究这一块，今天还是有比较大的探讨空间。因为今天我们探讨的还是基于新兴媒体，其中它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它偶然的历史机遇。我们都知道互联网时代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中国发轫了，也正是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市场经济已经写进党章和宪法里面，所以我们的新兴媒体的孕育一开始就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其意识形态方面的羁绊相对比较少，所以就形成了目前的格局。传统媒体办的新兴媒体其实很多人说没有一个成功的，而恰恰就是那种在商业资本投入推动的商业网站和媒体独霸天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那么我想进入到我们的正题，我刚提到了一个道和术之间的交锋，那么第一个层面的探讨我希望是换位思考，隔空谈话。我们能不能先请张力奋先生、张锐先生，你们来评价一下传播学术研究对于媒介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张力奋：
谢谢苟骅。我算是媒体人，因为不安心做学术就去做了媒体。我觉得今天的题目挺好，就是新媒体传播研究和媒介产业的融合。我觉得我能想到的第一点的融合，就是在座的所有的传播学和新闻学的教授都从有一个微博，有一个博客开始。我倒是希望张国良老师从今天就能决定把他的微博做起来。我在英国也做过一些传媒研究，我觉得我们再怎么研究，理论永远是落后于我们媒体的现实，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但是我们现在能够做的，是在现实和理论框架之间，把差距尽量缩短。我自己在媒体做实务，最近我做了两件事情，一件就是我突然发现因为新媒体，有了搜索引擎以后，我觉得从相当程度上使我们对传统意义上的研究有了一种新的想法。就是我们以前所认为的传统学问中的功底的东西，现在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被我们的传播科技，特别是日益精细的搜索技术来取代，或者部分来取代。我最近做了一个很小的实验，因为我在中国出差比较多，我对中国的出租车司机、出租车行业很有兴趣，已经积累了五六年的资料。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出租车行业是非常能够反映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矛盾的交织，不管它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作为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或是一个国家本身应该对公民提供的social access的问题。我最近做的小实验就是我想搞清楚每个城市的出租车起步费。每个城市出租车都有起步费，上海12块，北京现在是10块，晚上11块。我一直想搞清楚每个城市在制定出租车的起步价的时候，与当地的收入水平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消息说我对这个问题有兴趣，请网友帮我的忙。我在不到3个小时的情况下，收到了来自全国180多个城市的非常好的数据，其中几个来自杭州的数据彼此还能纠错，就是说你提供的这个数据不对，你没有考虑到晚上1点半以后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我们作为媒体人还是作为研究者，突然发现手头所有的新媒体，所谓的工具还是新的搜索引擎，作为我们研究的一种辅助，其实给我们的研究create new image。这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人一个很粗浅的observation。
第二点就是刚刚邵老师提到的大众传播。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接触传播，特别是大众传播学。邵老师提到现在的大众传播学已经变成小众传播学，我非常同意他这个observation。我记得有一个朋友曾经想在网上做一个宠物网，现在大家都知道大城市养宠物越来越多。他做的宠物网效果不是很好，后来我们给他出主意说我们能不能定一个分类，把猫和狗分开，有一个猫网，有一个狗网。然后你有了猫网狗网以后，可以把狗按照它不同的品种分开，你可以把德国的牧羊犬专门做一个网。所以他的整个对象的细化，他的经营模式就出来了。最后他有一个网站是专门做3岁以下的牧羊犬，突然之间发现全国的牧羊犬的主人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到他的网站来了。我想我们现在的理论肯定是落后于我们的现实，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起点。那么我觉得不管是跨学科，还是多学科，我们对自身的理解、我们对社会的关照，跨学科本身就是一个学科。现在已经很难去说清楚哪些是经济学的，现在有很多理论是没有经济学的实际意义的，因为把社会公平公正全部引进到我们的公共政策里的话，其实我们发现已经进入了一个全学科的形态。但是它的根本点我认为just will be humanity，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我就讲这个，谢谢大家！
苟骅：
刚才张力奋先生表达了很多重要的观点。第一个就是现在新媒体、传播技术对于传统的传播理论的一种取代，或者瓦解，另外一个就是大众传媒转向了小众传媒，事实上的进一步膨胀，同时受众的细分就越来越明显。这个我觉得在网易对于目标群体的界定方面有更多的交流和比较深的感受，我们请张锐先生来谈一下。
