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灭亡时，蒙古军队进行了毁灭性的屠戮，据史料记载，蒙古军队攻灵州时，西夏有30万军民被杀，城郭付之一炬。驻盐州时，四面搜杀遗民，西夏人纷纷躲藏到深山之中挖洞避之，但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围中兴府时，成吉思汗下令对西夏居民“殄灭无遗，以死之，以灭之”，西夏王陵被摧毁，陵碑被砸碎，陵墓被挖掘一空。西夏境内千里几成赤地，造成长达30年之久难以恢复元气的境地。西夏灭亡后，境内的党项族人及其他民族的居民，是否被蒙古人斩尽杀绝了呢？从现有资料来看，有不少西夏人躲过了这场灾难。
根据史料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平定浑都海叛乱后，在原西夏境内置西夏中兴行省，省治设于中兴府。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迁西夏中兴行省于甘州，改称甘肃行省，下设中兴路，后又改为宁夏府路。这是“宁夏”之名正式使用之始。元朝政府还开始疏浚唐徕渠、汉延渠、秦家渠等旧有渠道，组织开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的土地，于是西夏遗民纷纷回归家园，先后有四五万人之多。元朝政府给回归的西夏遗民发放粮食种子和农具，还在黄河中建造大船，用来接送归降的西夏流散遗民。有位党项人朵儿赤被忽必烈任命为中兴路新民总管，开始招揽流落他乡的党项人。他上任后，开垦良田，兴修水利，使宁夏等地的赋税增加了数倍之多。忽必烈很满意，升任他为营田使。西夏遗民有了这样一位深受元朝统治者赏识的官员，对当时流落他乡的西夏遗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加上西夏灭亡后，元蒙统治者内部发生争夺汗位的斗争，西夏地区统治松弛，党项人开始返回家园。
西夏灭亡后，原西夏国境内究竟有多少遗民？尚无现成的统计资料。但可以从刻印佛经的数量，施散西夏文佛经的地域范围来考察其梗概。西夏国俗，国中所有人都要敬奉僧人，如果有女子未嫁，都要先嫁给僧侣，然后才能正式婚配。西夏灭亡后，这种习俗一直流传到元代中期。元著名学者马祖常写的《河西歌》云：“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莤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瞿昙作夫婿。”瞿昙为佛的代名词，这里指僧人。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西夏故都中兴府一带，在元代依然有大量的西夏遗民过着旧日的佛事生活。从元朝刻印西夏文大藏经的数量及施经地区，也可以看出宁夏、甘肃一带西夏遗民的情况，元代先后五次，共印190部，每部以3620卷计，共印687800卷。数量如此巨大的佛经施于宁夏等地，说明元代宁夏、甘肃等地西夏遗民数量相当可观。
党项人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融入了蒙古族。据《蒙古秘史》记载：“猪儿年成吉思汗崩，后将唐兀赐百姓，多分与了也遂合敦。”也遂是成吉思汗的宠妃，攻打西夏时，一直陪伴在成吉思汗左右，成吉思汗念其辛苦，下令将西夏投降军民多分一部分给她当奴隶。因此有一部分西夏人变成了蒙古人。在鄂尔多斯台地的边缘，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的布拉格苏木、鄂托克旗的巴音陶亥乡和查布苏木聚居着一部分党项族后裔。他们已按汉族习俗将唐古特氏族改为唐姓。据不安全统计，在鄂托克旗和鄂托克前旗共计四万多蒙古族人中，唐古特约占20%，共八千多人。他们一直生活在黄河流域这块土地上，分为上唐古特、下唐古特、黄河畔唐古特、布热沁唐古特。
此外，在今陕西北部米脂、横山，以及宁夏中卫南长滩一带，居住着许多拓跋复姓和拓姓汉族居民，他们有可能是党项拓跋氏的后裔。西夏灭亡后，居住在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的党项拓跋部落为免遭灭顶之灾，改为拓姓，后来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
除了在西夏故地居住的党项人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党项人移居内地。蒙古统治集团将党项人列为色目人之一，党项贵族中愿意效力于元的有识之士，也深受蒙古统治者的重视和信任。元初，世祖忽必烈曾下诏求西夏贤士，因此，党项贵族中有一些人被元政府起用担任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职。元武宗海山还在西夏贵族中选了位妃子，生了个儿子，即为后来的文宗。这位西夏王妃死后，被追谥为文献昭圣皇后。除了入朝为官外，随军东征南下，也是西夏遗民移居内地的主要途径。元代军队分宿卫、镇戍二部。在戍卫京师和宫廷的宿卫军中，有全部由党项人组成的“唐兀卫”，领河西军3000人；在镇守诸军中，又有一军皆西夏人的唐兀军。
