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做生意，注重从小处着手，务实苦干，只要有一分钱赚，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骛远，从不好大喜功。温州人赚钱，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不像有些地方的人，大钱赚不来，小钱不愿赚，只好两手空空，而一味抱怨“天不助我”。
1.商品小，利益却不小
温州人最擅长的策略就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角角落落都活跃着一群群浪迹天涯、不辞劳苦、精明肯干的温州人。最初，他们十分不起眼，人们只是从修鞋、小发廊、小商贩中认识他们的。温州人除了江南人那般瘦小那般灵秀外，就是默默地干活，做生意，他们与其他地方的民工、小商贩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慢慢地，温州发廊、温州服装店、温州电子城、温州产品越来越多，各种温州产品包装、标牌、证书、徽章也越来越多。一时间，温州货充斥全国。渐渐地，人们对温州人由漠视不屑，到兴趣十足，到惊奇钦羡，到仔细探究：温州人咋的啦？这么多，这么会赚钱。
温州人做生意，注重从小处着手。温州人务实苦干，只要有一分钱赚，温州人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骛远，从不好大喜功。温州人赚钱，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不像有些地方的人，大钱赚不来，小钱不愿赚，只好两手空空，而一味抱怨天不助我。
纽扣、标签、标牌、商标、小饰品、小玩具，这些外地人看不上、懒得做的“小玩意儿”，温州人都做，他们不怕赚钱少，就怕赚不来，温州的小商品遍布全国。温州人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场的路，他们办起企业来，也不像北京人、广东人追求大气派、大产品，同样是从小处着手，填补全国小商品市场的空白点。这里尤以乐清县柳市的五金电器、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苍南县金乡的小商品最为著名，最为典型。
但是，温州人是有眼光的，当他们积蓄了资本后，就会把产品由小做大，最后从纽扣到服装、鞋子，从电子元件到成套电子设备，从日常用的小物品到高科技产业，并且涉入房地产、金融业，于是温州人越做越大，越做越牛。
做生意先从小处着手是温州商人起家的拿手好戏，也是他们走向成功的奥秘。
“小”是温商的一个比较突出经营特点，正因为是从“小”起步，因而温州经济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小狗经济”或“小猫经济”，温州人做生意注重从小入手，他们非常能吃苦，非常之坚韧，用温州人俗说法就是既能当老板，又能睡地板。他们务实能干，只要有钱可赚，那么不能大小多少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干，在他们眼里无处不是金钱，无处不有商机，关键在于在于你是否愿意去发现和赚取。有没有勇气和毅力去坚持。
著名温商王麟权就是一位从小处入手，将自己事业越做越大的典型人物。有一天，王麟权在家弄堵了卫生间的便器，急乱中的他由此来了灵感，要替天下人解决便器清堵的难题，他一头扎进自己屋子里搞起了研究。只有初中文化的王麟权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日夜，终于研制出了一种专用于便池除垢、水道通疏的化学剂“洁厕精”。“洁厕精”是一种小商品，生活中离不了，正是由于家家户户都需要它，所以它投入生产后马上供不应求。
事实上，生意场上的事，大小都是相对而言的。穷乡僻壤也许可能是最有潜力开拓的大市场，所以怕的不是“小”，而是不去找，不往“大”处做。
温州四大经济支柱产业之一的打火机产业，也是由拆装仿制、零敲碎打起步的。可是“小打小闹”，却成了大气候，打火机之王周大虎，十多年前还只是一个辞职下海的邮政局小职员，后来用一个个小小的“虎”牌打火机垒起了自己的财富大厦：固定资产5000万元，企业年产值超过亿元。“虎”牌打火机独步神州，畅销全球，连艺承之师韩日等国在很多方面也只能望其项背。
