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把自己看成上帝
1930年8月12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城的一个犹太中产阶层家庭里，一个身体瘦弱的男孩出生了。他，就是后来在全球金融领域里呼风唤雨的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的父亲叫做提华达，母亲叫伊丽莎白，小乔治还有一个比他年长两岁的哥哥保罗。索罗斯父母的性格截然相反，在生活中，两人之间常常有些小摩擦。提华达性格大大咧咧，非常热衷于交际，时不时有一点浮躁，但是伊丽莎白却喜欢宁静，乐于钻研。从外貌上来看，索罗斯更像母亲伊丽莎白，他们都有着金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从这一点来说，索罗斯一点也不像犹太人。在听到别人说他不像犹太人的时候，索罗斯感到很高兴。提华达与伊丽莎白都不是犹太教徒，甚至对犹太教还抱着一种比较轻视的态度，他们都尽量使自己看起来更像基督教社区的一分子。而这样做的结果，对索罗斯一家在二战期间躲避纳粹的迫害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父亲是儿子心目中的偶像，有着巨大的榜样作用。索罗斯喜欢和父亲在一起，更喜欢听父亲讲述的种种传奇般的经历。从父亲那里，索罗斯学到了很多从书本中学不到的东西，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许多苦难，还有很多他不了解的事情。
提华达送给儿子的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他对儿子的关爱和他自己的人生经验。提华达的价值观对索罗斯影响非常大。父亲对财富的增减毫不放在心上的行为深深影响了索罗斯。“我从父亲身上学到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为了赚钱而赚钱，终将徒劳无功。财富可能是沉重的负担。”很多年以后，索罗斯在回忆他的父亲提华达时这样说道。
提华达留给儿子的另一份宝贵的财富就是他的应世之道。索罗斯一生都非常自信，而且与提华达一样，索罗斯学会了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不按传统牌理出牌，这使得他能克服逆境，应付变局，获得了常人无法企及的胜利。在以后的投资生涯中，乔治·索罗斯得以呼风唤雨，屡创奇绩——1984年英国民营化运动期间获得大满贯佳绩、1992年击溃英格兰银行、1994年狙击墨西哥比索、1997年引发东南亚金融风暴，所有这些辉煌战绩的取得和他自幼受父亲的熏陶而形成的独特思维方式和过人的胆识有着直接的关系。
索罗斯在如日中天的时候这样评价父母对自己的影响：“他们对我的影响各有不同，父亲教我应世之道，但母亲教我如何自省。我很爱他们……所以把他们的人格和他们之间的张力都内化成为我性格的一部分，这种张力是我生命中一股很重要的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她自己最大的敌人。由于我继承了她的性格，所以必须努力压抑这种自怜自艾的倾向。”回忆到母亲，乔治·索罗斯这样说。
1982年，索罗斯的基金遇到了一些困难，进入了一段低迷期，他的思想也曾经一度陷入了类似母亲曾有过的悲观，但是随着事业的蓬勃发展，索罗斯很快就摆脱了烦恼。“1982年有一段时间我的内心非常矛盾，这使我联想到了我的父母的性格冲突，也解决了承袭自母亲的一些苦闷；我把这些苦闷在阳光下摊开来，它们马上就烟消云散了。”
索罗斯和其他的孩子一样，好体育，爱运动，他在体育运动方面出类拔萃，特别是航海、网球和游泳。但他并不喜欢英式足球，认为那不是中上等的运动。少年时代的索罗斯，还十分喜欢和别人谈论《资本论》。
从表面来看，儿时的索罗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这个表面平静的孩子的内心世界里却激荡着一个伟大的念头：“我是上帝！”
一个孩子把自己想象成某个英雄是正常的，每个人在自己的童年时代都有过这样的英雄情结。但是，索罗斯在孩童时就把自己看做是救世主，是上帝，这就有点让人不可理解了，因为这意味着索罗斯不仅相信自己有着超凡的能力，而且他还非常了解世界的苦难，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未免有点匪夷所思了。
是什么人给索罗斯灌输了“我是上帝”的思想？或许是他的父母吧！索罗斯的父母确实给了他很大的影响。然而，在众多兄弟姐妹中，却只有索罗斯具有这种豪气。
也许把索罗斯的这个与众不同的想法解释成“白日梦”会让问题变得更加简单一些。因为渐渐长大的索罗斯正在使自己远离那个救世的梦想。
