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报业概况
1.《申报》创立前后的报业
报业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及人们对信息的关注和需要水平密切相关。报业进入我国，并非因经济发展、社会进化的需要而自然产生，因此必须寻找适合的土壤生存下去。
《申报》创刊前，我国已有邸报发行，内容仅限于朝廷宫门抄、上谕和奉旨，只供官场阅看，一般读者难以看到，不能算作近代意义上的报纸。这种发行量不多的朝廷出版物、由民间报人（或驿站人员）抄录邸报上的官方文字印刷成的京报，在京城和各地发售。①
《申报》创刊伊始就谈到新出现的报纸与传统邸报的不同，称“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琐屑而已，故阅之者学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预焉。反不如外国之新报，人人喜阅也，是邸报作成于上，而新报之作成于下？ ？”②《申报》期望国内读者能了解该报与邸报不同，并将自己的读者扩大到士大夫阶层之外的普通大众，这也是《申报》日后深入中国普通社会的重要原因，以致人们一提到报纸或新闻，“申报纸”成为代名词。
《申报》1872年创刊时，报纸仍是一种刚刚出现于沿海的新事物，就整个社会而言，小农经济为主的近代生产方式使新闻信息的社会需求极其贫乏，读报远未成为普遍的社会接受行为，与普通人的生活仍有很大距离。那时报刊读者很少，常年订阅报纸的，“盖大率洋商开设之洋行公司，及与洋商有关系之商店为多”③。
创办人美查对《申报》以营业为前提，所以将读者对象定位为“此报乃与华人阅看”，对言论不加束缚。他有时自撰社论，其社评被认为“无所偏倚，是其特色”。美查此前为在华经商的英国商人，并不精通报业事务，但对新闻也有自己的看法。《申报》虽在租界，言论上有较大自由，但他仍告诫主持《申报》的主笔们，应多登新闻，少发议论，以免因言论招致麻烦，“慎勿评品时事，臧否人物，以缨当世之怒，以取禁止之耻”④。
近代电讯事业在我国创立以前，新闻信息的传播依靠传统方式，传播速度缓慢。上海到北京南北相距3000华里，将《京报》或京城消息传到上海，以骑马传送要二十多天甚至一个月。如骑马至天津，再由天津的轮船带到上海，最快也需一周左右。1882年初，中国开通了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申报》馆把该电报线路看做是加快传递新闻的极好机会，迅速通知京津地区的采访员，利用电报传递新闻，并以“本报电音”为题头，传递朝廷谕旨、奏折和京津要闻。当时文人学士看重科举，每逢殿试放榜，都翘首京城。自从利用电报线路传递消息后，每逢一年一度的殿试在北京长安街公布，《申报》的采访员即抄录结果，派人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地将金榜送到天津，再用电报发到上海发表，上海和江浙邻近地区为之轰动。① 《申报》由此获得读书阶层的推崇，影响力也随之扩大。
洋人在我国设立报刊后，国人也开始努力尝试最初的办报。但民间报纸很难开设，“夫民间创设新闻纸，难免犯君官之语，君隔九重或尚不知，官则未有不知者，一旦大肆威虐，重则封闭，故民间亦不敢冒罪开设也”。“当时清朝文字狱残酷，报纸刊登新闻、发表议论，不管怎么谨小慎微，也可能在一个事件或一言一语中触犯朝廷或地方官吏，自认招致责难、查封甚至闭馆。”②
尽管如此，国人所创办的民报还是先后出现了。1873年在汉口出版的《昭文新报》是我国最早的民报，其他还有1874年在上海出版的《汇报》、在香港出版的《循环日报》、1876年在上海出版的《新报》、1886年在广州出版的《广报》，这四家报纸都是当时非常熟悉外国情形的人所办，可惜国人尚不知阅报为何事，未为社会所重视。如《昭文新报》最初每日一出，后来因阅者甚少而改为五日一出，但销路仍不佳，未几遂停，随后国人最早创办的几家日报就只剩下《循环日报》了。③
2.政党报刊的兴起
报纸在中国较早影响到官僚阶层和知识界，并最初满足了这批读者的需要。外国人将近代报刊及办报意识带入中国后，新兴报业的出现给传统的言论及信息流通带来强烈冲击。在内忧外患中，苦苦寻求救国强国之法的文人志士，逐步认识到报纸的作用，并将这种新兴的传播方式视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宣传利器，报纸遂成为他们获取信息、发表意见的重要渠道。而这种需要，为报纸的早期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生存空间，社会精英也通过报刊开始寻求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支持。
