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 “城市化”起源和定义
关于“城市化”概念起源。据北京市课题组考证，“城市化”一词作为专业术语是由国外传入汉语的。城市化一词来自于拉丁语Urbs（城市）一词。1867年，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兼工程师依勒德丰索·塞尔达（1ldefonso Serda1816～1876）发表了《城市化概论》一书，试图创立一门新学科，即城市空间组织科学。他在书中写道：“我将把一种全新的、未接触过的处女研究奉献给读者。正是由于它是新的，我只好探索和发明一些新词汇，以便用来表达在任何辞书中都没有解释过的新的思想”。法国城市社会学家，法兰西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弗朗索瓦，邵艾（Fransois Choay）说：实际上，塞尔达是历史上第一位赋予城市的建立与管理以科学地位并为其设计出一个独立学科的人。城市化术语既是指我们今天法语所说的城市化过程，又是表示塞尔达想要推论的发展规律。根据以上文献，城市化一词是塞尔达于1867年创造的。晚些时候，传入法语。法国权威性辞书《大拉罗斯百科全书》》（1976版），断定城市化（Urbanisation）在法语中首次出现约在1900年。而城市规划（Urbanisme）是在1910年。至于传入英、德、俄、日等语种中可能会更晚些。
“城市化”的定义在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人口学、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规划学等都把城市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都有本学科的定义。有人认为，城市是以脱离或部分脱离农业、从事商业活动为主体的并拥有一定的地域和非农业人口面对集中的政治、社会、经济、地理的实体；而城市化是指人口、用地、经济和文化模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的过程和趋势。不少人认为，城市化是从近代开始出现的社会现象，是一种由生产变革所引起的社会经济物质形态和思想文化形态的演变过程，其中包括人口与非家业活动向城市的集中、转型、强化、分异和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等有形过程，也是包括经济、社会、技术变革在城市等级体系中的扩散和城市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向乡村渗透的无形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城市化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过程。城市的产生，便会引发社会体系中有关现象的出现，不管这种现象是局部的，是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都意味着城市化的起步。从历史学的角度讲近代以来的城市化是此前社会长期发展的延续，只是城市化的广度和深度、城市化的发展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新的特点。综合起来，中国学术界从三个方面来界定城市化：
（1）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转移。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城市人口绝对量增加，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
（2）城市数目逐步增加，城市用地规模不断扩大，城市设施的密度、质量的提高。
（3）城市生活方式、城市整体文化和价值观念在农村地域的扩散。对于这样的界定，有人把它归纳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自然过程。城市化现象反映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把各个学科的认识综合起来，才能够较为全面准确地赋予这一专门术语以特定时代、特定规律的内涵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标准》208款给城市化下的定义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我们赞成这个定义。
国外学术界对“城市化”的定义迄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看法，也不可能形成统一的看法。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广义和狭义城市化概念。
日本的狭义城市化概念认为城市化是由于近代产业的发展而使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转变的过程，广义的城市化概念认为，城市化是聚落或地区城市因素逐渐增大的过程。广义概念涵盖了狭义概念，于是得出一个现代城市化的概念，它包括旧市区的改造、城市区域的扩大、城市关系圈的形成和变化、大城市地区的形成等。
前苏联一些学者认为，城市化作为一个过程，它是由生产力、生产方式、所有制形式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化，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对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化，存在着城乡本质差别。
鲁缅采夫在他的《城市化与社会》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城市化是解决城乡脱离的历史性对立的合乎规律的过程，它将导致这两种人口分布形式的接近和融合”。
前苏联学者尤，波。皮沃瓦罗夫提出，“广义的城市化具有的特点是非农业功能的集中、增强和多样化，城市生活方式和先进的居住点形式的传播、交往和城市文化的发展”。