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拥有相当强烈的梦想，但我不得不控制这种想法，否则，它会给我带来麻烦。索罗斯在1993年6月3日对英国报纸《独立者》阐述了自己对儿时“救世梦想”的看法：“当你把自己当作什么神的时候——比如把自己看做是造物主——那就成了一种病。现在我感到非常舒服，因为我开始不再带着这些梦想去生活。”
看起来索罗斯并不喜欢自己的这种念头，因此一直想方设法去克服它，但是索罗斯可能终其一生都摆脱不掉这种信念，他把它看成是自己思想上的沉重负担，而更主要的是他为自己的“奇特而伟大”的思想很难向人倾述而感到痛苦。
后来，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中叙述了自己的矛盾心理：“我承认自己总是沉溺于某种自视甚高的夸大观念里，对此读者应该不会感到惊奇——讲得坦白些，我把自己想象成为上帝，或者像凯恩斯那样的经济学家，或者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那就更棒了。我对现实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所以我知道那样的期望过于高了，因此我像罪犯一样，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在我成长中的大部分时光里，它是令我不快乐的一个原因，而走进这个世界后，现实和我的幻想又靠拢得非常近，这使我终于承认自己的秘密，至少可以对自己坦诚。不用说，这样一来，我感觉快乐了许多。”
每一个成功人士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自我满足感，作为投资大师和慈善家的索罗斯的满足来自于“现实和我的幻想靠拢得非常近”，也就是说成为一个投资大师和慈善家非常接近他儿时自认上帝的幻想。
少年索罗斯：从布达佩斯到伦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前苏联控制了匈牙利，在斯大林模式下，索罗斯所喜欢与推崇的冒险与投机不仅受到限制，而且受到严厉地打击。在父亲的引导与刺激下，索罗斯逐渐下定决心到英国伦敦去寻找梦想。
乔治·索罗斯的父亲在战争期间就已把该卖的动产和不动产都卖得差不多了——基本上成了一名“无产者”。但是他为了儿子的前途，经过多次碰壁，才设法筹措到了让索罗斯离开匈牙利去伦敦的路费。
就这样，17岁的索罗斯，怀揣着父亲想方设法筹借到的一点路费独自一人上路了——在这个年龄，如果不是为了生存，或缺少必要的胆量，一般的孩子很难迈出家门，踏上奔赴异国他乡之路。可是，如果不迈出这一步，就不会有当今世界的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喜欢伦敦这座繁华和自由的城市，但他无法享受这一切，因为他实在太穷了。父亲虽然有时会寄一点钱来，但那简直是杯水车薪。在伦敦，他形单影只，没有钱，也没有朋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尽管生活艰苦，但他坚信自己能够在黑暗中找到光明，他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求生之道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巨大作用，他自嘲道：“那不是很棒的感觉吗？”
经过一番努力，索罗斯在一家餐馆里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
这是1948年的春天，随着生产的恢复，娱乐业也开始复苏。索罗斯打工的这家餐馆档次比较高，地理位置也很好，因此，经常有一些电影明星、贵族以及大富豪光顾。
索罗斯在这里工作很累，一天常常工作十几个小时，但是，老板给的报酬却非常低——在这里打工挣的钱根本不够生活费用。餐馆虽然为侍者提供免费的正餐，但是，饭菜却常常是剩的。当时餐馆中的储存设备并不像现在这样好，饭菜放的时间长了会变质，老板就把这些已经坏掉的剩饭拿给侍者们吃。在给侍者开饭的同时，老板也开始拿饭菜喂他的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板给侍者们吃的是变质发馊了的食物，而给他的猫提供的却是新鲜的鱼子酱。
多年以后，索罗斯回忆起打工时的经历，打趣地说：“我曾嫉妒过一只猫，因为它有沙丁鱼吃，而我却没有。”
索罗斯一边打工一边求学，坚持了几个月，就已经补习完了必要的文化课程，因此，他顺利地获得了进入大学深造的资格。他选择了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这是一所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为主的高等学府，是英国最大的教育机构之一，在英国高校中的地位仅次于牛津和剑桥。
