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劝分思想的提出
宋代在赈灾中所实行的劝分，是利用民间力量的赈济措施。“所谓劝分者，盖以豪家富室，储积既多，因而劝之赈发，以惠穷民，以济乡里，此亦所当然”。董煟：《救荒活民书》卷2《劝分》，丛书集成本。劝分起源甚早，春秋时已有类似做法，西汉时正式采用，而至宋代才开始大量实行。劝分在宋代的普遍出现，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自古以来，人们心目中有“吃富”的心理。如民间遭遇饥荒，“转籴于大家，亦理也”王柏：《鲁斋集》卷5《静观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所谓“理”者，是说富人财富本来就是贫者创造，危急时拿来大家一起享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道教经典《太平经》中有关这种思想在民间影响广泛：“或有遇得善富地，并得天地中和之财，积之乃亿亿万种，珍物金银亿万，反封藏逃匿于幽室，令皆腐涂。见人穷困往求，骂詈不予；既予不即许，必求取增倍也；而或但一增，或四五乃止。赐予富人，绝去贫子，令使其饥寒而死，不以道理，反就笑之。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百神憎之。所以然者，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愚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乃万户之委输，皆当得衣食于是也。爱之反常怒喜，不肯力以周穷救急，令使万家之绝，春无以种，秋无以收，其冤结悉仰呼天。天为之感，地为之动，不助君子周穷救急，为天地之间大不仁人！”王明校注：《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46~247页。由此可见，传统的道教教义即主张任何人的财物均为天地中和所有，应该供大家共同享用，而不应该为个别人独自占有。只要有谁贫困不足，均可从中获取享用。那些企图独占享用，而不肯拿出来周穷救急的人，当与天地结怨，与世人为仇，为天地间大不仁的人，将被众神仙憎恨。
宋代，劝分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是南宋黄震。他说：“天生五谷，正救百姓饥厄；天福富家，正欲贫富相资。米贵不粜，人饥不恤，天其谓何？况凡仰籴之人，非其宗族则其亲戚，非其亲戚则其故旧，非其故旧则其奴佃，非其奴佃则其乡邻。彼其平日敬我仰我者果为何赖？今一旦遇歉，竭彼苦恼无所措办之钱，博我从容尽可通融之粟，此之粜与否，彼之死与生，君子以仁存心，宁不重为矜恻切几莩体？”《黄氏日抄》卷78《四月初一日中途预发劝粜榜》。基于这种贫富相资和伦理道义的基础，黄震进一步提出：“照对救荒之法，惟有劝分。劝分者，劝富室以惠小民，损有余而补不足，天道也，国法也。富者种德，贫者感恩，乡井盛事也。”《黄氏日抄》卷78《四月十三日到州请上户后再谕上户榜》。
在宋代劝分思想中，最有意义的当是董煟的“惟以不劝劝之”。他说：“民户有米，得价粜钱，何待官司之劝？只缘官司以五等高下，一例科配，且不测到场检点，故人户忧恐，藉以为名，闭籴深藏，以备不测。”《救荒活民书》卷2《劝分》。此自然段引文均见于此。可见，董煟认为民户有米，如果价钱适合，他自己会主动卖掉，是不需官府劝谕的。现在民户有米而不敢出售，只因是官府办理不善，加重粮食紧张情况。因此他提出：“人之常情，劝之出米，则愈不出，惟以不劝劝之，则其米自出。”其具体措施是“莫若劝诱上户、富商巨贾，俾之出钱，官差牙吏，于丰熟去处，贩米豆，各归乡里，以济小民。结局日，以本钱还之。村落无巨贾处，许十余家率钱其贩，或乡人不愿以钱输官，而愿自粜者听。官不抑价，利之所在，自然乐趋，富室亦恐后时，争先发廪，则米不期而自出矣。此劝分之要术，更宜酙酌而行之”。可见，董煟的“以不劝劝之”，也是抓住一般人的趋利避害本性，因势利导，运用市场手段，而不是运用行政手段，使有米之家能在饥荒时主动卖米。
二、劝分思想的实践