把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传播作为城市化的内容，遭到了一部分人的反对，其中以杰米琴柯最为激烈。他说“有些作者把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的传播，一概包括在城市化概念中，把它们看作是城市化的实质。然而，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们的形成过程和传播过程并不一样。譬如，在资产阶级社会，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剥削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城乡之间的对立关系，限制了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的传播……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没有统一的文化（包括城市文化），也没有统一的生活方式。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文化与生活方式有极大的差别。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臆想出来的‘统一的城市型’生活方式理论，说什么似乎在科技革命和人口集中的影响下，资本主义社会所有阶层必然会趋向‘统一的城市型’生活方式，其出发点不仅是把生产力和城市建设发展的一般规律绝对化，而且适应了剥削阶级旨在蒙骗广大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斗争的社会需要”。列·科甘认为，在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城市生活方式和乡村生活方式不再是两种独立的类型，而是统一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不同组成部分……但是，也不能把社会主义条件下城市生活方式传播的过程绝对化，把它夸大为现代城市化的实质，因为在它的发展中还存在一定的矛盾和消极方面。可以看出，前苏联学者认为不能把城市生活方式传播看成是城市化的实质。
关于城市化的评价指标。一个国家、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表示它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长期以来，测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是城市化率，即一个地区、国家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个指标简单、明了，有一定程度的综合反映，因此实用价值很高。但它的局限性也很大。首先城市人口比重受到城市建制标准的影响。而各国的城市建制标准相差极大，因此缺乏可比性。城市人口比重受到统计口径变动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它反映不了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扩散等方面的城市化进程。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多方面的探索，提出以复合指标代替单一指标。有的学者选取若干个反映城市化不同侧面的指标，根据其对城市化的重要性进行加权，其加权平均数即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地区或一个单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的复合指标。例如我国学者李振平提出的城市化综合指标体系共有28个单项指标。它比起单项指标要全面、合理。但计算复杂，而且有些指标是属城市现代化的指标。日本学者提出四个方面的评价城市化指标值得我们参考。
（1）人口方面：随着城市产业的发展，出现人口增加、人口密度增加、城市人口（二、三产业人口）及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加。
（2）土地利用方面：出现农村土地利用向城市土地利用转变现象；农地、林地减少，宅地增加。
（3）表示城市功能增大的因素：住宅建设、工厂、学校的扩大，通勤者增多，商店和其他服务设施的增加，交通量的加大，地价上涨等。
（4）表示乡村功能的因素：农户、耕地减少，兼业农户数量增加，农业人口外流等。目前，研究城市化测量指标时，容易出现三种偏向。一是把城市化指标与现代化指标相混。二是忽视城市文化与城市生活方式传播方面的指标。为了弥补这个不足，把电话、电视普及率、文化娱乐、出行方便程度补充进来也是可行的。三是注意研究宏观区域，如国家地区、省等的指标体系，对于单个城市或其中一部分的城市化指标体系研究不够，这是应该注意的。
1.3.2 乡村城市化
“城市化”一词出现之后，又出现了由“城市化”一语衍生出来的“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乡村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等学术术语。
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城市问题，发展中国家解决农村贫困更加迫切，因此，开展农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受到各国重视。探索如何在农村促进非农业活动、增加收入和就业、建设农村城镇，成了全球性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学者首先提出“乡村城市化”（rurbanization）问题。根据北京市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一位法国学者J.B.Charrier于1969年发表了“城市人与乡村人”一文，较早地提出并使用了“乡村城市化”（Larurbanisation）一词，此后，G.Bauer和J.M.Roux于1976年联合发表了“乡村城市化”，Michael Pacione也于1984年在Rural Geography（乡村地理）杂志撰文论述乡村城市化（theurban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国内外学术界对乡村城市化内涵的理解是不同的。外国学者多数认为，乡村城市化是人口从城市向乡村的流动。而我国多数情况是指乡村的现代化、非农化进程。
