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河东秦昭王长城
战国秦昭王所筑的“拒胡”长城，是秦昭王新筑了北地郡黄河南岸、东岸长城后，再将其与两侧秦国原有的陇西塞（傍洮、傍河）、上郡塞（张仪所筑）连接为一体，构成了秦昭王的“拒胡”长城。
秦昭王“拒胡”长城有三段。陇西段，即今甘肃的洮河东岸，兰州、靖远和宁夏中卫黑山峡黄河南岸长城。北地段，即今宁夏平原黄河古道南岸的中卫、中宁长城、障塞、烽燧，东岸的青铜峡、灵武、盐池长城，今陕西定边、靖边长城。上郡段，即今陕西横山、榆林长城。
附：战国秦昭王长城史迹
一、秦国东北、西北边疆及邻境
《史记·匈奴列传》：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於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居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正义”《括地志》云：义渠，宁州、庆州，西戎，即刘拘邑城，时为义渠戎国，秦为北地郡也。大荔，同州冯翊县及朝邑县，本汉临晋县地，古大荔戎国，今朝邑县东三十步故王城，即大荔王城。“集解”徐广曰：乌氏，在安定。“正义”《括地志》云：乌氏故城在泾州安定县东三十里。周之故地，后入戎，秦惠王取之，置乌氏县也。“集解”徐广曰：朐衍，在北地。“正义”《括地志》云：盐州，古戎狄居之，即朐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
《史记·秦本纪》：（秦）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孝公）下令国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会往者历、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於是乃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豲王。“正义”：魏西界与秦相接，南自华州郑县西北，过渭水滨洛水东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筑长城以界秦境。洛即漆沮水也。“集解”按：《地理志》，天水有豲道县。应劭曰：豲，戎邑，音桓。
《史记·匈奴列传》：魏有西河、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
《竹书纪年》：周显王十年，魏“龙贾帅师筑长城於西边”。
《战国策·魏策》：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曰：大王之地……西有长城之界。
《后汉书·西羌传》：贞王二十五年，秦伐义渠，虏其王。后十四年，义渠侵秦，至渭阴。后百许年，义渠败秦师於洛。后四年，义渠国乱，秦惠王遣庶长操将兵定之，义渠遂臣於秦。后八年，秦伐义渠，取郁郅。后二年，义渠败秦师於李伯。明年，秦伐义渠，取徒泾二十五城。“注释”《一统志》：郁郅，故城在庆阳府安化县治，即今甘肃庆阳县。
《商君列传》《魏世家》：秦孝公二十二年，（魏）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於秦以和……秦用商君，东地至河。
《史记·秦本纪》：（秦惠文王）十一年，县义渠……义渠君为臣。“正义”《地理志》云：北地郡义渠道，秦县也。《括地志》云：宁、原、庆三州，秦北地郡，战国及春秋时，为义渠戎国之地。周先公刘、不窋居之，古西戎也。
《魏世家》：（魏惠王）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魏）筑长城，塞固阳。“正义”《括地志》云：固杨（阳）县，汉旧县也。在银州银城县界。按：魏筑长城，自郑滨洛，北达银州，至胜州固阳县为塞也。固阳有连山，东至黄河，西南至夏、会等州。
《史记·张仪列传》：（张）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居一岁，为秦将，取陕。筑上郡塞。“周按”《通志》载，“上郡塞在雍州之域，今洛交中部延安、咸宁、上郡、银州、新秦、朔方等郡皆是”。新秦，即今宁夏固原长城以北、宁蒙黄河河套西河以东、北河以南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台地、宁夏平原及陕北西部地区，宁夏的灵武、盐池自属其中。该地区的上郡长城，始筑于秦惠王十五年（公元前323年），系张仪所筑；北地长城（宁夏河南、河东长城）始筑于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系秦昭王所筑。
《荀子·疆国篇》：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诸侯也，未有过封内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羡与俱，是乃江南也；北与胡、貉为邻；西有巴戎；东在楚者乃界於齐；在韩者逾常山乃有临虑；在魏者乃据圉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其在赵者，剡然有苓而据松柏之塞，负西海而固常山。是地遍天下也。“高诱注”剡然，侵削之貌也。“周按”松柏之塞，《楚世家》载：“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击朝魏……”秦在赵之西南，即赵在秦之东北。松柏之塞当在赵、秦边界上，原为赵塞，后被秦据。以今地言之，当在陕西东北与内蒙古的交界处。所谓松柏之塞，或为生长松柏的界山，或为种植松柏的界址，亦即“树榆为塞”之意。
《六国年表》：后五年，王北游戎地，至河上。《史记·秦本纪》：（秦惠文王）五年，王游至北河。《汉书·五行志》：秦孝（当为“惠”）文王五年，王游朐衍，有献五足牛者。“集解”徐广曰：戎地在河上。“正义”按：王游观北河，至灵、夏州之黄河也。
《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二十年，王之汉中。又之上郡、北河。拔魏新垣、曲阳之城”（《六国表》《魏世家》）。
《史记·秦本纪》：五十年……初作河桥。“索隐”云，为浮桥於临晋关外也，即蒲津桥。
二、秦昭王筑“拒胡”长城
《史记·匈奴列传》：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於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史记·穰候列传》：穰候魏冉者，秦昭襄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昭王母故号为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号为宣太后……昭王少，宣太后自治……
《汉书·匈奴传》《后汉书·西羌传》：在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之，至於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伐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於秦。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公元前272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於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周按”故义渠戎国（今宁夏及甘肃庆阳地区）境内有许多城郭，为义渠戎所筑。在秦惠王攻取的义渠戎国的25城中，许多城郭当沿袭为秦汉及后世之城郭。今宁夏境内的一些城郭遗迹、遗址，应属春秋时期的义渠戎始筑。城郭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义渠戎不单纯是游牧民族、游牧经济，义渠戎国的社会经济、社会形态已相当发达。宁夏平原的开发建设亦并非始于秦汉，至迟应始于春秋时期的义渠戎国。
汉代河东秦昭王长城
汉代初期，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对秦昭王“拒胡”长城进行了修缮和延伸。
《汉书·匈奴传上》载：至孝文即位，复修和亲。其三年（前177年）夏，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为寇。于是文帝下昭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无侵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地，非常故。往来入塞，捕杀吏卒，殴侵上郡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甚骜无道，非约也。其发边吏车骑八万诣高奴，遣丞相灌婴将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史记·正义》说：河南“谓灵、胜等州”。所以，右贤王所入居的河南地，包括今内蒙古黄河以南的河套地区，宁夏黄河以东的平原地区和陕西北部地区。上郡，秦治肤施，在今陕北榆林东南。据《史记·张仪列传》载：“（张）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居一岁，为秦将，取陕。筑上郡塞。”所以今榆林境内的古长城，为战国秦惠文王时代张仪始筑。秦昭王灭义渠戎国后，在此地置北地郡，并在北地郡的外围沿今宁夏黄河南岸、东岸的中卫、中宁、青铜峡、灵武、盐池，陕西定边、安边、靖边“筑长城以拒胡”。这道新筑的“拒胡”长城，西接秦国陇西沿河长城，东接秦国张仪所筑上郡长城，这就构成了秦昭王在陇西、北地、上郡外围所筑的“拒胡”长城。右贤王入居黄河以南的这片土地后，经常侵入长城一线（往来入塞），攻击为汉朝驻防长城的归属民族（殴侵保塞蛮夷）。汉孝文帝时代，右贤王南侵的上郡长城一线，只能是今宁夏灵武、盐池，陕西定边、安边、靖边、榆林、神木一线的长城，绝不会是汉武帝时代所筑的高阙、阴山一线的汉长城。因为这道长城远在“河南地”之北面。高奴，《读史方舆纪要》说：故城在今延安府西北百里，即今陕西安塞县西北。安塞西北的长城，正是今灵武、盐池、定边、靖边一线的长城。汉朝发8万兵马到高奴攻击匈奴，“右贤王走出塞”。右贤王北逃所出之长城，也正是今灵武、盐池、定边、靖边一线的长城。以上记载证实，汉孝文帝时代，秦昭王“拒胡长城”尚在，且是汉朝与匈奴在“河南地”的区划界址。
宁夏灵武、盐池，陕西定边、靖边、榆林境内这道以秦昭王“拒胡”长城为标志的汉匈界址，汉孝文帝时代称之为“故河南塞”。《汉书·匈奴传上》载：冒顿“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汉关”的“关”字，即指长城，如《战国策·秦策》载：张仪对楚王说：“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於之地方六百里。”高诱注释说：“关，楚北方城之塞也。”这道长城之所以称“故河南塞”，以区别于位于其南的“故塞”，即西周朔方长城（今固原长城），并区别于位于其北的秦始皇派蒙恬修筑的“因河为塞”的“并河以东”秦皇长城。所以，“与汉关故河南塞”是说匈奴与汉朝的分界长城是以故河南塞（秦昭王“拒胡”长城）为标志的。
附：汉代秦昭王长城史迹
《史记·匈奴列传》：冒顿既立……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集解”徐广曰：肤施，在上郡。“正义”汉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县西七十里，属安定郡。肤施，县，（因）秦（因）不改，今延州肤施县是。
《汉书·匈奴列传》：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大破灭东胡王，虏其民众、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方与项羽相距，中国罢於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注释”师古曰：二王（楼烦王、白羊王）之居在河南。
《史记·匈奴列传》：是时，汉初定中国，徙韩王信於代，都马邑。匈奴大攻围马邑，韩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汉高祖）使刘敬结和亲之约。“正义”白登台在白登山上，朔州定襄县东三十里。定襄县、汉平城县也。
《史记·匈奴列传》：是后韩王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数倍约，侵盗代、云中。居无几何，陈豨反，又与韩信合谋击代。汉使樊哙往击之，复拔代、雁门、云中郡县，不出塞。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於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高祖崩，孝惠、吕太后时，汉初定，故匈奴以骄。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高后欲击之，诸将曰：“以高帝贤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复与匈奴和亲。“正义”代郡城，北狄代国，秦汉代县城也，在蔚州羌胡县北百五十里。云中故城，赵云中城，秦云中郡，在胜州榆林县东北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直当代、云中也。《搜神记》云：“昔秦人筑城於武周塞以备胡，城将成而崩者数矣。有马驰走，周旋反复，父老邑之，因依以筑城，乃不崩，遂名马邑。”《括地志》云：“朔州城，汉雁门，即马邑县城也。攻韩信於马邑，即此城。”“索隐”案：《汉书》云：高后时，冒顿寝骄，乃使使遗高后书曰：“孤偾之君，生於沮泽之中，长於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逰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高后怒，欲击之。“索隐”案：《汉书》：季布谏，高后乃止。
《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列传》：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索引”案：张晏云：白羊，国名，二者（白羊、楼烦）并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旧并匈奴地也，今亦谓之新秦中。“周按”秦中指关中平原，新秦中指河套平原。
《史记·卷九三·卢绾列传》：高祖使使召卢绾，绾称病……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张胜亡在匈奴，为燕使。於是上曰：“卢绾果反矣！”使樊哙击燕。燕王绾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四月，高祖崩，卢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
