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孕育之地探究竟
亚洲金融危机始于泰国。泰国的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曾有过一段时间的辉煌，但是在发展中也潜伏下了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索罗斯等金融家的操作下被完全揭露出来，最终导致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
事实上，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包括索罗斯在内的美国商业界，已经预感到了以泰国为首的东南亚地区，存在着众多的问题。大约在泰铢贬值前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莫里斯·戈尔茨坦曾预言：“按金融危机危险的信号衡量，在东南亚诸国，各国货币正经受着来自世界的冲击，1994年墨西哥式的经济大灾难有可能在东南亚再度出现。”接着，他又坦言，如果金融动荡之类的危机真的在东南亚地区发生，那么泰国将首当其冲。
然而，戈尔茨坦的这番话并未得到东南亚诸国的重视，尤其是泰国，所有人都被眼前国内经济的繁荣景象所陶醉，没有人在意他人会说些什么。
东南亚国家在90年代中期开始加快金融自由化的步伐，以求驱动经济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并想当然地认为，世界经济的重心将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向这个地区偏移。
然而过去几十年，推动东南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外资投入的增加，而并非国内经济实力的增长。因而在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基础上竞相放宽金融管制，无疑是隐患重重。因为一旦国内金融市场被外资掌控，那么东南亚地区将面临着一场大风暴的降临。
老谋深算的乔治·索罗斯自然不会忽略这一点。早在东南亚经济风暴之前，他就给他的部下德鲁肯米勒打过电话，并告诉他：“让全世界人都把目光转向东南亚吧！”
索罗斯之所以对于东南亚可能出现经济危机如此肯定，原因就在于他看到了在“东亚经济奇迹”中，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的深层问题。也正是这些问题给索罗斯创造了进军亚洲的机会。
首先，基础设施投资不足。
当时，85%的印度尼西亚人家中没有卫生设备；曼谷交通堵塞十分严重，一名曼谷市民平均每年要在出行问题上浪费44天时间。
实际上，早在东南亚的经济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时候，许多专家就发出了警告：在东南亚许多经济繁荣的地区，基础设施方面的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导致各类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威胁到了该地区今后的经济发展。专家对此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东南亚才能继续保持经济繁荣的局面。
然而，在虚浮的经济泡沫中迷醉的东南亚各国政府，对专家的警告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有关东南亚的统计数字显示，尽管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用于基础设施的开支已经从20年前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4%增至目前的6%，但该地区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和国家。
对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可能会造成怎样的后果？这个问题可以从该地区一些国家在遭受金融风暴的灾难中找到答案。据世界银行说，1995年菲律宾经济增长率下降两个百分点，这可能是由于对基础设施投资不足而造成的。
同时，投资不足可能引起恶性循环，这给社会带来的后果无法估算。索罗斯认为，这是东南亚的一大弊端所在。在东南亚，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差距，这种不平衡在整个亚洲地区都很突出。在能源供应和供水方面与在交通和通讯方面也存在着严重问题。东南亚约有5亿人口，其中有1/3生活在城市地区，目前每年还有2000万人加入此行列。到2020年，亚洲的城市化发展将进入一个高峰，绝大多数人将生活在城市。对于政府来说，只有尽快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充分投资，才足以应对这种人口流动问题。然而，这需要巨额投资。据世界银行估计，从1996年算起，东亚仅在其后10年就需要对基础设施投资12到15万亿美元。
问题是东南亚地区的政府不仅缺乏经费，也往往缺乏管理知识。基础设施的投资只有私人投资者才能够提供。然而，在金融风暴前的一年时间里，私人投资者承担的基础设施工作只有10%。显然这是一个困扰当局的问题：私人投资者需要的是短期的回报，他们一般都只对预计能在七八年内收回成本的项目感兴趣，而不愿意承担那些可以在多年后获利的大型项目。这让东南亚的基础设施建设陷入僵局。
其次，出口产品结构单一。
金融家们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东南亚各国出口产品结构单一，未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
东南亚各国以往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大量出口所取得的，如泰国出口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其中电子产品的出口占很大比重；马来西亚电子产品出口则占到了总出口额的65%。
东南亚产品大量出口，主要依靠了劳动力成本低这一优势。大量的事实表明，在经济起步初期，国内产业结构借助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行业进行发展是可行的。然而，如果出口产品结构单一，产业结构与其他国家相似，而国际市场对这类产品的进口规模有限，那么现行的经济结构就难以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
特定经济模式弊端的积累的确只会为投机家们提供乐园。索罗斯把东南亚的这种经济弊端，看做是金融投资者们进军这一市场的最有力武器。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眼光的敏锐。在1996年世界性电子产品需求萎缩的影响下，东南亚各国的产品出口大幅下降，从而使经常项目赤字扩大，国际收支平衡失控。这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严重化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房地产泡沫。
席卷东南亚各国的金融风潮已经结束，但是其影响之深远让人感叹不已。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金融风暴给东南亚地区带来的深刻影响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在金融危机期间及其后的几年间，东南亚各国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仅仅从1997年年初到9月初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泰铢就已经贬值了40%，印尼盾和菲律宾比索也贬值了20%以上，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了16%，新加坡货币也贬值了8%。长期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东南亚各国，在风暴的袭击下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原因究竟何在？
人们普遍认为，东南亚各国金融危机的导因是房地产泡沫经济的破灭。索罗斯在金融危机之前就曾对美国记者发表了一番宏论：“新兴工业国家的一个常见问题是银行体系，其弊病积累将使得它们仅仅是一层窗户纸。”他用他的荣枯相生理论判断说：“对房地产业和银行业的观察常常是投资者认识荣枯相生过程转折点出现的重要标志。”可惜的是，东南亚各国当时并没有人能和他一样清醒地认识这一时局。对东南亚各国来说，房地产业是吸引外资大量注入的一个朝阳产业，在不断上涌的经济大潮面前，各国政府忘记了风险的存在。以泰国为例，泰国政府对外国资本开放国内市场后，由于实行泰铢对美元的联系汇率和高利率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国资金进入国内市场。泰国外债由1992年的200亿美元猛增到后来的900亿美元，这充分说明了当时东南亚金融市场的火爆。
房地产的问题常常被投资者们忽略，但是在所有的行业中，它是最容易产生泡沫的一个，而对于股市来说，这种泡沫还需要建立联系——以银行为中介。但如此大量的外资流入本国市场，却并没有让东南亚政府予以充分的重视。泰国政府未能及时对外资的投向和领域进行适当的引导，这使得大量外国资金开始源源不断地投向了房地产市场。
因此，许多房地产商开始大兴土木，而且一些金融机构和银行见有利可图，就向房地产商大量发放贷款。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导致房地产行业过热，房地产价格在短期内一涨再涨。房地产商人为此抬高了房地产价格，并以此为抵押继续大量借贷外债。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也因此加大了房地产经济中的泡沫成分。
