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山西的金融业，人们都会联想到近代山西轰轰烈烈的票号。票号作为专业汇兑组织，不仅一度垄断国内汇兑，还曾涉及一些国际业务。票号之所以会在山西发展起来，其原因归结有三：一是山西商人经商时间长，已经积累了开办票号所需的巨额资金；二是晋商经营范围广，通过总分号制、联号制形成的业务网络已经遍及全国各地，“贸迁四方”，所以他们具备了票号经营汇兑业务所需要的广泛的分支机构和代理关系；三是晋商恪守的诚信为本，义利相济的商业道德，获得了客户的信任，从而有条件从事票号业。
中国的第一家票号是1823年（道光三年）创办的平遥日升昌票号。它是在平遥达蒲村李家开办的西裕成颜料庄的基础上改组而成的。当时，善于捕捉商机的西裕成颜料庄北京分庄的经理雷履泰，看到众商家营业中需要的银两款项经常发生汇兑、存款和借款等，银两流通量大，依靠镖局运送现银风险大而成本高，又从已经零星办理的工商会票和字号捎办银两的事例中吸取了经验，遂产生了开办汇兑业务的想法。于是他商得财东李家的同意，率先试办北京和山西之间的拨兑业务，随即又把西裕成颜料庄改为日升昌票号，在平遥设总号，各大码头均设分号，陆续在各商埠设立14个分号，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从此开创了中国汇兑业务的新时代。
日升昌票号开办后，生意很快红火起来，日进斗金，财源滚滚。其他商家也竞相效仿。最先效仿的是在平遥县城与日升昌隔壁的蔚泰厚绸布庄，其财东利用日升昌内部管理层的矛盾，把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翙挖到自己门下，由他创办了蔚泰厚票号，紧接着平遥城陆续出现了十多家票号。此后相继又有祁县郭源逢和张廷（大盛魁创办人张杰的后代）合办的合盛元，太谷员家创办的志成信（丝绸杂货庄改营）等，祁、平、太三帮票号情况。
晋商能成功创办票号不仅因为其具备了条件，抓住了机遇，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开拓精神和捕捉商机的眼光，这对后期票号走向鼎盛更有着重大意义。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赔款2 100万两白银。如此巨款，满清朝廷要从各省筹集调拨，日升昌票号看中了这个机会，积极活动相关朝廷官员，承揽了这项汇兑业务。由于票号准确、及时地集结了赔款。相传道光皇帝曾惊愕感叹：“好个京都日升昌，果然能汇通天下！”此话被日升昌票号掌柜雷履泰得知后，千方百计打通关节，求得道光皇帝“汇通天下”四个大字，制成镏金匾，悬挂在北京日升昌分号大门口，无形中增加了票号的分量。
咸丰年间，太平军截断了地方朝廷上解饷银的道路。两广、两湖、福建、浙江等省的饷银解不上来，直接影响清王朝的财政开支。在关键时刻，票号抓住了这个机会，向朝廷提供现银，代缴各地饷银。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人仓皇出走，一行经徐沟到祁县时，大德恒票号一位经理贾继英独具慧眼，劝说财东“收留”了西太后一行人，将行宫设在“大德恒”总号。在此，慈禧太后等受到该票号的隆重接待，沿路用红绸缎作地毯直铺到票号，慈禧太后甚为满意。此外，贾继英和随驾大臣桂月亭、董福祥等或面晤或书信往来，交往甚密。慈禧太后也将沿路搜刮的银钱陆续存入大德恒票号，使票号获利颇多。回京后，慈禧太后感谢票号，大加表彰并给予票号经办庚子赔款等经营特权。满族贵戚见票号受宠，纷纷往票号存钱，票号营业额直线上升。1902年、1903年，多家山西票号出现了最高分红，一股俸银达到万两白银。
票号不光代办以上业务，在咸丰年间，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朝廷财政赤字严重，咸丰皇帝采纳官员的意见，卖官鬻爵。票号又抓住了这次机遇，代办买官卖官业务，向买官者放款，等到他们走马上任时再派一名精明能干的经理跟随其上任，在其管辖范围内开设分号，并代理当地的财政存款。这些存款都是无息的，这就增加了票号的资本金，为扩大营业范围，增加收益提供了有利条件。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票庄与官僚的私下交结，更多趣闻……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抚的司库。”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协同庆交好张之洞，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据说张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后，从原籍赴京想谋取更高官位。为了打通关节，张曾拜访日升昌票号，想借银十万两，日升昌因数目大未能爽快答复。张又改去协同庆票号，该号经理早已派人打听到张去日升昌之用意，对张的要求满口允承。后来张放任两广总督，便把两广财粮国税均交协同庆办理，协同庆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万银两。山西票号还为封建官吏窝藏赃款。如安徽芜湖道童谣圃，在卸任还乡时，将搜刮来的十万两赃银，交蔚丰厚票号汇回重庆，每年支取一万两，十年交完，而不计利息。童瑶圃放弃利息，表面看来有些损失，实际上他是因为从数千里外运回重庆银十万两，不仅运费浩大，而且有风险，赃银一旦被人发觉或被御史弹劾，不但银子保不住，本人也会身陷囹圄，甚至遭杀身之祸，但与票号勾结起来，采取汇兑办法，则可保无虞。山西票号利用其与封建官吏的交结，对扩大业务和谋取利润带来了好处。如各省解部款项，原来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户部解款。但是手续繁杂，户部财库人员常常挑剔、刁难。山西票号却不同，他们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
此外，晋商的票号还与钱庄等其他金融机构有大量业务往来。钱庄规模一般比较小，并且经常发生头寸支付困难，因此必须进行拆借。而当时票号的资金非常雄厚，就充当了钱庄的后台老板（钱庄的另一后台是外国银行），除了上海的钱庄以外，各地几乎所有的钱庄都是在票号的支撑下维持的。比如厦门建茂钱庄，1893年欠外银两135 000两，其中欠票号9万余两；重庆德成永钱庄，1893年欠外银两8万余两，其中欠票号72 500两。
评析
应该说进军票号是晋商的第三次转型，这使晋商达到最辉煌的顶峰。后人评价说晋商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票号是中国金融业的乡下老祖父，梁启超也曾将山西票号与意大利商人相媲美。尽管山西票号最后衰败了，但它仍留给我们有益的教训。
当前我国金融业的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初见成效，同时像一个多世纪之前一样，外资银行也正在大举进入。为适应入世，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金融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一点是一百多年前的山西票号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如果尽管我们的政策环境是好的，可是银行自身缺乏主观能动性，不积极提高能力，再好的政策也只能望洋兴叹。所以国有股份制银行应该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加快改革创新步伐，完善其机构设置，建立合理、高效的绩效考评机制，才能在与外资银行竞争中发展和壮大。
（案例撰稿人张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