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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温州人与上海人

过去上海人确实瞧不起温州人。在他们看来除了上海,其余地方都是乡下;温州人也不怎么服气上海人,认为上海人太势利眼,嫌贫爱富;上海人太小心眼,太小市民。

如今这种观念已发生变化。上海人认为温州人为人豪爽,做生意也有一手,是值得交往和学习的。温州人认为上海人素质高,办事认真,效率高,上海的商机又特别多,也是值得交往和学习的,在上海还可以赚到大钱。于是双方都很喜欢对方,双方都以有对方做朋友为荣。

1.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温州与杭州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谳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咏的这首《望海潮》可以说是道尽了钱塘繁华,准确地概括了钱塘江的壮观、西湖的美丽和杭州的繁荣。相传,就是这首词引得金主完颜亮感慨万分,立誓跃马江南。由此可见杭州美景之迷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无愧于天堂之称。

对于温州人来说,杭州不仅有美丽的西湖,是游览胜地,而且还是省城,地方的最大都市。因此,官员晋级荣升要进杭州,百姓办理稍大的行政事务要上杭州。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温州人把去杭州看成是很必然的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温州没有一所正规大学,全省最高学府大都集中在省会杭州,许多温州学子在西子湖畔寒窗苦读学业有成之后才踏上人生之路——杭州给了温州人知识的钥匙。在过去,温州同杭州的关系极为亲密,且看这样一首宋诗:“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一个“小”字,杭州在温州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但是,杭州与温州虽然同属浙江省,但一个在浙北,一个在浙南,不同的水土养育了两地不同的人文个性。温州人与杭州人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差异。

先说语言的差异。杭州话与温州话虽然一同被划在吴语区,可在十里不同音的南方,温州人与杭州人同样很难交流。几乎所有的外地人都认为温州话难懂,仿佛是外国话,令人不知所云。而杭州话与吴侬软音的吴话方言又有些不同,掺有北方语音的成分,显得有些生硬,但比之温州话要好懂得多。这主要是因为杭州曾是南宋国都,大量的北方移民带来的语音混合了当地土语。如杭州话中的“儿”化现象就是受到了北方语系的很大影响。据说杭州话中的“儿”化甚至影响到温州话中,如温州人称的“油冬儿”青菜就是从杭州引进的。可见,杭州比之温州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要深些。

由于从小就与如诗如画的西湖在一起,因此杭州人多喜欢游山玩水:星期天或节假日,带上茶叶蛋、豆腐干、花生米和矿泉水,随父母骑上自行车,来到西子湖畔公园的草坪上,抖开塑料布,摆上带来的可口零食,全家席地而坐,细细品尝,享受天边风景和其乐融融的亲情。不论是在平平常常的还是在繁花似锦,游人如织的节假日,杭州人都这样生活在湖光山色里,悠闲地过着遍地诗情画意的日子。并且杭州人还把游山玩水演绎成了生活习俗,何时去何地、观何景,都有讲究。如早春孤山探梅,盛夏泛舟观荷,金秋湖山寻桂,冬日断桥赏雪等,让人叹羡不已。

伴随杭州人成长的还有茶馆。在西湖边的每个景点,几乎都可找到茶馆,人们既可凭栏观景,又可喝茶聊天,不少外地游客从茶馆里品尝到名优特产后,从而认识杭州,留下美好的记忆。如今,星罗棋布的茶馆散落在西子湖畔,更是杭州人社交活动的首选地点之一。记得涌金门外一家茶馆有一副对联:“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把杭州人上茶馆品茶的乐趣恰如其分地表露了出来。

而这种悠闲的生活,对于温州人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即便有空闲的时间,温州人也绝不会举家到郊外寻找一块草坪,摊开携来的塑料布,沐浴在阳光春风里,享受温馨的亲情,他们缺少闲情逸致的文化传统,关键在于他们更重视物质上的生活质量,何况温州也没有像西湖那样的风情万种妩媚动人的旅游景点。

事实上,这是区域文化的差异。当年宋高宗南迁建都杭州,岳飞坚决反对,理由是王室不可偏安,首都应建在虎踞龙盘的南京,有“帝王之气”,然而高宗却只为恋于湖光山水如诗如画的临安(杭州),早就没了收复旧山河的雄心壮志。南宋诗人林升脍炙人口的七绝:“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虽然讽刺的是南宋朝廷不思奋进,苟安杭州,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可生活在西子湖畔的杭州人,同样也享受到暖风醉人的惬意。妩媚的湖山铸造了杭州人的个性。上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不赞成郁达夫移居杭州,也有湖山妩媚,不足迷恋之意。