《汉书·匈奴传上》：至孝文即位，复修和亲。其三年夏，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为寇。於是文帝下诏曰：“……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地，非常故。往来入塞，捕杀吏卒，驱侵上郡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甚骜无道，非约也。其发边吏车骑八万诣高奴，遣丞相灌婴将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
《史记·匈奴列传》：至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保塞蛮夷，杀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正义”延州城本汉高奴县旧都。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汉文帝三年）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为寇。帝初幸甘泉。六月，帝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毋使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来近塞，捕杀吏卒，驱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甚敖无道，非约也。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
《史记·卷一百二·冯唐列传》：上（汉孝文帝）既闻廉颇、李牧为人，良说，而搏髀曰：“嗟呼！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奈何众辱我，独无闲处呼？”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当是之时，匈奴新大入朝那，杀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唐对曰：“……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私养钱，五日一椎牛，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其众。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莫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臣诚愚，触忌讳，死罪死罪！”文帝说。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索隐”朝那，县名，属河西安定也。“正义”在原州百泉县西北十里，汉朝那县是也。云中郡故城在胜州榆林县东北三十里。
《史记·匈奴列传》：孝文帝后二年，使使遣匈奴书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史记·匈奴列传》：单于既约和亲，於是制诏御史曰：匈奴大单于遗朕书，言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令约者杀之，可以久亲，后无咎，俱便。朕已许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史记·匈奴列传》：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於是汉使三将军军屯北地，代屯句注，赵屯飞狐口，缘边亦各坚守以备胡寇……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去远塞，汉兵亦罢。“索隐”武州塞，苏林云在雁门边。
《汉书·匈奴传上》：军臣单于立岁余，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於是汉使三将军军屯北地，代屯句注，赵屯飞狐口，缘边亦各坚守以备胡寇……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於甘泉、长安。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远塞，汉兵亦罢。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汉文帝）后六年冬，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三万人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军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军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
《风俗通义·卷二·孝文帝》：其后匈奴数犯塞，侵扰边境。单于深入寇掠，贼害北地都尉（孙卬），杀掠吏民，系虏老弱，驱畜产，烧积聚，候骑至甘泉，烽火通长安，京师震动，无不忧懑。是时大发兴材官、骑士十余万军长安，帝遣丞相灌婴击匈奴，文帝自劳兵至太原、代郡。由是北边置屯待战，设备备胡，兵连不解，转输络绎，费损虚耗，因以年岁谷不登，百姓饥乏，谷籴常至石五百，时不升一钱。
《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汉文帝）后六年春，天下大旱。先是发车骑材官屯广昌，是岁二月，复发材官屯陇西。后匈奴大入上郡、云中，烽火通长安。三将军屯边，又三将军屯京师。“注释”师古曰：广昌，武都之县。
《史记·卷一百八·韩长儒列传》：其明年，则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阴使聂翁壹为间。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丞吏，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爱信之，以为然，许聂翁壹……於是单于穿塞将十余万骑，入武州塞。“集解”武州，徐广曰：在雁门。“索隐”《地理志》，县名，属雁门。又崔浩云：今平城直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
《汉书·卷五二·韩安国传》：（汉武帝元光二年），大行王恢，燕人，数为边吏，习胡事……恢曰……昔秦谬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时宜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四，陇西、北地是也。及后蒙恬为秦侵胡，辟数千里，以河为竟，累石为城，树榆为塞，匈奴不敢饮马於河，置烽燧然后敢牧马。“注释”师古曰：竟读曰境。如淳曰：塞上种榆也。“周按”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战事，并非皆由游牧民族引起，汉朝等中原王朝也侵夺匈奴等游牧民族的牧场及牲畜。所以，长城外侧的烽燧，也并非皆由汉置，也有匈奴自己设置的，以之作为匈奴自己牧马时的放哨报警设施，用于防止汉朝边塞守吏抢夺匈奴马匹。
《汉书·武帝纪》：（元光五年）又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其明年（元鼎五年），天子始巡郡国。东渡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杀。行西逾陇，陇西守以行往卒，天子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於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於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新秦中。“集解”瓒曰：先是，新秦中千里无民，畏寇不敢畜牧，令设亭徼，故民得畜牧也。“周按”考证“新秦中”的地域范围，必先确定萧关的地理方位。萧关的位置所在，史籍记载甚明。《史记·卷十·孝文本纪》载：“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朝那塞，即朝那地区的长城，亦即今固原县城北面的西周朔方长城。汉初该长城为汉朝与匈奴在北方的边疆界址，所以，匈奴“入边”为寇，必先攻越“朝那塞”。正如《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所说，匈奴只有先夺取“朝那萧关”，才能长驱直入进至固原东南，“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从匈奴进军路线看，萧关必在今固原县城北面西周朔方长城线上。《汉书·卷六·武帝纪》载：（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幸河东。对此，班固引据应劭的话说：“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险阻，萧关在其北。”西汉安定郡治高平城。高平城即今固原县城。汉“萧关在其北”，即在今固原县城之北。萧关在今固原县城北面西周朔方长城线上的这个地理方位，与上考方位相同，且此方位又是汉代史家班固所说，可为定论。汉萧关在今固原县城北面的西周朔方长城线上，而“北出萧关”即可狩“猎新秦中”。可见“新秦中”即指今固原县北面西周朔方长城之北的今宁夏平原及河套地区。
《后汉书·卷一百二十·鲜卑列传》：顺帝永建元年秋，鲜卑其至鞬寇代郡，太守李超战死。明年（永建二年）春，中郎将张国遣从事将南单于兵步骑万余人出塞，击破之，获其资重二千余种。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东汉顺帝永建元年），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复，鲜卑因此数寇南部，杀渐将王。单于忧恐，上言求复障塞，顺帝从之。冬十月，乃遣黎阳营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缘边诸郡兵，列屯塞下，教习战射。
魏晋南北朝河东秦昭王长城
东汉时期，南匈奴为汉朝驻防长城一线。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沿长城一线的匈奴、鲜卑等经常入“塞”出“塞”，征战于长城内外。《三国志·魏志·卷三·明帝纪》载：青龙元年“秋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职等叛，司马宣王（司马懿）遣将军胡遵等追讨，破降之”。当时，安定郡在今宁夏境内辖有乌氏、朝那、西川三县，辖境包括今宁夏固原、吴忠、同心、盐池市（县）的绝大部分。安定郡境内有二道古长城，一道是南境的“故塞”，即西周朔方长城（今宁夏固原长城及其延线长城），一道是北境的“故河南塞”，即战国秦昭王长城（今宁夏河东长城及其延线长城）。南匈奴在安定郡所保之“塞”（长城），理应是安定郡外围的“故河南塞”（今宁夏河东长城及其延线长城），即战国秦昭王“拒胡”长城。《晋书·卷三·武帝纪》载：泰始“七年春正月……匈奴帅刘猛叛出塞”。刘猛叛乱所出之“塞”（长城），应是今陕西、山西北境的战国长城，其中陕西北境这一段，亦即战国秦昭王长城（上郡塞）。以上说明，魏晋时期，战国秦昭王长城依然存在。
南北朝时期，北朝各国对其境内的古长城进行了修补、改筑、增筑。首先，北魏修筑了环绕平城的“畿上塞围”。这道长城，是从今山西河曲县黄河岸边起，经偏关县、宁武、繁峙、灵丘，至北京延庆县八达岭的长城。北魏在其西北边境设置了薄骨律（今吴忠市北）和沃野等沿边六镇，六镇境内皆有古代长城。对这些古代长城的利用问题，北魏征南将军刁雍在给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奏章中说：“臣闻北狄悍愚……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略而已……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赵灵、秦始，长城是筑；汉之孝武，又踵其事……今宜依故，於六镇之北筑长城。六镇东西不过千里……计十万人一月必就……帝从之，边境获其利。”北魏六镇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和怀荒。献文帝采纳了刁雍的建议，在六镇之北修筑了长城。在刁雍修筑的千里长城中，许多段落都是对古长城的维修加筑。北齐在战国秦、赵、燕长城的一些段落上，进行增补，改筑和延伸。经多次修筑，整体连接，最终构筑成自西河至东海的“东西凡三千余里”的长城。这道长城，从今山西河曲县黄河岸边起，经山西大同，北京延庆县八达岭、燕山南麓，河北抚宁县，在山海关附近入渤海。
《北史·卷九·周帝纪上》载：（西魏大同十四年）“五月，魏帝进帝（宇文泰）位太师。帝（宇文泰）奉魏太子巡抚西境，登陇，刻石纪事。遂至原州，历北长城，大狩。东趣五原，至蒲州，闻魏帝不豫而还。”西魏原州治高平城（今宁夏固原县城），辖境北达今宁夏同心县。五原郡，治五原镇（今陕西定边县南）。西魏太子“登陇”至“原州”巡抚的“西境”，即今宁夏灵武、盐池地区。西魏太子在这一地区“历北长城”，然后东趣陕西定边县，他所巡视的“北长城”，只能是今宁夏灵武、盐池境内黄河以东的古长城。上述宁夏灵武、盐池境内的古长城，是遗存于南北朝时期的战国秦昭王“拒胡”长城遗迹。南北朝时期，从今灵武、盐池境内的古长城至陕西定边、山西雁门、河北碣石一线，均有古代长城。当时所说的筑长城，也是在这道古长城上修补加筑。《册府元龟·卷九九〇》说：后周宣帝大象初（579年），杨坚遣大司徒于翼“巡长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创新改旧，咸得其要害”。所谓“改旧”，就是改修古长城；“创新”，就是在古长城的基础上改进加筑。
附：魏晋南北朝秦昭王长城史迹
《三国志·卷一·魏武帝纪》：（建安）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为皇后。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
《三国魏志·卷三·魏明帝纪》：（魏明帝青龙元年）秋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职等叛，司马宣王（司马懿）遣将军胡遵等追讨，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诣并州降，朗引军还。
《魏书·卷一·序纪》：自始祖（拓跋力微）以来，与晋和好，百姓乂安，财畜富实，控弦骑士四十余万。是岁（昭帝拓跋禄官元年），穆帝（拓跋猗卢）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击匈奴、乌桓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长城原，夹道立碣，与晋分界。
《晋书·卷三·武帝纪》（晋武帝泰始七年）春正月……匈奴帅刘猛叛出塞。
《资治通鉴·卷七九·晋纪》：（晋武帝泰始七年）十一月，刘猛寇并州，并州刺史刘钦等击破之。
《晋书·卷三·武帝纪》：（晋武帝咸宁三年），是岁，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千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
《晋书·刘元海载记》：会豹卒，以（刘）元海代为左部帅。太康末，拜北部都尉……元康末，（刘元海）坐部人叛出塞，免官。