这所学院对于索罗斯是比较合适的。当时该学院有一种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所以吸引了大批来自国外的学生。索罗斯来自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对社会主义思想有些了解，接受起来当然比较顺利。而且，这所学院的主导课程是经济学，在人文学科的各个科目中，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比其他专业更容易寻找工作。可能正是由于这些条件，索罗斯才选择了这所学院。
伦敦经济学院的学术气氛很浓厚，在这里既可以讲解自由市场经济，也可以讲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学；既可以讲自然科学和哲学问题，也可以讲经济和金融理论；而且，教师们还可以在这里讲文学、艺术、历史和政治等问题，只要学生感兴趣的课，什么样的思想都能够在这里展示一番。
哲学和经济学的最大差异也许在于，前者告诉人们的不仅是理论知识，更重要的还有思维方法；而后者教给人们的除了知识，还是知识。在伦敦经济学院，对索罗斯影响最大的不是经济学，而是哲学。因为，在他后来的经历中，无论是做股市分析员，还是自己直接操纵投资事业，在进行分析判断时，都用到了哲学的思维，而他的哲学思维的基础就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的时候打下的。
对于一个追求新奇思想的学生来说，理论或逻辑思维能力越强，就越是喜欢探讨哲学上的问题，而不满足于一些平淡无奇的经济学知识。索罗斯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出喜欢哲学更胜于经济学的倾向，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
索罗斯在从事金融投资活动和金融工作的过程中，喜欢用哲学的思维分析和判断问题。在他的理论思维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许多西方哲学家的影响，其中对他影响较大的应该算是卡尔·波普尔了。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是伦敦经济学院中教授哲学课程的最著名的教授。正是他的哲学思想，使索罗斯这个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他的哲学思想，也帮助索罗斯形成了独特的投资理念。
波普尔将他的批判理性主义和猜想与反驳的科学哲学方法运用于研究社会历史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波普尔的观点是，人类历史的进程并不是取决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而是取决于人类知识的增长，由于人类知识的增长是没有规律可循且不可预见的，因此，人类历史的演进也是没有规律可循和不可预测的，他由此得出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没有规律可循的结论。
这一思想和索罗斯股票投资理念的一个重要基石——市场无理性思想，有着某种内在的相似之处。
波普尔在批判历史唯物论并阐述自己社会历史观的过程中，极力宣扬西方的民主与美国式的自由，与之对应的是，批判法西斯独裁主义和苏联式的专制统治。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一书中，阐述了他的社会哲学思想，认为人类社会只有两种可能的命运。其一是成为“封闭”社会，所有的人只能有一个信仰；其二是成为“开放”社会，在这里没有国家主义和民族战争，无论有什么样的压力，各种相互冲突的信仰都可以互融。
“开放社会”对索罗斯有着甚远的影响，在他大学毕业之后，不管是寻求谋生的职业，还是从事金融投机活动，他都不时地进行一些哲学问题的探讨，并时常想发表一些自己关于哲学的见解，尽管他的哲学观点没有什么人能够马上接受，可是，却对他自己的投资生涯大有益处。
“开放社会”不仅成了索罗斯日后哲学探索的核心理念，并且成为他终生追求的最高理想。因此，几十年以后，索罗斯在投资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业绩后，他开始在全球各地尤其是东欧与前苏联创办慈善事业，设立“开放社会基金”，以实现他心目中的“开放社会”的理想。
索罗斯在阐述自己对“开放社会”的理解时说：“从根本上看，我们所有的世界观，都有缺点或被扭曲，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专心研究这种扭曲的重要性。”
这正是受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思想的影响，索罗斯把科学发展的证伪主义，移植到了人的世界观中来。当然，索罗斯也把它运用到了投资上。
毕业后的坎坷经历
毕业意味着失业，这对索罗斯来说再适合不过了。大学毕业后，如何谋生，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便成为摆在索罗斯面前的第一大难题。