然而，市场是在经济规律的掌控下进行的，泡沫的不断加大，让房地产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越发明显，房价急剧下跌，房地产商资不低债，造成银行的呆帐坏帐急剧增加。
据泰国统计部门统计，泰国仅1997年的银行呆帐坏帐总额就超过了200亿美元，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放贷，而同时大部分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是从国际资本市场借来的，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些金融机构面临破产清盘的局面。整个东南亚金融体系动荡不已。
深重的危险在潜伏中寻找着发泄口，并终于在1997年得以全面爆发，一场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已经不可避免。然而令东南亚各国政府没有想到的是，一直关注着东南亚市场变化的索罗斯，竟会成为这次风暴的领导人物。德国《经济周刊》在1997年7月10日谈到这次泰国金融市场动荡的成因时分析说：“亚洲的崛起似乎是不可阻挡的，但泰铢大幅度贬值的情况表明，老虎并不是不可伤害的。有一个人被认为应对此负有责任，这个人就是索罗斯。他和其他一些投资人自2月份以来一直对泰铢发起进攻，直到政府终于屈服，使泰铢与美元脱钩。”
“鳄鱼”的传说
索罗斯的投资理念和方式，与其他投资大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他没有严格的原则或规律可循，从不把固定的风格作为一项投资准则来看待。索罗斯善于在混乱状态中发掘出机会，人们形容他像是一条蛰伏于湖泊旁边等待猎物出现的巨鳄，在对周围环境的观察中等待正确的时机，然后奋力一击，像鳄鱼扑向猎物一般获取自己觊觎已久的猎物。
东南亚金融市场的潜在问题，让索罗斯找到了这样的机遇。1997年初，当索罗斯的目光盯向东南亚时，曼谷等地区的人们还陶醉在泰铢货币的稳定汇率中不能自拔。尽管索罗斯的助手德鲁肯米勒对他在市场上超乎寻常的直觉佩服不已，但对于索罗斯的东南亚战略，他却显得有些担忧。
然而索罗斯很快让他打消了忧虑。在两个人一起研究了东南亚市场的具体情况以及行动方向之后，索罗斯拿出了他思考许久的行动方案，从这份方案中，德鲁肯米勒看到了索罗斯对于东南亚市场的深刻研究。在索罗斯看来，在市场出现变化之后再研究是否可以进入为时已晚。他的做法是见微知著，从现状透露出的一些蛛丝马迹中，去分析将来可能出现的转变，再按预测的情形来部署行动策略，然后再静心等候收获。他的做法就像鳄鱼看见草丛中的草木摆动，而预知将有兔子跳出来，因此在附近守候一样。
索罗斯能从世界金融界的决策中，察觉出市场的趋势、动向和节奏。他比大部分人更了解全球经济的因果关系，因而能推算出下一步的行动如何进行。
研究、暂停、深思熟虑。索罗斯认为，在东南亚的整场投资是一场长时期的战斗，市场利率和汇率变动的效果需要时间来显现，因此投资者需要有很大的耐性。所以索罗斯尽管一直关注着东南亚的金融局势，但直到1997年初，鳄鱼才露出了他的利齿，索罗斯认为时机成熟了。
这一年年初，索罗斯首先吹响了进攻的号角。他认为，泰铢兑换美元的比率虽然看上去日趋稳定，但对投资者而言却始终承担着很大的风险。因为，当时泰国银行系统出现的呆账、坏账数额已经高达200亿美元以上，这是很危险的信号。一旦银行系统出现崩盘，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造成泰铢的贬值。所以，他在金融市场上传出“泰铢要贬值”的消息，并声称泰国是世界上赤字最高、外债最多的国家。许多投资者信以为真，认为这是泰国政府方面有意为之，以便推动产品出口，降低贸易逆差，提高还贷能力。于是，一些投资者开始疯狂抛售泰铢，并兑换美元。这使得泰国的汇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为了保持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泰国政府只能动用几十亿美元来稳定泰铢的挤兑风潮。然而，他们显然忽略了索罗斯的能力。作为少数的风险大师，索罗斯认为进攻必须果断，全力而为，不要小心翼翼地赚小钱，看准出手时机，必须要大赚一笔。因此，索罗斯并没有因为泰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介入而就此罢手，他利用权威银行机构对泰国三家主要银行的不利评定，大肆进行泰铢的抛售，这引起了持款人心理上的恐慌，并带动了又一轮抛售泰铢的风潮，使得泰国政府无力应对。
与此同时，索罗斯还在股市上大做文章，导致泰国股票价格一路狂跌，在不长的时间里，泰国股价从1000多点降到了500多点，跌幅高达50%！泰国政府被索罗斯的攻势弄得焦头烂额，最终泰铢不得不大幅度贬值，索罗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我非常关心求生的必要性，绝不冒可能粉身碎骨的风险。投资都有失败的时候，关键在于如何在失败的时候适时地止损，这是一般投资者和投资高手之间的最大差别。索罗斯擅长绝境求生，懂得应该何时放弃。他投资成功的关键不仅在于懂得何时购买股票，而且还在于懂得在自己犯错时如何及时止损。在日本市场上的两次失败，对索罗斯来说都是惨痛的，但那都不至于让他“伤筋动骨”。索罗斯的信念是：在做错时能及时止损离场，为的是放弃战斗活下来，好在另一天再上战场。在进军香港的过程中，索罗斯遇到了香港特区政府的顽强抵抗，并最终提前离场。
索罗斯知道自己建立的投资仓位可能有错，这虽令他失去安全感，但也使他提高警觉并随时准备改正。正是由于这样，索罗斯常对失败或犯错不抱否定态度。他指出：做错事不丢脸，错误变得明显时不去矫正才丢脸。他认为自己成功的原因不在于自己常常做对，而在于他比其他多数人更善于发现自己何时做错并及时改正过来。
如果市场的变化和他所期待发生的事之间有冲突，他会进一步探索找出自己什么地方算错了。一旦他认为自己知道了答案，他就修正原来的判断，甚至完全舍弃，但他不喜欢只因环境变化而改变判断。索罗斯的主要投资想法是：冒险没有关系，但千万别赌整个家当，但有钱可赚时也不要呆在一旁。这样的投资理念在索罗斯的东南亚攻势中贯穿了他的整个投资过程，他像一条鳄鱼一样，给整个东南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泰国：风暴第一波
早在1992年，泰国的金融界人士就认为曼谷应取代即将回归中国的香港，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金融中心。在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的推动和刺激下，泰国政府对外国资本敞开了金融市场的大门。
为了刺激本国经济的发展，泰国政府对于外资的进入，实行了更加优惠的政策。1992年，泰国组建了曼谷国际银行，允许投资者通过这家银行获得低息贷款。与此同时，国外投资者，尤其是华尔街的金融投资家们，也对东南亚市场虎视眈眈，他们希望找一块可以进入这一市场的沃土。在当时，国际上的美元利率远远低于泰国国内的利率。泰国开放引资的政策，深深地吸引着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于是，来自国外的贷款源源不断地进入泰国市场。
大量低息美元贷款的注入，让泰国金融家欣喜不已。他们开始对诸如房地产等基础产业产生浓厚兴趣，结果多家银行一窝蜂地把近50%的贷款投向了房地产业，这使得房地产业的资金迅速膨胀，供求结构严重失衡。随后，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使得银行方面的呆帐、坏帐激增，许多贷款难以收回，资产质量出现严重恶化，金融危机一触即发。这让善于宏观分析的索罗斯窃笑不已：“对宏观经济体制的详细考察是任何投资的第一步，也是最具有决定性的一步。”
在宏观层面上，泰国已经成为了建立在沙滩上的堡垒——这个国家正在玩火自焚。事实上，索罗斯这位西方金融市场的传奇人物，自统帅套头交易基金组织在1992年狂沽英镑大获全胜之后，就瞄准了亚洲的新兴市场，并伺机下手。1993年，索罗斯和一些金融投资家们选择在马来西亚小试牛刀，尝试对亚洲市场发动进攻。
当时，投资者们普遍认为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的币值被低估，必涨无疑，于是在索罗斯的号召下，国际金融投资家们开始围剿林吉特，可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却偏不买索罗斯的帐，坚决捍卫低币值的林吉特，最终在马哈蒂尔加强对资本市场控制的情况下，德鲁肯米勒只能选择暂时离场，索罗斯在亚洲的初试锋芒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
但索罗斯显然不会因为这样一点小挫折就选择放弃。在墨西哥市场大捞了一笔之后，索罗斯又将目光转移回亚洲。1994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撰写了一篇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这篇文章针对东亚的经济形势提出了一个命题——“东亚无奇迹”。这极大地刺激了索罗斯进军亚洲的野心。索罗斯说：“我看到文章时就思忖，亚洲经济的增长可能会有限度。泰国‘泡沫经济’的耀眼光彩被我们盯上了。”
然而索罗斯并没有立刻行动。他一方面在寻找着最佳的时机，另一方面，则在进行着缜密的筹划，拟定行动的方案。
1996年，东南亚国家经济暴涨，繁荣日趋明显。由于通货膨胀节节上扬，景气过热的威胁不断加重，东南亚国家的银行利率在各国中央银行的引导下节节攀升，此举虽减缓了通货膨胀上升的速度，但也因此吸引了大批资金涌入套利，这为索罗斯进军亚洲创造了新的机会。
当时泰国银行业每天经手的海外套利资金金额高达20~30亿美元。此外，银行业本身也大肆从海外借入利率比泰铢、林吉特等货币低上3~5个百分点的美元、日元和马克，然后将其出售，从中赚取利差。当时泰国国内的一份统计显示，泰国各商业银行的海外借款总额已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95%属于短期借贷。
在这样虚幻的繁荣景象中，国际金融界已经嗅到了东南亚地区尤其是泰国传出的危机的气息。1997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布尔曼发出了警告：大量的资金正在不断注入亚洲等新兴市场，“不理性的热烈情绪”正在这些市场广泛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令人痛苦不堪的大幅震荡。
