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故事
没有哪个作家像丁玲这样，一生中在荣辱毁誉间，经历过如此巨大的落差。我曾目睹过当年她在人群中、在作家协会机关院内，被前后簇拥着，被爱戴的目光包围着的盛况。曾几何时，天地似乎转了个儿，到1957年夏季，在王府大街文联大楼的会议室内，作家协会连续召开了十几次扩大会议，批判以丁玲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文艺界的头面人物全参加了。会上那些发言，会议主持者为会议所营造的气氛，真够得上一场“文革”的预演，虽然还没有像红卫兵那样，对肉体施予各种残暴；但是那种对人的灵魂的肆意羞辱，对丁玲这样人，承受起来恐怕比皮鞭更惨烈吧，那真是千夫所指啊！丁玲坐在一张小桌子的后面，旁边是陈明，我毫不怀疑她的心在颤傈，但脸面上还能平静地承受各种指责，真难为她的修炼功夫。
丁玲生前，和她有两次见面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第一次是1952年。我十分向往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因为它的所长是丁玲。冰心、卢隐、丁玲，这是我中学时代热烈崇拜的作家。只是那时感到她们距离我十分遥远。现在革命胜利了，丁玲是从延安来的大作家，是老革命，在我眼中她身上的光彩就更加灿烂夺目。能到她作所长的地方去学习，成为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可能因为我的申请太热切，感动了领导。我工作所在的东北文联，同意我去学习。舒群并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给丁玲。丁玲正在大连养病。于是我带着这封信登上去大连的火车。即将见到丁玲了，只感到又兴奋，又忐忑不安，甚至有些胆怯了。
在此之前，我曾见过丁玲一次，那是1949年10月，她作为团长率领一个代表团去苏联，在沈阳作短暂停留，我作为工作人员也随同到车站去迎接。1949年，几乎是节日连着节日，迎接这个代表团，对我也是个节日。代表团里还有诗人肖三、鲁迅夫人许广平、剧作家曹禺、电影演员白杨等。列车停稳后，丁玲先下来，东北文联的领导们都拥上前去握手、问候。丁玲似乎身体有什么不适，立刻由舒群陪同去医院了。她留给我们的只是惊鸣一瞥。在我的印象中，最突出的是她那张微黑的圆脸上，有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我是在一个落雪的清晨从大连车站下火车的。漫天飞舞的雪花，把城市装扮成一片素白，空气中有一种凛冽的清新。我顾不上观赏市容雪景，直奔丁玲休养的疗养院。当我被让进屋内时，感到这里和窗外的冰雪严寒相比，真是温暖如春啊！丁玲、陈明，还有电影界著名导演袁牧之，他们正在用早餐。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面对丁玲，只见她身着一件室内穿的长袍，神态雍容，一看就感到这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大作家，很有气魄。那时她刚刚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不久，声望正如日中天。但我没感到她摆名人的架子，对一个前来求见的年轻人，她的一些随意的问讯，很快消除了我内心的紧张，倒有些亲切的感觉了。
再一次印象深刻的会面，则是斗转星移廿多年之后的1979年。世事几经翻转，丁玲终于穿过炼狱般的折磨又回到北京。对她来说，此时也仅是曙光在望，强加到她身上的条条锁链并没有松开。
我和徐光耀听到丁玲回来的消息后，立刻相约去看她。一路上，我也是心里忐忑不安。暌别廿多年了，她走过很长一段风霜雨雪的崎岖路程，如今已过古稀之年，她会是一种什么面目？白发萧疏，老态龙钟，很可能是伤痕累累吧。出乎意外，当我站到她面前时，我不胜惊讶了！她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样子。她当然老多了，岁月和苦难是不会不留痕迹的。但是她的精气神儿却让人宽慰，还有那双眼睛，虽然不再波光闪烁，却仍有神采。她没有佝肩驼背之像，腿脚利索，说话也还是那样爽朗，笑容依旧，而且那笑声，使我为自己因重逢而流露的凄伤感到惭愧。
我们极想了解她这些年的经历，但是她不诉说自己，却关心文坛，一再讯问我们所熟悉的人和事。她勉励徐光耀，认为这一批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作家，是文学上宝贵的力量，应该起脊梁作用。她仍然是那样循循善诱，恍然间我们好像又回到50年代的文学研究所。我和徐光耀都很感动，也觉得不可思议。经过这么多年的磨难，有时承受的几乎是非人的遭遇以后，她何以还能保持住这样的豪情和勇气？对生活还是充满热爱！我感到面对的几乎还是50年代的那个热情爽朗的丁玲。我不胜惊奇，却没有很深理解。
后来在逐渐地接触当中，了解一些20多年中她所遭遇的各种磨难。她讲述这些遭遇时的语气，她对这些遭遇所持的态度，使我多了一些感受。她真不容易啊！在面对苦难时的坚忍毅力，即使身处绝境，仍不放弃希望的乐观精神，在这方面老太太是无与伦比的。
丁玲回到北京初期，没有秘书。但人们已知她又回北京，重新出现在文坛，因此有很多读者来信，她无力都来亲自作答，有时把我找去帮忙处理一下，这一阶段和丁玲接触多些。老太太是个喜欢聊天的人，也善于聊天。记得在50年代，我就听她说过：和几个谈得来的朋友在一起聊天，是一种享受，往往比一些娱乐更使人愉快。许多娱乐时间长了，不免令人生厌，而和朋友聊天，却可以永远有新鲜话题。
现在我又有机会听老太太聊天了，那确实是一种享受，不仅有趣，而且能启迪你从不同角度去认识人生。
记得有一天晚间，我去她那里，她的一位老战友也去看她。当时她还住在友谊宾馆。食堂不在楼里，老战友注意到她的走路，就劝她：“你走路太快了，这不好。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要紧妨摔跤。走那么快做什么？还有什么可赶的？”
丁玲笑说：“我不是赶什么，是习惯。可能是当年在西战团每天行军练出来的。更主要的是‘文化大革命’时，为了躲避挨打，更得急行军。那时每天去劳动，路上小孩子们，追着喊着：打大右派，砖头、瓦块、土疙瘩，什么都往身上丢。逼得我只能健步如飞……”说着她竟哈哈大笑起来。没有感伤，仿佛倒像在讲一件挺有趣味的事。
