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他们准备回去的时候，另一个喜讯又相继传来，尼克松已经被提名为声望极高的全国法科优等考生联谊会——初级律师会会员。
得到这个消息的尼克松一家更加沉浸在欢乐之中，但就在这个时候，尼克松的外祖母去世了。
尼克松的外祖母阿尔米拉·伯奇·米尔豪斯是一个既宽容又严格的妇女。小时候尼克松就很敬仰她，他的性格的形成也大部分来源于她的教育。尼克松从她那里知道了林肯、甘地、华盛顿、门罗和杰克逊，知道他们的伟大业绩，学习他们年轻时的勤奋，和做领袖时为人民甘愿付出全部，为了事业而奋斗终生的精神。尼克松在悲痛之余，永远地怀念他慈爱的外祖母。
丧礼办完之后，尼克松决定在自己的老家开一个小的律师事务所，专心致志地做一名律师。
尼克松怀着美好的希望，雄心勃勃地返回蕙蒂尔，但是他对前途却毫无把握。因为他想要成为一名正式的律师，首先得在加利福尼亚通过取得律师资格的考试。这对于他来说，的确是一件难题，他只有6个星期的时间准备考试，而大部分的考生却可以有两个月以上的复习时间。更糟糕的是，考试大纲已经下来，注明3天的考试还包括考全部加利福尼亚州的州法，而这些内容尼克松在杜克法学院却根本没学过。尼克松投入到了紧张的复习中。
对于学生时代已基本结束了的尼克松来说，这6个星期的复习是异常艰苦的，他经常把眼睛熬得红红的，尽管这样，他依然废寝忘食地继续着他的复习。因为他清楚这决定着他的前途，决定着他的律师生涯能否开始。
6个星期很快就过去，考试结束了。对于尼克松以及他的家人来说，等候考试结果并不比接受考试轻松多少，等待的日子使人倍感苦恼。
那个时候，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被录取的人将收到装在一只普通信封里的一张简单的通知，告知他已被正式录取。而未被录取的人，则将要收到装在一只特别大的信封里的为申请下次考试所必需的全部的文件，以备再考时使用，在等待考试结果的几个星期里，尼克松及家人每天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检查门外的信箱。
终于有一天早晨，尼克松的母亲流着泪从信箱那边回来了，她的手中拿着大家等待已久的信。很显然，那是一只大信封，里边装满着文件，大家不约而同地意识到那只是下次考试的申请而已。尼克松不愿妈妈看见他苦恼，拿着它走进了浴室，把门关上后，才打开信封。可是令他感到意外的是，他已经通过了考试。信里附有许多有关准备宣誓的安排和其他一些技术问题的指示。尼克松兴奋极了，这意味着他的律师生涯将要开始了。他回到客厅，向正沉浸在失望当中的家人宣布了这个好消息。
1937年，尼克松开始着手于他的律师事务所的建立。他打算先在离家较近的地方租一间房子作为律师事务所的地址，然后再通过加利福尼亚州的律师会领取自己的律师执照。奔波了一段日子后，由于租金问题房子没有租下来，另外最主要的是，州的律师事务会不同意发给这个只有会员资格的见习律师事务所执照。这就是说，尼克松最初想自己拥有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希望破灭了。
虽然他最初的愿望没有达到，但是因为他已通过了州律师会的考试，所以很轻松地便在惠蒂尔最老的温格特—比尤利律师事务所谋到了一个职位。
最初参与处理的不过是许多年轻律师一般都会遇到的有关财产和离婚一类的案件，这对于一直雄心勃勃的尼克松来说，有说不出的不舒服和不安。一开始他简直对人们争论一些房帏里的事情感到很惊奇，他对这些繁琐无聊的小事感到烦躁极了，而且同样使他惊奇的是，一些当事人竟能毫无顾忌地坐下来对一个陌生人——尽管是他们的律师，讲述那些杂碎的隐私。虽然尼克松有些心不在焉，但却总是设法说服他们和解，可是很少获得成功。
最初的事业虽然很平淡，可尼克松并没有放弃希望，他并不打算一辈子做别人的助手。于是他开始大量阅读一些法律方面的书籍，并积极细致地处理每一个案件，这使得他的律师工作逐步走上正路，并且有了转机。
一年后，由于尼克松的刻苦与努力，这个事务所已经成为温格特—比尤利—尼克松律师事务所。那时，尼克松已不是别人的小助手，而是尼克松先生，是温格特和比尤利的新的合伙人。