美国学者帕辛（M。Paecione）认为“乡村城市化是城市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向乡村地区扩散的社会变动过程”，最明显的表现为人口从城市向乡村流动。城市和乡村在土地利用上的自然界限仍然是清楚的，但在社会功能方面城乡的界限已经模糊。因此，在有些国家出现了在心理已经城市化而自然景观是乡村的人类聚居区。
法国学者皮尔、爱尔兰（Pierre Merlin）认为：“乡村城市化是指乡村空间的缓慢的城市化过程，”“是在乡村居住区周围发生的，乡村城市化区的人口是由城市内迁移而来。”乡村城市化的形式绝大多数是在传统的村庄的周围建设别墅式小房子，居住者从事城市型职业，接受城市型生活方式。乡村城市化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一部城市人，（多数是中产阶级）向往乡村生活环境，而且土地价格低，付款方式（购房贷款）等因素有利于在乡下购买或建造住宅。小汽车的发展也促进了这种运动。乡村城市化运动于50年代在美国兴起，然后在英国，在80年代初遍及法国。
爱尔兰教授认为，“乡村城市化”好像似乌托邦的回归大自然“的反城市化主义的一个变种。它远远没有能为拯救大自然做出贡献，而且严重地危害着大自然。没有能建立起一个脱离城市的环境，反而却创立了一个完全依赖城市的环境。（如在就业、设施和服务方面）”
爱尔兰认为，乡村城市化造成以下几个弊端：
（1）消耗许多农业空间，在巴黎大区乡村、小镇的周围，每年要建1000栋独户式住宅，年耗费土地达1500公顷。
（2）房屋景观与毗邻的乡村没有视角的连续性。油漆粉刷的小房子，用树篱笆、栅栏围起来的花园、车库、进入车道以及塞满汽车的死胡同与传统乡村环境极不协调。
（3）人口过于分散，难以计划安排公用设施。
（4）交通问题绝对依赖小汽车。每个家庭至少一台，甚至需要二台小汽车。
（5）在这类村庄，大多数村政管理权落入城市人手里。从以上情况看，外国学者对乡村城市化（rurbanization）的理解与我国是很不一样的。
我国学者是把农村现代化、非农化与乡村城市化联系一起进行研究的。在我国“乡村城市化”一词起始于本世纪80年代，有许多关于城市化的著作都论述了“乡村城市化”问题。其中以乡村城市化命题的专著有朱林兴、孙林桥的《论中国农村城市化》。该著认为乡村城市化是乡村地区的城市化过程，是城市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向乡村地区的逐步渗透的过程，是乡村地区在城市辐射下的社会经济变动过程，如人口职业构成的变动，乡村经济结构的变动，农村与农业功能由单一走向多样化，人口与非农产业的集中化，乡村地区不同层次的小城镇的发展等。乡村城市化反映了城市化的实质，即人口和地域的城市功能的转变，但与城市化之间又有一定的差异。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创举，为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为乡村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理论和实践作出过巨大贡献。我们认为，在中国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的背景下，我国乡村城市化表现为农业非农化、农民市民化、村落城镇化。
在80年代后期在我国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形成我国二元工业化模式、三元经济发展格局；它推动了小城镇的发展，启动了我国自下而上型城市化模式——乡村城市化。在此过程中，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乡镇企业、小城镇发展较好，乡村城市化规模和速度较快，已经出现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的趋势，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典范与其他地区仿效的楷模。
正因为此，许多学者提出，乡村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小城镇是城乡一体化的载体；乡镇企业是城乡一体化的中坚。但是有些学者对乡村城市化和小城镇的进一步发展等提法有所质疑。王海霞分析了一哄而起的乡村城市化伴生的严重后果；耕地锐减、环境恶化等，而小城镇进一步发展也存在很多问题，如规模问题（规模效益、集聚效益低）、功能问题。对小城镇的发展也存在很多反对意见，小城镇的数量扩张使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粗放式利用，加剧了环境污染，同时由于规模的局限，第三产业的发展终将是一句空话。理论上所讲的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可以刺激国内需求增长，但从实践上看小城镇建设对通过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来有效拉动国内市场复苏的结论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小城镇究竟如何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还需要探讨。乡镇企业在我国的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它的小规模与分散布局、环境污染与较低技术含量等都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发展。费孝通教授提出小城镇、乡镇企业与区域中心发展相结合，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以农村乡镇企业及小城镇为基础的城乡一体化、全国一盘棋发展网络。
归纳起来，我国学术界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城市化道路，有如下一些看法：
（1）大力发展农村乡镇和小城镇，即乡村小城镇化。有一些学者提出，小城镇和乡镇位于城乡之间兼有城乡两种功能，可以成为向城乡两极优点转化的交汇点，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库”，是中国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城市化的基本途径。有人形象地用“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来描述中国乡村城市化道路。