19世纪90年代中期，主张维新变法的人形成一个派别，报刊成为其得力的舆论工具。由此，中国出现了最早的政党（团体）报纸，并开创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维新派的三份刊物先后为《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在这几份刊物的极力宣传下，维新变法成为全国性思潮，势不可挡，由此也拉开了我国的第一次办报热潮。1896—1898年，在办报热潮中创建的105家中文报刊，有70%是维新派所办（或同维新派有关系），这些刊物以来自官僚和知识阶层的阅读者为主。黄遵宪、梁启超等人1896年8月创刊于上海的《时务报》，就特别受到知识界和官僚阶层的欢迎。知识界人士争相阅读，有的学堂还定为教材，连某些官员也以读该报为时髦。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廖寿丰、安徽巡抚邓华照等，都曾叱令订购《时务报》，发给下属阅读。《时务报》创刊时发行3000多份，半年后就增至7000多份，一年后达12000份，最高时曾达17000份，成为当时销量增长最快的报刊，梁启超曾以“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来描述昔日盛况。《时务报》也使梁启超声誉鹊起，以致“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①，由此可略窥该报影响之广。
与政令系统的信息传递相比，报刊这种趋向民间化的传播方式的出现，开始改变着社会对信息的需求。虽然到1908年，通过报刊传递的信息仍是局部的，但已开始在社会中发挥出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人们发现了一面可以用来进行自我观察、自我对照的镜子，并通过这面特殊的纸镜子，促进着近代中国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等现代意识的苏醒。报纸在近代中国所发挥的鼓动舆论视听、提高民智、推动社会变革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信息量极其匮乏、信息渠道单一、唯我独尊的传统观念不断受到外部挑战的环境下，报刊成为人们得以最直观、最感性地进行自我认知、交流及表达观点的重要手段。报刊对沿海及内地的学生、知识分子影响之巨大，远非有限的发行量能够说明。
政党报刊在辛亥革命时期一度占据突出地位。民国成立后，报刊舆论结束革命还是立宪的争论，随着时局变幻，进入民国初年诸侯争霸、各种思潮学说喧嚣一时的多元时代。
3.早期报纸的内容
自同治末年到光绪中叶，我国近代报纸的日报编辑形式，一般首先是论说，其次是上谕或宫门抄，次为各省各埠要闻，末为本埠新闻。当时还没有“专电”这个名词，除电传上谕外，如遇各省大员出缺、或兵变、大火灾等消息，间由访员发电报告，但也不是常见之事，因此这个时期报务非常简单。②
早期报纸的主要内容“大率里巷琐闻，无关宏旨”，对于国家大政事、大计划，别说无从探访，即使得知也绝不敢形诸笔墨，因此报纸的资料，大半模糊而琐细。报纸门目中的谕旨、奏折、宫门抄、辕门抄等供给官场中人浏览，借此获知官场的“升迁调降等情形与送往迎来之事迹”；至于各省各埠琐录，如试场文字、书院题目、命盗灾异，以及谈狐说鬼等则供给普通社会人士阅读；其他内容如商家的市价、轮船的行期、戏馆的剧目等属于广告性质的部分，则便于一般人阅读，也可作为游客的指南针、旅行者的消遣品。①
甲午以前（1895年前），报纸很少谈论政事，对于官场中人更不敢妄加只字。江南提督谭碧理只因其往来淞沪之间为报纸所记载，即命人与报馆交涉，要求不得登载，后又行文总督，大肆诋訾，官吏敌视报纸之心可见一斑，这种情况在甲午以后发生改变。到戊戌政变时，上海的报纸开始对守旧派有所微词，而各报的论说，也常建议创办航路邮政、改良市政水利等诸凡兴利除弊裕国便民之事，虽不尽为当局所采纳，但促起其注意之力，则甚伟也。②