老子曰：“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温州人可以说把这句话落实到了实处，他们从不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而是不遗余力地把“小”做“大”。即使生意稳步走上正轨，即使已经有了长足发展、有庞大的规模，他们也会像创业初期那样务实苦干，克勤克俭地经营。温州人即使做出了丰功伟绩，也从不轻视那些仍然在从事小本经营的人，甚至要求下属人员积极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都曾经历过小商品的行销和小摊位的经营，那些小的经营不仅让他们赚到了成就大事的原始资本，而且也让他们练就了一身经商的好功夫。正缘于此，而今他们的生意领域才越来越宽，规模才越来越大，才有了当今的好气象。
2.小处着手，于细微处寻找商机
在温州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够赚钱才是衡量能力高低的唯一标准。
20世纪末，温州民间经济力量崛起，大江南北遍地都可以见到温州人的身影，遍地都有“温州街”，从开放港口城市，到搞活乡镇经济，再到西部大开发，没有一件商机漏过温州人，连浦东开发也有温州人能够收先行之利，大赚地租。无论资本多少，无论创业多难，他们硬是从小打小闹开始，小到一枚纽扣、一个打火机也敢去竞争国际市场，闯荡四海。这种经商的全民性，造就了温商的规模经济效应，使看起来偏小的温州民企无形中结合为一股庞大的竞争实力，“蚂蚁战术”胜过了“大象跳舞”，草原上的“猎狗”制服了“斑马群”。而支持这种全民经商活动的是“草根层”压抑已久的欲望：要生存，要发展，要致富，要自强。
时下，不少企业在选择新项目时，都将眼光投向高、精、尖产品。不愿生产小产品，研究小项目。认为小产品、小项目市场小，利润低，小打小闹成不了什么气候。其实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看法。
温州的小商品多是由温州的家庭工厂和私人企业生产出来的，这些“迷你型”、“原子型”的企业星罗棋布，其税收占全市税收总额的三分之一，其中仅家庭工业就有14万家。
小的——一家一户，大的——雇二、三百人，甚至某一种产品是几个乡村数千户农民分散加工。
这些小型或微型企业多用废旧物资为原料，如金乡徽章生产原料是废铝片，边角料，宜山腈纶衣裤用的是再生腈纶。因此，温州的产品便宜，甚至便宜得令人吃惊。
家庭工业生产手段多样化，既有机械化生产，也有半机械化、手工生产，技术含量低，因此，温州有些产品的质量不够稳定。
小处着眼的温州人获得了大钱。看来温州人的确悟透了市场经济的实质，只要是市场需求的，不管产品价值高低，都会有利可图，别人的不屑一顾，却正好给温州留下了迅速发展的天赐良机。
最能体现温州人小处着眼的，当属苍南县的再生布。孙阿荣是宜山区一个村子里极不显眼的老太婆。她脸上的皱纹像山核桃一样。她伴随着纺车和古老的织机已度过了几十年悠长的岁月。而这古老的纺车和织机，在进入电子时代的今天，似乎早进了博物馆。它在一些人的眼里，无疑是落后生产力的象征。
但在宜山的几百个农户中，从少女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依然守着这古老的织机度日。她们昼夜不停地纺纱、织土布。棉花搞不到，也无法与现代化的纺织厂竞争，男人们就外出收购废棉花，布厂的下脚料，制作再生的土布。廉价的原料、廉价的劳力、廉价的再生布，再销往黄土高原、大别山区、川滇边界……宜山的男人挑着再生布，走遍了我国老少边穷地区的乡村。
再生布的关键在于再生——即用开花机把布重新变为纤维。而处理腈纶、涤纶和毛织物的边角料时，转速一快，便会冒烟起火。这与拆卸尚未引爆的炸弹相似。
一天清早，孙阿荣叫她的女儿上街买废棉布。女儿不内行，买了一大堆腈纶布的边角料回来。这怎么办？退货，人家不同意。扔掉，又实在可惜。毕竟这是花钞票买的呀。
孙阿荣茶饭不思，天天琢磨如何把这批腈纶布再生成纤维。家里人劝老太太算了，但老太婆固执得很。“固执的老年”如同“浪漫的青年”一样，都是一种意识的典范。孙阿荣终于凭韧劲和经验。在转速的临界线的参数上取得了突破。
她尝试着用手工操作对腈纶的下脚料进行“开花”。接着她又制作了一架简易“开花机”。
当老太婆惴惴不安地拿着织出的再生腈纶布来到市上的时候，人们惊异了：这是什么布？腈纶的？哦，真柔软、光滑，简直和新的一模一样：用旧布旧棉花织出的再生土布和它一比，相形失色了！
小小的山村轰动了！宜山轰动了！
亲戚、朋友络绎不绝来到孙阿荣家。