张锐：
我学新闻的第一天，老师就告诉我说真话，然后做新闻的时候也努力说真话，但有时很难。今天的问题是谈学界和业界之间的关系。苟骅，我觉得在中国做互联网，业界、学界是关起门来，自成一统，不闻不问的。业界也谈不上从学界获得什么滋养，业界也是坐井观天，自得其乐。两边都是自得其乐，但是互相之间基本的滋养却是谈不上。中国的互联网业界也没有供给中国互联网的研究者很好的范例和值得骄傲的样本，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抄袭，一点创新性、革命性的东西都没有。即使有一些也很少，比如说网络交友。学界也没有给业界什么指引。在我从业过程中，至少在我做互联网的过程中，我是没有从学界得到互联网实践上的给养。不过这一点也不是中国的现象，在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到目前我没接触到相关信息。扎克伯格在做Facebook的时候，哪个学校的教授给他一点指引？好像也没有。Google也没有提到学界的指引，可能是互联网发展太快的原因。但是做报纸的时候，业界从学界得到很多的给养。
苟骅：
刚刚张锐先生的发言就看得出我们今天对话的必要性了。所以接下来我们从业界转向学界，现在我们请三位教授谈一下媒介产业与传播理论研究方面有何关系，我们从段教授开始。
段京肃：
谢谢！听今天上午几位的演讲和两位业界精英的发言，我非常地受启发。我觉得张锐先生和张力奋先生其实比较客气了，其实是给我们学界和研究界的一个批评。这次安排我到这里来，这个题目我理解是吴飞教授给我的命题作文。我做过有关这方面一些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探讨。我的观点与两位先生的是一样的。国外的情况我不知道，就我们国内的情况来说，说得客气点，我们的理论研究界始终没有准确地把握现实发展的情况。说得不客气一点，就是我们的业界也从来没有接受学界所谓的指导，它自己有一套运行的规律。所以刚刚张锐先生说得很好，大家都是在自娱自乐。是不是很好地能够沟连在一起，现在还看不出来。
既然吴飞教授给我出了这个题目，我还是比较认真地做了作业。这次我很有感触，也为我们今后的研讨会开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一个是我们的业界和研究界，也叫学界，能够有一个面对面，比较亲和的对话的机会。另一个就是给我们年轻一代的学者展现他们的风采提供了一个好的机会。今天晚上开始我们小组的研讨，我注意到主持和点评的都是我们年轻一代的青年才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行为。
关于这个题目，我缺乏研究，因为媒介产业始终不是我研究的领域，所以拿到这个题目之后我就在思考。思考的结论就是说，在这个题目当中所包含的几个基本的概念，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和参照其他学者先进的观点，我想简单给大家汇报一下。
首先是新媒体时代，我理解它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和卫星通信技术这四大技术基础上，而其中有互联网和个人移动通讯终端已经落实，这样的一个时代可能称之为互联网时代。今天早上的几位专家讲到了建立在这四大技术基础上的综合性的个人移动通信终端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没法作出准确的判断。毫无疑问，它可能是更加人性化的、更加个人化的、更加自由化的。那么这个新媒体的特点，第一是去中心化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一体，找不到一个现实的中心，而这个中心又好像是无处不在的。第二是没有一个控制的中枢，这能够解释中国目前为什么下了很大的力，试图控制新媒体，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这种随时随地进入的现实，使得传统的控制力量不断地被消解。第三是信息的海量和资源的丰富，这个比较容易解释。第四是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直接在创造财富。什么样的创造财富的方式？早上张力奋先生其实都讲到了，这种创造财富的案例非常之多。第五就是个体之间不再有完全相同的媒体。第六就是随时互动。第七是传播者和受传者不再有明确的区分。第八是多种手段并用、媒体融合成为必然趋势。第九是技术傻瓜化，使得进入新媒体的门槛降低。这是我关于新媒体时代的理解。
其次，关于媒介产业，我的理解，所谓媒介产业实际上是资源的垄断、市场的垄断、渠道的垄断和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机构，当然包括经营机构。但是它最终的目标是通过垄断来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这样可以用到著名学者马克迪凯的一句话，他说“为了追求高利润不断炮制出浅薄、无聊和为自己公司服务的商业化信息，对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娱乐产品已经变得日益粗俗和暴力”。为了以感官刺激来争夺注意力，商业文化冲破了一个又一个公共道德和价值的底线。这大概是目前我个人理解的媒介产业，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最后，再回到我们的传播研究。我们的传播研究是做什么的？如果用理论些的话说，它是对人类的传播行为，包括传播关系和传播媒介活动组织等对象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其中主要探讨的是传播活动的规律、传播技术的发展、传播机构的出现和运行。这是对于几个概念我想作出的几个理解。