在清廷“不准议论政事，不准臧否人物”的禁令下，中国的报纸最初是没有评论的。后来《官书局报》总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请开除禁令，其奏折中有“仿陈诗之观风，准乡校之议政”之建议，得到清廷批准，其后报纸才公开地有论说。当时科举还没有全废，办报的大多是半路出家的文人，因此他们所写的论文，仍不免有八股气味。写的人写腻了，找不到题材，每天凑几百字算数，看报的人越看越觉得没有意思，因此报纸的销路也始终没有打开。1895年中日之战后，国人同仇敌忾之心颇盛，强学会的《中外纪闻》与《强学报》，先后刊行于北京、上海，执笔者皆魁儒硕士，声光炳然。我国人民之发表政论也自此开始。③
4.报纸的短评及白话文问题
陈景韩担任《时报》主笔时，开始提倡用短评，使读者耳目一新，也使中国报纸的言论由“论”进入“评”的阶段。各报看见《时报》的短评很受读者欢迎，都纷纷仿效，于是短评风行一时，代替“论说”的地位。后因环境压迫，短评又只存形式而没有内容，受到读者的指责，各报再加改革，但不愿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就把“评”和“论”揉在一起，变成了“评论”。④
在提倡白话文前，绝大多数中国报刊使用文言文报道或记事，这对那些虽然识字但教育水平较低的人而言，存在使用上的障碍。针对这种情况，1876年申报馆印行《民报》，这是我国报纸最早尝试白话报章，该报号称“目专为民间所发”，最大特色为“字句俱如寻常说话，每句及人名、地名尽行标明，庶几稍识字者便于解释”。这里的“民间”是指知识水平较低的店员和劳工阶层。
国内最早热心提倡白话文的是无锡人裘廷梁。他认为，要想启迪民智，除教育外就应读报，而要使报纸人人能读懂，就该从白话开始，因此他在1898年创办了《无锡白话报》。此后，江浙地区白话报一度出现过短暂兴盛，《苏州白话报》、《杭州白话报》、《扬子江白话报》与《京话报》等先后创办，但并未引起社会重视。到民国元年，全国仍有不少白话报章创刊，仅北京一地就不下十四五家，但大多在短期内先后停业。① 现在看来，当时读报者仍以知识阶层为主，而白话文在这个阶层里很难被接受；与此同时，中下层的民众又大都买不起，看不懂报纸，所以白话文报纸无法生存下去也就不奇怪了。白话文真正进入中国报界为时尚早。
辛亥革命前后宣传革命的报刊，毋宁说是以报纸形式出现的宣传鼓动材料和单行本言论集更为确切。这个时期各式的观点和主张在社会上流传，难以预料的时局引起人们对信息的极大需求。那些在青年学生、知识阶层中享有很高影响力的报刊，正是适应了这个特定社会时期的需要，而使人趋之若鹜。其后，随着政局的变化，过去单纯以鼓动宣传为主的报刊从内容特色上逐渐失去优势，同时那些一度为革命而热心办报的人，在革命胜利后，大都随着个人理想转向政界。革命报刊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很少可以长久生存下来。虽然大多昙花一现，但它们在开启民智、推动社会变革方面的确是值得浓墨铺陈的一笔。辛亥革命前后，报纸确实发挥了很大的宣传和鼓动作用。
二、早期的新闻从业者
近代报业移自外邦，最初国人对其认识有限。在西方被誉为“无冕之王”的新闻记者在中国却极为社会所轻视，所谓社会地位几至无从谈起。
近代报业出现前，我国已有卖“朝报”的先例，因此国人很容易将早期报纸与传统朝报等同起来，认为“报馆为朝报之变相，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②。当时朝报所传播的消息在民间可信度不高，卖朝报的人社会地位也非常低下，致使社会对从事报业的人也给予同样的判断。因此，报业初期，报纸及早期的新闻从业者遭到社会轻视也在情理之中。
早期新闻从业者的来源，也是他们遭受社会轻视的重要因素之一。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前，社会优秀分子醉心于参加科举谋求功名，无人愿去从事新闻事业，所以剩下肯从事新闻业的，大多“不过是佯狂之士或者是落拓文人”，借报纸“以发抒其抑郁无聊之意思”，而各地访员“人格尤鲜高贵”也是无可讳言的事实。③ 左宗棠因不满于报纸对其向外商借款一事的报道和评论，曾怒斥“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主笔为之末路”，而当时社会也不以左宗棠此番指责为非。④
报纸最初只有“主笔”（相当于编辑），没有记者、通讯员，消息来源有些靠翻译内地和香港地区的外文报纸，有些摘自朋友的来信。随着读者对消息需求的增加，一些报纸开始在全国各地主要城市招聘访员，主要负责“延抄写案件及采访新闻”，条件是“学识兼长，通达世务，实事求是者”。① 早期的新闻从业者参差不齐，真正能满足这些要求的并不多。