《晋书·卷五六·江统传》：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岭长城，戎卒亿计……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汉宣之世，冻馁残破，国内五裂，后合为二，呼韩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质柔服。建武中，南单于复来降附，遂令入塞，居于漠南……
《宋书·卷九五·索虏列传》：索头虏姓托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晋初，索头种有部落数万家在云中。惠帝末，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於晋阳为匈奴所围，索头单于猗驰遣军助腾。
《晋书·卷六二·刘琨传》：永嘉元年（307年），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臣前表当与鲜卑猗卢克今年（314年）三月都会平阳，会匈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径掩蓟城，大司马、博陵公浚（王浚）受其伪和，为勒所虏，勒势转盛，欲来袭臣。城坞骇惧，志在自守。
《资治通鉴·晋纪九》：（晋永嘉四年，310年）冬，十月……刘虎收余众，西渡河，居朔方肆庐川，汉主聪以虎宗室，封楼烦公。“胡注”云：肆庐川，在朔方塞内，后拓跋氏於其地置肆庐郡，真君七年（446年）并入秀容郡。魏收《地形志》，秀容县有肆庐城。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晋永嘉六年（312年），并州刺史刘琨为屠各胡刘聪所攻，索头猗卢遣子曰利孙将兵救琨於太原，猗卢入居代郡，亦谓鲜卑。被发左衽，故呼为索头。
《魏书·卷二十三·莫含传》：莫含，雁门繁畤人也。家世货殖，赀累巨万。刘琨为并州，辟含从事。含居近塞下，常往来国中。穆帝（345～361年）爱其才器，善待之。及为代王，备置官属，求含於琨，琨遣入国，含心不愿。
《晋书·卷八九·忠义·麹允传》：愍帝即尊位，以允为尚书左仆射、领军、持节、西戎校尉、录尚书事，雍州如故。时刘曜、殷凯、赵染数万众逼长安，允击破之，擒凯于阵。曜复攻北地，允为大都督、骠骑将军，次于青白城以救之。曜闻而转寇上郡，允军于灵武，以兵弱不敢进。曜后复围北地，太守麹昌遣使求救，允率步骑赴之。去城数十里，群贼绕城放火，烟尘蔽天，纵反间诈允曰：“郡城已陷，焚烧向尽，无及矣。”允信之，众惧而溃。后数日，麹昌突围赴长安，北地遂陷。“通鉴胡注”谓：汉北地郡之灵武县也。
《晋书·慕容儁载记》：匈奴单于贺赖头率部落三万五千降于儁，拜宁西将军、云中郡公，处之于代郡平舒城。“通鉴胡注”谓：自东汉以来，匈奴入居塞内者凡十九种，贺赖其一也。代郡之平舒当在唐蔚州之北界。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晋纪二十六》：刘卫辰耻在库仁之下，怒，杀秦五原太守而叛。库仁击卫辰，破之，追至阴山西北千余里，获其妻子。又西击库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久之，坚以卫辰为西单于，督摄河西杂类，屯代来城。“通鉴胡注”谓：五原，汉郡也，魏晋省弃其地於荒外，秦复置郡，隋唐为丰、盐二州。桑乾县，汉属代郡，晋省。孟康曰：拓跋魏后置桑乾郡，唐属朔州善阳界。魏收志：拓跋力微时，次南诸部有库狄部后改为狄氏。代来城，在北河西，盖秦筑，以居卫辰。言自代来者居此城也。
《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索头虏姓托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赫连氏有名卫臣者，种落在朔方塞外，部落千余户。朔方以西，西（东）至上郡，东西千余里，汉世徙谪民居之，土地良沃。符坚时，卫臣入塞寄田，春来秋去，坚云中护军贾雍掠其田者，获生口、马、牛、羊，坚悉以还之，卫臣感恩，遂称臣入居塞内，其后渐强盛。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卷一百三十》：赫连勃勃，字屈孑，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刘元海之族也。曾祖武、刘聪世以宗室封楼烦公，拜安北将军、监鲜卑诸军事、丁零中郎将，雄据肆庐川，为代王猗庐所败，遂出塞表……父卫辰入居塞内，符坚以为西单于，督摄河西诸虏，屯于代来城。及坚国乱，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万八千……顷之，（姚兴）以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时河西鲜卑杜崘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众三万余人伪猎高平川，袭杀没奕于而并其众，众至数万。
《魏书·卷四·世祖纪下》：（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六月甲申，发定、冀、相三州兵二万人屯长安南山诸谷，以防越逸。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九年）二月癸卯，行幸定州。山东民饥，启仓赈之。罢塞围作。遂西幸上党，诛潞叛民二千余家，徙西河离石民五千余家于京师。诏于壶关东北大王山累石为三封，又斩其北凤皇山南足以断之。“周按”这条长城，东起上谷郡治居庸县境（今北京延庆县），沿太行山西南行至今山西灵丘、繁峙、宁武，再向西北至偏关县，最后达河曲县的黄河岸边，全长千余里，呈环状分布于平城的南面。
《魏书·源怀传》：正始元年（504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万骑六道并进，欲直趋沃野、怀朔，南寇恆代……怀旋至恆代，案视诸镇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筑城置戍之处，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储粮积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势，凡表五十八条……世宗从之。
《北齐书·卷二〇·叱列平传》：孝昌末（公元527年左右），（破六韩）拔陵反叛，茹茹余众入寇马邑，平以统军属，有战功，补别将。
《北史·卷九·周帝纪上第九》：（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十一月，遣仪同李虎与李弼、赵贵等讨曹泥於灵州，虎引河灌之。明年，泥降，迁其豪帅于咸阳。
《魏书·卷十二·孝静纪》：（武定元年，543年），是月（八月），齐献武王召夫五万於肆州（今山西忻州）北山筑城，西自马陵戍（今山西宁武西），东至土隥（今山西宁武东），四十日罢。“周按”这是东魏长城，在今山西忻州境内，横亘宁武东西，杜绝柔然。这里是突厥等南下马邑（今山西朔县）的历史古道。
《北史·卷九·周帝纪上第九》：（西魏大统十四年，548年）五月，魏帝进帝位太师。帝奉魏太子巡抚西境，登陇，刻石纪事。遂至原州，历北长城，大狩。东趣五原，至蒲州，闻魏帝不豫而还。“注释”原州，后魏置，治高平，即今宁夏固原县治。五原县，后魏治（置），宋省，故治在今宁夏盐池县境。唐《六和郡县志》：故五原郡，以其地有五原所，故名。五原谓龙游原，乞地千原、青岭原、可岚贞原、横草原。今宁夏盐池县境内。蒲州府，北周置蒲州，治所在今永济县。
《周书·卷一五·于谨传》：及破六汗拔陵首乱北境，引茹茹为援，大行台仆射元纂率众讨之。宿闻谨名，辟为铠曹参军事，从军北伐。茹茹闻大军之逼，遂逃出塞。纂令谨率二千骑追之，至郁对原，前后十七战，尽降其众。后率轻骑出塞觇贼，属铁勒数千骑奄至，谨以众寡不敌，退必不免，乃散其众骑，使匿丛薄之间，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军众者。贼望见，虽疑有伏兵，既恃其众，不以为虑，乃进军逼谨。谨以常乘骏马一紫一騧，贼先所识，乃使二人各乘一马，突阵而出。贼以为谨也，皆争逐之。谨乃率余军击之，其追骑遂奔走，因得入塞。
《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传》：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以壮勇有名塞表，道武时率户内附，赐爵孟都公……（武定三年，545年），高祖（高欢）出军袭山胡，分为二道。以金为南道军司，由黄栌岭出。高祖自出北道，度赤谼岭，会金于乌突戍，合击破之。
《资治通鉴·卷一六四》：（天保三年，552年）冬，十月，齐主自晋阳如离石，自黄栌岭起长城，北至社平戍，四百馀里，置三十六戍。“周按”黄栌岭在今山西汾阳县西北，社平戍在今山西朔县西南。
《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天保）四年（553年）春正月丙子，山胡围离石。戊寅，帝讨之，未至，胡已逃窜。因巡三堆戍，大狩而归。“注释”《通鉴·胡注》谓：魏收《地形志》：永安郡平寇县，魏真君四年（443年）并三堆属焉。隋雁门郡崞县有平寇县。
《资治通鉴·梁纪二十一》：（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二月，公元554年）庚申，齐主北巡，至达速岭，行视山川险要，将起长城。
《北史·齐文宣纪》：（天保五年，554年12月）庚申，车驾北巡至达速岭，亲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注释”达速岭，今山西平鲁县西北。齐长城，位于今内蒙古、山西界。
《北史·齐本纪》：（天保六年三月，555年），是月，发寡妇以配军士，筑长城……壬申，帝亲讨蠕蠕。甲戌，诸军大会祁连池。乙亥，出塞，至库狄谷。百余里无水泉，六军渴乏，俄而大雨。秋七月己卯，帝顿白道，留辎重，亲率轻骑五千，追蠕蠕……诏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城，自幽州北夏口（今北京居庸关南口），西至恒州（今山西大同），九百余里。“周按”该长城西起今山西大同，东至今北京延庆县八达岭附近。
《北史·齐本纪》：（天保七年，556年），先是，自西河总秦戌（戍）筑长城东至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六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周按”“总秦戍”，《读史方舆纪要》说“在大同西北，黄河西”。今人说在今山西临汾等地。其实，“总秦戍”不是指某一地名。《北史·齐本纪》载，十一月壬子，并省州三，郡一百五十三。县五百八十九，镇三，戍二十六。所谓“总秦戍”，是说该长城是沿着秦皇长城戍逻所线路修筑的，该长城西起河套西河黄河岸边，东至今河北抚宁县山海关附近入渤海，东西长达3000余里。很明显，这道长城是在战国秦、燕、秦皇、北魏、北齐等前代长城基础上修缮、增筑、延续而成。
《北史·齐本纪》载：（天保八年，557年），初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今山西的朔县西南）而东至於坞纥戍（今山西繁峙平型关东北），凡四百余里。“周按”该长城是对北魏“畿上塞围”长城的修补加筑。
《周书·卷十九·杨忠传》：（北周武帝保定四年，564年），高祖将以忠为太傅，晋公护以其不附己，难之，乃拜总管泾、幽〔豳〕、灵、云、盐、显六州诸军事、泾州刺史。是岁，大军又东伐。晋公护（宇文护）出洛阳，令忠出沃野以应接突厥。时军粮既少，诸将忧之，而计无所出。忠曰：“当权以济事耳。”乃招诱稽胡诸首领，咸令在坐。使王杰盛军容，鸣鼓而至。忠阳怪而问之。杰曰：“大冢宰已平洛阳，天子闻银、夏之间生胡扰动，故使杰就公讨之。”又令突厥使者驰至而告曰：“可汗更入并州，留兵马十余万在长城下，故遣问公，若有稽胡不服，欲来共公破之。”坐者皆惧，忠慰喻而遣之。于是诸胡相率归命，馈输填积。
《北齐书·斛律金·附子羡传》：（天统元年，565年），（斛律）羡以北虏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拒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周按”该长城是对北齐天保七年修筑的西起“西河”“东至海”长城的修补、加筑。所谓“斩山筑城”，即劈削山坡，使之直立如长城的城墙，此即劈削高山长城；所谓“断谷起障”，即构筑起来的堵塞进出山谷、山沟的长城墙体，并与沟谷两侧的各种长城墙体连接，此即汉代以来注史者争辩不休的“障”；所谓“戍逻”所，即沿长城线路修筑的供巡守长城吏卒驻扎的各个小城。由此可知，《史记》中与秦汉长城修筑有关的“堑河旁”“城堑河濑”“堑山填谷”“城河上为塞”“筑亭障”“用险制塞”“堑山湮谷”等大小工程俱与上述工程相类。
《周书·宣帝纪》载：（大象元年五月，579年），突厥寇并州……六月……发山东诸州民，修长城。“周按”《资治通鉴·卷一七三·陈纪》说，北周所筑长城是“修齐所筑长城”。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555年）发民180万，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今北京延庆县八达岭附近），至恒州（今山西大同），900余里。天保七年（556年），“先是，自西河（今河套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海（今河北抚宁县山海关附近渤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里，率六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在此基础上，将上述各段长城连接为一体修补加固，构成了北齐防御柔然、突厥等北方民族的北边长城。北齐天统六年（天统仅五年，六年已是武平一年，即570年），北周大象元年（579年），又对北齐这条长城进行了修补加固。
《新唐书·突厥上》：魏、晋羌狄居塞垣，资奉逾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长，赐金印紫绶，食王侯之俸。牧马之童，乘羊之隶，赍毳毼邀利者，相错于路。
隋代河东秦昭王长城
隋朝时期，隋文帝、隋炀帝对秦昭王“拒胡”长城及其延线的北魏、北齐长城进行了修缮、增筑。