无可否认,杭州确实是一座很是让人满足的城市。有学者分析杭州人有“西湖自恋症”倾向,不是没有道理。早些年,温州一家大企业在杭州招聘分公司副总经理,招聘广告刊登之后,别说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应聘者寥若晨星,即使是在杭州的外地人也会问道:“是不是要离开杭州?”难得来了一位杭州人,应聘时说得更到位:“我宁愿拿1000元的月工资,也不要拿4000元而要离开杭州的工作。”当时,温州老板听傻了,感慨杭州人真是不可思议。

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杭州人与温州人价值观的区别。在温州人看来,凡可赚钱的工作,凡有钱可赚的地方都是好工作、好地方,哪怕历尽千辛万苦,踏遍千山万水都是要干,都是要去的。在空气稀薄的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口,温州人开的小店就是例证。所以有人说,凡有温州人的地方就有市场,凡是太阳照到的地方就有温州人。这是温州人创造传奇的天生品格。当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杭州人处在风景秀丽,生活富足的山水城市之中,有着极为安定的生活,谁还愿翻山越岭,浪迹天涯?所以,当“温州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方露峥嵘时,杭州人对其极为不理解,认为温州人简直是“大逆不道”,“离经逆道”弄不好连自己都会牵连,这不能不说是环境铸造了不同性格的结果。

此外,杭州人对待上海人不像温州人那样态度生硬:上海虽然发达,可是没有西湖,没有杭州有历史,有文化,杭州什么地方都比上海强?上海人不是经常举家来杭州度假的吗?爱便宜的上海人不是经常来杭州挑便宜货吗?其实这与对待温州人的态度是一个道理,也是“西湖自恋症”的表现,而且多少还带点自卑感。

与温州比较,杭州还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山水之间文化底蕴丰厚。因而,杭州人多出儒商,在经商做生意时,不时地体现与文化的结合,喜欢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谈买卖、签协议。这比温州的生意人要高雅得多了。在杭州,即使那些个户,小商贩也很重视文化气息的养成。在西湖边的小弄堂里,那些店面不大,装饰得体的小饭摊,一踏进去就使人感到满堂文雅,服务员个个都像是大学生,斯斯文文的,递送上来的菜单满纸文气,犹如杭州的文化气质。

由此来看,温州与杭州是有些格格不入的,虽然温州属于浙江,很多时候很多方面都要受到杭州的影响,但温州人却是不喜欢杭州的,他们更喜欢或者羡慕的还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上海。

2.温州人更倾向上海

温州属于浙江省,按理说应该与浙江省会杭州关系更为密切。但真实情况却不是如此,在杭州人看来,只有宁波才和自己是铁哥们,温州,他们是不放在眼里。而温州与宁波是兄弟城市,按理说应该是友好合作的,然而由于杭州与宁波的亲密,杭州对宁波的投资更多,距离也就人为的拉大了许多。

和温州联系最密切的还是上海。以前温州在生产、生活方面都仰仗上海,现在却是因为上海蕴藏巨大的商机。

过去,温州人第一要靠上海的是交通。那时温州没有铁路、机场,只有一条通杭州和福州的沙石公路,再有就是开上海的大轮船。温州到杭州是四百多公里,到上海是六百公里,虽说远了二百公里,但坐轮船远比汽车舒服,可以躺着睡觉的。而那时的汽车运行时速才三四十公里,沙石路又是灰尘连天,坎坷不平,与其坐十几个钟头汽车,一路颠簸,灰头土脸地赶到杭州,不如睡一夜到上海。何况上海是铁路交通大枢纽,你到上海就可以中转到全国各地,温州人要外出跑供销做生意,上海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还有坐轮船可以带很多东西,运费也便宜。

温州人除了要靠上海的交通外,在以前,其物资来源也倚重于上海。上海是中国市场含量最大的现代化都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上海的产品无论在质量上和美观土都代表了我国的最高水平。上海的纺织品和成衣是全国最时尚的,领导着时装的新潮流。

当时温州人虽然很穷但眼光却不穷,对待消费产品颇有些挑剔,因为温州有不少人在外国,华侨和港澳同胞会带来许多时尚信息,可除少数侨眷、侨属之外,别人根本无法得到舶来品,只能就近去上海采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温州年轻人结婚前非要到上海不可,不是去旅行结婚,是去采购必备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及诸如脸盆、痰盂、热水瓶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就连结婚要散发的喜糖也得从上海捎带,当时上海的大白兔奶糖是温州新婚夫妇最为青睐的,还有使新房热闹的红灯牌收音机也是温州人结婚时所必备的。后来温州人开始改革,开始创业,这时许多生产原料要到上海采购,机器设备和配件要到上海选买。

以前温州人第三要靠的是上海的技术。上海既然代表了中国轻工产品的最高水平,上海工人的技术水平也就是最高的。温州要办家庭工厂必须学习上海的技术,一是走出去,二是请进来。这样,当时的温州人就必须经常奔波在上海与温州之间。

