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一切竞争都围绕着速度，与速度密切相关。谁抓住了速度，谁就走在了时代的前头，抓住了未来。因此思科CEO钱伯斯认为：新经济时代，大鱼吃小鱼将逐渐被快鱼吃慢鱼所代替。
而温州人显然是这一规律的忠实捍卫者，他们用自己行动证明了在现代商战中：只有快者能为王。
1.快者为王，谁占先机谁是老大
“兵贵神速”，商场中也是这个道理，当商机来临时一定要懂得把握，错过的话便会失去很多发财致富的机会。
佐佐木基田是日本神户的一位大学毕业生，他毕业后在一个酒吧打短工时，遇到一位中东来的游客，二人说话很投机，于是游客慷慨地送给他一只很有特色的奇妙的打火机。
这只打火机妙就妙在：每当打火，机身便会发出亮光，并且随之出现美丽的图画；火一熄，画面也便消失。
佐佐木反复摆弄、玩味，觉得十分美妙、新奇。于是他向游客阿拉罕打听这种打火机是哪里生产的，阿拉罕回答他是在法国买的。
佐佐木灵机一动，心想要是能代理销售这种产品，一定会受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欢迎，肯定还能赚一大笔钱。他一面想，一面就行动起来。他想办法找到法国打火机制造商地址，写信给他，十分恳切地要求代理这种产品。最后他花1万美元获得了这种打火机的代理权。
当佐佐木搞定打火机代理权时，日本也有几个商人想获取法国打火机的代理权，结果让名不见经传的佐佐木捷足先登了。若佐佐木没有先发制人的快速行动，他很可能竞争不过其他有代理商品经验的商人。在推销打火机的过程中，佐佐木不停地想想这，想想那，受这种神奇打火机的启迪，他的灵感再次触动，想到了成人玩具，于是下决心发展成人玩具事业。
他从探究法国打火机的诀窍入手，先掌握其窍门，再进行改造，并由打火机推及水杯等，设计制造了能够显示漂亮画面的水杯产品，备受日本人欢迎。
他造出的这种水杯，盛满一杯水时便出现一幅美丽逼真的画面，随水位的不同，画面也发生变化。人们用这种杯子品茶闲谈，简直是一种享受，于是都对这种杯子爱不释手。
佐佐木积累资金后开办了一个成人玩具厂，专制打火机、火柴、水杯、圆珠笔、锁匙扣、皮带扣等带有奇妙特色的产品。这些产品市面上不是没有，但佐佐木总是快人一步，在某项功能或某种款式上下工夫，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好，总之，要弄得有别于他人。他凭着才气和灵活的头脑，赤手空拳闯天下，终于由一个穷书生变成了腰缠百万贯的富翁。
奇妙的打火机引导着佐佐木走上了神奇的发家之路。
“先发制人”是指比对方抢先一步，也就是“以快打慢”，就像佐佐木一样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实现事业的腾飞。在这一点，大多数温州人都做得非常出色。
1983年春节，一位温州华侨从美国注老家打来电话：“美国警察总署最新消息，美国警察要换服装，34万人，需要68万副标章，每人两套就是130多万。你们能不能做？”
之后，两个温州商人胡迅速“飞”向美国，向美国警察总署署长阐述合作意向。美国人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做出一流标章，便想拒绝。这时，两个温州老板不愠不火地说：“中国有句古话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请你们派两位专员到中国去看一看，费用我们全包。”
也许美国人是抱着“不去白不去”的想法，也许是抱着“试试看”的念头，两位警察总署专员来到温州，工人当场表演了从生产到成品只需35分钟的制作过程。几天后美国人带着100副样品回去了。美国警察总署领导一看，价格只有本地一半，而且不需要定金，这是送上门来的好生意，立马与温州商人拍板成交。温州人如法炮制又做成了联合国维和部队和驻港部队标章的生意。
事实上，无论那一个经营领域温州老板抢占市场的速度都令人叫绝，往往是头一天打听到某个商机，第二天就能拿到订单。“快”字点明了温州老板做生意的一大风格。
