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妮雅6岁的时候进了学校。
“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
“到。”
“告诉我们斯塔尼斯拉斯·奥古斯特的事迹。”
“斯塔尼斯拉斯·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在1764年被选为波兰王。他很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是艺术家和作家的朋友。他了解使这个王国衰弱下去的种种弊病，他要为它探寻拯救的方法。但是不幸得很，他是一个缺乏勇气的人……”
这是全班25个学生兴致十足地上历史课，这是一门被禁上的课程，让玛妮雅觉得神秘而又冒险。他们的老师正在用波兰语讲波兰历史，而这时的小玛妮雅则变成了小女学生。她能用清楚而且有把握的声音背功课，她的样子和别的同学们没有什么大区别。她坐在第三排，靠近窗户，由窗户向外望，可以看见萨克斯花园里雪盖着的草地。寄宿学校的藏青斜纹哔叽制服——铜纽扣，浆得很硬的白领子——围住了小玛妮雅的身躯，一条用窄丝带扎住的编得很紧的辫子，把那些短卷发拢到她那小且完美的耳朵后面去，使她那倔强的面庞差不多显得很平常。老师们经常提问小玛妮雅，每当他们看着小玛妮雅，眼神仍是含着很深的慈爱。玛妮雅比别的学生小两岁，却对于任何科目都似乎不觉得困难，永远是第一：算术第一，历史第一，文学第一，德文第一，法文第一，教义问答第一……所以，老师们经常在课堂上提问她，今天的历史课也是如此。历史老师虽然不太美丽，但她正在小声地用波兰语教学生们波兰历史。25个年轻的激昂的爱国志士的眼睛和老师的郑重脸色，都反映出一种认真的热诚；他们一只耳朵要听老师的讲授，另一只耳朵却要保持高度的警觉。这不是吗？当小玛妮雅讲到这位波兰国王的时候，刚刚要表达自己热情的评价，突然，轻微的电铃声就由楼梯平台那边传来了，她们都吃了一惊。
两声长的，两声短的。
这种断续的信号立刻引起了师生们的警觉，她们突然加强了警惕，老师赶紧站起身来，对同学们说：“动作快一点，要镇静，同学们，不要怕。”她急忙收起散乱的书，同学们也都收拾起波兰文的笔记本和书，堆在5个轻捷的学生的围裙里，把它们包好，她们再抱着这些书和笔记本，由那通到后面宿舍的门走出去，把这些东西藏好。当那5个同学刚刚喘着气回来坐下的时候，通过厅的门慢慢地打开了。
霍恩堡先生在门槛前出现了，他的讲究的制服——黄色长裤，蓝绒短衫，缀着发光的纽扣，紧紧地裹在他身上。他是华沙城内私立寄宿学校的视察员，他躯干笨重，头发剪成德国式，脸很肥胖，眼光由金边眼镜后面射出来，他的样子很凶，学生们都有些怕他。
这个视察员一语不发地看着这些学生，陪他进来的校长西科尔斯卡女士，站在他旁边，表面上也很镇静，也看着这些学生们，但是有谁知道她的心里此时有多么忧虑和不安呀！今天拖延的时间太短了……管门的人刚刚发出约定的信号，霍恩堡就在引导者前头到了楼梯口，自己先上了楼，进了课堂，天哪！千万不要让俄国人看出她们是在学习波兰历史，校长的心都快要蹦出来了！天哪！都安置好了么？
然而，一切都安置好了，这要归功于孩子们的动作非常迅速。25个小女孩都在低头做针线，手上戴着针箍，在毛边的四方布上锁着毫不犯忌讳的纽扣眼……剪刀和线轴，还有一些碎布都散乱地放在空桌子上。老师的桌子上明显放着一本打开的书，是用很合法的文字印的。只有5个孩子的脸色有些涨红，显得很热，而且是气喘吁吁的，不过男人是不大会注意到这些事的。那位督学尽管长得胖乎乎的，但看上去还挺精神，他用锐利的目光盯着孩子们，接着又带着厌恶的神情迅速地朝老师讲桌上的那本书扫了一眼。这时校长从容地用俄语对督学说：“督学先生，这些孩子每星期有两个小时的缝纫课。”而这位督学先生连看都不看一眼校长，便向老师问起：“她们都在干活，而你刚才在朗读什么？”“那是一本什么书？”
“克雷洛夫寓言。我们今天才开始读的。”