那位老战友看着她，默默地摇了摇了头。
另一次听她聊天，是在她家里。这时她已经搬到木樨地一幢高层公寓楼里。她曾很兴奋地在一次大会上讲话时说：“我现在是住在九重天上了！”实际这个家不如她当初住在多福巷的那个四合院。四合院没有了，它的上面竖起了壮丽的华侨大厦。
那一晚，吃过饭后，她在室内来回散步。话题讲到她在秦城监狱的生活。她讲到为了保住活力，把报纸和旧衣服团成一团，当作球来扔；为了不丧失说话的能力，她吟诗、唱歌、朗读。当说到在牢里后来允许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了，她的面容、声音都有了变化。似在回忆最亲密的人，最神往的事情。她说：我读过的所有小说中描写的人物，都没有马克思、恩格斯那么好，有那么高尚的情操。他们之间的友谊是神圣的，几乎前无古人。马克思最心爱的儿子死了，十分伤心，马克思说：他只是因为恩格斯才活下去。马克思著作中有许多数学演算，恩格斯都要为他复核一遍。恩格斯自己手头也正有著作，但当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恩格斯立刻停止自己的著作，去帮助马克思。恩格斯整整花了十年时间，为马克思整理遗稿。在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人，这么伟大的友谊吗？
她沉默下来，在座的只有陈明和我。我被她的叙述感染了，只是无言地望着她。今晚她的脸颊好像很丰满，她每当沉思时，眼睛总是微眯着，心神似已飞驰到她所向往的遥远的时空里。她的眉宇间蕴含着太丰厚的人生内涵。
忽然地她又粲然一笑，略带自嘲地说：我看马克思、恩格斯的书真看得入迷了、竟希望最好能等我看完以后再放出去。
这位非常的老太太啊！
那一晚她兴致好，谈锋很健。后来又谈到安徒生的创作。她深深赞叹艺术大师的造诣。说着、说着她自己好像也沉醉在无边无际、翻动着波涛的大海的奇异景象之中了。她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的灯火，动情地说：“每当我读这些用诗的语言，去歌颂那些不惜牺牲自己生命，去追求高尚理想的伟大作品时，我就感到自己的灵魂都受到一次清洗。我虽然不能和这样大师相比，但是我内心里在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东西，要表达。我今年75岁，如果只给我五年时间，那就太少了，无论如何我还得写十年。”
我说：你的经历本身，已经构成一部绝好作品。
她立刻说：一个写文章的人，只需要写文章，不要总存着要表白自己的念头。你可以写多种多样的人，多种多样的事，心灵、感情、尘世的纠纷，人间的情意，历史的变革，社会的兴衰，无论写壮烈的，还是哀婉的，只要能动人心弦，使人哭，使人笑，使人奋起，令人叹息，安慰人或鼓舞人的各种文章都可以写，只是不可絮絮叨叨在读者面前表白自己，这是很乏味的。尤其不要哭哭啼啼用眼泪去赚取读者的同情。
我想这就是她一贯坚持的文学观吧。她写的《牛棚小品》，虽然很受读者欢迎，但她认为她还是应该写《杜晚香》这样的作品。她说：建设四个现代化需要有更多杜晚香这样人物。
我不是理论家，也不是研究丁玲的人，无法评论她这种坚持妥当与否。记得她刚刚写完《牛棚小品》后拿给我看，我一边看，一边心里又惊异又赞叹：丁玲又写这样作品了，就像过去她写的《不算情书》，人世间能有这样真挚的情感，是多么感动人啊！丁玲和陈明之间的亲昵我看过很多，我曾说，他们的爱情是书本上才有的古典爱情。现在《牛棚小品》里把这种爱情细腻的、棉棉如絮地描绘出来了，这就是丁玲。这就是写出《莎菲女士日记》的丁玲，才能在过了古稀之年，仍保有青春少女的情怀，实在可圈可点。
我看过后，丁玲问我如何？我不敢提这篇东西是属于《不算情书》、《莎菲女士日记》等，这一传统的。只对她笑笑，就把稿子还给她。后来我看她发表的日记里记着：张凤珠看过《牛棚小品》后，一言未发。
丁玲在北大荒生活十二年。用她的话说，她是脸上刺着金印去北大荒的。那一年她53岁，还不能从零作起，而是要从负数作起。在北大荒她受尽了冷遇和屈辱，当然也有暗中的同情，纯朴友好的帮助。不幸的是漏屋又逢连夜雨，由于王震的关照，她的处境本已经有了改善，并给她创造写作条件。想不到“文化大革命”来了，那样的革命，在丁玲这样人的身上，会实行什么样的专政，是可想而知的。她把这十二年的经历写了一部书，叫《风雪人间》，对照另一本，写国民党软禁她的那个《魍魉世界》，北大荒经受再大苦难，她认为这里还是人间。就是离开以后，对北大荒她仍然充满感情，有时谈起养鸡场的饲养经，她总是津津有味，谈收获季节的壮观场面，常兴奋起来，说话节奏都成跳跃式。
1979年末，第四次文代会期间，高莽为她画一幅像，约我一起送去给她看，她很高兴，认为画得像。高莽请她题词，她不假思索写了“依然故我”四个大字。我想她这是在宣告：这就是丁玲，她的心，她的感情，她的灵魂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的！
后来美术学院教授侯玉民要为她画像，她接受了，提出希望：以北大荒原野为背景，在春天的早晨，她在出工的路上看见日出，风吹拂在脸上还带有寒意，树枝上还残留积雪，但土地在苏醒。
离开北大荒八年多了，苦难被筛选掉，留在记忆里的：是充满希望的劳动欢快的北大荒。
有一次旅美华裔作家於梨华来拜访丁玲，丁玲那时还住在友谊宾馆。丁玲谈起她在北大荒的生活，讲述她在那里养了八年鸡，几乎成为饲养能手。她有很多饲养方面的趣事，讲的很有兴头。但是於梨华听的难过，甚至流了眼泪。於梨华说：“丁玲是世界知名的大作家，怎么竟会让你去养鸡呢？这不是对天才的糟蹋吗？你怎么忍受得了呢？”
对于梨华这一连串地问，丁玲沉默有顷才回答：“我爱我的文学事业，但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可以在任何处境下，去做任何事情。在延安时我们参加过大生产运动，劳动对我不是负担，也不是耻辱。我是作家，下到基层去，更接近了人民。这对作家，从另一个角度看，还是难得的收益。”