温州人的经营思路是“务实和速度”。温州人是一群敢为天下先的人，他们一不靠国家政策的扶持，二不靠外来资金的资助，全凭温州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不怕吃苦的精神，先开发市场，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迅速进入，他们坚信薄利多销的经营法则，在短短的几年内以“厘”为计算利润的单位，迅速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
2.速度第一，快鱼吃慢鱼
“温州人看到有生意可赚，第二天就弄台机器运转起来，机器可以放在家里或朋友的仓库里，行了，再盖厂房，厂房大了才请管理人员，这要是在其他地方，半年也论证不下来。”
温州人的商业行为体现了现代商业“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鱼”的隐性规律。“大鱼吃小鱼”以往被视为常理，可是在信息社会的市场竞争中，有时不论大小而是论快慢，“快鱼吃慢鱼”的事时有发生。有人曾形容说，美国人第一天宣布某项新发明，第二天投入生产，第三天日本人就把该项发明的产品投入了市场。加拿大将枫叶定为国旗的决议在议会通过的第三天，日本厂商赶制的枫叶小国旗及带有枫叶标志的玩具就出现在加拿大市场，行销火爆，而作为“近水楼台”的加拿大厂商则坐失良机。人们把市场竞争中这种“不快即死”的现象称为“快鱼法则”。
现代社会一切竞争都围绕着速度，与速度密切相关。谁抓住了速度，谁就走在了时代的前头，抓住了未来。因此思科CEO钱伯斯认为：新经济时代，大鱼吃小鱼将逐渐被快鱼吃慢鱼所代替。
以硅谷为例：硅谷的每家新公司自诞生之日起，面临的都是白热化的竞争环境，你的公司知道的商业模式别人都知道，你的公司操作的管理方法别人也都知道，你必须靠一种新技术来增强竞争力，而留给你发展的时间尺度都非常短，你必须使自己的公司迅速成长，否则，稍一疏忽、怠慢，你就会被对手排挤掉。
比尔？盖茨深深地了解这一点。在微软公司若干重大危机关头，他总是采取果断措施，抢在别人前面，因而获得了成功。
20世纪80年代，美国莲花公司在“莲花1—2—3”研制的基础上，乘势为“麦金塔”电脑开发软件，名为“爵士乐”。盖茨在透彻分析和比较“莲花1—2—3”的优劣后，决定超越莲花，尽快推出世界上最高速电子表格软件，并给该软件定名“超越”，在整个设计过程中，盖茨紧紧盯着莲花的进程，惟恐落后于人，并一再加快“超越”的研制步伐，决心抢在“爵士乐”之前吹响“超越”的号角。
在盖茨与操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超越”整整比莲花公司的“爵士乐”提前5个星期问世。而就是这5个星期决定了“爵士乐”的命运。到1987年，市场报告表明：“超越”以89%比6%的悬殊比分，远远超过了“爵士乐”。
“快鱼吃慢鱼”时代，对企业执行任务的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速度要求的执行力不可能为企业在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优势，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提供了更快更低成本获取信息的方式下，决策的速度进一步提高，要求执行力能尽快跟上决策的速度。
温州人以经商为名，其诀窍主要不在于其聪明，而在于其善于抓住机会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来执行。曾看到过一个有关温州商人的快速反应故事：
1992年金秋，上海街头梧桐叶黄了，诱人的糖炒栗子满城飘香。某晚，酒足饭饱后，长住上海大方饭店的温州乐清五金机械厂朱厂长逛街去了，他把这种休闲行为称为“跑信息”，或者说“捡钞票”。拐出延安东路就是热闹非凡的大世界，一家食品店门口排长队买糖炒栗子的人们引起了朱厂长职业性的条件反射。这些年来，朱厂长悟出了一条发财真理：“凡是人群密集的地方，一定有财神爷在微笑。”
朱厂长开始仔细地观察，他发现急于尝鲜的上海人买了糖炒栗子后，都急猴似地咬着、剥着吃，而常常又把栗子内核弄得四分五裂，嘴边一副狼狈相。
“能不能搞个剥栗器？”“信息发生器”在朱厂长的大脑里启动了。他迅速画出了剥栗器的草图，材料用镀锌铁皮，成本每只0.15元，出厂价0.30元……10分钟后，朱厂长推开了商店主管室的大门。主管认为：这是一项发明，顾客肯定欢迎，不过，上市要越早越好，两个月够不够？朱厂长笑了：两个月？我一个星期后就送上门。主管不相信：这审批、核价什么的，没两个月怎么行呢？