为了生存，索罗斯想利用他经济学院毕业的招牌在伦敦的某个金融机构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他以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毕业生这块金字招牌会很管用，但现实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他找了许多家金融机构，都被拒之门外，连想见一下老板的愿望都没有实现。
后来，他费尽周折，在一个同学的帮助下，总算找到了一份业务代表的工作。这项工作的具体任务是，为一个从事批发业务的客商搞促销活动。
索罗斯很努力地工作，然而，各个零售店只接受固定厂商提供的货物，并不理睬那些私自上门推销的销售人员。因此，他为别人做业务代表的工作以失败而告终。
为了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下去，他又找了一个推销塑料袋的工作。可是，索罗斯那不善言词的嘴巴，不善于使用想象与比喻的语言以及不善于抓住推销对象心理的缺陷，都使索罗斯没有办法打开市场。在推销商品的过程中，索罗斯有一种非常难堪的感受。
那时侯，我几乎已经心灰意冷了，我以为我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人，后来证明不是。正如面包会有的一样，天才也是会有的。对推销行业已经彻底失望的索罗斯发现投资是个赚钱的行当，经过一番考察和思量，他决心到投资银行去发展。这时，一家叫辛格和佛利兰德的金融公司雇佣了索罗斯。
在此之前，索罗斯至少换了三份工作，而这一次是决定性的一次，索罗斯从此踏入了金融界。此时，恐怕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注意到索罗斯的存在，但在此以后的数十年间，一条“金融大鳄”不断成长，他的影响力将超过业内任何人，整个世界也将为之震撼。
在辛格和佛利兰德的金融公司，索罗斯的具体业务是登记银行每天的进出款项，把贷方和借方账单记录在一张很大的平板上，但索罗斯很讨厌这样的工作。
他说：“那些枯燥无味的数字简直面目可憎——这种工作应该让机器来干。整天盯着数字和图表，那样的投资者是愚蠢的，这个世界不可能像几条曲线那样简单。”
在记录账单的工作中，索罗斯的表现实在让他的上司无法满意。于是，他又被公司领导安排到这个银行的交易部门工作。这是个资金交易部门，而不是证券交易部门，根本不能引起索罗斯的兴趣。他来到交易部门上班后，觉得这里的空气好像是凝固的，人们都死气沉沉的，工作方式也是自己不喜欢的。于是索罗斯总想搞点创造性的东西。而这里的环境和习惯，与索罗斯的想法格格不入，因此，他在这个交易部门仅仅了解了一些正常的工作程序，别的什么也没有学到。这里的上司和工作人员也不愿接纳他，因此，索罗斯在金融交易部门没呆多长时间，就被打发回了总公司。
索罗斯在这家金融机构，感到越来越不理想，他有一种好高骛远的思想倾向，总想干大事，总觉得自己的能力比别人强，而实际上，却往往连眼前的小事也做不好。这就造成了索罗斯与环境的不相容。索罗斯在总公司，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业务，每天上班，却没有什么他感兴趣的事情可干。他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感到不满，对进入金融界感到很失望，而且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情绪。
索罗斯的性格是喜欢创新或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不愿意循规蹈矩，因此他的数学知识和算术能力并不见长。银行那些数字，在他看来是十分乏味的。不喜欢这些数字，怎么能当银行职员呢？不习惯于所进入的行业的游戏规则，又怎么能在此长久呆下去呢？
过了一段时间，索罗斯感觉在这家公司没有多大的发展前途，于是做出了影响他一生的决定——到美国去。
证券市场牛刀小试
1956年，26岁的索罗斯踏上了驶向美国的客船。当他来到了纽约的华尔街时，他身上只有5000美元，而这5000美元就是索罗斯的投资资金——这是他到达美国时的几乎所有财产。
在劳勃·梅尔的推荐下，索罗斯进入梅尔公司，做了一名套利交易员。索罗斯一开始从交易员做起，但凭着他的才华与对欧洲市场的了解，他很快成了一名金融分析师。
他的创新手段非常灵验，生意滚滚而来，索罗斯为公司赚了很多钱，名气也开始大了起来。
来到美国后，索罗斯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他的父母来到了美国，这是他们分别近10年后的第一次相聚。生活上的第二个变化是，索罗斯遇到了未婚妻安娜丽丝，并在1961年和她结婚。
索罗斯在梅尔公司工作很愉快，但由于梅尔公司规模比较小，业务种类也比较少，他感到在这里自己不能积累更多的知识和经验，没有太大的前途，于是，他与梅尔公司友善地分手了。