督学先生对那本俄文书很熟悉，打心眼儿里认可它。他打开一张课桌，发现里边空荡荡的，却很整洁。钉扣眼的学生们细心地缝完了最后一针。坐在那里不动了，一律是深色衣服、白领子，样子都相同，就连这25张脸都带着同样的隐藏着恐惧、狡猾和憎恨的坚定神色。
“请你叫起一个年轻人来。”视学要开始刁难了。
此时的玛妮雅本能地把她那恐慌的小脸转向窗户，心里祷告：“可别叫到我，上帝，不要叫我……不要叫我……”就在刚才，她还侃侃而谈做一个国王得有勇气，当时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强烈的遗憾，一个相当懂事的10岁孩子所能感到的遗憾。现在一切想法都消散了，只求上帝帮助她，别让她去做这令人不快的事情。
“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老师果然叫了她的名字，其实她准知道一定要叫她，过去几乎总是要她回答视学的问话，因为她知道得最多，而且俄语讲得好极了。
“背诵祈祷文。”督学的态度显得冷漠与厌烦。
玛妮雅用毫无感情的声音，正确地背诵出天主祈祷文。沙皇发明的最巧妙的侮辱方法之一，是强迫波兰小孩每天用俄语说天主教祈祷文。就这样，他以尊重他们的信仰为借口，却亵渎他们尊重的东西。
“说，由叶卡捷琳娜二世起，统治我们神圣俄罗斯的皇帝是哪几位？”
“叶卡捷琳娜二世，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
督学满意了。这个孩子的记忆力很好，而且她的发音多么惊人啊，她真像在圣彼得堡出生的。
“把皇族的名字和尊号说给我听。”
“女皇陛下，亚历山大太子殿下，大公殿下……”
她按次序说完了那很长一串名字，督学开始微笑了。这真是好极了。他看不见玛妮雅心中的烦乱，她使劲板着面孔，竭力压住心中的反感。
“沙皇在爵位品级中的尊号是什么？”
“陛下。”
“我的尊号呢，是什么？”
“阁下。”
这个视察员喜欢问这些品级上的细节，认为这很重要。仅仅为了取乐，他又问：
“谁统治我们？”
校长和老师为了掩饰她们眼中的怒火都低下了头。玛妮雅犹豫了一下，督学生气了，用更大一点的声音再问一遍：
“谁统治我们？”
“亚历山大二世陛下，全俄罗斯的皇帝。”玛妮雅很痛苦地说，她的脸变得惨白。
拷问结束了，视学走了。他非常满意。
“到这里来，我的孩子……”
玛妮雅走到老师的面前，这位老师什么话也没说就吻她的额头，忽然，玛妮雅哭了，她非常伤心，难过得心都要碎了。
放学的时候，在外面的街道上，那些心情激动的孩子们都有一段见闻要告诉前来接他们的母亲、姑母和保姆，但是说的时候，总是交头接耳，因为他们知道得十分清楚，任何一个过路的人，任何一个闲逛的人，都可能是一个密探，即使是一个孩子说的话，他也会向政府告密的。
海拉和玛妮雅两人紧紧地靠在她们的姑母身边，海拉的小嘴说个不停：“视学提问了玛妮雅，她回答得极好，但督学一走，她却不知为什么哭了，那个视学反正没找出我们任何人的茬子。”好像完全感觉不到海拉的感情洋溢，玛妮雅只是安静地走着，受拷问虽然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但在她那小孩子心中的憎恨却没有远去，她恨自己当时害了怕，恨别人叫她感到自己属于一个被奴役的民族，恨自己不得不撒谎，恨自己那屈辱的表演。
这天视学的视察，使她更沉重地感觉到了自己生活中的悲哀，种种不幸的事情早已使她不再天真和无忧无虑。过去的四年，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一般。
还是在1873年，也就是玛妮雅6岁时，她的父亲被降职了，原因是那个俄国校长在检查一个小男孩的作业时，发现里面有一句写错了的俄语语法，就对这个学生进行了粗野的斥责。斯可罗多夫斯基教授当时立即为他的学生进行辩护：“孩子写错一句话往往是由于疏忽，像这类错误，校长您也会常犯的。”对这种故意的刁难，谁会甘心接受呢？可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俄国校长对他这种不肯奴颜婢膝的人的报复。结果，他们一家被迫迁到一座租金比较便宜的房子去住。由于家境困难，他家开始接收寄宿生。家里的几个女孩子只好都睡在餐室的长椅上。父亲多数时间要为寄宿生讲课。以前全家常常聚在一起听父亲朗读被禁的波兰文学，而现在家里吵嚷得像磨坊，家庭生活中的那种亲密与愉快完全消失了。
