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10月26日，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下张家湾村一个贫寒的私塾教师家庭里，取名李仲揆。
黄冈，又名黄州，是历代州府所在地。它位于武汉东南，长江北岸，隔江与鄂城相望，水陆交通便利，是湖北“雄峙江浒”的一个重要门户，是当时湖北的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革命从广西爆发，革命如火如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推进到长江流域，曾经三战武昌，四克汉口，六进黄冈。太平天国军英勇奋战的事迹和传播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给这里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李四光也产生生了一定的影响。
下张家湾村坐落在黄冈县城北二25公里处，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现今村子已不存在了，这里已经修起了一座水库，叫回龙水库。这一带地势比黄冈县城略微高些，属于大别山南麓延续的低山与丘陵地带，居民点稠密，湖塘星罗棋布，耕地纵横交错，颇具江南特色。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啊！可是，在暗无天日的旧中国，这里的人民却世世代代过着贫困、凄惨的生活。
19世纪中叶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侵略纷至沓来。清政府腐败无能，媚敌卖国，因而导致一次次侵华战争爆发，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相继签订，一批批黄金白银流入帝国主义的腰包。封建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相互勾结，敲骨吸髓，鱼肉百姓。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侵略者、封建地主阶级的双重压迫下，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
下张家湾村，这个似乎很恬静的乡村，实际上充满了凄风苦雨。村里高大的青砖瓦舍，是有钱人家的住宅，那些低矮破烂的茅棚，则是穷苦人栖身的地方。忠厚、勤劳、朴实的下张家湾村民，祖祖辈辈辛勤地劳作在这块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黄冈本来人口稠密，人多田少，由于地主大量兼并土地，致使许多农民倾家荡产，成了地主的佃户或雇工。他们起早摸黑，如牛似马地劳动着，一年苦到头，还往往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狠心的地主，除了用重租、高利贷盘剥外，还经常强迫农民为他们抬轿、送信，服无偿劳役。加之反动政府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弄得民不聊生，卖儿卖女，背井离乡，沿门乞讨。
就在这片土地上，李四光度过了他的童年、少年时代。
李四光出生的时候，他的祖父、祖母都已经是白发苍苍，古稀之年的老人了。李四光的祖父是蒙古人，叫库里。他何时到下张家湾村落户，已无从考证。库里通晓汉语，曾在村子里开设私塾，靠教附近的儿童识字、读书为生。后来他和一位汉族妇女结婚，生得一子，取名卓侯，字康爵，后改姓李。李卓侯从小随父亲念书，长大后成了一位穷秀才。他继承父业，在乡间庙宇里，办了一所学生可以住宿，也可以生火做饭的私塾，当地人称之为“餐馆”，终生从事塾师职业。
李卓侯共生有四子二女，李四光排行老二。上有一兄，名伯涵。后来又添了两个弟弟，一个叫和叔，一个叫季寿；两个妹妹，一个名希白，一个名希贤。希贤刚生下四个月，就送给了一位远方亲戚做养女，改姓赵。李四光生母姓龚，汉族，是一位朴实、厚道、善良的农村妇女。她是李卓侯的二房妻子，虽然从未读过书，但嫁给李卓侯，耳濡目染，也认得几个字。她非常疼爱孩子，并以她那劳动人民的优秀品德影响着他们。李四光十分敬重他的母亲。
这个农村塾师家庭的主要财产，是两代辛苦积蓄下来的三亩地。由于全家老的老，小的小，劳动力不足，就只好与一位姓徐的人家搭伙耕种。由于人多田少，生活开支还得靠私塾学生缴的一点学费来补贴，而这笔收入也是很微薄的。因为农村私塾的学费是没有什么规定的。有钱的地主人家，根本瞧不上这样的私塾，很少送子女到这里来上学；家境不太富裕的人家，都是乡里乡亲的，送孩子来识几个字，一年交上个三五斗米或百十来文铜钱，不论多少，也就算学费了。李四光母亲龚氏，经常绩麻纺线，赚点零钱，补贴家用。一家三辈九口人，逢上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成，还能维持得过去，一遇上灾荒年景，地里庄稼收不到多少东西，私塾里的学生就少了，就有断粮的危险，不得已时只好向地主去借那“大加二”利的谷子，以渡饥荒。
