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村人，村里办过几次扫除文盲班，次次要她放下农活儿去上学，但母亲总是找出一张纸和一支笔来，当着那些干部的面刷刷刷利利落落写下几个字让他们看，还说：“谁说俺不识字？瞅瞅咱这纸上写的是啥？”弄得动员她的干部们大眼瞪小眼，讪讪地说：“原来你识字啊，不是文盲啊。”母亲说：“俺咋能是文盲呢？俺还常给南阳的亲戚写信呢？”
干部讪讪地走了，母亲得意地蹲在院子里直笑，其实母亲是文盲，她只识得15个字儿，那15个字儿是我们一家五口人的名字，是母亲跟着父亲在灯下学的。在田间地头做活歇息的时候，母亲常常随手捡一根枯树枝儿，在地上一遍遍地写这15个字儿，天长日久，那15个字儿竟被母亲写得像模像样的，连常给乡亲们写对联的父亲也夸奖说：“写得还行，有功夫。”难怪来动员她的干部们见她眨眼的工夫就写了十几个有棱有角的字儿，就十分相信她不是文盲呢。
每次在地上练完字儿，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用手掌将地上的字抚平。我们笑她说：“不用拿手抚，过几天走几拨人刮几阵风下一阵雨那字就没了。”母亲说：“咱家人的名字怎么能任人用脚踩呢？你们的名号占了这几个字儿，你们就得爱惜它。”
那年我在报纸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拿给母亲看，母亲欢喜得不得了，一个劲儿地夸：“有出息有出息，都把你的名号弄到报纸上去了。”接着，她又是杀鸡又是做菜，搞得比过年还热闹。母亲将那张报纸藏在她自己的箱底，用红绸布包了一层又一层，说：“咱一个山里人，能把自己的名号弄到城里的报纸上，那容易吗？”一脸的骄傲和自豪。
初到城里上班的时候，我隔三差五就给市报写篇稿去，稿子一篇又一篇地发了，有的我存了样报，有的样报我看过随意地一放就丢了，有次我回到老家，到家里没见母亲，就问父亲：“我妈呢？”父亲想了想说：“可能这会儿还在村委会哩。”我问母亲去村委会做啥，父亲说：“她每隔三五天就跑村委一次，做啥？去翻报纸。看报纸上有你的名字没有。”我眼眶有些发热，自己写的文章，我自己向来都没这样看重过，发了就发了，随手一看就随手扔掉了，可母亲竟这样看重它。母亲对我说：“再写文章了，往省城寄，往北京寄，别老在咱们南阳这小地方打转转，让咱的名号也印到北京的报纸上，给咱在北京露露脸。”母亲认为，北京了不起，北京的报刊也了不起，能在北京的报刊上发几篇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有一阵子我赶时髦，也给自己取了笔名，母亲听我的小女儿说后，就十分生气，数落我说：“怎么能胡乱给自己起名？是不是你的文章写得不好了，怕别人看见了名字笑话你？还是怕别人看了你的文章骂你？”我苦笑着解释，母亲正色说：“写文章是光荣的事儿，怎么连自己的真名都不敢用，跟做贼似的，编了个假名，那还写什么文章？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换姓，自己做事自己当，怎么能偷偷摸摸的！”我给她解释不清，只有在心里苦笑，不过听了母亲的一顿数落后，我就决计再也不用什么笔名了，母亲说得对，大丈夫做事要堂堂正正，自己写的文章却署了一个假名字，像做贼似的，连署自己真名的勇气都没有，那还写什么文章呢？
去年春天，我回家探望年迈的父母。那天太阳暖融融的，我帮母亲将家里的衣服被褥搬到院子里晾晒，取母亲那个紫檀木箱子里的衣服时，在箱底翻到一团红丝绸包着的厚厚包裹，这是母亲的什么压箱宝贝呢？我很好奇，就把它取出来摊在床上，解下一层又一层，最后解开的时候，竟发现是一堆剪报，一块块大小不一，看得出来是用剪刀小心翼翼裁下的，每一块剪报上都有我被铅印的名字，足有一二百张。我问父亲，父亲咧咧嘴笑笑说：“那都是你妈这十几年从村委的报纸上裁下的，为了能让裁，你妈给村上的干部说了不少的好话，还年年请那些干部们吃酒呢。”我劝母亲以后别去裁了，母亲说：“怎么能不裁？那上面都有咱的名号，咱不裁，那报纸都被他们卷了烟吸，包东西用了，糟蹋了咱的名号哩。”
捧着那堆印着我名字的报纸，我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一股温热从心里一下涌到了眼眶里，母亲，我是你有血有肉的儿子，那被我名字占用的三个字，也是你的儿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