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垄断货币制造发行的指导思想
宋朝建立后，最高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局面的教训，采取一系列措施，把地方行政权、财权、军权、监察权收归中央。到了宋神宗时期，由于钱荒日益严重，是否松弛铜禁下放钱币铸造发行权的思想又有所抬头。时任宣徽南院使判应天府的张方平论钱禁曰：“钱者，国之重利，日用之所急，生民衣食之所资。有天下者，以此制人事之变，立万货之本。故钱者，人君之大权，御世之神物也。窃观自汉以来，名臣高识者之笃论，皆以为禁铜造币，通开塞轻重之术，此济民之切务，保邦之盛业也。故钱必官自鼓铸，民盗铸者抵罪至死，示不与天下共其利也。”《乐全集》卷26《论钱禁铜法事奏》。南宋叶适也坚持这种主流观点，强调：“利权（指铸币权）当归于上，岂可与民共之！”《文献通考》卷9《钱币二》。
宋朝最高统治者之所以把货币制造和发行大权牢牢掌握在朝廷手中，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统治者认为：“钱为国之利柄，以方圆铢两，而寄富贵贫贱之榷，若为众庶所操，则利柄失矣。”《宋大诏令集》卷184《告谕民户投纳不依样钱御笔手诏》。因为货币本身具有价值或代表着价值，占有控制货币也就取得了对社会财富的支配权。正如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神宗就陕西边境钱币贬值一事询问王安石：“何以得陕西钱重可积边谷？”王安石答道：“欲钱重，当修天下开阖敛散之法”，“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并、均济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利出于一孔者以此也”，“今欲理财，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4.。这里所谓“泉府”，就是指国家货币管理机构；所谓“开阖敛散之法”，就是指货币的发行、流通、调节、回笼等管理制度。王安石所说话的意思是：国家通过对货币管理制度的整顿和改革，来稳定提高币值，避免贫民因货币贬值而破产，抑制豪强地主对他们的兼并，同时通过运用货币政策把全国财权集中到中央。二是垄断货币制造和发行权，把自己的权力铸入货币中，通过货币的超经济发行来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从而巩固封建政权的物质基础。宋代，财政上严重的入不敷出，迫使统治者在横征暴敛之外，强化货币的财政支付职能，从货币铸造发行中扩充国家的财力。对此，宋神宗曾明确表示：“行交子诚非得已，若素有法制，财用既足，则自不须此。”《长编》卷221.这就是说，货币发行的指导思想已经转变成“敷足财用”了。北宋晚期，国家财政状况急剧恶化，“户部岁入有限，支用无穷，一岁之入，仅了三季，余皆仰朝廷应付”《宋史》卷179《食货下一》。，因而扩大货币发行无疑成为挽救封建统治危机的重要手段，“自来遇岁计有阙，即添支钱引补助”《宋史》卷374《李迨传》。。货币发行的指导思想已经由便民利国变为弥补财政赤字，从而造成北宋货币制度的异化。到了南宋，国势日薄西山，民力困竭，国库告罄，却以半壁江山供养着几乎与北宋时数量相当的军兵、官吏，朝廷只得通过发行纸币来解决巨额军费开支。正如宋高宗所说：“行会子诚不得已，他时若省得养兵，尽消会子。”《宋史》卷181《食货下三》。
货币学理论认为，货币发行在性质上可分为经济发行和财政发行。经济发行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按照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来发行货币；财政发行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的需求而增加的发行。宋代，由于绝大部分时期财政危机严重，因此，如前所述，通过朝廷垄断货币制造和发行权以“敷足财用”的思想占主流地位，而且在实践中予以具体应用，成为挽救封建统治危机的救命符。在宋代货币政策运行实践中，从宋仁宗时期开始，由于“三冗”痼疾日益恶化，加上对西夏长期的战争，费用浩繁，“一岁之入，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军旅，一在冗食”③《宋史》卷179《食货下一》。