觊觎中原的北方蒙古族洪武元年（1368）的闰七月二十八日，是蒙古贵族们最不愿忆及的日子——元顺帝妥帖睦尔在朱元璋军队潮水般的攻势下，领着后妃太子，带着无限留恋，趁着浓浓夜色，万般无奈地逃出了他们曾经在此享尽人间荣华的大都，北遁而去。《元史》卷四七《顺帝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但是，人之常情总是不甘言败的，何况是骁勇的蒙古民族，何况中原大地给蒙古贵族的物质与精神享受是他们在身居漠北草原时无法想象的，而今却只能“梦里一晌贪欢”了。因此，他们虽然退出了大都，但是南下中原的渴望从来不曾消退——他们犹如一匹贪婪而饥饿的狼，始终觊觎着广袤而富庶的中原。
朱元璋当然能够想见他们的野心，于是不断派兵北伐，意在彻底消除北方边境的威胁。洪武二年（1369），明朝派常遇春、李文忠率兵攻克开平（即元上都，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元顺帝仓皇逃至应昌（在今内蒙古多伦东北）；次年，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统兵北征沙漠，重创了故元旧部，是年，妥帖睦尔死于应昌，故元丞相扩廓帖睦尔（即王保保）拥顺帝之子爱猷识理达腊居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继位，史称“北元”。洪武五年（1372），明廷遣15万之众“肃清沙漠”，这一仗虽然迫使蒙古军北退，但明军死伤无数。此役之后洪武一朝尚有数次出兵征战沙漠，但朱元璋对蒙古部的战略由此变进攻为防守，并封朱棣为燕王、朱为晋王，为北边藩镇。
明朝频繁的军事打击，兼之蒙古贵族内部的权力纷争，终于使得北元势力渐趋衰弱。虽然，元顺帝妥帖睦尔的后裔仍被奉为正统，但汗权衰微。永乐初，贵族鬼力赤杀害“北元”的第四代可汗坤帖睦尔，自称可汗，“去国号，遂称鞑靼云”《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蒙古族终至分裂成兀良哈、鞑靼和瓦剌三部，兀良哈部聚居在辽河、西辽河及老哈河流域，鞑靼部聚居在鄂嫩河、克鲁伦河和贝加尔湖一带，瓦剌部居住在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其以南的准噶尔盆地。
三部之间混战频仍，明廷亦加强对三部的防备与打击。鬼力赤率鞑靼部众与瓦剌部相互仇杀，屡屡往来于塞下，朱棣敕令边将严兵防备。永乐三年（1405），阿鲁台杀鬼力赤，立元之后本雅失里为可汗。永乐六年（1408），明廷敕谕本雅失里，命其归顺，遭到拒绝。次年，鞑靼部杀害明朝使臣郭骥，朱棣愤而以丘福为大将军率精骑10万北讨，其时，本雅失里已被瓦剌部所败，与阿鲁台迁居胪朐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克鲁伦河），丘福孤军深入，直至胪朐河，但是中了鞑靼部的埋伏，明朝部队全军覆灭。朱棣遂决意亲征，于永乐八年（1410）率50万之众北征鞑靼，追至斡难河，鞑靼部溃散，阿鲁台遣使贡马称臣。永乐十年（1412），本雅失里为瓦剌部马哈木所杀。阿鲁台被明廷封为和宁王，每岁进贡，接受明朝的管辖。至永乐十九年（1421），鞑靼部又起兵侵扰边境，朱棣乃三次亲征，鞑靼部受到沉重打击。洪熙（1425）、宣德（1426—1435）两朝，阿鲁台数败于瓦剌，“部曲离散”不久，阿鲁台为瓦剌脱欢所杀，鞑靼部终于溃散。《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兀良哈原为元朝大宁路北境。朱元璋置大宁都司，封其子朱权为宁王，镇守其地。洪武二十二年（1389），于其地置朵颜、泰宁、福余三卫指挥使司，各部首领自领其众。自大宁抵喜峰口，近宣府，为朵颜卫；自锦州、义州经广宁至辽河，为泰宁卫；自黄泥洼经沈阳、铁岭至开远，为福余卫。朱棣发动“靖难之变”时，恐宁王在后扼制，即胁迫宁王入关，又借用兀良哈三卫兵从征南京。明成祖朱棣即位以后，迁宁王于南昌，因兀良哈兵从征有功，遂把大宁割予兀良哈，仍为三卫。永乐以后，兀良哈三卫不断南迁，迁徙到今辽河以西地区，一方面和明朝互市贸易，一方面对明朝叛服无常，不时入边抄掠，成为明朝北部边境的不安定因素。
瓦剌部在鞑靼之西，元亡时部将猛可帖睦尔据之。猛可帖睦尔死后，瓦剌部众一分为三，其首领分别为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明成祖朱棣即位伊始，即遣使往告，后又数次遣使镇抚。永乐六年（1408），马哈木遣使贡马请封，次年，明廷分别封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此后，瓦剌部势力日渐强盛，并于永乐十年（1412）攻杀鞑靼部本雅失里，又以献故元传国玺为由，要求明廷出兵剿杀阿鲁台，并索要兵器。次年，马哈木扣留明朝使臣，多所要挟，继而拥兵南犯，且扬言攻袭阿鲁台。永乐十二年（1414），朱棣亲率大军讨伐瓦剌三部，直至土剌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图拉河），马哈木等败逃，未几死去，明廷趁机遣使安抚瓦剌另两部首领太平、把秃孛罗。永乐十六年（1418），允准马哈木之子脱欢承袭顺宁王之封。自此终永乐一朝，瓦剌部复向明廷奉贡，一直接受明朝管辖。《明史》卷三二八《瓦剌传》。
但是，让朱元璋、朱棣死不瞑目的是，北方蒙古族的威胁始终未曾消弭，并由此成为后患，兼之正统年间的内忧，瓦剌入侵、“土木之变”势所难免。
日渐强大的瓦剌部漠北的瓦剌部犹如一颗毒瘤附着在虽然庞大但日益虚弱的明朝躯体上，一旦有催化剂，立刻病变，朱元璋、朱棣苦心构建的庞然之躯就会颓然倒塌，不幸的是催化剂终于产生了，那就是王振擅权导致的国势日蹙。
宣德九年（1434），脱欢袭杀鞑靼部之阿鲁台，悉收其部。正统初，瓦剌三部内讧，脱欢杀贤义王（太平死于宣德元年，其子强烈忽嗣封）、安乐王把秃孛罗，尽收其众。蒙古瓦剌、鞑靼各部悉归脱欢统领。脱欢欲自称可汗，众部帅不可，乃立元皇室后裔脱脱不花为王，自为丞相。然而“脱欢实不承其号令”《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强悍而张狂的脱欢，觊觎中原之心昭然，继袭破朵儿只怕（原为阿鲁台所部）后，又胁诱朵颜诸卫窥伺塞下。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瓦剌部并未因为脱欢的死而衰落，因为野心更为膨胀、气质更为剽悍的脱欢之子也先嗣位了。
也先称太师淮王，脱脱不花被完全架空，成为一个十足的傀儡，正如《明史》所称：“脱脱不花具空名，不复相制。”②《明史》卷三二八《瓦剌传》。每向明廷入贡，脱脱不花与也先各自遣派使者入明，“朝廷亦两敕答之；赐赉甚厚，并及其妻子、部长”②。每次的进贡是瓦剌索要财物的捷径，更是也先侦察边情的良机。因此，瓦剌使者从起初的50人左右渐次增加至2000余人，虽然明廷多次敕诫，但瓦剌所行依然故我。对明廷所赐稍有不满，辄造衅端，因其往来边境多行杀掠，又挟持其他部族与俱，因此，所赐财物亦每有所增。
其时，正值明朝大举征讨麓川，也先趁机进行势力扩张。也先的第一步棋是与沙州、赤斤等蒙古诸卫联姻，到正统九年（1444），也先置甘肃行省，授罕东诸卫都督讷阁等为平章，俨然行使起国家之职。《明通鉴》卷二三。
也先的第二步棋是武力扩张，他强劲的弓弩瞄准的第一个目标是哈密这头懦弱的绵羊。
哈密，东去嘉峪关800公里，宋时入于回纥，元末以威武王纳忽里镇守，后改为肃王，纳忽里卒，其弟安克帖睦尔嗣位。永乐二年（1404），明朝封安克帖睦尔为忠顺王，并赐以金印，此后，其子孙后裔世袭王位。至正统间，忠顺王之位则传至倒瓦答失里。明朝封其为忠顺王的初衷是哈密地处西域要道，因而，希望哈密成为明朝的西陲屏障。然而，历代哈密王都怯懦无能，加之其地杂居着回回、畏兀儿、哈剌灰诸部落，其头目不相统属，忠顺王不能有效节制。众心离涣，势力渐衰。理所当然地成了也先想要掠取的第一头肥羊。
正统十年（1445），瓦剌裹胁沙州、罕东、赤斤等卫围攻哈密，忠顺王倒瓦答失里的母舅亦趁火打劫，遣兵围哈密城，本就脆弱的哈密不堪一击，进攻者大获全胜。也先俘获了倒瓦答失里的母亲及妻子北还，以此为人质胁迫其赴瓦剌，倒瓦答失里惧不敢往，数次遣使向明朝政府告难，中国体虚弱的明朝政府连色厉内荏都做不到了——竟然不允其所请，拒绝发兵声援，而仅仅是以“敕令诸部修好”应付了事。《明史》卷三二九《西域一》。而也先屡屡以武力相逼，倒瓦答失里万般无奈之下，于正统十三年（1448）赴瓦剌。从此，哈密卫为瓦剌所操控，明廷失去了这一西陲屏障。
也先强劲的弓弩瞄准的第二个目标是瓦剌部东面的兀良哈三卫。正统十一年（1446）冬，在漠北凛冽的寒风里，也先将第二支箭射向了兀良哈。这匹北方的狼，眼睛洞穿了明朝的懦弱与昏聩，竟然使出奇招——遣使者到大同，向明朝索要其进犯兀良哈的所需粮草，并请见大同守备太监郭敬。“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先对这句话的学以致用发挥到了极致，也先之用意显然不在粮草，而是要试探明朝当局对他攻打兀良哈的态度——攻打兀良哈是否会招致明朝的夹攻。兀良哈三卫是明朝在东北的边防要冲，以常理而论，如若也先攻打兀良哈三卫，明朝政府定当出兵援助兀良哈，出兵援助的目的是为了自己不至于成为也先下一个猎取的目标。不幸的是，也先的博弈赢了，明英宗朱祁镇再也没有其先祖朱元璋和朱棣的那种大国皇帝凛然不可侵犯的神威了，名义上由朱祁镇坐庄实际上由宦官王振操纵的明朝政府对于这样的肘腋之患竟然坐视不管，诏令郭敬拒见瓦剌使臣，也拒绝提供粮草，此举等于给了也先明示：大明王朝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也先攻打兀良哈。也先在没有任何牵制的情况下，攻破了兀良哈，并进而“胁朝鲜”《明史》卷三二八《瓦剌传》。
在瓦剌部的金戈铁马下，势力范围已是东西横贯——东至辽东地区，西及今天的新疆、青海等地。辽阔的漠北，几乎尽归也先统辖了。
对于胸中熊熊燃烧着统治天下欲望的也先来说，下一个目标必将是资源肥沃的中原大地。
王振乱政瓦剌入侵朱元璋、朱棣苦心经营起来的大明王朝，面对北方的敌人曾经没有丝毫退缩，或勇敢出击，或善加抚恤，明朝凭借强悍的力量与牢固的边防，把一手硬一手软的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使敌人不敢心存觊觎。
仁宗、宣宗两朝是明代比较鼎盛的时期，号称“仁宣之治”。谷应泰称：“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明仁宗朱高炽登基后力求守成，首先一改朱元璋与朱棣的铁腕作风，褒奖直言，虚怀纳谏，平反冤狱，释放了夏原吉等大臣，宽赦建文诸臣家属；停罢下西洋船队，以苏缓民困；调整统治结构，提高阁权；改革朝政弊端；减轻民困；调整统治集团内部关系。可惜，仁宗是个薄命的皇帝，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即位，次年春天就撒手天下。宣宗朱瞻基在位10年，首先，重用杨士奇、杨荣、杨溥及尚书蹇义、夏原吉等股肱大臣，清革前弊，整顿朝风，实行精简和裁冗措施，罢黜那些不称职的大臣；其次，一改永乐时对少数民族的讨伐政策，对骚扰边境的北方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只是驱逐而已，并且戒饬边将不要因为贪图战功而穷追猛打，因此，边境相对安宁；再次，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如蠲免税粮、安置流民、赈灾救荒等以减轻民困。由此，开创了较为稳定的政治局面。尽管如此，流民问题、边防问题等社会矛盾从来没有消失过，但是由于朱高炽、朱瞻基的励精图治与“三杨”等大臣的极力辅佐，这些社会矛盾得到了相对的缓解。
然而，至英宗一朝，貌似庞然大物的明朝早已是外强中干，种种社会矛盾都到爆发的时候了。而宦官王振的专权误国则是明朝国势日蹙的肇始。
朱元璋征战南北，得到天下，殊属不易，因此，容不得任何人对权力有所染指，为此，制造了耸人听闻的胡惟庸案、蓝玉案，史称“胡蓝之狱”。朱元璋借此两案，大开杀戒，自洪武十三年（1380）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几乎将明初的开国功臣诛杀殆尽，受株连被杀者竟达45000人之多。罢中书省，废丞相制，朝政不论大小，事必躬亲，独揽大权于一身。
朱元璋审视前代亡国之根源，深谙阉宦之祸带来的灾难，为戒前代宦官乱政之失，他决定从制度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任何可能性，于是制定了对宦官的种种限制措施，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且铸铁牌置于宫门：“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明史》卷三四《宦官一》。有个宦官久事内廷，竟然淡忘了当朝这一铁的规矩，某日从容谈论政事，朱元璋大怒，当日就打发其回老家了。
尽管铁牌高悬，限制重重，然而，朱元璋的子孙们还是不可避免地重蹈了历史的覆辙，使宦官乱政成为有明一代之厉阶。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苦果正是朱元璋自己种下的——他费尽心机、不遗余力构建的极端集中的君主专制制度，为日后宦官干政预埋下了祸乱的种子。因为，当他把功臣宿将斩尽杀绝，废除中书省与丞相制，使得他和他的子孙们可以享受至高无上的皇权的同时，皇帝就成为一个绝对的孤独者了，没有支持者与欣赏者——除了紧随身边的太监。再说，揽大权于一身，日理万机，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必然使得朱元璋及其后的明朝皇帝身心疲惫，因此，他们必然而且也只有在宦官那里寻找支持和帮助了。朱元璋自己也说：“阉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在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君心。”《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二。