在作出这样几个理解的基础上，我今天要讲的中心意思是媒介产业和目前的利益博弈场。我想用“利益博弈场”这个概念来概括目前我们媒介产业运行的现状，我个人觉得还有一点意思。在中国，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是建立在政治学、传统的新闻学、党报学的基础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产业化对传播研究，它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在21世纪到来之前，我们的传播研究很少涉及产业化问题，甚至在21世纪到来以后，我们有关方面在媒体产业化上还是持极为保守的、谨慎的态度。那么在我们实际的研究当中，牵扯到媒介产业化的比较多的还是从网络出版发行的角度来进行产业研究，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包括我们学界的一些教授，像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的黄升民院长，他们所进行的研究也都是从这个方面开始的，涉及的是媒介策略、媒介操作层面的一些问题。而对于媒介产业所涉及的核心部分的内容，我理解仍然是内容的生产和营销。但是内容生产与营销这一部分涉及得比较少。而目前的情况下，“内容为王”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在媒介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媒介的核心竞争力仍然是内容生产。不论你采用什么样的形式，内容还是最吸引注意力、吸引眼球的核心。包括在世界一些顶级的媒介技术生产和经营的产业链中，上游和下游有很多的产业链，但产业链的各个部分必须是围绕有吸引力的内容展开的。
而在我们国家目前的体制下，我们的内容生产的投放权分别被不同的社会力量所左右。这些社会力量包括我们的管理部门，管理部门希望内容成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包括我们的媒介机构，媒介机构希望内容成为盈利手段；包括我们的公民，公民希望内容能够满足自身的信息需求和娱乐需求。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管理部门、媒介机构和公民这三个概念，本身就是比较泛的概念。像公民，其本身就是包括我们自然人的公民还有法人的公民。这三者之间是形成一个博弈关系的，就是说管理部门、媒介机构和公民有一种博弈关系。博弈的三方都是有相关关系的整体，而博弈的核心是对内容的共识。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对这三方，围绕内容形成的博弈关系缺乏一个比较深入的研究。这三者之间，管理机构、媒体机构和公民，围绕内容的博弈，如果再深入一点的话，这三方的利益的实现受制于各自复杂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他们的信息需求又与社会关系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形成了以三方为线索的而范围更大的利益博弈场，其中复杂的矛盾使媒介内容生产过程面对多重选择和无奈。每一件具体的传播内容产品，都是利益博弈场中利益较大的一方的胜利成果，就是说最后形成一个媒介的产品，而这个产品最后是由谁主打的，它是由利益博弈场中利益偏大的那一方决定的。那么什么时候哪一方的利益偏大，它取决于特殊的社会关系、特殊的社会环境、特殊的社会舆论压力。所以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展开对于利益博弈场的研究是不是可以成为媒介产业化的战略制定的依据。这是我的一个意思。
再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的职业媒介人。职业媒介人这些年来一直在试图举起专业主义的旗帜以及专业主义的理想作为自己的追求。而在这种专业主义的追求中，即使是职业传播机构和职业传播人，他们也各自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有的是以铁肩担道义为口号的，试图影响社会进程的，磅礴的浩然正气；有的是对得起薪水的职业良心；有的是以为民请命为追求的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等等。这许许多多的价值取向最终应该怎样在媒介产业、产品和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来，并且使这三者的关系更加协调，目前我们研究还不够。我们过往所谓的职业道德、职业伦理的研究，没有力量解释这种利益博弈场中这三方的复杂关系。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新媒体的崛起，导致了现在我们传媒现实中由传媒记者、越来越多的网民，以及社会精英联合所形成的草根力量。这种草根力量又使得传统的利益博弈场产生了新的不平衡，因为我们传统的利益博弈场是相对比较平衡的，因为在中国有一种超稳定的结构。这种超稳定的结构中有一种强化的力量，维护了利益博弈场的平衡。目前这种技术、网民和精英的组合使得利益博弈场中有了一种新的力量，简单地说是博弈三方中公民这一方，也就是草根这一方开始有了胜算的机会，早上已经说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既然有了这种胜算的机会，所以媒介产业在生产内容上开始向公民这一方倾斜。那么长此以往，这种倾斜是否和我们目前的特殊利益集团之间产生新的矛盾？