然而，布尔曼的声音并没有引起东南亚各国的重视，这使得索罗斯下定决心，要在东南亚重现击败英格兰国家银行的那一幕。
面对各国货币市场投机盛行的情形，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对币值的变化率一直犹豫不决，尤其担心的是资金会像流入国内一样迅速流出，从而使汇率急剧波动。但此时此刻，这只被打开的资金龙头，要再拧上已经很困难了。东南亚各国的中央银行已经面临最后关头。
看准时机的索罗斯出动了。不过，经历了马来西亚的失败，他显得更加小心、谨慎。索罗斯及其部下德鲁肯米勒经过深思熟虑，选准了从泰铢下手。
泰国在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市场中开放程度最高，资本进出自由，而且除了利率较高之外，泰铢长期紧盯美元，汇率相当稳定，风险最小。此外，泰国经济虚假繁荣的景气最旺，低迷的房地产市场正在拖垮金融业，因此，表面上汇率稳定的泰铢币值实际上也是最不稳定、最易攻破的。
同时，索罗斯发现，泰国当局对近年来国家经济暴露出来的诸多弊端束手无策。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吸引外资，当局必须维持高利率，这使原本就债台高筑的经济在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为此，投机商给泰国设计了很多摆脱债务的方法，其中最佳途径是将泰铢贬值。然而，泰国当局并不会立即采取贬值货币的做法，因为这样极可能会引起外资的撤离，导致泰国经济的全面崩盘。因此，泰国政府必须要尽力将汇率保持在稳定的态势上。但这样一来，大量的企业就面临着破产，本来就步履艰难的银行业更是雪上加霜，这给投机商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索罗斯之所以拿泰铢开刀，正是因为他看中了这些有利条件，并希望借此打破泰铢堡垒，彻底扫荡东南亚。这也是索罗斯常用的手法——先攻击弱者。就这样，索罗斯暗中将资金向东南亚转移，以便时机成熟时，便可大举登陆东南亚，获取自身的最大利益。
从1997年初开始，泰国房地产的泡沫开始逐渐消退，并很快趋于破灭，外国投资者开始纷纷抛售泰铢。索罗斯见时机成熟，便开始全力进攻“建立在沙滩上的泰铢堡垒”。一时间，泰国金融市场岌岌可危，其震动波及到了整个东南亚金融市场。
1997年2月，索罗斯终于向东南亚诸国宣战了。
索罗斯利用泰国政局不稳及泰铢将被强制性贬值的谣传，大量抛售泰铢。与此同时，泰国国内银行也发生挤兑现象，引起泰国国内金融体系混乱。
1997年3月3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房地产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索罗斯认为，这又是一个信号，说明泰国金融体系可能出现更深层次的问题，于是他便先发制人，抢先抛售泰国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股票。泰国所有的财务及证券公司遭遇了大量的提款，金融市场一片混乱。为了捍卫泰铢地位，泰国政府动用了20亿美元进行干预，才使这场风波暂时平息。
然而，索罗斯并没有就此罢手。此后，以索罗斯为首的对冲基金联合开始大举抛售泰铢，泰国政府难以抵挡，泰铢的汇率不断下滑。5月份，金融市场上关于泰铢贬值的谣言再起，索罗斯抓住机会，继续大量抛售泰铢，引发了近一周时间内泰铢对美元汇率的大幅波动。泰国央行倾全国之力，被迫动用50亿美元进行干预，于5月中下旬开始了针对索罗斯的一场反围剿行动，意在打垮索罗斯的意志，使其知难而退。
泰国中央银行首先与新加坡和香港的金融当局组成联军，动用约120亿美元的巨资吸纳泰铢；其后他们又效法马哈蒂尔在1994年的战略战术，用行政命令严禁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索罗斯大军；第三步则大幅调高利率，隔夜拆息由原来的10厘左右，升至1000至1500厘。泰国政府的这一有力反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由于银根骤然抽紧，利息成本大增，致使索罗斯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损失了3亿美元，遭到了当头一棒。此外，泰国政府还严禁国内银行拆借泰铢给离岸投机者，临时分隔离岸与在岸市场。这些措施终于使泰铢汇率再次站稳，并给投机者以重创，泰铢渐渐升至新高位。
然而，索罗斯毕竟还是索罗斯，他并没有被泰国方面的虚声恫吓所吓倒。凭借其“反射理论”和多年投资经验，索罗斯分析认为，泰国中央银行所能使出的全盘招术也就莫过于此了，况且这也并没有让自己陷入绝境，所受的损失相对而言也只是比较轻微的。从某种角度上看，索罗斯认为，他已经赢定了。事实上，这同样是他的一个惯用手法——“找找市场的感觉”。德鲁肯米勒在风暴过后据此解释道：“建立大的头寸之前，先做一下实验，这在股市、汇市、期市中都适用……事实上，（对泰铢）3月份的进攻就是这样一种实验。”对于东南亚诸国而言，这场暂时性胜利只不过是苟延残喘，根本挽救不了东南亚经济崩盘的命运。
索罗斯为了这次机会，已经准备了数年之久，自然不会轻易善罢甘休。泰国方面的反击反而让他找到了感觉，在他看来，泰国央行实力不济，已经是强弩之末。他决定再一次发动攻击，三战东南亚。
1997年6月19日，泰国差瓦立政权经济班子的核心人物、主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庵雷·威拉旺引咎辞职，索罗斯及其他金融投资家们再次看到了机会，他们憋足了劲，对泰铢发动进攻。
索罗斯指挥对冲基金组织开始出售美国国债以筹集资金，扩大资金的投资规模，并于6月下旬再度向泰铢发起了猛烈进攻。刹那间，东南亚金融市场上狼烟再起，混乱不堪，对抗双方展开了殊死的争斗，泰国的各大交易所成为了聚集人群最多的地方，人们争先恐后地将手中的泰铢大量抛出，使泰铢狂跌至1美元兑换28泰铢的新低，股市也从年初的1200点跌至46132点，跌幅超过了50%，创下8年来的最低点。对此，泰国中央银行抛出了50亿美元进行干预，但杯水车薪，泰铢依旧下跌不止。
只有区区3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泰国中央银行历经短暂的战斗，便宣告“弹尽粮绝”，面对对冲基金组织铺天盖地的攻势，他们要想保持泰铢的固定汇率显然已经力不从心。
据日本大和综合研究所援引泰国的有关方面资料显示，截至1997年6月底，泰国金融机构所有的风险债权数额为4860亿铢，为贷款总额的315%。更有人估计，泰国金融业坏帐高达8000亿到9000亿泰铢（约合310到350亿美元），以索罗斯为首的金融投机家们，在进入东南亚市场的第一场战役中，就赚了个盆满钵满。
面对索罗斯咄咄逼人的攻势，7月2日，泰国政府作出无奈之举，宣布取消多年来泰铢与美元挂钩的钉住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泰国政府希望通过这一举措将泰铢的汇率建立在其实际价值和泰国现有经济状况相挂钩的基础上，使泰国经济逐步回到正常的轨道，财政部长他侬则表示，让汇率自由浮动，为外国投资者改善了投资环境，有利于吸引外资进入市场。大量外资的涌入将会化解泰国金融部门资金周转不灵的问题，有助于刺激出口，加速经济增长。
泰国政府的如意算盘早在索罗斯的预料当中，他为此还专门进行了各种准备。当他的各种反击措施纷纷得以执行时，泰铢的命运便被索罗斯一手掌控了。
在当局宣布这项政策后的当天，泰铢便开始暴跌。曼谷外汇市场泰铢兑美元汇率创下了2945铢兑换1美元的历史最低点，与泰国中央银行6月30日最后一次报出的汇率中间价相差甚远。然而泰铢下滑的趋势并没有就此中止，7月24日，泰铢兑美元降至3251，再创历史最低点。索罗斯在泰国市场上大获全胜，让泰国人心惊肉跳、捶胸顿足、呼天抢地，整个泰国地区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此后，泰铢对美元汇率持续下跌，受此影响，一批金融机构和企业被迫关门停业。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市曼谷，昔日的繁华景象已被蒙上了阴影。金融风暴过后，商店的顾客明显减少，营业额迅速下降；因资金不到位而休工的高楼随处可见；各售楼中心门可罗雀；工厂关门大吉；物价一日三涨；失业人群与日俱增。在强大的通胀压力下，8月下旬，泰国内贸厅不得不批准12种重要商品提价5%至17%不等。同时金融风暴还“刮倒”了泰国全国91家金融机构中的58家，失业人数激增，一批原本生活富裕的白领阶层成为了下岗人员。据相关的调查表明，这些人在岗时的月薪一般都有数万铢，他们大都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房买车，下岗后生活面临困境。
然而，受打击最大的当数普通百姓。物价上涨使他们的生活水平迅速下降，而失业者则更加艰难。为了节省钱财，许多人抢在物价提升前抢购食品和日用品，金融风暴使泰国遭到沉重打击。
而另一边，索罗斯并没有等到泰铢跌落至最低点就已经悄然离场了，他已经预料到了最终的结果。在泰国战场上，他的战果极其可观。据金融界的知情人士称，在泰铢下跌的那几周时间里，索罗斯基金的办公室人员如同在过狂欢节一样，他们不仅平衡了所有的帐目，而且至少有了10亿以上的收获，加上在美国以及欧洲其他市场上的盈利，他们赚到了将近20亿美元，这使得索罗斯基金的总值已经达到了170亿美元。实际上，到8月底，他们的增长率已经达到了70%。
然而，在击破泰铢之后，索罗斯并不满足，他断定泰铢大贬值必将带动其他货币随之崩溃，因此下令继续扩大战果，全力席卷整个东南亚。
索罗斯在泰国引起的金融大混乱，让其他东南亚国家闻风色变。他们均倾尽全力进行殊死抵抗，但在索罗斯的强大攻势面前却最终都败下阵来。一时间，东南亚货币市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索罗斯风暴的连锁反应
谁也没想到，就在东南亚经济正处在蒸蒸日上的阶段之时，一场突发于泰国，继而横扫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香港等地的金融风暴席卷而来，在肆虐数月后，不仅丝毫没有收敛的迹象，反而继续吹向韩国和日本，甚至波及到了欧洲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乃至全世界。