老太婆不懂专利法，也不想利用这“绝活”为自己发财。她笑吟吟地、不厌其烦地把“开花”的诀窍传给别人。于是，原先搞再生土布的开花机厂纷纷进行了改装。为了防止处理腈纶布下脚料时起火，危及四周，这些油毡作顶的简陋的“开花机房”都搬到了远离村舍的田头。
宜山家家户户都搞起子再生腈纶布。山乡一片机杼声。这也是专业化分工：老人、妇女和孩子，按下脚料的各种不同颜色进行分拣。白的再生出来还是白的，黑的织出来依旧是黑的。开花、纺纱、织布、缝纫、拷边，一条龙作业。每年，宜山购销员从外地化纤厂、服装厂购进的腈纶边角料达三千四百千克！
再生腈纶布制成了运动衫、运动裤、儿童衬衫。后来又逐步发展到腈纶地毯、花边、提花膨体纱……为了就近利用原材料，温州人还把再生腈纶的工厂建到了西安郊区、珠江三角洲。
在再生腈纶中尝到了甜头的宜山人，又从上海请来了工程师，从中国纺织大学请了教授，联合研制涤纶、呢子边角料的再生技术。
一些经济学家和专家考察宜山再生腈纶市场后，把孙阿荣誉为“当代中国的黄道婆”，“宜山是一项新技术富了一片山乡”。
3.薄利多销，用价格战赢得市场
温州人从一开始涉足于商场，就已经具备了极大的价格优势。改革开放后，数不胜数的温州人前赴后继的从小作坊起步，从小商品做起。这些小作坊小商品的生产成本都很低，原因在于：一是这些初涉市场的温州人往往以家为厂，厂就是家，因而从不把厂房的投资计算在内。二是在于用工成本低。温州人从小处着手做生意，主要靠的是家庭和家族成员，一个家庭一个厂，哥哥或父亲是老板，弟弟或儿子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做下属，其实从“老板”到“下属”都是一样地做活，在他们看来，由于是给自己干活，所以不惜力，多出力多流汗但并不计钱；他们以产品能否卖出为标准，决定作坊成员收入的多少。为了发展甚至从不要收入，平时有吃有穿就行了，不到生老婚丧等等重大事务从谈不上用钱。这样一来，单单地计算某一周、某一月的生产成本，所支出的资本就非常之少了。
事实上，在国内市场的商品价格竞争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很少有人竞争得过温州人。而在加入世贸之后，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市场上，温州低价位产品的出现也使得很多国外企业无法抵御。那么，或许就有人会问了，温州人的产品为什么能买得这么便宜。
的确，商业的根本所在就是最大限度的牟取利益，如果将产品价格降至成本以下赔本甩卖，当然是谁都不愿意干的，这样所等待的结果只能是破产。因而无论是谁做生意，在为产品定价时，再低也会讲个极限，而这个极限也必须以个人的承受能力为标准。而温州人价格优势的体现就在这里，他们所能承受的最低限度的价格总在别人之下！
当然，温州人要生产出成本最低而又保证质量的产品，所花费的努力也是远远大于他人的。温州家庭经济模式既可降低成本，提高利润，而且转向方便，灵活度高，这些都为温州产品低价格战略和抢先一步占据市场的制高点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温州人涉足市场的早期，无论是生产纽扣还是打火机、皮鞋、服装等等，基本上都是以前店后厂的家庭经济模式进行生产和销售的。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商品普遍是需大于供，因而温州人在产品生产销售上有很大的空间和时间的。加上他们所选择生产的小商品的产品也一般都是在市场上比较紧缺、利润很大，存在着很大价格空间的产品。以打火机为例，当时，国外进口的打火机要卖几百元一只，而其实际的生产成本却可以因生产方式的改变而降低至十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由于模仿阶段必须经过研制、探索的过程，表面看来这种研制和探索的时间长、难度大、花费多，成本似乎偏高，但温州人因为是模仿，所以在研制一项上并没有太多的投入，所付出的往往只是时间和人力，因此也就能很快地收回成本，获得效益。
在形成生产能力后，温州人便开始大量雇佣廉价劳力并延长工作时间，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全力以赴的崛起第一桶金，以求在有效时间内抢占市场，获取最大值。对于温州企业而言，总的条件是有利的，特别是劳动力的问题——不仅是在温州，在国内产业发展进程中，劳动力都是一大有利因素，这使温州乃至国内企业支付较低的工资便能生产出与外国一样的产品，从而增强了产品的竞争力，原因也就在于成本投入的低廉。正缘于此，温州人并不需要从高处来看，只需拨拉一下自己的小算盘，便能够发现廉价劳动力的好处。而工作时间的延长，也使产品成本进一步降低。