，迫使宋朝廷开始把货币政策部分地纳入解决财政困难的轨道上，通过增加铸币和实行铸币贬值政策（即铸造当十大钱）来增加国家财力。宋神宗熙丰时期，政府视铸币为增加财政收入的一条途径，大规模地铸造铜钱和铁钱，扩大纸币的流通区域，强化纸币的非信用支付职能。北宋晚期，内蠹外耗导致国库空虚，民穷财尽。大观时，“户部岁入有限，支用无穷，一岁之入，仅了三季，余仰朝廷应付”③《宋史》卷179《食货下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仅变本加厉重施铸币贬值的手法，铸造发行当十钱和夹锡钱，而且滥发纸币，“自来遇岁计有阙，即添支钱引补助”《宋史》卷374《李迨传》。。至此，货币财政发行已经成为北宋货币政策的主导动机，货币政策的经济功能日趋萎缩，财政功能却不断强化，导致北宋货币政策内在机制的失调和紊乱，诱发出一系列负面影响，其中也使国家财政面临无法克服的矛盾。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时人已有察觉。宋徽宗时期，周行己认识到，国家发行不足值货币，不但会引起物价上涨，而且物价上涨的程度，会比货币增发的程度更高、速度更快。他说：
自行当十以来，国之所铸者一，民之铸者十，钱之利一倍，物之贵两倍。是国家操一分之柄，失十分之利，以一倍之利，当两倍之物。又况夹锡未有一分之利，而物已三倍之贵。是以比岁以来，物价愈重，而国用愈屈。周行己：《浮沚集》卷1《上皇帝书》，丛书集成本。
由此可见，周行己对通货膨胀影响的认识比前人更深了一步，但他对这种现象产生原因的解释，却带有片面性。这里，他把物价上涨比货币增发更快的原因归结为民铸（即封建官府所谓的盗铸），认为由于铸造不足值货币可得重利，官府一铸，民间必群起仿效，结果，增铸的数量就会比官铸多许多倍，因而物价的增长，也会比官铸的增长多许多倍。其实，在国家发行不足值铸币的情况下，尤其是继续把不足值铸币投入市场的情况下，即使没有民间仿铸，物价的增长也会比货币数量的增长更快。因为民众看到铸币的实值在下降，就会担心手中所持有的铸币不能保存财富的价值，因此不愿久存手中，而是急于脱手。这种情况在老百姓中会形成一种社会心理，就会使货币的转手次数即货币流通速度增加。而在一定时期内，一枚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一次，其结果就等于流通中增加一枚货币。这样，物价的增长倍数将等于货币数量的增加同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从而必然大大快于货币数量的增长。如公式所示：
物价增长倍数=货币数量增加×流通速度
总之，周行己把“物之贵两倍”归因于民铸的增加，说明他还没有认识到流通速度的作用。因此，他对通货膨胀过程的分析，虽然已察觉到了物质增长快于不足值货币增长的现象，却未能予以正确解释。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物出于民，钱出于官。天下租税常十之四，而籴常十之六。与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钱贸易而后可。使其出于民者常重，出于官者常轻，则国用岂能不屈乎？”《浮沚集》卷1《上皇帝书》。这里，周行己看到，国家铸造不足值货币以增加财政收入，其结果不惟不能改善财政状况，反而会使财政更加恶化，使“国用愈屈”。因为国家铸造不足值货币，造成物价腾贵，而国家最终必须用货币向百姓购买所需物品，这样物价腾贵意味着国家手中拥有的货币贬值，必须支付更多的货币进行购买，那么财政支出不是越来越大，国库越来越空虚，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了吗？
宋代，商品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一方面，百姓以货币形式缴纳的赋税多了；另一方面，国家以货币向民间采购物品的种类和数量也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铸造不足值的货币，必将因百姓用不足值货币缴纳赋税，或者在国家采购物品时提高价格，而使国家自身减少收入或增大开支，最终受害最大的是国家自己，结果是适得其反，使国用愈屈，财政愈加困难。总之，从总体和结局来说，周行己对通货膨胀加重财政困难的思想是切中时弊的，尽管分析还过于简略和不完善，但毕竟从货币流通过程揭示了这种恶化的机制。