1997年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被迫宣布泰铢实行自由浮动，以取代泰铢兑换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当天，泰铢大幅度下跌20%，一夜之间，泰国失去了五分之一的国际购买力。至此，泰国中央银行维护泰铢汇率稳定的努力宣告失败，泰铢终于颓然倒下。
风暴一旦有了开端，就开始四处肆虐。金融危机像瘟疫一样在东南亚地区蔓延，包括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菲律宾比索在内，各国货币纷纷贬值，货币危机引发了整个东南亚金融市场的混乱。就连一向币值坚挺、外汇储备充足的新加坡元和港币也先后受到了冲击。
索罗斯之所以选择在东南亚下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东盟的区域一体化经济模式。索罗斯认为，这样的经济模式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旦这种经济模式遭遇了投资的“羊群效应”，就很容易被彻底击垮。东南亚经济如多米诺骨牌般崩溃，为他的预言做出了最佳的注释。
所以，索罗斯在泰国得手后，立刻将下一个矛头直接对准了菲律宾比索。因为他很清楚，在这种经济模式的压力下，各国的金融市场都已经混乱不堪，这是他彻底击败东南亚的最佳时机。
自1994年以来，菲律宾比索的对外实际价值上升了25%，与此相反，菲律宾通货膨胀率最高时达到了12%，这与比索的价值是相背离的。但菲律宾中央银行不甘示弱，多次对汇率进行干预，企图捍卫比索对美元的固定汇率。从7月2日到10日，不到10天的时间，菲律宾中央银行为干预外汇市场动用了16亿美元，外汇储备亮起了红灯，可供调用的全部外汇不足100亿美元，到了最低的警戒线。
果然，到了7月11日，在索罗斯等投机商的巨大进攻压力下，菲律宾再也无力回天，外汇交易市场开盘不久，就迫使比索对美元的汇价贬值幅度达1036%，为三年半以来最低点。菲律宾中央银行紧急下令停止交易，菲律宾当局也匆忙商议着对策。然而当天下午，菲律宾中央银行不得不宣布放弃固守多年的比索与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制。菲律宾成为继泰国之后，让货币自由浮动的第二个东南亚国家。浮动汇率实行几小时内，比索贬值了近6%，利率一夜间猛升25%。
这一切都在索罗斯的预料之中。在菲律宾比索宣布自由浮动后，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就成为遭受索罗斯攻击的下一个对象。
其实，自5月中旬以来，马来西亚中央银行为支持林吉特的汇价，已经抛出了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极力使其稳定在1美元兑25250林吉特的水平上。但随着泰铢和菲律宾比索的相继贬值，马来西亚方面也终于难以抵挡索罗斯的攻势。7月14日，林吉特跌至255兑1美元，达到了一年多以来的最低点，中央银行被迫放弃了1美元兑换25250林吉特的防线。
其时恰逢马来西亚独立40周年，马哈蒂尔总理呼吁国民进行“关键之战”，对索罗斯等“基金流氓”还以颜色，避免经济风暴的侵袭。同时他还表示，“大财团在过去九年的经济蓬勃发展中受惠不少，现在是他们回报国恩的时候了”，呼吁各大财团支持政府抗击索罗斯等人的侵袭。马哈蒂尔总理的呼吁收到了效果，包括中华工商联合会、沙巴六家上市公司在内的大财团纷纷加入到了保卫国家金融稳定的战役中。
马哈蒂尔的这一强硬做法，并没有让索罗斯就此乱了方寸。在此之前，索罗斯已经吸取了1994年的那次教训，他已经为可能在马来西亚遭遇的抵抗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马来西亚政府和财团提供的资金进入吉隆坡证券交易所与索罗斯展开了肉搏，僵持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了10月初。相对东南亚其他货币的溃败，马来西亚林吉特表现得相当坚挺。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尤其是不成熟的一体化。而这为羊群效应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一旦触发了市场的跟风行为——也就是羊群效应——那么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事件的加速。然而，就在马来西亚人士准备庆祝胜利之时，林吉特新一轮的跌势开始了。10月22日，马来西亚林吉特创下了34250兑换1美元的又一新低，与此同时，股市在一片恐慌中下挫了383%。
林吉特的暴跌，使得在马来西亚执政16载的马哈蒂尔的声誉开始受到挑战。索罗斯预言的东南亚内部混乱初现端倪。
10月15日，马来西亚反对党请国人对马哈蒂尔投不信任票。反对党认为，马哈蒂尔较早前曾建议禁止货币买卖，直接触发了外资抛售国内股份，使得国内金融市场受到波及，令马来西亚林吉特缩水。马哈蒂尔对此应声反击，他呼吁国人和他一起对抗“有组织的势力”。同日，马来西亚全国银行雇员联合会三万名会员表示，将连续三天挂上徽章支持马哈蒂尔。10月27日，约有2000名印度裔人士宣布效忠马哈蒂尔。但这并没有阻挡住马来西亚股市和汇市下滑的脚步，反倒是马来西亚内部的矛盾在不断激化。第二天，马来西亚林吉特跌到34600兑换1美元的空前最低点，马来西亚的顽强抵抗，也成为了垂死挣扎。
同样难逃厄运的，还有印尼盾。
为了避免重蹈泰国的覆辙，印度尼西亚在7月11日把中央银行干预汇率之前的印尼盾波动范围从8%扩大到12%，希望能够尽量避免货币的大幅贬值。然而遗憾的是，印尼当局低估了索罗斯的野心。一向信奉“进攻时要狠，且应当全力施为”的索罗斯，自然不会因为对手的退让而就此收手，印尼盾在他的打击下一跌到底。
印度尼西亚当局被迫宣布，放弃维持印尼盾与美元之间比价的努力。其后，在市场的作用下，印尼盾对美元的比价从2680盾兑换1美元跌至2800盾兑换1美元，贬值了14%，虽然中央银行几经干预，但外汇市场已积弱难返。
几天以后，印度尼西亚财政部和印尼中央银行联合宣布，放弃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当天，印尼盾下跌5%。8月18日，印尼盾跌破3000盾兑换1美元大关，并在翌日达到3035盾兑换1美元的历史新低，印尼货币市场一片哀号。
为了对付索罗斯等人，印尼中央银行行长苏德拉查·吉万多诺在8月29日宣布，自当日起，非国内居民用印尼盾向国内银行购买远期外汇时，每个客户的最大交易量和每个银行的最大成交量限定在500万美元以内。但是这个时候，索罗斯早已经离场了，印尼的这一限制，对于索罗斯而言已经没有任何影响。
尽管索罗斯已经从印尼市场中撤离，但他给印尼带来的余波攻势，依旧没有消失。10月3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宣布，国际社会将向印度尼西亚提供23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贷款，并称这一计划为“第一道防线”，若仍不够，其他国家将继续予以援助。但索罗斯引发的羊群效应依然如火如荼，印尼盾对美元的汇率持续暴跌，“防线”并没有起到任何有效的抑制作用。到12月9日收盘时，印尼盾对美元的比价已跌至4575印尼盾兑换1美元。
与此同时，一年前曾被国际评估机构誉为最能抵御外来冲击的东南亚硬通货——新加坡元，也受到了殃及。10月7日是新加坡元灾难性的日子，新加坡元兑换美元的比价一度跌至三年半以来的最低点，1美元兑换15555新加坡元。此前新加坡财政部长曾经表示：当局一直允许新加坡元逐年增加在国际上的使用率，但其速度不应导致资金流动的不稳定，以致影响国内经济。这番讲话被视为新加坡政府抛售新元的借口。分析家认为，量子基金等美国基金持续抛售新元，已经使得新元狂跌不止。到11月14日，新加坡元已跌至15815元兑换1美元。新加坡金融局仍然不肯松口，声称当地银行的素质令人满意，然而令他们尴尬的是，这并不能改写新元在短短3个月内贬值15%的事实。
同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缅甸也陷入了货币贬值的僵局之中。缅元从大约170缅元兑换1美元下跌到290缅元兑换1美元，从而成为东南亚货币危机中最严重的受害国之一。同时，缅甸的通货膨胀成为其最可怕的敌人，因为这个让世人心惊肉跳的指标已经超过了30%。官方外汇储备已经低于私营部门根据手中的外汇兑换券和在国有银行的美元储蓄可以向政府提取的外汇金额。
由于市场的封闭性，虽然越南受到金融打击的时间比其他国家慢了半拍，没有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同步陷入泥潭，但最终仍然难逃厄运。到10月中旬，越南中央银行宣布，商业银行的美元汇率浮动幅度由原来的5%放宽到10%，越南盾的汇率迅速下跌，在胡志明市曾首次跌破至13000盾大关。在中越边境，人民币与越南盾的比价也在持续上升，达到1元人民币兑1523盾。
在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之初，澳大利亚曾自称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避风港”，但面对金融危机的疯狂蔓延，澳大利亚也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因为投资者担心亚洲经济衰退会殃及澳洲，而这种忧虑在10月22日的汇市中得到了体现。该日，墨尔本汇市突掀抛售澳元的狂潮，使澳元跌至两年多以来的最低点。同时，澳大利亚的股市也同样动荡不安，短短两天之内就损失了190亿澳元。到了10月27日，澳大利亚股市遭到了急欲逃避东南亚金融风暴的离岸投资者的抛售，创下了四年以来的新低。
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中，各种货币如多米诺骨牌般一一倒地，于是人们纷纷寻找始作俑者。在全球货币市场进行投机游戏而闻名的金融大鳄索罗斯成了最大的嫌疑人。尽管索罗斯自己对此矢口否认，但没有人相信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投机金融案会没有他的参与。