而得到新媒体实惠的草根不会在目前已经有的状态下后退，草根一定在目前的基础上要向前走，而我们目前所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草根利用我们的新媒体在往前走，而我们传统的控制力量又试图遏制草根力量发展的态势。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传媒领域就形成了三方博弈关系的超稳定结构和新媒体产业之间的一些微妙的变化。今后还将发生什么变化？我想也是我们传媒研究所应该关注的。我想到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王小松：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想改一下，应该是“媒介产业研究对新媒体及虚拟经济的影响”，这个题目应该反过来，互联网时代将我们的媒体都后置了，因媒体后置导致经济性的差异化发展。我非常同意刚刚张锐先生讲的话，我们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新媒体，带来了互联网，带来了虚拟经济、虚拟艺术，如动画、游戏及广告等。在互联网诞生之前，媒体界还没有过多地去关注虚拟经济。我与主持人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不同的判断，实际上我这个领域对我来说是一个边缘化，我是这个领域的受益者与受害者。我借用了媒介力量创作出无数非线形的空间设计及虚拟展示，但也因站在浪尖上左右摇摆不得不反思相关的产业链。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虚的东西，比如说传媒的理论，对我们来说，帮助是相对较少的，一些理论是后置的，就像张锐说的，如果你要是研究产业经济，那么，媒介产业其实是一个新的生产动力。比如“人际关系”里既包含了传播，也包含了虚拟，而它的背后实际是实体经济的反映。没有实体也就没有关系的互动与关系的延续。
媒介实际上是一个虚拟的产业，但是这种虚拟带来一个很大的物质与精神的改变，比如说体验的社会、体验的旅游、体验的经济、体验的设计等，都是通过现实与虚拟的转化完成的。今天的人都无法摆脱与传媒关系，我自己更偏向于艺术传媒与设计传媒的研究。比如说艺术，传统的绘画性已经完全被当代媒体所挤压，今天的中国还在做传统意义上的艺术与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共存，是一个空间的现代性。而西方已经完全抛弃，新媒体与新艺术已经把普通定义的艺术压缩到几乎没有空间，但是所创造的利润价值一方面远远低于传统的物象，另一方面，虚拟的媒介，如游戏行业，却创造了虚拟产业经济的奇迹。因此，反过来研究媒介产业，倒是更有说服力。我认为媒介是一个高度抽象性的经济，它绝对不是物质的判断。题目改一下很好玩，因为后面改变不了前面，但前面与后面互换以后，我们就有了更多的讨论，这只是个人的批评性意见，谢谢！
苟骅：
确实媒介是虚拟的，怎么来影响？可能在美国，毕竟美国的经济基础比我们更前置一点，所以这一块我们想请孙志刚先生来谈一下。
孙志刚：
我先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谢谢吴飞教授和韦路博士能够让我有这个机会与大家交流。在国外生活了20年，所以，我的汉语不是很好。我先说这些excuses，到时候如果I make a mistake，你们不要过分地责怪我。
今天，我们承认学术界和产业界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个严重脱节的问题，今天应该是解决的时候。我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做了15年的媒体效果研究。我们也给许多美国报纸、电视台和网站做了许多实证性的研究。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在学术对产业有多大的影响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中国一样，要说我们每年发表的学术性文章有多少被产业所使用了，我也许可以夸张地说，zero。但是，根据我自己的观察，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日本、欧洲也好，每当你听到一个成功的媒体故事的时候，不管是现在世界上最大、最盈利和audience最多的枟华尔街日报枠网站，还是1995年由斯德哥尔摩一群没有搞过报纸的人搞的都市日报Metro，它们的背后有一个许多人没有注意到的共同点：它们本身对科研的重视性。在每一个成功的故事后面，这些媒体做了很多读者调查研究，有关audience的调查研究。美国的学术界和产业界的脱节与中国一样，但是，他们作为典型的和老牌的市场经济，他们比较重视practical research，实用性很强的科研。我举个例子，今天早晨上海交通大学张教授的实证研究我觉得很好。第一，他从受众的角度去考虑；第二，他做的是有关互联网和社会资本的研究。除了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以外，他完全可以从产业的角度把他的科研结果写成一个摘要，或者白皮书，送给从事网络媒体的产业人员。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2005年成立了唐纳德·雷诺兹新闻研究院。唐纳德·雷诺兹是一个新闻学院的本科毕业生。他走向社会以后赚了很多钱，在他去世以后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他们在2005年拿出3100万美元给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从此，我们有了这个唐纳德 · 雷诺兹新闻研究院。它的 mission statement就是要汇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academic的强势，各个媒体，和American public（他们对媒体需求、满意程度和期望），为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做更好的新闻而努力。用我们院长的话来讲，我们的 practical research 要产生actionable knowledge，也就是说，做出来的科研结果要有助于报社、网站、电视台，将科研结果turn into actions。
