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1879年至1880年的革命形势没有能够转变为革命。1880年，洛雷斯·麦里可夫受命领导新成立的“保卫国家秩序和社会安宁措施最高委员会”，后又被任命为内务大臣。他改革书报检查制度，撤销了“第三厅”，罢免了几个最为人民痛恨的反动大臣，并成立了几个拟定改革方案的委员会，同时继续迫害革命者，因而被比拟为“狼嘴狐尾”。洛雷斯·麦里可夫的两面政策是革命形势成熟的反映，它说明统治阶级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然而，当时在革命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民粹派没有力量领导革命，而工人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领导革命的程度。
民粹派提出了与农民现实利益相结合的“土地与自由”的口号，并且成立了民粹主义组织“土地与自由党”，他们在乡村中建立起固定的组织，装扮成医生、教员、手工业工匠等，到农村去进行长期工作，以便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发动农民起义。但他们在实践中逐渐感到实现他们的计划非常渺茫，其中一部分人开始走向对沙皇政府的核心统治人物进行暗杀的道路，继而组织又发生分裂，组成了土地平分社和民意党。民粹派意图引导农民跟他们走的种种尝试，都因为他们没有真正懂得现实生活与农民的利益，而一无结果。民粹派又企图不要人民的支持，单凭自己的力量同专制制度作斗争，把个人恐怖作为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这种企图本身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在彼得堡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几天后，民意党的执行委员会在写给新即位的亚历山大三世的一封公开信中，提出一些“以和平工作代替革命运动所必需的条件”，声称，如果沙皇政府答应这些条件，他们宁愿放弃革命斗争，从事“造福人民的文化工作”。从而标志着革命的民粹主义结束，并从此堕落变质，成为主张适应现行社会制度的、普通的、自由主义的一种形态。反动派也利用沙皇遇刺事件，不仅不答复民意党，而且随后不久就镇压了民意党，在国内建立了恐怖统治。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的反动政策变本加厉。它对内实行了一系列的“反改革”措施，加强专制制度和贵族地主的统治权力，对外加强殖民侵略。在这凶恶的镇压当中，黑帮派的反动政客、沙俄宗教院检查总长、负责治理国事的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波贝多诺斯采夫，则以令人作呕的假仁假义来欺骗俄罗斯人民。
沙皇政府拒绝民意党的要求以后，处死了民意党的领袖们。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小组便积极准备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事败以后也被处以了绞刑。契诃夫描绘了这一时期的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人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
在恐怖镇压之中，俄国工人运动仍一往无前地壮大起来。民粹主义的理论彻底破产并且蜕化为改良主义民粹派以后，人们开始努力探求新的科学理论来指导革命行动，其中的少数人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研究和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组织。
那位假仁义的波贝多诺采夫，现在几乎把压制出版自由、完全禁止社会舆论当作了他最主要的任务。在恐怖气氛之中的知识分子，本来就只能在囚犯一般的条件下写文章，而在波贝多诺采夫看来，却仍然是自由主义的，“必须禁止那种人人饶舌的不可名状的街谈巷议，以期尽量减少流言飞语”，他要把整个的俄罗斯都“冻结”起来。为了压制出版业，他采取了一项同整个俄罗斯文化都坚决作对的真正的强硬手段，其中最典型的罪恶之一，便是封闭了进步刊物《祖国纪事》，从而充分暴露了他暴徒兼伪善者的本来面目。他的强暴，他如夜枭般的翅膀阴影改变了60年代以来俄罗斯出版业的面貌，能够公开出版发行的刊物，只剩下一些小心翼翼的温和自由派和自由民粹派的出版物，以及逢迎谄媚的报纸和黑帮派充满杀气的报刊了。