对丁玲这些话，有一段时间我总在心里琢磨，犯疑惑。在蒙受廿多年沉冤，吃尽千辛万苦，忍受了非人的折磨以后，她怎么竟会是这样心理状态？矫情吗？故作姿态？又不像。这类话，她不仅对外说，写文章说，私下朋友间谈话，也是这个态度。有一次七·一纪念党的生日，在党员座谈会上，她十分动情地说：“党和马克思主义是我青年时代的追求，是经过多少挫折和徘徊，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在任何处境下，我都不会有丝毫动摇。我何必诉苦，也不必去埋怨，我受难，党不也在受难吗？共产党员对党只能一往情深，不能和党算账，更不能讲等价交换。”
我听了她这个发言很感动，她讲的真诚。我年轻时就在她身边工作过，不敢狂妄地说对她了解，但她绝不是个虚伪的人，不是好作戏的人。这些话我相信是从她心底发出的。我曾和人说过，湖南人性格大约是这样的，认定的东西就执著到底，至死不渝。由丁玲我也想到冯雪峰。冯雪峰在病榻上已别无所想，别无所求，惟一的希望就是在他一息尚存时，能回到党内。对这样一个生命垂危的人的愿望，我们能忍心提出任何质疑吗？
关于丁玲“左”还是不“左”的话题，议论很多，从80年代说到90年代，各有说法。要把这些说法弄个清楚明白，似乎不是容易事。因为在表面文章的背后，有文坛太多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现实总会有历史的沉淀。看丁玲也只能从她整个儿一生去看。她的一生太传奇。她的经历、所承受的苦难，在作家中找不出第二人。20年代的丁玲，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她应该算最前卫的女性。所以她才能写出《莎菲女士的日记》那样的作品。她也曾不无得意地说过：“我一出台就是挂头牌。”事实如此。在文学创作上她出手不凡。她寄给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第一篇小说《梦珂》，就很得叶圣陶赞赏，亲笔写信给她，让她继续寄稿。她又寄去《莎菲女士的日记》、《小说月报》以头条刊出，丁玲名声大震，文坛争相讯问：丁玲是何许人？至此，她在文学上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位置。
50年代在她身边工作时，曾听她谈起在北平时想做电影演员的故事。她去找戏剧家洪深，洪深看着眼前这位年轻姑娘，一身朴素，以为她想当演员是为了寻求生路，便劝她不要轻易去干这一行，要想找份工作可以另想办法。丁玲对洪深说：我想演电影是为了实现对艺术的追求，我把它看作一种事业。洪深被她语气的热切打动了，介绍她到上海去找田汉。丁玲还真的在明星公司的水银灯下试过一些镜头。但她不能适应电影圈里那种生活方式，男男女女整天演戏似地打情骂俏，搂搂抱抱，这种行为令她厌恶，无法接受。她谢绝田汉的再三挽留，逃离似的又回到北平。明星梦破产了。讲完这些经历后，她哈哈大笑说：当初若是留下演电影，今天很可能就是吴茵了。
丁玲在文坛出现以后，连续发表作品，盛名一直不衰，这是她人生的第一个高峰吧。孙犁曾这样形容过她：“在30年代，丁玲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的。不只因为她写小说，还因为她献身革命。”
几乎每一次都是，在她人生得意之后，噩运也就在不远处等待她了。
1931年胡也频被捕牺牲。她是在胡也频牺牲后，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情况下参加党的。她说过：人们都以为我是受了胡也频的影响才革命的，实际不是。我18岁就到陈独秀、李达等共产党人创办的平民女校读书，接触过像瞿秋白这样共产党领导人。在北平时，胡也频对革命没有什么接触。那时他和沈从文相好，他写的东西，沈从文给拿去在京报的副刊上发表。我从来没在北平的报纸上发表过东西，我恨透了京派文人。在这种心境下，写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宣自己的孤寂和愤世嫉俗。胡也频是受了我的影响，接触左翼文学，参加革命的。胡也频是一旦接受了，参加了，就奋不顾身，在这点上我不如胡也频。胡也频的牺牲激励了我，我不能再让自己在党的外边徘徊，当我决定参加了，我也就再不会回头。
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在南京被禁3年。这3年的经历，构成她一生心灵上沉重的阴影。
丁玲1936年到保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热烈欢迎她的到来。丁玲说她去见毛主席，毛主席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杨开慧的同学噢！”丁玲到保安后住外交部招待所，她说毛主席常在晚饭后，到她的窑洞里聊天，这最是丁玲的所好。毛主席一条腿支在炕沿上，背靠墙壁，海阔天空什么都谈。周小舟是毛主席的秘书，也常随着一起来聊天。丁玲一心想当红军，要求到前方去，毛主席很赞成她这种愿望。总之，丁玲来到陕北，是位很受欢迎的人。这从毛泽东赠丁玲的那首词《临江仙》可以得到印证。当时丁玲已到前方，刚刚发生了“西安事变”，她在前方正准备迎接新年。忽然聂荣臻司令员交给她一封电报，打开一看，是毛主席发来的一首词：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欢迎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胧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读过电报后，丁玲又惊又喜的心情是可以想像的。一首词竟用电报发到前方，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丁玲到来的高兴程度。
丁玲回到延安后，去见毛主席，向毛主席道谢，并表示遗憾，没有手迹。毛主席立刻找张纸，把原词抄了下来送她。丁玲非常珍贵这一不寻常的礼物。抗战开始后，她担心战乱的环境，怕不保险会丢失，便把这幅字仔细包好寄到重庆，请胡风代为保存。胡风知道这份托付和信任的分量。四十年间，他自己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几经迁徙、流放，这幅字仍妥为保存，在1981年完璧归赵。这种对朋友的信义，是十分难得了。