在中国，这一点虽然对那些劳动力并不公平，但这个事实的客观存在的确是很大程度的帮助了很多企业。温州人家庭和家族再大，其成员毕竟是有限的，因而温州人也已经意识到不可能永远依靠族亲关系，而且这种族亲关系最终是要获得大股份为目的的。而选择雇佣廉价劳动力，一方面不会因为面子等问题导致人不能尽其用；一方面又可以保证最大收入者永远是自己。所以说对于由家庭作坊过渡而来的温州小企业而言，雇佣廉价的外来打工者是他们必然或最终会采取的一种手段。
与此同时，温州人也会通过其他一些措施来想方设法地降低生产成本，如降低管理成本和减少流通环节，不断模仿市场上具有潜力的先进产品或时尚商品等。
温州商人之所以能在市场上拥有难以匹敌的竞争优势，原因正在于这种价格优势。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另一种因素，这就是温州商人之所以能承受最低限度的价格利润，还在于他们很早就形成了薄利多销的观念，温州人往往能够把目光放得更为远大，更注重稳重求胜，决不贪图一时之利。他们宁肯卖两个打火机去赚一块钱，也不愿卖一个打火机赚这一块钱，因为后一种做法可能使他失去一个长期的客户，而前一种做法却可能使他们赢得更多的客户。这就是温州人比其他地区的人更聪明的地方。
4.温州人最善于推销
温州人“脸皮厚”。他们不怕碰壁，也不怕别人不给好脸色看，他们只有一个念头：不管你怎么看我待我，我就是要赚你的钱！他们用笑脸，用磨破的嘴皮，用磨掉的鞋跟，把他们的产品送到全国各地，也把全国各地的人吸引到温州来。
曾几何时，温州的农民购销员在10万人以上，像蝗虫一样满天飞，人称十万大军闯南北。
柳市五金低压电器专业市场，有4000多名购销员常年在全国活动。被誉为东方最大纽扣市场的桥兴纽扣市场，有近万名农民购销员串成了一个全国性销售网，全乡徽章、标牌、塑片市场，有7000多人在外推销产品。宜山区再生布市场，有5000多人跋山涉水，挑着一袋袋衣服走村串巷……温州的农民购销队伍由各种职业的劳动者转化而来。此前他们可能是耕地的农民、乡镇企业职工，还有村干部、复员军人、民办教师等，也有相当比例的人，是从弹棉花、从事手工业、做小生意等行业中转化而来。这些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市通衢、穷乡僻壤，在全国人面前勾勒着温州人的形象。他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受到了锻炼；同时，长期的外出活动实践，培养了他们交往的才干，积累了经商经验，熟悉各地风土人情、生活习性及市场需求状况，建立了不少稳定关系的渠道，为购销活动的成功上打下了基础，这是一支勤快、精干、灵活的特种部队，为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温州，能跑供销的人被称为“天兵天将”。
由于什么管用温州人就用什么办法，因此，温州人推销的产品大都畅销全国各地。
“面子”或许是最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作为最特有的个性，中国人要面子、保住面子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事实上也如此，面子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东西。据说英文中并没有“面子”一词，在中文翻译英文时，好多人把“面子”翻译成“名誉”，这显然是不确切的。因为名誉是由于个人的杰出才能、伟大贡献所赢得的光荣。而中国人所谓的面子应该是介于名誉与虚荣心之间的一种内心的情感因素。
中国人还喜欢将面子与自尊联系起来，或者就将面子等同于自尊。
由于面子观念在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使得中国人在就业时，走入了一些误区。如怕脏怕累、盲目攀比、清高自负、好高骛远等等。
费孝通先生到宁夏西海固地区考察时，发现当地的修鞋匠竟然都是从温州一带过去的。他十分感慨：在那么穷的地方，这钱还是让温州人赚走了。