在这出版业的“冰期”，庸俗的幽默刊物应运而生，风行一时。并且成了这个特殊时代特殊文学形式上的真正旗帜。在帝都莫斯科和彼得堡，这种庸俗的幽默刊物的繁殖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它们取了各种各样美妙的名称，也只有名称才能体现出他们之间的区别。因为疯狂了的书报检查机关仍然禁止它们刊登任何可以使人感到属于所谓不可名状的街谈巷议的充分自由的东西，甚至包括那些普通的“自由主义的”嘲弄也要被抽掉。这些本就庸俗的幽默刊物只好按照自己的性质和容量来刊载短小的体裁：包括什么漫画上的一两句尖刻的题词、不出十行的小笑话、三行的小对话、一丁点的小故事、小剧本等等，并且想尽办法，在醉酒的商人、小市民的婚礼、避暑地运送货物的丈夫、性情轻浮的妻子、消防队的大叔、摩登女郎、花花公子以及各色各样的、普普通通的小人物身上大作文章，靠骗取小市民的傻笑来维持生计。而这些庸俗幽默刊物的大量出现，也有着另一层次的原因，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广泛发展起来以后，城市居民和平民知识分子阶层也迅速地扩大了，可是，以普通的城市平民作为主要人物的民主、进步的文学却还没有产生，60年代到80年代所出现的个别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也都在反动势力猖獗之下渐次绝望，人民渴望着能够有反映自己的文学来帮助他们，认识他们的生活，并典型地揭露这种生活。然而，应这种时代的需要而产生而摆在人民面前的却是各式各样的、从庸俗的小市民的角度来描写普通百姓生活的幽默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确实谈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谈到了他本人的形象，满足了他们一定的愿望，但是这一堆堆五光十色、花花绿绿的幽默作品更反映了扭曲的时代，并非是人们所渴望得到的真正的平民民主主义的文学，人民的精神要求与这些幽默刊物的作品相差甚远。
契诃夫走上写作之途的时候，正是在这出版业所面临的空前艰苦的时代，也是政治上如列宁所说的“思想和理智的时代”，更是反动派残暴无耻、飞扬、跋扈的“停滞”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正在这个时代的深处渐渐地成熟起来。因此，契诃夫在精神方面的成长，不能不受到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许多不朽文学作品的影响，并构筑了契诃夫真正的精神本质。
同时，这个历史时代的外在表现却是阴暗、严酷的，在契诃夫这一类刚刚踏入生活的青年、一代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看来，这个社会是沉睡着的，毫无希望的。因此，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被政治所吸引的时候，便已经对他们所感受到的政治现实失望了，他们要从文学的角度来探索一条走出“停滞”，走向光明的道路。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历史扭结、交合之中，契诃夫走向了文学舞台，走过了一条由普通的通俗幽默文学的作者到文学的革新者，再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强有力的俄罗斯平民民主主义作家的道路，从而将自身融进了这段繁复的历史，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又给了时代以新的惊奇。
契诃夫很早就已经发表了自己的小作品，而他自己认为，真正称得上他文学活动的起点，应当是1879年12月24日。这一天，他向当时众多的幽默杂志中的一种名叫《蜻蜓》的杂志投寄了一篇短篇小说——《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此后不久的1880年1月13日，在《蜻蜓》杂志的内部栏目“邮箱”中，登载出了一则杂志编辑部所写的回信：“致家住德拉切夫18号的安·契一夫先生，尊稿写得不错，我们将予发表，敬祝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过了不到两个月以后的1880年3月9日《蜻蜓》杂志第10期上刊载了契诃夫的这篇短篇小说，并且同时还发表了他的另一幽默小品《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署名为“……夫”和“安东沙”。契诃夫说：《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东西”，其中嘲笑了一个不学无术的自命非凡的地主，并且以直接的讽刺倾向为特色。文章中写出了这个地主喜欢自吹自擂而实际上又愚蠢无知的性格，巧妙地把这性格的两个方面作了对照，使读者不禁哑然失笑。而一本正经的对话语气与语无伦次的内容结构却鲜明的不一致，着实令人捧腹。文中采用了文绉绉的、似是而非的大话，成功地嘲笑了地主布拉托夫的自命不凡和愚昧无知，并在结尾一笔点出了地主的本性。