《隋书·崔仲方传》载：开皇五年（585年），隋主“令（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明年，上复令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开皇五年崔仲方是在“朔方、灵武”筑长城；开皇六年崔仲方是在“朔方以东”筑长城（古长城沿线的戍逻所）。显然，开皇五年崔仲方筑的是“朔方以西”的长城，长城的西端在隋灵武。《隋书·地理志》载：隋朔方郡，大业初置，治岩绿（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辖岩绿、宁朔（今陕西靖边县东）、长泽（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城川古城）三县；隋灵武郡，大业初置，治回乐（今宁夏吴忠），辖回乐、弘静、怀远、灵武、鸣沙、丰安六县，其中弘静（今宁夏永宁）、怀远（今宁夏银川市）、灵武（今宁夏青铜峡西北贺兰山南端灵武口附近）、丰安（今宁夏中卫）在黄河西北面。隋绥州，属隋雕阴郡，在今陕西绥德县。崔仲方在朔方郡筑长城，理应将朔方郡所统三县包括于其所筑的长城以内。今盐池县最北边的“二道边”一线的长城，正位于隋朔方郡和灵武郡东境内（今陕西靖边县、定边县、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与今宁夏盐池县、灵武县境），此长城即隋代崔仲方在战国秦昭王“拒胡”长城基础上修补而成的隋长城。崔仲方在灵武郡筑长城，理应将灵武郡所统六县包括于长城以内，特别是黄河西面的弘静、怀远、灵武、丰安四县。北宋初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载：“废怀远县，本汉富平（今宁夏吴忠市及其毗邻地区）县地……隋长城，隋炀帝大业中筑，在县西北大河外……”《太平寰宇记》说：隋长城在废怀远县（今银川市境）“西北大河外”。宋距隋不远，此记载当有所据，应为信史。按此记载，灵武郡境内的隋长城西端当在今宁夏贺兰山、卫宁北山一线，而这一线的古长城正位于废怀远县（今银川市境）“西北大河外”。汉唐时期，贺兰山、卫宁北山就遗存有古长城，唐朔方灵武龙兴寺的高僧释增忍就曾经“访古贺兰山中”，“薄游塞垣”。隋长城在灵武郡境内的河外段（河西长城），即是遗存于今宁夏贺兰山、卫宁北山一线的古长城。
明《万历朔方新志》载：宁夏西长城西起靖虏芦沟界（今甘肃景泰芦塘镇），沿卫宁北山、贺兰山北端越黄河接宁夏东长城至定边，总长1170里。倘若除去不属隋灵武县境的一段宁夏西长城，即靖虏芦沟界至贺兰山南端“大山根（灵武口附近、隋灵武县境）”以西的“四百一十一里”古长城，剩下贺兰山南端“大山根”（灵武口附近、隋灵武县境）以北至陕西定边（隋朔方郡境）的宁夏古长城为760里。《隋书·崔仲方传》载崔仲方“于朔方、灵武筑长城”，隋朔方郡在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隋灵武郡在今宁夏灵武境，隋绥州在今陕西绥德县，无论从哪个方位看，隋朔方郡、灵武郡都绝不会“西拒绥州”，而应是“东拒绥州”。另外，《隋书·崔仲方传》载崔仲方所筑长城是西“拒”绥州，而不是西“距”绥州，“拒”不同于“距”，“拒”无“距离”之意；且隋绥州属雕阴郡，雕阴郡无崔仲方筑长城的记载。所以，崔仲方所筑长城“绵亘七百里”不能从隋绥州（今陕西绥德县）向西计程至隋灵武，而应从隋朔方（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向西计程至隋灵武。明代陕北延绥长城、宁夏灵盐长城与今靖边至灵武的公路大致为复线。从陕西靖边至宁夏灵武黄河东岸的距离，以今公路计程仅有540里左右。《隋书·崔仲方传》载：崔仲方所筑东起隋朔方（今靖边、鄂托克前旗境），西至隋灵武的长城“绵亘七百里”。据《隋书·地理志》，河西隋灵武县在贺兰山南端灵武口附近，《万历朔方新志》所说的贺兰山南端的“大山根”即位于此，地属《太平寰宇记》所说的“废怀远县（今银川市境）西北大河外”的隋灵武县。若将从今陕西靖边至隋灵武郡黄河东岸的约540里隋长城加上《太平寰宇记》所说的位于“废怀远县（今银川市境）西北大河外”的隋灵武县境内的贺兰山隋长城，隋朔方至隋灵武的长城应在700里，这就与崔仲方所筑东起隋朔方（今靖边、鄂托克前旗境），西至隋灵武“绵亘七百里”的隋长城相当了。由此看来，崔仲方开皇五年所筑长城大致是沿着秦昭王“拒胡”长城和贺兰山汉武长城线路修筑的，以今地言之，它东起今陕西靖边境，中经定边、盐池、灵武，西越黄河沿贺兰山南下至其南端的“灵武口”约为700余里，这与《隋书·崔仲方传》《资治通鉴》所载崔仲方于朔方、灵武筑长城，“绵亘七百里”相符，与《太平寰宇记》说隋长城在废怀远县（今银川市境）“西北大河外”相符，也与《万历朔方新志》所载定边至贺兰山南端“大山根”的760里古长城里程相近。所以，《隋书·崔仲方传》《资治通鉴》所载崔仲方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当为“西至黄河，东拒绥州”之误。如是，崔仲方于开皇五年所筑之长城当是对战国秦昭王所筑宁夏灵武、盐池、陕西定边、靖边、榆林一线“拒胡”长城、汉武帝所筑河西贺兰山长城的修补加固。
崔仲方在灵武郡所筑长城的西段在宁夏贺兰山、卫宁北山，这不仅完全符合宋《太平寰宇记》的记载，也完全符合唐朝初年的太史令傅奕和唐宪宗时代的宰相李吉甫的说法。傅奕说：“今朔塞上多古长城，未知起自何代。自汉至隋，因其成业，或修或筑，无代无之。”傅奕生于555年，卒于639年，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生活在隋代。隋亡后，唐初他又任唐朝太史令。他说隋朝所修筑的长城是因循了前人已修筑成功的古代长城，是在前代古长城的基础上修缮加筑而成的。傅奕对隋朝修筑长城的说明是当代人说当代事，应是确凿无疑的。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说，合河县（今兴县西北）经“幽州”“延袤千余里”的隋长城是“因古迹修筑”的，这也是对傅奕论断的佐证。傅奕说“朔塞上多古长城”，这是历史实事。朔塞上见于史籍记载的古长城，一是今固原县城北的西周朔方长城；二是今宁夏灵武、盐池、陕西定边、榆林一线的战国秦昭王“拒胡”长城；三是沿黄河、阴山一线的秦皇长城；四是黄河北岸、西岸卫宁北山、贺兰山、高阙一线的汉武帝长城；五是北魏沿边六郡北境的北魏长城。
隋朝还在许多地方都修筑过长城，见诸文献记载的有：雁门至碣石，临渝镇，合河县至幽州，榆林至紫河，榆谷（榆林谷）以东。隋代还在夏州、胜州之间挖掘过横堑。
从上述地区的位置所在，可以看出隋朝修筑的长城的位置所在。
雁门郡，战国赵武灵王置，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南）。隋唐治代州（今山西代县）。碣石，唐代碣石指今河北抚宁县山海关附近的碣石，非秦皇长城辽东段所至之碣石。临渝镇，即今山海关。
合河县，今山西兴县西北。幽州，治蓟县（今北京西南）。隋唐时期其辖境从今北京经河北永清、安次，过天津抵达渤海。
榆林郡，战国时属秦上郡地，张仪筑有上郡塞。隋废郡，其地属绥州。大业三年（607年）改胜州置，治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辖河套东北角。今陕西的榆林，隋唐亦称榆林谷、榆谷、榆中。其境南界地处明代延绥长城偏关、右玉一线。晋《太康志》说：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亦谓之榆林山。《水经注》说：榆林山，汉谓之榆溪旧塞。《通典》说：榆溪塞在榆林郡南界。紫河，流经今内蒙古南部杀虎口与山西右玉长城附近的浑河。
夏州，隋唐治岩绿（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子），辖今陕西靖边、横山及内蒙古抗锦旗、乌审旗等地方。胜州，隋开皇二十年（600年）分云州置，治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
由上可知，隋文帝、隋炀帝修筑的长城，其明确记载的地理位置是灵武、朔方、榆林（榆谷，榆林谷）、紫河、雁门、幽州、临渝镇、碣石。其长城所经地方，自西向东，以今地言之，依次为宁夏河西隋灵武县贺兰山、盐池县，陕西定边、靖边、横山、绥德，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山西右玉，北京西南，河北抚宁县山海关等。将上述地方的现存长城遗迹连为一线，正是今所谓明代长城的走线。这一线的古长城，基本是战国秦昭王所筑的“拒胡”长城和隋以前西汉等王朝所修筑的长城。隋朝修筑时，是在上述长城遗迹、遗址上进行修缮，个别地段进行过加筑、补筑、改筑。但其西段、中段的主要框架延续的是汉武长城、战国秦昭王所筑的“拒胡”长城的遗迹、遗址。《隋书·杨素传》载：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以素为灵州通行军总管，出塞讨之”。达头所犯之“塞”，即今宁夏贺兰山、灵武、盐池境内的古长城。《资治通鉴·隋纪五》载：大业九年，三月“乙丑，车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五原，西魏为五原郡，隋大业三年改为盐川郡，治今陕西定边县南。隋炀帝到陕西定边县出巡长城，可见定边县境内的古长城隋代就已存在。所以，今人所说的这一线的明代长城，其实基本上是隋代所修长城的遗留，明人是在隋代所修长城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修补和新增。
附：隋代秦昭王长城史迹
《周书·于翼传》：大象初，征拜大司徒。诏翼巡长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创新改旧，咸得其要害云……先是，突厥屡为寇掠，居民失业，翼素有威武，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
《册府元龟·卷九九〇》：后周宣帝大象初，徵拜于翼为大司徒，诏翼巡长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创新改旧，咸得其要害。
《资治通鉴》：（隋开皇元年，581年），隋主既立，待突厥礼薄，突厥大怨……乃与故齐营州刺史高宝宁合兵为寇。隋主患之，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命上柱国武威阴寿镇幽州，京兆尹虞庆则镇并州，屯兵数万以备之。
《隋书·突厥传》：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及高祖受禅，待之甚薄，北夷大怨。会营州刺史高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上敕缘边修保鄣，峻长城，以备之，仍命重将出镇幽、并。
《隋书·卷一·高祖纪》：隋文帝开皇元年（夏四月），是月，发嵇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
《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开皇元年（581年），摄图曰：“我周家亲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因与高宝宁攻陷临渝镇，约诸面部落谋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惧，修筑长城，发兵屯北境，命阴寿镇幽州、虞庆则镇并州，屯兵数万人以为之备……二年（582年），摄图四十万骑自兰州入，至于周盘，破达奚长儒军，更欲南入，玷厥不从，引兵而去。时晟又说染干，诈告摄图曰：“铁勒等反，欲袭其牙。”摄图乃惧，迥兵出塞……十九年（599年）染干因晟奏，雍闾作反具，欲打大同城。诏发六总管，并取汉王节度，分道出塞讨之。雍闾大惧，复共达头同盟，合力掩袭染干，大战于长城下。染干败绩，杀其兄弟子侄，而部落亡散……晟知其怀贰，乃密遣从者入伏远镇，令速举烽。染干见四烽俱发，问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绐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见贼来。我国家法，若贼少举二烽，来多举三烽，大逼举四烽，使见贼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惧，谓其众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镇，晟留其达官执室以领其众，自将染干驰驿入朝……晟又奏：“染干部落归者既众，虽在长城之内，犹被雍闾抄略，往来辛苦，不得宁居。请徙五原，以河为固。於夏、胜两州之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任情放牧，免于抄略，人必自安”。上并从之。“注释”胜州，隋置，故城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左翼后旗黄河西岸。夏州，今横山县西。
《北史·卷六四·韦孝宽附兄子冲传》：（周武帝拜冲为汾州刺史），隋文帝（杨坚）践祚，徵兼散骑常侍，进位开府，赐爵安固县侯。岁余，发南汾州（今山西吉县）胡千余人北筑长城，在途皆亡。上呼冲问之。冲曰：“皆由牧宰不称所致，请以理绥静，可不劳兵而定。”上因命冲绥怀叛者，月余并赴长城。上降书劳勉之。寻拜石州刺史，甚得诸胡欢心。
《资治通鉴·第一百七十五·陈纪九》：（高宗宣皇帝太建十四年，隋开皇二年，582年）夏，四月，庚寅，隋大将军韩增寿破突厥于鸡头山，上柱国李充破突厥于河北山……五月，己未，高宝宁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发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万入长城。
《隋书·卷一·高祖本纪》：（开皇二年）已未，高宝宁寇平州，突厥入长城。
《隋书·卷四十四·杨爽传》：其年（开皇三年），以爽为行军元帅，步骑七万以备胡。出平凉，无虏而还。明年，大举北伐，又为元帅。河间王弘、豆卢勣、窦荣定、高颎、虞庆则等分道而进，俱受爽节度。爽亲率李充节等四将出朔州，遇沙钵略可汗于白道，接战，大破之，虏获千余人，驱马牛羊巨万。沙钵略可汗中重创而遁。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开皇三年……是时，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军旅数起，转输劳敝，帝乃令朔州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
《隋书·卷三十七·李崇传》：开皇三年（583年），除幽州总管。突厥犯塞，崇辄破之……
《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纪十》：（陈至德三年，隋开皇五年），隋主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绵历七百里，以遏胡寇。
《资治通鉴·卷一七六》：开皇六年（586年）二月丁亥，隋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注释”隋朔方郡在今内蒙白城子，榆林郡在今内蒙托克托黄河南岸，紫河即今内蒙清水河县浑河。
《隋书一·高祖纪》：开皇六年（586年）二月丁亥，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周按”本次所筑长城与《资治通鉴·卷一七六》载“隋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筑长城是一回事。
《元和郡县志·一四》：合河县（今山西兴县西北）……隋长城起县北四十里，东经幽州，延袤千余里，开皇十（此字衍文）六年因古迹修筑。“注释”洪亮吉引“迹”作“趾”。
《隋书·高祖纪》：开皇七年（587年）二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二旬而罢。
《隋书·卷五十三·达奚长儒》：寻授行军总管，北巡沙塞，卒与虏遇，接战，大破之。
《隋书·卷五十三·史万岁传》：寻拜河州刺史，复领行军总管以备胡。开皇末，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上令晋王广及杨素出灵武道，汉王谅与万岁出马邑道。万岁率柱国张定和、大将军李药王、杨义臣等出塞，至大斤山，与虏相遇。达头遣使问曰：“隋将为谁？”候骑报：“史万岁也。”突厥复问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骑曰：“是也。”达头闻之，惧而引去。
《册府元龟·卷九八四》：（开皇十八年），突厥雍虞闾数为边患，诏蜀王秀出灵州道以击之。