东南亚人更认定了是索罗斯动用了他们的投资基金，挑起了这场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经济走向的风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将斗争的矛头直指索罗斯，首先向索罗斯宣战。他断言索罗斯是这场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并指责索罗斯“像毒品贩子一样，摧毁了贫穷国家的经济”，并说他是强盗、无政府主义者和土匪。
一时间索罗斯几乎成了东南亚国家万恶不赦的公敌。
马哈蒂尔在接受美国《财富》杂志专访时，对索罗斯狙击东南亚货币的行为又进行了抨击：“我们拥有肯定的情报显示索罗斯涉及（投机货币）；当然他不是惟一的一个（投机商），不过却是由他开始的。”“我们别无选择。他已经从我国经济中卷走了数十亿美元，如果我们继续保持缄默而期望不会影响到外资对我国的信心，最终我们将对这些投资付出十分昂贵的代价。”马哈蒂尔还说，马来西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损失总额接近马来西亚四年的财政预算总额。
马哈蒂尔说：“这些货币如此暴跌，令东南亚地区的穷人雪上加霜。他们与索罗斯无冤无仇。他是亿万富翁，却毫无心肝。
“我们辛勤奋斗了20～40年，才取得今天的成就。可是一个大富翁，只用了两个星期，就摧毁了我们努力的成果。”
马哈蒂尔以一国首相之尊，一再对国际社会的另一个头面人物痛加指责，可以看出由索罗斯引发的货币危机对东南亚各国造成的破坏程度之深。马哈蒂尔认为，东南亚大部分国家经济基础良好，货币暴跌是毫不合理的。
1997年8月22日，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说，马来西亚将和其他受货币投机活动打击的国家连成一气，争取把美国财阀索罗斯颠覆货币市场的行为列为一种国际罪行。他说：“这种行为导致穷人们受害，损失了原有收入的10%～25%，因此它是一种罪行。只要人们达成共识，把索罗斯的所作所为视为罪行，就可以对他采取行动。”
他声称，既然美国政府曾通过反垄断法令，破解了洛克菲勒垄断石油生意的局面，如今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法来对付索罗斯。
索罗斯对此极力争辩，并否认自己插手汇市令东南亚货币暴跌。他辩称：“我曾规劝马来西亚与泰国反对缅甸加入东盟，但我与东南亚货币风暴毫无关系。我个人的‘开放社会基金’同我的金融业务毫无关系。”
索罗斯表示，他从未想过以炒卖外汇的方式达到政治目的，他的投资基金纯粹是用做商业用途，以赚钱为最终目的。他声明：“东盟接纳一个集权和压制异己的政权，对该地区的繁荣与稳定是一个威胁。我的这一立场可能引起了误会。但我并不认为货币投机会促进缅甸的自由事业。”
索罗斯又称他在过去两个月内没有抛售泰铢和马来西亚林吉特，只是在1997年6月16日抛售了一笔价值1000万美元的泰铢。并且他于8月3日还宣布愿与马哈蒂尔会晤，以澄清误会。
但是，了解索罗斯投资风格的人，都对索罗斯的说法持怀疑态度。1997年底的《商业周刊》公布的一份资料表明：量子基金在1997年上半年成绩平平，实际上，直到7月份以前，索罗斯的各种基金总共有约25亿美元的亏损缺口。但从6月底到7月底间，它的增长率一下子上升为271%，在7月底的总资产上升到170亿美元，而在金融风暴前的资产总额约为150亿美元。因此有金融界人士质疑，量子基金的这20亿美元的巨大差额是从哪里来的？且索罗斯对近来股市并不看好，而量子基金当年在美国股市的投资动向，也以卖空为主。所以量子基金的20亿美元盈利只能来自于东南亚金融危机。
有人从量子基金的内部探听到，如果加上7月到年底的赢利，索罗斯在东南亚市场上至少赚了30亿美元，这些钱，大约有18亿是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几个国家赚到的。而且，索罗斯基金在那几个月中所赚的钱，远远不止30亿美元，至少在45亿以上，另外的部分，则是来源于东欧以及西欧市场。
避开公众言论是索罗斯自打垮英格兰银行后的一贯策略，尽管索罗斯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对此事三缄其口，但几乎金融界都认为他是这次风暴的始作俑者。
在东南亚市场上颇丰的收获，仍然没有让索罗斯就此满足。他把自己的眼光盯向了日本等东亚地区，金融风暴仍在继续。
韩国：厄运难逃
韩国会成为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受害国之一，是韩国民众始料不及的。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经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经济高速发展，已经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其国民生产总值比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三个国家的总产值加起来还要多，且它每年的出口总额达到了惊人的1300亿美元，几乎与中国持平。
1996年是韩国经济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该国的人均国民收入首次超过1万美元。与此同时，韩国又申请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标志着韩国的经济实力实现了腾飞。韩国民众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然而令韩国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年之后，韩国的经济就出现了崩盘，一切就如同做梦一般。
其实，早在1996年年末的时候，韩国经济危机已经初现端倪。韩国一些银行公开承认，在股票投资和贷款业务方面的失误，给自身带来了巨大损失，韩国的金融市场开始出现隐患。
1997年1月23日，在韩国企业集团中排第十四位的韩宝集团因无力偿还银行债务而宣布破产，这也拉开了公司破产危机的序幕。
7月初，泰国爆发了金融危机，韩国也被余震波及，股市、汇市应声下跌。
其后，因无力偿还近10万亿韩元的债务，韩国的明星企业、在企业集团中排名第八的起亚集团宣布破产，成为银行最新的一个救援对象。与此同时，双铃商事公司也因无力偿还债务而濒临倒闭，各企业集团层出不穷的危机让韩国金融市场遭受了巨大的打击，韩元跌至91350韩元兑换1美元。
10月下旬，尽管韩国中央银行进入并干预，但韩元收盘时仍跌到了953韩元兑换1美元。此时，韩国财政部仍在自我安慰，他们不相信金融风暴的危机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因此只是示意韩国央行可以随时动用外汇储备防止韩元的连带性贬值，并且禁止居民以储蓄和个人持有为目的兑换外汇，以便稳定国内急剧动荡的金融形势。
11月初，韩国中央银行的一位官员还信誓旦旦地表示，韩元绝不会跌破1000大关——这是韩国央行的心理底线。但金融市场随后的发展打破了央行的心理底线，韩元的跌势不止。
11月18日，韩国央行授权可动用的外汇储备已经耗费殆尽，央行于是促请韩国财政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他们认为，这在当时是惟一可行的救市办法。然而这一建议却遭到财政部的断然拒绝，理由是这涉及到国家的尊严和形象问题。然而市场不等人，两天后，韩国金融史上的“黑色星期四”便出现了，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事前财政部门难以想象的。
11月20日，汇市开盘不久就因为韩元汇率达到了允许波动的下限而被迫中止交易，韩元对美元的比价暴跌至1139韩元兑换1美元，股市则跌至488点。一时间传言四起，金融市场混乱不堪，韩国公民恐慌到了极点，都潮水般地涌入银行挤提存款。仅仅3个小时，31家投资信托公司就被提走了2000亿韩元。同时，黄金也成为了抢手的硬通货，黄金价格一天上涨了10%。
鉴于历史上的长期友好合作及经济上的互助互利关系，韩国政府被迫向美国和日本两国政府求助，希望通过政府间相互贷款的常规做法得到这两个世界经济强国的支持，以帮助自己渡过金融危机的难关。
然而让韩国人感到羞愧的是，这一要求竟遭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日本桥本龙太郎政府的婉言拒绝。对方提出“一切援助必须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让韩国政府气愤的是，日本银行在这个时候向韩国宣称，此前借贷给韩国的200亿美元的贷款必须按时偿还，不得延期。
到了此时，对于韩国政府而言，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低头求援，接受该组织提出的苛刻条件。
不久，韩国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院长官林昌烈正式对外宣布，韩国政府决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决定暂时借用200亿美元。
但是，韩国舆论界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视为“国家和人民的耻辱”，《韩国日报》甚至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协议的日子与1910年8月29日的“国耻日”相提并论，而那正是韩国被迫割让给日本之日，是韩国历史上最屈辱的时刻。
尽管韩国此后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援助，但投资者并没有表现出乐观的情绪，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国民情绪的影响下，韩国政府会怎样配合投资者在韩国市场的投资。而且，包括现代、大宇、三星等集团在内的国内大财团也通过大韩工商会议所发表声明，抨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苛刻条件。而随后，韩国总统金大中也表现出对这一事件的不满。但这些不满在沉重的金融危机面前，已经显得微不足道，让人无暇顾及。韩国破产的潮流仍在继续，第八大证券公司——高丽证券公司、第十二大集团——汉拿集团的相继宣布破产清算，更是让危机的阴影笼罩在韩国民众的心头。