在这里，契诃夫实际上是模仿了祖父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和叔父米特罗方·叶戈罗维奇的书信风格。其特色就是把浮夸的笔法和文理不通结合在一起，总是企图使最普通的事物和最平常的琐事显得庄严隆重、意味深长。他的父亲巴维尔·叶戈罗维奇的书信也是如此风格，而契诃夫如此模仿的用意，也就是在嘲笑这种风格，带有对塔干罗格生活反抗的意味，那篇幽默小品则以嘲笑的口吻列举了当时小说中最常见到的人物：公爵、风韵犹存的公爵夫人、邻居一男爵、自由主义者文学家、家道破败了的贵族、住在康波夫的姨娘、忠心耿耿的老仆、满脸关切神情的医生、不会说话的狗、无意的窃听以及由此而来的重大发现，还有大量的惊叹号等等，以安东沙之口，表露了年轻的契诃夫对当时文学创作中的千篇一律和陈词滥调的不满。
这两篇小作品开始了契诃夫庸俗滑稽刊物上的文学创作生涯，他如果不溺于死水，便要创出新意。
在这以后，青年契诃夫的文学创作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轻松喜剧的题材在我的头脑里太多了，它们一个劲儿要往外钻，就像巴库地下的石油一样”，“在我的头脑中有一大群人在请求我把他们写出来，他们正在等候着我的号令”。
然而，家庭的沉重负担，使得契诃夫从一开始就成为多产的作家。由于当时的稿费很低，他必须尽量地多写作，不住手地、不伸腰地、不休息地写作，以完成自己对家庭的义务和责任。当他缺钱用的时候，他会开玩笑似的向熟人说：“您要不要买我的短篇小说？对您我可以每一百卢布让一个卢布。我的小说比海水浴场里的小鱼还多。”然而，许多的文学家的灵魂恰恰都是在过分的劳累之中被毁掉了。它是所有刚刚成长的青年文学天才最危险的敌人，虽然劳动就是才能，但过分劳累是危险的事情。而且契诃夫在他最初几年的写作生活中，也没有真正重视他自己的文学劳动，比起他对医学、对科学的兴趣来，他认为文学只是他第十流的兴趣而已。创作初期所不得不面对的幽默刊物的性质和混浊的时代条件，都十分可怕地构成了他卓越才能的潜在危险。这是个溺死人的时代。
如果说在这个压抑的年代，各种报刊都拥有一个最多疑的热心观众的话，那就是反动政客波别多诺斯采夫。当他一旦发现“在接受书报检查的刊物中，特别是在一些讽刺和幽默杂志中，常常出现一些关于各种人物的短评，对这些人物的社会活动进行并非平静和认真的讨论，而是指名道姓，使用一些不成体统的、尖刻的、甚至是辱骂性的语句”时，他谴责报刊的放肆指令便一个接一个地传了出来，使所有的人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在这种出版业万马齐喑的状态中，在数不胜数的庸俗幽默杂志之中，《花絮》杂志好像成了最正派的一个，它似乎还愿保持自由派的面貌，尽量保存“适当的抗议”色彩，但在重压之下，实际上已同其他杂志没有多少差别，或者说最好与最坏之间也只有那么一步、半步之遥，它也要适应各个方面的不同口味。加上《花絮》的编辑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列伊金本人的观点和他急于表明自己的杂志只在谈论细微、琐碎、偶然的事情而避开压力，于是，《花絮》之中也便更加充斥着避暑地的丈夫、胡作非为的商人、醉眼蒙□的官吏、星期日的郊游、婚礼、油饼、宴席等等无聊而又不触犯禁令的主题。
就在《花絮》的这个手腕灵活、善于克扣的老板列伊金寻找人才的时候，这位老板敏锐地感觉到这位年轻、机智而又勤劳过人的医科学生契诃夫是一个可为其用的人，他便立刻决定把契诃夫招揽到自己字号下。
1882年，初显身手的文学家契诃夫接到了列伊金的邀请，请他与《花絮》杂志合作。不久，契诃夫便成为《花絮》杂志的积极撰稿人之一，在《花絮》杂志上，他给漫画题词，想出各种各样的笑话、对话，编写幽默的日历和生物气候学家滑稽札记，也写了许多的滑稽诗文，并且还专门负责了一个叫作《莫斯科生活花絮》的专栏。他凭着自己所特有的刻苦精神，从来也没有嫌弃过任何工作，成了列伊金的勤杂工。他有着无穷无尽的创作能力，“如果我把我在一个美好的冬夜写出的一切都寄给《花絮》，那么我的这些材料足够您用上一个月。”而列伊金则以一种心怀嫉妒的心理监视着契诃夫，他怕契诃夫在别的刊物上发表作品，他要努力从这个多产的年轻作家的身上尽量挤出所有能够挤出来的油水。他并不肯多拿出稿费来娇宠契诃夫，但也不得不多多少少地一戈比一戈比、慢慢地来提高付给契诃夫的稿费标准，因为他毕竟怕契诃夫被他的竞争者收买走，他本人是一个庸俗作家，也是一个十足的市侩。
契诃夫在这一时期所使用的笔名，就是“安托沙·契洪特”。