《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开皇十八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以素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出塞讨之……先是，诸将与虏战，每虑胡骑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舆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素谓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胜之方也。”于是悉除旧法，令诸军为骑阵。达头闻之大喜，曰：“此天赐我也。”因下马仰天而拜，率精骑十余万而至。素奋击，大破之，达头被重创而遁，杀伤不可胜计，群虏号哭而去。
《隋书·卷二·高祖下》：开皇十九年（599年）夏四月丁酉，突厥（突）利可汗内附。达头可汗犯塞，遣行军总管史万岁击破之。
《隋书·卷六十三·杨义臣传》：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以行军总管率步骑三万出白道，与贼迂，战，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边，雁门、马邑多被其患，义臣击之，虏遂出塞，因而追之，至大斤山，与虏相遇时太平公史万岁军亦至，义臣与万岁合军击虏，大破之。
《资治通鉴·卷一七六》：开皇十九年（599年），高颖煤使上柱国赵仲卿将兵三千为前锋，至族蠡山，与突厥迂，交战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复破之，虏千馀口，杂畜万计。突厥复大举而至，仲卿为方陈，四面拒战，凡五日。会高颖煤大兵至，合击之，突厥败走，追度白道，逾秦山七百馀里而还。
《隋书·卷六十·段文振传》：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寿，魏沧州刺史……后数年，拜云州总管，寻为太仆卿。十九年（599年）突厥犯塞，文振以行军总管拒之，迂达头可汗于沃野，击破之……明年，率众出灵州道以备胡，无虏而还。
《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开皇十九年（599年），帝遣越公杨素出灵州，行军总管韩增寿出庆州，太平公史万岁出燕州，大将军武威姚辩出河州，以击都兰。师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兰为部下所杀，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其国大乱。“注释”燕然州，唐置，在宁夏灵武、中卫二县境。燕州，隋置顺州，唐改曰燕州，又改顺，今河北顺义县。
《隋书·炀帝纪》：高祖之祠太山也，（杨广）领武侯大将军。明年归藩。后数载，突厥寇边，复为行军元帅，出灵武，无虏而还。
《隋书·卷四十七·柳謇之传》：大业初，启民可汗自以内附，遂畜牧於定襄、马邑间，帝使謇之谕令出塞。
《隋书·卷六十·段文振传》：文振见高祖时容纳突厥启民居于塞内，妻以公主，赏赐重叠；及大业初，恩泽弥厚。文振以狼子野心，恐为国患，乃上表曰：“臣闻古者远不间近，夷不乱华，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筑城万里，盖远图良算，弗可忘也……如臣之计，以时喻遣，令出塞外。然后明设烽候，缘边镇防，务令严重，此乃万岁之长策也。”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大业三年，炀帝）车驾顿榆林郡。帝欲出塞耀兵，径突厥中，指（止）于涿郡。恐启民警惧，先遣武卫将军长孙晟往喻旨。启民奉诏，因召所部诸国奚、霫、室韦等酋长数十人咸集。晟见牙帐中草秽，欲令启民亲除之，示诸部落，以明威重……（启民）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贵人及诸部争效之。于是发榆林北境，至其牙，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开为御道。帝闻晟策，益嘉之。
《隋书·炀帝上》：大业三年（607年）六月，戊子，次榆林郡。丁酉，启民可汗来朝。己亥，吐谷浑、高昌并遣使贡方物。甲辰，上御北楼，观渔于河，以宴百僚。秋七月辛亥，启民可汗上表请变服，袭冠带。诏启民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甲寅，上于郡城东御大帐，其下备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赐启民及其部落各有差。景子……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
《资治通鉴·隋纪四》：（炀帝大业三年秋七月），又诏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尚书左仆射苏威谏，帝不听，筑之二旬而毕。
《册府元龟·卷九九〇》：（大业）三年（607年）七月丙子，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死者十五六。
《资治通鉴·隋纪五》：（大业四年三月乙丑），车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行宫设六合板城，载以枪车。每顿舍，则外其辕以为外围，内布铁菱；次施弩床，皆插钢锥，外向；上施旋机弩，以绳连机，人来触绳，则弩机旋转，向所触而发。其外又以矰周围，施铃柱、槌磐以知所警……秋，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
《册府元龟·卷九九〇》：（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诏岚州刺史卫玄监督之。
《隋书·炀帝上》：（大业四年）秋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林谷而东……（九月）辛巳，诏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周按”隋炀帝大业四年七月所修榆谷而东长城的位置，一些学术著作说在今青海省贵德的榆谷，非也。隋炀帝修筑榆谷而东的长城，诏岚州刺史监督之。岚州在今山西省西部，汾河上游，称岚县。北魏于此置苛岚县，兼置岚州，隋因之。由此可知，此处的“榆谷”是指今陕北榆林的“榆林谷”，非指今青海省贵德黄河岸边的“榆谷”。因此“自榆谷而东”的长城，是指修筑自今陕北榆林以东的长城。《隋书·炀帝纪》：“自榆林谷而东”可证。
《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一》：五原城，在故胜州。西汉置五原县，属五原郡。后汉因之。永和五年，以南匈奴叛乱，徙朔方郡治五原，亦曰五原寨。晋志：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地志》：五原：龙游原、乞地干原、青岭原、岢岚正原、横槽原也，环绕县境，汉因以名县。晋县废。后魏亦置五原县，属朔方郡。魏主嗣泰常五年，如五原。魏王诩正光五年，元彧与被（破）六韩拔陵战于五原，军败。明年，元深击拔陵，被围於五原，深乘间还朔州。西魏大统五年，宇文泰奉太子钦巡抚境内，自北长城东趋五原，还至蒲州。后周，县废。隋开皇十九年，使长孙晟筑大利城，以处突厥启民可汗。晟以染干部落归者益众，大利虽在长城内，犹被雍虞闾抄掠，请移五原，以河为固。於夏、胜二州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使得任情畜牧。从之。时，隋立染干为启民可汗，使与雍虞闾相攻杀也。魏收《志》：朔州附化郡有五原县。杜佑曰：汉五原县城，在榆林县西。大利，见山西朔州。“周按”隋“大利虽在长城内，犹被雍虞抄掠，请移五原，以河为固”，可见隋五原亦在长城之内，榆林县之西。
《隋书·地理志》：
雁门郡，统县五：雁门，“大业初置雁门郡，有关官，有长城。”繁峙，“有长城。”“崞山有土城。”
马邑郡，旧治朔州，统县四：善阳，“大业初改曰善阳，置代郡，寻曰马邑。”
楼烦郡，统县三：静乐，“旧曰岢岚，开皇十八年改为汾源，大业四年改焉，有长城，有汾阳宫，有关官，有管涔山、天池、汾水。”
渔阳郡，统县一：无终，“大业初置，渔阳郡有长城，有燕山、无终山。”
北平郡，“旧置平州”，统县一。“卢龙，旧置北平郡，领新昌、朝鲜二县”。“北平郡有长城，有关官，有临渝宫，有复舟山……有碣石。”
安乐郡，统县二：“密云，后魏置密云郡……安市入密云县，开皇初郡废，有长城。”
定襄郡，统县一：大利，“大业初置，带郡，有长城，有阴山，有紫河。”
《册府元龟·卷九八四》：（开皇）十九年四月，达头可汗犯塞……是时，启民可汗归朝，帝於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雍虞闾又击之，帝复令入塞。雍虞闾侵掠不已，遂迁于河南，在夏、胜二州之间，发役掘堑数百里，东西距河，尽为启民畜牧之地。
唐代河东秦昭王长城
唐代，河东秦昭王长城被称之为“灵州塞”，是唐与吐蕃的疆域界标。唐高祖李渊与东突厥始毕可汗以榆中地交换五原地的谈判反映了这一点。据《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新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载：“隋五原太守张长逊以所部五城附虏”，先称臣于始毕可汗，后又请求率部降唐。李渊提出以“废丰州，并割榆中地”作为始毕可汗交换五原地的条件；始毕可汗满口答应，接受榆中地划归东突厥，交割五原地归唐。为什么李渊与始毕可汗都同意以榆中地交换五原地呢？因为五原、榆中之间横亘着一个夏州，这三地均与长城的位置所在紧密相连。五原郡，西魏置，隋改盐川郡，治五原县（今陕西定边县南），辖今宁夏盐池县、陕西定边县、内蒙古鄂托克旗等地，是唐朝京城长安的北大门。李渊为了从突厥手中换取五原地归唐，遣使东突厥，提出“废丰州，并割榆中地”作为交换条件。夏州，隋唐之际梁师都据其地，其人臣于东突厥，其地属于东突厥势力范围。但位于其东的榆中属唐朝管辖，榆中以东才属东突厥领土。榆中地处夏州与东突厥之间，正好切断了东突厥与其所属夏州梁师都的联系。据《隋书·卷六十五·董纯传》载：“突厥寇边，朝廷为纯宿将，转为榆林太守，虏有至境，纯辄击却之。”榆中成了东突厥与夏州之间的一块障塞。东突厥为了打通其与夏州的通道，只有将榆中地从唐朝手中切割过来，才能将东突厥、榆中、夏州连成一片，这对东突厥是有利的。对唐朝来说，五原及其毗邻地区在军事地理上的重要性正如《读史方舆纪要》所说：五原即为关中之屏障，河陇之噤喉。花马池则川原平旷，朔骑驰突于此最易。由花马池而西，则兴武营，兴武营而西北，则为灵州，灵州居宁夏之中，迫近大河，其南与固原边相接。灵州者，南北之喉舌也。灵州失则宁夏隔为外境而环固危，环固危则陕危。然则，急灵州更不得不急花马池。花马池正其门户也。唐朝只有将五原郡取为己有，才能锁钥其北关门户。因此，唐朝只有将榆林郡割让给突厥，突厥才能将五原郡归属唐朝。所以，当唐朝提出以割让榆林郡换取五原郡时，突厥始毕可汗欣然同意。双方交换成功以后，突厥部落处罗子郁射设以所部万帐入处河南，以“灵州为塞”。突厥始毕可汗对此非常满意，还给唐朝“赠名马数百匹，遣骨吐禄特勤随琛贡方物，高祖大悦”（《册府元龟·卷六五三》）。所谓以“灵州为塞”，即唐朝以隋朝在灵州境内所维修加筑的古代长城作为边防长城。这道长城，即是遗存于今宁夏灵武、盐池境内的河东秦昭王“拒胡”长城。
唐武德三年六月，突厥颉利可汗“又遣数千骑西入灵（今灵武市）、原（今固原）等州……闻太宗兵并至蒲州（今山西蒲县东南），乃引兵出塞”（旧唐书·突厥上）。颉利可汗又派骑兵深入今宁夏灵武、固原等地，唐太宗率兵北讨，颉利可汗引兵退出长城。这里的长城，自当是今固原北面的西周朔方长城，灵武、盐池境内的战国秦昭王“拒胡”长城。《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四》载：唐贞观四年（630年）九月，唐太宗下诏埋葬在漠南长城以南死亡的突厥人骸骨，诏令说：“宜令有司，于大业长城以南，分道巡行。但有骸骨之所，酒脯致祭，速为埋瘗，务令周悉，以称朕意。”大漠以南的长城，即今宁夏灵武、盐池，陕西定边、安边、靖边、榆林、神木一线的古长城，隋代大业年间曾对其修补加筑，故称之为大业长城。《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三·沙陀传》载：“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原居今新疆“蒲类之东”。由于吐蕃的进逼，“举部愁恐，尽忠与朱邪执宜谋曰：我世为唐臣，不幸陷污，今若走萧关自归，不愈於绝种乎，忠曰善”。于是沙陀部众“三万落”被迫东迁归唐。元和三年（808年），沙陀部众在其酋长朱邪尽忠的率领下，沿河西进入陇西，“旁洮水，奏石门，转斗不解，部众略尽，尽忠死之”。最后剩下“二千骑、七百杂畜、橐它千计”，在其妻朱邪执宜的率领下，终于抵达今宁夏灵武，“款灵州塞，节度使范希朝以闻，诏处其部盐州，置阴山府，以执宜为府兵马使”。这里的“款灵州塞”，就是到灵州长城下归顺唐朝。唐朝将其安置在盐州，即今宁夏盐池、陕西定边一带，并买牛羊送给他们，让他们发展畜牧。这说明今宁夏灵武、盐池，陕西定边境内的古长城，唐代称之为“灵州塞”。唐代诗人陶翰在其《出萧关怀古》中写道：“秦城亘宇宙，汉帝理旌旃。”唐萧关在今宁夏海原李旺堡北。北出萧关即进入唐代灵州地区。陶翰的“秦城亘宇宙”就指遗存于灵州北境的战国秦昭王“拒胡”长城。可见，唐代灵州境内遗存的秦昭王“拒胡”长城是人所皆知的。所以，以上史籍所载的唐代宁夏灵武、盐池及陕北境内的古长城，应是战国秦昭王“拒胡”长城的遗迹。
附：唐代秦昭王长城史迹
《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突厥既岁盗边，或说帝曰：“虏数内寇者，以府库子女所在，我能去长安，则戎心止矣。”帝使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按行樊、邓，将徙都焉。群臣赞迁，秦王独曰：“夷狄自古为中国患，未闻周、汉为迁也。愿假数年，请取可汗以报。”帝乃止。颉利已和，亦会甚雨，弓矢皆弛恶，遂解而还。帝会群臣问所以备边者，将作大匠于筠请五原、灵武置舟师于河，扼其入。中书侍郎温彦博曰：“魏为长堑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显和堑边大道，召江南船工大发卒治战舰。颉利遣使来，愿款北楼关请互市，帝不能拒。帝始兼天下，罢十二军，尚文治，至是以虏患方张，乃复置之，以练卒搜骑八年，颉利攻灵、朔，与代州都督蔺慕战新城，慕败绩。于是张瑾兵屯石岭，李高迁屯大谷，秦王屯蒲州道。
《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武德四年，颉利率万骑与苑君璋合寇雁门，定襄王李大恩击却之。颉利执我使者汉阳公瓖、太常卿郑元璹、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帝亦囚其使与相当。由是寇代州，败行军总管王孝基，略河东，犯原州，穿延州塞，诸将与战，不能有所俘。
《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上》：（武德五年六月）颉利复自率五万骑南侵，至于汾州。又遣数千骑西入灵、原等州，诏隐太子出豳州道，太宗出蒲州道以讨之。时颉利攻围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余口，闻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道自原州，连营南上。太宗受诏北讨……“注释”蒲州，今山西蒲县东南，隋移于今县东北三十里故箕城，又移于今县西南二里，改为蒲县，唐移于今治。