虽然这样，尼克松还是一直为自己能拥有一间律师事务所而不懈地努力。当时，想方设法为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拉生意的年轻律师，都希望加入当地的一些俱乐部，所以尼克松也开始广泛地参加社团活动。他首先加入了由几个同一年龄段的青年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拉哈布拉的基温尼斯俱乐部。在那里，他充分显示了自己敏捷的思维和善于雄辩的才华。他时常与其他会员们在一些政局、时事风云以及公民的利益方面进行辩论。他以丰富的知识和强大的说服力使得每一个会员对他刮目相看，并且逐渐地站到了他的一边，成了他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他的最受欢迎的论调是提出对种族问题实行道义领导，希望政府及人民履行对美国理想所包含的承诺，遵守《圣经》中的推己及人的金箴。他提出：“如果一个美国人，因为他的皮肤是黑色的，就不能在向公众开放的餐厅就餐，如果他不能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近便而最好的公共学校求学，如果他不能投票选举代表他的公共官员，总之，如果他不能够享受我们大家任何一个人都希望的充分而自由的生活，那么，我们有谁会愿意变成他的肤色呢？有谁愿意站在他的地位呢？我们又有谁会满意耐心而拖拉地商讨？”“我们在世界各地都宣扬自由、民主，我们解释自由的意义，我们珍惜自己在国内的自由。可是难道我们能告诉全世界，更重要得多的是，难道我们能够彼此相告之：这是一块自由的土地，然而黑色人种除外？我们没有社会等级制度或种族等级制度，没有犹太人区，没有优秀种族，可是难道尊重黑人这一条除外吗？”
尼克松的这种宣言式的辩论引起了反对种族主义人士和一些黑人的共鸣，他们认为尼克松倾吐了他们的心声。而批评者却认为尼克松的观点是如此的偏颇和空洞。为了证明他并不是空喊口号，尼克松曾经组织贴着全世界实现种族平等标语的公共汽车接送黑人学童。后来尼克松又参加了20个至30个俱乐部，这些俱乐部也是由一些有知识的年轻人组成的，大多以政治为主题。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和在两个俱乐部之间辗转占据了尼克松大部分的生活空间，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令他特别的烦恼，那就是在这期间，他认识并爱上了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西尔马·凯瑟琳·帕特·瑞安。
1938年，当地业余剧团的导演莉莉·鲍德温太太打电话给尼克松，问他是否愿意考虑一下在他们即将上演的艾恩·兰德编写的法庭剧《一月十六日之夜》中扮演检察官的角色。这对于尼克松来说并不是新鲜事，早在初中的时候他便对演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对能有机会参加这次业余演剧活动而表现得十分开心。
几个月以后，尼克松与剧团参加为乔治·考夫曼和亚历山大·伍尔科特的剧本《黑暗的城堡》挑选角色的工作。当时尼克松从一个叫杰克·德劳恩的朋友那儿听说市里新来了一名漂亮的女教师，而且在当地剧院很活跃。
在蕙蒂尔，他几乎认识每一个人，在那天晚上，美丽而且活泼的红头发的青年女子出现在他面前，尼克松发现自己被她强烈地吸引住了。这个年轻的女子便是后来的尼克松夫人西尔马·凯瑟琳·帕特·瑞安。
帕特的一生值得写一部书，也许有一天她自己会写这部书的，那将是一部极不寻常的书，因为她就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独立自主性、敏锐的理解力和丰富的幽默感的不同寻常的妇女。