宋人的这种赈灾劝分思想，政府在灾荒中经常予以实践，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尤其是南宋开始，国家财政困难，粮食储积极其有限，劝分越来越成为政府赈灾的一个重要手段。正如元人所说：“绍兴以来，岁有水旱，发常平义仓，或济或粜或贷，如恐不及。然当艰难之际，兵食方急，储蓄有限，而振给无穷，复以爵赏诱富人相与补助，亦权宜不得已之策也。”《宋史》卷178《食货上六》。所谓“权宜不得已之策”，就是“在法，以常平钱谷应副不足，方许劝诱有力之家出办粜贷”《宋会要·食货》57之17.。由于在许多时候，常平仓往往没有什么存粮，义仓也所剩无几，所以，政府赈灾只能主要依赖劝分。淳熙十年（1183年），尤袤指出：“今日公私诚是困竭，不宜复有小歉。国家水旱之备，止有常平、义仓，频年旱暵，发之略尽。今所以为预备之计，唯有多出缗钱广储米斛而已。又言救荒之政莫急于劝分。”《文献通考》卷26《国用四》。如乾道五年（1169年），饶州“连岁旱涝，细民艰食”。朝廷下诏拨义仓米赈济，但只拨到义仓米6800余硕，“不了一月赈粜之数”。后又从上供米中拨1万硕，但仍然微不足济。与此同时，政府从上户处“劝谕”所得共19.6万余硕，作为此次赈济的最主要粮食来源《宋会要·食货》58之6.。
宋代，劝分之所以在赈灾中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与政府能较好地使用这一政策工具是分不开的。其一，政府中的官员起了表率作用。如向经知河阳，遇“大旱蝗，民乏食。经度官廪岁支无余，乃先以己圭田所入租赈救之”。由于受到向经表率的感召，“已而富人皆争效慕出粟，所全活甚众”《救荒活民书》卷3《向经以圭田租赈饥民》。。其二，朝廷对劝分有功的官吏进行奖励。如天禧元年（1017年）三月，“诏诸州官吏如能劝诱蓄积之民以廪粟赈恤饥乏，许书历为课”《宋会要·食货》57之6.。其三，朝廷对响应政府劝分的富豪之家实行奖赏。如天禧元年（1017年）四月，“登州牟平县学究郑巽，出粟五千六百石振饥，乞补第巽。不从。晁迥、李维上言，乞特从之，以劝来者，丰稔即止。诏补三班借职。自后援巽例以请者，皆从之”《宋朝燕翼诒谋录》卷2.。以后，此项奖励措施称作“纳粟补官”。
宋代劝分赈灾实质上是政府力量不足而动员民间富人参与的一种方式，其中赈救饥民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高继勋知嬴州，“属岁大饥，谷价翔起，即召诸里富人谓曰：‘今半境之人，将转而入之沟壑。若等家固多积粟，能发而济赈之，若将济州将之命。’于是皆争出粟，王亦以其值予之，蒙活者万余人”《华阳集》卷49《穆武高康王（继勋）神道碑铭》。。罗彦辅在溧阳，“岁不登，道馑至相枕藉”。罗乃“亟请发常平米，又劝有米家，量力而出，下皆乐输。而就哺者，至不远百里地，赖公以生者，不可胜计”李之仪：《姑溪居士前集》卷48《罗大夫（彦辅）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劝分，顾名思义，原则上是自愿性质，不得强迫，但在实际执行中，政府有时亦采用了某种程度的行政强制，进行认粜摊派，或干预出粜价格和出粜数量等。如政府对于囤积而不愿认粜者，处以刑罚。潭州安化县上户龚德新，早年依靠“兼并，遂至巨万。以进纳补官为进武校尉”。后遇“旱伤阙食，独拥厚资，略不体认国家赈恤之意”。被知潭州陈某告到朝廷，遭到“追进武校尉一官，勒停送五百里外州军编管”的处罚《宋会要·食货》59之51.。对于出粜者，则严格限制出售价格，以防富户哄抬粮价，牟取暴利。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诏河北路监司令州县官谕富民，有积粟者毋闭粜，官为酌立中价，毋得过，犯者坐之”《宋会要·食货》57之12.。有的则严格确定出粜数量，以防富户敷衍了事，搪塞政府。隆兴二年（1164年），“霖雨害稼，出内帑四十万两付户部变籴以济之。其年淮民流于江浙十数万，官司虽济而米斛有限，乃诏民间不曾经水灾处占田万亩者粜三千石，万亩以下粜一千石”《文献通考》卷26《国用四》。。政府甚至还制定了告发令，告发那些不按规定数量出粜的屯粮商家。庆元元年（1195年）以“米价翔踊，凡商贩之家尽令出粜”，以至“告藏之令设矣”《宋史》卷178《食货上六》。。