《册府元龟·卷九八五》：（武德）五年（622年），八月，突厥寇边。九月，交州刺史权中通、弘州总管宇文歆、灵州总管杨师道击突厥于三观山，破之，获驼马数千匹。是月，宇文歆复击突厥于崇岗镇，大破之，斩首千余级……
《旧唐书·李道宗传》：（武德）五年，授灵州总管，梁师都据夏州，遣弟洛仁引突厥兵数万至于城下，道宗闭门拒守，伺隙而战，贼徒大败……初，突厥连于师都，其郁射设入居五原旧地，道宗逐出之，振耀威武，开拓疆界，斥地千余里。
《册府元龟·卷九八五》：（武德七年，624年）七月，突厥寇原州，遣宁州刺史鹿大师援之，又遣灵州都督杨师道趋大木根山，邀其归路。是月，又寇陇州，遣护军尉迟敬德击之。
《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武德）九年，攻原、灵，又围凉州，进犯泾、原，李靖与战灵州，虏引去。寇西会州，围乌城，翔徉陇、渭间，平道将军柴绍破之于秦州，斩一特勒、三大将，虏千级。
《新唐书·突厥上》：隋五原太守张长逊以所部五城附虏，歆并说还五原地。皆见听，且发兵举长逊所部会秦王军。太子建成议废丰州，并割榆中地。于是处罗子郁射设以所部万帐入处河南，以灵州为塞。
《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贞观元年，薛延陀、回纥、拔野古诸部皆叛，使突利讨之，不胜，轻骑走，颉利怒，囚之，突利由是怨望……明年，突利自陈为颉利所攻，求救……帝曰：朕与颉利盟，又与突利有昆弟约，不可不救，奈何？兵部尚书杜如晦曰：“夷狄无信，我虽如约，彼常负之，今乱而击之，侮亡之道也。”乃诏将军周范壁太原经略之，颉利亦拥兵窥边。或请筑古长城，发民乘塞。帝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并出，三月连明，赤气满野，彼见灾而不务德，不畏天也。迁徙无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俗死则焚，今葬皆起墓，背父祖命，谩鬼神也。与突利不睦，内相攻残，不和于亲也。有是四者，将亡矣，当为公等取之，安在筑障塞乎？”
《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颉利之败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来降者甚众。诏议安边之术。朝士多言突厥恃强，扰乱中国，为日久矣。今天实丧之，穷来归我，本非慕义之心。因其归命，分其种落，俘之河南兗、豫之地，散居州县，各使耕织，百万胡虏可得化为百姓，则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可常空矣。唯中书令温彦博议请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心。若遣向河南兗、豫，则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太宗遂用其计，於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自结社率之反也，太宗始患之。又上书者多云处突厥于中国，殊谓非便，乃徒于河北，立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思摩为乙弥泥孰侯利苾可汗，赐姓李氏，率部建牙於河北。思摩者，颉利族人也……太宗嘉其忠，除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令统颉利旧部落于河南之地，寻改封怀化郡王。及将徙于白道之北，思摩等咸惮薛延陀，不肯出塞，太宗遣司农卿郭嗣本赐延陀玺书曰：突厥颉利可汗未破已前，自恃强盛，抄掠中国，百姓被其杀者，不可胜纪。我发兵击破之，诸部落悉归化。我略其旧过，嘉其从善，并授官爵，同我百僚，所有部落，爱之如子，与我百姓不异。但中国礼义，不灭尔国，前破突厥，止为颉利一人为百姓之害，所以废而黜之，实不贪其土地，利其人马也。自黜废颉利以后，恆欲更立可汗，是以所降部落等并置河南，任其放牧，今户口羊马日向滋多。元许册立，不可失信，即欲遣突厥渡河，复其国土。我策尔延陀，日月在前，今突厥居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尔在碛北，突厥居碛南，各守土境，镇抚部落。若其逾越，故相抄掠，我即将兵各问其罪。此约既定，非但有便尔身，贻厥子孙，长守富贵也。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四》：贞观四年（630年）九月，唐太宗下诏埋瘗祭奠漠南死亡突厥骸骨，诏曰：突厥部落，往逢灾疠，疾疫饥馑，殒丧者多，暴骸中野，前后相属，幽魂靡托，醊奠无所，永言矜悼，有怀恻隐。宜令有司，于大业长城以南，分道巡行。但有骸骨之所，酒脯致祭，速为理瘗，务令周悉，以称朕意。（贞观十三年）唯中书令温彦博议请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
《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贞观）十五年，思摩帅众十余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始度河，牙于故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广衍，龙荒之最壤，故突厥争利之。思摩遣使谢曰：“蒙恩立为落长，实望世世为国一犬，守吠天子北门，有如延陀侵逼，愿入保长城。”诏许之。
《册府元龟·卷九八五》：（贞观）十五年（641年）十一月，薛延陀尽其甲骑，并发同罗、仆固、迥纥、靺鞨、霫等众合二十万，卒一人马四匹（“周按”应为“一人马，四卒”。见《旧唐书》：初，薛延陀击西突厥沙钵罗及阿史那社尔，皆以步战取胜；及将入寇，乃大教步战，使五人为伍，一人执马，四人前战，战胜则授以马追奔），度漠屯白道川，据善阳岭，以击思摩之部。思摩引其种落走朔州，留精骑以战。延陀乘之及塞。诏营州都督张俭统所部骑兵及奚、霫、契丹等压其东境。兵部尚书李勣为朔州道行军总管，率兵六万，骑千二百，屯朔方。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云州道行军总管，率兵四万，骑五千，屯灵武。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率兵一万，骑七千，为庆州道行军总管，出云中。凉州都督李袭誉为凉州道行军总管，以经略之，又遣右屯卫将军姜行本率左右飞骑及左右卫引强者千人，受李勣节度。是月，李勣击延陀之众，破之。初，延陀次通汉川，李勣领朔州，延陀子大度设领三万兵临长城，欲入击突厥，而思摩已南走，知不可得，乃遣人登长城而骂之。“周按”李勣是五路军的最高统帅，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二》载：出征前唐太宗对李勣等说，“薛延陀负其强盛，逾漠而南，行数千里，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备，急击之。思摩入长城，又不速退。吾已勅思摩烧薙秋草，彼粮糗日尽，野无所获。顷侦者来，云其马啮林木枝皮略尽。卿等当与思摩共为犄角，不须速战，俟其将退，一时奋击，破之必矣”。
《新唐书·卷二一七·薛延陀传》：颉利可汗之灭，塞隧空荒，夷男率其部稍东……十五年，帝以李思摩为可汗，始渡河，牙於漠南。夷男恶之……乃使大度设勒兵二十万，南绝漠，壁白道川，率一兵得四马，击思摩。思摩走朔州，言状，且请师。於是诏……灵州道行军总管李大亮众四万，骑五千，屯灵武……既而延陀使者来，求与突厥平。帝曰：我约漠以北延陀制之，漠以南突厥专之，有辄相掠，诛不赦。延陀父事我而首违诏，得非乱邪？而曰与突厥和，乃故约也，尚何请？不报。大度设次长城，思摩已南走，大度设度不可得，乃遣人乘长城骂之……（薛延陀）残卒奔漠北，会雪甚，众皲踣死者十八。始，延陀能以术禬神致雪，冀困勣师，及是反自敞云……帝以延陀灭，欲并契苾等降之，复遣道宗率阿史那社尔等分部穷讨，帝幸灵州节度诸将。於是铁勒十一部皆归命天子，请吏内属。
《旧唐书·太宗本纪》：（贞观二十年）秋八月……己巳，幸灵州。庚午，次泾阳顿。铁勒迥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贡，奏称：“延陀可汗不事大国，部落乌（鸟）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能逐延陀去，归命天子，乞置汉官。”诏遣会灵州。九月甲辰，铁勒诸部落俟斤、颉利发等遣使相继而至灵州者数千人，来贡方物，因请置吏，咸请至尊为可汗。于是北荒悉平，为五言诗勒石以序其事。辛亥，灵州地震有声。冬十月……丙戌，至自灵州。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贞观二十年八月，646年）己巳，上行幸灵州。江夏王道宗兵既渡碛，遇薛延陀阿波达官众数万拒战，道宗击破之，斩首千馀级，追奔二百里。道宗与薛万彻各遣使招谕敕勒诸部，其酋长皆喜，顿首请入朝。庚午，车驾至浮（泾）阳。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贡，称：“薛延陀不事大国，暴虐无道，不能与奴等为主，自取败死，部落鸟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从薛延陀去，归命天子。愿赐哀怜，乞置官司，养育奴等。”上大喜。辛未，诏回纥等使者宴乐，颁赉拜官，赐其酋长玺书；遣右领军中郎将安永寿报使。壬申，上幸汉故甘泉宫，诏以“戎、狄与天地俱生，上皇并列，流殃构祸，乃自运初。朕聊命偏师，遂擒颉利；始弘庙略，已灭延陀。铁勒百余万户，散处北溟，远遣使人，委身内属，请同编列，并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闻，宜备礼告庙，仍颁示普天”。庚辰，至泾州。丙戌，逾陇山，至西瓦亭，观马牧。九月，上至灵州，敕勒诸部俟斤遣使相继诣灵州者数千人，咸云：“愿得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子子孙孙常为天至尊奴，死无所恨。”甲辰，上为诗序其事曰：“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公卿请勒石于灵州，从之……冬，十月，己丑，上以幸灵州往还，冒寒疲顿，欲于岁前专事保摄。
《唐会要·卷九十六》：贞观二十年（646年），既破延陀，太宗幸靈州，次涇陽頓。铁勒、迴鶻、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曷、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贡，奏称：延陀可汗不事大国，暴虐无道，不能与奴等为主人，自败死，部落鸟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能逐延陀去，归命天子，愿赐哀怜，乞置汉官司，养育奴等。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年（646年）九月，上至灵州，敕勒诸部俟斤，遣使相继诣灵州者数千人，咸云愿得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子子孙孙常为天至尊奴，死无所恨。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春正月，（突厥）诸酋长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迴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上皆许之。于是北荒悉平。
《新唐书·突厥上》：永隆中，温傅部又迎颉利族子伏念于夏州，走度河，立为可汗，诸部响应。明年，遂寇原、庆二州。复诏行俭为大总管，以右武卫将军曹怀舜、幽州都督李文暕副之。谍者绐言伏念、温傅保黑沙，饥甚，可轻骑取也。怀舜独信之，轻兵倍道至黑沙，乃不见虏，得薛延陀余部，降之；引还至长城，遇温傅与战，所杀相当。行俭兵壁代之陉口，纵反间，故伏念、温傅相贰，因遣兵击伏念，败之。
《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垂拱二年（686年），骨咄禄又寇朔、代等州，左玉钤卫中郎将淳于处平为阳曲道总管，与副将中郎将蒲英节率兵赴援，行至忻州，与贼战，大败，死者五千余人。三年，骨咄禄及元珍又寇昌平，诏左鹰扬卫大将军黑齿常之击却之。其年八月，又寇朔州，复以常之为燕然道大总管，击贼于黄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余里，贼众遂散走碛北。右监门卫中郎将爨宝璧又率精兵一万三千人出塞穷追，反为骨咄禄所败，全军尽没，宝璧轻骑遁归。初，宝璧见常之破贼，遽表请穷其余党，则天诏常之与宝璧计议，遥为声援。宝璧以为破贼在朝夕，贪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千余里觇候，见元珍等部落皆不设备，遂率众掩袭之。既至，又遣人报贼，令得设备出战，遂为贼所覆，宝璧坐此伏诛。
《旧唐书·卷一〇九·黑齿常之传》：（垂拱）三年，突厥入寇朔州，常之又充大总管，以李多祚、王九言为副。追蹑至黄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余里，贼散走碛北。时有中郎将爨宝璧表请穷追余贼，制常之与宝璧会，遥为声援。宝璧以为破贼在朝夕，贪功先行，竟不与常之谋议，遂全军而没。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永昌元年（689年）五月己巳，（武则天）以僧怀义为新平军大总管，北讨突厥。行至紫河，不见虏，于单于台刻石纪功而还。
《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天授初，骨咄禄死，其子幼，不得立。默啜自立为可汗，篡位数年，始攻灵州，多杀略士民。武后以薛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内史李昭德为行军长史，凤阁鸾台平章事苏味道为司马，率朔方道总管契苾明、雁门道总管王孝杰、威化道总管李多祚、丰安道总管陈令英、瀚海道总管田扬名等凡十八将军兵出塞，杂华蕃步骑击之，不见虏，还。俄诏孝杰为朔方道行军总管备边。
《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默啜者，骨咄禄之弟也。骨咄禄死时，其子尚幼，默啜遂篡其位，自立为可汗。长寿二年（693年），率众寇灵州，杀掠人吏。则天遣白马寺僧薛怀义为代北道行军大总管，领十大将军以讨之，既不遇贼，寻班师焉……初，咸亨中，突厥诸部落来降附者，多处之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谓之降户。默啜至是，又索此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兼请农器、种子……时朝廷惧其兵势，纳言姚璹、鸾台侍郎杨再思建议请许其和亲，遂尽驱六州降户数千帐，并种子四万余硕、农器三千事以与之，默啜浸强由此也……中宗即位，默啜又寇灵州鸣沙县，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拒战久之，官军败绩，死者六千余人。贼遂进寇原、会等州，掠陇右群牧马万余匹而去，忠义坐免。
