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参战的19个月内，福特汽车公司的汽车生产并没有停止。在战争时期更时髦的新T型车大受欢迎，而福特汽车公司1917年的汽车销量也达到了735017辆，比上一年提高了50010.另外，公司于该年夏季推出的重型卡车（底盘重达一吨）成了军队的及时雨。福特卡车加入了欧洲战场上的弹药运输车队。
不过在和平共处的高地公园工厂，仍然存在一个问题，政府怀疑有德国人的支持者正在福特公司工作，公司中有政府派来的人，他们时刻提防着阴谋破坏活动。福特汽车公司的生产员工发现他们正在一种古怪的氛围中工作，每一次无心的错误都会被严格审查以弄清是否是同盟国力量的蓄意破坏。更令人烦恼的是，强大的外部势力还想让福特汽车公司解雇杰出的卡尔·艾姆德。凭借制图和工具设计方面的天才，埃姆德对公司自由引擎项目的成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他的德国血统使他成了一个明显的靶子。对一切德国事物的极端排斥是公司内政治压迫的核心——德国人在每一个方面都会遭受怀疑。
然而，公司所受到的特别注意实际上源自亨利·福特的另一种个人偏见。1916年，美国派远征军到墨西哥抓捕革命者潘丘·维拉，随着约翰·潘兴将军率军跨过边界，国民警卫队也因军事行动升级而被召集起来。福特断言，美国政府没有权力把一支特遣部队派到他国土地上，他甚至声明说任何在墨西哥远征期间加入国民警卫队的员工回来以后都不会被接纳，就好像这是公司的一项政策。《芝加哥论坛》的一篇社论对福特的举动表示了异议，给他贴上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标签，并且建议他不如把自己的工厂搬到墨西哥。福特起诉了《芝加哥论坛》，要求索赔100万美元。他表示他保留在不对抗政府的前提下与政府意见不和的权利。
这起诉讼在美国的整个参战期内都处于待受理状态，一直到1919年5月才付诸审判（审判判定《芝加哥论坛》把亨利·福特称做无政府主义者确实侵害了他的名誉，不过，法庭把100万美元的赔款额压缩到了象征性的六美分）。
1918年，亨利·福特的敌人们开始利用联邦政府对战时飞行器生产的调查打击他。这次调查的鼓动者是雕刻家格曾·博格勒姆。1918年时，他正在考虑开办一家飞行器公司。部分上出于自私的动机，博格勒姆指责说负责自由引擎项目的生产商集团效率低下而且正在牟取不正当利益，并且说服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展开了一场调查。围绕自由引擎项目的缓慢进展已经有不少的怀疑和迷惑，而雕刻家的话又是火上浇油。毕竟，生产在美国参战一年后才开始，这自然会让国人怀疑：没有真正的飞机引擎，只有不劳而获的利润和贪婪的承包商。为了避免公众信心的丧失破坏美国人在参战问题上的团结，威尔逊总统展开了调查。他选择的调查负责人是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这位德高望重的共和党人曾经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作为诸多令人烦恼的后果之一，休斯的调查损害了自由引擎设计者杰西·文森特的商业声誉，他所谓的错误是没有在加入军工项目前卖掉自己的帕卡德汽车公司的股票。由于这点疏忽，文森特在贡献祖国的两年中无意中牟取了55美元的“不正当利益”。就为这个，文森特后来没有得到任何的政府嘉奖，而这种荣誉甚至连他的助手也得到了。不过，选择一本正经的休斯领导这次调查对亨利·福特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
1918年，亨利·福特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竞选密歇根州美国参议员的宝座。威尔逊总统就是最早鼓励他竞选的人之一，而数千封来自支持者的信让他下定了决心。无论是福特还是他的共和党对手杜鲁门·H。纽伯里都不算积极，但他们背后的政党却把1918年密歇根参议院选举变成了历史上最火爆的竞选战之一。在纽伯里的班底就亨利·福特在社会问题和战争问题上的立场竭尽歪曲和夸张之能事时，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来到底特律，近距离观察了自由引擎项目。
休斯和他的随行人员特别视察了高地公园，想找出德国人或德裔美国人正在阻挠生产的蛛丝马迹。相当无情的是，他决定拿卡尔·埃姆德开刀，把这位德国工具设计师的饭碗当成对福特汽车公司忠诚度的检验。一时间，埃姆德事件在高地公园闹得满城风雨。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些执行官与休斯和休斯的委员会站在了一起。他们的理由是，尽管埃姆德是一个中立的美国公民，尽管他在自由引擎项目中的工作是无可指责的，但作为公司的一个重要负责人，他可以接触所有的行业和军事文件，所以有可能把这些文件复印并发回德国“老家”。另外一些没有这么强硬但却更加世故的管理人员则认为，埃姆德的职业生涯和安全原则都不如福特汽车公司的声誉重要。因此，如果这个人有可能是一个想搞破坏的间谍，公司最好把他解雇以证明对国家的忠诚，不管他的工作多么出色，多么有价值。