温州人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很早就突破“面子”思想这一心理障碍。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些肩挑担子的温州人，穿行于全国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用当地人听不惯的嗓音吆喝着，做着修修补补的小生意：补锅、修鞋、弹棉花……很多人看不起他们，觉得修一双鞋赚几毛钱没出息，甚至连农民都认为他们干的是很下贱的活。但他们不以为然，默默无言地承受着世俗的眼光，踏踏实实地赚钱。等到讥笑他们的人醒悟过来时，温州人已经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现在已经在更高的平台上大展宏图了。
在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贱业”。古代的四大行业，所谓“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商业是排在最后的。司马迁作《史记》，将为商贾立传的《货殖列传》排到全书的最后，在司马迁的思想里，商贾的地位，连从事看相、算卦的都不如。甚至到了新中国成立后，行业排位也是“工农兵学商”，“商”依旧排在最末。事实上，国力越弱的国家，商业也越是不受重视。
所以，有的人开始创业时，因为耻于与“商人”联系在一起，就掩饰地说自己做生意是为了创一番事业。但温州人实事求是，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理直气壮地说是为了赚钱！威力打火机有限公司老板徐勇水面对“你创业成功的动力是什么？”的提问时，他的回答是：“就是为了赚钱，过上好日子。”
想要赚钱，就不要怕羞。温州人在产品推销方面，“脸皮”比城墙还厚。
想必好多人都见识过那些推销做塑料手册、徽章票证的温州人，他们带着样品跑遍全国，忍受别人的种种脸色，一次次遭到拒绝，再一次次推销，屡败屡战、锲而不舍，不达目的不罢休。也许有定购者是抱着“花钱买清净”的想法，但总是让他们赚了钱。
换个角度看问题，脸皮厚实际上就是心理素质过硬，说明这个人能正确认识挫折和失败，有不折不挠的勇气。温州人的脸皮为什么敢这么“厚”呢？一是因为他们观念常新，很早就突破了“面子”这一国人的心理障碍。二是他们自信，虽然失败了很多次，但相信总有一次会成功。三是他们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勇气。四是成功后的成就感对他们的激励作用。
正是因为温州人脸皮“厚”，认为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加上他们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决定了他们敢四处闯荡，占据了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那些领域，不声不响地富了起来。
当温州人正艰苦创业的时候，其他国人还多半躺在椅子上晒着暖暖的太阳。就是现在，好多人还是抱着“远走不如近爬”的陈旧观念，即使下岗回家没活干，宁肯吃老子、靠老婆、依社会，也不愿扫大街、刷厕所、擦皮鞋，甘心守着清贫也不愿“掉价”。
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对于那些宁愿吃低保，也要保住面子而不愿努力打拼挣钱的人，我们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温州人当初也不一贫如洗吗？但他们能丢掉面子、顶着压力努力赚钱，“自救者得天救”，温州人能赚钱而且赚了钱就在情理之中了。
5.温州人的“事功”哲学
与北方正统的主流文化相比，温州人更重实际，讲求实利，反对空想、玄想，倡导“经世致用”。
在长期的历史影响下尤其是永嘉学派的影响，温州商人摒弃了北方人“耻言利”的传统意识，普遍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形成了重实利与务实的精神特质。对温州商人来说，也许黑格尔的“存在都是合理的”比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式的抽象说法更符合他们的性格。如果说北方商人追求外在的评价与赞赏所引起的心理怜悯这种由外入内的境界，温州商人则更喜欢由外在的物质结构和功能构成的物我合一的世界。如果说北方商人对事、对物、对人注重形式和外表，温州商人则更倾向于实在的内容和价值。如果说北方商人重视行动计划的完美，温州人则更重行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并在行动中不断修改调整自己的计划。先思考后行动、重经验、讲原则、重道义，是北方商人的习性；先行动后思考、重实干、讲效益、求利润、轻理论，是上海商人的特点。