丁玲对胡风一直是心存感激的。当年丁玲在延安，凡有作品寄胡风，胡风怠是想方设法把稿费寄给丁玲在湖南的母亲。丁玲把这份情谊看得很重。但在后来批判，声讨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时，丁玲不管她内心如何想，她都只能一个调子去批判了。这在她心里会有一份歉意吧。那个年代，这类违心的表态太多。巴金晚年在他的《随想录》里，把一笔笔心债都逐一清算了。可惜时间没留给老太太做这件事。
还有一段小插曲，我想就插在这里吧。当我在丁玲家看到梅志送还的，毛泽东手书《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的条幅以后，立刻就感到这是《新观察》杂志应登的文章。我抄下这首词，加了几句按语，在《新观察》上发表了。刊物出来后，《解放军报》立刻就转载。想不到时过不久副主编杨犁告诉我：作家协会一位领导，对《新观察》登这篇文章不大满意，并问：这篇东西是不是张凤珠拿来的？杨犁和我说：“我只能如实相告。”
这就奇怪了！文章《解放军报》已经转载了，可见没有政治问题。毛主席的诗词嘛！有什么可不高兴的？难道就因为这首词是写给丁玲的？这和谁拿来的又有什么关系？文艺界真是内幕重重，而丁老太太的处境微妙得很哪！
丁玲到陕北最初几年，可以算做她人生旅程上第二个高峰，是她生命最昂扬的时期。当红军，到前方去，结识了许多领袖人物，开国后的元帅，像彭德怀、贺龙、聂荣臻等。她那篇《彭德怀速写》直到今天仍是脍炙人口的好文章。
抗战起后，丁玲组成“西北战地服务团”任团长，开赴晋察冀，1939年又回延安。逐渐地，生活似乎不再像初到陕北时那样单纯了。丁玲常说她处事太天真，因为考虑不周全，常搞不好人际关系。有两件事她得罪了江青。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时，丁玲收到请柬，那是周末。恰好延安保育院捎来信，女儿蒋祖慧病了，让她去接。她已和党校借好马，如退掉再去借，很麻烦。她没有出席这个宴请，不料被认为是对婚事的态度。另外一件事，便是她那篇获罪文章，到1957年还要拿出来“再批判”的“奇文”《三八节有感》里面有一句：“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被认为这是讽刺江青的。
我想那时的丁玲确实没“改造”好，一片天真，有所感便有所发，全不懂世故和利害，她哪里会想到，为一篇小文章，要背几十年的沉重包袱。
《三八节有感》虽然在延安引起轩然大波，但在整风中毛主席保了丁玲，毛主席说：《三八节有感》和《野百会花》不同，丁玲的文章有批评也有建议，而王实味是“托派”。有此话，两人的处境当然有极大不同。丁玲是十分感念毛主席的。50年代她常说：毛主席是真正懂文艺的。也说毛主席了解她。当她从山西回北京后，我曾问过她：知不知道1957年“再批判”的编者按，是毛主席修改的？她说：当然知道。对毛主席的文笔我们是熟悉的，一看就明白了。她没有说她明白以后，是什么样的心态。
《三八节有感》对丁玲的打击虽不是致命的，但造成心理上的影响却很深远。几十年后在她的日记中还记有：“文章要写得深刻点，生活化些，就将得罪一批人，中国实在还未能有此自由。《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
这是沉痛的自白。几十年的苦楚，如不是身受者，如何能有这份切肤的体味呢！读过她这样自白，对解读她晚年的心境，可能多一点了解。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有几年短暂的辉煌。《太阳照在桑乾河上》1952年荣获斯大林文艺奖，更使丁玲如子夜高悬的灿烂明星，我想这是她人生的顶峰了。正如老子所说：“福兮祸之所伏”，从1955年开始，她就逐步走向深渊，而且几乎是灭顶之灾。
丁玲一生的遭遇都是死去活来的。两度坐牢，所以有人讽刺说她：30年代坐牢，因为文章是红色的；70年代坐牢，文章成为白色的了。
按理说，丁玲不应该对别人构成威胁。她没有当官的欲望。只有创作的雄心，名作家意识。抗美援朝时，她送巴金等一批作家去朝鲜前线，自己因为职务在身走不开，难过得流眼泪。50年代，我看过她写绘胡乔木的一封信，也是希望能卸掉职务，让她搞创作去。我记得她信里有一句话说：50岁对女同志是一个痛苦的年龄。我那时年轻，不懂得为什么50岁对女同志痛苦，因此印象深刻，记住了。
1955年，她本来一身轻松躲到无锡写长篇去了，却仍然没有躲过灾难。我曾想过，这是否和她性格有关呢？解放初期她主编《文艺报》，处于当时的大环境，《文艺报》在开展文艺批评上，气势凶猛，得罪了一些人。直到90年代还有人在说：一篇文章“消灭”了肖也牧。康濯晚年在丁玲面前也提过肖也牧这件事，老太太很气愤，认为她写那篇文章，是善意帮助，有分析，不是打棍子。可能是这个意图。但以《文艺报》的地位，又不止一篇文章，在当时的气氛下，等于给一个人定了性。肖也牧后来再没有作品，而且遭遇凄惨。我又想过，她在《文艺报》的合作者，如果不是陈企霞，又会怎样？我不熟悉陈企霞，只感到他太锋芒毕露，使不很尖锐的矛盾，也尖锐起来了。
对党内斗争，丁玲心里有清醒意识。一开始批判胡风，她就敏感到可能对她也要下手了。1955年春，有一天我遇到马烽，马烽和我说：你给丁玲写封信，告诉她，如果作协通知她回来，立刻就回，不要推脱。我不大明白马烽的意思。后来才清楚原来马烽已看出批判的潮头推向丁玲去了。
1955年末，中宣部向文艺界传达中央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示。在此之前虽然风闻作协正开会批判丁玲，但没想到竟达到反党高度。而所加给她的罪名，却不免使我犯疑惑。说她提倡“一本书主义”，这是新词儿。只听丁玲常鼓励文讲所的学员，要拿出好作品，写出好书，不只一本。现在加上个“主义”怎么就把原义全变了呢！还有制造个人崇拜，具体例子就是文讲所挂像的事。这件事从头到尾我都清楚。文讲所在1953年接待德国作家，在会议室里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几个作家的照片。丁玲并不知道此事。文讲所的掾斐有一天来看丁玲，谈起此事，丁玲立刻把我叫了过去，问我是否看见了这些挂像，我说看见了。她一边批评我不向她报告此事，一边让我立刻给田间打电话，把她的照片拿掉。我不明白她的用意，先去把电话打了。第二天她又嘱咐我，去文讲所看看照片是否已拿下来。这一回她才说了理由：怎么能这样挂像呢？还有几个副主席嘛，为什么不挂巴金、老舍的？他们这样作事太欠考虑。