埃姆德事件最终于1918年11月3日演化为一场风暴。这一天，《底特律自由新闻》刊登了共和党的一则有关埃姆德的恶毒广告。广告把福特称做“德国佬的情人”，并且声称休斯调查证明亨利·福特本人正在保护工厂中的德国人。当然，亨利·福特是两天后参议院选举的候选人之一，他的许多支持者都认为共和党在这个时候发话绝不是巧合。在这个紧要关头，福特如果拿埃姆德的职业生涯来交换参议院宝座是可以理解的，尽管是不光彩的。他的大多数竞选宣传员都建议他这么做，但是，福特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对他的事指手画脚，他认为还没有什么人能替他决定应该怎样去做。
候选人福特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骄傲地指出了埃姆德12年内对公司的巨大贡献以及他的革新给自由引擎项目省下的345000美元。福特坚定地与埃姆德以及其他一些遭受类似中伤的员工站在一起，对一个雇主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
亨利·福特正式参选后，密歇根参议员选举立刻成了全国性的话题。毕竟，他是在美国总统的个人建议下作出决定的。作为名义上的共和党人，福特也曾在某些问题上公开表示与总统意见相左，但在支持创立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以确保未来和平的政府计划时，他俨然又成了一个“威尔逊人”。在不同党派间跳来跳去不是一种聪明的政治表现，福特也知道这一点，因此他宣布他将争取两大党的共同提名。
面对福特同时参加两党初选的事实，共和党的领导者们表示不愿意支持福特，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出自耶鲁大学的杜鲁门·H。纽伯里。出身底特律望族的私人投资家纽伯里时年54岁，比亨利·福特年轻一岁。对福特的获胜希望威胁最大的是，纽伯里曾经在西奥多·罗斯福的任期之末担任过海军秘书。这一短暂的经历赋予他军事资历，而这是战争时期的一个极大骄傲，也是亨利·福特的明显劣势。纽伯里击败福特获得了共和党提名，而福特轻松赢得了民主党的初选。这样，两人又一次在竞选中相遇。
福特采用了老式战略：他从不亲自露面，也明确表示不会发表演说，他也没有对自己的参议员竞选投钱，而且也拒绝了民主党的资助。他所做的只是组织了他自己的超党派福特参议员俱乐部（Ford for Senator Club）。在两党初选中，福特这边总共花了335美元，剩下了226美元。
相比之下，杜鲁门·纽伯里仅仅为了在共和党初选中击败福特就花了176568美元。后来，他在参议员选举中的支出达到了50万～100万美元。民主党不断利用报纸、传单和集会攻击福特的爱国问题。
当选举日临近，纽伯里的人对埃兹尔·福特逃避兵役的攻击开始升级。由于福特没有就卡尔·埃姆德和其他一些敌国侨民的问题回应共和党人，选民们只了解那些谴责，而没有听到任何抗辩。福特后来也批判了对埃姆德和高地公园中的其他一些外国工人的歧视，但只是在选举日当天才在大多数密歇根报纸上刊出，当选民看到这些的时候，他们大多已经投完了票。
双方形势十分接近，计票工作花去了三天时间。结果，两大党候选人共得432541票，杜鲁门·纽伯里以7567票的优势击败了福特。失败者目瞪口呆，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相信他的个人影响力足以抵抗对他本人及其同伴的任何攻击。选举日后第九天——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五天，自我中心主义遭受重创的亨利·福特发表了一份声明，发誓他将永远脱离让人“掉进沟里，陷入泥泞”的那种政治，福特还特别表达了他对对手竞选花销的憎恶。
人们认为，被政治领域拒之门外的亨利·福特肯定会灰溜溜地逃回他自己的圈子。确实，福特回到了制造和改进拖拉机的事务，但这个密歇根最富裕的人从不羞于失败，不管在外人看来有多么难为情。在福特眼中，这次参议员竞选确实是一个失败，但却是选举漏洞的一个失败。当然，他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美国的州内选举是多么容易用钱买赢的人。正因这一弊端，密歇根州于1918年颁布一项法律，为议员初选设定了3750美元的花销上限——除了广告费用。这远远低于当时联邦法律所规定的一万美元的上限。纽伯里的竞选委员会明显违反了州和联邦法律，正在因共和党初选中的过度支出而遭受炮轰。杜鲁门·纽伯里坚持认为他没有做错什么，因为竞选费用中没有一分钱是他自己的。
当然，亨利·福特的钱是可以任意支配的。在朋友哈维·费尔斯通的协助下，这位怀恨在心的汽车大亨雇了大约100个私人调查员在全州范围内搜寻竞选舞弊的证据。这支队伍用四个月的时间挖掘出了足够多的肮脏交易——多得以至于纽伯里的参议院席位还没坐热，两纸独立诉状便已送达，一份要求密歇根州重新计票，另一份要求开除这位道德败坏的新参议员。不过，这两个招数以及迫使纽伯里辞职的类似行动都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