她于1912年3月16日出生在内华达州伊利市一个矿山小市镇上。她的父亲威廉·瑞安是一个铜矿工人，母亲凯特·哈伯斯塔特·瑞安出生于德国。因为出生于圣帕特里克（爱尔兰守护神）节的前夕，所以得到“帕特”的绰号，受洗礼时被命名为西尔马·凯瑟琳·瑞安。而长大后她也把圣帕特里克节作为自己的生日庆祝。在她1岁时，她的父亲决定离开矿山，举家搬到了加利福尼亚阿蒂西亚附近离洛杉矶西南大约20英里的一个小牧场去，她的父亲在那经营了一个菜圃。在那里她们一家7口——她的双亲，1个妹妹和3个兄弟住在同纳巴林达附近的尼克松的家非常相似的一所屋子里。
在帕特年仅13岁的时候，她的母亲不幸得了癌症，病痛的折磨使得她的母亲不得不放弃家务，躺在床上。于是帕特只好代替母亲，为她父亲和兄弟们做饭、洗衣和料理一些家务。在她17岁中学即将毕业时，父亲又因矿工生活而患上了矽肺病，这时她母亲去世还不到一年。帕特不得不放弃了上大学的计划在家里护理了父亲两年直到他去世。由于父亲去世，兄弟们又都离家上大学去了，帕特便完全独立地生活了。
帕特父亲去世后，她仍然住在老家的旧房子里。接着，她在一家银行里找到了做半天出纳员的工作，由于她每天都有半天的剩余时间，于是她开始到富勒顿初等学院去听课。
夏天的时候，她们家原来相邻的一对老夫妇打算搬到纽约去，想找个人来替他们开车作这一长途旅行。完全出乎这对夫妇的意料之外，帕特竟然提出要干这个工作。一个无聊乏味的长途旅行能有这么个漂亮的姑娘陪伴，对老夫妇来说求之不得，便同意了让帕特来做这件事。
帕特完全被纽约的繁华迷住了，仅仅几天后，她就决定留在那里。
她先给人当秘书，后来又在塞顿医学院学会了X光的使用技术。这所医院是由慈善团体的修女开办的。她住在医院旁边的房子里，修女们外出采购东西，帕特就为她们驾车。
帕特始终打算要继续她的学业。两年后，她回到洛杉矶，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注册上学。
上学期间她每星期花40个小时协助一位教授做点研究工作以维持生计，同时她还在布洛克——威尔希尔百货店里当了一年的售货员，有时还受雇在电影的群众场面中当个小小的临时演员。她曾在《贝基·夏普》和《小镇上的姑娘》等影片中演过戏。电影公司也曾请她扮演较为主要的角色，甚至请她做职业演员，但是帕特不打算放弃学业。
1937年，帕特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学士学位，与尼克松在杜克大学毕业是同一年。
帕特的兴趣是市场研究，她希望到一家百货商店去工作。但当时很难找到工作，因此当蕙蒂尔中学愿意以每月190美元的工资聘请一位教商业课的教师时，她立即设法谋到了这份工作。她一到学校就大受欢迎，学生和教职员工无不对她十分爱慕。她是学生“鼓动俱乐部”的教师顾问，经常为学校的各种集会和大会准备节目。由于她对演剧很有兴趣，所以决定为当地的剧团试演。就在那里她遇见了黑头发大鼻子的年轻律师——尼克松。
尼克松看了她的演出，接着他们在《黑色城堡》一剧中分别获得了一个与之对等的角色。他们彼此都很有好感。
尼克松和帕特开始经常见面。他们一起到阿蒂西亚附近新建立的室内溜冰场溜冰，在附近的海滨游泳，还常到洛杉矶附近的山上滑雪。
她俩都是电影迷，因此经常驾车到好莱坞的大电影院去看电影。帕特也很喜欢足球，这与尼克松的爱好相同，他们一有机会就去惠蒂尔学院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观看足球赛，一起对足球的足技进行评判。
尼克松带帕特去见了他的双亲，他们马上都喜欢上了她。她那坚强的性格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6月，尼克松在从家里出来的路上，向帕特求婚，但是帕特拒绝了他。虽然她后来依然成为尼克松夫人。
那一阵子，尼克松为情所困，简直痛苦极了，整天不思茶饭，可是后来他却振作起来，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帕特也和他继续来往着。
而这时正值美国总统大选之际，尼克松坚持站在竞选者温德尔·威尔基的一边。因为当时的他虽然赞成罗斯福的某些国内施政纲领，特别是他的社会保险法，但是尼克松却反对罗斯福试图破坏两任为限的传统。为此他甚至在惠蒂尔当地的小型集会上，为威尔基做过一两次竞选演说。