李卓侯为人耿直，很讲义气，爱打抱不平。乡亲们有为难的事，都愿意找他商量。只要能办到的，几乎是有求必应他总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他还同黄冈革命党人吴贡三、殷子衡等人来往较密切。当时吴贡三在黄冈城内教书，殷子衡在团风公立小学教书，二人均系日知会成员。吴贡三编写了一本《孔孟心肝》的小册子，借孔丘、孟轲的话，宣传反清思想。李卓侯非常喜欢这本反清小册子，并为之润色过文字。1906年12月，革命党人在萍（乡）浏（阳）醴（陵）举行起义，不久宣告失败，吴贡三、殷子衡等日知会成员被捕，李卓侯因此受到牵连，清政府派人捕捉他。由于李卓侯平时深得乡亲们的爱戴，当捕捉他的人来到回龙山镇，被一位同姓乡亲知晓，及时告诉了他，他才得以逃到南京躲了一年多，等事情过去了，他才回乡继续任教，直到1923年逝世。
家庭所受的种种苦楚，深深地埋在李四光幼小的心田里。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每忆及先父母在世情况，辄僵坐不欲出一言。人惊而问之，则支吾其词以告，实在所不忍言者矣。”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年头。他勤奋好学，性情温和，并有一颗善良的心，经常受到家里人和乡亲们的赞许。他从五六岁起，就帮助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扫地、提水……样样都学着做。在家庭教育和农村生活环境影响下，李四光从小就养成了勤劳的习惯。下张家湾北面有座白羊山，是这一带最高的地方，也是当地村民打柴、割草的场所。李四光经常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起床同小伙伴们一道去山上的树林中打柴割草。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是摆在第一位的。一天没有柴烧，生米就煮不成熟饭，这一点，李四光是从小就有体验的。
李四光聪明伶俐，对于农家的一些技术活学得很快。比如采藕，从深泥中把藕拔出来是要有点技巧的，一般成年人都做不好。李四光只要跟着年长的人在泥塘里采上几回，就很快地掌握了要领。只见他用脚轻轻地拨开淤泥，勾出藕的一端，然后顺着藕的长势，一下把它挑起来了。他采藕，不但快又很少将藕折断，村里同他年龄差不多的孩子，都很佩服他。
李四光还喜欢自己动手制作一些小玩具。他的全部工具是一把刀子，一把剪子，一把锥子，大门门槛，就是他的工作台。他很喜欢做“船”，不但有木头做的小船，也有用铁片做的小汽轮。为什么他喜欢做船玩呢？因为他听父亲讲过，中日甲午战争时，由于我们的船不如人家，结果打了败仗，割地赔款，所以他很想长大后去造船，去争口气，后来他果然去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攻读舶用机关专业。有一年的元宵节，李四光还给弟弟妹妹们做了“跑马灯”、“刘海戏蟾”、“猴子打秋千”等彩色灯笼，大家无不拍手叫好。他的二妹李希白，在90岁高龄时，提到二哥李四光当年给他做的灯笼，还津津有味地谈起往事。
农村的生活，使李四光同穷苦的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少年的李四光生活在农民中间，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生活和不幸的命运，在他那幼小纯朴的心灵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对他们的苦难遭遇怀着深切同情，经常帮助他们做些事情。几十年后，人们还清楚地记得他帮助穷人的往事。
在李四光念私塾的一天夜里，天气格外的寒冷，村里的一个小偷摸了进来，把盖在同学们被子上的棉衣偷走了。后来大家分头查找，居然把小偷给捉住了。同学们都很生气，就用绳子把这个小偷捆住吊了起来，你一拳我一脚，狠揍了一顿。只有李四光没有打他。当李四光看见这个小偷是个穷人家的孩子，寒冬腊月，身上穿得很单薄，立刻对他产生了同情心，便不声不响地拿来一条板凳，垫在小偷的脚下，并劝诫道：“你今后再不要偷东西，做坏事了，要做一个好人，不然这样挨打，怎么受得了。”
还有一次，李四光当时还只有八九岁，在一个冬天的深夜，村里有一家不小心起火，在嘈杂的人群中，李四光的母亲忽然发现儿子不见了，急得她到处找，原来李四光跑回家拿了一个水桶，跟着大人跑到河塘边提水救火去了。当乡亲们把这家的一位老婆婆救出来的时候，李四光看到婆婆身上没有穿衣服，在深夜的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就赶紧跑回家去，让母亲找件衣服出来，给老婆婆穿上。老婆婆非常感激，乡亲们也都连声称赞。
晶莹的露珠，能反映出朝霞的光辉；生活中的小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德。这个贫苦私塾教师的儿子，给村子里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听祖父讲故事，是李四光幼年时期最喜欢的一件事情。这时他的祖父库里已经年迈，久病在床。但他十分疼爱这个孙子，常常从病床上支撑着坐起来，抚摸着孙子的头，海阔天空地讲起来。李四光最喜欢听祖父讲当地流行的太平军在黄冈的战斗事迹。每听一遍，他都能把故事的情节全部清楚地记在脑子里，并绘声绘色地讲给别人听。