不幸的事总是接踵而来，先是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带着素希雅到尼斯去治疗了，因为妈妈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人们告诉小玛妮雅说：“治疗之后，妈妈就完全康复了。”可是，过了一年，当小玛妮雅再一次见到妈妈时，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她几乎不认识妈妈了，她的妈妈由于用药过多，很明显地苍老了许多，像是一个老妇人。小玛妮雅的心里痛苦极了，可是她们的妈妈心里更是痛苦，看来，命运已经注定。
为了给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治病，家里已没有什么钱了。为了给妻子付在利维埃疗养的费用，斯可罗多夫斯基不得不冒了一次险。他有一个倒运的亲戚拉他作冒险的投机，投资一种“神奇的蒸汽磨”。这个教授素来很谨慎，这次却上了当，很快就把他仅有的3万卢布全部损失掉了，从此之后，他懊悔自己犯的错误、为将来感到忧虑，十分悲苦。因为这部分钱是准备供子女们上学用的，如今，孩子们要是继续深造，就得自己设法挣钱了。
但是，玛妮雅第一次认识到噩运，还是在1876年1月，有一个寄宿生患了斑疹伤寒，传染给了布罗妮雅和素希雅。那是多么可怕的几个星期呀！在一间屋子里，母亲尽力要压住她那一阵阵发作的咳嗽；而在另一间屋子里，两个小女孩发着高烧，呻吟着，颤抖着。
在一个星期三，父亲找到约瑟、海拉、玛妮雅，带他们到大姐跟前。素希雅穿着白衣服，平躺在灵床上，脸上毫无血色，似乎是在微笑，两手合在一处，头发虽剪得很短，样子仍是非常美丽。
这是玛妮雅第一次遇到死亡，这是她第一次送葬，穿着一件素黑的外衣。那时候，在恢复期中的布罗妮雅，是在伏枕而泣；身体太弱、不能出门的斯可罗多夫基夫人，是勉强地由一个窗户挪到另一个窗户，目送她的孩子的棺木缓缓远去。从此，小玛妮雅再也听不到大姐姐讲的动人的故事了，再也不能让大姐听她的倾诉了。9岁的她第一次面临亲人的死亡……
小玛妮雅一想起这些过去的可怕事情，心里就特别难过，这一天，10岁的小玛妮雅暂时把她的烦恼放到了一边，她和海拉和姑姑去买苹果。她那美丽的善良的卢希雅姑姑，引着她的侄女们，用轻快的步子走过萨克斯花园。这个地方在11月的下午，差不多没有人来。卢希雅姑姑总在设法使这些小女孩呼吸新鲜空气，使她们离开那患肺痨病的母亲住着的狭小的住房。假如传染了她们，可怎么办？海拉的气色很好，可是小玛妮雅却是如此苍白软弱，如此闷闷不乐……
这三个人离开花园，走进华沙旧区，这里的街道比新城要有趣得多，教堂的钟声，在冰冷的空气里，以不同的音调互相应答。这些教堂唤醒了小玛妮雅，她受洗礼是在圣玛丽教堂；她第一次领圣餐是在多米尼加教堂，那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小玛妮雅和她的表姐亨利埃特受誓文约束，都宣誓不用牙齿碰圣饼；这些小孩还常常在星期天到圣保罗教堂去听用德语讲道……
那多风而且空旷的新米亚斯多广场，也是玛妮雅熟识的地方，斯可罗多夫斯基家离开学校之后，在那里住过一年。那时候，小玛妮雅每天同母亲和姐姐们到“我们的圣母”那个小教堂里去。那是一个奇特动人的教堂，它那红色石头的方塔和排成一层一层的结构，曲折着一直斜上去，到那俯窥河水的屋脊，几世纪的时光已经使那红色的石头显得黯旧了。
受卢希雅姑姑的示意，这两个小女孩今天又进去了。走过了那窄窄的哥特式的门，在这个阴暗的教堂里又向前走了几步，玛妮雅就颤抖着跪了下去。这次再来，素希雅已经与世长辞，而且上帝似乎毫不怜悯的母亲也不能一起来，真使她感到无限悲苦！
小玛妮雅又向她相信的上帝哀祈，怀着热诚，怀着希望，请求耶稣把生命赐给世上她最爱的人：她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她愿代替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死。