3.上海人瞧不起温州人

以前温州人和其它地方的人到上海采购,上海人牛得很,特别是营业员,好像是打发乞丐似的,看见外地人爱理不理的。说话也只用上海话,“侬要啥?”“没!”这是对外地顾客使用频率最高的。为了限制物资的外流,上海除了与其他省市一样的布票、粮票、油票等等之外,还搞了个专有的“上海专用券”,购买诸如棉布之外的化纤布,部分化纤成衣以及紧俏的日用品都要凭这专用券,这使得外地人常常只能对柜台内的紧俏货干瞪眼。

当时,流传于温州民间的一个笑话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说外地人到上海南京路的第一百货公司(上海人称中百一店)购物,看到一种颜色的布料,非常喜欢,就向营业员提出要购买。营业员懒洋洋地用上海话说了三个字:“专用券”,外地人不懂上海话,听成了谐音的“转一圈”,心里就犯嘀咕:买布料干吗还要转一圈?但在当时,外地人到上海本身就觉得矮一截,望着营业员冷若冰霜的脸色又不敢问,后来大概是想通了,以为营业员是要看看他的身材高矮胖瘦决定买多少给他,便在原地转了360度。营业员摇摇头,往门口一指。营业员以为他在找规定的告示牌,往门口一指意识是那里有通告,我们按规定办事。外地人以为要到门口转一圈,便绕着偌大的第一百货公司跑了一圈,气喘吁吁地回到化纤布柜台,又指着那块花色化纤布。营业员发脾气了,大声说:“上海专用券!”外地人苦笑不已,百货公司转一圈都累成这个样子,还得再绕上海转一圈,上海有多大!那还不累趴下了。

说的是笑话,但对当时的温州人来说却都是真的,当营业员说,“转一圈”时温州人会真的到门口转一转,不过温州人是去寻找在外边倒买专用券的人,买了“上海专用券”再去购化纤布。上海的规定难不倒聪明的温州人。

上海人过去看不起温州人,称他们是“下只角”的。因为温州人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滩一般是干苦力的。如人力车夫、澡堂子里擦背、修脚的、扫地倒马桶的大都是温州人。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情况还是没发生多大变化,上海人最看不起的还是温州人,一提到温州人就联想起投机倒把,联想起做苦力。“迭格温州赤佬,就会投机倒把!”“迭格温州赤佬,只会弹棉花!”之类成了上海人谈论温州人的口头禅。同样是排队购船票,买宁波的,买青岛大连的,吆喝一声排好队就算,买温州船票的则会在排队的人身上用粉笔编好号,这让温州人感到很屈辱;同样是托运行李,温州人的行李要检查,经常是捆扎得好好的,检查后便一塌糊涂,要重新打包捆扎;同样是上海市场上能买得到的低档香烟,其他地方的人可以任意带,对温州人规定只能带两条,多了要没收,温州人在上海最倒霉,偏偏温州人又离不开上海。真是又急又气又无可奈何。

上海的福州路现在是全国有名的文化街,书店、文具店、音响店林立,但在新中国成立前还不叫福州路而叫四马路。说起四马路,许多年纪大的人都清楚,那就是“四马路的野鸡”。所谓“野鸡”就是下等妓女。有男人过来,只要你向周围看了看,她们就将你拖进了旁边弄堂里的小堂子,即使你不东张西望,你的帽子也会被她们抢走,你的拎包也会被她们夺走,你想要回帽子、拎包,你就被她们拉进了那些黑黑的小堂子。而当时温州人住的小旅馆据说就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这种小堂子,房间都是小小的,一排排有如鸽子笼,楼梯走一步就摇个不停,就这样的旅馆还要排长队才有。更不舒服的是上海人听说你是温州人所投射过来的异样的目光,鄙夷,厌恶,不屑,不高兴的成分都有。

4.爱恨上海人

在以前,上海人瞧不起温州人,温州人对上海人也不怎么服气,在温州人看来上海人太势利眼,嫌贫爱富;上海人太小心眼,太小市民。上海男人个个娘娘腔,都是妻管严,每天都要被老婆支使着去刷马桶;上海的女人则总是惺惺作态,搔首弄姿,嗲得让人浑身不舒服;上海人还爱耍“流氓”,站在外滩当众亲嘴……总之在当时温州人的嘴里,只有将上海人说的一无是处这样他们才能出口闷气。

另外,在温州人看来,上海人也是喜欢耍嘴皮子功夫,没实际能力的。那时温州人骑自行车撞在一起,合就互相说声“对不起”然后走人,不合就拳脚相向,打完了不管输赢也马上走人。上海人则会锁好自行车,然后相互讲大道理,旁边围了大帮子人在瞎起哄。碰这种情况温州人会撇撇嘴不屑地说:“上海人又上教堂了。”温州人称上教堂听牧师传道叫“讲道理”。有时还会故意上去跟着起哄:“别总说了,手底下见高低,打啊!”