当晚，传真将剥栗器草图传回了朱厂长在温州家乡的工厂，一副模具两个小时就出来了，冲床开始运转。3天后，一卡车剥栗器涌进了大上海，大大小小商店门口的糖炒栗子摊主成了朱厂长的经销商。
朱厂长看到上海人剥板栗有困难，就在别人都还没有发现这一商机之前，抢先、立即用最快的速度去解决人们的困难。可以说，这个朱厂长是一个快速有效的执行者。
商战要求快速行动、简洁明快。因为我们战斗在变化最快的社会里，速度已经起主导作用了，速度就是一切，快慢决定成败。
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执行力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某种程度上说：关键不在于你做什么，而在于你如何做、如何尽快地做好。
3.认识先机，抢得先机
在现代商业活动中，对先机的认识和掌握是把握市场活动权的关键，只有认得先机，抢得先机才有可能把握住那些看似虚无缥缈，看似有，又若无，看似实，又若虚，总是存在于有无虚实之间，让人迷惑不已的商机。
丁振兴，这个从温州一座海滨小镇走出来的汉子，在花都昆明做服装行业，他的名字在昆明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然而，早年的丁振兴来到昆明时，却是一个穷得不能再穷，口袋里叮当响，吃碗过桥米线都要盘算一番的小商贩。当时对于他来说，能有个一天赚上二三十块钱的生意，几乎就是最为美好的事情。虽然囊中羞涩，丁振兴却有着一颗积极上进的心，他知道要想创造出过人的财富，必须一步一步做起，一块钱一块钱地去挣，有了一定的资本，才能干一番大事业。他在昆明青年路服装市场租到一个15平方米的小店之后，就开始兢兢业业、辛勤经营的积累资本之路，一面从温州服装厂的亲戚处赊货卖，一面寻找着商机。
机遇总是垂青于那些有准备头脑的人。1989年正是“农贸市场”在全国大兴的时期，昆明也像内地一样有了大动作——当地的螺蛳湾农贸市场要被改造成为在西南具有大辐射力的综合批发市场。值此良机，温州同乡决定进驻其中。此举刺激了丁振兴，他也加入到了这个市场之中。当时，由于市场刚刚改造不久，知名度并不高，市场里商户的生意也只是差强人意，甚至很多店铺可以说是惨淡经营。丁振兴的日子当然也并不好过，但他坚信这个市场终会红火起来。
过了没多久，丁振兴发现羊毛衫在北方城市风靡大众，他由此有了想法：羊毛衫在四季如春的昆明会不会有消费群呢？凭感觉，丁振兴判定昆明人不会拒绝时尚潮流，对于羊毛衫的合体与实惠，爱美的春城人自然不会甘心将之拒之门外。于是他作出了下海之后第一次最为冒险的大胆决策，大量购进羊毛衫。此举在春城昆明可是一件从未有过的事情，亲朋好友也把握不住羊毛衫在四季如春昆明是否会有市场，因而一致反对丁振兴冒险尝试。然而丁振兴却坚信自己的判断不会有错，他坚持认为抓住昆明的羊毛衫销售就是抓住了服装市场的先机。
羊毛衫到货之后，存进了仓库。计划也将要付睹实践，然而临战之前，丁振兴兴奋之余，心里也难免像紧张。但他知道这是正常的，因为每个商人作出某种决策，在得到市场证实之前都会害怕出现闪失，而仅凭着自己的那点实力，更是输不起。不过凭着一种感觉，他坚信明天的开市会像他预料的那样好，即便羊毛衫销售并不那么快，但爱美的昆明人最终会接受这种着装时尚。
第二天，丁振兴将羊毛衫上柜，果然很快便引起了顾客的注意，询问批零价格的、当即购买的，挤满了丁振兴的店子。望着火爆的场面，丁振兴终于舒了一口气，忍不住把这喜讯告诉了为他担心的朋友们，让他们和自己一起分享成功的快乐。
正是凭借着对先机的认识和把握，丁振兴果断地在春都昆明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流行风暴，如羊毛衫热、运动装热等等。成功的商业运作使丁振兴和他的亲朋好友们赚得钵满盆盈，完成了必要的资本积累，成为当地商界实力派中的风云人物。
企业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必然会经历一个瓶颈，突破便会有更大的难度。在昆明，经过十多年的经营实践，丁振兴感觉到仅仅局限于一域生意似乎已经到了顶点，不突破地域的限制便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于是，当年的冒险精神又刺激了这个勇于进取、不断开拓、不甘满足的温州男人，不安分的他又在构思如何向昆明以外300公里处的攀枝花进军。对于丁振兴来说，他在昆明的成功得益于敢为天下先、善抓先机的精神和大胆实践，而进驻发展相对缓慢的攀枝花，其根据点也是如此。
