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
卢元明，男，汉族，生于1938年农历九月，山东泰安人。1965年毕业于宁夏大学。1967年3月至1973年先后在固原县什字中学、红河一中、红河二中工作。1973年8月调入彭阳中学（现彭阳县第一中学）工作，曾任校长。1977年调到银川，先后在郊区组织部、文教科工作。1981年在银川新城区检察院工作，任副检察长、检察长、党组书记等职。1994年在银川市检察院工作，任检察院检委会常务副检察长、党组成员等职务。
李林，女，汉族，生于1937年，中学高级教师，陕西子洲县人。1965年毕业于宁夏大学政史系，同年被分配到固原县彭阳中学工作，是该校第一名女教师。1979年调到银川市十三中工作。
我一家四口人，父亲是一位老革命，我的家庭生活在那个时代算是好的，不愁吃穿。我本人上学的条件在当时是一般人比不上的，上小学三年级以前在延安杨家岭保育小学，每班有两个保育员。1953年，随父亲工作的调动来到宁夏潮湖农场，因平罗潮湖农场没有学校，停了一年的学业。1954年，到银川干部子弟小学学习。1955年升入宁夏银川女中上学。1961年考入宁夏大学政史系学习。1965年宁大毕业分配到固原。我是1966年后半年到固原的，因为1964年至1965年我们这个政史系的学生在乡下搞社会调查和“四清”运动。“四清”运动结束以后才到固原县报到，报到后还没有给我分配具体的学校，让我先到固原中学帮助搞“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组长是固原地区宣传部部长王一宁同志。王一宁同志对我很关心，是一位对人热情，处处帮助新同志的好同志。大概两个多月以后，王一宁同志说李林你被分到彭阳中学工作。我问那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王一宁同志说你去吧，那里有山、有水、有川，在固原来说那还是个比较好的地方。听后我心里比较高兴，第二天就高高兴兴地去彭阳中学报到。这一去可傻眼了，山嘛到处都是，本来就是个山区吗？可川呢？水呢？我看不到。我问和我一起下车的同志，彭阳的川在什么地方，回答说你的脚下不就是川吗？我心想川就应该像银川一样一眼望不到边，这是什么川，是西山和东山夹在中间的较宽的沟，怎么是川呢？水就更看不见了。这时，我的心很不平静，是留在彭阳呢，还是返回银川？拿不定主意，陷入沉思。正在矛盾中的我被一声询问惊醒，来人问我你是李林老师吗，我说是。我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来接你的叫高积有。我只好跟高积有同志到彭阳中学。到校园里只看见几个做饭的师傅，我问高老师学生和其他老师呢？高老师说都到生产队平田整地去了，到下午五六点钟才能回来。高老师安排我吃完饭，我就去整理分给我的房间。我独自坐在房间掉眼泪。下午吃晚饭时学生和其他老师都回来了，这才显得有点学校的样子。但奇怪的是学生不去洗脸吃饭而是拥到我房间的门口看我，有的学生还窃窃私语，好像我不是人而是怪物似的。我说你们劳动了一天还不累吗？跑在这看什么，以后我们天天在一起，天天见面有什么好看的。学生说学校从来没有过女老师，你是第一个，觉得好奇。我才知道我是彭阳中学的第一任女教师。那时彭阳中学有120多名学生，女生只有6名，教师也只有7人，包括我在内。
吃过晚饭，校长在我的房间坐了一会，说李老师你明天休息休息，我们还有一天的劳动任务。我觉得待在学校很无聊，连忙说，我也去平田整地，待在学校也没什么事可做，校长说你还是别去的好，去劳动的地方还要过河，那个桥你过不去。我心想校长你也太小看人，桥有什么过不去的，我说你能过去，我就能过去。第二天跟学生一起去了，到河边一看，害怕了。我真把话说大了，我没有那本事过河，因为那不是我想象中的大桥，而是用一根树木垫起来的独木桥，很细很滑不小心就会掉进河里。看学生走得轻巧一个个过去了，我是说什么也不敢走那独木桥。这时有几个学生走过来说老师别怕我们扶你过，在学生的帮助下我才勉强过了河。到了劳动地点，还没等我回过神来，黄忠厚老师走过来对我说，你是这个班的班主任，你没来前是我替你代着的，现在你来了，今天我就交给你了。