卢希雅姑姑和海拉在她的旁边，也低声祷祝。
5点钟，吃完午茶之后，仆人们收拾出那张大桌子，点上煤油“挂灯”。工作的时间到了，寄宿生聚在他们两个三个合住的屋子里；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的子女都在饭厅，饭厅改成了书房，他们打开练习本和书册。不久，到处都响起了朗读声。许多年以来，这就是这所房子里的生活的主旋律。
那些寄宿生们做起功课来总是发出嗡嗡的喧声，因为对波兰孩子来说，数学课本是用俄语写的，德语和法语语法也是用俄语编写的，因此，凡是不认识的字都得查俄语词典。有不懂的地方，他们相互之间用波兰语解释。到第二天早上，他们不得不用俄语背诵课文，不得不用一种外国语来解释一道几何题目，必须用非本国的语言来写文章等等。有人在诉苦，有人在挣扎，学习可真是一桩艰苦的事。而小玛妮雅却没有这些烦恼，她的记忆力好极了，同伴们看见她一首诗只读两遍就能一字不错地背诵出来，觉得她有“巫术”。靠着这“巫术”，她总是提前完成作业，还时常帮助那些正苦思冥想的同伴们。
玛妮雅一有机会就伏在桌上看书，为了不受周围的干扰，她总是用双手捂住耳朵，不过，只一会儿的工夫，她就读得很投入了，完全不理会周围的喧闹声。在她看书的时候，任何人都没法把她从全神贯注中唤醒，她是那样专注，那样贪婪地汲取着知识，这使她的姐姐们感到很有趣，因为即使在她耳边大喊，都无法使她抬起头来看一眼。一天，一些寄宿生和她的姐姐们共同谋划了一个恶作剧，当她正看书的时候，在她周围用椅子搭起了“脚手架”，两边各放一把，后面放一把，上面再加上一把，在她头部的上方再三把三把地往上加。然后她们悄悄退走，假装忙着各自的事。过了很久，直到书看完了，玛妮雅才抬起头来，那个庞大的建筑物在一片哄笑中倒塌了。她真的是什么也没发现，伙伴们的窃窃私语以及她们强压住的笑声原来根本没引起她的注意。那声巨响过后，她像突然醒来的梦游者那样神色恍惚。她揉揉碰伤了的肩膀，从地上捡起书来，走进隔壁房间，对那些淘气的人们只说了声：“真无聊”！只有在这种完全心无二用的时候，小玛妮雅才能找到使她像在童年时期一样觉得无限惊奇的事物。学校课本、诗、冒险故事、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藏书里的专门著作……她杂乱地读啊读啊……只有这样，她才能在短短的时间内推开忧愁的阴影；她忘了俄国间谍，忘了霍恩堡的视察，忘了被不愉快的工作折磨着的父亲的脸色，忘了房子里无止歇的骚动，忘了清早在天不亮的时候就须半睡半醒地由漆布沙发上起来，以便寄宿生可以在饭厅里吃早点。这个饭厅也是小玛妮雅的寝室，她忘了她的恐惧：对于压迫者的恐惧，对于宗教的恐具，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恐惧。她本能地设法逃出这种过于郁闷的“气候”。但只要她的意识一恢复，一切就立刻重新出现了，无论她怎样虔诚祈祷，母亲的身体却变得越来越坏了，1878年5月9日，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请求牧师来。只有牧师知道她的痛苦，知道她在留下四个孩子要她深爱的丈夫照管的时候的悲哀，想到自己要撒手的几个孩子的前途和只有10岁的小玛妮雅的时候的忧虑。她的脸色显得很平和，她只说了一句“我爱你们”，便永远地离开了深爱着她的人们。生活真是太残酷了，对民族残酷，对个人残酷。失去了母亲的慈爱，失去了大姐的保护，小玛妮雅在差不多没人照料的环境中成长，但她从来都不曾诉苦。她是骄傲的，决不肯听天由命。当她跪在天主教堂里的时候，她觉得心里暗暗产生了反抗的情绪。她不再怀着从前那样的敬爱向上帝祈祷，上帝已经不公平地把这些可怕的打击降在她身上，已经毁灭了她周围的快乐、幻想和温柔。面对恶劣的环境，她一点也不顺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