攀枝花是我国的西南的重镇，是一个人口近百万的川西南工业城市，其中蕴藏着无限的商机。在亲朋好友的支持下，丁振兴打响了“攀枝花之战”，以温州人的聪明、果敢和雷厉风行的作风进驻了攀枝花，在这个以钢铁闻名天下的重工业基地刮起了温州商业的旋风。
认识先机，抢得先机的另一个最直观的表现，是到别人未曾发现、未曾达到的或实践的地域去经商。而喜欢到发展相对落后、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去创业，几乎是温州人的一个共性。在温州人看来，落后地区的商业往往存在着较大的突破口，因而商机俯身皆拾，到这样的地区即便从事一个再小的买卖，也会成功。正是有基于此，在西部大开发刚刚拉开帷幕之际，当很多的沿海和内地商人还在头脑里盘算着投资的可行性时候，温州商人已经开始在大西部的城镇四处奔走，开始了自己的商业活动。
资料显在西部各省会城市中的温州商人多达30万众。在天府之国四川，几十万温州商人纵横巴蜀，而陕西、云南、新疆也有数十万温州大小老板默默耕耘。天高云淡的拉萨也有温州人勤劳创富的身影。20世纪60年代新疆就已有300余温州人支边，他们那时起便开始做小买卖，而今有近十万的温州商人活跃在天山南北。乌鲁木齐市有4万多温州人在经营着棉纺、皮革制品，每年交易额多达10多亿元。而这些经营成功的温州，无不与善抓商机有关。
“无孔不入”是很多人对温州商人的评价，这虽然有贬义的倾向，但从繁荣经济、创造财富的角度来看，人们却禁不住为这一“无孔不入”的精神叫好。正是靠着这种“无孔不入”的精神，温州人成为抢占市场先机最为迅猛的商人群落。但凡温州商人能够到达的地方，商机便会有，财富便会有，富裕的梦想便会在那里落地生根。抢占先机、善抓商机，使勤劳勇敢的温州人将一沓沓钞票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4.抢占优势商地，得别人未得之利
抢占先机的重要性前文已经谈到。而事实上，无论是项目还是地域，抢先只是一个开始最重要的还是抢占，是这个结果。而抢占主要就是抢占优势商地，这样才能得别人未得之利。
在抢占优势商地方面，温州人所表现出来的超凡的开拓精神与英雄气魄，令人叹服不已，堪称现代商人的楷模。
说到优势商地，上海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商业的圣地，而其中南京路就更是这个圣地中的“制高点”，在这个地方拥有一个商铺就代表着拥有了一大笔大笔的财富，然而由于这条路早被各路英豪所挤满，早就没能了空闲，因而要想挤进去分得一杯羹可以说是难如登天，而且这往往不只是钱的问题。但是温州人却成功的抢占了不少优势商地，下面这个事件就是其中最为经典，最令人折服的案例。
温州人郑荣德是一名很早就来大上海闯荡的人，由他创建的华东电器集团近年来在上海迅速崛起，形势一片大好，成为上海商界最吸引人的一颗明珠。同许多温州人一样，郑荣德也把进驻南京路、取得商界名流认可、赢得更大效益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正缘于此，1997年他就已经把自己的公司颇费心机地设到了上海四川中路410号，因为这里距南京路不算太远。到了2000年5月，他又把公司总部迁居离南京路步行街仅有百米之遥的河南中路与天津路交叉口，在这里兴建了一幢颇具档次的6层办公大楼，楼面镶嵌的花岗岩使得整座大楼华贵典雅。按理说，河南中路与天津路交叉处也一直是上海商业的繁华区，同样是上海面对世界的一扇窗口，一向令海内外客商趋之若鹜。但在郑荣德心里，这里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作为一名追求最好的温州企业家，入驻南京路并不只是一个面子的问题，而是他整体构建自己企业规划中的一个理想目标。