挂像的事与丁玲无关，而且她纠正了这种作法，这怎能算她的错误呢？那时我太没有政治经验，正如有人批判我不知天高地厚。在党的小组会上，我把挂像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意在澄清一下事实。小组会上没人反驳我。但这件事一到作协领导那里，我就成为大逆不道了！在开作协会体党员会时，此位领导在讲话中，忽然把手指向我，声色俱厉地训斥，说我斗胆妄为，在听过中央文件传达后，还敢替丁玲辩护，要查查这样人是怎么入的党。我想如果没有党章管着，他会立刻开除我的党籍。
我没经历过这种阵势，完全吓傻了，低着头，不敢抬眼看他，但可以想像得出，他那张本就白皙的脸，加上一幅蔑视的神情，是多么令人发憷了！一位诗人形容过他：哪怕摔个跟头，也要摆个姿势。
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误，我说的是我亲自经历的事实。丁玲不管犯了多大错误，但这件事责任不在她身上。为什么如此凶恶地不许人说出事实真相呢？当时我云里雾里，内幕是多少年后才有所闻。已经有多少人付出青春的代价。从此我懂得了有人可以用组织的名义颠倒黑白。
文件传达后，周扬在讲话中，讲到丁玲在上海被捕问题，说组织上将进行审查。
被国民党在南京软禁三年这件事，一直是丁玲心灵上的阴影。50年代她在同别人谈论周扬时，曾说：那是个幸运的人，历史上没经过什么，从上海就到延安了。对她这样含义不清的话，我当时没什么联想。现在看来丁玲也不了解周扬，他们是各有心腹事。前两年读龚育之文章，谈到周扬在作肺癌手术前，曾和人说：他有两个癌，一个是肺，一个就是30年代。那已是“文革”前夕了。假如当年他们之间，能坦诚沟通一下，又会如何呢？
南京这段历史缠绕丁玲半个世纪。一个人这样长期地处于要为自己辩白的心态，这是一个沉重的压力。1984年，中央组织部下发了为她彻底恢复名誉的文件，称赞她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看到文件后，丁玲和陈明说：我可以死而瞑目了。
实际仍有异议。无非两个问题：冯达的事；还有就是写过一个小纸条；表示出去后，回家养母，不参与社会活动。
丁玲说，在延安时，她曾和周恩来总理说过冯达这件事。周总理说：你们原来就是夫妻，在当时那种具体困难处境下，可以理解。
李之琏50年代是中宣部党委书记，是丁玲历史审查小组成员，组长是张际春。李之琏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到：他们听取丁玲“陈述她被捕后怎样应付国民党当局对她的折磨，和三年多陷于无可奈何，既抱有希望，又难料后果，处在悲愤痛苦的日子的时候，她禁不住时断时续地泪流不止。”“谈话结束，丁玲走后，张际春对同志们说：‘看来确实不容易呀！一个女人，那时还不到三十岁……’表现了无限的感慨。”
不是说看人不要看一时一事吗？看丁玲一生的历史，难道还不能证明她对革命的态度？她是在丈夫牺牲后，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参加党的，这个行动可以称得上悲壮。国民党逮捕她后，迫于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不敢公开审讯关押她，改用软禁政策。她始终没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拒绝敌人一切威胁利诱，不给敌人作一点事，国民党宣传方面的头子张道藩亲自邀请她也不答应。只一心地千方百计找党的关系。一旦接上关系，就一心奔陕北苏区去。她到西安了，潘汉年还找到她，希望她用自己的影响到法国去工作。她仍不为所动，一心只想去陕北。谁都知道那时革命很艰苦。
1979年，她又回到北京，虽然已是“右派”改正高潮，但她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纠缠的仍是这段“历史问题”。这压在心上的沉重石块，不能不影响到她晚年的心境和处事。
1979年7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重印前言》，当时她还住在友谊宾馆。我去看她时，她问我读到这篇文章没有？听我回答读到了以后，她又问：有什么反响吗？我说：这是你亮相文章，怎么会没有反响？都很注意。她问：都有些什么议论？我迟疑一下，回答她：有两种看法，一是不相信，她立刻问：不相信什么？我说：不相信你说的是真话。还有一种就是不理解。她问：你是哪一种啊？我说：第二种。我不能理解你经过廿多年致命的打击以后，怎么还能像苏联小说中，红军战士喊着为斯大林去冲锋那样，说自己是为毛主席而写作。她说：我写《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时就是这种感情。我说：可是你这篇文章是现在写的啊！她沉默有顷，笑笑说：看来这廿多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
我倒是认可这种说法。但是老太太说的政治的具体含义，我并不清楚。
在1979年，那时老太太很想让我再到她身边工作，但我力不从心了。我和她说：我现在不是20年前，单身一个人。如今携家带口，负担很重。你最好找个年轻些的。你要个秘书还不容易吗，想来的人多着呢。老太太回了我一句：我能随便请个坐探到身边来吗？这话当时让我吃了一惊，这是我从来没想过的。
我比较迟钝。我不大体会丁玲回京后，所承受的如她所说的，文艺界宗派势力的压力。另一方面，我对周扬在文艺和政治思想方面所进行的反思，他的忏悔，得到一些中青年作家的谅解和拥戴，却感受突出。我认为丁玲常在讲话中，敲打周扬几句，不明智，效果适得其反。丁玲有次在鲁迅文学院讲话，用挖苦语气影射周扬。就有学员在下边议论，怎么只反大臣，不敢碰皇上呀！我自以为比老太太懂行情，便经常在她面前讲：周扬如何反思，如何检讨自己，如何受到欢迎等事。我的用意无非想提醒丁玲不要再在讲话时讽刺周扬，弄不好，反而损坏自己形象。老太太不爱听我这些话。有一次在一个人面前说：张凤珠什么意思？总在我面前给周扬唱赞歌。这个人劝告我：别说了，没有用。
后来我又听说丁玲写了一篇《也频与革命》，是指责沈从文的。丁玲认为在30年代，沈从文写的《记丁玲》是对革命者的污蔑，据说有一百多条不实之处。说沈从文以为她死了，就任意编造。
我没读过《记丁玲》，是非曲直无法判断。但是有一点感觉很明确，何必去批沈从文。我不敢向丁玲表达此意，便和陈明说：沈从文自解放后，被迫停笔，终止文学创作，十年前在故宫当讲解员。人们都非常同情他，对他过去在文学上的成就，也重新评价。在这样时候去批评他，会引起人们反感。