到了南宋后期，财政入不敷出日益严重，统治集团妄想通过滥发纸币挽救危机，其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纸币贬值，“楮贱如粪土”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1《备对札子（三）》，四部丛刊本。，通货膨胀。社会经济无可逆转地恶化，最终导致国家财政崩溃，南宋朝廷覆亡。正如宝祐年间大臣高斯得上奏所言：“国家版图日蹙，财力日耗，用度不给，尤莫甚于迩年。闻之主计之臣，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盖凿空取办者过半而后仅给一岁之用。其取办之术，则亦不过增楮而已矣。呜呼！造币以立国，不计其末流剥烂糜灭之害，而苟焉以救目前之急，是饮鸩以止渴也。”《耻堂存稿》卷1《轮对奏札》。
二、垄断货币制造发行的措施
宋代统治集团中以强化朝廷垄断货币制造发行为主流思想，其在具体对货币实行严密管制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中央至地方建立各级管理机构
元丰改制前，宋朝中央管理铸钱的机构是三司中盐铁司之下的铁案掌管；元丰改制后，铸钱事务归入工部之下的虞部负责。宋代地方路级行政区管理铸钱事务的主要机构是提点坑冶铸钱司，州之下设有钱监，是铸钱的基本生产单位。宋代设有交子务、会子务专门负责纸币的印制和发行等事务。南宋时期，由于纸币在财政上的地位越重要，朝廷经常设有“提领官”管理会子，遇到重大决策之事，则由宰相、参政、侍从等讨论研究。南宋后期，往往令一位执政大臣专门负责会子事务，如薛极、余天锡、吴潜等都曾受此委托汪圣铎：《两宋货币史》（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69页。。
（二）统一钱币的规格、币材和重量
作为价值尺度的铜钱和铁钱，其价值、形制、品位、成色、重量必须相对规范和稳定。开宝四年（971年）铸造“宋元通宝”，圆形方孔，径一分、重一钱，统一了宋代铜钱的钱体规格。太宗时铸造“太平通宝”年号钱，确立了宋代铜钱的钱文式样。仁宗景祐年间，对铜钱和铁钱的成色、重量标准作了严格的规定：“凡铸铜钱，用剂八十八两，得钱千，重八十两十分。其剂，铜居六分，铅锡居三分，皆有奇赢。铸大铁钱，用铁二百四十两，得钱千，重一百九十两。”《长编》卷116.从总体上看，宋代铸钱所使用的铜、铅、锡比例是比较精确稳定的。如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北宋铜钱化学成分测定表明：北宋铜钱大多数铜含量在62%~68%，铅含量在22%~29%，锡含量在7%~12%。
（三）调节货币的流通
宋朝政府重视调节流通中的货币，主要表现在增加铸币、划分货币流通区域、调节纸币流通数量等方面。如北宋由于持续钱荒，鉴于铜钱供应量不足，政府以增设钱监、提高铜钱和铁钱的铸造量作为解决钱荒的一个重要措施。宋代政府根据国家经济实力状况、社会流通需求及对外斗争的需求，不断调整铜钱和铁钱的流通区域。如宋仁宗时期，对西夏、西蕃作战，为筹措军费，在陕西、河东实行铁钱，使之成为铜、铁钱兼行区。在宋代纸币的流通中，政府最关注的是其流通量。纸币发行之初，朝廷规定每次发行额为125万缗。后来由于财政每况愈下，政府逐渐增加其发行量，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最后导致一发不可收拾。
（四）严厉实行铜禁和钱禁，禁止私铸钱币和伪造纸币
宋代政府为了保证铸造铜钱的原料供应，颁布了一系列的禁令，禁止私自开采和冶炼原铜，禁止私自贩运原铜，禁止私自制造铜器等。如法律规定：“凡山川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以给官铸。”②《宋史》卷180《食货下二》。民间使用的一切铜制品，举凡宫廷寺观法器、军器、铜镜、铜锣等，均由官府制造出卖，官府不宜制造的个别铜器，也由政府官员监督私人技工铸造。所谓钱禁，主要指政府为了解决钱荒，保证铜钱流通量，颁布法令禁止铜钱外流，禁止私自销镕铜钱，禁止过量储藏铜钱，禁止铜钱出京城等。如北宋中期规定：“阑出铜钱，视旧法第加其罪，钱千，为首者抵死。”②《宋史》卷180《食货下二》。