当时我对黄老师很有看法，作为一名老教师应该知道礼节规矩，首先应该向我介绍一下班干部和班里的情况吧，晚一天交班又有什么不可以的，你这不是在看刚踏上工作岗位又是一名女教师的笑话吗！我这个人个性很强、不服人，你能做到的我就能做到，你男同志能做到的，我这个女同志也能做到，也许做得比你好。看法归看法，我二话没说就把班接过来了，找到班干部讲了一下劳动中要注意的事项，把任务分到各小组开始了一天的劳动，这一天干得很顺利，心情也很好。从这第一次的劳动我也体会到山区学生的诚实、淳朴、热情。劳动结束后，桥我是不敢走，几名女学生陪我渡水过河，我正准备脱鞋，忽然河对面小山坡上蹲着的一个学生向我一边跑一边喊：老师别脱鞋我来背你过河。这个学生名叫史卫栋，虽然他参军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但直到现在我把这个学生还记得清清楚楚，好像刻在我的心中，我很感谢他的，也感谢我教过的所有学生。
在20世纪60～70年代，彭阳中学的住房是很紧张的，都是两人住一个房，因为女教师只有我一人，我只得一人住一间。说实话我在银川都是4人一间房，让我一人住一间我不习惯也很害怕，想叫一名女生给我做伴吧，一是没有多余的床，二是怕学生笑话我这么大的人还害怕。到晚上累了一天的我本应是好好地休息，美美地睡上一觉，可我害怕黑天。在银川电灯亮亮的再加上人多，一觉能舒舒服服睡到天亮。可当时彭阳还没电，晚上是黑灯瞎火的，只有房间煤油灯的那点亮光，院子里一片黑。彭阳是个山区，那个年代狼也多，狗也多，每天院子里都能听到打闹声、嚎叫声。我以为是狼在打架，吓得我整晚上睡不着，总怕狼闯进我的房间来把我吃掉。第二天整天是迷迷糊糊，很是疲劳。有一天晚上，院子里打闹得特别凶，我实在是不敢睡，叫个女生做伴吧，又不敢走出房间，只好硬着头皮起床，慢慢地到窗前往外看，才搞清楚，不是狼打架，而是狗打架，这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踏实地睡觉。
北方的任何地方都是夏天好过，冬天难过。可能有人会说那有什么，房子里有炉子取暖，少出外面不就行了吗？20世纪60年代的彭阳中学没有煤，有炉子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天气好外面比房子里暖和，因为有太阳照射，房间到冬天就是一个冰库，我的手脚成天是冰凉的，晚上睡在那冰冷的床上，人都缩成一个球形状，根本不敢伸腿，天快亮了手脚才暖和过来了，本想多睡一会，可该上班了，谁给你睡的时间。睡觉前用热水烫烫脚会好一点，可哪有那么多热水供给你。那时彭中没有开水房，只有一个做饭的小灶房，一天就一暖水瓶的水，除了要喝，还要留到第二天早上洗脸。洗脚是用洗过脸的水，洗衣服那就更不用说了。冬天夏天用的都是冷水。吃的饭和现在相比，现在是天上，那时是天下，我的口粮是每月25斤，30%的粗粮。现在的人会说那有什么不好，吃粗粮有利于健康，但你要天天吃粗粮，谁也会烦。我们基本上每天早饭是黄米饭，连一点菜都没有，把饭做好放点油炒一炒就是一餐，要么就是吃黄米面馍，吃细粮的机会很少。到了彭阳吃粗粮也还不觉得太苦，最苦的是没蔬菜，新鲜菜更谈不上。固原是盛产土豆的地方，按理说土豆不应缺。可就是产土豆的地方，我们连土豆也吃不上，因为20世纪60年代全国都没有解决温饱的问题，固原是个山区，粮食更缺，农民的口粮以土豆为主，谁家还敢把土豆拿出去卖，实在是没得法子才拿点到集市上去卖点，再说就是有卖的我们也不敢买，取暖的煤都没有，买回来又有什么用呢。这样的生活大概过了五六年的时间，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外地老师的一再要求下，在校园的空地内种点白菜、萝卜，才算过得好了点。