陈明说：他的书里失实之处太多。丁玲也不能让这种以好友自居的胡说，任其谬种流传啊！
我无话可说。
丁玲可能从来就不喜欢沈从文，包括他的作品。有一次古华来她家作客，古华的《芙蓉镇》刚刚得了茅盾文学奖。谈话间，老太太忽然说：古华，你们不要学沈从文那一套。
听到这样一些话，我只能感到老太太对这一代人的所喜所恶，不够了解。
丁玲曾说：作家的生命在于作品。后世人会记得那些古往今来的大作家在他们书中所写的人物，却不一定去研究作家的生平。
非常可惜，丁玲的晚年，却因为太多的干扰，影响了她有更多种作品问世。
丁玲真是“极左”吗？
凡是听过丁玲谈文学、谈艺术的人，都认为那绝对是一个作家的见解和体验。去年苗得雨把当年丁玲在文学讲习所谈读书的笔记，整理出来发表。邓友梅又补充一些谈话背景。邓友梅说：“这些观点和主张，在那个时代是‘另唱一个调子’，用现在的话说，有点新潮、前卫，我们这些年轻人听了又震惊、又喜悦。”“在她晚年，不止一人说她保守，叫她‘老左’，我们同学中就没有人对此表示守同感，就因为我们了解她。”
最近又读朱健国文章，讲到丁玲在短篇小说评奖中主张“首先要保证艺术性，没有艺术性怎么有思想性。”朱健国说：“曾经流传丁玲晚年‘完全极左’的传说，并不尽然。”丁玲始终保留了一个一流小说家应有的基本追求。
50年代，有一件事我至今印象深刻。那时我住在丁玲家里。有一天我在院子里，忽然听见上房传来哭声，当时陈明不在家。我非常惊异，忙跑到窗前往里一望，见丁玲坐在一个凳子上，掩面大哭。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忙推门进屋，丁玲止住哭声，把手拿开，看见是我，擦了擦眼泪才说：我正看胡弞的一本小说。这个胡弞真会写东西，写得好，看着看着我不由地就哭起来了！
听到有这样的书，能把丁玲感动的大哭，我恨不立刻就抓到手看。后来我看了，写新四军行军途中一人。由于引起联想不同，我没像丁玲那样大哭。
后来这部作品传给作协一些领导看。完全是另一种声音：怎么写行军竟写一些瓶瓶罐罐、婆婆妈妈的事，看不见一点英雄行为。
丁玲还能说什么呢？
大约是在1980年，刘宾雁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好像叫《警告》。丁玲不喜欢这篇小说，说：他怎么把环境和色彩都写的那样阴森呢？
我向老太太说：你可别去写文章批他。老太太说：我怎么会去批他，他现在写得很艰苦，又总被点名，我不会去批他。不过我也想写个类似的故事，题目叫《公墓》。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北大荒，有一个老场长，是个老红军，艾青当年就在他的场里。这个老场长在军垦战线上，是功勋卓著的人。他是第一批带人到完达山脉进行勘察的人，建立起农场。“文化大革命”中挨斗，被专政。后来死去了，造反派说：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不能葬在公墓里边。看公墓的老头心里说：好吧，不让葬在公墓里边，就不葬在里边。他另寻一块风水好的地方，把老场长安葬了。不久，又一个老军垦战士死去了，死前遗言，不进公墓就埋在老场长的旁边。陆续好几个故去的人，都留下这样嘱咐。于是在老场长的坟墓周围，一圈新坟起来了，形成一个新的公墓。
丁玲讲的比我所记的生动多了。她确实满腹文章，只可惜没来得及变成作品。
可庆幸的是她留下了《魍魉世界》和《风雪人间》两部作品，这是向历史作的交代。丁玲的经历，反映出中国半个世纪的曲折和苦难。她是历史人物。
以丁玲这样经历丰富，对人生体验宽广，加上她所具备的艺术素质，如果天假以年，或者没有别的干扰，她一定能写出更为传世的作品。这是文学的遗憾啊！这里有时代的悲剧，是否也有个人的悲剧呢？
丁玲本来是把人，把社会，把历史都看得透的人，但是她没超脱。这也是时代的烙印吧。我常深深为之惋惜。我感到当代文学评论对她不够公正，但是丁玲的作品会存在下去，而一切非文学的恩怨纷争，将会退隐到历史深处。后世人只能以丁玲的作品来论述丁玲的成与不足吧！
舒群的故事
在少年时代我就知道舒群的名字。不记得是什么机缘，我居然读到一本当时是“非法”的书，书名叫《没有祖国的孩子》。
实际上那时我还不能深刻理解这本书的蕴涵，首先是那书名震撼了我，因为在沦陷的东北，我也是个失去祖国的孩子！
多少年以后，我竟真正见到舒群了，而且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是我的“首长”。那种惊喜，也只有青少年时才会拥有的感情。
舒群没有我想象中作家的仪表。他过于严肃。黧黑的方脸，五官像用刀刻似的有棱有角，缺少柔软线条。鼻子笔挺，眼睛很大很亮，只有当他笑时，一下子满脸挥洒着灿烂的阳光。这很矛盾，就像他的性格。
1949年，虽然他已是“首长”了，如果用现在衡量年岁的标准，他还很年轻，36岁。
四十多年过去了，“天若有情天亦老”！
我是在外地听到舒群的死讯的。手里捏着报纸，我无法说出内心的感受，有很深的痛苦，太多的遗憾！但回想到他生前的种种，又不免为他的解脱而轻嘘一口气。对于一个太疲倦的生命，死也是一种休息，现在他获得最后安息了。
人们说“盖棺论定”。舒群可算一生坎坷。他在自己文集的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当今之世，大致如此：在生时，作品多以作家的命运为命运，而死后的若干年，作家却以作品的命运为命运，或各有各的命运。后人铁面，历史无私。”在舒群这一生里，尽管有过多少难言的苦难、折磨、愤懑，一旦“盖棺”之后，这些全都成为“俱往矣！”在他生命旅程的最后一段，萦绕在他心怀的，大约只有他的创作。他给我们留下二百五十万字作品，他遗憾的是留的太少了！
还会有“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慨叹吗？1舒群说过：“是历史给我的幸运，工作使我和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
因此要把毛泽东这位当代伟人艺术地再现出来，已变成他梦寐难忘的夙愿，他认为这是他的“历史使命”。为完成这一夙愿，他酝酿了近半个世纪。