如前所述，张方平认为“钱者，人君之大权，御世之神物”，因此，主张“钱必官自鼓铸，民盗铸者抵罪至死，示不与天下共其利也”《乐全集》卷26《论钱禁铜法事奏》。。其实，自宋朝建立开始，最高统治者在对待民间盗铸（又称私铸）上都是这个思路，以极刑予以惩处，以达到严厉禁止的目的。如《宋史》卷180《食货下二》载此自然段引文未注出处者，均见于《宋史》卷180《食货下二》。：宋太祖初年，规定“凡诸州轻小恶钱及铁镴钱悉禁之，诏到限一月送官，限满不送官者罪有差，其私铸者皆弃市”。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又“诏察民私铸及销镕好钱作薄恶钱者，并弃市”。但是据史籍记载看，一味严禁的办法其效果并不好。如宋仁宗庆历年间，“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以故民间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而且这种私铸之风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史载：宋神宗时期，“私钱往往杂用，不能禁，至是法弊”；宋徽宗大观年间，“凡以私钱得罪，有司上名数，亡虑十余万人”。究其原因，主要是巨大利益的驱动，使不法之徒铤而走险。正如御史沈畸所云：“当十鼓铸，有数倍之息，虽日斩之，其势不可遏。”
对于纸币作伪者，宋廷亦颁布刑律，处罚伪造者，奖赏陈告者。宋仁宗时期，知益州薛田、转运使张若谷上奏欲官办四川交子时，就定下针对伪造的奖惩条文：“若民间伪造，许人陈告，支小钱五百贯，犯人决讫，配铜钱界。”《宋朝事实》卷15《财用》。神宗熙宁初年，“立伪造（交子）罪赏如官印文书法”⑤⑥《宋史》卷181《食货下三》。。依照宋刑律，“诸伪写官文书印者，流二千里”《宋刑统》卷25《诈伪律》。。换言之，伪造交子的处罚等同于伪写官文书印者，处以流放2000里的惩罚。大约在神宗朝至哲宗朝时，朝廷加重了对伪造交子者的处罚，“若伪造官文书，律止流二千里，今断从绞。近凡伪造印记，再犯不至死者，亦从绞坐”《宋史》卷201《刑法三》。。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所，仿川陕路立伪造法。通情转用并邻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纸者，罪以徒配”⑤《宋史》卷181《食货下三》。。由此可见，徽宗朝扩大对涉及伪造纸币行为处罚的范围，除伪造者本人外，知情不报者、转用伪币者等均得受罚。到南宋时，将伪造犯人处斩已成定例，支赐陈告人的奖赏也增加了。如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定伪造会子法：犯人处斩，赏钱千贯，不愿受者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赏，愿补官者听”⑥《宋史》卷181《食货下三》。。
宋廷为使严禁伪造纸币之令家喻户晓，还将禁伪赏罚文字刊印于纸币票面。南宋谢采伯曾记载北宋徽宗崇宁年间发行的小钞票面“上段印准伪造钞，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处斩”谢采伯：《密斋笔记》卷1，丛书集成本。等字体。至于南宋会子，其票面样式，上半部分不但印有会子名称及面额，更以56字详示禁伪赏格：“敕伪造会子犯人处斩，赏钱壹阡贯。如不愿支赏，与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窝藏之家，能自告首，特与免罪，亦支上件赏钱，或愿补前项各目者听。”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图版“南宋的会子”。
从宋代历朝对纸币作伪者及其相关人的处理上看，其处罚逐步由轻变重，惩治的范围也逐渐变宽，即在刑罚上从流刑变为死刑，处罚对象从伪造者、包庇者，到转用伪币者、知情不报者，甚至那些对伪纸币、伪造者失察的官员也得接受惩罚。另外，对于陈告者的奖赏由少至多，从500贯提高至1000贯。统治者立法思想是通过严惩重赏，一方面威慑作伪者，加大其犯罪成本，使其不敢以身试法；另一方面加大对知情者、负有督察责任官员等的赏罚力度，提高纸币作伪案的发现概率。提高纸币作伪的发现概率，比加大对纸币作伪的打击力度，对作伪者更具威慑力。还有宋朝将禁伪赏罚文字刊于纸币票面，这是一种最广泛的普法活动，并对妄图作伪者时时敲起警钟。
从上述可以看出，宋代有关严禁纸币作伪的立法比较严密，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是，在具体执行中难免存在着偏差。“今伪造有禁，刊之印文，编之敕令，非不严具，而愚民无知，抵冒自若。意者朝廷过于仁厚，前后犯禁之人，未必尽论如法”。《宋会要·刑法》2之145.更有甚者，吏治腐败也影响了对纸币作伪的执法。伪造会子“一有败露，纳贿求免，不曰字画之不尽摹，则曰贯索之不尽类，法当重戮，仅从末减。似此姑息，何以戢奸”王迈：《臞轩集》卷1《乙未馆职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正由于执法不严，有法不依，致使“伪造（会子）者所在有之，及其败获，又未尝正治其诛，故（会子）行用愈轻”洪迈：《容斋三笔》卷14《官会折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五）提高钱币价值，使盗铸者无利可图