2001年夏天，上海新世界集团在南京路上兴建的一幢9层大楼竣工，郑荣德听说该集团并不想自己经营，而打算整楼出让。而在他听说这一消息之前，新世界集团的决策层刚刚透出信息，消息便沿着各种渠道传到了北京、广东、深圳等地，当时即已有人闻讯而至，与新世界集团交涉，谈判了不知多少次。由于新世界集团知道这幢9层大楼占据了南京路的要津，因而待价而沽，并不着急。郑荣德知道这一消息稍稍落后了一些，但他一经听说，便与新世界集团决策层进行接触，而后立即召集自己公司的决策要员，共商购楼大计，并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拟出了几套预案。
郑荣德当然知道上海新世界集团的意图，也知道这幢9层大楼所具有的价值，因而舍得花钱，敢出别人不敢出的大价钱。根据郑荣德的请求，新世界集团同意与华东电器集团洽谈出让事宜，但他们准备不足，原想不过是双方熟悉一下，交换一下彼此的条件，以后的谈判还会旷日持久，同时他们也对成交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以往的谈判对手很难接受他们开出的价码。而在“华东电器”一方，郑荣德的购楼之意却是一往无回。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了首场谈判便能成交，缩短交涉过程，断了其他同样看中这幢大楼的竞争对手的念头，使这幢大楼自此成为华东电器集团所有，郑荣德早已从各方面将新世界集团开列的条件打听明白。为此当双方见面、坐下寒暄过后，郑荣德便开门见山地将一份条款十分详尽的购楼意向书交给对方，显示了自己的诚意。“新世界”方没有想到郑荣德竟如此爽快，因而也并不扭捏地公开了自己的售出底线，未经几番口舌，双方便在90分钟的谈判中结出正果：以3亿元的楼价签约成交。
要知道3亿元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都不是小数目，何况华东电器集团只是一家民营企业而已，加上买进大楼后还需要几千万元进行装修和必要的改造，何况如此大的投资尚不知何时才能收回成本，知道这场交易的商界人士对郑荣德花这么大的价钱进驻南京路感到很不理解。这一议论也在华东电器集团内部多有出现。但郑荣德却有着自己的主见，他在股东会议上坦言说，他并没有想到要从这幢商楼中赚多少钱，而主要是提高华东电器集团在上海的知名度，强化这种知名度，使人们看到这个商厦便想到“华东电器”，这就是他全部的目的。南京路本身便是一个名牌，而且整条街富有现代化大都市商业文化气息，一家企业能在这样的商业街上立足，自然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这对于打造企业的品牌，对于提升企业的利润和品位，对于进军国际市场，都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因而华东电器集团进驻南京路，便等于取得了上海乃至中国商业的最佳位置，取得了一个“制高点”，这正是郑荣德数年如一日孜孜以求的梦想。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郑荣德的一番苦心：为了打造更大更强的华东电器集团，郑荣德煞费苦心地把进驻南京路作为自己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1997年他将集团总部设在四川中路，2000年又迁至河南中路，2001年8月终于如愿以偿。这也就是说，从四川中路经河南中路到南京路的4年间移动了2000多米，花费了3亿元以上，可以说这段路程、几年等待是用金子铺成的。这样的代价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从河南中路到南京路，100米的距离之差造成的商业利润之差未必会很大，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但由此产生的品牌影响力无形的提升则是巨大的。由此华东电器集团建造了“中华第一商业街”上的一家名牌商厦，天长日久，所带来的品牌升级效应无法估量。
为了能抢占到优势商地，温州商人就是这样以惊天动地的豪雄之气，以抛投巨额资金为武器，在神州大地上攻克了一个个商战中的“制高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商业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