因此，朱元璋又亲手打破了他自己制定的对宦官的铁牌禁令。在朱元璋执政的时期，宦官就已经在他的怂恿与默许下，从内廷走出，登上政治的前台了。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派宦官赵成往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市）市马。河州产良马，此前，朱元璋曾派人前往其地买马，但是因为使用的货币不同，每次买到的马都很少。朱元璋便派遣赵成带了很多丝绸与茶叶去河州交换马匹，同时令河州守将对番人善加抚恤，施以恩泽，以通互市，此后，明朝在河州买到的马匹就多起来了。《明史》卷三百四；又，《明太祖实录》卷一一。洪武十年（1377），朱元璋允户部所请，派宦官会同其他官员，核实“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一百七十八处”《明太祖实录》卷一一。洪武十六年（1383），宦官梁珉前往琉球（今冲绳）购马983匹。《明太祖实录》卷一五六。洪武二十五年（1392）宦官而聂、庆童奉敕往陕西、河州等处，敕谕所属番族将马匹卖给明朝，而明朝则以茶叶交换，共得马10340匹。（明）王世贞：《山堂别集·中官考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朱元璋除了让宦官参与上述税务、市马等朝廷要事外，还不断创造机会，让他们参与朝廷政治与外交方面的重大事务。洪武十二年（1379），朱元璋派宦官陈景与校尉向靖江王朱守谦宣读谕旨：其父朱文正“恣意放纵，视人如草木，作孽无休”，“未几，谋奔敌国，又觉，而方囚之，然后而殁”，并诫谕朱守谦谨守国法，不要重蹈其父覆辙。朱元璋多次遣宦官出使外国，洪武二年（1369），遣宦官送返高丽流寓之民归国。洪武十一年（1378），派宦官陈能往安南国吊祭其国王之丧。
当然，朱元璋虽然让宦官参与事务，但是他对宦官的管理非常严厉，不允许他们有任何专权行为。然而，逮及永乐一朝，宦官的地位被提高，宦官专权初露端倪。
朱棣起兵时，建文帝的内臣“多逃入其军，漏朝廷虚实”，朱棣以为这些宦官对自己忠心耿耿，而朱棣身边的宦官狗儿在“靖难之役”中建立战功，因此朱棣对宦官“多所委任”③《明史》卷三四《宦官一》。朱棣首先为宦官正名。宦官一职，自秦朝起，皆以“中”字名之，如中车府令、中常寺、中尉等。朱元璋时期，仅以监正、监副、门正、门副等为宦官职名，而朱棣登基之初，即改名为太监了，永乐一朝宦官地位的提升由更名可见一斑。自永乐三年（1405）起，朱棣派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共7次下西洋。永乐八年（1410），遣内臣王安往都督谭青营中监军，宦官监军制自此始。继而，又命马靖镇守甘肃，马骐镇守交趾，开了宦官分镇地方的先例。永乐十八年（1420），置东厂，令宦官刺事。因而，自永乐朝开始，宦官的权力范围扩大，掌握了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探臣民隐事等大权。③永乐一朝，虽然宦官得以染指诸多要事，但是，朱棣的强权毕竟使得宦官们慑服，而不敢放肆专权，这一状况一直维持到宣德一朝。
宣德十年（1435）的大年初三，年仅38岁的明宣宗朱瞻基在乾清宫驾崩，长子朱祁镇以9岁之幼龄登上九五之尊，是为英宗，年号正统。皇帝的弱龄使宦官王振擅权成为一种必然，而王振的擅权使明朝终于走向式微了。
王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在家乡读过书，并且由儒士当上教官，然而漫长的9年努力都没有任何建树。恰巧，这时朝廷颁布诏书，有子者允许阉割进入宫廷，王振便自行阉割，进入了宫廷。（清）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十九，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洪武时期，朱元璋禁内臣读书写字，而朱瞻基则将祖宗遗训忘在脑后，他设内书堂，选小内侍，王振入选，因此，王振得以粗通文墨，略晓古今。朱瞻基还让王振陪侍太子朱祁镇读书，为东宫局郎，深得朱祁镇宠幸，被朱祁镇尊称为先生。逮及英宗初立，王振的掌司礼监。《明史》卷三四《宦官一》。
朱瞻基临终留下遗诏：国家重务务必请示皇太后。遗诏中的皇太后就是朱祁镇的祖母张氏。张氏虽然深居宫闱，但是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她知道孙子尚幼，国家大事必倚仗宣德旧臣。张氏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将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五人宣至便殿，诫谕英宗：“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教训完小皇帝，张氏立即宣王振到殿，并声色俱厉地对王振说：“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当赐你死。”宫中女官在张氏的示意下将明晃晃的刀架在王振的脖颈上。然而，贵为天子的朱祁镇马上跪下求情，众大臣见皇帝如此也只能下跪，王振因此得免一死。张氏告诫英宗及众大臣：“皇帝年少，岂知此辈祸人家国。我听皇帝暨诸大臣贷振，此后不可令干国事也。”（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如果说英宗年少，在情感上对王振有所依赖，但是众大臣的求情，张氏的仁慈，实在是养痈为患之举。如果人死后有知，张氏一定会为她当时的仁慈之心而懊悔不已。
王振这个小人堪称是政治舞台上最好的演员之一，其高超的演技欺骗了很有政治经验的三位台阁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一次，王振看见英宗和小太监一起玩球，第二天一早，就跪谏英宗，说先皇帝为一球而几误天下，陛下如果也喜欢如此玩物，那江山社稷又当如何？年幼的英宗自是对王振敬畏无比，三杨听了也由衷感叹宦官中还有如此忠心的人。王振每每到内阁传旨，都假装不敢进去，三杨便把王振请进内阁，并让座于他。王振由此渐渐得到了内阁大臣的信任。
除了擅长表演和伪装，王振还善于察言观色。正统四年（1439），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死驿丞，本来这是一件并不复杂的案件，然而被杖死者为杨溥的乡里，佥事廖谟又为杨士奇乡里，这就使得案件错综复杂起来，杨溥、杨士奇都是朝廷阁臣，这层关系使得办案者不知如何是好。这是中国的积弊——人情往往大于法理。中国官场的另一积弊就是，为官者都希望借各种机会维护自己的权威和面子，为大官者尤甚，杨溥、杨士奇当然也不例外。杨溥要为自己的同乡——那个被杖死的驿丞报仇，以保全自己作为阁臣的威严，坚持要处死廖谟；而杨士奇同样也是阁臣，同样要维护自己的威严，因此，执意要庇护廖谟。此事最终闹到太皇太后张氏那里，张氏自然没有辙，因为杨溥和杨士奇，她哪个也不好得罪。狗的嗅觉总是很灵敏的，惯于看风使舵的王振犹如一条正欲得到主人信任的哈巴狗，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博得张氏、杨溥、杨士奇信任的好机会，于是，他给了张氏两全其美之计：“二人皆挟乡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轻，宜对品降调。”张氏觉得这个办法既惩罚了廖谟，又维系了她和杨溥、杨士奇之间互为依存的关系，自然予以采纳，将廖谟降为同知。②（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自此，张氏渐渐开始信任王振，作为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张氏都持这样的态度，三杨自然不会对王振参与政事有所不悦，毕竟天下是朱家的天下。正统六年（1441），王振竟矫旨提拔其党羽工部郎中王佑为工部右侍郎。
同年十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修成，英宗宴请百官，按旧制，宦官不得参加这样的宴会。一向对王振心存敬畏的英宗担心“王先生”不悦，忍不住派小太监前往探视，探视者回来向英宗汇报，王振正在大发雷霆，称：“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英宗竟为之蹙然，以致弃祖宗礼法于脑后，连忙命人打开东华门的中间大门，请王振赴宴，在座的朝廷百官竟然也纷纷望风而拜。②但是，毕竟有太皇太后架刀于颈上的前事之鉴，且三杨在朝廷中还有很高的威望，因此王振尽管有皇帝撑腰，但终究不敢放肆。因而，正统初年，基本延承了仁、宣时的各项政策，天下清平。
正统七年（1442）十月，太皇太后张氏病故，最能制衡王振的法宝顿然消失，而制衡王振擅权的另一法宝——三杨的力量此时也已经微乎其微了。早在两年前，王振就已经以三杨“年高倦勤”为由，授意英宗擢用曹鼐、马愉，并入直内阁，预机务，以此排挤三杨。此时，杨荣已经作古；原本怀着“尽瘁报国，死而后已”之壮心的杨士奇则因为儿子杨稷犯法论死，卧病不出；仅存杨溥在朝，终因年老势孤，面对国事徒唤奈何。而继登内阁者皆萎靡噤声，大权终于由王振独揽。宦官预政之风遂成明季祸痈，势成积重。而王振专权是明朝宦官乱政的肇始，王振之后，又有宪宗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正德年间的刘瑾，他们的擅权直接导致了明朝的国势日蹙，而明末的大宦官魏忠贤乱政使得明朝终于走向覆亡。
王振盗走朱元璋所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之铁牌，（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事实上，即使是铁牌高悬，也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王振乱政了。他唆使英宗屡用重刑，迫害刘球、李时勉等忠良，排除异己，结党营私。敢于抗争者或被迫害致死，或被挤出朝廷。剩下的是没有官品和人格而奴性十足的人。
有了英宗的纵容，没有了制衡的力量，王振或假传圣旨，或矫旨行事，为所欲为，无所忌惮。他怂恿英宗兴师麓川，长达10年之久，导致军队困顿，国力耗竭，百姓不堪重负；卖官鬻爵，索贿受贿，搜刮民脂，集聚财富，事败抄家时，竟得金银60余库，玉盘上百，珊瑚高六七尺者就有20余株，其他珍玩不可计数；广置田产，营造府邸，其府邸极尽奢华，堪比皇宫；王振佞佛，修大兴隆寺，壮丽甲于京都，为此强征军民万余人，耗去国库数十万两银子，京城百姓编民谣以讽此事：“竭民之膏，劳民之髓，不得遮风，不得避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王振培植的党羽如马顺、郭敬、陈官，还有王振之侄王山等个个张牙舞爪，为非作歹，民声怨望。《明史》卷三四《宦官一》；又，（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
王振乱政导致了英宗一朝官场黑暗，民怨鼎沸，国力衰竭。明朝的这一状况刺激了瓦剌部首领也先占领中原的强烈野心。
虽然朱祁镇与王振对北方边防的危险视若不见，但是朝廷中那些不愿意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走上覆亡之路的人却早已看清了瓦剌的企图，并不惜以乌纱帽甚至生命为代价纷纷向朱祁镇进谏。正统八年（1443），翰林侍讲刘球因上言十事，其中针对瓦剌的威胁，刘球以为“迤北贡使日增，包藏祸心，诚为难测”《明史》卷一六二《刘球传》，因此，他建议当整顿军队，严禁私役军士，加紧训练守边官军；整顿军屯，充实军粮。如果英宗此时接纳刘球等忠臣所谏，几年后的被掳之辱也许就可以避免，然而完全处在王振操控下的朱祁镇毫无对国事的判断与预测能力。刘球进谏之举犹如飞蛾扑火——不仅没有任何效果，反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王振认为刘球的奏疏是针对自己的，于是就施以报复，他立即将刘球逮捕，并将其杀害。刘球之死极为惨烈。王振逮捕刘球后，为一泄私愤，即授意其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在狱中杀害刘球。一个深夜，马顺命令一个卢姓小校充当操刀手去杀刘球，刘球见小校持刀而入，知道难免一死，乃大呼：“死诉太祖、太宗！”刘球的头颅被小校一刀砍下，流血被体，但是身躯屹立不动，马顺竟然将刘球躯体倒立，斥之“如此无礼”，其后将遗体肢解，埋在监狱边的空地里。（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于谦后有《刘侍讲画像赞》颂扬刘球之忠烈，曰：“铁石肝肠，冰玉精神，超然物表，不一尘。古之君子，今之荩臣。才足以经邦济世，学足以尊主庇民。持正论以直言，遭奸回而弗伸。获乎天而不获乎人，全其道而不全其身。圣明御宇，景命维新，恤典有加，光生绅，遗像斯存，俨然冠巾。望之者如瞰虞廷之凤，仰之者如睹鲁郊之麟。噫！斯人也，正孔、孟所谓取义成仁者欤！”（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八。
王振一方面对渐行渐近的瓦剌的马蹄声充耳不闻；另一方面又对瓦剌部出尔反尔，给也先提供了南侵中原的最佳口实。为了换取瓦剌部的良马，王振竟然暗中指使他的亲信镇守大同太监郭敬，制造大量的钢铁箭头等兵器，装在瓮中，送给瓦剌使者。瓦剌部脱脱不花与太师淮王贪婪无度，每每各自遣使者朝贡，并谎报人数，以此向明朝索取更多的财物。而王振因为得了瓦剌的好处，便以保天下太平为名，赏赉金帛无算，瓦剌所请无所不予，这一做法无疑更滋长了瓦剌部的贪欲。
正统十四年（1449）春，也先遣2000名使者贡马，却诈称3000人。瓦剌贡使冒领赏赐，原本为习以为常之事，且王振因为受了瓦剌的贿赂，因而每每有所庇护。可是，这次王振却没有让瓦剌如愿以偿，而是恼怒地令礼部核实，除去虚报的人数，并且削减了瓦剌所请赏赉的五分之四。贡使回返，向也先汇报这一情况，也先忿恚难抑，借口明廷曾许诺将公主嫁与其子，而此次却“答诏无许姻意”，遂率瓦剌诸部寇辽东、宣府、甘肃等，自己则拥所部进犯大同。（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土木之变》；又，《明史》卷三二八《瓦剌传》。
于是，任凭英宗政府如何掩耳盗铃或闭目塞听，瓦剌入侵的马蹄终于逼近边关——狼终于来了。
“土木之变”英宗北狩在后人看来，成为明代耻辱的“土木之变”完全像一场闹剧，不幸的是在这场闹剧中几十万生命就这样因了傀儡英宗与导演王振的草率而消失。
位于河北省怀来县东面的土木堡，本名统进镇，后音近讹为“土木”。永乐初年置堡，系宣府通向居庸关的重要驿站，周围百里，群峰耸立，地势很高。今日的土木堡已难显当年的模样，进入土木村，站在夯土城墙的残垣断壁边，遥想当年的烽火硝烟和横尸遍野、流血成河的惨景，不禁庆幸于自己生逢盛世。如今，这里还矗立着显忠祠，来来往往的游客不时发出对在土木堡之战中无谓阵亡的明朝数十名朝廷重臣和40余万士兵的叹息。土木堡的残垣断壁，见证了500多年前这场战争的残酷与罪恶，见证了英宗政府的无能。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十一日，也先率瓦剌部进犯大同，大同参将吴浩率守军迎战，吴浩战死在猫儿庄，大同守军失利，塞外城堡陷没。大同败报一日数十次传到京城。
在王振的怂恿下，明英宗朱祁镇决定率六师亲征。