我这个人的特点是爱唱歌，特别是刚刚到彭阳时，心里很烦闷，又想家，有话无处诉说，有时用唱歌来缓解我的烦闷。不久发现有很多学生总爱和我在一起，有几个学生在课余时间，可以说是我走到哪他们跟到哪，问其原因知道他们也很喜欢唱歌，想叫我教给他们。当时彭阳中学没有音乐老师，校长看我爱唱就叫我代音乐课。这下学生高兴了，可难住了我，我虽然爱唱但我不识谱，也不会任何一样乐器。我所唱的歌都是听别人唱而学会的，叫我代音乐课那是很不够格的。我跟校长说我不识谱，校长说那你教你会的，我说校长你这不是逼着鸭子上架吗。校长不管，只说什么也别说了，就这么定了。那个时代的人不像现在服从是第一位的，而且要干好。我只好服从，我先给学生教我会唱的，再用会唱的调来识谱。别人用识谱来唱调，我是用会唱的调来识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自学苦练，基本上掌握了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的唱法。我的唱歌在彭阳还出了点小名气，现在回想起觉得很有趣。这一逼让我掌握了不少的乐理知识。
196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时期。实际上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并不懂，分不清是非，政府叫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个时候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发表，就要敲锣打鼓到政府大院去报喜，对这一点任何单位都不敢慢怠，否则就会犯政治错误，就有坐牢的危险。1967年元旦晚会上，学校几位老师聚在一起吃饭喝酒，结果几位老师都喝醉了，七扭八歪地睡着了，只有我和王鼎铭老师没醉。说来也巧，正在这骨节眼毛主席又发表了最高指示，政府通知立即组织人员去大院报喜，我和王老师四目相对拿不定主意：要去呢没有人，只有我和王老师两人。不去吧就会有各种政治帽子扣过来。最后我俩还是决定去，反正是晚上没有电灯，谁也看不清谁，政府点到彭阳中学的名，我们答到就行了。除了政府大院报喜外，还要以文艺的形式下生产队宣传。因为我是音乐老师，文艺宣传队组织的任务自然就落到我的头上，文艺宣传队的队长也由我来担任。我爱唱歌这不假，但什么表演、舞蹈我是吹擀面杖——一窍不通。形势所逼不搞也不行，上级的命令必须服从，只好尝试着干吧。我找了8名平时比较爱好文艺的学生组成一个文艺小队，搞小表演、小舞蹈下乡去宣传。反响还不错，也给我带来了自信。虽然反映还可以，可毕竟我能力有限，常常为文艺宣传队的演出发愁。说来也巧，固原文化馆的几位同志来彭阳办事，心想文化馆的同志肯定有会跳舞的。我到政府打听一下，果然还真找到了一位能歌善舞年轻的女同志，我就把这位女同志请到彭阳中学，利用课余时间给文艺宣传队的学生教，我也跟着学，我还学得比较快。老师走了就由我教，教得认真学得也认真。通过请人教，我也学到了技巧，找到了窍门，对于一些小表演我也能自编自演了，效果还不错，很受农民朋友的欢迎。彭阳人特别是中老年人爱看秦腔，有一次下乡听到一位农民朋友说，你们要是能唱秦腔那就更好了。从乡下回来后，我问学生有没有会唱秦腔的，学生说有，还有会吹笛子、拉二胡的。我说那我们再组织个戏班子怎样？学生说行，一定能唱好。把戏班子的人员选好后，我托别人在固原县秦腔剧团请到一位姓郭的老师，来到彭阳中学给戏班的学生教。学生学得非常刻苦认真，很快掌握了秦腔唱法的技能。一切都具备了，我们就开始了排练，我不仅唱段子，而且还唱整本戏，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无论下乡去唱，还是在彭阳广场搭台演出，都受到农民的赞誉。
可以说，在那个缺乏文艺的时代，我校的宣传队唱红了彭阳地区。唱戏最难的是服装，特别是皮大衣。为了唱好戏，我把和爱人卢元明的二毛皮大衣拿出来戏班用。当时我也是很心疼的，这两件毛皮大衣我俩一次也没穿过。结果戏演完后，我的两件皮大衣因化妆被染得五颜六色的，洗也洗不掉，只好压在了箱底。还有一次接到彭阳政府的决定，要我们下乡去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我和贾厚礼、石久海两位老师根据毛主席最新指示内容自己写曲谱，还真写出来了，写的还不错。下午我们猿人带着宣传队一边走一边教，到了宣传地点，我们把词曲都记了个烂熟，达到了宣传的目的，任务完成后我们猿人都很高兴。可惜的是我没有把这个曲谱保存下来，很遗憾。