《龙筋风髓判·卷三》：圣历元年（698年），突厥暾欲谷南侵以后，武后曾召集群臣，征询筹边方略。为防止胡人南下，胡马南牧，将军季任状称：“于蔚州飞孤口累石墙，灌以铁汁，一劳永逸，无北狄之忧。”又议：“削橛于塞上，使数千里布满竹钉，以刺突厥马蹄。”将军宋敬状称：“差州兵上下数千里，推砸河冰。”中郎将田海请“沿旧长城开堑，东至东海，西至临洮，各阔十步，深三丈”（《突厥史》，薛宗正著，下同）。
《突厥史》：粟特人原居地在中亚，河中康、安、米、史、曹、何等国皆其所建。颉利可汗政权灭亡后，随东突厥部落南徙降唐。唐朝将他们安置在灵州南界，建置羁縻州。《元和郡县志·卷四》：“初，调露元年（679年），于灵州南界置鲁、丽、含、塞、依、契等六州，以处突厥（应更为粟特）户，时人谓之六胡州。”长安元年（701年），据《毗伽可汗碑》，党项“蕃酋率内附于唐”，突厥默矩受命出击六胡州，“打败了党项部落，从那儿劫掠了他们的男子、妇女、马匹、财物”。长安二年（702年），默矩复受命进军河曲，攻六州胡。唐朝遣兵驰援，双方于圣泉爆发了激战。默矩自述：“当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出征六州胡，我在那里打败了（粟特）部众，中国王都督五万军队到来，我们战于圣泉，唐军大败，王都督战殁。”默矩弟弟阙特勤为突厥军前锋，据《毗伽可汗碑》记：阙特勤“徒步冲锋，俘获了手执武器的王都督内弟，连同武器献给了可汗，（我们）在那里歼灭了那支军队”。据《芒洛三编》收录《大周故捡校胜州都督左卫大将军全节县开国公上柱国王君墓志铭》所记，显然是大足元年（701年）战殁之胜州都督王洗：“大足元年（即长安元年，701年）……其年八月，奉敕捡校胜州都督。属犬羊残孽，致鸣枭逆谋，扰乱我边疆，凭陵我城郭，蜂屯万计，乌合千群。公……独进前军，横行深入，飞镝乱下，白刃交挥，免胄衔冠，斩首折馘，彼众我寡，罢卒新羁，兵尽矢穷，空拳奋勇，以长安二年正月六日苦战薨于横阵。”（见岺仲勉《突厥集史·卷八上册》页356，又同书下册页898，均考证为王洗。）
《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中宗始即位，（默啜）入攻鸣沙，于是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与战，不胜，死者几万人。虏遂入原会，多取牧马。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神龙二年，706年），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鸣沙，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与战军败，死者六千余人。丁巳，突厥进寇原、会等州，掠陇右牧马万余匹而去。免忠义官。“注释”宋祁曰：鸣沙本汉富平县地，后周于此置会州，寻立鸣沙县，隋立环州，以大山环曲为名。此地人马行沙有声，异于杀（余）沙，故曰鸣沙。“周按”《旧唐书·地理志》灵州鸣沙县条载：隋县，武德三年置西会州，以县属焉。贞观六年废西会州，置环州，九年废环州，县属灵州。神龙二年，移治废丰安城。唐鸣沙县辖今宁夏中卫、中宁、青铜峡地，原治今中宁县鸣沙镇，是经固原进出陇右、关中的边防要路。神龙二年（706年）十二月，东突厥汗国默啜可汗遣其侄默矩为将，默矩之弟阙特勤为先锋，率兵进攻鸣沙，大败唐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并摧毁了鸣沙城。于是，唐移鸣沙县治于废丰安城（今宁夏中卫县城）。
《旧唐书·卷七·中宗本纪》：（神龙二年，706年），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灵州鸣沙县，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逆击之，官军败绩，死者三万。丁巳，突厥进寇原、会等州，掠陇右牧马万余匹而去。“周按”突厥默啜与唐朝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在灵州鸣沙县之战，仈尼文《毗伽可汗碑》载：当我廿二岁时，我出征唐朝，我同沙吒将军八万人交战，将其军队消灭在那里。仈尼文《阙特勤碑》载：当他（指阙特勤）二十一岁时，我们与沙吒将军交战。最初，他骑Tadikin啜的灰马冲锋，该马在那里死了。第二次骑Ixbarayam tar的灰马冲锋，该马在那里死了。第三次骑Y 2qin sing官的带有马衣的栗色马进击，该马在那里死了。他的甲胄和披风上中了一百多箭，（但）未让一箭射中其面部和头部。突厥诸官（酋？），你们都知道他的（那次）冲锋，我们在那里把那支军队消灭了。儒尼文《毗伽可汗碑》载：当我三十一岁（开元一年，713年）时，葛逻禄部众当其无忧无虑自主时，与我们为敌。我战于Tam ao圣泉，杀葛逻禄部众，并在那里获取其国家（《突厥史》）。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载：（开元五年七月，717年）并州长史张嘉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请宿重兵以镇之。辛酉，置天兵军于并州，集兵八万，以嘉贞为天兵军大使……（开元六年，718年）二月，戊子，移蔚州横野军于山北，屯兵三万，为九姓之援；以拔曳固都督颉质略、同罗都督毘伽末啜、霫都督比言、回纥都督夷健颉利发、仆固都督曳勒歌等各出骑兵为前、后、左、右军讨击大使，皆受天兵军节度。有所讨捕，量宜追集；无事各归部落营生，仍常加存抚。
《旧唐书·九十七·张说传》：（开元）九年四月，胡贼康待宾率众反……明年，又敕说为朔方军节度大使，往巡五城，处置兵马。时有康待宾余党庆州方渠降胡康愿子自立为可汗，举兵反，谋掠监牧马，西涉河出塞。说进兵讨擒之，并获其家属於木盘山，送都斩之，其党悉平，获男女三千余人。於是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配许、汝、唐、邓、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注释”庆州，今甘肃庆阳县。方渠，今甘肃环县治。
《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始，突厥东西部分治乌孙故地……处月居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云……龙朔初（661年），以处月酋沙陀金山从武卫将军薛仁贵讨铁勒，援墨离军讨击使。长安二年（702年）进为金满州都督，累封张掖郡公。金山死，子辅国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廷，率其下入朝。开元二年（714年）复领金满州都督，封其母鼠尼施为鄯国夫人，辅国累爵永寿郡王，死，子骨咄支嗣。天宝初，回纥内附，以骨咄支兼回纥副都护，从肃宗平安禄山，拜特进骁卫上将军，死，子尽忠嗣，累迁金吾卫大将军，酒泉县公。至德、宝应间，中国多故。北廷、西州闭不通……贞元中（794年左右）沙陀部七千帐附吐蕃，与共寇北廷，陷之，吐蕃徙其部甘州，以尽忠为军大论。吐蕃寇边，常以沙陀为前锋。久之，回鹘取凉州，吐蕃疑尽忠持两端，议徙沙陀于河外，举部愁恐。尽忠与朱邪执宜谋，曰：我世为唐臣，不幸陷污，今若走萧关自归，不愈於绝种乎！尽忠曰：善。元和三年（808年）悉众三万落，循乌德鞬山而东。吐蕃追之，行且战，旁洮水，奏石门，转斗不解，部众略尽，尽忠死之，执宜裒瘢伤，士裁二千，骑七百，杂畜、橐它千计，款灵州塞。节度使范希朝以闻。诏处其部盐州，置阴山府，以执宜为府兵马使，沙陀素健斗，希朝欲藉以捍虏，为市牛羊，广畜牧，休养之……尽忠弟葛勒阿波率残部七百叩振武降，授左武卫大将军兼阴山府都督。执宜朝长安，赐金币、袍、马万计，授特进、金吾卫将军。然议者以灵武迫近吐番，恐后反复，生变……顷之，希朝镇太原，因诏沙陀举军从之。希朝乃料其劲骑千二百，号沙陀军，置军使，而处馀众于定襄川。执宜乃保神武川之黄花堆，更号阴山北沙陀……王锷节度太原，建言朱邪族孳炽，散居北川，恐启野心，愿析其族，隶诸州，势分易弱也。遂建十府，以处沙陀……太和中，柳公绰领河东，奏陉北沙陀素为九姓、六州所畏，请委执宜治云朔塞下废府十一，料部人三千御北边，号代北行营，授执宜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隶河东节度。执宜死，子赤心嗣。开成四年，回鹘经碛口，抵榆林塞，宰相掘罗勿以良马三百遗赤心，约共攻彰信可汗。
《新唐书·回鹘传》：回纥姓药罗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师七千里……贞观三年，始来朝，献方物。突厥已亡，惟回纥与薛延陀为最雄强。菩萨死，其酋胡禄俟利发吐迷度与诸部攻薛延陀，残之，并有其地，遂南逾贺兰山，境诸河……（振武节度使刘沔）与天德行营副使石雄料劲骑及沙陀契苾等杂虏，夜出云州，走马邑，抵安众塞，逢虏，与战破之。乌介方薄振武，雄驰入，夜穴垒出麈兵，乌介警引去，雄追北至杀虎山，乌介被创走……是时（大中初），特勒已自称可汗，居甘州，有碛西诸城。宣宗务绥柔荒远，遣使者抵灵州省其酋长。回鹘因遣人随使者来京师，帝即册拜嗢禄登里逻汨没蜜施合俱录毘伽怀建可汗。
塞下曲
王昌龄
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
出塞复入塞，处处黄芦草。
从来幽并客，皆共沙场老。
莫作游侠儿，矜夸紫骝好。
“周按”王昌龄（698～766），唐开元年间进士，著名诗人。唐萧关在今宁夏海原县高崖乡附近，位于清水河边。清水河系从关中经固原通往新秦中和塞北的丝绸古道。其南为西周固原长城，其北为秦“并河以东”长城。诗中“萧关道”“出塞复入塞”，说明他是亲历了今宁夏固原朔方西周长城、秦“并河以东”长城。
暮过回乐烽
李益
烽火高飞百尺台，黄昏遥自碛西来。
昔日征战回应乐，今日从军乐未回。
“周按”李益（748～827），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回乐”，唐灵州县，在今宁夏灵武西南。李益所过回乐县的烽火台，只能是唐代以前遗存于回乐县的古长城烽火台。今灵武境内的古长城始筑于战国秦昭王时代。
登长城
李益
汉家今上郡，秦塞古长城。
有日云长惨，无风沙自警。
当今圣天子，不战四夷平。
“周按”上郡，战国魏置，后为秦地，秦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隋、唐改鄜城郡绥州为上郡。“无风沙自警”，说沙鸣有声。《资治通鉴》引宋祁语：“鸣沙本汉富平县地，后周于此置会州，寻立鸣沙县……此地人马行沙有声，异于余沙，故曰鸣沙。”鸣沙地属秦北地郡。秦昭王“拒胡”长城、秦“并河以东”长城经上郡、北地郡鸣沙地区。李益朔方之行，经秦汉上郡和北地郡鸣沙县。他登上遗存于此地的秦“并河以东”古长城，有感而发。
宋代河东秦昭王长城
宋代，河东秦昭王长城保存尚好。特别是其东段，曾是北宋与辽解决两国疆域争端的界标，非常引人注目。《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载：“绍圣三年（1096年）……夏主乾顺乃奉其母率众五十万，大入鄜延。西自顺宁、招安砦，东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门、龙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间，相继不绝，至延州北百里。是月，自长城一日驰至金明，列营环城。乾顺子母亲督桴鼓，纵骑四掠。”西夏乾顺帝与其母侵扰的上述地区，均在今陕西定边、靖边、榆林长城以南。宋代金明寨，在今陕西安塞县北。西夏骑兵从长城出发，一天可达今陕西安塞县北的金明寨。由此可见，西夏骑兵出发的长城，即是当时遗存于今靖边、横山、榆林一线的古长城。北宋学者沈括在其《凯歌》一诗中写道：“回首秦塞低如马，渐见黄河直北流。”沈括诗中所咏“直北流”的一段黄河，指的就是从今宁夏青铜峡至石嘴山自南向北直流的这一段黄河。该段黄河东岸的长城即今宁夏灵武、盐池境内的古代长城，明、清史籍称之为河东长城。沈括“回首秦塞低如马”，描述的正是遗存于今宁夏黄河以东灵武、盐池境内的古长城状貌。他站在滚滚北流的黄河岸边，东望遗存于今灵武、盐池境内的古长城，断垣残墙，高低不齐，恰如一长列自西向东而去的奔马。这里，沈括明确指说今宁夏黄河以东的古长城是秦长城（秦塞）。据《宋史·沈括传》《宋史纪事本末》记载，沈括精通北宋时期古长城的历史档案及地理位置。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辽国与北宋谈判划分边疆界址。辽国代表萧禧提出以“蔚、朔、应三州分水岭土垄为界”。北宋代表韩缜不同意，但反驳无据，致使萧禧的意见占了上风。这时，沈括“诣枢密院阅故牍，得顷岁所议疆地书，指古长城为分界”。沈括依据国家所藏长城档案，向皇帝上表提出了以“古长城”作为界址的划界意见。据《宋史·沈括传》载：辽国提出以“黄嵬山”“土垄”，即所谓古长城为界，此界在雁门西南70里。沈括争辩说，两国应以“古长城”为界，但黄嵬山上没有“古长城（土垄）”；真正的“古长城（土垄）”在黄嵬山北面的天池县，此地北距今雁门还有160多里，沈括所说的天池县古长城，也就是辽国所谓的“土垄”，实即遗存于今山西北境老营、平鲁一线的古长城，亦即现今通常所说的明代长城。由于沈括指出了“古长城（土垄）”真正的所在位置，辽国“遂舍黄嵬而以天池请”，同意以“古长城（土垄）”，即今人所说的明长城所在位置作为宋、辽分界线。由此可见，今山西北境老营、平鲁一线的长城，宋以前就已存世屹立。宋神宗读了沈括的划界表章，“帝喜愕，谓括曰，两府不究本末，几误国事。命以画图示禧，禧议始屈。乃赠括白金千两”。这说明沈括对古长城是很有研究的。他曾任鄜延路（今陕西延安及其毗邻地区）经略使，从其《凯歌》诗和宋辽分界谈判中，说明沈括曾到过今宁夏灵武、盐池和陕西、山西北境长城沿线。所以，沈括指说宁夏黄河以东灵武、盐池和陕西、山西北部的长城是“秦”长城、“古长城”，这应是确凿无疑的。
民国时期的历史地理大家张相文先生在其《长城考》中说：明代以前，历代所筑之长城，亦有与明城为复线者。秦宣太后，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其地点，西起宁夏，东达延安，略当明代之延绥……宋太平兴国四年，命潘美、梁迥，迁太原城，并筑沿边堡障。宋辽疆界，当今雁门、勾注之分水岭。所为沿途堡障，亦略当明代之次边，此皆历代长城，与明代平行者也。盖设险守国，形势不易，古人所见，固必有大略相同者矣。
附：宋代秦昭王长城史迹
宋代曾公亮《武经总要》载：从保安军（今陕西省志丹县）北上，经“归娘族六十里过长城岭，北至奈王井驿入平夏”。“周按”今陕西志丹县北60里的“长城岭”，是以其山岭上有古长城而得名的。这道古长城现存遗迹位于陕西省靖边县新城堡北，西接陕西定边、宁夏盐池、灵武长城，东接陕西横山、榆林长城。这是战国时期秦昭王的“拒胡”长城遗迹。明代曾予维修利用。
《宋史·潘美传》：太平兴国初，改南院使。三年（978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四年，命将征太原，美为北路都招讨，判太原行府事。部分诸将进讨，并州遂平。继征范阳，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师，命兼三交都部署，留屯以捍北边。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军，其地险阻，为北边咽喉。美潜师袭之，遂据有其地。因积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边以宁。美尝巡抚至代州，既秣马蓐食，俄而辽兵万骑来寇，近塞，美誓众衔枚奋击，大破之。封代国公。