李四光五岁时，他的祖父病逝了。这一年，正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弹丸之地的日本竟然打败了自称天下大国的清王朝，在李四光的幼小的脑海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就在这一年，李四光开始跟着一位叫陈二爹的老先生启蒙。一年后，转到父亲李卓侯执教的私塾去念书，一直读了7年。他好学、多思，是个挺会读书的学生，这是包括李卓侯在内都承认的。
李四光读书很勤奋。当时私塾里教的都是四书五经一类的书。先生教课总是照本宣科，不加解释，光叫学生死记硬背。学生只知背诵，默写，并不明白书中的意思。背书时，先生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学生必须恭恭敬敬、笔笔直直地背对先生站着。背不出来就打手心，打屁股，罚跪香（跪在有棱角的板子上，直到点完一根香）。因为那时的先生和家长都相信“棍子底下出人才”。封建礼教象“紧箍咒”一样，桎梏着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尽管这样，在私塾的学生中，李四光是最肯用功学习的。每天，早饭前，朗读和背诵书文；饭后，听讲课，练毛笔字或作文写诗；晚间，同哥哥伯涵一起挑灯学习，直至深夜。有时李卓侯因事外出，学生们便趁机玩了起来。甚至把桌子搭成戏台，闹翻了天，可李四光从来都不参与，仍独自诵习功课，由于他很用心，加上理解力和记忆力都很好，所以凡是教过的功课，他都能很快地背诵和默写。
李四光从小就爱动脑筋，凡是遇到他不能理解的事物，他总要追问到底，直到得到满意的答案为止。在下张家湾的村边，有一块很大的石头，这是李四光和同村的孩子们捉迷藏的地方。对于这块石头，李四光曾经产生过疑问：为什么周围都没有这种石头，它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很久都没有得到满意的解释。直到三十多年后的1933年，他在《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一文中还提到了这件事，认为可能是一块冰川漂砾，即在冰川盛行时从远方运来的巨大的砾石。从这件事反映了李四光在少年时代已显露出了对探索大自然秘密的特殊的兴趣。
怀疑精神，或者叫好奇心，是每个有独创科学家的优秀品质。居里夫人的女儿曾把这种精神誉为“学者的第一美德”。巴克扎克说：“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都毫无异议地是问号”。革命导师马克思也把“怀疑一切”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就是出于对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论的怀疑；达尔文就是不相信圣经中宣扬的上帝创世说和物种不变论，而提出了进化论。李四光从小就具备了这种怀疑精神、探索精神，正是这种“学贵善疑”的治学精神，贯穿于他以后的科学实践之中，才使他成为我国现代史上杰出的科学家。
1920年，李四光结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在归国途中，他在巴黎留法勤工俭学会上的演讲中提出：“我们看世界上的很多人，把世界上的事，往往平常看过，甚至讲到学术，大家也就不知不觉守一种人云亦云的态度，人类进步甚慢的大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他还说：“凡遇着新境象新学说，切不可为它们所支配，为它所奴隶。我们还要分析它，看它是怎么一回事，既到学术场中，心只管细，胆只管大，拿定主意，就是冲烦错乱的世界，天经地义的学说，都不能吓倒我们。”这段话充分体现了李四光踏上科学征途时的胆识和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治学观点。
李四光是在英国学的地质，那里是传统地质学的发源地，那时正是赖尔的均变说战胜居维叶的灾变说取得统治地位，“将今论古”的原则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时候。李四光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能不受当时流行观点的约束，对均变说和将今论古的原则，既肯定它们的效用，也指出它们的不足，这是十分难得的。1923年，他在《中国地势变迁小史》谈到均变论时说：“我们现在不能不问这种匀和的变更是无始无终的，还是到了一定过去的时代匀和的原则就不适用了？如若从今日起，向过去推去，推到一定的时代，当时变更的结果与现今戴然不同，那时致变的态度，不要为已成的学说压倒”。他认为：“科学的存在，全靠它的新发现，如果没有新发现，科学便死了”。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四光不满足传统地质学理论、原则对地质现象的解释，不满足于单纯从沉积建造提供的资料去探索地壳运动，这便成为他在地质科学征途中不断创新的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