说实话，1966年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弄不清，也想不通为什么你斗我，我斗你；学生停课，工厂停产；把人都分成派别，成天打打杀杀。对于这些想法只能烂在肚里不能外说，否则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一个“逍遥派”，上街搞批斗，我从不参加，只图个平平静静度时光。后来复课了，但政治课就是读报纸，读报纸了解当前的形势是应该的，也是那个时代不可少的政治任务，可是每天早自习自己读，政治课哪有那么多的新闻可供。我想作为一个人民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给学生传播文化知识，教育学生怎样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人，这才是教师的正事，所以我每天安排半小时的读报时间，政治课按原来的教材上课，学生没有课本，老师讲他们记笔记。有老师说：李老师上边安排读报就读报嘛，省得给自己找麻烦。当时是对还是错我也说不清，作为老师只能这么做，不能耽误学生的学习。
1973年，庆祝党的生日，彭阳公社通知各单位要用组队的形式，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组成方队到街上游行庆祝。那时我们的校长是胡世俊，校长问我咱们怎么组队，我说你给我100名学生和敲锣打鼓的学生就行，其他的事情你就放心。于是我就组织了100多人的一个大秧歌队，编队、花样都由我一人负责，说实话扭秧歌难不倒我，这是我的强项也是我的爱好。但时间紧迫，那个阶段除正常工作外，其余的时间都用在这上面了，忙得我是晕头转向。我没有叫苦、叫累，尽心尽力地去完成学校交给的任务。在庆祝的那天，我们的秧歌队一出校门，锣鼓响起时，赶集的群众和其他单位的同志都向我们这边拥来，两边路人站得密密麻麻的，围了个水泄不通，秧歌队走在哪儿他们就跟在哪儿。有人说：“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多人的秧歌队，花样多而不乱，太好看了。”我们的秧歌队成了彭阳街上亮点之中的亮点，也为彭阳中学争了光。几十年过去了，但到现在我还是记忆犹新，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事。
带宣传队是我最忙的一段，但谁来帮我呢？没有。我爱人卢元明1965年被分在什字中学任教，1971年调入红河中学，1973年才调入彭阳中学，这样我的负担才减轻了一些，起码是我忙了有看小孩和做饭的人了。1975年，为了解决学生和教师喝水难的问题，学校派我爱人去银川买锅炉，初高中的政治课又落到我一人的身上，我还带着一个多病的孩子，从初一到高二有5个课头教案。也许有人会说：“你为什么要拼命地干，学校不给人，你就照课本宣读就是了，何必那么认真呢？”我可不那么想，我深深地体会到彭阳学生上学难，生活艰苦的情形，为上一个高中，学生要走几十里的路程，他们太难了，再苦再累我也要尽到教师的职责。教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谁好，谁不好，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我备课向来是认真的，说起备教案也是一门学问，要备好课，必须做到动笔前先反复阅读教材，找出本课的重点、难点，还要阅读大量的资料，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动笔。别说上讲台讲课，光这备课就有很大的压力。我的身体一直不好，患有十二指溃疡和胃下垂。关于这一点彭阳中学校医韩志兴大夫知道。我上大学时就因身体不好免上劳动课和体育课。我那时一天才能有半斤粮，不吃时饿，吃了又疼痛难忍。我常常在上课中就发晕、眼冒金花，胃疼得招架不住，这时只好在教室的讲台上蹲一会再继续上课，很少因身体不适而影响耽误学生的学习。这样苦与累我愿意、高兴，我能体会到山区学生上学的艰难，我要为学生负责，在其职就应负其责，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到1976年，整整10年高校不招生。1977年恢复高考，那是我一生中最忙的一年。