12月15日，韩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取消对韩元每天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10%的限制，宣布从次日起韩元可以自由浮动。然而这并没有改善问题，韩元继续大跌，破产浪潮更是愈演愈烈。
从1997年年底到1998年年初的五个交易日内，仅在汉城就有500家公司宣布破产，仅1月5日一天破产的公司就达179家之多。而根据韩国中央银行的统计，1997年12月全国破产的公司约有3000家。
当韩国已经疲惫不堪时，索罗斯从后台走上了前台。尽管至今为止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索罗斯在韩国金融危机中参加了韩元的抛售运动，但金融界的看法是，他不可能脱得了干系。早在1997年10月底，索罗斯就曾对西方媒介说：“韩国将有可能步东南亚后尘。”索罗斯显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大好的赚钱机会。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韩国的金融危机积重难返之时，索罗斯飞赴汉城，要向金大中总统面授机宜，俨然一副救世主的姿态。
1998年1月4日，韩国总统金大中同索罗斯进行了会晤，请教遏制金融危机的良方。索罗斯在会晤中表示愿意增加其在韩国的投资，用金大中的首席发言人郑东泳的话说，“索罗斯先生愿意尽其所能帮助韩国”。初战香港：谁是胜利者
在东南亚战场取得了丰硕战果之后，索罗斯便把目光盯向了香港。在对香港发起攻击之前，索罗斯进行了极为充分的准备，这在以前他所领导的任何金融狙击战中都未曾出现过。
香港与伦敦和纽约并称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金融市场极其发达，在索罗斯眼中，这里才是他亚洲攻略的最主要目标。
而此时，索罗斯的助手德鲁肯米勒则希望把第二阶段的战役重点放在日本。他认为，香港经济虽然也存在着泡沫成分，但并没有像日本市场那样失去理性。德鲁肯米勒担心的是，中国政府已经对香港行使主权了，当香港金融市场受到外资狙击之时，中国政府的态度究竟如何，将直接关系到这场斗争的成败。
为了说服索罗斯，德鲁肯米勒提到了当年的朝鲜战争，在那场战争中，美国人原本认为战争的胜利唾手可得，然而中国的悄然出兵扭转了整个战场的局面，美国遭遇了历史上少有的惨败。
但是索罗斯并没有因为德鲁肯米勒的劝说而动摇。他坚决强调要将香港作为第二轮攻击的主战场。他的理由是，香港相对于日本来说，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要小，打击香港，后果不会像打击日本那样严重。索罗斯坚信，香港目前还不可能在世界经济中起到像日本一样的作用。
索罗斯强调说，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香港早已经是世界的香港，就像纽约是每一个经济人的纽约一样。将会发生的攻击，会使中国政府看清一点，那就是他们如果对香港进行严格的控制，全世界都不会答应，因为这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就这样，攻击香港的计划因为索罗斯的坚持而被确定下来，尽管在计划确定之初以及在实施过程中，有关这一场战役是否有必要打的问题，内部一直都存在争论。
索罗斯攻击香港的目标，就是香港的联系汇率制，这是香港金融稳定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香港金融业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此时，中英就香港问题的谈判进展缓慢，致使谣言四起，人心浮动，房地产市场崩溃，港币不断贬值，银行多次发生储户哄挤提款的现象，结果导致7家接受存款的公司倒闭，1家银行被政府收购。这期间，香港经济的未来走向一片迷茫。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1983年10月15日，香港当局接受了经济学家格林伍德的建议，建立一个钉住美元的浮动汇率制。1983年10月17日，港府宣布港元与美元直接挂钩，实行1美元兑78港元的预定官价，从而正式开始了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
在经历了银行危机和1987年世界大股灾后，香港政府进一步采取了各种措施，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联系汇率制度真正成为香港金融管理制度的基础。经过14年来的风风雨雨，联系汇率已经成为香港金管局长期货币政策的基础，并被实践证明有利于香港的金融稳定。
联系汇率制就是香港的喉结，但是我们不准备真正在那里给出致命的一击，因为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而且我们也知道香港人会拼死护住那里。以索罗斯为首的投机商们选择联系汇率作为攻击对象，算是找到了关键所在。但是，精明的索罗斯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任何人都有弱点，同样，任何经济体系也都有弱点，但那常常也是最坚不可摧的一点。”
索罗斯之所以对香港如此重视，是因为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实力与香港不可相提并论。作为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香港不仅有着8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背后更有中国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因此，索罗斯在制订战略时大费周折。
烟雾弹是索罗斯常用的招术，他把这样的方法用到了香港身上以制造这样的假象：“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是投机者的狙击所无法击破的”，“任何人都不会因狙击港元而致富”，“我确信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在狙击下也不会受影响”。他希望这样的言论可以使香港金融管理当局掉以轻心，以利于他发动突然袭击。
我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兵不厌诈，也就是说不能让对手知晓你的意图。索罗斯知道香港在受到投机者冲击后，香港金管局一定会力守联系汇率，因为联系汇率是香港金融稳定的基础。他也很清楚，保卫联系汇率的关键一招是提高利率，以加重炒家获取炒作港币的成本。
因此索罗斯提前做好了对策：首先，利率一旦高起，投资者将被迫卖股票换现金，做股指期货的持股人也会因利率提高而缩小仓位，股价将随之下跌，索罗斯再按计划掉头攻击股市，大力抛空期指，将大量金融券抛售现货，然后低位补空仓，从而赚取先前抛空价位与现价之间的巨额差价。
其次，股市和汇市的波动会直接影响香港经济的发展，导致存贷款利率倒挂，银行被迫提高贷款利率，申请动产抵押贷款的动产商被迫低价抛售还贷，从而带动房地产价格下挫。由于资不抵债，银行只有被迫拍卖楼宇。银行业和房地产业是香港的两大支柱产业，这两个产业一垮，香港经济将无以支撑。
以上就是索罗斯设计好的预定战术。
经过7月份和8月份的两次试探性攻击之后，10月16日，索罗斯开始行动了。他命令自己在伦敦的代理人大量抛售港元现货，买进港元空头期货。其他基金经理人发现了索罗斯的行动，立即跟风，大肆抛售港元。这一天中，伦敦市场上有60亿美元的港元被抛售，港元汇价被迅速打压，跌破了775的警戒线。
香港特区政府经过分析后认定，国际炒家这次狙击港元的途径是从香港银行拆借港元，拿到国际市场上抛售，以打击港元市场。有效的对策便是控制那些国际炒家们进一步获得港元的途径，所以，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大肆回吸港元，使得市场上的港元一度紧张。
10月23日，香港特区政府采取了三大措施：土地基金入股市吸纳蓝筹股；外汇基金入汇市吸纳港元；汇丰、渣打及恒生三大银行先提高最优惠利率。
为配合上述行动，汇丰、渣打及恒生三大银行宣布将最优惠利率提高075个百分点，由875%上升到950%。如此一来，国际炒家手中没有了现货港元，也就没有了打击汇率市场的足够的武器弹药，不得不收场离去。
一系列举措终于使港元汇价回稳，并稳定在774的合理水平。港元成为了自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惟一不曾贬值的货币。
但是，香港政府虽然保住了港元不贬值，但股市出现了大出血。索罗斯按照既定的战术对港元和港股同时发动真正的立体攻击后，港股指数顿时发生雪崩效应，连续大幅下挫，一度跌破了9000点大关。
香港取得了捍卫联系汇率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10月20日开市时，恒生指数从13600点下挫至周四收市时的10426点，四天累计下跌3100点，市值损失了8000亿港元。10月下旬的港币保卫战，港股损失1517亿美元。
这次索罗斯又成了大赢家。表面上看，香港政府在这场港元保卫战中保证了局势的稳定，维持了汇率，使得港元成为东南亚惟一没有贬值的货币，取得了对抗国际金融投机者的胜利。但是，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香港在港元上的胜利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而索罗斯却取得了战略和实际的双重胜利。从事后的分析看，索罗斯的损失只是表面上的。与香港相反，他虽然在汇市上略有损失，在股市上却大获全胜。而这正是索罗斯早就打好的如意算盘——声东击西，在汇市上稍有损失，却利用港股大跌图利。据估计，索罗斯起码从香港股市获利35亿港元。
也许索罗斯不愿再次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他在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已取得港元保卫战胜利的时候对外宣称，量子基金损失惨重。