于谦此时为兵部右侍郎，亲征之议一出，洞悉敌我双方形势的他知道，北部边防虚弱，而且六师尽出，京师将成为空城，于谦因此和兵部尚书邝力言“六师不宜轻出”，然而，此时朱祁镇耳朵里只听得进王振一人的话，而很想借此狐假虎威一番的王振自然坚决不会接受于谦、邝等人的建议。此时，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力谏：“陛下但宜固封疆，申号令，坚壁清野，蓄锐以待之，可图必胜，不必亲御六师，面临塞下。况秋暑未退，旱气未回，青草不丰，水泉犹塞，士马之用未充。兵凶战危，臣等以为不可。”《明史》卷一六九《王直传》。但是，任何人的进谏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23岁的少年天子朱祁镇希望像皇祖朱棣一样亲征漠北，以此击败入侵的瓦剌，尽显明朝的大国声威，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历史当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问题在于，此时的明朝已经没有了洪武、永乐朝那样的威势了，特别是在旷日持久的麓川之役中元气大伤，国力和兵力都透支消耗。最为关键的是，这样一次关乎国家存亡的重大军事行动需要缜密周到的部署才有取胜的可能，但是朱祁镇与王振竟然视之为儿戏，草草准备和仓促出发以及后来一系列荒唐的战术失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土木之变”的发生，这一对主仆一个为此被瓦剌所掳，一个为此死于英宗护卫的重锤之下——玩火者必自焚！
朱祁镇下令几天内备妥所有出征事宜，命“在京五军、神机、三千等营官军操练者，人赐银一两，胖袄裤各一件，鞋两双。行粮一月，作炒麦三斗。兵器八十余万。又每三人给驴一头，为负辎重。把总、总指挥，人加赐五百贯”③《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因为行事仓促，所以发放上述物资时秩序混乱。而宣府、大同等边关诸镇的仓储粮草匮乏，就令“山西布政司及顺天保定等七府夏麦秋粮，原定口外缴纳者，悉令抵斗收豆，赴大同、宣府等处缴纳”；又令“太原府所属近北州县各起民五百名采刈秋青草”③。这样，物资准备便算完成了。
朱祁镇随之敕令其弟王朱祁钰（1428—1457）居守北京，这一并未经过多少深思熟虑的诏令使得朱祁钰成为了后来的景泰皇帝。
接着，命太监金英辅佐王，吏部尚书王直留守京师，于谦留兵部理事。朱祁镇本来是打算让于谦扈从亲征的，但是朱祁镇和王振最终还是改进兵部尚书邝，让于谦留在京师。令朱祁镇与众大臣料想不到的是，这一带有很大随意性的人员派遣决定无意中拯救了明朝。
在短短的两天草草准备之后，七月十六日，朱祁镇亲率官军50万人启行，征讨他以为唾手可得的瓦剌，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率师以从，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学士曹鼐、张益等扈从。③④《明英宗实录》卷一八。
十九日，师出居庸关，过怀来，抵宣府。由于50万大军仓促出征，加之组织不当，因而行军途中行伍混乱；而兵部尚书邝又从马上跌落，身负重伤；连日的凄风苦雨，行军困难，“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土木之变》，种种因素导致军心动摇。而身居内宫、丝毫不懂军事的王振却是这场战争的总指挥，他像驱赶牲口一般催促大军行进。邝和王佐屡屡上章请回，王振不仅不允，还大发淫威，令他们“跪于草中，至暮方释”。堂堂成国公朱勇向宦官王振奏事，竟然要“膝行向前”③。二十八日，明军到达大同东北的阳和（今山西省阳高县），而同月十五日，大同总督宋瑛、总兵官朱冕和都督石亨率领的军队在此迎战也先率领的瓦剌部，因为受太监郭敬的牵制，宋瑛部队全军覆没，尸横遍野的惨景令明军“众皆寒心”④。八月初一日，艰难跋涉半个月之久的明军终于到达大同。狡黠的也先为了引诱明军深入，故意北撤。对兵法一无所知的王振看到瓦剌北撤，就坚持北进，扈从大臣纷纷上章请回，王振不允，直至初二日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将也先北撤的用意和我军前线惨败的情况密告王振，王振才开始惧怕，次日下令班师。
闹剧如果于此收场，朱祁镇或许还可以安然回到京师坐他的皇位，而几十万条性命更不会白白地葬送，当然，王振也会继续嚣张跋扈。不幸的是，王振的畸形人格与失常思维促使他并不想如此收场，因为无论王振处于多么显赫的地位，拥有多少的物质财富，但他终究是太监，这一身份必定会让他在心理上存在自卑感，因此他希望借助一定的外在形式来显示叱咤风云、一呼百应的八面威风。
在王振看来，让当朝天子陪着自己出现在昔日对自己不齿的乡人面前，那种威风不亚于当年刘邦登极后“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于是，王振便想让皇帝“驾幸其第”。可是，已经走了40多里地了，王振又突然担心几十万大军会踩踏他在蔚州老家的田园庄稼，就又命令部队改道向东，奔向宣府。大同参将郭登闻讯力主英宗当从紫荆关回驾，因为这时大军距紫荆关只有40里之遥了。但是，当学士曹鼐、张益将郭登的建议转告王振明，却遭到拒绝。
八月初十日，明军退到宣府，瓦剌骑兵突袭而来，明军仓促应战，伤亡惨重。十三日，明军撤军至土木堡。明军抵达时土木堡太阳尚未落山，且离怀来城只有20里，因此，扈从大臣们都主张入怀来，而王振却以“辎重千余辆未至，留待至”。邝一再上章请求朱祁镇宜疾驱入（居庸）关，王振不报，邝又诣行极力请，王振呵斥他：“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邝愤然答道：“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王振愤怒于邝对其威严的冒犯，命令左右将邝强行拖出行殿。几十万人马于是就留驻在这个“旁无水源，又当敌冲”的危险之地。②（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土木之变》。
整整一夜的时间足以让瓦剌从容地逼近明军，但是王振和朱祁镇无知得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第二天，掩耳盗铃的王振与朱祁镇打算率领六师起行回京，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也先劲骑从四面八方逼近了。明军不敢妄动。人马已经两天没有饮水，掘地两尺不见滴水，15里外的河流已经被也先控制，官兵身体疲乏，士气大减。也先从土木堡旁的麻谷口攻入，都指挥郭懋据战终夜，敌人倍增，而镇守宣府总兵杨洪竟按兵不动。
八月十五日，狡黠的也先假装撤退，遣使持书向明朝请和，朱祁镇令曹鼐起草“和议”诏书，并遣通事二人与也先使者同赴瓦剌军营。不懂得兵不厌诈的王振马上下令移营就水，饥渴了三天的士兵纷纷逾堑而行，行伍杂乱。明军南行不到三四里地，瓦剌部众从四面围攻上来，明军兵士争先奔逸，势不可阻。敌骑蹂阵而入，挥动长刀如砍瓜切菜一般砍杀毫无招架之力的明朝官兵，明军死难将士达40余万。②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学士曹鼐、张益、驸马都尉井源、侍郎丁铭、王永和等50余位朝廷大臣在混战中遇难，只有大理寺丞萧维桢、礼部侍郎杨善等寥寥数人侥幸逃命。
苍天有眼！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王振终于不得善终——在“我为天下诛此贼”的怒吼声里，明朝的护卫将军樊忠举起手中之锤砸碎了王振罪恶的头颅，王振就此结束了其专横跋扈、祸国殃民的一生。
朱祁镇终于看清自己的处境了：官军被屠戮无数，扈从大臣所剩无几，自己一生所倚的王振也横尸战场，逃离的希望渺茫。于是，他干脆下马盘腿南向而坐，一个瓦剌士兵想扒他的衣服，朱祁镇不肯，这个士兵就想挥刀取他的性命，好在朱祁镇命不该绝，该士兵的兄长见朱祁镇的举止与穿着与众不同，断定他不是普通人，于是推拥着他去见也先之弟赛刊王。赛刊王即快报也先，部下所获一人疑为明英宗，也先令尚在瓦剌营中的明朝使者辨认，证实果然是大明天子。也先大喜过望，问部下该如何处置朱祁镇，有一部下建议不如杀了，也先弟伯颜帖睦尔力主不杀英宗，而也先也想以他为人质要挟明朝政府，因此就留下了朱祁镇的性命。
泱泱大国的皇帝就这样做了蒙古瓦剌部的俘虏。朱祁镇的生活则从天堂跌入了万丈深渊——整日过着俘虏的生活。
这场闹剧般的战争将明朝推到了几乎覆灭的境地，天下生灵面临涂炭之灾，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改朝换代或者南北分裂的边缘。
大厦将倾了。
危难中挺身而出受命为兵部尚书时代呼唤着英杰扶大厦之将倾。
历史总是惊人地出现重复的场景，明朝的这场惊变几乎让所有具备一点点历史常识的人想起了宋时的靖康之难。
然而，比起宋王朝，明朝是幸运的，靖康之难后，宋王朝偏安一隅，中国陷入宋金对峙南北分裂的状态100多年，南宋最后灭于新崛起的蒙元铁蹄之下；而明朝军队则成功地抵御了蒙古部落的进攻，明王朝的统一局面得以延续。
比起宋朝无数“忍死望恢复”的中原“遗民”陆游《关山月》诗有“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之句，明朝的百姓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终究没有沦为“遗民”而遭到屠戮。
比起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大儿子宋钦宗赵桓来，明英宗朱祁镇是幸运的。徽、钦二宗成为大金骑兵的俘虏后，徽宗皇帝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称帝，建立南宋政权，这就是宋高宗，而宋高宗坚持和议的政策，徽、钦二宗至死不得南归，而朱祁镇则没有重蹈客死敌营之覆辙。
国家幸甚，百姓幸甚，英宗朱祁镇幸甚！这一切都是因为明朝有了于谦。
明军惨败，英宗北狩的消息传至京师，京师大震。皇族惊惶万分，他们派太监携带宫中财宝前往居庸关外寻找瓦剌军营，奢望能把朱祁镇赎回来，但是，此时朱祁镇已经被瓦剌部挟持先至宣府而后转往大同了。《明通鉴》卷二四。
王师覆灭，皇帝被掳，这对忠于国家的朝廷大臣来说是一种不可忍受的耻辱，于谦北望而哭，顿足悲号：“誓不与虏俱生！”（明）于冕：《先肃愍公行状》。
在经过了两天的惊惶、混乱后，太后下诏，立皇长子朱见深（1447—1487）为皇太子，其时，朱见深年仅2岁，于是命时年22岁的王朱祁钰监国，辅佐幼主，诏告天下，以稍安人心。《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
八月二十日的一场朝廷混乱，使得太后、王朱祁钰、王直等大臣对于谦的胆魄和韬略刮目相看，也将于谦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这天，朱祁钰摄朝，临午门，群臣次第宣读弹劾王振奏章，称：“振倾为宗社，请灭族以安人心。若不奉诏，群臣死不敢退。”②（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继而痛哭于朝，声彻中外。在歌舞升平中长大的朱祁钰显然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于是临乱心慌，束手无策，起身欲退。正当朱祁钰退缩时，太后有旨籍没王振，并遣锦衣卫指挥马顺传旨，而马顺竟然没有意识到靠山已倒，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的现实。“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句话不会永远是弱者的自我安慰，它终究会应验。马顺乃王振党羽，平素阿附王振，助纣为虐，刘球即为马顺所杀。王振死了，群臣见到马顺，自王振擅权以来郁积在心中的愤懑以及对由王振导致的王师覆灭、皇帝被掳的悲怆突然找到了一个宣泄口，于是对马顺之辈的愤怒有如黄河决堤般不可遏止，昔日令朝臣吞声不敢言的马顺死在了大臣们的拳打脚踢之下，同时被击杀的还有王振另两名同党。三具罪恶的尸体随后被拖至东安门，军士犹争击不已。愤怒不已的人们又将王振侄儿锦衣卫指挥王山捆绑到庭上，令其下跪，众人又唾骂不止。一时间，朝廷喧哗，班行杂乱，无复朝仪。
发泄完愤怒、头脑清醒过来的大臣们，突然都意识到自己杀了人，开始惊恐不安，而身负监国重任的朱祁钰自事件之始就处于恐慌之中，他几次起身，想一走了之。
所有的大臣都怕了，朱祁钰怕了。此时，于谦站出来了。自此，于谦卷进了政治漩涡的中心，前路漫漫，多少的惊涛骇浪，多少的狂风骤雨，多少的雪剑霜刀在等着他，他都已经顾不得了！
在朱祁钰想退身之际，临乱不惊的于谦径直上前拉住手足无措的朱祁钰，沉着地说：“殿下止。振罪首，不借无以泄众愤。且群臣心为社稷耳，无他。”②在于谦的坚持下，朱祁钰降旨奖谕群臣，并宣谕马顺罪当处死，不追究群臣之过，人心始定。朝堂终于恢复了应有的秩序，而于谦在混乱中袍袖都被撕裂了。事定退朝，吏部尚书王直拉住于谦之手唏嘘感叹：“朝廷正藉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挺身而出的于谦让朝廷上下看到了明朝的希望和出路。次日，太后命于谦为兵部尚书。临危受命的于谦以赤胆忠心与雄韬伟略开始了他拯救国家于危难、拯救百姓于水火的险途。
明朝京营50万大军在土木堡几乎丧失殆尽，京师所剩羸马疲卒不足10万，京师戒严，人心惶惶。面对如此危局，于谦果断将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与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宁阳侯陈懋所统领的浙兵等部队立即调赴京师，抗击敌寇。《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又，《明史》卷一一《景帝本纪》；《明史》卷一七《于谦传》。其时，通州仓廪积粮较多，如果不及时转移，就有可能沦为敌资，有人建议焚毁，应天巡抚周忱建议：通州“仓米数百万（石），可充京军一岁饷，弃之可惜，不如令自取之”《明通鉴》卷二四。于谦也忧虑于此，于是奏请朝廷将通州仓粮运往京师，“运粮二十石纳京仓者，官给脚银一两”，并令“文武京官自九月至明年五月粮预于通州取给，军人给半年”。又令“新选余丁官军并旧操官军舍人及报效者，人赐银一两，布二匹。守城匠人，守门军火，并皇城四门内外官军，人赐布二匹”《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