《宋史·梁迥传》：（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征太原，以迥为行营前军马步军都监，督军攻城，中流矢四。车驾还，命与孟玄哲、崔翰率兵屯定州，以功迁引进使。五年，受诏与潘美城并州于三交，及筑缘边堡障。七年，李继迁寇边，以迥领兵护银、夏州。
《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三》：端拱元年（988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绪攻涿州，城破，遂进攻长城。士卒溃围南走，隆绪邀击之，杀获略尽。
《宋史·卷六·真宗本纪》：（咸平四年，1001年）八月辛丑，张齐贤为泾原等路安抚经略使，戊申，出环庆至灵州地图险要示宰相，议战守方略……九月，庆州地震，李继迁陷清远军。冬十月，曹璨以藩兵邀李继迁辎重於唐龙镇。巳未，张斌破契丹於长城口……壬午，灵州言河外砦主李琼等以城降西夏，上念其力屈就禽，特释其亲属。五年（1002年）三月丁酉，李继迁陷灵州，知州裴济死之……（四月）癸巳，复雄州榷场。
《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三月，辽人复来议疆事，刘忱等与萧素会於大黄平，三议不能决。虏初指蔚、朔、应三州分水岺土垄为界。及忱与之行视，无土垄，乃但云：以分水岺为界。凡山皆有分水，虏意至时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辽主复遣萧禧来致图书，以忱等迁延为言，乃命韩缜代忱等与辽使议。缜与禧争辩，或至夜分，禧执分水岺之说不变，留馆不肯辞，曰：必得请而后反。帝不得已，遣知制诰沈括报聘。括诣枢密院阅故牍，得顷岁所议疆地书，指古长城为分界，今所争乃黄嵬山，相远三十余里，表论之。帝喜愕，谓括曰：两府不究本末，几误国事。命以画图示禧，禧议始屈。乃赠括白金千两，使行。括至辽，辽相杨益戒与议不能屈，谩曰：数里之地不忍，而轻绝好乎？括曰：师直为壮，曲为老。今北朝弃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会，竟不可夺，遂舍黄嵬而以天池请，括乃还……秋七月戊子，诏韩缜如河东，割地以畀辽。辽使争议疆事不决，帝问於王安石。安石劝帝曰，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於是诏（于）分水岺为界，萧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阁待制韩缜如河东，割新疆与之，凡东西失地七百里，遂为异日兴兵之端。
《宋史·卷三三一·沈括传》：辽萧禧来理河东黄嵬地，留馆不肯辞，曰：必得请而后反。帝遣括往聘。括诣枢密院阅故牍，得须岁所议疆地书，指古长城为境，今所争盖三十里远，表论之。帝以休日开天章阁召对，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几误国事。命以画图示禧，禧议始屈。赐括白金千两使行。至契丹庭，契丹相杨益戒来就议，括得地讼之藉数十，预使吏士诵之，益戒有所问，则顾吏举以答。他日复问，亦如之。益戒无以应，谩曰：数里之地不忍，而轻绝好乎？括曰：师直为壮，曲为老。今北朝弃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会，契丹知不可夺，遂舍黄嵬而以大（天）池请。括乃还，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风俗之纯庞，人情之向背，为《使契丹图抄》上之。拜翰林学士，权三司使。
《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绍圣三年（1096年）冬十月壬戌，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夏人自得四砦，连岁以画界未定，侵扰边境，且遣使欲以兰州一境易塞门二砦。朝延不许，夏主乾顺乃奉其母率众五十万，大入鄜延。西自顺宁、招安砦，东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门、龙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间，相继不绝，至延州北（百）（五）里。是月，自长城一日驰至金明，列营环城。乾顺子母亲督桴鼓，纵骑四掠……
《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九》：河东道云州条：按冀州图云：云中（城）周围六十里，北去阴山八十里，南去通汉（漠）长城百里，即白道川也。南北远处三百里，近处百里，东西五百里，至良沃，沙土而黑，省功多获。
凯歌
沈括
先取山西十二州，别分子将打衙头。
回看秦塞低如马，渐见黄河直北流。
“周按”沈括，字存中，钱塘人，宋仁宗嘉祐八年进士，博学多才，编校昭文馆书籍，为馆阁校勘。曾任鄜延路经略使，辖区在今陕西富县、延安一带。沈括熟悉历代长城沿革分布，在与辽国的边界谈判中坚持以古长城为界，为北宋争回了大片疆域，获得北宋皇帝的嘉奖赏赐。诗中所说“黄河直北流”的地方，正是今宁夏灵武、盐池、陶乐所在的河东地区。这些地区的古长城，沈括明确指证是秦长城。
明代河东秦昭王长城
宁夏黄河以东，灵武、盐池境内的古长城，明代称之为河东墙、东长城、河东故墙，俗称二道边。它东接今陕北定边、安边、静边、横山、榆林北境长城，西接陶乐长城，亦称之为宁夏东长城或延绥长城。
明代宁夏东长城和延绥长城修筑的倡导者是成化年间的右副都御使余子俊。据《明史·卷一七八·余子俊列传》记载：余子俊巡抚延绥时，他向朝廷上书说：“三边维延庆地平易，利驰突。寇屡入犯，获边人为导，径入河套屯牧。自是寇顾居内，我反屯外，急宜于沿边筑墙置堡。况今旧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或挑堑，绵引相接，以成边墙，于计为便。”秦汉以来，西北地区的古代长城（塞垣），一般都被视为边疆各族与中原政权的区划界线标志。文献记载中的“入长城”“出长城”“入塞”“出塞”“犯塞”“款塞”“入边”“出边”“犯边”，均指出入长城。引文中的“寇屡入边”，即指屡次侵入长城。从余子俊的上书中看出，他请求朝廷在宁夏的灵武、盐池及陕北的三边（定边、安边、静边）地带修筑长城时，据他所说，此地原本就有前代遗存下来的古长城（旧界石），他是请求在前代古长城（旧界石所在）基础上进行修缮加筑，使其“绵引相接，以成边墙”。
对明代以前遗存于世的河东古长城，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中也有记载：“明初，李文忠定大同，西略韦州，遂即胜州，城东胜以统套内之地。是时，自东胜迤西路通宁夏，皆有墩台墙堑。永乐初，见亡元远遁，始移治延缓，弃河不守。”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命徐达、李文忠、冯胜等北征大漠。李文忠出居庸关，入沙漠，追击元顺帝。他是沿古长城经东胜入宁夏。此时，根本不存在明朝在西北地区修筑长城之事。李文忠西征今山西内蒙、宁夏途中所见所说的东胜以西至宁夏“皆有墩台墙堑”，这是他亲历亲见，应是确凿无疑的。他所见的“墩台墙堑”，指的就是明代以前遗存于河套地区的古代长城，这里既有“因河为塞”的秦皇长城，又有遗存于今宁夏灵武、盐池，陕北定边、安定、靖边、横山、榆林、神木境内的秦昭王“拒胡”长城。
明代对当时遗存于世的古长城的修缮利用情况，《读史方舆纪要》考证说：“成化七年（1471年），抚臣余子俊言延庆边山崖高峻，乞役丁夫依界石一带山势曲折铲削，令壁立如城，高可二丈五尺，山坳、川口连筑高垣，或掘深堑，相度地形，建立墩堠，添兵防守，此不战而屈人兵之计。九年（1473年）修筑始就。东起清水营紫城岩，西讫宁夏卫花马池边界，创修安边营及置建安、常乐、把都河、永济、安边、新兴、石涝池、三水、马跑泉八堡，边墙东西长一千七百七十余里，而榆林渐为完固。弘治中，抚臣文贵以屯田多在边外，於是修筑大边防护屯田，而以子俊所筑者为二边。”《读史方舆纪要》说，余子俊修筑黄河以东延庆一带的长城是“依界石”修筑的，所谓“界石”，就是明代以前遗存于世的古长城遗迹。
明代以前遗存于世的延绥长城遗迹，应是哪个朝代的遗留？明代以前的元朝、西夏、五代、唐朝，都没有在这一带建筑长城的任何记载。隋朝是个短命王朝，仅存在了37年，就被唐朝所取代。隋朝崔仲方在朔方、灵武所筑的长城，唐初的太史令傅奕说：他是因循了前人已修筑成功的古长城（因其成业），是在前代古长城的遗迹上修缮加筑而成。所以，隋代崔仲方在灵武所修筑的长城，肯定是对遗存于今宁夏灵武和陕西北部古代长城的修缮加筑。隋朝修缮的今宁夏灵武、盐池及陕北境内的古代长城，既非秦始皇所筑，也非汉武帝所筑。因为秦始皇派蒙恬所筑的长城在今宁夏境内是“因河为塞”，今宁夏黄河以东灵武、盐池及陕北境内存世长城是自西向东远离黄河而去，北距内蒙古河套黄河（北河）尚远，所以今宁夏灵武、盐池及陕北境内的古长城不是秦始皇所筑。汉武帝在今内蒙古一带所筑的长城，是以五原、高阙为塞，更远在今宁夏灵武、盐池及陕北存世长城之北的河套黄河北岸，所以，今宁夏灵武、盐池及陕北境内的古长城也不是汉武帝所筑。因此，隋朝在今宁夏灵武、盐池及陕北境内修缮加筑的古代长城，只能是战国秦昭王伐灭义渠，据有陇西、北地、上郡后所筑的“拒胡”长城。隋朝崔仲方在朔方、灵武所筑的长城，是对秦昭王“拒胡”长城的修修补补。明代修筑的宁夏河东长城、陕北延绥长城，据《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记载：巡抚延绥都御史余子俊奏修筑边墙之数，东自清水营紫城寨（抱本作垣，隋代紫河长城），西至宁夏花马池营（隋代灵武长城）界碑止……东西长1770里123步。史籍记载很清楚，明朝既是在战国秦昭王“拒胡”长城的基础上，也是在隋朝崔仲方对秦昭王“拒胡”长城修缮加筑的基础上，又一次对这道古长城进行了修补加筑，形成明代河东墙、延绥长边。当然，明朝既是修补加筑，自然也有改进、补筑、加筑的段落。但是，明朝修筑的这段长城的总体框架还是战国秦昭王所筑的“拒胡”长城。民国时期的历史地理学家张相文说：“明代以前，历代所筑之长城，亦有与明城为复线者。秦宣太后伐取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其地点西起宁夏，东连延安，略当明代之延绥长城。”这就是说：秦昭王所筑“拒胡”长城与明代延绥长城为复线。寿鹏飞《历代长城考》也说：“按《史记·卫青传》有榆溪旧塞，汉称旧塞，盖以别于蒙恬城之新塞。榆溪云者，当即今陕北之榆林镇。秦时上郡治绥州，榆林地当其北，昭王所筑，或即在此，为明代陕北边墙始基。”根据古文献记载与实地调查，明代宁夏河东长城、延绥长城（陕北边墙）确为秦昭王始筑。
附：明代秦昭王长城史迹
《明史·徐达传》：太祖幸汴梁，召达诣行在所，置酒劳之，且谋北伐。达曰：“大军平齐鲁，扫河洛，王保保逡巡观望；潼关既克，思齐辈狼狈西奔。元声援已绝，今乘势直捣元都，可不战有也。”帝曰：“善。”达复进曰：“元都克，而其主北走，将穷追之乎？”帝曰：“元运衰矣，行自澌灭，不烦穷兵。出塞之后，固守封疆，防其侵轶可也。”达顿首受命。“周按”朱元璋派兵攻克元大都，元主北走。朱元璋所谓“出塞之后，固守封疆”，指的就是将元主逐出长城后，固守封疆即可。“封疆”即指当时存世的塞上秦汉诸长城。这说明，朱元璋是以当时存世的塞上秦汉长城作为明朝北方疆域界址的。
《九边图考》：（成化八年）榆林修筑东、西、中三路墙堑，宁夏修筑河东边墙，遂弃河守墙。
《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成化十年（1474年）闰六月乙巳，巡抚延绥都御史余子俊奏修筑边墙之数：东自清水营紫城寨（垣），西至于宁夏花马池营界碑止……东西长一千七百七十里一百二十三步。
《弘志宁夏新志·卷一·边防》：河东墙，自黄沙嘴起至花马池止，长三百八十七里。成化十年，都御史徐廷章、都督范谨奏筑。品坑，河东墙外，共四万四千有余坑，都御史张祯叔、王珣相机置挖。
《明孝宗敬皇帝实录·卷一九六》：弘治十六年（1503年）二月己亥，总制陕西军务户部尚书秦紘奏……近巡抚宁夏都御史刘宪奏花马池官军俱边方（防）待敌之兵，使之执役，恐人心不乐，激成意外之变。止欲依都御史王询（珣）增筑旧墙，厚三尺（丈），高三丈，墙之内外各掘沟堑，深阔各三丈，以为防御。若使此墙果能阻贼，墙尽之处即黄河南岸，各深冻（冬深河冻）可以履冰逾越，亦徒劳无益……臣常评三边之害，延绥、甘掠（凉）地虽广而士马精强，宁夏士马虽怯弱而河山险阻，惟花马池至固原士马怯弱，墩堡疏远，达贼一入即至固原而入腹里，故花马池必当增筑城堡墩台……
明巡抚霍冀《杨王二公祠记》：灵州一路，乃宁镇枢会之区。北望不百里远，即为虏巢……国朝成化间，始自州北筑长城三百余里，为扼险守固之计……正德丁卯，大学士少傅、总制三边邃庵杨公一清，建议请发内帑修复旧边……自横城兴工，仅筑四十余里，寻为逆瑾矫诏中止……
《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八十五》：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丁未，工科给事中陆粲言：其宁夏花马池至灵州一带地方最为虏冲，地势平衍，无险可恃，边墙低薄，濠（壕）堑浅狭……正德初年，令大学士杨一清总制陕西，欲将延绥定边营迤东石涝池至宁夏横城三百里内边墙增筑高厚，事已就绪，会本官去任，仅筑四十里而止。
《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八十六》：嘉靖七年（1528年）三月壬申，大学士杨一清言：近者言官建议修筑宁夏花马池至灵州一带边墙。此本发自愚臣，中遭阻止。自后屡议修筑竟不果行者，由不得任事之臣故也。今荷圣明允行，又命部臣会推才望大臣专理其事，边防幸甚……遣谍套内无贼，二月兴工，五月停止，八月兴工，十月停止。顺时量势，以为缓急。期以五年，大工必就……待大边既成，则以其余力于延绥定边营以东至宁塞营……上深纳其言。
《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一八三》：嘉靖十五年（1536年）正月癸酉，以宁夏花马池缮修边墙工完，赏总制唐龙等各银币有差。
《嘉靖宁夏新志·卷一·边防》：河东墙，自黄河（沙）嘴起至花马池止，长三百八十七里。成化十五年（1479年），都御史余子俊奏筑，巡抚都御史徐廷章、总兵官范谨力举而成之者。
《万历朔方新志·卷二·边防》：东长城，三百六十里，自横城马头接延绥界。河东故墙，自黄沙嘴至花马池，长三百八十七里，成化间巡抚余子俊奏筑，巡抚徐廷章、总兵范谨赞成之。
《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榆林塞，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黄河北岸，即秦长城所在也，一名榆溪塞。《汉书·韩安国传》：蒙恬为秦侵胡，辟地数千里，以河为竟，累石为城，树榆为塞。又《卫青传》：青度西河至高阙，遂西定河南地。按：《汉书》榆溪旧塞注：诸次水东经榆林塞为榆溪。《水经注》：榆林塞，世又谓之榆林山。自溪西去，悉榆柳之薮矣。《九边图说》：秦榆溪旧塞，历汉唐皆为边镇。自明正统末，济农据河套，都督王桢遮筑榆林城於上郡，仅足蔽延安、绥德而已。
送康元龙之灵武
徐煤勃
（一）
贺兰山下战尘收，君去征途正值秋。
落日故关秦上郡，断烟残垒汉灵州。
胡儿射猎经河北，壮士吹笳怨陇头。
城窟莫教频饮马，水声呜咽动乡愁。
（二）
黄河官路黑山程，羌笛横吹汉月明。
漠北烽烟三里雾，陇西鼙鼓十年兵。
燕鸿度塞寒无影，胡马行沙暗有声。
后夜思君劳远梦，朔风吹过白登城。
“周按”徐煤勃（1570～1654），字惟起，福建闽县人。明代万历年间大藏书家，藏书楼名红雨楼，一生著述甚丰。诗中的“贺兰山”“秦上郡”“白登城”在今宁夏西北、陕北绥德、山西大同境内，“灵州”“陇头”，在今宁夏、甘肃境内。诗中歌咏的这些地区及黄河北岸（河北）的“故关”“残垒”“烽烟”，都是指秦、汉长城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