安托沙·契洪特所提供给《花絮》的种种“小零碎”，跟别的一些撰稿人所写的那些稍有区别。以安托沙·契洪特的名义发表的许多小型短篇小说，有时也只是把这些“小零碎”变成扩大了的一种形式，这一类小型小说基本上都是属于笑谈性质的。而《花絮》老板列伊金把这看做是《花絮》所适用的标准作品，他给契诃夫写信说“给幽默刊物就是要写这样的小说”。而事实上，《艺术品》一文，实在是一篇志趣并不高的笑谈，虽然它也闪耀着契诃夫式的文采。《艺术品》的结构保持在《花絮》模式的幽默传统之中，情节可以归纳为一个古铜烛台在各家手上辗转旅行，最后可笑地回归原主的故事，除了这样一个滑稽可笑的去而复返的情节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了。而列伊金本来也就不曾期望着契诃夫的稿子里面有点什么别的东西，而且他自己也从来不愿意再有什么别的东西。
为了完全支配契诃夫，不但安托沙·契洪特给其他任何一家的刊物写稿子，这位列伊金会吃醋，甚至在安托沙·契洪特的小型短篇小说中被看出点什么新鲜的、古怪的东西，看出那种又像是《花絮》式的，可又总有点不大像或者特殊点的什么，他也都要吃醋。为了支配契诃夫，列伊金始终想要阻止契诃夫的成长，始终只想把这个年轻的撰稿人挤压在《花絮》传统的框子里，希望这位以安托沙·契洪特为笔名的小伙子，就像丑小鸭故事里的鸭子们所期望的那样，“慢慢会跟别的鸭子一样，变得小一些”，永远只是自己的造文机器。尽管列伊金的醋劲很大，尽管契诃夫从未间断过地给列伊金的字号连续工作了5年之久，契诃夫也还是给别的许多家刊物写稿子。后来，契诃夫又开始给报纸写稿，为《彼得堡日报》采访法院新闻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工作。他有着无穷无尽的精力，他的多产使得他自己都感到惊奇。
年轻的契诃夫还缺乏足够的生活经验和创作实践，他更迫于生计，只好在《花絮》的固定框子里去迎合时尚，拼命去讨好庸俗的读者，追求速成多产。回过头来一看，仅仅在他开始创作的头三年间，安托沙·契洪特在各种幽默刊物上所发表出来的作品就有160多篇，在这创作数量惊人的作品之中，确切地说，其中的大多数都是没有什么思想艺术价值的诙谐小品，它仅仅是提供了一种笑料，读者听到的只是无忧无虑的契洪特所发出的无关痛痒的笑声。
“当年契洪特能够写出许多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后来契诃夫怎么也不会写的”，契诃夫自己直言不讳地如此说。而且他认为在他自己的创作初期“犯过一大堆错误”。安托沙·契洪特什么体裁都尝试过，“中篇小说啦、短篇小说啦、通俗喜剧啦、论文啦、幽默作品啦、种种荒唐东西啦……”他或者在多产中走向平庸，或者在喜怒与反抗中溺于时代的险恶，或者在不断的探索、奋进中杀出一条走向光明的道路，许多的青年文学家都走向了平庸与颓废，而安托沙·契诃夫的创作则成为了契诃夫探索的基础，更使他“战场比较广阔、题材比较丰富”，从而产生出成熟的契诃夫。他自己总结说“凡是犯过错误的地方，也就积累了经验”，而这个经验，也只有不懈的探索者才能够体会到。
年轻的契诃夫在创作之初，也显示出他与众多的滑稽刊物的撰稿者们并不完全相同的地方，他的作品表现出他观察事物、观察社会的目光比较敏锐，他的笑声更为健康。他要对列伊金所规定的《花絮》风格进行反抗，他要反映各种各样“小人物”的呼声，他要为热爱的俄罗斯人民尽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他的道德标准毕竟不同于庸俗的撰稿人，因此，在他的众多作品中，也写出了不少有益的东西。
开始的时候，许多的读者和文学批评家们都曾把安托沙·契洪特看成一个一般消遣读物的普通撰稿人，列伊金所希望的也仅仅是这种一般的东西。然而，创作的潜力、追求真理的高度、民主的热情引导着契诃夫更加前进。
尽管他初期的作品中多半是肤浅的滑稽，笔调常欠含蓄，时而使用粗俗的言语，但就在1880年他刚刚步入文学道路的时候，在《蜻蜓》杂志上又出现了安托沙·契洪特的短篇小说《吃苹果》（《为了几只小苹果》），虽然这篇小说里有一些写法，例如单刀直入式的揭露倾向或作者对人物的过多干涉等被契诃夫认为是必须避免的，但它的内容好像是对于某种特定论题的图解，好像是为了证明农奴制残余的腐朽而特意挑选出来的材料，它清楚地流露出了年轻的契诃夫民主的、暴露的情绪，表现了他对于蔑视人们尊严的无比愤怒。它所显示的是契诃夫对一切陈旧而又统治着人们的积习的反抗，已变成了社会情绪并走进了文学之中，这正是契诃夫的力量所在。在他另外的一些作品，如《太太》、《同时追两兔，到头一场空》以及《乡村医生》、《横祸》等篇中，都表明他富于幽默感。他嘲笑了社会上一些庸俗、愚昧和落后的现象，暴露了地主、老爷们的凶狠和伪善，他同情小人物的痛苦遭遇，也批评了他们的软弱。
安托沙·契洪特轻松的短篇小说越来越引起读者们意想不到的深思了。人们常常体验到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完全一般化的幽默体裁中，在毫不越轨的消遣读物中，这种小说发生了一种奇迹般的变化，比较敏锐的读者已开始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摆在他们面前的已是一种新的东西，只是在外表上仍然同一般的幽默作品相像而已。