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地官军调赴京师，粮食、衣服等初步有了保障。于谦雷厉风行的一系列举措很快扭转了朝野上下一片恐慌的局面，形成了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敌形势，人们的惧怕恐慌心理渐渐被击退瓦剌的信心与决心所取代。
于谦誓死保卫国家的气概感染了其他的文官武将。八月二十三日，也先挟持朱祁镇至大同城下，与朱祁镇为姻亲的大同守将郭登拒开城门。朱祁镇自然很生气，但是皇威不再，只得强压怒火，遣人对郭登说：“朕与登有姻，何拒朕若是？”郭登回复：“臣奉命守城，不知其他。”（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郭登因此得罪了朱祁镇，后来朱祁镇南宫复辟后，马上将其降职，以解大同被拒之气。这是后话。
鉴于当时文武官员中有的身体老弱，有的性情怯懦，不堪抗敌重任，于谦知人善任，大胆整饬，荐拔品德、能力堪当重任的官员。在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两天的时间里，于谦荐举了杨洪、陈镒、罗通、石亨、曹泰等多名官员，加固边防。
于谦请封镇守宣府的都督杨洪为昌平伯。杨洪，字宗道，六合（今江苏省仪征县）人。善骑射，遇敌辄身先突阵，曾任游击将军、都指挥佥事、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使、左都督、总兵官等。一生征战，机变敏捷，善于出奇捣虚，未尝小挫。久镇宣府，御兵严谨，士马精强，为一时边将之冠。《明史》卷一七三《杨洪传》。“土木之变”后，宣府悬为孤城，八月十七、十八两日，也先挟持朱祁镇至宣府城南门，胁迫杨洪开门相迎，杨洪或以“天已暮”为由拒绝开门，或干脆令军士回复“镇臣杨洪已他往”，闭门不纳，也先无奈北去。同时，于谦奏请奖谕罗亨信。罗亨信，字用实，东莞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正统初，以右佥都御史（后改右副都御史），巡抚宣府、大同。对也先野心早就有所警惕的罗亨信曾建议“宜预于南北要害，增置城卫为备。不然，恐贻大患”，然而未被朝廷采纳。土木之败后，宣府沦为空城，人情汹惧，悲观惧怕者建议放弃宣府城，官吏军民争相而逃，罗亨信仗剑坐于城下，下令说：“出城者斩！”又向诸将发出死守宣府的誓言，上下人心始得安定。也先挟持朱祁镇至此，传朱祁镇之命，令其打开城门，罗亨信登城说：“奉命守城，不敢擅启。”也先无奈北去。《明史》卷一七二《罗亨信传》。于谦赏识罗亨信与都督杨洪誓死守卫孤城的斗志，于是建议朝廷奖谕杨、罗二人，以激励所有将士。
同日，于谦荐都御史陈镒安抚畿内军民。陈镒，字有戒，吴县（今属江苏省）人。永乐进士。陈镒三度镇守陕西，先后达十余年，颇有政声，很受当地百姓爱戴。史载陈镒每次还朝，百姓必遮道拥车而泣，每次返任，百姓则夹道欢迎。《明史》卷一五九《陈镒传》。陈镒的官德使爱民如子的于谦觉得他可以担当安抚畿内军民的重任，而陈镒后来的作为也没有辜负于谦的信任。
八月二十五日，于谦荐擢广东东莞河泊所闸官罗通。罗通，字学古，吉水（今属江西省）人，永乐进士。正统初年，迁兵部郎中，从尚书王骥整饬甘肃边务，因贪淫为王骥奏劾，因而下狱，后谪广西容山闸官，又调东莞河泊所官。罗通为人贪婪狂妄，但是于谦深知非常时期需要大量人才，因而向朱祁钰荐举了罗通。《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又《明史》卷一六《罗通传》。但是罗通生就的小人品行使他对于谦的荐举并没有感恩戴德，而是屡屡猜忌于谦，这是一切出自公心的于谦没有预料到的。
为加强边关与京师守备，于谦连续调兵遣将。这段时间，于谦做出的最重要的举措是奏请起用石亨。石亨，渭南人（今属陕西省）。身材魁梧，美髯及膝，擅长骑射，能用大刀。正统初，迁都指挥佥事，进都指挥同知，元左参将，佐武进伯朱冕守大同。正统十四年（1449），因败兀良哈部，进都督同知。也先大举入寇大同时，石亨和宋瑛、朱冕等战于阳和口，宋瑛、朱冕战死，石亨单骑逃回，因此降官。于谦深知石亨骁勇善战又熟谙军务，虽然有战败后单骑逃命之经历，但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石亨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将才，于是向朱祁钰推荐石亨，将其升为右都督，在京营兵。《明史》卷一七三《石亨传》；又，（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京师保卫战的胜利有很多因素，而起用石亨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要赢得一场战争，仅仅有将领是不够的，必须激发军民的斗志，才能具备胜利的条件。于是，于谦要求兵部榜示官军民众，凡能临阵英勇杀敌者，一律按功给赏。③《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
拥立王国不可一日无君。英宗被掳，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惶恐，如此状况让也先心存以英宗为人质胁迫明朝投降的幻想，而且使得朝廷在推行政令时多少会有些不顺畅，这种局面使得以监国之身份总理朝政的朱祁钰从王变成了景泰皇帝。
八月二十九日，文武百官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为辞恳请太后，请立王，虽为女人但是洞悉国家命运之危急的太后允准了众臣的这一请求。然而，皇太后的旨意转达至朱祁钰那里时，措手不及的朱祁钰却辞让再三，曰：“皇太子在，卿等敢乱法耶？”③也许文武百官并没有预料到朱祁钰的这一态度，黄袍加身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有史以来，多少的沙场纷争，多少的兄弟阋墙，多少的宫廷喋血，多少的明争暗斗，多少人为之抛去头颅，都是为了一个可以统御天下的皇位。朱祁钰在此之前是否有过做皇帝的非分之梦，我们永远无法知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潜意识里一定不会拒绝皇位的，不然后来英宗回京受阻以及被囚南宫就无法解释了。但是，眼下突然的变化让他措手不及，而且国家大难当头，皇帝必须救天下于危难之中，朱祁钰显然对此没有足够的自信，于是他在紧张与惶恐之中拒绝了这个尚不知是福是祸的皇位，几分钟之前慷慨陈词的文武百官此时不知所措，躁动的朝堂瞬间归于寂静。
于谦的卓尔不群在于他总是能扭转危局，他的人格魅力在于他从不考虑自己的敢作敢当会给个人命运带来什么后果，他不会忧虑他今天坚持请立王，将来他如何面对英宗，而英宗又将会置他于何地。于谦人格的伟大更在于他想到了他这样做的后果，在临危受命为兵部尚书后，他总是悲怆呼号：“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明）于冕：《先肃愍公行状》。但是为了国家前途，为了苍生祸福，他早已把个人的命运放在脑后了。
在朱祁钰惶恐、百官沉默之际，于谦慷慨陈词：“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愿殿下宏济艰难，以安宗社，以慰人心。”《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于谦的这番话说得很有策略，他恳请朱祁钰为宗社计而登基，如此，就使得朱祁钰可以坦然去做皇帝，而不会担心天下人怀疑他的动机。朱祁钰终于接受了太后的旨意，并于九月初六日正式登基，是为景帝，遥尊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以翌年为景泰元年。
也先以英宗要挟明庭的希望破灭了。
加强京师武备也先听说明朝已立新君，恼怒之极，随即遣使致书明廷，措辞傲慢无礼，并扬言：行当决战。
于谦知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恶战势所难免。于是，泣谏景帝：“寇贼不道，势将长驱深入，不可不预为计。”②（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又，《明史》卷一七《于谦传》。也先行当大举入寇，明朝泱泱大国一定要抵御并击败瓦剌，这一必胜的信念在于谦心里从来没有动摇过。但是士兵数量的不足与作战能力的缺乏、武器等物资保障的局促等情况让于谦忧心如焚。
于谦以其雄韬伟略雷厉风行地解决了上述问题。首先，针对官军数少的情况，于谦奏请景帝宜马上遣官招募官舍余丁义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运官军，并令其悉隶神机等营，操练听用；其次，解决京师九门的守卫问题，于谦建议派都督孙镗、卫颖等给领兵士，出城守护，列营操练，以振军威，并选给事中御史王等分出巡视，勿使疏虞；再次，现有各营的军资器械，十不存一，于谦建议令工部齐集物料，内外局厂昼夜并工，成造攻战器具；此外，瓦剌入侵，郭外居民定遭涂炭，于谦建议将其徙于城内，随地安插，使他们免遭寇掠。②这时，于谦已经成为朝廷特别是景帝所倚，因而他的这些措施在最短的时间内很顺畅地推行下去了。
景帝登极的次日，令文武百官举将才，于谦荐擢辽东都指挥佥事范广为都督佥事，充副总兵，佐理石亨操练京营军。范广，辽东人。初为宁远卫指挥佥事，迁辽东都指挥佥事。精通骑射，每临阵杀敌，范广总是身先士卒，骁勇无比，因而得到于谦的赏识与荐举。于谦此荐使明朝又得到一位英才，为京师保卫战增加了取胜的砝码，在几日后的京师激战中，范广跃马陷阵，士卒勇气倍增，群起响应，瓦剌部退兵后，范广又追击于紫荆关。论功进都督同知，出守怀来。《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二；《明史》卷一七三《范广传》。然而，于谦的举荐也使范广在天顺元年（1457）的南宫复辟中难免一死。
九月初七日至初十日的四天里，于谦请调山东都指挥韩青协同镇守居庸关；因雁门关为山西喉襟之地，请遣都督孙安往雁门关，修筑城垣壕堑，以断来敌之路；又因马邑县时有瓦剌军出没，请遣都督孙旺率2000官军会同石彪所领3000官军共同剿敌；为加固紫荆关边防，又请再调遣2000前往镇守。《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二。
宣府、大同为京师的屏障，宣府又以大同为障，而大同以及所辖大同五卫、阳和五卫及东胜五卫，乃也先犯边必经之地，因此，镇守大同者肩上的责任非同一般。九月十五日，于谦荐举郭在充总兵官镇守大同。郭登，字元登，智勇双全，每每能料敌制胜。正统中，从王骥征麓川有功，擢锦衣卫指挥佥事，又从沐斌征腾冲，迁署都指挥佥事。英宗亲征瓦剌时，郭登扈从至大同，超拜都督佥事，充参将，明军撤退时，郭登建议英宗车驾宜从紫荆关入，遭王振拒绝。“土木之变”发生后，大同军士多半战死，堪战者仅数百人，马仅百余匹，城门昼闭，人心不安。陷入困境的郭登并没有弃城而走，而是慷慨奋励，着手修理城墙，修缮兵械，抚恤士卒，悼慰死伤，招募民壮义勇，誓死守卫大同城。经郭登整饬，大同拥有数万精卒和15000匹马，大同镇成为了军事巨镇。《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二；又，《明史》卷一七三《郭登传》。郭登曾发誓与大同城共存亡，这种气概和于谦“誓不与虏俱生”的气概很能产生情感的共鸣，也使得于谦毅然将守卫大同的重任交给他来担当。
九月二十三日，于谦命令修葺龙门、独石、紫荆、居庸等各边境关隘。次日，又下令各边关守将招募壮士；三天后于谦又奏请遣监察御史白圭、李宾及侍讲徐等15人分往直隶、山东、山西等地招募民壮，以充实军队力量。由于瓦剌军劫去大量明军衣甲、旗帜，如果大战爆发，瓦剌部穿着明军服装，就会使得我军将士难以辨认敌我身份，因此，于谦提出要明军更换制服，于谦的这些建议往往都是即奏即允。《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
从八月二十日的朝廷混乱中挺身而出与次日的临危受命起到九月底的一个多月时间，于谦殚精竭虑，披肝沥胆，使明朝在最短的时间内，人心趋于稳定，武备得以加强，为后来京师保卫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京师保卫战的烽火硝烟中也先还在做着美梦——当初，在他的凌厉攻势下，明朝50万号称最精锐的部队几乎是在刹那之间土崩瓦解，更遑论其他。因此。他以为明朝必将重蹈两宋的覆辙，瓦剌部必将像当年的女真族完颜部一样把汉族统治者赶出中原，实现南北分治；当然也先更希望能够像自己的祖先成吉思汗一样统御天下。南北宋之交的抗金英雄岳飞英勇善战，带领岳家军抗击金军，驰骋沙场12年，几乎百战百胜，金军无奈以致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叹，然而岳飞也许至死都不会明白，宋高宗赵构太想保住自己的皇帝宝座，如果打败金人，势必要将他的哥哥赵桓——此前的宋钦宗迎回，这样他的帝位就成问题了，因此，赵构必然选择和议。于是，岳飞注定功败垂成，死于赵构、秦桧之手，宋朝也必然陷入南北分裂的局面。
历史是容不得假设的，但是笔者在反思明朝这段历史时还是忍不住要作出这样的假设：倘若没有于谦，那么历史又该怎样续写？是改朝换代还是南北分裂？可以断定：无论是何种结局，都将会给中华民族带来无边的灾难。所幸的是，明朝终究不是宋朝，因为有了于谦的力挽狂澜，历史的悲剧没有重演。
于谦指挥的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使得也先的美梦成为了一枕黄粱。
2004年12月27日，笔者在承接“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之《于谦传》的撰写任务几天后，来到了这场战争的发生地——北京。即使是天寒地冻，首都的街头依然喧闹，到处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繁华，而对于凝聚了千年燕天皇气的帝都来说，即使是沧桑巨变，也不过是在它厚重的城墙上刻下了几缕风霜，除了在博物馆、档案馆，几乎看不到这场战争留下的任何痕迹，但是，正统十四年（1449）北京保卫战的悲壮激烈的战争场面、战争指挥者于谦的英雄气概却永远让后人怀想，那些生动酷烈的历史场景，即使是在几万年之后，在人们的心里也永远不会尘封。