从客观环境上来讲，美国有一个优势，它有许多媒体的中间商。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个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叫ASNE，American Society of News Editors。由于新媒体的出现，它于2008年把“new spaper”改成了“new s”。其他还有美联社主任编辑协会、美国郊区报纸协会，以及大家所知道的每年颁发媒体年度报告的Pew Research Center。在我看来，这些中间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们能够及时地反映new sroom，不论是online，print，还是broadcast每天遇到的困惑和挑战。说句老实话，如果我在中国的话，我的new sroom出现了一些问题，我去找谁帮我做一些实用性的研究，然后给我一些结果和提示，可以供我的new sroom使用？在美国，这些媒体的中间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比如说，ASNE可以通过自己的年会和其他机会，把美国报业所碰见的各种问题搜集起来，加以典型化，然后找到像我们这样的科研组织做practical research。通过内容分析、电话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经过数据收集和分析，把 actio nable knowledge反馈给newsroom。在2007年和2008年，我们和美国美联社主任编辑协会联手，由他们提供科研课题，比如像网络新闻的公信度问题。我们帮助他们把科研课题拆成很多具体的和可以被研究的小问题，然后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再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年会，或者自己的news letter，或者webinar，将科研结果反馈给产业的业内人员。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问。谢谢！
苟骅：
其实孙先生已经把我们接下来讨论的问题，就是在新媒体时代怎样建立新媒体研究与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或者用今天上午的一位教授的话讲，就是跨领域的吸收各自的营养部分涉及到了。但是确实在中国，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和条件。比如刚刚孙先生讲的媒体中间商，在中国这种媒体中间商的存在受到非常多的限制。比如说我们要成立一个记者协会，虽然它看起来是一个民间组织，实际上它需要经过官方批准，还有NGO组织都是受很大的限制的。但是我觉得不管受到多少限制，这种融合是大势所趋，必须往前走。所以接下来我们请各位嘉宾谈一下。说得具体一点，比如说网易的张锐愿不愿意拿出1000万元到南京大学或者浙江大学设立一个“唐纳德·雷诺兹新闻研究所”？
张锐：
这个问题答不了。
张力奋：
其实我自己以前是教过几年书的，所以其实讲这个话感觉比较复杂。张老师，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觉得一留校教书以后就跟媒体的现实割裂得很开，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印刷厂，我们也不可能每个人都办一份报纸，当时在学校有一份校刊的话也是minority，当时我们新闻系也没有一份自己的报纸。所以我经常想多媒体时代给我们提供了比80年代、90年代更好的可能性，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拥有一个博客，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新浪微博，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个性化的 audience。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觉得不管是作为教育还是和实业之间的话，结成这个关系的可能性显然比20年或者30年前要现实一些，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们在做新媒体，张锐也在做新媒体，但是在我们的骨子里对纸张的情节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是非常不忍心看它走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有个错觉就是，我自己在做实务，就是在研究新媒体的同时，我们突然间会发现，其实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有一些非常本体的东西并没有改变。