列伊金也有着惊人的敏感，他所不喜欢的那些东西，几乎百无一例地恰恰就是安托沙·契洪特给《花絮》式体裁加进来的那点新的东西。他要向契诃夫施加压力，他要尽力、尽快地将安托沙·契洪特严格控制在自己所需要的范围之内，而他所能够施加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
列伊金本人就曾经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物。契诃夫早在塔干罗格时代就曾迷恋列伊金动人的短篇小说，一心想要成为列伊金式的作家。至今契诃夫也仍然看重列伊金的观察力和他在描写日常生活方面的独到之处，从纯文学的表面形式来看，列伊金可称得上契诃夫在小型短篇小说方面的直接先驱者。反抗列伊金首先遇到的就是心理上的障碍，或许契诃夫在慕名应约来《花絮》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与列伊金作坚决的斗争。而列伊金又不仅仅以自己首都名人的威望来压服这个倔犟的青年契诃夫，他还用劝说的方式，试图让契诃夫相信，整个莫斯科的舆论界都看不上脱离了《花絮》路线的小说，他要用自己的写作纲领来进一步约束契诃夫，在给契诃夫的信中，他要求要“狠揍那些放荡的商人和蛮汉……狠揍那些演员……讽刺、漫画、奇想、怪念在这里都有用……把这些恶作剧写得越蠢越好”。
当年的社会条件也都在把安托沙·契洪特这样的幽默小说家竭力地推向所谓的正确轨道，文学权威们对他所选择的写法提出的种种建议，都在起着阻碍契诃夫走向进步的作用。因而在创作的初期，契诃夫只好常常竭力去逗笑读者，甚至不惜代价、漫无节制。尽管他已经流露出痛苦的情绪，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创作必须依赖于纯粹物质的条件和完全取决于读者的需求与爱好这一不良倾向，但在初期，在一定的时间内，他仍然必须去为无法克服的问题，即家庭的义务与责任而去写作。要知道，他还必须去挤出时间做许许多多的事情，因为除去为《花絮》、《蜻蜓》、《闹钟》一类的幽默刊物撰稿以外，他还要为家庭的经济和道德、兄长的草率与随便尽到自己的义务与责任，而最主要的还有学习，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学习当一名医生，“这次寄上的东西都写得不好，几则简讯都很苍白，一处短篇小说琢磨不够，很肤浅。较好一些的题材是有的，而且我也可以写得更加好一些……但命运这次和我作对！我是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写这些作品的。在我面前放着我的非文学工作，它在狠狠地敲打着我的良心；来我们家作客的亲戚的孩子在隔壁房间里吵闹；而在另一个房间里父亲正在给母亲朗读《好天使》……不知是谁打开了留声机，于是在我的耳际又响起了乐曲《美丽的叶莲娜》……”
列伊金还会使用许多的过誉之词来使契诃夫迷失方向，他在说“这是真正的讽刺”的时候，小说的内容却未必符合这个评价。在《祖国纪事》被查封以后，列伊金带给了契诃夫政治上的压力：“会发生什么事情吗？要约束一下自己，要收敛一些，否则恐怕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的黑暗、恐怖的年代里，到处都充斥着秘密指示、非法取缔、暗中行凶以及处处可见的杀人陷阱、圈套、夜袭和各种各样的强迫手段，有人说，这时的沙皇俄国，就连中世纪意大利的凶杀者也不会想到的种种手段，在这里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尽管《花絮》是一本最时髦的杂志，它的文章常常被引用，尽管这本杂志里有时会出现一些即使在不受书报检查的出版物中也属少见的东西，列伊金却仍然宁愿他的杂志“多谈谈丈母娘和军需官”。“他对一切都过于冷漠，他才不会去讥笑什么。他不过是在嘲弄一个厨娘，就好像商店里的小伙计嘲弄一些过路人一样，既不必担心他们会反击，也不必担心他们会训斥”。列伊金是一个与社会现实紧密相结合的人。不仅人们觉得幽默刊物的体裁是根本不可能装进任何一点严肃内容的，而且为报纸及浅薄的幽默杂志撰稿的周围环境，也不利于培养坚强的性格、坚持原则的态度和创造性劳动的习惯。现实生活就是想用各种顽固的、保守的、不近人情的要求来埋没掉契诃夫的才能，而列伊金本人则是这种顽固势力的代表者。
契诃夫只能在“列伊金式”要求的重压之下来忍受痛苦的折磨，他必须割舍掉他的短篇小说中最本质的东西，因而冒着泯灭自己才能的种种危险。但是，具有顽强探索精神和崇高道德的契诃夫，不可能总是俯首听从列伊金，因为他胸中装着俄罗斯的人民，他不仅要为幽默刊物的读者负责，更要对广大的俄罗斯人民负平民作家的责任。斗争的结果，不仅成功地把泯灭才能的危险化解成有利于自己的东西，而且也使探索中的安托沙·契洪特成长为真正的契诃夫。