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初一日，也先与脱脱不花挟持朱祁镇，率领瓦剌军，从大同城东门劫掠而过。《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次日，瓦剌骑兵进犯密云，于谦请再添兵力驻守密云。《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十月初三，瓦剌部的前锋精骑2万抵达紫荆关北口，而另一路瓦剌军则从古北口进犯。明朝为激励将士勇猛杀敌，敕谕兵部造赏功牌，分奇功、头功、齐力三等。凡挺身突阵斩将夺旗者，得奇功牌；生擒瓦剌兵或杀敌一人，得头功牌；虽无功而受伤者，得齐力牌。《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又，《明史》卷九二《兵四》。十月初四日，瓦剌3万骑兵过洪州堡进攻居庸关，接着转攻白羊口（在居庸关西南），白羊口守将谢泽率部抵御，但是旋即战死，白羊口被攻陷。③（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白羊口的失陷助长了也先的气焰，十月初七日，瓦剌部攻至大同城下，以奉还英宗为由要挟明军打开城门，然而，令也先意料不到的是，被于谦荐为总兵官的大同守将郭登，对瓦剌军大喊：“赖天地祖宗之灵，国有君矣。”③拒开城门。无奈之下，也先不攻而退，绕过大同往南进犯。
“板荡识忠臣”，被置于兵临城下的危机境地中，朱祁钰明白朝廷最可靠的人是于谦，除了皇帝身份的朱祁钰而外，于谦在朝野上下已然是“登高而召，应者云集”了。十月初八，朱祁钰诏命于谦提督各营军马，并给予于谦很高的军权：所有将士皆受于谦节制，都指挥以下不听从指挥者，允许于谦先斩后奏。
“士为知己者死”，对于朱祁钰的知遇之恩，于谦还没有来得及细细体味就将其化为激烈的壮怀、奋励的锐气、必胜的信念和非凡的韬略了。朱祁钰的诏令墨迹未干，于谦就着手部署京城保卫战，他分遣众将率兵22万列阵京城九门，于谦自己与总兵官石亨率副总兵范广等守卫德胜门，都督陶瑾列阵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在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在朝阳门，都督刘聚在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在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在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在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在宣武门。于谦下达战前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
但是，十月初九日，紫荆关失守。瓦剌部进攻紫荆关，守备都御史孙祥率部与之相持4日，坚守关隘。而在“土木之变”中投降瓦剌的宦官喜宁引导瓦剌军改由他道攻关，明军腹背受敌，不敌瓦剌，孙祥及指挥韩青等战死。（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
白羊口、紫荆关的相继失陷，使得明朝失去了两道屏障，瓦剌劲骑分两路自紫荆关、白羊口汹涌而来，进犯京城。
一时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都说“疾风知劲草”，危难永远是一面镜子，能够毫无遮掩地照射出太平之际被各种虚饰和假象掩盖着的人心百态。国难当头，徐之奸佞暴露无遗，这个策划导演于谦人生悲剧的重要人物很不光彩地登上了正统十四年（1449）纷乱的历史舞台。
徐（后更名为徐有贞），字元玉，江苏人。宣德八年（1433）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正统十二年（1447）进侍讲。徐贪恋功名，又为人奸诈。小人如若不做官倒并不是很可怕，然而一旦有了一定的权力那就很可怕，因为他势必要利用手中权力，绞尽脑汁损害他人，不断为自己谋取利益，徐不例外；小人往往狂妄，徐也不例外，他号称自己谙究天文、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并以此招摇惑众；贪恋功名的小人往往见风使舵，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机使自己扶摇直上，徐更不例外，下文述及的关于徐的所有事实都证明了上述潜法则。
据《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史书记载，“土木之变”发生前，徐曾观察到“荧惑入南斗”的天象，私下里对他的友人刘溥说：“祸不远矣。”既然他预测到国难将临，作为吃着国家俸禄的大臣就必须建议朝廷早为区处，可是，徐不是于谦，危难未及，他就已经悄悄安排老婆孩子携带家私躲回老家苏州了。②《明史》卷一七一《徐有贞传》。
当也先挥师突破白羊口、紫荆关往南进逼时，徐尽显小人本色，他以宋靖康之难为鉴，预测朱祁钰一旦拥有皇位后就不愿放弃，要保住皇位就得学宋高宗赵构——阻止皇帝哥哥返国，于是徐决计一博，此举成功可以为自己赢来皇帝的宠幸，一步登天，一如秦桧贵为丞相；如果不成功也不会带来损失，大不了还做他的侍讲。于是，在朝堂之上，徐大声倡言：“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②然而徐错了，他可能估计到了南迁之议会遭到于谦的反对，但他没有估计到于谦“为朝廷所倚重”的中流砥柱的地位，特别是对于朱祁钰的影响力，所以，徐这一博注定全盘皆输。
徐南迁倡言一出，于谦怒不可遏，大声呵斥他：“京师，天下根本，宗庙、社稷、陵寝、百官、万姓、帑藏、仓储咸在，若一动则大势尽去。宋南渡之事可鉴也，妄言当斩。”御史练纲附议说：“和议不可就，南迁不可从，有持此议者，宜立诛。安危所倚，唯于谦、石亨，当主中军。”此时的朱祁钰早已是唯于谦之议是从，于是派宦官金英对百官说：“死则君臣同死。有以迁都为言者，上命必诛之。”徐被金英逐出大殿。（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于谦为主的主战派获得了胜利。于谦也由此得罪了徐，为自己埋下了祸根，此乃后话。
朝廷随即出榜告谕天下：固守京城，与瓦剌决一胜负。
虽然历史对景泰帝朱祁钰的功过是非毁誉参半，在南宫复辟时的刹那朱祁钰怀疑为于谦所为的历史记忆也令后人心寒，但是历史将永远感激朱祁钰在正统十四年（1449）的多事之秋给予于谦的绝对信任，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信任，徐就得以逞智弄巧，成为明代之秦桧；于谦纵有万般能耐也无济于事，“意欲”之冤或许提前几年到来或许不会发生，但是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如岳飞般功败垂成。
十月初十日，瓦剌军长驱直入，汹涌而来。
于谦想到各边关仓廪有着数万计的储备粮草，如果为敌所夺，后果不堪设想，情势紧急之下，于谦等不及报告朝廷，果断地遣人将之焚毁，事后才将此事奏明朝廷。事前，好心者奉劝于谦宜先奏明朝廷再行烧毁，于谦则反驳说：“寇在目前，若少缓，彼将据之，适以赍盗粮耳！独不见宋牛驼岗事乎？”（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于谦一生行事都是遵循以国家与人民利益为上的原则，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为自己留条后路。
次日，也先挟朱祁镇率部屯驻于卢沟桥果园，并遣使者至彰义门外与明军对话，企图能够不攻而破，但是也先的两位使者一个被明军所杀，一个得以逃脱，这一事件的意义在于明朝向也先表明了决不议和的态度。而也先以此为由列阵至西直门外，并将朱祁镇置于德胜门外。兵临城下，主战还是主守？众论不一，主守派的代表是石亨，他主张撤回所有部队，回到城内，尽闭九门，坚壁清野，以避贼峰；于谦力主出城迎战，因为“贼张甚矣，而我又先弱，是愈张也”《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又，（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
朱祁钰命令于谦为总指挥，石亨等镇守城北；孙镗镇守城西，刑部侍郎江湖参其军。于谦决定背城而阵，意在和瓦剌决一死战。他躬擐甲胄，亲自在德胜门外布阵，“泣以忠义谕三军”，于是，人人感奋，士气倍增。②《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又，（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烽火硝烟中，于谦傲然挺立，冷峻清癯的脸庞由于日夜操劳而明显地苍老憔悴了，但深陷的双眼始终流露着刚毅的气质和必胜的信念。
当天，瓦剌攻打彰义门，于谦派都督高礼、毛福寿，在彰义门北迎战瓦剌，杀敌数百人，夺回瓦剌所掠边民千余人。②也先攻城受挫，又看到明军阵容严整，誓死守城，不敢贸然进攻。于是听从“土木之变”时投降瓦剌之明廷太监喜宁唆使，以讲和为名，邀明廷遣大臣出迎英宗，意在试探明朝虚实。明廷疑其有诈，就以通政司左参议王复为右通政，中书舍人赵荣为太常寺少卿，令他们携带羊酒出城，前往也先扎营的土城庙迎接朱祁镇。也先以王复、赵荣非朝廷重臣为由，拒绝奉还朱祁镇，并让王、赵二人转告明廷，马上派于谦、石亨、王直等重臣出城见驾，并索取金帛无数。
此时，朝廷中再一次发生了议和与战守之争。一些大臣很想接受也先议和之请，以为这样就可以过上太平日子。朱祁钰也动摇了，派人去征求于谦的意见，于谦断然拒绝也先之邀，说：“今日止知有军旅，他非所敢闻。”朱祁钰以及太后也意识到于谦等大臣系国家所倚仗，一旦被也先所害，国家必然覆亡，于是拒绝了也先之请。（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又，《明通鉴》卷二四。
事实上，于谦根本没有理会也先议和的阴谋和朱祁钰等人的动摇心态，就在朝廷为是否接受也先之请徘徊犹豫时，于谦派薛斌（蒙古族人，本名脱欢，其父洪武间归附明朝，赐姓薛）率官旗23人潜入瓦剌军营，射死1人，夺回所掠走人口1000余人。《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
十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于谦指挥明军取得了明朝与瓦剌之役中最辉煌的胜利，重创了瓦剌部，而明军则士气大振，此役成为明朝和瓦剌交战形势的转折点。
也先议和的阴谋没有得逞，就派散骑到德胜门窥探明军军情，于谦凭着军事经验料定瓦剌极有可能从这里进攻，于是让石亨预先带兵埋伏于两旁空房，先派少数骑兵迎战，既而佯装败退，也先果然中计，率数万精骑呼啸而来，霎时，路旁伏兵骤起，火炮火铳齐发，形成前后夹攻之势，范广跃马当先，冲锋陷阵，官兵勇气百倍，奋力杀敌，大败瓦剌，也先之弟平章孛罗卯那孩被火炮击中而死。瓦剌遭到重创后，转攻西直门，守将都督孙镗出城迎战，斩其前锋数人，瓦剌兵稍退，孙镗乘胜追击，瓦剌增兵合的孙镗，敌众我寡，孙镗力战不支，欲退入城门，给事日程信督军守城，从城上发箭炮轰打瓦剌，这时，高礼、毛福寿率兵助战，石亨与其侄石彪领兵前来增援，瓦剌军三面受敌，被迫撤退。《明史》卷一七三《孙镗传》；又，《明通鉴》卷二四；（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
瓦剌撤退了，于谦没有作片刻休息，因为瓦剌不会善罢甘休，必将卷土重来，因此他对京师九门的兵力重新作了部署，加强了西直门和彰义门（今广安门）之间的兵力。第二天，瓦剌部果然进攻至彰义门，于谦率部反攻，先遣都督毛福寿等堵塞街巷要道，于路口埋伏神铳短枪，再派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等迎战瓦剌。交战后，明军以神铳火器冲锋，列弓弩短兵继进，挫败瓦剌军的先头部队。本来，明朝部队此时可以一鼓作气彻底击退瓦剌部，然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明军中有数百骑兵邀功心切，从后面突然冲出，冲乱了阵营，瓦剌军乘机反击，武兴中流矢牺牲。瓦剌追到土城，当地百姓自发登屋号呼，震天动地，以砖石为武器砸向扰乱了他们生活的瓦剌部，高礼、毛福寿援兵及时赶到，在明朝军民强有力的攻势前，瓦剌溃不成军。②《明史》卷一七《于谦传》；又，《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
也先此番率瓦剌部深入京畿，原以为明朝40余万大军已经覆灭，残兵剩勇必然不堪一击，何况手头还有朱祁镇这张王牌，入主中原指日可待。但是，出乎也先意料的是，自十月初十日以来，连遭败绩，而议和迎驾的阴谋又不能得逞，瓦剌军士气一落千丈，也先又听说明朝的援军将至，担心明军断其退路，只得于十五日连夜拔营逃窜。②城外的瓦剌部刚刚趁黑拔营，于谦就已经侦知朱祁镇被也先挟持先行，不在瓦剌大营之中，就当机立断，命令石亨等率军乘夜举火，用大炮猛轰敌营，击死瓦剌万余人，再遭重创的瓦剌部从良乡仓皇而退。（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十七日，也先率大部队挟持朱祁镇出紫荆关北遁。因为尚有小股瓦剌军散掠各处，于谦继续调兵遣将，追剿余寇。此前，杨洪率领2万人入京增援，于谦就命令他与石亨、石彪、孙镗、范广等追击，石亨、石彪败寇于清风店，杨洪等追至霸州，大败瓦剌残部，孙镗、范广在固安大败瓦剌，共夺回瓦剌所掳百姓万余人。十一月初八日，瓦剌退出塞外，京城解严。《明史》卷一一《景帝本纪》；又，《明史》卷一七三《杨洪传》；（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
京师保卫战终于取得了胜利，明朝转危为安，中华民族避免了一次南北分裂或改朝换代的命运。于谦作为战争的总指挥，无疑是这场战争的最大功臣，是挽救国家和百姓命运的英雄。早在十月十五日，朱祁钰就下诏进于谦为少保兼兵部尚书，仍总督军务，同时封石亨为武清侯，然而粪土名利的于谦坚持不受，在奏章中他说：“臣猥以浅薄致位六卿，任重才疏，已出望外。今虏寇未靖，兵事未宁，当圣主忧勤之时，人臣效死之日，岂以犬马微劳遽膺保傅重任？所有恩命未敢祗受，如蒙怜悯，仍是旧职，提督军务，以图补报，庶协舆论。”朱祁钰回复于谦：“国家重务委托于卿，卿当勉之，所辞不允。”仍然封于谦为少保。②《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十月二十八日，于谦再一次请求辞去少保之封与总督军务之职，只担任兵部尚书，奏曰：“臣本书生，素不知兵，既无骑射之能，又乏运筹之略，叨蒙圣恩，升臣少保，自揣浅薄，上章恳辞，恩命下临，未允所请。臣以此时兵事未息，身在营垒，勉受职命，未敢再辞。今胡虏远遁，人心向安，臣既乏功能，难居重任，而保傅之职所系匪轻，必才能兼优、声望素著者，然后足以当之，岂臣后生晚辈、肤陋鄙薄之人所能负荷？苟臣冒昧荣宠，不自揣度，其如士大夫清议何？其如天下后世公论何？矧惟国家之治乱系乎用人之当否，用人不当则众心不服，众心不服则治功无由而成，祸乱无由而弭矣。伏望圣恩大臣所请，乞回少保总督之命，仍是尚书旧职，庶几上无负于国恩，下以协乎舆论。”朱祁钰还是不允。②于谦最终还是被封为少保。此时，朝野上下对于谦更是一片赞颂之声，或称“今日宋李纲不能及”，而于谦则胸怀坦然——唯以坦然的心态去面对一切，才能泰然面对充满激流漩涡、惊涛骇浪的国家局势，也能淡然面对钟鼓馔玉、功名利禄。于谦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今但不城下盟，何功也。”《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又，（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