记得还是50年代初，我曾在他家里见过他保存的一些毛主席写给他的信。那些信都是用铅笔写的（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在看到信时心里想过：啊，毛主席竟用铅笔！）字迹龙飞凤舞，我记忆犹新，内容却模糊了。当时他也没让我们仔细去看，只记得舒群抚弄那些信的神情，就像捧着一些稀世珍宝，无比尊贵。在青年时代毛主席是我心目中的神，而舒群和毛主席有过交往，毛主席给他写过这样多封信，我很惊叹，舒群在我心目中也高大起来了！
后来我们都在1957年那场惊涛骇浪中没了顶。有二十年的时间我不再关心文艺界的事，关于舒群更是音讯渺渺了。偶尔想到他，不禁思量着：这样倔强的人，他将怎样去度过这劫后余生呢？
1978年，中国的地平线初露霞光，我们在北京又见面了。他住在和平宾馆一个小房间里。他当然老了，脸上的皱纹记录着多年的风霜。但是那眼光，那方方正正的下颌上的倔强神情还没有变。他淡淡地叙述了二十年间的遭遇，包括谈到“文化大革命”中几乎要了他父子三条命的噩运时，他的声调都是平静的。只有讲到那些抄家，抄去了他无比宝贵的一些信函，还有近百万字的手稿：一部写抗美援朝的长篇《第三战役》，还有就是《毛泽东故事》，已写就三十万字了！这时他才痛心疾首了。皮肉之苦无所谓，经济上的损失更是身外之物，而他的作品，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我惊问：“连毛主席的信也找不回了吗？”他摇摇头。“找不回了！”那种绝望的悲哀，使听者无法不为之动容。他说：那些信件如果毁掉了，是历史的损失。
也是50年代初，我曾看过他的一个笔记本，上面记了很多毛主席的谈话，一些零散的句子，有些是很幽默很风趣的。舒群说这都是他搜集来的。他说：这些谈话有伟大哲学思想的光辉。
他一直在为写《毛泽东故事》而做准备。
《毛泽东故事》出版后，舒群抚摸书的光滑封面，轻轻说：“这样一本小小的书，耗去了我半生心血。”
实际上，写《毛泽东故事》舒群是给自己出难题。这不是一般题材，如何去表现毛主席这样一位当代伟人，正确地反映历史，难。在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有很多事件还是禁区，不好碰，也鲜有人敢碰。舒群的遭遇，已经有过沉痛的教训，付出了生命四分之一的代价，他还去闯这份风险干什么？
我想这是因为爱。否则就不会有这份执著，这份勇气，这样呕心沥血非把这本书写出不可！
八十年代中期，在和他一次闲谈中，我偶然问及：“在你经历过这样多不幸遭遇以后，你对毛主席的感情有没有变化？”
他愕然。沉默地看了我一会儿，那眼神有些诧异，可能还有对自己感情的掂量。他明确回答我：“没有。你们没接触过毛主席，不理解。他对中国革命真是挽狂澜于既倒，功不可没啊！毛主席的魅力，他的领袖风度、才情、幽默感，凡接触过他的人，无法不为他倾倒。在晚年他犯有错误，但那时我距离他远了，感受不同。而且谁能不犯错误呢！”
我想他的这种感情、体会已经写进《枣园之宴》里去了。
在《毛泽东故事》里，我比较喜欢《胜似春光》一篇。因为对这里的人物和故事我稍有接触。
1949年在沈阳，东北文联招待全国文代会代表赴东北参观，召开欢迎会。舒群陪着一个人来到会上为大家介绍：“这是朱光同志。”朱光是去广州赴任，途经沈阳。我很惊奇地观察朱光。我读过威尔斯的《续西行漫记》，她说：红军中有两个才子，一个是廖承志，另一个就是朱光。在我眼前的朱光确有才子风度，不愧是南国社一员。会上的人欢迎朱光讲话，我只记得朱光为大家朗诵一首他自己的诗。不知那诗是他即席吟成的呢，还是早有腹稿。他用铿锵有致的声调慢吟：“四载风云塞北行，肩巨跋涉愧才成。如今身是南归客，回首山川觉有情。”
到80年代，我见到舒群家中墙上挂着一幅朱光写的条幅，就是这首诗。字写得极好，画轴经过离乱岁月，有些残旧了，但是能够保存下来，已经多么不容易了。这个条幅朱光是在毛主席家中写成，毛主席还给改过下款：“朱光一九四九年秋于南下之日”。
这就是《胜似春光》的部分背景材料。
朱光的夫人和女儿很赞赏这篇作品。朱光的女儿朱嫩苹和舒群说：“看了《胜似春光》我们一家人都很激动，很感激。爸爸的老战友写过一些回忆文章，没有一篇能像《胜似春光》这样生动传神。”
舒群说：“朱光的女儿是从国外回来的，很有气魄，我想这就是新一代的女强人吧。她一定要请我们一家人去长城饭店吃饭，我不习惯，又情不可却。她用的是国际信用卡，我是第一次见识到这么一个小铜牌牌。和朱光女儿的接触，我深刻地感受到两代人生活经历的差距。”
朱光夫人对我说：“你别不安，就让她请，她喜欢你写朱光的文章，心里高兴。”
得到这样理解和称赞，舒群当然是高兴的。
也许有些人宁愿读毛泽东同志的正史而不愿读作家的这种创作。但我觉得像《毛泽东故事》这样的作品，至少可以使后来的人获得一种宝贵的心灵资料。那就是在这一代人中，虽因领袖人物的失误而饱经苦难，但仍不改初衷，虽九死而不悔，努力去向伟人认同，这种魅力的来处不值得人深思吗？它积淀着多少历史的、社会的，个人性格气质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呢！
2
舒群是有些怪脾气的。尤其到了晚年更容易激动。自己也叹息：“年纪大了，愈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心理上本没有任何准备，只要什么事触发一下，一连串激烈的话就会冲口而出。”为这脾气我想他不仅伤了别人，更伤了他自己。这脾气和他一生坎坷遭遇也有关联吧。
其实舒群是一个很善良很重感情的人。50年代初期我在他领导下工作时，听说北京有个中央文学研究所，不禁心向往之。我向领导要求去学习，获得同意。当时文学研究所所长丁玲正在大连养病。舒群同志为我写封推荐信并派我去大连面见丁玲。
这是我第一次很近的见到丁玲。在我心目中，丁玲这样作家太大了，我很拘束。但是丁玲当时给我的印象却十分爽朗。当然她很有气派，是个见过世面的大作家。她看了舒群的信后，简单地问了我的情况。在座的除了陈明以外，还有电影界名人袁牧之。他们谈起舒群，从这些谈话中，我感到丁玲和舒群有很好的友谊。
舒群后来曾谈起过他和丁玲的一段轶事。抗战初期，舒群做战地记者在敌后采访。有一次天色晚了，他恰好赶到丁玲带领的“西战团”驻地，舒群留宿在“西战团”。但是男团员宿舍已无空位，无奈，丁玲笑说：“今晚你只好住女生宿舍了。”
舒群说：“女生宿舍是一铺大炕，我看到女团员们已经挨盘地睡了一炕。我只好在丁玲铺盖旁囫囵着睡了一夜。那是战争年代，在那个年代里，生活和人们的关系是多么单纯啊！丁玲待我如兄弟，她大我九岁。”
