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瑞
盂县在春秋战国时期称仇犹，这是毫无异议的。但是对于仇犹是如何建立和演变的问题，却存在着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晋太子姬于封爵说；二是赵盾食邑说；三是盂丙封邑说。根据有关史书记载，我们认为这三种说法都不能成立，都不够正确。
关于晋太子姬于封为仇犹伯的说法见于明嘉靖年间所编的《盂县志》中。此说有什么历史依据，书中却并没有说明。但是，我们却能从史书中找到有关姬子于和晋太子事的记载。《史记》“晋世家”载，周成王的弟弟姓姬，字子于，曾封于唐，叫唐叔虞。古时的唐位于现在的山西翼城附近，是诸侯国家。嘉靖《盂县志》说的姬于可能就是姬子于之误，如是，则姬子于被封为仇犹伯自然就是张冠李戴了。姬子于虽是周武王的儿子，但不是太子，更不是晋太子。唐改为晋是到了姬子于的儿子燮时候的事。而这里所谓的晋太子，可能是指晋穆侯的太子姬仇。穆侯死后，晋太子姬仇被他叔父赶出国都，在外流亡了四年才又复国夺位，称为晋文侯。晋太子出奔期间究竟到了什么地方，是不是因名字中有仇字，就与仇犹联系起来，从而穿凿引申出封伯的事来？我们应明白，晋太子是出奔避难，不会给他辟土封爵的，况且太子是诸侯权位的当然继承人，更不会有裂土分封之事。所以，晋太子姬于封爵说，是一种生拉硬扯、牵强附会的说法。
仇犹为赵盾食邑的说法出于明清的几部县志中，这种说法的来源可能与盂县藏山藏孤之事有关。关于屠岸贾诛杀赵氏，程婴匿赵氏孤儿赵武于山中之事，《史记》“赵世家”有详尽记载，但文中并没有提到过赵盾以至于他的后代封于仇犹，却明文记载有晋文公封“赵衰为原大夫，居原，任国政”的事。《国语》和《左传》也有文公伐“原”以示信的记述。说的是鲁僖公二十五年“原降。迁原伯贯于冀，赵衰为原大夫。”赵衰即赵盾之父，“原”是他的封地，即食邑。原在什么地方？有的说是周朝的畿内邑，在现今河南境内；也有的说指山西的原平县。不管怎么说，都同仇犹联系不起来。赵衰死后，他的长子赵盾继父任国政，自然也继承了赵衰的封邑，不可能再把原的封邑移到仇犹。由此可见，仇犹为赵盾食邑说没有什么史实根据，因而站不住脚。
盂丙封于盂，不仅盂县的历代县志这样说，而且《左传》、《史记》以及《资治通鉴》等史书也都肯定了这件事。但必须清楚的是盂丙封的盂，并不是仇犹。《左传》“昭七公”载：魏献子和盂。盂位于今阳曲县东北三十里的黄鼠村附近，和仇犹相距甚远。这七县原都是祁氏之封邑，从地理位置上看，分布在现在的晋中、太原等平川地带，并没有延伸到东部山区。因此，不能因盂丙的盂和现在的盂县为同一“盂”字，就把那时的盂同仇犹等同起来。
从历史事实中可以看到，以上三说显然都不正确。那么什么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可靠说法呢？据《括地志》说，“并州盂县外城俗名原仇，亦名仇犹，戎狄之国。”仇犹为狄族建立的国家，这种说法是比较可靠的。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够详尽地考究出仇犹国确切的始建年月和历代的封爵姓氏，但依旧可以从一些史料中科学地推断出它的建立与演变过程。
西周末，周室衰微，四夷交侵，周平王因而东迁洛邑，而不可能在其它时期。
仇犹国建立后，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到春秋末被智伯瑶所灭。这一史实，《吕氏春秋》、《战国策》、《韩非子》、《史记》、《淮南子》等不少史书均有记载。即说智伯瑶蓄意灭仇犹，但苦于道路崎岖，森林密布，战车不能通行，所以借口给仇犹国送大钟，让其开路迎钟，钟后却跟着智伯的兵马，仇犹就此灭亡了。从此，仇犹成了智氏的邑地。
有一种看法，认为智伯灭仇犹是因为智氏和赵氏有矛盾，而仇犹又臣服或属于赵地。前面说过，仇犹既不属于赵氏的封邑，也从来没有向赵氏称臣。因此，智伯瑶并不是为了想压服或兼并赵氏而灭仇犹的。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再说一段晋国历史。春秋末年，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在灭亡范氏、中行氏之后，成了晋国四家最大的宗族，控制着晋国的政权，其中智氏势力最大。晋定公三十七年被赵联合韩、魏所灭亡，并三分其地。这时，仇犹才真正归属于赵。
这段历史说明，智伯瑶灭仇犹，同攻郑国、取中山一样，都是他对外扩张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因为与赵氏有矛盾才这样干的。他不但与赵，而且与魏、韩也都有矛盾。但他十分讲究策略，先假以王命，找一些掩人耳目的借口，然后才以兵戎相见，而不是冒然就去攻占三家的领地给人以口实。由此可见，因攻赵而先灭仇犹的说法不可信，也不符合历史。
仇犹国虽然灭亡了，但在战国的二百多年间，仇犹的名称还一直沿用，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设立郡县后，仇犹才真正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