小型短篇小说原本是列伊金的体裁。列伊金的作品是自然主义素材的文学，他没有能够把生活素材提高到类似于诗的境界，只是从可笑的角度照相式地摄取现实而已。他的成功在于真正的专业技能，擅长于敏锐的观察和细节描写，因此而成为很受欢迎的作家。他的成功可以说是契诃夫最好的例证，契诃夫就曾经是列伊金最狂热的崇拜者之一，并曾为列伊金的作品而“哽咽”了起来。而列伊金所固定的《花絮》模式，却是庸俗与平庸的代名词，而他本人也蜕化成了最庸俗的老板。
在契诃夫看透了列伊金以后，在他懂得了列伊金善良的外表之下所隐藏着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市侩”面貌以后，他要冲破列伊金所强加于其身的束缚。而契诃夫的反抗则是强迫自己屈服于列伊金风格的体裁要求，首先给自己戴上了沉重的脚镣，而正是在这种表面的屈从之中，他却要达到从容指挥材料、深化内涵的斗争目标。在这种屈从之中，契诃夫渐渐地开始从体裁的内部细心钻研小型短篇小说的规律，找出它隐藏内容的可能性。“契诃夫并不是一个马到成功的幸运的宠儿，他的成功是通过缓慢的、艰苦的劳动取得的，这几乎是一种‘苦役般’的劳动。像彼得堡的一位比我先认识契诃夫的杂志人员，《花絮》的秘书比里宾在给我的一封信里所谈到契诃夫的劳动时所说的那样。”（拉查列夫——格鲁津斯基：《安·巴·契诃夫》）有的时候，敏感的列伊金便很可笑地受到了这种屈从的蒙蔽。他开始把契诃夫改变了《花絮》或体裁的那些短篇小说当作是《花絮》式的东西，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些小型短篇小说很像是普普通通的、名望不高的那种文字游戏。列伊金就曾以高高在上的编辑与名人的口气，夸奖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疏忽》，称它为“非常可爱的小玩艺儿”。这篇小说却是很有特色，凡是一般的《花絮》式的短篇小说里能够遇到的东西，包括像一般的幽默小说中爱吵架的主妇和喝得稀里糊涂、什么笑话都闹得出来的醉鬼，在这里都是应有尽有。而在《疏忽》这个作品里，所有这一切庸俗，都由于一种对于单身汉生活悲喜剧的轻嘲而变了样子。列伊金的眼里只看到了热情的人物，看到了逗乐，看到了可笑的情节，只注意到了那些不值钱的生活中的“花絮”，而没有察觉到作品中所塑造的达申卡的形象是一个经典性的形象，她那疯子般狭窄的心胸，她那死死盯着一点的眼光，她那完全陷在生活琐事里的可怕的形象、可怕的情形，全都具有经典性的意义。在这里，列伊金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或者说他也“疏忽”了。而对于被书报检查官抽出的小说《普里希别耶夫中士》，列伊金则更加发出惊人的评语：“究竟书报检查官在这个作品中发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我真是莫名其妙。莫非他把您描写的中士当作了农村密探？但这可一点也不像啊？”他认为这篇短篇小说，已经“被琐碎化”到了极点，应当是很规范的幽默体裁。然而他却犯了可笑的错误，这部作品令人难以置信地、成功地克服了那种强加于讽刺文学和幽默文学之上的琐碎形式和“花絮”式的“描写现实的倾向”，这里的“琐碎”在事实上已经是一种能够清晰地再现宏观世界规律的特殊的微观世界。它表明，契诃夫已经渐渐学会了在小型短篇小说里传达出人的整个一生和生活本身的演变了。材料已不是简单的再现，而是变成了得心应手的东西。
对于契诃夫来讲，体裁已经屈从于天才的意志，从而把这个“下等人的”体裁纳入了高尚的文学之中，消除了它原有的资产阶级庸俗气息。这种成功，证明了小型短篇小说不仅可以嘲笑醉酒的商人，而且在它狭小的篇幅里也可以装进丰富诗意的内容，它所表现的深度并不亚于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甚至于长诗。契诃夫已经开始把列伊金的体裁转化成了契诃夫的体裁，从而创造出了新型的文学，开始并且最终完成了一场彻底的文学体裁的革命。
自1883年起，经过了短短的两年然而却是十分艰辛的探索过程之后，依然还是“安托沙·契洪特”，却创作出了不少优秀的幽默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已经与当年流行于市的专供市侩们消遣的众多滑稽的故事截然不同。它们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内容和较为完美的形式。安托沙·契洪特把形式的容量空前地扩大了，在简短的风景、细节的描写、轻描淡写的几句对话或独白里，读者已可以捉摸到作者没有明白说出来的、然而却是真正深刻的生活的底蕴。他也学会了把庞大的内容装进短短的小说里去，把它们尽量“压缩”，使它们变得特别饱满，特别具有容纳量；他也学会并善于使时间变得特别具有容纳量。这一切使他最大限度地缩短了、压缩了自己从新手到成熟的巨匠之间的路程。
对人民的责任感、对独立自由的渴望、对自由思想的热爱，使契诃夫在短短的三四年间发展成为了一个成熟的、卓越的文学大师，从艺术早熟这一点来说，只有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才能跟契诃夫相媲美。