针对私铸严禁不止的难题，有识之士从另一个思维角度提出对策。私铸者为什么有厚利可图，主要是因为钱币的币面值大大超过了它的币材值，如果币面值与币材值大致相等，那么盗铸者无利可图，盗铸自息。仁宗庆历八年，“翰林学士张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杨察与三司使叶清臣先上陕西钱议曰：‘关中用大钱，本以县官取利太多，致奸人盗铸，其用日轻。比年以来，皆虚高物估，始增值于下，终取偿于上。县官虽有折当之虚名，乃受亏损之实害。救弊不先自损，则法未易行。请以江南、仪商等州大铜钱一当小钱三。’又言：‘奸人所以不铸小铁钱者，以铸大铜钱得利厚，而官不必禁。若铸大铜钱无利，又将铸小铁钱以乱法。请以小铁钱三当铜钱一。’既而又请河东小铁钱如陕西，亦以三当一，且罢官所置炉，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奸人稍无利，犹未能绝滥钱也。其后诏商州罢铸青黄铜钱，又令陕西大铜钱、小铁钱皆一当二，盗铸乃止”《长编》卷164.。由此可见，铸币考虑币面值与币材值的一致，是禁绝盗铸治本方法之一。但是，这一措施受到当时财政危机的制约。如宋仁宗时，由于对西夏的战争，财政空虚，朝廷就发行币面值大于币材值的铜钱，以此巧取豪夺民间财富，来解决财政困难。如庆历年间，“陕西军兴，移用不足……陕西都转运使张奎、知永兴军范雍请铸大钱，与小钱兼行，大钱一当小钱十。奎等又请因晋州积铁铸小钱。及奎徙河东，又铸大铁钱于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以助关中军费”《长编》卷164.。正由于统治者把发行币面值小于币材值的铜钱作为解决财政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这一治本的办法时而被最高统治者抛置脑后。如宋徽宗时统治集团骄奢淫侈，大肆挥霍民脂民膏，财政入不敷出。蔡京当政，以利惑人主，陕西转运副使许天启“迎合京意，请铸当十钱”③《宋史》卷180《食货下二》。。其后当十钱行，“私铸浸广”③《宋史》卷180《食货下二》。。
宋代由于铜料缺乏以及财政困难的限制，通过发行币面值与币材值相等铜币来遏制盗铸的措施时而遭到破坏，这促进一些人在同一思路下通过其他手段使币面值与币价值相等，同样达到让盗铸者无利可图，盗铸之风自息。宋哲宗元符二年，章楶上言：“大钱鼓铸，精巧磨，皆有楞郭，一一如法。民间虽欲仿效，计其获利，不能酬人工、物料之费，则铁钱、铜钱市价无二。至和已后，官司鼓铸不精之弊，起于率分钱。所谓率分者，每工所限日铸之数外有增益者，酌给众工。财利之司所贪者钱多，监临之官又以额外铸钱增数为课，则折二大钱，不复精巧如法矣，盗铸遂复擅利于下。当时官司不治其本，乃欲救其末，滥钱寖皆输于官矣……为今之计，莫若指挥官司精加鼓铸，无贪厚利，令制造精密，与物相权。盗铸之家，获利既薄，岂肯冒重法以自取死亡？”《长编》卷512.显然，章楶是想通过加大铸钱的人工投入，提高钱币的质量，从而增加币价值，使之与币面值相近，而使盗铸者无利可图。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通过这种办法提高币价值很有限，币价值与币面值差额还是较大，盗铸者仍有很大的赢利空间。如“崇宁间，初铸大泉当十，号乌背赤仄，其次漉铜，制造皆极精好。然坏小钱三，辄可为一大泉，利既不赀，私铸如云，论罪至死。虽命官决杖、鲸配，然不能禁。又悬乌背赤仄及漉铜钱于通衢，使人识之。好事者戏谓与私铸作样，后无如之何。卒废为当五，旋又废为三”陆游：《家世旧闻》下，中华书局点校本，1993年版。。大泉虽制作极精好，但其实际每枚币材值只要3枚小钱，朝廷却把它的币面值定作10枚小钱，因此引发大量私铸，而且改币面值5枚小钱还不行，最后只有改作币面值3枚小钱，与实际币材值3枚小钱相等，私铸之风才平息。