接着，索罗斯进入了渥特海姆公司工作，而渥特海姆公司是少数几个经营海外业务的美国投资公司之一。索罗斯在渥特海姆公司肩负的任务是，担任欧洲证券分析师兼证券交易员。索罗斯始终是华尔街上仅有的几个在纽约与伦敦之间进行套利交易的交易员之一。
索罗斯在渥特海姆公司从事的金融分析工作，主要是为美国的金融机构提供关于欧洲证券的咨询服务。对于索罗斯来说，分析欧洲证券市场的情况，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在他做这项工作之前，并没有人从事过这样的工作，因为当时的金融业全球化程度还非常低，欧洲的金融市场与证券交易对美国的影响不大。
在那个时代，索罗斯可以说是一名先锋人物。“他始终走在别人前面，35年前乔治的所作所为，到最近10年才成为潮流。”1988年起成为索罗斯的左膀右臂的斯坦利·德鲁肯米勒曾对记者这样说。
索罗斯至少比美国人熟悉欧洲，而且他有一般金融界的职员所没有的哲学头脑——有哲学头脑，就善于分析问题，就能够利用推测与分析来弥补实际材料的不足。
尽管当时能够得到的关于欧洲的金融信息极其有限，但索罗斯却凭着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加上少量的信息为机构投资者进行投资分析，并写出了分析报告。
在金融这块领地里，创新的机会比野草更多，我相信即使在一百年以后投资技巧也不会穷尽。问题是你要去创新。在这些报告中，索罗斯充分发挥哲学头脑的作用，善于分析，讲究逻辑，因此，尽管材料与数据很少，他也能把报告写得顺理成章。“在60年代早期，人们对欧洲证券一无所知，因此我可以为所欲为，任何我分析的公司，我想有多少收益都能归结到它身上。这真是一个外行指挥外行的典型例子。”即使这样，索罗斯仍是这些投资者的“灯塔”，索罗斯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成了欧洲投资热中的巨擘，情形犹如一群瞎子找到了一个独眼人来做他们的国王一样。”
索罗斯写出的关于欧洲公司的报告，赢得了许多大金融机构的信任，虽然里面充满了猜测和推理。很多大投资机构，诸如“德瑞富斯基金”以及J·P·摩根都来求教于索罗斯。因为这些机构正准备对欧洲进行投资，而有关欧洲的金融情况，他们一点也不了解。
索罗斯做证券分析师兼证券交易员，两者兼顾，对他非常有利。作为分析员，他把分析结果提供给那些著名的大银行，而那些著名的大银行在索罗斯报告的影响下，觉得哪个公司的证券有利可图就操作一把。这个时候，这个公司的股票就会明显地上涨，然后，银行再高价位卖出，乘机大赚一笔。索罗斯既是情报的提供者，也是银行操作的知情者，因此，在银行操作的同时，他也帮助其他一些金融机构买进或卖出，等赚了钱以后，公司分一大部分，索罗斯分一小部分。索罗斯开创的工作，使他干得非常顺手，也非常得意。
在一段时间里，这些大金融机构，竟然对于这个刚刚从欧洲来的年轻人言听计从，索罗斯写出的那些以猜测和推理为主而以实际材料为辅的研究报告，被这些准备到欧洲去投资的大公司当成了“圣经”。在这个时期，索罗斯俨然成了欧洲经济领域的专家，成了华尔街上的重要人物。于是，索罗斯投资事业中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了。
双鹰基金掌门人
1969年，索罗斯用25万美元在安侯公司创建了双鹰对冲基金，从事套头交易。这家基金的运作方法是索罗斯利用股票或债券作为抵押品，买入任意数量的金融工具，包括股票、债券和货币等。索罗斯便凭这25万美元起家，他用这些资金，一面为公司工作，一面为他的基金工作做套头交易。
索罗斯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投资理论也渐渐形成，已经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此时相信他的人也越来越多。当时，有很多美国富豪想投资双鹰基金公司，但索罗斯却不需要他们参与。他知道自己能够吸引那些自命不凡的欧洲阔佬们。果然，一些欧洲、阿拉伯和南美的富豪陆续投入了400万美元作为双鹰基金的本金。
基金的注册地是安地利斯群岛中的库拉索岛，这一点与其他的离岸基金没有区别。在那里，双鹰基金既能够躲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又能够免缴资本收益税。
如果我继续在欧洲徘徊，也许只能成为另一个目光炯炯、精明敏锐的金融家，只能成为众多的为挣钱忙碌的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既没有突出的业绩，也不算什么特别的专家。但是在美国，我却是极少数了解欧洲市场的专家之一。索罗斯创立了把美国客户排除在外的离岸对冲基金的先锋意识——美国公民不允许投资，得到基金批准的惟一美国客就是索罗斯自己。正如他一贯的形象，索罗斯处于专业界的领先地位。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末，拥有离岸基金作为投资组合一部分的美国对冲基金仍属于凤毛麟角。对于别人踌躇不前的领域，索罗斯总是毫不犹豫地全身投入。