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边防整饬中的阻力挫败卷土重来的也先和议与战守之争也先虽然从京师撤兵，但是并不愿意就此服输。因此，他一方面遣人三番五次骚扰边境，窥视明朝边防；另一方面，又屡屡声称要将朱祁镇送还明廷，企图以此作为缓兵之计，并索取大量财物。正统十四年（1449）十一月十六日，也先挟持朱祁镇至小黄河苏武庙，进蟒衣貂裘，并设筵席招待，酒席上，也先对朱祁镇说：“中朝若遣使来，皇帝归矣。”《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五。当朝文武诸臣大多倾向妥协，主张尽快迎归朱祁镇。但是，于谦洞察到也先的诡计，力排众议，并说：“社稷为重，君为轻。”（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他申诫各守边将领，不要中敌缓兵之计，并且立刻着手进行边防整饬。
这时，北方鞑靼部也在窥伺明朝北方边境。
自从正统十四年（1449）秋瓦剌入侵以来，边城大多沦陷，宣府孤危，边防废弛，为保边境无虞，必须整饬边防。北京保卫战在短期内能够取得完胜，主要功臣自然非于谦莫属，朱祁钰给了于谦应有的封赏，恰恰是因为这一点，使得于谦在后续的边防整饬工作中遇事掣肘，阻力重重。
阻力之一，朝廷中那些或心胸狭隘或狂妄骄纵的人，在敌人入侵时，他们既因为才智有限拿不出战争方略，又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不愿冲锋陷阵，然而，他们嫉妒那些因为在烽火硝烟中无畏战斗而得到回报的人们。于谦现在的核心地位以及朝廷对他的奖赏都使得他们心理失衡，因此，战争告一段落，他们认为天下相对太平后，就开始了诽谤攻击。侍讲刘定之在朝堂上称：“的德胜门下之战，未闻摧陷强寇，但迭为胜负，互杀伤而已。虽不足以罚，亦不足赏。乃石亨则自伯进侯，于谦则自二品晋一品。天下未闻其功，但见其赏，岂不怠忠臣义士之心乎！”《明通鉴》卷二五。狂妄的罗通上奏说：“乞敕兵部五军都督府询察都指挥、指挥以下，其中有知兵如韩信、穰苴者，与议而行之。若腰玉珥貂者皆是苟全性命、保守爵禄之人与憎贤忌能、徒能言而不能行者，不足与议此也。”③《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五。
阻力之二，一些曾经在京师保卫战中浴血奋战的将领，居功自傲，不愿意再到边关杀敌，而是希望留守京城，安享清闲。如都督顾兴祖，朝廷命其镇守边关，他却赖在京城，不肯启行。③阻力之三，在战守方略上朝廷重臣意见相左，于谦力主整饬边关，而户部尚书兼翰林学士陈循却主张将杨洪及其子杨俊等能征善战者以及所领之精锐部队留守京师。
阻力之四，王振余党企图卷土重来，镇守浙江的太监李德上奏：“诸臣擅杀马顺，同于犯阙，贼臣不宜用。”《明通鉴》卷二五；又，《明史》卷一七七《王传》。李德所指自然包括于谦。
最大的阻力是最高统治者朱祁钰，大敌当前，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于谦被朱祁钰视为中流砥柱，如今，敌人撤退了，朱祁钰对于谦的信任自然有别于当初的即报即允、唯于谦是听的绝对信任状态。景泰元年的闰正月二十五日，因为不断有人弹劾于谦、石亨等冒领战功，朱祁钰诏敕于谦，称：“先于德胜门、西直门和彰义门等处抗击瓦剌之官军，战功多有不明，然事已往，不必查究，今后俱要如实奏明战功，不许徇私舞弊，不得瞒报漏报，而使有功者不得升赏，无功者反而得以诈冒犯受，凡敢容情滥报，皆处以极刑，家属发边远之地充军。”《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八。
边防废弛导致了“土木之变”，国家受辱。若将守边精锐部队撤回，势必使得边防再度空虚，京师保卫战的成果就会毁于一旦。于谦的品格中与生俱来的刚毅注定他必将冲破重重阻碍，因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深深爱着的国家再受欺凌。
针对户部尚书陈循的建议，于谦在十一月十五日上奏，称：“宣府者，京师之藩篱；居庸者，京师之门户。今洪、俊并所领官军既留京师，则宣府、居庸未免空虚，万一逆虏觇知，乘虚入寇，据宣府附近以为巢穴，纵兵往来剽掠，虽不犯我京畿，而京畿能独安乎？故请推选谋勇老成廉静持重武臣一员，充总兵官，镇守宣府；能干才勇武臣一员，守备居庸。”《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五。
所幸的是，于谦在朝廷上并非完全孤立，虽然于谦从未结党营私，但是，仍不乏支持者，兵科都给事中叶盛即为其一。叶盛，字与中，江苏昆山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授兵部给事中，历官右参政、右佥都御史、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等职，仕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久为言官，喜好言兵；志在天下，不为身计；崇尚名检，薄于嗜好，颇有古大臣之风。《明史》卷一七七《叶盛传》。叶盛一生清修积学，潜心著述，其中《水东日记》为明代重要笔记作品之一，主要记述明前期的典章制度，间及当时人的一些轶闻逸事。书中也有不少关于于谦的记载，为后人研究于谦提供了重要资料。
叶盛上言：“今之极边险要莫若大同、宣府，切近边关莫若居庸，其次紫荆、倒马、白羊。往者马营、独石不弃，则六师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则寇骑何以薄都城？即是而观，边关不可不固。而守边固关尤在得人，乃今日所急而不可缓者也。杨洪父子居守二处，号称得人，故今必求如洪等者以代之，然后足以副重寄而集大功。”③《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五。
于谦等人的疾呼终于唤醒了朱祁钰巩固边防、加强武备的意识。于是，自也先撤兵后的那天起，于谦坚定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整修边防、捍卫国家的伟大工程。烽火硝烟的岁月使得于谦面容苍老，但是他继续不知疲倦地为国事忙碌操劳，没有任何休整。《明英宗实录》频繁出现的关于于谦的条目以及《忠肃集》奏议卷的幸存奏章都足以见证于谦呕心沥血的轨迹。
于谦敦促朝廷选派将领，镇守边防重地。在于谦的举荐下，以左都督朱谦为总兵官，纪广、杨俊分别为左、右参将，共同镇守宣府；又命右佥都御史王、都指挥同知夏忠、署都指挥佥事鲁镇守居庸关。派佥都御史萧启等镇守河间府，佥都御史祝暹等镇守保定府，右佥都御史陆矩等镇守真定府，③边防力量得以大大增强。
同时，于谦认为提高士兵的战斗能力是当前国家的重务。而当时的现状是：京军各营的总兵等官，每天都要在朝参结束后才到教场操练士兵，于谦奏请免去京师各营总兵、把总官的朝参，让他们一早赴教场操练士兵。由于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共20多万官兵，集中于京城两个教场进行操练，人马数多，场地狭窄，难于教演，于谦又会同石亨挑选“游兵”、“哨马”、“敢勇”各1万官兵，分被遣往东直、西直、阜成门外之空地筑场，并选拔善战廉干武将管领操练。身为兵部尚书的于谦不辞辛苦，每天往来于教场之间，监督各营官军的操练，若有“怠惰贪黩者即奏闻黜罪”《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五。
在于谦的努力下，明朝的边防得以巩固，对瓦剌的抵御力量日益增强。
大江南北广袤的土地、富庶的生活是也先日夜所觊觎的，何况他业已逼近过京师，中原似乎已经唾手可得，虽然进攻北京之举被于谦领导的明朝军队击败，但是野心一旦萌发，就如同被点燃了的秋天森林，纵然是大雨滂沱也很难阻止火势的蔓延，也先再也不愿意回贫瘠的漠北，何况实力犹存。所以也先虽然在北京保卫战后被迫退到了塞外，但始终企图卷土重来。而“土木之变”时投降的宦官喜宁俨然已是也先的心腹，他不断怂恿也先“西犯宁夏，掠其马，直取江表，居上皇（朱祁镇）于南京”《明通鉴》卷二四。喜宁的怂恿滋长了也先要与明廷中分天下、隔江而治的野心。
也先有点迫不及待了。正统十四年（1449）底起，也先率部开始新一轮对明朝边境的骚扰。也先期待着重现几个月前在土木堡轻而易举地击败明朝几十万大军的辉煌场面。但是，在于谦的苦心经营下，明朝的边防几乎是坚不可摧了。明朝有于谦，也先的“宏伟大业”注定是个败局。
十二月十三日，瓦剌散骑出没于宣府等处，于谦奏请朝廷尽早选派能征善战的将官训练京师三大营官军，在于谦的建议下，武清侯石亨率领一营，都督范广辅佐；昌平侯杨洪统领一营，都督孙镗辅佐；安远侯柳溥统领一营，都督过兴辅佐。石亨、杨洪各统领官军4万人，柳溥统领2万官军，加紧训练京师官军。十七日，瓦剌600余骑逼攻大同城，又有千余骑兵南行，于谦会同石亨部署紫荆、雁门、倒马诸关守将严加望，相机剿杀。二十五日，又有瓦剌部人马在开平等地屯驻，于谦选拔了200名精锐官军各持短兵火器，潜往敌寇驻扎处，乘夜劫营剿杀。《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于谦凭着智慧与经验，预测也先必将率部再次南侵，而大同、宣府将首当其冲。但是，大同、宣府等地自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入侵以来，官军损耗数多，边境墩隘壕堑等俱遭破坏。于谦奏请敕石亨、杨洪各领4万精锐马步官军，石子从紫荆关开赴大同，杨洪从居庸关开赴宣府，沿途巡哨守备，堵塞墩隘壕堑，布列营阵，暗设埋伏，敌众来攻以计破之，敌少则率兵剿杀。（明）于谦：《忠肃集》卷七。
设若前线无法抵挡也先的攻势，那么他势必再一次进逼京师。明朝必须未雨绸缪，景泰元年（1450）正月二十八日，于谦向朝廷陈述五条方略：一、鉴于京师各营马匹数少，请敕户部申明买马给授冠带事例，并行总兵官武清侯石亨催督，备足马匹，以候取用；二、各营操练官军缺少衣甲军器，请将内外库藏军器尽给各营，并令工部催督在外军卫成造往送京师；三、紫荆关、白羊口、倒马关一带大小缺口达数百处，漫山都是可通人马地方之处，此前已令官军砌塞，请朝廷给予官军饷银，并敦促他们快速修饬；四、石亨、杨洪已经各领官军出口巡哨，请敕户部遣官往山西大同、宣府一路设法整备粮草，以资供给；五、直隶真定、顺天府所属州县及涿鹿等卫所军民因瓦剌惊散逃往河南等处，况河南地方有限，流冗无穷，恐聚集太多，别生患害，请令各处巡抚镇守等官对流民善加抚恤，严禁随意拆毁房屋，砍伐果树。朱祁钰全部采纳，敕令各部立即施行。②《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七。
事态的发展一如于谦所料。景泰元年（1450）春节刚过不久，边境战报屡至。瓦剌开始骚扰宁夏边境，也先率2万余部掠过灵州城，扬言若不开城门迎还朱祁镇，就开始攻城。于谦令总兵、镇守等官严加提防，如当地军马不敷，应立即飞报相邻地方，调兵策应，并设法招募民壮义勇，协同战守。②于谦又将2万名起运粮草赴宣府之京营士兵调回京城，等候调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八。
在对宁夏边境进行杀掠之后，也先随即率部进犯大同。大同总兵郭登侦知瓦剌军驻扎于沙埚，就亲率800骑兵奔赴敌营，当时瓦剌军几乎十倍于郭登率领的先锋队，但是郭登面对几千瓦剌铁骑，按剑高呼：“敢言退者斩！”身先士卒，径日寇营，奋勇杀敌，诸将继进，呼声震撼山谷，于是大破瓦剌铁骑。继而，郭登率兵追奔40余里，又于栲栳山斩杀200余名瓦剌军，夺回了被掠走的百姓和牲畜。《明史》卷一一《景帝本纪》；又，（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
郭登在前线奋勇抗敌，于谦在京师指挥全局，猛将与总指挥的完美配合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前提。于谦又向朝廷提出四大防守要务：一、先此，怀来、永宁等处守城官军弃城而逃，致使瓦剌长驱直入，后虽已令守城官军各自返回二城，然恐其遇警重蹈覆辙，请令都指挥同知杨信等严督守备军士，敢有擅自弃城之士兵以军法处治，而弃城之军官则必杀不宥；二、各处关口虽已调拨官军修筑，然进展如何，未见报明，请行文催促，加快进程；三、请令总兵官石亨等于京师各营官军中拣选精锐者组成营阵，每营选拔骁勇正副将各一员，日夜操练；四、京城四面尚无墩台望，敌寇入侵，无法及时侦知敌情，卒难提防，请于四面离城一二十里或30里处修筑墩台，以便随时望敌情。《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八。
在京师如何布防的问题上，于谦遇到了来自高层的阻力，户部尚书金濂以保定、定州、河间等地为南北要冲、京畿保障为由，请求在京官军调往上述各地守备。而于谦以为保定、定州、河间三处官军数已充足，而京师则为一国之本，亟需重兵防守，因而反对将在京官军调往外地。（明）于谦：《忠肃集》卷七。好在这个阶段于谦的策略基本能够顺利施行。
紧接着，于谦奏请派总兵官石亨率官军往大同安边守备，防御敌寇，屯种田地，护送粮草。因为大同各城官军数少，于谦请令石亨在当地守军中，招募勇敢精锐士兵1万至3万分布于各城，守备杀贼。并请求给予石亨一定的军法处置权：若有违法者，指挥使以下悉听石亨审问，发往彼处守墩哨，指挥使以上军官违法者才奏明朝廷处置。《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九。此外，紫荆关、倒马关、白羊口一带及保定、易州、涿州等地俱为军事要冲，此前曾遣都督同知顾兴祖等前往上述地方，严督官军修砌关口，挖掘壕堑，但是顾兴祖先是赖在京师不肯启程，在朝廷的一再督促下终于赴任，却又消极度日，致使工期延误，延久未完，如今战报频传，于谦无奈只有请求朝廷再次增调官军前往上述各处协助原守备将领修复城墙壕堑。在于谦的荐举下，明廷擢金吾右卫指挥使戎亨、皇陵卫指挥使陆祥等为署都指挥佥事，协同顾兴祖等分别守备紫荆关、白羊口、倒马关。《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五、卷一八九。