政府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其实质上已超出了劝分的范畴，虽然在一定条件下解决了灾荒时粮食供给问题，但难免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果。如绍兴年间，有臣僚就劝分事上奏说：“州县奉行，奸计百出。有民户初非情愿，均令认数，以应期限，而平时蓄积之家得以幸免者。有所在初无收，勒令转粜以赈城郭，而本乡流离不暇顾恤者。”《宋会要·食货》57之19.可见，强制的认粜有时会造成无蓄积之家反而被摊派，而真正有蓄积之家反而幸免；本地该接受赈济的人家没有得到赈恤，而将该地蓄积以应付政府摊派。另外，强制性认粜也导致一些富户弄虚作假，以逃避政府摊派。如“乾道辛卯岁，江浙大旱，豫章尤甚。龚实之作牧，命诸县籍富民藏谷者责认粜数，令自津般随远近赴于某所，每乡择一解事者为隅官，主其给纳。靖安县羡门乡范生者在此选，其邻张氏当粜二千斛，以情语范曰：‘以官价较市值，不及三之二。计吾所失，盖不胜多矣。吾与君相从久，宜蒙庇护，盍为我具虚数以告官司。他日自有以相报。’范喜其言甘，且冀后谢，诺其请，为之委曲，张遂不复捐斗升。阖里皆知之，而畏二家力势，弗敢宣泄。壬辰秋大稔，前事顿息”洪迈：《夷坚志》支志景卷7《范隅官》，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版。。
三、劝分思想中的利益博弈分析
宋代，一旦发生灾荒，粮食短缺，必然导致贫富双方在利益上的博弈。对于贫民来说，最好的结果是借着灾荒的理由，富民免费或低价向其提供粮食，中间结果是得到富民以不高过以往太多的价格出粜的粮食，最坏的结果是得不到粮食而流亡或饿死；对于富民来说，最好的结果是借着灾荒的机会，以极高的价钱卖出存粮以牟取暴利，中间结果是以略高于平常的价格卖出存粮以获得正常的收益，最坏的结果是存粮或被政府没收，或被饥民抢劫，分文未得。由于双方都以争取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因此，一旦到了这时，往往陷入囚徒困境。这时，第三方——政府的介入就成了必要。政府介入的结果，往往使双方达到妥协均衡，即按照中间目标达成协调，贫民能吃上比往常价格高一些的粮食，维持灾荒时的生存，富民卖到比往常高一些的价钱，获得收益。这就是劝分在宋代流行的必然选择。
我们必须看到，在这场贫富双方的利益博弈中，富民始终处于强势地位，而贫民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政府在协调双方利益矛盾时，政策性的工具往往倾向于贫民，如前所述，政府通过表率、奖励等正面引导以及行政强制性的认粜、摊派、限价、规定出粜数量等使富民自愿或半自愿地出粜赈灾。除此之外，为了缓和贫富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维护自己统治，宋廷还采取宽禁捕的政策。
灾荒时期，由于粮食短缺，富民闭籴以待善价，往往导致饥民群起抢劫粮食，这就是所谓“发廪”。如宋代福建建宁“山川险峻，故小民好斗而轻生；土壤狭隘，故大家寡恩而啬施。米以五六升为斗，每斗不过五六十钱，其或旱及逾月，增至百金，大家必闭仓以俟高价，小民亦群起杀人以取其禾。闾里为之震骇，官吏困于诛捕。苟或负固难擒，必且啸聚为变”黄干：《勉斋集》卷18《建宁社仓利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朱熹寓居崇安之时，其地“每岁春夏之交，豪户闭籴牟利，细民发廪强夺，动相贼杀，几至挺变”《勉斋集》卷36《朱先生（熹）行状》。。
由于荒年饥民无以为生，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故“发廪”之事屡屡发生。宋政府意识到饥民迫于生存，犯法者甚众，若依平时方式进行处罚，必将导致矛盾的进一步升级，发生民变，严重威胁封建统治。因此，所谓宽禁捕之法应运而生，政府在处理这类刑事案件时，往往从轻处罚。如宋仁宗时期，王尧臣知光州，“岁大饥，群盗发民仓廪，吏以法当死。尧臣曰：‘此饥民求食尔，荒政之所恤也。’乃请以减死论。其后，遂以著令，至今用之”《救荒活民书》卷3《王尧臣乞饥民减死》。。宋神宗熙宁年间，河北灾伤州军多有饥民劫盗者，罪当死，朝廷则诏令一律减刑发配《文献通考》卷26《国用四》。。