我们不要因为一些介质的改变，把一些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内容为什么存在，有些内容为什么is more precious and more valuable than others，这些基本的东西我觉得没有改变。所以现在一方面说纸张在结束它的使命，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是，我们的研究者，在座的老师、学长、教授，其实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 reinvention of paper，其实是纸的一个再发明。举个例子，现在我们看iPad，其实iPad为了有一个功能花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研发，就是iPad上面这个翻页的功能。在这个之前，翻页的功能一直不能实现。为什么这个功能对我们的阅读感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喜欢纸张翻页的感觉。其实我自己觉得，一方面在媒体融合、整合的过程中，有些东西因为整合失去了自己，但是有些东西因为融合获得了再生。其实我们可以研究的题目非常多，刚才有一位老师说很焦虑。我说我们现在很忙，连焦虑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们把时间留给学界。我想在座的老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就是作为一个非常实在的建议，我希望中国一流的传播学院、新闻学院都有一个自己的新媒体的实验室，不仅仅是挂一个名字，有一个仪式，请校长、部长来说几句话，真正为中国媒体的现实做一些超前的研究。不用特别超前，有那么两三年的超越度的话，都会对我们的媒体，对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职业生存有非常大的好处。所以我就希望，像张锐也好，像中国一些比较好的媒体，都踊跃拿出钱来。好吧，谢谢大家！
张锐：
其实说句实话，即便网易掏钱出来，学界未必能看得上。实际上我们跟武汉大学，跟全国的几所高校设立了研究所，是我自己在做这个东西的。每年给青年教师提供10万元的青年教研基金，后来事实证明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我们公司的问题。但是我是非常悲观的，我认为在中国学界和业界的融合这件事情几乎不可能。我认为不可能的主要原因是这10年间，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它成功地把高校的老师变成了既得利益者。但是传媒不是的，尤其是我们市场化的媒体不是。如果说学界和业界的融合，在学界内部，在这个既得利益者阶层当中，也分成三六九等，各位教授博导，在这个利益阶层中你们就是食肉者，那么青年学者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经费，没有那么多资金，那么我们和青年学者之间可能还有一些关联，可能还会把我们的一些痛苦和苦恼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帮我们解决。但是整体学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这不是学界的错，我不是在批判学界，我完全没有批判意见，我恰巧做了一点点的尝试，我们之前做了一些尝试，包括跟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但是事实却是让我觉得有点不太乐观。
苟骅：
其实乐不乐观都是看大家能不能往前迈半步。你刚才所说的这个既得利益者，无非就是改变资金来源，以后以社会捐助为主，可能会在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上有更大的进展。接下来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我们希望各位谈谈你们自己的希望。
王小松：
学界向业界要1000万美元，我觉得很悲哀。我们学者应该研究什么呢？不知有无学者研究过媒介消失后的虚拟经济？这个问题看上去很荒唐，其实是一个严肃的前卫课题。今后我们社会的功能应该是做减法，而不是加法。目前至少我所知道，没有一个人去研究媒介消失的问题。在我看来，再过100年，高科技突飞猛进，每个人都是媒介的化身与实践的体验者，媒介意义可能不再是经济上的层次，而是对人性基因程序的把握，我觉得现在的思维方式要改一下。
孙志刚：
新媒体，我想在座的各位多少都有这样的理解：我们不应该只把新媒体看作是一个媒体，同时它又是一个distribution。我同意哈佛大学商学院一位教授的观点：就innovation而言，有两种technologies，一种是destructive，另一种是sustaining。对传统媒体来讲，新媒体是一种颠覆性的技术。3年以后，5年以后，新媒体又会出现什么情况，你我都不知道。新媒体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受众接收和处理信息的方式和方法。同时，我想大家都承认，人类对新闻和信息的需求不会改变。2001 年美国的两位学者写了一本书，叫 T he Elements o f Journalism，枟新闻要素枠。什么是好新闻？他们的一个观点是，不管媒体的形态怎么变化，新闻的要素永远不变。也就是说，今天或明天，人们仍然需要信息，仍然需要新闻。所以，我们应该明白受众的重要性和高质量的新闻的重要性。今天早晨陈先生讲到quality new s的短缺。我真的非常希望国内的媒体和学术界联手在这个方面做一些尝试，做一些实用性强的科研。在我看来，尝试是重要的，需求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