“婚姻要门当户对”、“重利轻义”的风俗是其精神特质的折射。上海话也多能展现上海人重利的价值观。
外地人到温州，碰到的最大障碍无疑是语言。在不少酒店里，闭路电视所转的全都是温州话节目。
在市面上走一圈，也会碰到许多不明其义的“温州话”。如想在温州找工作，就会发现不懂温州话将遭歧视，而正是这外地人不太弄得懂的文字语言，展现了与“实利”价值观十分密切的内在关系。
语言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在语言的反复使用和传播中，自然也会使人们逐渐接受和认同这种文化或价值观了。与其他方言相比，温州人对讲温州话似乎有更大的顽固性。
一个直接理由是：“讲普通话好辛苦”。当然，这种使用方言的顽固性，已遭到过不知多少批评，当然温州人还是继续固执的大讲特讲。特挖苦的提出，因天时地利，温州人有钱了，温州话的“身价”也随之上涨，讲温州话便兼有自傲和排外的作用。要改换一种语言，也就是要改换（或部分改换）这种价值观，必定是很难的。当然，这并不否认“温州话情结”之中含有狭隘的地方主义，也并不妨碍温州继续大力推广普通话，到处写着“请讲普通话”的标语，每年还给说普通话的模范们披红戴花。
在不少北方人眼里，温州人太现实了，谈起钱来，眉飞色舞，没完没了，除去了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北方人也羡慕，希望自己也能有钱，没有钱怎么行，一分钱可以难到英雄汉嘛。
为了赚钱，温州人得挖空心思的抠。人与人交往，是因为有利益才交往，反之，则视为浪费时间，做生意赚钱比一切都重要。和温州人谈生意，除了钱，一切都是白搭，赚钱才是唯一正事。
温州人以钱为人生第一要义，温州人视金钱为人生之目的，他们孜孜不倦地追求钱，为了赚钱，他们不畏辛苦，忙忙碌碌，整日为了利润东奔西跑，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温州人生在钱眼里，也不愿钻出来。
他们惜时如金，坚信“时间就是生命”，他们珍惜每一分每一秒，讲求分钟效益。
上海人很有钱，很多外地人对上海人很眼红，颇有微词。其实，有钱的上海人赚钱来得正道，来得自然。温州人的财富并不是天上掉的，绝大多数温州人是在自己的勤奋努力下才走向富裕之路。现在很多的温州大商人是从小商小贩起家。
温州人也并不是天生就带着钱来的。他们好多的商业巨贾都是白手起家，一点一滴拼搏直至拥有傲人的财富。
温州人是中国最会赚钱，也是最忙的一群人。当北方的万家灯火已经熄灭，人们都已经进入甜蜜梦乡的时候，温州人大多才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单位的办公大楼里走出来；当别的城市的人群正欢欢喜喜度过周末，东游西逛走亲访友之时，温州人中有好多甚至正在为了创造更好的业绩而加班加点。
在温州商人的意识中，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的观念特别强。他们东奔西跑，要把每一分钟都变成效益。这虽然比一般人是累了些，但是每一分钟都变成金钱也活得踏实。由于对时间特别看重，因此，他们办事节奏快、效率高，许多商机往往被他们抢先一步占领。
温州人做生意，手脚很快，“上得快，转得快，变得快”，这是人们对温州商人经商风格的评价，也是温州商人生产、经营的秘诀之一。
温州好多人都有第二份职业，即不满足于本职工作所赚取的工薪，而在业余时间另谋利益。他们中有一些人是为生活所逼迫，不得不多找个职业赚钱，有一些并不缺少钱，而是仅仅觉得时间被浪费掉太过可惜而另找一份“兼职”。
例如，有一些文笔不错的人，只要有那么一点名气，便除了赚本职工作的钱外，还独自承包着许多报纸或杂志的版面和专栏。温州报业很发达，各种报纸层出不穷，而大多数的版面都是个人承包的，他们未必自己动手去咬文嚼字，而是雇佣许多其他文人为其服务。
要和温州人做生意，慢慢腾腾是根本不行的。太慢了，一是容易错过时机，误了生意；二是与温州人合不了拍，“步调不一难以得到胜利”；三是因为你的动作慢了，思维慢了，让温州人占先手，抢先机，你总是得跟在温州人后面跑，吃亏是难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