温州人对上海感觉用这样四个字形容是恰如其分,那就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离不开,处处都得上海人扯止关系,恨是因为被瞧不起,低人一等,只能以阿Q心态对待这位巨无霸。

同样,上海人虽然看不起温州人,却也很难离开温州人。上海人文化高,素质高,开化也早,七十年代就知道多吃植物抽对身体有益,但在那个物资匮乏,一切都要票证的年代,哪来的植物油?温州就有,只要多付点钱,自由市场上比比皆是。上海人喜欢吃虾皮、鱼鲞之类的海鲜货,温州盛产海鲜,小菜场里到处可以买到,价格还随行就市,货色多时价格便宜,货色少时价格就贵,但无论何时都可买到。还有上海人讲究穿着,温州人还在贩卖“平阳布”时,上海人已经是“的确良”、全毛华达,衣冠楚楚的。购买化纤布的“专用券”、纯棉布的布票,还可以通过调剂,赚点外快呢……

只要想到这些,上海人就不能不念及温州人的好处,在上海附近的城市中,只有温州的自由市场相对活跃,温州人可以提供诸如菜籽油、海鲜货等上海人喜欢的东西。也只有温州人在搞倒卖票证的行当,可以帮上海人弄点外快,所以说,上海人还真是离不开温州人。

5.用崛起赢得尊重的温州人

随着温州经济的快步发,上海人对温州人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先是强行指定温州人住“四马街”小旅馆的决定取消了,排队购船票在身上编号、托运行李特别规定之类的不公正待遇也没有了。上海人托温州人带的也不再是菜籽油、虾干之类的温州货,而是“东方表”、四喇叭收录机之类的舶来品,上海人对温州的评价也高了许多:“格温州赤佬还有本事,帮阿拉买的四喇叭还真(便宜)!”“迭格东方表是温州人送的,蛮灵格。”这些走私货的好处,使上海人的优越感受到了冲击。上海产的收录机本来也是不错的,但却贵,走私的收录机便宜,而且更好用。而曾经热销一时的上海牌手表在外来品时尚美观,廉价实用的冲击下,也失去了对上海人的诱惑力。而温州人手中就有这些价廉物美的东西,温州人的地位在上海开始提高。

温州的发展速度几乎可以和深圳媲美了。不久之后,原先在上海向“阿乡头”讨“专用券”的地方,也全部被温州人所承包了。再接着,温州生产的皮鞋、服装、打火机等小商品也成了上海市场上的抢手货。温州人去上海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可以抬头正眼看上海人了。

一个是被拉下了神坛,一个摒弃了盲目崇拜,双方一旦站在了平革的立场,也就产生相对公正的看法。上海人认为温州人为人豪爽,做生意也有一手,是值得交往和学习的。温州人认为上海人素质高,办事认真,效率高,上海的商机又特别多,也是值得交往和学习的,在上海还可以赚到大钱。于是双方都很喜欢对方,双方都以有对方做朋友为荣。

温州与上海来往非常之密切。比之上海人与附近的杭州、苏州、宁波关系要好得多。上海人提起杭州人论之以“杭铁头”,“刨黄瓜儿”。对宁波人则之平为“宁可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说话”,反过来又说“苏州人太嗲”。惟有对说话奇腔怪调,一句也听不懂的温州人最佩服。

以前温州人到上海,轮船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现在温州人做生意讲求效率和时间,坐船显然太慢了。

这时的温州人已经称得上富可敌国,自然不会为这个问题烦恼,国家不投资,就自己来,温州自己掏腰包修机场和铁路。飞机一通航,立即爆满,温州到上海由每天一班发展到每天六七个航班。未等铁路筑成,温州至上海的轮船航班就寿终正寝。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巨大作用。

如今,曾经是维系温州与上海关系的主要交通工具轮船已经消失,但温州与上海的关系却更为密切。如今大批温州商人去上海是为了投资。大企业家去上海划地办公司,建造工厂,如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均瑶集团在上海都有规模不小的基地;小老板去上海则是为购房为增值,也为将来能在大上海有一席之地。上海的房地产因而让温州人炒得比天高。据说上海浦东陆家嘴的“滨江花园”是全国房价最高的公寓,而“滨江花园”的一半业主是温州人。上海许多高档楼盘的推出,大都要在温州造势做广告,有的还在温州设立长期的销售点。

总的来说,温州人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国际性的大都市,在上海立足可以通过上海走向世界。同时也是看中了上海人的工作效率,严谨作风和廉洁精神,使自己的事业做得更大、更好、更顺利;上海人选择温州是因为温州人能干,有实力,能为上海的现代化进程、上海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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