（2）强调农村现代化。认为乡村城市化是乡村社区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沿着原始化、传统化到现代化的过程演变。乡村现代化包括经济结构综合化、生产手段现代化、乡村布局的规范化、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和乡村文明化等方面。
（3）强调乡村功能的转变。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乡村城市化的方向不是所有的人都住进城市，而主要是进行功能型城市化，即乡村地区分享到城市性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从劳动结构和经济形态上解决农工一体化问题。改变农村农业、城市工业的产业配置格局。
总之，乡村城市化是乡村地区人口及经济活动的非农化及其聚集过程，是向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演变过程，乡村城市化必然达到下列结果：建立起新型的城乡关系，促进城乡两种优势的结合，减小城乡劳动方式的差别，城乡居民衣食住行的差距；促进乡村人口与地域向城镇型功能发展，建立起村庄、中心村、集镇、建制镇和小城镇等不同等级的合理的居住网络：促进乡村居民行为观念的现代化。乡村城市化标志着乡村居民商品经济思想观念的深入，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逐步让位于现代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地域流动性、异质性加强。乡村人口的生活方式从传统闭塞的状态向对外开放、社会交往广阔、精神生活充实的现代型转变。不但享有现代物质文明，而且享受现代精神文明。乡村城市化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渐进过程。笔者认为它是属于城乡一体化的一部分，是城乡一体化的初级阶段。
1.3.3 郊区城市化和“逆城市”
关于郊区城市化和逆城市化。逆城市化（deurbanization）又称反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是1976年由美国城市规划师贝利（B.J.Berry）首先提出的一种现象。国内学者对逆城市化的解释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它的含意是大城市人口和经济活动部分地由城市中心向城市外围迁移和扩散，使郊区无限蔓延并导致城市中心区和中心城市的衰退。这种意见是把逆城市化和郊区城市化等同起来。另一种意见认为逆城市化和郊区城市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逆城市化是指人口从大城市和主要的大都市区向小的城市区，甚至非都市区迁移的一种分散过程。而郊区城市化（subuerbanization）是指人口、就业岗位和服务业从大城市中心向郊区迁移的分散过程。郊区是指中心城市或城市中心区行政边界以外的邻接地域，即城市边缘。我们认为郊区城市化是逆城市化的一个过程，中心城市产业和人口向外扩散或转移首先是在城市边缘区，尔后逐渐向农村腹地扩散。
北京市课题组认为，郊区城市化和逆城市化两者有许多共同点。首先它们都是在城市高级阶段发生的现象，属于分散的离心型城市化。两种城市化的本质都是城市人口的转移而不是人口身份性质的改变，不影响总的城市化率。其产生的动因都是由于进入后工业文明时期，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现代化交通通讯技术的高度发展，经济发展促使城市居民寻求更舒适的环境，而大城市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病”造成城市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恶化，以及一些国家和城市政府的经济、社会和人口政策等因素造成的。因此可以不必严格区分“城郊化”和逆城市化两个概念。
自70年代起，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都出现了大城市人口减少，人口、工业、零售业由中心城市向郊区乃至中小城镇迁移。1950年美国中心城市人口比重为56.7%，郊区人口比重为43.23%，1960年，中心城市人口比重为50.17%，郊区为49.83%。到了197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郊区人口比重达到了54.19%。超过了中心城市的45.8l%。1980年这种形势加剧，郊区人口比重达到了59.3l%，城市中心降到了40.69%。在欧洲，自1980年至1990年间多数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在下降。城市人口增长下降，而乡村人口比重在上升。
总之，许多发达国家都发生了城市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现象。这种现象对农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看，促进了农村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促进了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增强了城市的辐射力，扩大了城市文明的享受面，加快了城市文明的普及速度。从消极方面看，减少了农业用地、损坏了以农业景观为主的乡村环境，减少了绿地，加剧了环境污染。对于郊区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对农业和农村带来的负面效应，世界各国和地方政府都有所重视，并采取若干政治、经济、技术对策以缓解其不利影响，防止其任意发展。
此外，还有的学者提出区域城市的设想，追求整体化的、清晰的区域交通网络；与交通轴理论交叉点相结合的城镇集聚；多中心城镇功能以及相对集中的空地系统。还有的人认为，现代农业的发展，促进中心城市达到更高程度的经济与生态的协调，从而使中心城市成为三、二、一产业空间上梯度布局，形成大、中、小城市群体，在空间形态上呈区域化的特征，即区域城市（regional Cities），以上等等均反映西方的城乡一体化的思想和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