1937年年末，帕特与尼克松积攒了一笔钱，决定松弛一下神经，乘上联合水果公司的客货轮“冯卢阿号”，去加勒比海航海旅游。整个旅游过程他们都很快乐，除了尼克松有些晕船外，他们尽情享受了这次假日旅行。后来接连好几年尼克松再也没有机会度假了。
那次旅行中有一件尼克松最难忘的事：当时船上有一个年纪很老的黑人管事告诉他们，船上的收音机刚传来消息说，希特勒入侵苏联了。尼克松在当时非常希望希特勒垮台，盼望最后苏联能获得胜利。尽管他在希特勒——斯大林条约问题上，对斯大林有些不满，但是并没有特别反苏或反共的情绪。他异常讨厌希特勒的行径。
旅游结束后，由于杜克法学院一位教授戴维·卡弗斯的推荐，华盛顿的物价管理局聘请了尼克松。尽管全年的薪金只有3200美元，还不如尼克松做律师挣的钱多，但是在惠蒂尔那种小地方，不但消息闭塞，还由于交通等原因致使那里的人们对政治不感兴趣，反而对宗教比较热衷。而华盛顿却是人才济济，政治及其矛盾比较集中的地方，如果去那儿工作，似乎是可以直接了解政府工作情况的一个好机会。当他对母亲讲述他的这个决定时，母亲和家人也都很赞同。特别是母亲，她认为虽然尼克松远离惠蒂尔，可是如果战争发生了，尼克松将可以留在政府工作，而不至于违背教友会的教规而去参加作战。
在他准备赴华盛顿前不久的一个星期日，他和帕特去好莱坞看电影，途中顺便到帕特的妹妹尼桂家去看看。进门后，尼桂的丈夫马克对他们说，他刚从收音机中听到一个未经证实过的消息：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听到了这个消息的尼克松并没有十分相信，他肯定那仍然是平时经常听到的一些故意吓唬人的报道，因此仍旧和帕特去看那场电影。可是在电影放映过程中，电影院的经理中断了影片，通知说：接到命令让所有的军人立即回到部队去。当他们离开戏院时，看到满街的人都处在一种紧张而惶恐的状态之中，报童高举着的报纸上，赫然印着大字标题：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
当尼克松与帕特驱车穿越整个国家到达华盛顿时，华盛顿已是处于战争状态的一国首都了。
他们在离华盛顿不远的弗吉尼亚找到了一套很小的公寓房子，然后便去设在独立大街上的物价管理局的一个临时办公处去报到，该处离国会大厦只有几个街区。
尼克松在物价管理局的具体工作是定量协调组的助理律师。这个组主要处理橡胶和汽车轮胎的定量分配问题，每天从早到晚，纷乱而繁杂。尼克松在这里知道了政府官员们是在怎样地进行工作。
尼克松当时在政府工作的薪金级别是P—3级，每年薪金3200美元。可是后来他逐渐地发现：一些比他学历浅，而且还没有他的律师经验多的人，却比他还高一级，是P—4级，有的人甚至是P—5级，每年薪金4600美元。尼克松并没有向上级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他曾同人事处他所熟悉的一些人谈论过这件事。他从他的一个上司戴维·劳埃德——他后来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之一的口中得知了原因：原来在这里工作，无论什么资格和学历，只要搭个小班子，申请要两三个人给你做助手，那么政府便能提升你到P—5级；但是如果你一个人完成了工作量，那么你反而挣极低的薪金。尼克松曾对上司说过：“我不需要什么助手。”他得到的回答是：“那你就永远都提升不了。”这种工作方式，令尼克松觉得很荒唐并且很难接受。
作为轮胎定量分配组的一个小律师，尼克松虽然不能说对物价管理局有多大的影响，但是那一段经历对于尼克松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所制定的政策却有着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从政并做了总统的尼克松曾倾向于改善政府的工作作风，并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如果说他年轻时不在华盛顿的物价管理局工作并深有体会的话，他是不会那么做的。