可能就因为推荐人和所长的友谊，我终于到文讲所学习去了。当年我为这一机遇十分兴奋，感到幸运极了！怎能料到几年后的噩运呢？“株连”这个词，我只在历史书上读过，历史，那是遥远的过去，而五十年代，我们头上是万里晴空，对生活所出现的曲折，我完全没有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准备。
命运的安排。不知是它找上了我，还是我找的它，反正到了1957年，因为丁玲，因为文学讲习所，我被卷进了风浪。听说舒群也未能幸免。我听当时和舒群同一个支部的李纳说过：舒群已身处逆境，站在悬崖边上，但他还要为别人说话，这是很难得的。
1978年，我在北京再见到舒群时，他竟对我说出这样一篇话：“后来我辗转听到别人说你结婚了，才算放下心来。我怕你受不了政治和生活两方面的打击。我一直感到对你的遭遇我有些责任，如果不送你去文学讲习所……”
如果，唉，世界上的事怎么能这样如果呢！舒群同志，你以长者之心爱护青年，却又过分为别人着想，连对与你毫不相干的事，你都要这样自责，这种品格和那种文过饰非的人相比不是相差太悬殊了吗？
舒群一生历尽忧患，但是他很少自哀自怨。他说：“痛苦使人思索，思索使人明智。”
他参加过抗日义勇军，在黑龙江当过第三国际的交通站长，和肖军、肖红、罗烽、塞克这些人从事左翼抗日文艺活动。舒群讲过他和肖军、肖红的一段故事：当他在洮南县担任第三国际代表时，大约有八个月时间，每天发给一元钱津贴，实际四角钱就可以过得去了。因此，节余下了一笔钱，曾上交，组织不收，让自己留用。1928年哈尔滨发大水，他听说母亲在讨饭，正准备把钱给母亲带去，恰好肖军、肖红出版《跋涉》急需钱，舒群就把这笔钱给了肖军。
听这段故事已几十年了，那种艰难时刻的革命友谊永远让人感动，所以一直记在心里。
80年代初，肖红在沉寂了四十年以后，忽然重新在文坛上煊赫起来，这是历史在给予补偿吗？我曾问过舒群为什么不写有关肖红的文章？舒群说：现在是争相研究肖红，我不必赶浪潮吧。但他谈论起肖红，却满怀感情：“肖红实在是多才的人，太多才了！她写文章、做饭、缝衣服，干活，都是巧手。而且无论她做什么，都是哼着，唱着，像玩儿似的做的，手脚麻利又灵巧。肖红是很含蓄、有内秀的人，很活泼但绝不张狂，她太单纯了，在那样社会，这是致命伤！
“肖红可算是红颜薄命，她一生不断上当，受欺骗，而且总也逃不脱感情上的纠缠。
“肖红曾把她的《生死场》原稿交我保存，可惜都丢失了。这部原稿有很珍贵的文学史料价值。我看过肖红那份原稿后，十分真切地感受到鲁迅对青年的爱护。那情谊太深厚，那份耐心也是少见的。《生死场》几乎每页都有鲁迅的亲笔修改，蝇头小楷，用砂圈点，空当处写不下时，就划一道引到额上去添加，就是那一道，都画得笔直，字迹更是工整有体。当时我想过，就凭鲁迅为青年改稿的细致耐心，他就是不朽的伟人。”
“鲁迅在《生死场》这部书里，替肖红抹去一百多个‘了’字，当时我数过。我很奇怪，曾问过肖军：肖红怎么会在书里写那么多无用的‘了’字呢？肖军说：每当她写不下去时，不管该不该，她就写个‘了’字，先做一结束。”
舒群笑说：“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肖红性格上的天真。”
舒群心里装有很多文坛轶事，很可惜他全带走了。他曾和丰子恺有过亲密交往，保存许多丰子恺写给他的信，哪怕在战乱中都没舍得丢掉。这些最宝贵的东西全在“文化大革命”中毁于一旦。他无数次叹息：“丰子恺的每封信都是书法珍品，一篇优美的散文。可以说是艺术瑰宝。”
我曾建议他把这些写下来，他的经历这样丰富传奇，只要记录下来就很有价值了。
他摇摇头说：“我还是要写小说，我还没到写回忆录的时候，写回忆录不是创作。”
不必在这里评判这种见解是否妥当，但这就是舒群。在创作上他有自己的追求。他写小说，十分注意结构的完整，讲究文体，用字用词都精雕细刻，有时不免过于雕饰了，但他要有自己的风格，不愿落入别人巢臼。他的手稿也反映了他的创作态度，每篇都是极小的隶书，干干净净，工工整整，一丝不苟。甚至改过的地方都要涂抹成一个个小黑方块。我曾感叹：这过于认真，也消耗了他所余无多的精力。
他做事从不取巧，不去追求一鸣惊人。赴时髦也是一种庸俗。
1988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了，他常硬撑着走出家门，蹲在虎坊桥展览馆那高高的石阶上，望着街上车水马龙在他眼前浪涛般涌过，生活是喧闹而有生命力的，一切都充满了生机，而他自己却在走向衰亡。在这样时刻他会感到苍凉和寂寞吧，他心里都想些什么呢？回顾自己的一生？在他历尽沧桑的生活里，文学创作始终是他心灵上一块浓密的绿荫。他还有许多东西想写，只是命运不给他时间了！
他有什么追悔吗？谁也不知道。我想他一定已经超越了自得或懊悔的境界。在中国二十世纪的人文年轮中，他属于其中无法抹掉或移动的一环。对这一环，后人是应该超越出感情用事的水平线，给予尊重与珍惜的。
舒群同志已去。他留给我们的，将不仅仅是追怀与思念，对以他为例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应该作为一个科学课题，予以研究。
胡健简历
胡健女，满族（正蓝旗），生于北京。祖籍山东青州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工人日报》文艺部主任。此前做过军队卫生员、工人、记者。从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写作，出版过长篇小说《恋神》及中篇小说集《心里有事》。其中《恋神》获全国满族文学创作三等奖，中篇小说《后顾之忧》获“十月”文学奖，北京市建国四十五周年优秀作品奖。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视剧。
1986年，参与中央电视台节目制作；1993年至1996年，出任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特邀主持人。曾先后主持过“东方之子”和“实话实说”节目。主持风格稳健成熟，具有冲击力。先后采访过我国政界、文化界、科技界、教育界、艺术界及工、农、兵、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百多人，其中包括对吴仪、萧克、李沛瑶、程思远、李政道、丁肇中、陈章良、王洛宾、张贤亮、陈香梅、靳羽西、姜文、巩俐等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