为给学生准备高考，我想方设法托人在固原县找到了复习资料。那时的复习资料缺，不像现在到处可见，就是有，学生也没钱去买。我只好自己刻钢板，自己印刷，如果只为了彭阳本校的学生刻印那不会太忙，可10年高校不招生压下了太多的高中毕业生，他们都想参加本次高考。彭阳区只有彭阳中学是个完全中学，其他的学校只有初中没有高中，凡是高中生都是彭阳中学毕业的，也是我代过的学生。从知道恢复高考的那天起，红河、城阳、沟口、新集等地高中毕业生都找我给他们辅导，我的房间常常人满为患，打上课铃还搞得我走不了。只好安排他们先在我的房间复习，下课后再给他们辅导，可以说是连自己做饭的时间都没了，只好带着孩子在灶上吃。已毕业的高中生不仅要我给他们解题而且还要我印的复习资料，更加大了我的工作量，特别是刻印量，我能不给吗？手心手背都是肉，他们都是我的学生，我不能另眼看待。后来实在是忙不过来，我建议校长郭自强给我腾出一个教室集中辅导，这样既可以省精力，省时间，辅导的人数也可以多一些。郭校长接受了我的建议，每周复习2～3次。1977年高考完后我也参加了高考阅卷，彭阳区政治高考成绩名列固原县前列。我是累过、苦过，但我很欣慰，我为我的付出而高兴。我的为人、教学工作都做到了问心无愧。在教学工作中从备课到讲课向来不敷衍了事。记得讲哲学中的参照物，明白地说是对照法，比如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高就比不出低等等，怕学生听不懂，我就请学校文科老师先听我的课，征求意见，然后再去给学生讲。我总是想办法让学生听明白，弄清书中所讲的道理。学生对我的教学工作反映也不错。除教书外，我和学生的关系也不错，我很同情那里学生的艰辛。彭阳区除刘沟、任湾外，其他学生离校都有几十里路程，学校周末只上两节课，学生要回家拿口粮。如果生产队给社员分了粮，学生就能拿上点粮食；如果生产队没有给社员分粮，学生进校时只拿些粗粮馍或粗粮饼。那时的粗粮馍实在是粗得再不能粗了，和现在相比的话那就不是人吃的东西。即使这样，学生还拿不够一周吃的，他们通常是拿周一至周三的粗粮馍，在灶上只吃两天半。那时在灶上吃饭，每斤粮要交2分钱的伙食费，就这2分钱学生也是交不起。冬天拿的馍冻成了冰一样的硬块啃不动；夏天拿得多了就酸了、坏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也舍不得丢掉，常就吃了。现在的人可能会说那还能吃吗？不扔掉留着干什么？要知道那个时候不仅是固原甚至整个国家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学生很少能放开肚子饱饱地吃上一顿。那个年代山区的学生真可怜，我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学生有事求到我，只要能做到的，我尽力帮助。有一天学生虎三升找我，说他父亲病了一年多，眼看不行了，想吃点羊肉家里没钱买。问我有没有羊肉，我当时正好有，就让学生拿去了。没几天他父亲就去世了。我和学生的关系像师生又像朋友。我有什么困难他们也尽心尽力地帮助，我的第四个孩子基本上是张颖、郭爱霞、陈兰、虎三升等学生帮我照看的。直到现在，我的学生只要来银川就到我家看望我和我爱人，问长问短，说说过去的往事也很开心的。
彭阳有高中后学生也多了，老师也多了，住房也得到了改善，矛盾也多了。但我这个人向来不和别人争吵，能忍就忍，能帮就帮。
我在彭阳工作十几年有开心，也有委屈。委屈的是，凡是好事都轮不到我们外地老师，工作还要多干。你叫屈吧，本地老师说：“你们是大学生就应该多干。”说评工资、拿补助吧，本地老师又说了：“你们工资高，我们老婆孩子都在农村，比你们困难多了。”反正所有好事都轮不到我们外地的，好像我们外地老师处处都理亏似的。当时我的生活也过得紧巴巴的，我的一个家分三处，4个孩子都由我残疾的母亲照看，我的父亲患有心脏病，我爱人的两位老人远在甘肃，难道我们都是大财主吗？我的第二个孩子得了肺炎，40元的住院费我都拿不出来，逼得我爱人掉眼泪。我们的难处跟谁说，又有谁知道。虽然经历了那么多的困难挫折，但有一点我是一点也不含糊的：要对得起学生，对得起自己的工作。对于工作，我做到了问心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