索罗斯的示弱，并不意味着他对香港的金融战争就此收手，相反，他仍在积极调整战略，准备着下一次攻击。他对香港的战略是：“我不求一击成功，就像浪涛不停地冲刷一样，直到堤坝发生松动——耐心始终是投资者所必备的，耐心，足够的耐心。”
再战香江：谁是胜利者
初战香港获得了胜利之后，金融市场出现了索罗斯始料未及的情况。东南亚局势的紧张引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大动荡，仅仅在美国市场上，索罗斯在两天之内便损失了10亿多美元。如此一来，他不得不暂时放慢了自己进攻香港的步伐，静等市场恢复稳定。
进入12月以后，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升温，香港金融市场在经历了前一段时间的股市暴跌之后迅速站稳了脚跟，恒生指数再一次回到了10000点以上。
然而在东南亚的其他地区，金融局势却有进一步恶化的倾向，甚至引发了政治局势的动荡。
这一切早在索罗斯的预料之中。他立即组织了对香港的狙击战，再次发动了抛售港元的攻势。不过，这一次他的真正目的在于打击香港股市。他希望不断地打击香港市场，使香港经济出现大滑坡，商业出现大萧条，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因为那样香港人对政府的信任便会降到最低值。那时，新兴的香港特区政府便可能失去大众的支持，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将可能受到民众的指责。
一旦香港的经济实力被极大地消耗，香港特区政府将根本无力应对索罗斯国际金融家的狙击，在此情形下，他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放弃联系汇率，让港元自由贬值；二是寻求中央政府的支持。
然而，中央政府如果直接干预香港市场，将会造成负面的国际影响，使“港人治港”的方针成为一句空话。那时，国际社会便会大造舆论攻势，让全世界人民都相信一个事实，中国政府所奉行的“一国两制”只不过是一面政治旗帜，甚至是一个政治骗局。
而这样的局面，正是索罗斯所希望看到的。现在，他准备将多年前用来对付东欧的办法用在对付中国上，并且他自信会取得成功。
1998年初，索罗斯秘密集结了数千亿资金，布置了对港元的新一轮冲击。金融家们狂妄地将香港称为“超级提款机”，利用汇市、股市和期市之间的互动规律大肆投机。
从某方面来看，索罗斯的战略实施得十分成功，香港金融形势迅速恶化。当地政府利息提升，结果导致了香港房地产业的进一步下跌，股市也被迅速地打压到了10000点以下，失业人口激增。香港民众的生活变得艰难，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抱怨和不满之声也渐渐大起来，一切都和索罗斯想象的如出一辙。
经过几次试探，索罗斯已经完全清楚了香港政府的“救市绝招”只不过是动用外汇储备吸进港元，使得拆息上升。他认为这根本不足以应付对冲基金的手段，因为保护联系汇率，其实是以损害香港普通股民以及企业利益来保证汇市，这必然会引起社会的不满，也完全不可能对对冲基金的联合行动造成打击。
以德鲁肯米勒为首的基金经理人建议此时一举出击，拿下香港，他们不希望在香港打持久战。因为就整个国际市场来看，机会到处都存在，大量的资金压在香港，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另一方面，德鲁肯米勒认为，如果持续攻击亚洲或者香港，将可能引起整个世界经济局势的不稳定，他担心对东南亚的攻击会造成国际金融动荡。那时，他们将会受到巨大的损失。但索罗斯十分肯定地认为，美国和欧洲不会受到影响。
索罗斯在准备更多的港元头寸以及恒生指数期货头寸。“这样做从战术上或许叫引而不发，偶然地射出几排冷枪，起到一种特别的震慑作用”，利用虚实的不断变化，让香港方面疲于奔命，最终被拖垮。索罗斯再次强调，攻击香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坚持，才能够取得最终胜利。
在华尔街有一种说法：“跟定索罗斯或许会赔钱，但你很快便可以将赔掉的钱赚回来，如果你不跟索罗斯，赔的钱便永远都不会再是你的了。”因此，尽管索罗斯在香港的做法并不被广泛地理解，但仍有大批的基金经理人追随其后。这些人当然注意到了索罗斯在港元上的行动，他们认定索罗斯的另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击即将开始，于是纷纷开始在香港市场上建立自己的头寸。
其实，索罗斯非常清楚，香港的情况很特殊，打击相当不易。所以，当时他坚决反对德鲁肯米勒等人希望在香港一击而奏效的想法，他知道那近乎天方夜谭。所以，他攻击的首要目的，是要动摇汇市赖以稳固的经济基础。
索罗斯看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上他对香港市场的数次攻击，效果已经非常明显。蓝筹股公司表现不佳、社会动荡加剧、失业率快速上升、楼市狂跌不止等等因素，都说明香港股市已经很难支撑更大的风浪。所以他的关键目标是要在现货市场上大量抛售蓝筹股，迫使恒生指数下跌，通过自己此前建立的期指空头获得盈利。
8月初，借助市场上频传的不利消息，国际炒家们联袂出击，开始在香港大量抛售港元和恒生指数期货，抛售港元达200多亿。1997年10月以来最大的港币狙击战由此爆发。索罗斯认为香港特区政府会提高银行利率来应对。
出人意料的是，香港特区政府一反过去被动的做法，运用政府财政储备在市场上将炒家们抛出的200多亿港元如数吸纳。汇市平稳，银行同业拆息率上升幅度极小，炒家们失败而归。
次日，索罗斯等再次抛售的200多亿元港币，又被金融局如数吸纳。将用美元购进的港元存回银行体系内，银行便不会因为银根抽紧而提高同业拆息，这是香港金管局的最新招法，股市受到的影响也因此减弱。
同时，股市的变化也引起了香港特区政府的重视。在第一个交易日中，恒生指数虽守住了7000点大关，但是跌势未止。
这对索罗斯而言，是赚钱的良机。恒生指数每下跌一点，每张空头期货合约可赚50港元，在19个交易日内，港股已挫2000多点，每张合约的利润高达10万港元，这批空头合约的实际价值已经有150亿港元。再加上9月到期的数十万张期货合约，如果恒生指数保持在目前的点位甚至是继续下降的话，这些空头大师们将赚取至少500亿港元以上的利润。
而对香港方面来说，两个月时间里将失去500亿以上的资产，其失血程度不言自明。
自此香港政府已经十分明确国际炒家的意图，也很清楚后果的严重性，所以，他们积极准备抵抗国际投机商们的攻击。
8月14日上午股市开市前，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荫权通知证监会主席梁定邦：为了捍卫联系汇率，打击国际炒家，港府决定对股、期两市进行干预。当天下午，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亲自坐镇指挥，特区政府和国际投机商之间的战役正式打响。
香港特区政府的突然干预，让索罗斯有些措手不及。香港特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是香港成为世界自由贸易港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索罗斯认为香港特区政府直接入市的可能性不大。而且，直接由金融管理局出面并动用外汇基金，以巨额资金干预股、期两市的做法，在国际上还从未有过先例。股市与其他资金市场的区别在于，不能利用保证金的杠杆原理，因此以索罗斯为首的投资家们的实力是不足以与香港政府的巨额外汇储备和土地基金相抗衡的，因此索罗斯不得不拚命收缩资金，香港特区政府趁机收回了失地，恒生指数一路急升，升幅达到了847%。
这是出乎索罗斯意料的，“如果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情况，我始终记住的是‘生存是第一要义’。”
更出乎索罗斯意料的是，此后的三天里，一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并且迅速影响到了欧洲及美国，全球股市出现了狂跌。索罗斯在危机中损失惨重。为了弥补损失，他寄望于在香港收回失地。
8月18日香港重新开市的时候，香港特区政府显然对索罗斯的战略进行了充分的研究，知道他想在目前的点位上进行拉锯，一方面趁指数走低时结算离场，另一方面提高香港特区政府的投入成本。因此局面一直在稳定的状态下波动，索罗斯没有得到任何便宜。
8月27日，索罗斯以及他的国际联合舰队在全球市场上大量抛售打压，造成全球市场出现即将大幅下挫的迹象，美国、欧洲、拉美、亚洲股市均大幅下跌，而恒生指数成为惟一上升的指数。
香港特区政府对此似乎早有预料，而绝大多数香港股民也在政府的号召下持股观望。香港局势日趋稳定。
这一天，成份股的所有接盘几乎全都被港府掌控，索罗斯的抛盘之大，令人震惊。
然而索罗斯依旧不肯罢手。他通过他的“荣枯相生”理论分析，香港经济当时正步入衰退期，有迹象表明，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在到来，香港绝对不可能不受影响。
在这种情形下，香港特区政府入场托高股市不仅违背了自由市场原则，而且违背了经济规律。与此同时，索罗斯还在国际上制造舆论，声称香港这个国际自由港在当地政府宣布入场干预股市时，便彻底消失了，“所以，这是一个全世界应该致哀的日子。”
8月28日，本月到期指数期货合约结算日，斗争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香港特区政府和国际金融家，都在全力等待最后一搏，因为那将是数百亿港元的出入，关乎最终的成败。
国际金融家一开始便狂抛两个重要指标股：汇丰控股和香港电讯，试图将恒生指数打下来。香港特区政府则将7860点作为最后防线，全力退守，每5分钟推高一至两个价位，以拉高期货指数的结算价。
开市仅5分钟，成交量已超过30亿港元，达到了市况平淡时一天的成交量。其后，恒生指数和期货指数几乎停止在7800点上下，几乎很难见到浮动。看上去是多空双方的力量达到了平衡。一般情况下，多空平衡时如果没有成交量，只能说明市况清淡，但这一天的情形却非常激烈，成交量直线飙升，仅仅半个小时，便已经突破了100亿港元，超过了前几天香港特区政府入市后力度最大时的全天成交量。
下午开市后，抛售压力仍源源不断，成交额一路攀升，但指数却稳如泰山。
一天紧张惨烈的战斗终于结束，恒生指数收报7829点，期货指数收报7851点，全天成交额达到创历史纪录的790亿港元，比历史最高纪录高出70%，平均每分钟成交额达3亿元。
国际投机分子利用在期货市场累积的大量淡仓获取暴利的种种行动受到重创。