在那里，尼克松始终有一个印象：虽然有一大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勤勤恳恳，一心为公，非常有才能，但也有一些人却是终日一心只想到自己的权力，而且喜欢依仗自己的势力来随随便便地摆布别人。特别是那些管理私营部门的人员，对于下属工作人员的弹压和苛刻在当时是令一些被压迫者无可奈何的，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物价管理局里定量分配工作最难做。尼克松非常清楚，一旦战争结束了，不但是定量分配，甚至是物价管理几乎都是无法实行的。如果还要继续实行政府控制的办法，那么唯一得到好处的只能是黑市商人，一如禁酒时期的私酒商一样，坐收渔利，而吃亏的只是公民。
正因为尼克松亲自体会了当时政府工作中的一些不公与黑暗，所以当他成为总统时，他大力提倡自由主义贸易，以及市场经济。他的一系列有关的政策使美国在一定的时期内，经济滑坡得到了控制，而且经济值大大增长，为美国的经济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物价局工作的8个月虽说不上特别的愉快，但对于尼克松来说学到了在学校和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所学不到的东西，至少是有教益的。
物价管理局的许多人可以缓役，在办公室里悠闲地度过战争时期。尽管当时的尼克松有教友会教徒的背景和信仰，但是他却非常想投入到战争的洪流中去，成为捍卫自己国家的战士。当他听到征募年轻律师任海军军官的消息时，他和女友帕特商量了这件事，并且提出了申请，请求取得军官任命。
两个月后，24岁的尼克松被送往罗得岛塞特角的海军军官学校受训，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尼克松初到海军军官学校的时候，被美国海军庞大的气势强烈地吸引了。作为一个刚从校门走出不久的青年人，他从来没有接受过如此正规的军队生活及训练，面对各种正规的大运动量的训练，他简直有些招架不住，但是他还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和一直以来养成的刻苦精神挺了下来，而且做得很好。在罗得岛塞特角两个月，尼克松不但学会了站得笔挺和把皮鞋擦得油光发亮，而且还造就了他的一身坚忍顽强、雷厉风行的军人素质。
集训结束后，尼克松选定“舰艇和基地”作为他愿意参加现役的第一志愿。
志愿报出后，尼克松焦急地盼望着能把他分派到南太平洋或北大西洋的任何一个作战舰队上去。当他接到分配职务的命令时，发觉他并没有如愿，他被派往衣阿华州奥坦瓦海军航空站，他甚至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他很失望。
尼克松立刻前往报到，他发现那个基地还在建设之中。基地凌乱不堪，未竣工的跑道修到玉米田中又忽然停下来了。这时，他对这个职务更加失望，但是基地里一些新结识的朋友们的热情和友谊又使他很快改变了想法：既然已经来了，他便决定安心在那里工作和生活。
尼克松在衣阿华州奥坦瓦海军航空站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活。他首先投入到了航空站的初期建设当中，几乎是每天都在进行着体力劳动，比如清理草坪、运土石等等一些琐碎而劳累的工作，而军营训练也几乎被这些工作所代替。尼克松尽管跟队员们的关系非常融洽，但还是时常有着懊恼的心情。
正当尼克松准备在那个被陆地包围着的衣阿华州奥坦瓦海军航空站度过那次战争的时候，从总部突然下发了通知书：凡是29岁或者更年轻的官员可以申请参加到海上服役。这个消息使得尼克松精神振奋，信心倍增，他立刻提出了参加海上服役的申请，因为那是他一直盼望的。
他写信给家里，告诉他们这件事。家里虽然为他的安全担心，但是仍支持他这种力求真正参加战争的决心。
不久，尼克松接到命令去旧金山报到，以便接受去海上的职务。
因为还有一段准备时间，所以尼克松决定回老家惠蒂尔一趟，去和家里人告别。