需要说明的是，“他过去简直是另外一个人。在头一个时期，也就是他少年得志、节节胜利的那个时期，契诃夫曾‘偶尔’暴露出一些令人惋惜的特征——一种大学生式的轻浮自大，甚至可以说是粗暴……”而契诃夫与众不同的可贵之处，则在于他总是在不懈地追求和不断地完善道德。很早他就开始克服自己的不足，首先扬弃了开始写作时“信笔作书”的习惯，并以艰苦的劳动为代价，进一步来完善自己的人格和才能。
在他从事写作的头几年，直接围绕着他的人都是些小报的记者、靠刊物糊口的文人等等，契诃夫写信给哥哥亚历山大，很伤心自己落入了写报屁股文章的一伙人中，而且还不得不同他们握手言欢。他曾郁郁不乐地开玩笑说：“有人说，我从远处看来也有点像骗子手了。”他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坚定的信念：“我早晚会自拔的。……我是一个记者，因为我写得多，不过这是暂时现象……我不会到死都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庸俗的海洋。在这一群人中的一些优秀者，一些聪明、正直的人，因为没有真正坚强的意志而不能自拔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就连契诃夫的好朋友、有才华的诗人巴尔明也没有能够冲出浊障，发挥出自己的才能，实现他自己的抱负。
当初契诃夫丝毫也没有去想过在文学里进行革命的，他只是在为一些幽默刊物老老实实地写一些日常生活小故事，完全遵守“低级”体裁的一切规定。然而他要自拔，他要斗争。虽然在他创作的初期，他还不曾想到文学会成为他一生的主要事业，但他已经深切地意识到了自己对读者的责任。责任使他的短篇小说越来越丰富，有了生活的色彩。在他的短篇小说里，他早已是“小人物们”的艺术代表者、朋友和保护人。他是普通的、常见的生活的描绘者，即使普通日常生活中最黑暗、最可怕的情形他也是用非常朴实、非常“一般”的语气来叙述，使人感觉这一切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小人物”们渴望有自己的文学来讲述他们困苦的生活，而契诃夫则越来越成为“小人物”亲切的代言人。
契诃夫对待自己的幽默文学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是与他的人格具有一致性的，他历来不管这种工作的意义多么渺小、多么有限，只要是有益于他人、有益于人民，他都会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地完成。因此，他终于能够自拔，能够前进。
1883年他写了短篇小说《玛丽雅·伊凡诺夫娜》，出人意料地改变了他绝不在作品中抒发己见、添加警语的一贯特点，说出了自己对幽默作家的责任所应持的态度：
我们大家，在幽默文学方面从事写作的人，不管在俄国像我们这种人有多少，全都是人类的一员，这跟你们，跟你们的兄弟，跟你们的大姨子小姨子没有什么分别。我们也有同样的神经，同样的肝脏和脾脏。我们的背上同样会有蚂蚁爬的感觉，同你们的一样。我们感到苦恼的，也是你们感到苦恼的。你们可以设想一下，比方说，莫斯科关闭了儿童医院，或是有人虽然也读了果戈理的作品，却还是照样贪污受贿，——见到这种种情形，我们大家，在幽默文学方面从事写作的人，就会陷进苦恼。我们假定，这苦恼广大、深切，简直渗透到灵魂里。于是我们……全都被苦恼征服了，停止写作了，只等开办新的医院——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就等于取消全部现存的幽默文学了！可是它是不能取消的，读者诸公。虽然它又小，又平淡，它还是在做着它自己的事情。没有它是不行的……如果我们离开了我们的战场，哪怕只离开一分钟，那么立刻就会有戴着尖尖帽、挂着一圈响铃的小丑来代替我们，立刻就会有按照“一！二！一！”的口令描写自己的荒诞的恋爱冒险故事的士官生来代替我们了。所以说，尽管我的老婆跟人跑了，尽管我在发疟疾，我也必须写作。我必须尽我所能，尽我所会。甚至在前面所说的这种种不堪的情况凑到一起的时候，我也必须写作，不能停笔。
可见，契诃夫已经把他给幽默刊物写稿的事业看做是反对他所憎恶的谎言和庸俗的战场，他要战斗。因为他感觉到了自己对读者、对接近他心灵的“小人物”所负的责任，意识到了自己还有责任使幽默文学真正转变成为一种高尚的体裁。在契诃夫的心目中，已经开始形成了这样一个明确的概念，这就是：作家应当是负有责任的人。
就在1883年，契诃夫的幽默短篇小说《在钉子上》、《胜利者的胜利》、《优柔寡断的人》等作品发表了，署名依然是安托沙·契洪特。这些小说讲的全都是强者如何凌辱弱者，而弱者又如何忍气吞声的故事。
《在钉子上》中的主人公，是几个低声下气、不知自重的小官吏，通过他们，安托沙·契洪特嘲笑了官场中的丑恶现象，而在笑声中，又使人感受到了辛酸和郁闷。这种寓辛酸于笑声之中的含蓄的笔法，正好是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的特色之一，而用构思新颖独特的艺术细节以刻画人物性格和反映社会生活，则是契诃夫的又一大特色，在这篇小说中都已产生了萌芽。