其间，于谦设计为明朝除掉了叛徒小田儿。“土木之变”时，小田儿投降瓦剌，并成为也先进攻京城的向导，屡屡窥探虚实，怂恿也先进犯京师。于谦授计给侍郎王伟，在大同道除去小田儿。（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此后，明朝又除掉了也先的另一个间谍喜宁，喜宁原为明朝太监，“土木之变”时投降瓦剌，他屡屡唆使也先进犯边境，向也先献直取江表、拥朱祁镇居于南京的策略。其时，明朝锦衣卫官校袁彬随朱祁镇北狩，忠心不二，悉心照料英宗。喜宁嫉恨袁彬，几次欲加害袁彬，幸亏朱祁镇及时相救。朱祁镇与袁彬设计，请也先派喜宁进京传命，索取财物，又令明朝军士高磐随行，暗中让高磐将诛杀喜宁之密令带至宣府，让宣府守将设计擒获，也先和喜宁果然上当。喜宁被擒获后即解送京师处死。也先身边最重要的两个间谍终于被剪除。《明史》卷一一《景帝本纪》；又，《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九；（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
除掉小田儿和喜宁，对于明廷而言是除却了心腹之患，而对于也先而言则如同断了臂膀，也先恼羞成怒，下令部落大举进犯明朝边境。他自己和赛刊王入寇大同、阳和，大同王入寇偏头关，答儿不花王入寇乱柴沟，铁哥不花王入寇大同八里店，铁哥平章入寇天城，脱脱不花入寇野狐岭及万全，所过之地，掠夺人畜，烧毁民房。（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
明朝又将经历一次危难，相同的是明朝面对的还是野心疯狂膨胀的也先和瓦剌部凌厉的攻势，不同的是朝野上下不再惶恐——当瓦剌几万之众围攻万全等处城池的边报传到朝廷时，朱祁钰诏令于谦整搠军马，护卫京师，同时命令都督同知范广充总兵官，右副都御史罗通提督军务，巡哨宣府。《明史》卷一一《景帝本纪》。对朱祁钰而言，这已经成了一种思维的惯性，这个朝廷除了于谦，没有第二个人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可以担当得了抵御敌人、保卫国家的重任。
新一轮战斗开始了，于谦这个兵部尚书仍然不知疲倦地操持着这个庞大国家的所有大小军事事务——大到守国方略的制定、将领的选拔、部队的调防，小至兵器的使用、伤亡士兵的安抚。于谦得知鹞儿岭、土木一带尚有明朝阵亡将士暴尸于外，就派游击将军都指挥杨能领军寻找阵亡将士遗体，善加埋葬，以免守边将士见之寒心；《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九。明军原来所用武器为杆长刃短之长枪，于谦在战场上看到此种兵器在回转攻刺时极不便捷，将其改为刃长杆短，自此，明军所用长枪遂改为刃长杆短；《明英宗实录》卷一九。紫荆关、白羊口、倒马关、天寿山及黄花镇诸关隘修葺将完，可是武器不足，于谦请令有司为守军提供铜铁铳等火器；《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一。瓦剌犯边的声息不绝，可是大同、应州等处粮草不敷，于谦将大同部分守军调回京师，既解粮草之不足，又增京师之守兵。（明）于谦：《忠肃集》卷一。
作为全军的统帅，兵部尚书于谦思索更多的是守国方略，在明朝与入侵的瓦剌部对峙的一年多时间里，于谦以守国韬略为主题的奏章多到可以编辑成书。景泰元年（1450）的四月初三日，于谦奏准下列事宜：“一、以南京为国家根本，灾异屡见，恐奸人窃发，不可不防；众心摇动，不可不虑，请敕守备太监及文武重臣抚恤人民，整搠军队，严防奸细，固守城池；二、方今天下之患于西北，中原亦然，万一荒歉，其患不可胜，请敕善加抚恤，密切整饬，务在处置得宜，有备无患；三、各布政司并南北直隶招抚勇敢捕盗，差内外文武官员络绎迎送，烦扰百姓，请召还上述官员，其所委事务令巡抚镇守官办理；四、在京操练官军从各处调来者居多，盘费尽绝，往往逃亡，请量加恩泽以济之；五、各营马匹中多有瘠弱者，不堪骑操，必得草豆饲秣，斯可备用，请敕户部取勘旧赐官员草场，暂借一年，或收草，或牧放，候边事宁息，仍归所赐之人；六、方今天旱不雨，生意未遂，请恤刑狱，如此，则天意回而和气应，雨泽降而生意遂矣。”《明英宗实录》卷一九。
当瓦剌部以数千骑入寇大同时，杨洪之子杨俊建议悉发京营各军与诸镇守兵出击瓦剌，杨俊的这一建议几乎是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部入侵时王振之议的翻版，如果从杨俊之议，那么明朝有可能重蹈土木之败的覆辙。当朝廷上下又为此迷茫时，于谦制止了这一简单而致命的错误：“报仇雪耻，臣等职也。顾兴兵举事，系社稷安危。即如俊所言，万一我军出塞，贼以偏师缀我，而别遣部落间道乘虚入寇，是自撤藩篱，非万全计。”（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
此时，朝堂上再一次出现了和议与战守之争：和议的代表人物是大同参将许贵，许贵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幌子下，建议朝廷一面遣使者厚赂瓦剌，假托和好，暂不休兵；一面修饬墩隘，广积边储，整练士卒。当时，主战派人物练刚当即厉声责骂许贵为卖国奸臣，并请求处死许贵。
几天前，许贵就曾经建议求和，朱祁钰未置可否，许贵于是就再次奏请与瓦剌讲和。事实上，许贵的建议纯属临阵退缩之托辞，因为，此前明廷曾经派遣都指挥李铎、指挥岳谦等赍执金缯往使瓦剌营中，以示和好，但是明朝使者才入穹庐，瓦剌的铁骑已至关口，明朝的厚礼则如肉包子打狗一般有去无回；后又遣少卿王荣、通政王复前往敌营觐见朱祁镇，但是也先不予觐见，王荣等无功而返。“其狡焉侮我而啮我，何似可以言和？”以于谦的刚烈脾性是无法容忍这种享受国家高额俸禄却贪恋富贵的介胄之臣的，于是在朝堂上他愤而陈词：“也先与我乃不共戴天之仇，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遂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弊，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可和。为今之计，莫若选将练兵养精蓄锐。万一敌寇复有大举入寇之谋，则我操习有素，加以将帅思奋，臣等当尽死效力，以图剿灭，以雪国耻。”并请诛杀许贵。（明）于谦：《忠肃集》卷一；又，（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朱祁钰的天平再一次倾向于谦，边将人人誓死战守。
瓦剌离边关尚远，京师的防守必须未雨绸缪，于谦对京师九门守将、兵力、武器装备、战守方略进行了全面部署。
笔者不可能将《明实录》和《忠肃集》等文献中收录的这类奏章全部引用，因为那样会让大部分读者的阅读耐性受到煎熬。但是，笔者在夜深人静阅读这些奏章时，内心的震撼常常使泪滴不自觉地滑落，这些奏章让人时刻感受到于谦为国家和民族几乎付出了全部心力和才智。以六月二十二的奏章为例，身为军事总指挥的于谦对京师九门防守的部署已经细密到了极致，仅看其中的一小段便可知他的操劳：“凡分守官军每二万余作一处，数内约量分一半步军于土城外下营，外围用鹿角、车辆、神铳、牌刀、弓箭、将军大炮、盏口铳、磁炮、飞枪，次列斩马刀枪，又马步兵相兼应敌，营外多掘壕堑、暗沟，分布钉板、铁蒺藜，其余步军精骑俱于土城内下营，以观外营对敌事势，随意出奇，或左右夹攻，或前后邀截。其都督范广与都指挥石彪各将轻骑为游击，专备出奇策应巡哨截杀。臣谦与（曹）吉祥往来各营总督，如遇紧要受敌去处，当先督军杀贼。其土城坦平处所铲削陡峻，令彼不得登眺观望。其正南、东南各门不系紧要，令侯伯等官守城，于舍人营腾骧锦衣等卫与各监局内定拨，一体给予神铳、火器守备。”《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三。为保证京城万无一失，于谦又增加了易州、涿州、保定、真定、通州等地的兵力，使京师藩屏更为坚固。《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一；又，（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
从景泰元年（1450）四月到六月间，瓦剌多次进犯明朝边境，但是都没能突破明朝的边防线。四月二十三日，瓦剌部数万之众乌鸦儿崖蜂拥而至，分三路进攻雁门关，被都指挥李端率兵击退后，瓦剌随即转攻雁门关南端，朱谦等奋力抵抗，但是由于兵力悬殊，未能将敌人击退。其时，烽火连属，战报频仍，大臣们纷纷请求大举发兵增援雁门关，而于谦则料定也先此举乃虚张声势，而京师防守则不能不固，因而悉发京师守军增援雁门关显然不是善策，所以遣延绥总兵率部渡河，于保德州设法截杀敌寇，又命令石亨等坚壁清野，各营利兵秣马，给也先造成明军将大举反攻的假相，也先果然上当。《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一；又，（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而大同总兵官郭登更是堪称明朝边防线上的长城，四月三十日，瓦剌军进攻大同，郭登出门迎战，佯败而逃，将敌人诱入土城，事先埋伏在城中的官军突然冲入敌阵，大败瓦剌。郭登预测瓦剌必将反扑，令军士伪装扫墓人，赍毒酒、羊、猪、纸钱至城外，望见敌人来即佯装弃物而逃，结果瓦剌士兵看见酒肉等，争相饮食，结果被毒死者甚众。《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一；又，《明史》卷一一《景帝本纪》。六月初十日，瓦剌部骑兵部队进攻大同，总兵官郭登再一次击退他们。六月十四日，也先率部至大同，以送还朱祁镇为名要求入城，郭登埋下伏兵，打算关门打狗，擒拿也先，不料也先刚及城门就察觉了郭登之计，又挟持朱祁镇撤退。宣府在总兵官朱鉴的镇守下，巍然成为边陲重镇，瓦剌对宣府的每次进攻都遭到朱鉴的猛烈反击。《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二；又，（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
也先原来以为手中掌握英宗这张王牌可以要挟明朝就范，明朝的广袤疆土可以唾手可得。没有料到阴谋如肥皂泡一般很快破灭了，也先不能以朱祁镇作为人质要挟恫吓明朝；如果杀掉朱祁镇则势必导致明蒙关系的彻底破裂，对也先来说这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事情；以征伐夺取中原显然是白日做梦，一年多的征战没有取得任何战功，因为在于谦的努力下，明朝的防线已经无法突破。
也先开始重新考虑如何对待手中的“奇货”朱祁镇，事实上，也先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主动请和，将朱祁镇送还明朝，以此修复明蒙关系，并趁机索要金帛。
景帝对迎娶英宗的抵触心态于谦力主迎返英宗瓦剌求和与英宗回国也先要主动送回朱祁镇的意图，引出了一个敏感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已经成为太上皇的朱祁镇回到朝廷后，九五之尊的皇位将归属于谁？
估计这个问题从朱祁钰骤登大位以来一直盘桓在他的脑际。从骨肉之情和孝悌之义来说，朱祁钰是不能把亲哥哥朱祁镇永远留在漠北的。但是，朱祁钰是在非常时期登上皇位的，如果朱祁镇回到朝廷，坚持要索回皇位也未尝不可，何况朱祁镇在朝廷上也不乏支持者。虽然当初的朱祁钰在皇袍突然加身之际做出恭谦退让状，然而一年之后，朱祁钰在于谦等众大臣的扶持下日渐成熟，皇帝身份给他带来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使他开始害怕失去皇位。
朱祁钰的这种尴尬心态让我们很容易联想起宋高宗赵构来。相比之下，赵构要比此时的朱祁钰更让人感喟皇族宗亲之间的人情冷漠。靖康元年（1126），金人提出要太上皇宋徽宗赵佶赴金营谈判，赵构的哥哥宋钦宗赵桓体谅父皇，于是代赴金营谈判，很有点慷慨悲壮的意味。钦宗此去就如羊入虎口，金人扣下了他，以此向宋朝索要金银财宝。次年，宋徽宗和皇后、太子以及诸王妃统统被掳至金军营中。康王赵构建立南宋之后，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坚持和议之政策，目的是阻止哥哥钦宗的南归，此举不仅置手足之情于不顾，甚至牺牲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一代民族英雄岳飞就死在这一妥协的政策之下。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被金人囚禁了30多年的宋钦宗赵桓终于如赵构所愿客死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赵构终于可以不用担忧他的皇位了，然而，南宋的恢复大业由此葬送，最终蒙元的铁蹄长驱直下，赵宋王朝彻底覆亡。
无论景帝朱祁钰在迎还英宗这一事件上经过怎样复杂的心路历程，无论英宗朱祁镇回到明朝以后的境遇如何，但是英宗最终还是回到明朝了，在这一点上，历史应该给予朱祁钰应有的宽容。
景泰元年（1450）五月，瓦剌知院阿剌遣使贡马请和。事实上，这是阿剌暗中接受也先的指派遣使来试探明朝的态度，因为也先觉得自己向明朝请和有失面子。阿剌虽然得到了明朝的厚礼，但是请和建议却被景帝强硬地拒绝了：“也先挟诈，义不可从。即阿剌必欲和好，待瓦剌诸部北归，议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战也。”《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二。六月下旬开始，也先感到除了请和、归还人质朱祁镇之外，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因此屡屡遣使讲和，都被明朝拒绝了。六月三十日，也先再次派遣参政完者脱欢等5人到北京，向明朝请和，并提出要送还朱祁镇。③《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三；又，（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也先使者脱欢等抵达北京的当天，礼部尚书胡奏请奉迎英宗，朱祁钰不假思索地拒绝了。③七月初一日，朱祁钰于文华殿召集百官，合议也先请和以及迎复英宗朱祁镇之事。实事求是地说，朱祁钰是不希望哥哥朱祁镇回来的，因为毕竟对他的帝位构成了威胁，而且即使哥哥心甘情愿做他的太上皇，朱祁钰也会觉得舆论未必全都站在他这边。因此，当礼部尚书胡等朝廷重臣坚决要求迎复英宗时，朱祁钰很不高兴，他以国家利益为挡箭牌，说：“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寇绝，而卿等屡以为言，何也？”不料，吏部尚书王直还是坚持以为：“上皇蒙尘，理宜迎复。乞必遣使，勿使有他日悔。”朱祁钰终于按捺不住，脱口而道：“我非贪此位，而卿等强树焉，今复作纷纭何！”《明英宗实录》卷一九四；又，（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众大臣没有料到朱祁钰会这么直白地说出他不愿意迎复英宗的真正原因，反而不知所措了。