那是一次十分痛苦的聚会，尽管大家什么话都没说，但是尼克松看得出，母亲和父亲以及其他人都对他的这个决定感到非常的忧虑和不安。虽然他们曾有过这样的离别——尼克松的舅舅奥斯卡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随美国公谊会服务委员会去法国。作为一个护理人员去红十字会工作，虽然也参战，但是却不在一线上，他只是作为一个医护人员去医疗战场上受伤的战士。尼克松非常理解他们一定希望他也能选择这一类的职务来做，但是作为志向远大的尼克松来说，实在是难于作出这样的决定。因为残酷的战争已经开始，当他感到他亲爱的祖国正在受到摧残和攻击时，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决不能躲在一边，置国家的危亡于不顾。至于教友会的和平问题，尼克松似乎觉得那只有在和一个文明的、有感情的敌人作战时才起作用。而在希特勒和东条英机的面前，和平主义不仅不能制止住暴力——它实际上只能为野蛮的敌人帮忙，削弱自己的士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美国人民已经从沉闷中醒来，拿起枪炮来对付入侵者。虽然一少部分教会的教徒反战，但是在战争狂人希特勒和残暴的东条英机面前，软弱和退让只能使他们更加肆虐和张狂，几乎所有的美国民众，以及全世界的人民都举起了打击入侵者，把他们坚决赶出本土的旗帜。
报到的日期来临了，尼克松的一家都乘车到车站去送他去旧金山。他的朋友比尤利一家，伊夫林·多恩和她的丈夫，以及帕特等好些人都来为他送别，还有他的弟弟唐纳德和爱德华。那时爱德华已经12岁了，长得极像尼克松12岁时一样，看见了他，不由得使尼克松又想起死去的哈罗德和阿瑟。
大家一起在联合车站的哈维饭店吃早餐，那真是一顿令人痛苦的早餐。每一个人都很沉重，在那表面愉快的谈话中充满了悲痛的沉默。因为在战火纷飞的时候，尼克松去参战，危险是可想而知的，大家都不难想到，也许从此永远不会再相见了。尼克松母亲强忍着悲痛，可是他父亲却抑制不住哭了起来。在他来说五个儿子已经失去了两个，如果尼克松再被战争所吞噬，那么他将更加的悲痛。一家人就这样沉痛地叙说着别情，直到传来火车即将进站的广播声，当尼克松站在踏板上准备上车时，他很兴奋，不曾有一丝后悔。在他来说，摆脱教会家庭的气氛，而投身到战火中去，正是他所渴望的。虽然分离的痛苦也在萦绕着他，但是当他一想到战场上死难的战友，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够缩在后方，特别是躲在教会的保护之下过安乐日子。尼克松怀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开向旧金山的列车。
到旧金山后，尼克松被派到靠近新喀里多尼亚岛的努美亚的南太平洋战斗空运指挥部工作。
这个指挥部简称是“南战运部”，这几乎成为他们的正式名称。尼克松所在的那个部门负责为C—47型运输机在岛与岛之间飞行时，准备货运清单和制定飞行计划。尼克松虽然如愿地进入了海军，但是在南战运部，这些运输机运进补给，运走伤员，尼克松每天和战友所做的工作是把装补给的箱子和一些重大物件卸下来，然后再小心地将担架上的伤员抬上飞机。
像许多被分派“到前线去”的人一样，尼克松迫切地希望能够到一线去战斗。
不久，尼克松根据上级的指令被分配到布干维尔，那个地方时常会受到日本轰炸机的攻击。尼克松到那里不久，日本便发动了一次进攻。进攻结束后，战友们数了一下，在他们6个人共同使用的钢筋水泥掩体100英尺内，竟然有35个弹坑，几乎每一个帐篷都被摧毁了。
许多战斗机和轰炸机的飞行员在执行任务的途中总要经过布干维尔，尼克松负责分派食品和给养。他总是尽南战运部能力所及给他们搞到肉酱和啤酒，虽然量很少，但对于尼克松来说，能在炮火之中让战友们吃到几顿好吃的，也是很大的心灵安慰。每当他收到一批新运到的供应品时，尼克松就摆出一个“尼克汉堡包小吃摊”，向飞行人员免费供应汉堡包和一瓶澳大利亚啤酒，在军营里大受欢迎。在闲暇的时候，尼克松还发挥他在大学时的演戏才能，为战士们即兴演戏。这在那种时候，的确也鼓舞了战士的斗气。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都叫他“尼克·尼克松”。