在《胜利者的胜利》一文中，安托沙·契洪特描写了一位洋洋得意的“胜利者”柯祖林，结尾时又落下了含蓄的、耐人寻味的一笔，处处凝聚了作家因“小人物”不知自重而产生的郁闷之情，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安托沙·契洪特背后契诃夫的影子。
《喜事》的情节基础仍然是一个可笑的事情，但它已不再着眼于制造更多的“噱头”，而是注重于透过可笑的情景来展示人物的性格，其中又蕴含着浓厚的辛酸气氛，而这篇小说中所采用的“客观”笔法，已经包含了未来的抒情心理，以及短篇小说家契诃夫评价生活和人物的风格的雏形。
《一个官员之死》侧重于展示“小人物”在官场中所处的可悲境地，深刻揭露了当年小官吏的奴性，它表明在安托沙·契洪特的幽默作品中，已经具有巨大的艺术概括力，这也得到了成名以后契诃夫本人的欣赏。在这篇小说中，安托沙·契洪特还初次尝试了在心理描写方面不用“俗套”的方法，而是“尽力使得人物的精神状态能够从他的行动中看明白”。
短篇小说《英国女子》，描写了“脑满肠肥的老爷无耻嘲弄一个孤苦伶仃的外国女人”的故事。契诃夫十分关心的人格问题是这部作品的题材，但是，他已经不再像三年前写类似题材《吃苹果》时那样，用宣言式地声称地主特利丰·谢敏诺维奇是“地道的畜生”来直接表达自己对丑恶现实的愤怒了。
他已经能够把自己对人物的态度具体地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仿佛用纯粹客观的态度，毫无倾向地描绘出来的生活的变态和丑恶却更能引起人们愤怒，从而使契洪特向着契诃夫式的客观、含蓄笔法迈进了一大步。正如给哥哥亚历山大的信中所谈到的观点一样：“要完全撇开自己，不要把自己硬塞到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去，哪怕只把自己丢开半个钟头也好。……主观态度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它所以不好，是因为它把可怜的作者连胳膊带腿都暴露出来了。”
在契诃夫看来，作者应该有自己的态度，但艺术家在反映生活的时候，应该让形象说话，在表达作者态度的时候要做到“不让人看出来”是自己强加给人物的才好。这是一条便于施展契诃夫式的才能，形成他的艺术特点的必由之路。
1883年，契洪特还写了《在海上》一文，其中暴露了金钱的腐蚀作用以及上层社会的道德败坏。从作品的形式上看，已经有了初步的景致描写。
总之，从1883年开始，安托沙·契洪特的一些作品，反映了19世纪的俄国人在人格上受到的百般践踏的现象，他嘲讽了奴才心理，从而维护了人的尊严，这无疑是现实主义文学在反动的80年代所取得的一种胜利。这些仍具有笑话性质的情节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可笑的情景来揭露生活中的庸俗和无聊，它在读者心中所唤起的已不仅仅是轻松和愉快，更主要的是辛酸和沉闷，在引起人们的深沉思考，而且也标志着它已向抒情心理短篇小说体裁迈出了第一步。正如伟大的文学家高尔基所说：
敬爱的公众读着《阿尔比昂的女儿》，往往会哑然失笑，他们未必会看到这篇小说里一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老爷，正在丑恶至极地戏弄一个和一切事、一切人都失去了联系的孤苦伶仃的女人。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每篇小说里，我都听到一颗纯洁的真正是人的心的轻微深沉的叹息，这是一个对那些不善于尊重自己人格的人们寄予满怀同情的人所表露的失望和叹息。……没有谁能够像安东·契诃夫这样清楚细致地了解人生琐事的悲剧，在他以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无情、这样真实地把人们的平庸、暗淡、杂乱的小市民生活的可耻可悲的情景描写给人们看。
在安托沙·契洪特的笑声中饱含着忧郁的情绪和辛酸的眼泪，幽默和滑稽已难于表达这种比较复杂的思想感情。“讲老实话，一味追求幽默是困难的！你有时只顾追求幽默，胡乱写出一些东西，连自己看着都恶心，你就不由自主地要钻进严肃的领域里去。”于是，在安托沙·契洪特的优秀幽默作品中，就出现了深思、抒情以及忧郁的音调，和“在那些可笑的话语和情景的背后，作家难过地看到了，羞怯地隐藏了许多残酷和可恶的东西。”（高尔基）幽默杂志编辑们的条条框框，《花絮》的体系，已经不可能再束缚住契诃夫，他正在探索新的、区别于幽默小品的表现手法，开始了逐渐形成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探索、积累过程，也开始了幽默小说家安托沙·契洪特向伟大的平民民主主义大师契诃夫发展转化的历史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