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这场贫富双方的利益博弈中，如政府过多倾向于弱势群体的贫民，矫枉过正，又会带来另一种负面结果。其一，宽禁捕会使“发廪”等非法行为无形中合法化，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法律保障，使社会处于人人自危的无序状态，反而加剧了贫富冲突。如北宋早期，颍上大饥，饥民“发富人之仓而攘其粟，得数人，其县令雷祥议曰：‘岁饥取粟，姑以免死。’殆可悯，使笞二十而生之。民出相谓曰：‘岁饥无食，县官使我食人之粟。’遂复相与发富人之仓，三日三夜，凡数千。旁诸县亦各千人，殆不可禁。其后太守李顾，反用法日诛数人，以止其盗，盗终不止，而被诛者数十人。至春，道路无敢行者。于是都官员外郎万宁诣阙上书，且言颍上守令无状，皆谪去”毕仲游：《西台集》卷16《丞相文简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二，由于政府对富民强制性的发廪，导致官府与地方豪强的冲突。如黄震于咸淳年间在抚州实行劝分，因当地遭遇大饥荒，官府已没有粮食赈济饥民，唯一办法是劝富民出粜。尽管黄震苦口婆心劝说，发了二十余道文榜劝分，但仍有部分富民拒不出粜。最后黄震被迫派人对其中两个大户进行强制性发廪。双方发生激烈冲突，使“应干劝粜官吏及提督寄居士友，人人危惧”《黄氏日抄》卷78《七月初一日劝勉宜黄、乐安两县赈粜未可结局榜》。。其三，由于政府和贫民在荒年每每将手伸向富民仓廪，虽解了一时之急，但对富民的储粮积极性是个极大的打击。既然荒年非但不能通过储粮谋利，反而常被政府和贫民强行发廪，招致祸患，那么，丰年又何必积极收购米谷储积呢？这样一来，到了丰年，富民不愿收购囤积粮食，一旦遭遇灾荒，粮食就更为短缺，反而加剧了饥荒，形成恶性循环。英宗时期，司马光意识到这些负面结果，故上疏反对朝廷过多倾向贫民的做法，认为“饥馑之岁，盗贼必多残害良民，不可不除也”，方能维持社会秩序，以度荒年。对于“百姓乏食，官中当轻徭薄赋，开仓赈贷，以救其死”《温国文正公文集》卷31《言除盗札子》。。同时，主张用合乎经济规律的方法解决贫富双方的矛盾，即允许富民收息放贷，“候丰熟之日，官中特为理索，不令逋欠”，从而鼓励储蓄，妥善解决饥荒问题《温国文正公文集》卷31《言蓄积札子》。。
另外，我们还必须看到，宋代在劝分中政府职责缺位的问题：其一，救荒原是政府应尽的职责范围，其经费主要应来源于国家的财政，即人民所交纳的赋税之中。这就是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宋朝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常平仓、义仓等备荒机构，但每到灾荒发生时，那些存储的粮食不是早被挪作他用而不足应付，或就是主管官吏吝而不发，总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一味地借劝分之名将手伸向富民仓廪。对此，宋人王柏就尖锐地指出：“官无以赈民，使民预输，以自相赈恤，已戾古意，今又移易他用，数额常亏，遇歉岁则复科巨室，此何义哉？”《鲁斋集》卷7《赈济利害书》。如宋代专门为救灾而设的义仓，“其法：令民上三等，每税米二斗，输一升，以备水旱”《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义仓》。。但是，实际上每到灾荒发生，官吏往往“吝而不发，发而遽有德色”《救荒活民书》卷2《义仓》。，政府救荒赈灾的职责没有尽到。其二，救荒既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按理：“荒政之行，当以赈济为主，劝分为辅。盖有司不惜官廪以惠民，然后可责富室不私藏以惠乡里。”但实际情况往往相反，政府“于民间所有则根括无余，形迫势驰，一切不恤。考诸民词有家产仅千钱而劝令认米四百石者，有因公事至庭而罚米数百石者，民间畏其虐焰，止得俛首听从”《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2《奏乞将知宁国府张忠恕亟赐罢黜》。。既然政府有米而不肯出，那么富民当然也失去了出粜的积极性本节主要参考张文：《荒政与劝分：民间利益博弈中的政府角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