在布干维尔工作一阵后，尼克松请求到别部去工作。时间不长，他的申请被批准，他获准到南战运部支援攻占格林岛的一个分遣队去，任指挥官。
他们坐PBY型水上飞机在海湾降落。但是，日本早已经撤退了，唯一的危险是几个掉队的敌人的阻击和经常会遇到奇大的蜈蚣。因为比较潮湿，所以那里的虫子非常多。
海军修建队的人员立即开始修建简易机场。在竣工的前几天，有一架在飞越拉包尔时受到重创的陆军B—29轰炸机，必须使用简易机场强迫着陆，尽管当时海军修建队的一些设备还放在机场上。那已经是黄昏时刻，天已经差不多黑了，当那架轰炸机机腹着陆时，大家都高兴地欢呼起来。但是紧接着，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飞机的头部竟直撞在一辆推土机上，飞机立即爆炸，每一个人在那一瞬间都惊呆了，飞机上的人全部遇难，无一生存。当尼克松把一个机务人员的尸体从不成形的飞机残骸中抬出来时，尼克松看到他烧焦的手上还戴着结婚的戒指。这一亲眼所见的不幸事件使得尼克松更加认识到了战争的残酷，使他更加向往和平。
在后来他当总统的时候，支持参议员麦卡锡竞选总统的大学生们曾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反战风潮，要求立即结束战争。在那一天，许多著名官员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当时尼克松表示：他无论如何也不让主战派来左右他，他一直保持沉默。而后，尼克松打破了他自甘沉默的状态，通过电视向沉默的大众呼吁支持。民意测验表明：全国大约有60%的人支持他为结束战争所做的努力。而事实上尼克松一直在呼吁全国团结乃至全世界团结，他在终止越南与美国继续了多年的战争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对于南太平洋大多数的士兵来说，那是一次寂寞的战争，老是一次又一次无休止地等待着，而战斗常常是在数千英里以外的地方进行着。战时环境和令人难以忍受的单调生活的压力，使赌钱成了无法抗拒的消遣。而尼克松并没有沉沦下去，他只是贪婪地阅读着能弄到手的每一本书，由于厌烦，也可能是出于虔诚，他还经常翻来覆去读着那本他经常带在身边的《圣经》。
1938年1月，因为他的出色服务被指挥部传令嘉奖，获得“表现有功和有效”的称号，由海军中将J·H。牛顿签署的嘉奖令中说：“他建立了有效的联络，从而有可能通过空运立即补充重要物资和关键人员，并把战斗伤亡人员迅速送回后方。”1938年8月，他因轮换回到美国，被派到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米达的海军第八航空联队。从12月起，他又被调至华盛顿的海军部航空局，在这里，尼克松从中尉升至少校。
1938年9月，尼克松长达21个月的海军服役期满，奉命回到美国。当他驾驶的从瓜达卡纳尔飞往夏威夷的运输机半夜停在威克岛加油时，他第一次看到了战地公墓。他永远不会忘记那白色的十字架，一排一排又一排，从跑道的边缘一直伸展到远离家乡的那个小岛的黑暗深处。
当战争已过去时，他还时常想起所有那些还在为着不友好的和常常是荒无人烟的小块土地而战斗的人们。他不明白，过去也常常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或者日本人会为这些小块土地开火打仗，甚至为之牺牲生命，荼毒生灵，置人民于水深火热的战争之中。战争中死去的战友和亲人令他终生怀念，而战争中死亡的无辜的人也值得沉痛的悼念。虽然漫长的战争和短暂的军旅生涯令尼克松得到了血与火的洗礼，使得他从一个普通的律师成长为一个海军少校，但他却为战争的终归无益和它造成可怕牺牲的现实而感慨万千，所以退役后的理查德·尼克松开始突击学习政治和公众事务课程，参加竞选，致力于世界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