南宋时期，思想家吕祖谦对南齐孔的铸钱不惜铜爱工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国家之所以设钱，以权轻重本末，未尝取利。论财计不精者，但以铸钱所入多为利，殊不知权归公上，铸钱虽多，利之小者，权归公上，利之大者。南齐孔论铸不可以爱铜惜工。若不惜铜则铸钱无利，若不得利则私铸不敢起，私铸不敢起则敛散归公上，鼓铸权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钱便薄恶，如此奸民务之皆可以为。钱不出于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南齐孔之言乃是不可易之论。”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七《钱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自然段引文不注出处者均见于此。这里吕氏深刻地总结了宋代统治者为了通过铸钱增加财政收入，不惜偷工减料，铸造不足量品质差的铜钱，其实这只是小利。而恰恰朝廷正是为了这些小利而引起私铸，私铸则使国家对钱币制造发行的垄断权遭到破坏，而国家对钱币制造发行的垄断权却是大利，所以国家因谋小利而铸劣质钱引发盗铸成风而破坏对钱币的垄断权这个大利，“乃是以小利失大利”。他指出统治者不从惜铜爱工下手，而企图用其他办法解决恶钱问题，“或是立法以禁恶钱，或是（以）恶钱为国赋，条目不一”，都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的做法。他认为，从汉至隋，以“五铢之钱最为得中”，“惟五铢之法终不可易”；从唐至五代，“惟武德时初铸开元钱最得其平”，“惟开元之法终不可易”。
（六）其他严禁盗铸的措施
宋代严禁盗铸的各项措施中，还有一些颇有积极意义，兹简略阐述如下。《宋会要·刑法》2之45载崇宁四年（1105年）四月十二日中书门下省的奏札云：
勘会民间私铸钱宝及私造石铜器，各有条格，及朝廷近降指挥全行遵守外，全藉监司州县及巡捕官司上下究心，方能杜绝。今具约束事件下项：一、私铸钱、私造铜器罪赏条禁并仰于逐地分粉壁晓示，仍真谨书写，监司所至点检。一、获私铸钱宝、私铸铜器合支赏钱，才候见得情由，即据合支数目立便支给，各于犯人名下理纳入官。一、邻保内如有私铸钱宝、私造铜器之人，若知而不告，并依五保内犯知而不纠法。一、提刑司每岁比较巡捕官所获私铸钱宝、私造铜器一路最少之人名二员闻奏，当议除合得罪赏外明行升黜，以为劝戒。
从这些条文可以看出，当时在禁止私铸的措施中重视对民众进行有关法律条文的宣传普及，使百姓知法守法；对抓获私铸钱币和铜器的官吏及时予以奖励，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邻保内私铸钱币和铜器知而不告者予以处罚，以使左邻右舍惧于受到牵连而不敢隐瞒，从而提高私铸犯罪的发现率；对于负责禁止、查获私铸的官吏，采取类似当今末位淘汰制的方式，进行考课升黜，借此督促他们必须尽责尽职。
从总体上说，宋代对盗铸的惩罚是严厉的，但是在盗铸泛滥、犯罪者数以万计的情况下，严惩又显得法不责众。这不得不引起统治者的担忧，进行一些政策调整，采取较灵活的对策。如宋徽宗时，“盗铸遍天下，不可禁……冒禁而破家身死者众”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宋廷不得不下诏：“近铸当十钱，以权轻重，而民愚无知，冒利犯禁私铸抵罪。其又捕获人可特与免罪，仍免出纳赏钱，仰所在州军并收充铸钱户，倍加存恤，依法给与官屋，支物料不得减克。候铸到钱，限三日支给四分钱，无令失所。如该载不尽事件，并依东南铁钱已得指挥施行。其未获人展两月，赴官陈首，准此收充铸钱户。”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60《财用门·铜钱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确是一个积极的正面引导办法，通过赦免已被捕获的盗铸者，鼓励未被发现的盗铸者赴官自首，把这些人都妥善安置，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为官府铸钱。其思路是既避免大规模的杀戮，使社会矛盾激化，又为官府增加一批有技艺的铸钱工匠，达到化私铸为官铸、化害为利的目的。
综上所述，宋代统治集团在货币管理思想和实践中的总体框架可用：
如前所述，宋朝立国之后，为消除封建割据的隐患，“兴文教，抑武事”《长编》卷18.，以“文德致治”《宋朝事实》卷3《圣学》。，对文化与言事者采取宽松的政策。另外，由于当时雕版印刷技术走向成熟，并出现了活字印刷术，出版事业达到空前未有的发达，这从某些方面影响到封建的统治。有鉴于此，宋政府对出版活动的管制思想也逐渐加强和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