索罗斯与欧洲有广泛的联系，这是他最大的长处。因此，他能够理解全球的局势，理解金融和政治事件将对全球不同的金融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此时的索罗斯，思想已经非常深刻了，由于哲学造诣深厚，他具有华尔街的一般金融家所没有的智慧。一般的金融家，也许业务知识丰富，技术水准很高，操作技能非常强，但不一定有深刻的思想。而索罗斯在金融知识方面并不怎么见长，他甚至对那些复杂的数字没有任何兴趣，可是，他却对金融市场的形势非常了解，能够把握金融走势和资金的流向，而且对股市和投资方向有非常强的预见性。此外，索罗斯还有点难能可贵的是，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因此，在实际行动中，他总是想法设法发挥自己的长处，尽量弥补自己的不足。在套头交易中，他知道自己对美国证券业的情况的熟悉程度不如欧洲市场，因此，即使在设立模型账户获得成功之后，他还是小心谨慎，而不搞孤注一掷性质的“赌博”活动。
在金融领域中，索罗斯无疑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但他从不耍小聪明，而是扎扎实实地工作。为了弄清楚一个公司的情况，他经常长期进行追踪；为了获得准确的分析结果，他经常连续十几个小时地进行工作。
索罗斯把他的聪明才智用于金融事业和他的基金的时候，也正是美国的证券业与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的时期。这时候，索罗斯在实验中创造了自己的投资理论，又在实践中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总结与完善。当索罗斯用他的理论指导投资活动时，他得出的结论是：“有了宏观的思考，那么，股市无论是上涨还是下跌，只要运作得好，都能够赚到钱。”
20世纪60年代末，索罗斯把他的理论用于分析房地产信托投资业的发展趋势与投资前景。他认为，房地产信托业有自己的变化规律，它会有一个急速上升而转为衰落的过程，其周期大约是3年，在3年左右的时间里，它会由暴涨转为下跌，最后导致大量投资者破产。3年后，索罗斯的分析被验证了。
索罗斯不仅仅有很强的预见性，而且懂得在预见中进行投资。他能够准确把握时机，行动果断干脆，毫不犹豫。在房地产业刚刚兴起，但其股票价值还较低的时候，他不顾别人的反对，大量买进。而在房地产信托股份上涨很火爆的时候，他又突然把它的股票全部抛光。在这个涨落的回合中，索罗斯获得了100多万美元的利润。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的证券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的金融市场也开始变得异常活跃起来，索罗斯正是在这个时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投资理论，并且获得了投资与投机的经验。
索罗斯的投资活动，在他的理论的指导下，越来越顺利。他对市场认识非常清楚，对形势把握也很准确，他是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眼光的投机者，因此，他总是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预见到经济发展的趋势与这些趋势给一些公司业务带来的影响。索罗斯在这种分析和预测的基础上，敢于把自己的资金与掌握的股票以及债券，在第一时间抛空或买进。当高科技公司刚刚起步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它的发展前途，并对其中发展前景看好的公司的股票大量买进。不久，随着人们对高科技发展趋势认识的理想化，出现了认购高科技公司股票的狂潮。
其实，那个时候的高科技利润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些投资者想象的那么丰厚，那些本来非常有前途的公司，在一些金融投机者的哄抬之下，出现了股票认购风潮，由此带来了膨胀性的利润。索罗斯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在认购狂潮到来的时候，他果断把手中的股票抛空。因此他得到了相当可观的利润。而其他投资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都被狂涨的形势弄昏了头脑，死死抓住手中的股票不放，总想着还有更高的价位。没过多久，那些昔日的百万富翁变成了穷光蛋。
美国有句俗语：你迈出了第一步，你就能够永远走下去。这话非常适合索罗斯。经过最初的四五年之后，双鹰基金的规模就从400万美元增加到1200万美元，增长速度之快，出乎人们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