据悉，在这场股市保卫战中，香港特区政府至少购入了800亿港元的蓝筹股，取得了对数家大蓝筹股公司的绝对控股权，例如，已经持有6%～10%的汇丰银行股票，持有15%左右的中国电讯股票，成为长江实业、和记黄浦和香港电讯的第二大股东。
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宣布：在打击国际金融投机者、保卫香港股市和货币的战斗中，香港特区政府已经获得了胜利。《明报》在评论中声称，这次胜利加强了港人捍卫港元的信心。也许狙击港元的事情仍会发生，但香港经济基础稳固，只要香港民众自己对港元的信心不动摇，港元汇价便可有惊无险。索罗斯对此也承认：“无疑，羊群效应是我们每一次投机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如果这种效应不存在或者相当微弱的话，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我们难以取胜。”
然而索罗斯则始终没有透露过他在这次世纪金融大战中的收支情况。金融界对此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纽约时报》称索罗斯在此次决战中赢利了5亿美元，而《亚洲华尔街日报》等香港媒体估计索罗斯的损失在8亿美元左右。
据知情人士透露，索罗斯的基金在8月28日的决战中投入的并不多，大量的主力已经在一天前离场，而与香港特区政府生死搏斗的，并非是量子基金，而是其他力量。量子基金的少量投入在这天的斗争中起的是引导作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实力，这也是索罗斯的生存第一准则。索罗斯常说：“我非常关心求生的必要性，绝不冒可能粉身碎骨的风险。”因此，他们与香港特区政府之间的战斗还远未结束，同时索罗斯的助手德鲁肯米勒则宣称，量子基金还有200亿美元并没有投放市场，因此，他们不认为香港金融管理局始终有扭转乾坤的能力。
不管索罗斯是否还会卷土重来，在“市场先驱者”领军的国际金融家们的狙击下，很多国家、人民几十年的心血与成就毁于一旦，众多政坛和经济界的巨人轰然倒地是不争的事实。香港特区政府与炒家的肉搏，似乎标志着人类已经开始了一种全新的斗争形式，那就是金融战争。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索罗斯无疑是一个令人惊惧的人物。至今为止，为了防止国际金融家们再次狙击香港，香港特区政府仍未抛出他们所持有的大部分蓝筹股。
日本：站起又跌倒
索罗斯无疑是一位聪明且成功的金融投机者，他的成功包含着投资经验的积累、投资技巧的多变和对投资机会的准确捕捉。索罗斯对金融市场的敏锐观察力和分析能力，是他成功的秘诀之一。然而，他也有过失败的经历，败走日本，就是其中明显的例子。
日本与美国之间经济方面的联系，比其他亚洲国家更为紧密。朝鲜战争期间，日本就是美国重要的产品加工基地。索罗斯在这个时候就注意到了日本市场。从50年代末期索罗斯进入华尔街金融界开始，他就对日本的企业发展进行了研究，以便寻找进行短期投资的机会。到了80年代，他自认为对日本的经济和金融、股票市场已经有了透彻的了解，于是，他信心十足地进入了日本市场。可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他两次进入日本市场，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日本经济有着与美国经济完全不同的结构。强劲的货币、高储蓄、低通货膨胀和本益较高的股票市场，是日本区别于美洲国家的市场特点。这样，日本的企业就可以用较低的经济成本，寻找到可观的发展资金。同时，日本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为了保证房屋有充足的阳光，不得不限制高层建筑的发展，这就可以使房地产市场不容易出现泡沫现象。
此外，日本是一个资源紧缺的国家，人们只有勤俭节约、努力工作，才能有稳定的生活。这就促成了日本人积极地工作而又拼命地储蓄的习惯，从而使得日本银行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所有这些因素，都为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优良的条件。
在80年代中期，一直在跟踪观察日本经济发展状况的索罗斯，根据他的反射理论和市场经济的盛衰原则，看出了日本的泡沫经济正在形成，这是经济发展中的一种不均衡现象。索罗斯认为日本经济缺乏坚实的根基，因此，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破灭。只有对结果的推断而没有对时间的预测，还不足以为投机提供决策性依据，于是索罗斯经过了周密地分析后认为，日本的泡沫经济会在1987年的某个时间出现破灭。他预计，当日本泡沫经济状态失败时，肯定会出现股市大崩盘的局面。
索罗斯根据自己周密地分析和细致地观察，确定了在日本泡沫经济到来之前应该做的工作。1987年，索罗斯在日本股市放空，以防止日本经济出现崩盘时损失惨重。然而，索罗斯对日本市场的判断出现了严重失误。日本经济虽然出现了泡沫，但是却没有出现索罗斯预料的崩盘结局。相反，他原本看好的美国经济，却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因此，他放空日本市场而多做美国市场的决策，在1987年经济发展相反结局的反差下，给他带来了巨大损失，也使索罗斯在心理上遭受了很大的压力。以至当后来有记者问起他所了解的日本情况是否符合他的盛衰理论时，索罗斯都会心痛不已。
其实，索罗斯的失误是由于他过于自信。按照日本经济的发展状况，到1987年，索罗斯预料的情况可能会发生，但是在索罗斯做出预测之时，日本人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并由政府亲自出面，人为地托起了市场，支撑企业渡过了难关。之后，日本方面还向世界提供了流动性资金。这是日本经济避免崩盘的重要因素，也是索罗斯在观察和分析日本经济发展状况时忽略了的因素，因此他的失败也是理所当然。
在具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参与其间的状况里，锁链并不是由一系列的事实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一组事件之后就一定会出现另一组事件。好在索罗斯是理智的投机者。他在自己失败之后，不但总结了自己的不足，同时还赞扬了日本经济的主管部门，称赞他们努力缩小了经济泡沫状态，避免了崩盘的发生。索罗斯还从理论上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他认为，市场的波动通常是一种不规则状态，市场接纳了一种命题，随后又放弃它。如果可能，投资者就应当紧紧抓住这种波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最好不要介入这个市场。进入90年代，索罗斯再次进入日本市场，寻找投机的缝隙。此时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它那庞大的经济规模、雄厚的资金、不断膨胀的泡沫，都使索罗斯垂涎三尺。如果在日本的金融领域投机成功，那么，量子基金创造的辉煌甚至会超过狙击英镑的收获。
1994年初，索罗斯又对日本经济发展走势做出了新的预测。他认为，日本经济熬过了3年的衰退期，大规模的调整也很有成效，股票价格已经下跌了50%，过高的土地价格也已经得到了控制，银行业已恢复了正常，许多需要廉价劳动力的加工企业，已经转移到了能够提供充足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根据这些因素，索罗斯提出了一种新假设，即日本经济很快就要复苏，且时间就在1994年。经济复苏之后，人们就会把他们手中的钱拿出来投资到股票市场。投资的增加肯定会带来股市的繁荣，造成股价上扬。于是，他带着巨额资金走进了日本股市。
索罗斯进入股市后，绝不会被动地等待股市的波动。他瞄准某只股票后，就会大量吞吐，主动出击，人为地牵动股市的变化，调动散户们的投资。索罗斯在日本股市获得了初步成功，他采用“高抛低买”的方式，牵动了股市的变化，通过对股票注资、借用谣言等方式调动起股民们投资这些股票的热情。由于购入特定股票的资金激增，必然会导致该股票价格走高。当股票价格升到一定高度时，索罗斯就把该种股票全部抛出，从中赚取利润。
索罗斯如果在日本股市这样做，那么就不会有失败的结局。可是，索罗斯把风险当作利润的另一半，他在分析中寻找新的市场缝隙。他观察了日元的状况之后，发现美元兑换日元的比价一直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徘徊。日元的坚挺对于企业发展并不利，因为很多日本企业的服务对象是国外市场，日元的强劲会加重企业负担，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如果为此而降低价格的话，企业就会受到损失，这是企业所不愿意接受的。索罗斯根据这一分析提出了他的假设。其基本思想是，日元的强劲会压低企业的利润，因此为了维持企业的发展，日元必定会在短时间内贬值。当索罗斯对日本市场做出了这样的预测之后，就进入了日元市场。
索罗斯开始按照英美的金融运作方式炒作日元。他设想，美元兑换日元的比值不久就会出现变化，而且，出现的结果必定是美元升值，日元贬值。这是他进入市场的重要原因。
索罗斯之所以选在这个时间进入日元市场，是因为当时美国和日本正在进行贸易谈判。为了缩小日美贸易顺差，使美国货物顺利进入日本市场，美国一直在向日本施加压力。索罗斯相信这个谈判能够成功。所以，他押上了大笔美钞。1994年2月11日，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日本首相细川的谈判以失败而告终。到了2月14日，日元兑换美元的比价出现了和索罗斯预料完全相反的变化。11日收盘时，是10718日元兑换1美元；而14日收盘时，比价却升到了1022日元兑换1美元，日元上升了5%。这使索罗斯一下损失掉了6亿美元。
同时，也有报道称索罗斯在日本损失了10亿美元。但在这个时刻，具体数字的准确与否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索罗斯的理论在日本失灵了。
在日本市场连连失败之后，索罗斯在评价该市场时很谨慎地说，日本是个可以交易、选股或者敬而远之的市场。他对日本市场的谨慎心态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