报业的经营手段也使新闻从业者不易得到公众的承认和尊重。以上海为例，早期报纸出版后，在本埠一部分先送给常年订阅各家，其余则雇佣专人挨门挨户分送至各商店，到了月终，又必须说尽好话以乞取报资，此种情形几乎与沿门乞求无异。② 既然报业遭受轻视，那么新闻从业者也极易被诟病，无论是报社主笔还是普通访员均被认为是“不名誉”的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如此种种，致使开报馆者被认为“惟以牟利为目标”，任笔政者“惟以省事为要诀”。③
此外，早期的新闻从业者在社会上属于待遇较低的职业。曾任《申报》记者的雷瑨，谈到在外人办报纸时代，普通记者的生活和工作状况相当清贫，薪水是按西历发给，最高不过银币四十元，其他则依次递降，最低只有十几元，而饭食、茗点、茶水、洗衣、理发以及笔墨等都从其中取用，生活十分落魄。至于饮食，报馆中按照惯例不提供三餐，记者们不得不就食于小饭摊，或者让人出去买回来在房子里吃。④ 设备简陋，薪俸菲薄被认为是当时报馆的基本情形，由此可见早期记者的大概的生活状态。
相较于普通记者，主持笔政者的待遇要稍好些，但这些人大多过着充满旧式文人习气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形态决定着他们的社会观念，因此在这些人主持报纸笔政的时期，新闻业被认为总是停留在新的形式和旧的内容的阶段，没有进展。⑤
中国近代报章草创时期，社会不知报刊为何物，报人也闲居于社会之外，无所谓责任。潘公弼在《望平街之回忆》中说，“社会视报人，或尊之为清高，以其文字生涯，‘士居四民之首’而非以其为报人；或鄙之为无聊，以其不务‘正业’，则是根本不了解报纸为何物”。社会如此看法，报人虽确有责任感，也几乎无从负起责任来。而当时的报纸报人，似乎也以不负责任为得计。⑥ 当时的报人不能对报道负责，常以传统“有闻必录”作为推卸责任的幌子。如果某报纸记述引起某种纠纷，主持者不是根据事实予以力争，只以“有闻必录”为辩护，而社会上也以报纸之有闻必录而原谅之。正史者且常以所谓“报上流言”见之官方文书，意为在官家眼中的报纸是拾取流言之处，而说者不以此言为苛刻，闻者也不以此为怪，报人也未将此视为侮辱。① 可以说，早期的新闻工作者大部分既无专业训练，也缺少积极的思想和追求进步、将新闻当做事业来做的精神。
甲午战败后，举国上下一片哗然，社会变革似乎无可避免，但出路何在为众目所望。处于大变动前夜的社会，其传统的信息流通已无法满足国人抒发心声、要求变革的需要，近代报纸具有的便捷、迅速、影响力大等特点引起国内精英层的注意。1896年，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其后一年间，沿海各都会办报之风即起。② 由于梁启超等学者出而办报，影响极大，社会对于记者的眼光才稍稍有所变化。③
在此期间，清政府对办报的态度也发生着改变。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查禁报馆，访拿主笔，报界在残酷的打击下，人人自危。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后，报业重新获得发展空间，但在极不稳定的大环境下，记者职业仍缺乏基本保障。报人在清政府统治时期，曾遭受非常野蛮的迫害。1903年秋，记者沈荩因为报道了中俄密约的消息而遭清廷逮捕，被判“斩立决”。由于当时正值慈禧的“万寿庆典”，不宜公开杀人，遂改为“立毙杖下”。沈荩被打两百余棍后“血肉横飞，犹未至死”，最后只好用绳“勒之而死”。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被外报称为20世纪不应有的野蛮种族的行为。
从1899—1911年，至少有53家报刊被查禁，或受到暂时停刊、警告和其他处分；有两位报人被杀、17人被监禁、100多人被传讯、拘捕、警告、押回原籍或流放边疆。清政府的倒行逆施遭到新闻界的抵制和反抗，除公开抗议外，新闻界还采取多种策略和办法与清政府对抗。有的报纸依托于租界，或聘用洋人为发行人；有的报纸用化名去注册，有的报刊采用伪装封面进行递送，以逃脱邮政、海关的检查；有的在报纸版面上开“天窗”等。④ 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记者不能安居其职，随时寻找机会另谋他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