朝堂上安静极了，泱泱大国的皇帝羁押在北方部落，毕竟有失大国体统，何况也为人伦纲常所不容，可是这些股肱大臣谁也不敢在有关皇位归属的敏感问题上对当今的皇帝有所违逆。大臣们或沉默以明哲保身，或不知所措。也许在这样的时刻他们已经习惯依赖于谦，他们了解于谦不懂得明哲保身，一定会站出来解决眼下的尴尬局面。
果然，短暂的沉默过后，于谦从容地对景帝说：“天位已定，孰敢他议！答使者，冀以舒边患，得为备耳！”（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这句话后来成为英宗复辟后要杀于谦的因素之一，于谦自然不会考虑这些后果，他只为国家计。事实上，这句话是朱祁镇得以回归明朝的关键，因为它既给朱祁钰吃了定心丸，又使得朱祁镇南归有了最充分的理由——“冀以舒边患”。当然，朱祁镇是不会懂得于谦在他南归这件事情上的良苦用心的，或者说即便知道南归是于谦之力，他也只能佯装不知了。
朱祁钰毕竟不是赵构，赵构是铁了心不让他的哥哥宋钦宗赵桓南归的，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制定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策略——和议。朱祁钰不然，他心中还装着整个国家的利益，并且多少还念及兄弟骨肉之情和孝悌之义，因此当他听到于谦的陈述后，终于同意派遣使者前往漠北，觐见哥哥朱祁镇。
明朝升礼科都给事中李实为礼部右侍郎，任正使；升大理寺丞罗绮为少卿，任副使，率领随从人员随也先使者脱欢出使瓦剌。明朝致国书给脱脱不花可汗及也先，称：“近得阿剌使奏言已将各路军马约束回营，是有畏天之意，深合朕心。特遣使赍书币达可汗，其益体朕意，副天心。”（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10天跋涉之后，李实、罗绮等抵达也先营中，也先随即让明朝使者到伯颜帖木儿营里觐见朱祁镇。朱祁镇请李实等回明朝回复皇上朱祁钰，请求派人来接他回朝，并表示只要回到明朝，哪怕是看守陵墓甚至是做一介平民都愿意。也先对明朝使者表示，朱祁镇留在他营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还不如还给明朝，也好图一个青史留名。所以请李实等奏请景帝，将朱祁镇接回明朝。
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挫败后，也先已经迫不及待地向明朝求和了。李实、罗绮等明朝使者尚未踏上返程，也先又遣使者皮儿马黑麻赴京朝贡，敦促明朝求和并接回英宗。其间，也先使者皮儿马黑麻的随从官伯颜答里（原系忠勇伯把台的部下，“土木之变”时忠勇伯把台与英宗同时被掳）密告于谦：“把台在彼，每有南归之心，无计可脱。”于谦乃密奏景帝敕谕忠勇伯把台，告知其家属无恙，并令其设计暗杀也先。《明英宗实录》卷一九四。这件事情说明了于谦在也先求和这个问题上的警惕性。
于谦等大臣在朝廷上力请景帝尽快遣使迎回英宗，朱祁钰终于在七月十八日令右都御史杨善、工部侍郎赵荣为正使，都指挥同知王息、锦衣卫千户汤允等为副使，出使瓦剌。《明史》卷一一《景帝本纪》。但是，和前几次派出使者一样，这次朱祁钰交给杨善的敕书仍然没有关于接回朱祁镇的文字，同时也没有带给朱祁镇的衣物。杨善无奈，只好自己掏钱买了几件朱祁镇所需之衣物。七月二十七日，杨善抵达也先驻地。也先看到杨善带来的明朝国书，立刻很敏感地问杨善：“敕书何以无奉迎语？”杨善很机敏地回答他说：这是明朝皇帝“欲成太师之名，使自为之，若载之敕书，是太师迫于朝命，非太师诚心也”《明史》卷一七一《杨善传》；又，《明英宗实录》卷一九四。杨善的巧言既遮掩了朱祁钰表面应承而心里不愿迎回哥哥的本意，又迎合了也先的虚荣心理。
八月初二日，被也先羁留在漠北达一年之久的明英宗朱祁镇终于踏上了南归之路。《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五。
有些巧合并非只有在文人骚客虚构的作品中才可能出现。朱祁镇是在上年的“团圆节”（即中秋节）——农历的八月十五日明代称中秋节为“团圆节”。遭遇土木之败，被掳漠北的；而他南返明朝抵达京师的日子恰巧又是农历的八月十五日。“团圆节”和春节一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富于亲情的节日，但是，朱祁镇和朱祁钰兄弟俩在这个日子“团圆”却具有一种反讽的意味——朱祁镇甫抵京师，朱祁钰即将年纪并不大的哥哥“送”入南宫“安度晚年”，隔绝了他与诸旧臣的来往；而在朱祁镇南宫复辟的几天后，朱祁钰便不明不白地死去了。有了上面这个注脚，下面的这个貌似感人的见面场景就虚伪得太可笑了——朱祁镇抵京时，朱祁钰令朝廷百官奉迎于安定门，自己则在东安门迎接，两兄弟“相拥而泣”，“各述授受意，逊让良久”②《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五。
也先派使者来到明朝，双方恢复了通贡和互市关系。
英宗南归了，瓦剌请和了，天下太平了，皇帝和大臣们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将士们开始懈怠了，朝野上下到处都是对和平局面的赞颂之声。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于谦对于明朝边防的忧患意识从来没有削弱过，八月初十日，于谦在得悉英宗已经启程多日的消息后，考虑到由于敌情得以缓和，入京道路畅通无阻，但是大同、宣府等地的粮储缺少，万一敌人突然入侵，军饷无所接济，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提醒朝廷备足大同、宣府粮草储备，以备不测之需。②朱祁镇南归才4天，朱祁钰就发出诏令，将“土木之变”后调来京师之各地运粮官军发回原地。于谦深以为虑，他认为瓦剌虽然已经请和，但其性情反复无定，因此不可放松守备，而且京师守备官军本就不多，如果将各地运粮官军全部放回，加之在京官军还要定期拨往边关轮替，数量就更为不足。因此，于谦请求将扬州、凤阳、庐州、六安、淮安等处、山东等都司、直隶、天津等卫所的官军驻留京师，以防也先趁京师防守空虚，再起衅端。（明）于谦：《忠肃集》卷七。鉴于大同、宣府等地官军伤亡数多，墩台壕堑等边关设施损坏严重，于谦于八月二十八日，请令石亨、杨洪等各率4万名精锐官军，石亨自紫荆关往大同，杨洪自居庸关往宣府，负责上述几处关口的堵塞、墩堡的修理、士兵的操练和边关的守备等事项，这样就使也先看到明朝边防之固，不敢轻举妄动，以保国家安宁。（明）于谦：《忠肃集》卷一。
对于也先来说，以征伐消灭明朝显然是梦中黄粱，以英宗为人质要挟明朝也无法达到目的，权衡再三，只得停战求和，送回英宗。但是，豺狼永远不会在朝暮之间变成绵羊，也先贪婪的秉性是不会改变的，议和之后他故伎重演——以多派使者的方法向明朝索取更多的财物。十月初，也先所遣使臣超过了3000人。于谦深以为虑，他担心也先另有企图，奏准在五军、神机两营各选拔士兵15000人，前往居庸关镇守。《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七。
于谦认为也先反复无常，和议之策不足恃，因此仍然要加强边备。经过很多天的思考后，于谦于十月二十八日再上奏疏，陈述现阶段的守边方略，大略为：一、请令宣府、大同两地的镇守官军尽快修复战争中损坏的城堡墩台沟堑，以备不测；二、因战事频仍，瓦剌抢掠，宣府、大同各城军民粮食匮乏，请紧急起运粮食前往宣府、大同，以接济饥民，并且严禁总兵等官以及监军太监私役军士、私养牲畜、克扣粮饷；三、紫荆关、倒马关、白羊口等都是控临边境的险要之地，原本已遣官率兵修塞隘口，开掘沟堑，虽然瓦剌已经请和，建议朝廷不宜取回上述关隘的守备官军。于谦所言句句切中边务要害，景帝当即诏令兵部全部照办。《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七。
景泰元年（1450）的九月二十七日，景帝朱祁钰为了褒奖于谦对国家的贡献，赐其诰命，并封赠其曾祖、祖父母、父母及妻。《明英宗实录》卷一九六。光宗耀祖不是于谦的誓死捍卫国家的本旨，但总算是明朝皇帝对于谦呕心沥血的回报吧。
创立“团营制”瓦剌部衰落英宗回国后，于谦对形势的判断是：瓦剌的求和毕竟是无奈之举，北边部落的南侵始终存在，如果明朝不加强国防力量，仍然不能使瓦剌彻底消除侵略的企图，北部边境的和平就难以维持。
明成祖迁都北京，立京军三大营，一为五军营，有步队、马队，专教阵法；二为三千营，为骑兵，专事扈从皇帝出入；三为神机营，主要是步兵，使用火器。《明史》卷八九《兵志一》。三大营各有总兵官，同归五军都督府调度，而掌府官只分管军政文书，不直接负责操练，遇警临时调拨，各为号令，不相一致，且兵将互不相习，营制非常不合理。正统间，由于军中世袭贵族将领和其他军官贪赃枉法，京军各营腐败不堪，或者有额无兵，或者即使有兵亦多老弱病残，强壮者常年为军官所私役，士兵久不操练，战斗力缺乏。及至“土木之变”，京营40余万大军在瓦剌部骑兵的铁蹄下覆没。为了抵御瓦剌部的南下，于谦立即将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与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等部队调赴京师。《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在指挥京师保卫战的整个过程中，于谦洞悉明朝军队的积弊，但是，那时于谦暂时无暇顾及京军营政败坏和营制紊乱的状况。
如今，瓦剌暂时求和，英宗回国，北部边境暂趋宁靖，部队可以稍作休整。于谦以为，这是一个改革军队、革除积弊的最佳时机。于是一项重要的改革军政的举措就这样产生了，这就是于谦创立的团营制度。《先忠肃公年谱》谓于谦创立团营系景泰二年（1451）事；《明史》、《明英宗实录》均记为景泰三年（1452）事，且《明英宗实录》记录于谦议立团营的确切时间为景泰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从后说。
于谦从五军、神机、三千三大营中选拔15万精锐官军，分编为10营。每营有1.5万人，置坐营都督1员，统率本营；坐营都督下置都指挥3员，每一个都指挥统领5千军士；都指挥下置把总，每一个都指挥统领把总5人，每营共有把总15人，每一个把总统领1000军士；每一个把总下辖指挥2人，全营共有指挥30人，每一个指挥统领500军士；每一个指挥下置领队官5人，各领100军士；每一个领队官统率管队2人，每一管队统领50军士。10个团营设一总兵官，当时由石亨担任，总领团营军务，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太监刘永诚、曹吉祥等为监军。没有编入团营的军士，仍然归属三大营操练。
团营建立之后，于谦加强了京军的军事训练，要求上至总兵下至管队的所有军官都要在安定门外校场操练武器，演习阵法。把总、指挥、领队官、管队等军官必须熟记所管辖的每个军士的姓名、年龄、相貌以及卫所番号等情况。于谦团营制的创设，使得军将相习，互相统属，“管军者知军士之强弱，为兵者知将帅之号令”《明英宗实录》卷二二四；《明通鉴》卷二六，《明史》称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京军之制为之一变”《明史》卷八九《兵志一》。明朝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
让人痛心的是，团营制在于谦被害后即遭废止。朱祁镇从被幽闭的南宫突然之间坐回了九五之尊的皇位，瞬息之间经历了地狱到天堂的命运变迁，尚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兼之奸佞缠绕，不能对形势作出基于理性的客观判断，因此他在复辟的十余天后就废除了于谦这一伟大的改革举措。史书记载，天顺二年（1458），西北边报频仍，朱祁镇忧形于色，站在边上的恭顺侯吴瑾不无伤感地对皇上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明史》卷一七《于谦传》。英宗默然良久，他的心里一定很懊悔，然而他是皇上，皇上不能认错，因而只有迁怒石亨等人了。
让我们再回到景泰初年：于谦整军经武，革除积弊，巩固边防，瓦剌部终究无法突破于谦经营的北部边防，而南侵之事也随着蒙古各部的内讧、也先的被杀搁浅了。
瓦剌失败北退后，统治阶层内部矛盾迭生，也先与脱脱不花互相猜忌。当时，瓦剌内部的实际掌权者为也先，脱脱不花名义上为可汗，实则手中没有多少兵马，阿剌知院兵则更少。脱脱不花妻是也先之姊，也先自恃势强，垂涎汗位，欲立其姊子为太子，脱脱不花自然不从。也先又怀疑脱脱不花暗通明朝，阴谋害他，就于景泰二年（1451）率部众进攻脱脱不花。起初，脱脱不花与其弟阿噶巴尔济联手对抗也先，彼此实力相当，难分胜负。但是，脱脱不花兄弟内讧，阿噶巴尔济叛投也先。脱脱不花势孤败走，遁入兀良哈部，欲投靠前妻之父沙不丹，可是沙不丹却因为畏惧也先而杀死了脱脱不花。《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二。脱脱不花死后，也先又用计诱杀阿噶巴尔济，吞并了他的部众。景泰五年（1454），自称“大元田盛（天圣）大可汗”，建号“添元”，以其次子阿失帖睦尔为太师。阿失帖木儿，《明史·瓦剌传》作也先孙，误。《明宪宗实录》卷三七，成化二年十二月丁未条载朱见深给阿失帖木儿谕旨称脱欢为其祖可证。也先乘胜将蒙古各部置于自己的统属之下，东及建州、兀良哈，西及赤斤蒙古、哈密。然而由于也先并非成吉思汗的后裔，兼之处事骄横忌刻，虐待诸部。不堪压榨的兀良哈三部相继叛离，通贡明廷，驻牧于近塞。《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二、卷二三三、卷二三四。
景泰五年（1454），因左翼哈丹特穆尔丞相、右翼阿拉克丞相（阿剌知院）不满也先的独揽政权和刻薄寡恩，发动兵变，也先被杀。关于也先之死，有多种说法。《蒙古源流》与《蒙古黄金史》俱称被布库索尔逊之子所杀。《明英宗实录》景泰五年十月甲午条则载为阿拉克丞相旧部曲卜剌秃佥院等所杀。《明史》卷三二八《瓦剌传》则载为阿剌知院攻杀。待考。鞑靼别部酋长孛来文攻杀阿剌，夺去也先的家属和玉玺。此后，瓦剌各部分散，纷争不已，势力日趋衰落。
瓦剌部的衰亡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也先觊觎南方广袤而富庶的土地，发动侵略明朝的战争，在于谦率领的明朝军队的顽强抵抗下，瓦剌部的南侵以失败告终。由此使得也先在蒙古各部中失去了威信，统治阶层内部矛盾重重，终于导致也先的死亡和瓦剌的衰落。
这一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无疑是伟大的英雄于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