在今河北省发现有西夏遗民的踪迹。在河北省保定市莲花池公园，存有欧阳玄奉敕撰修的碑铭《大元敕赐故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建于元至正十年。老索，本西夏唐兀氏，西夏末年降蒙古，因此在元朝灭亡前18年，元顺帝敕翰林欧阳玄撰文树碑，从成吉思汗到元顺帝百余年，这支唐兀人一直活动在保定地区。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出土的两尊西夏文经幢，名曰“胜相幢”，两幢所记人名近百，其中有党项姓氏，如平尚、依罗、嵬名等，他们中有僧、有俗、有男、有女、有官、有民，说明明代中叶仍有一批党项族僧俗活动在河北平原。
在河南也发现党项遗民的踪迹。在河南北部濮阳地区发现一支西夏遗民，均为杨姓，这不仅有碑文为证，而且还有家谱可供查考。这说明儒学在西夏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西夏灭亡八百年后，其遗民仍然保留“家谱”的遗风。据这支西夏遗民的四世祖杨崇喜编写的《述善集》及请正议大夫贤直学士致仕礼部尚书潘迪撰文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百夫长唐兀公碑铭》记载，杨崇喜自称“余杨其姓，世居宁夏之贺兰山。”根据后代考证，杨氏一族很可能是祖籍甘肃武威，而世居兴、灵一带的西夏人。据调查，河南濮阳唐兀杨氏后裔约五千余口，集中居住在濮阳城东约25公里处柳屯乡的杨十八郎等十余个自然村中。这支西夏遗民迄今已为汉族，但误认为祖先是蒙古族。这同迁居河北、安徽、四川等地的西夏遗民一样，实际上他们是西夏唐兀人的后裔。
安徽也有党项族后裔存在。目前居住在安徽的西夏遗民主要有那木翰、昂吉儿、余阙三大家族的后裔。那木翰曾祖是随昂吉儿大军下江淮时定居安徽庐州的，父也先不花，曾为淮西添置宣慰副使。昂吉儿家族也是世居安徽的西夏遗民，昂吉儿是西夏张掖人，姓野蒲氏，西夏神宗遵顼光定十一年（1221年），昂吉儿的父亲也蒲甘卜率众降了蒙古。至元六年（1269年），昂吉儿受封为金符千户，后位至河南行省参知政事、行中书省左丞等，兼任淮西宣慰使、都元帅，以及庐州蒙古汉军万户府达鲁花赤。这说明他和他的唐兀部众一直驻守庐州地区。余阙家族。余阙字廷心，世家河西武威，其父官庐州，遂为庐州人。元统元年（1333年），余阙被朝廷授予知泗州事的官职，并入翰林院，奉诏参与修撰宋、辽、金三史，历任朝中要职。据调查，现今在合肥一带居住的余阙后裔约有5000人，在桐城居住的余阙后裔约1000余人。
在云南发现的清乾隆五十七年撰修的《朵氏宗谱》载：朵儿赤为始祖，传承至今已24代，分布在昆明、大理、丽江、玉溪、个旧、昭通等地，估计约数千人。朵儿赤是西夏著名学者、国相斡道冲之曾孙，先世为灵州人。朵儿赤被忽必烈任命为中兴路新民总管，负责恢复西夏境内的经济。元大德年间调任云南廉访副使，后晋升云南廉访使。遂定居云南，子孙繁衍。斡道冲之后裔，遍及云南各地。据悉，今北京、上海、安徽、四川、贵州等地也均有斡氏后代，并有少数在欧、美、东南亚等国学习或工作。元朝以后，多融于汉族，有的融为蒙古族，其后裔也有与当地其他少数民族通婚后改随对方民族的。这是中华民族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的必由之路。
此外，在江浙、四川等地也发现有西夏遗民的遗迹。元初，世祖忽必烈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刊印西夏文大藏经，至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短短19年，先后5次，共印近68万多卷西夏文大藏经，平均每天印将近百卷。皇庆元年所刊印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的发愿文详细记载了当时杭州万寿寺印经情况，特别是至大四年一年就印50藏，计181000卷，平均每天印近500卷。如此浩繁的工程，没有一批精通西夏文的官员、僧人、工匠是无法完成的。
西夏灭亡后，蒙元的统治者曾多次把西夏故地的居民迁往别处。据史书记载，今内蒙古、陕西、山西、山东、湖北、江西、江苏等地均有西夏遗民。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遣灵州种田民还京兆，即今陕西西安。三年十一月，“敕河西民徙居应州”，即今山西应县。至元十六年元世祖曾调“河西军千人戍斡端城”，即今新疆和田。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徙甘、凉御匠五百余户于襄阳。有学者统计仁宦元朝的唐兀人有六十余个，还有学者据元明史料列出在元朝廷和各地方做官的唐兀人三百七十多人。这些人分布全国各地，他们的后裔渐渐被汉族和其他民族所融合。
党项民族的汉化，从唐代就开始了，当党项人迁入汉族地区后，就开始接受当地程度较高的汉族文化。元昊建国时，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和宋朝分庭抗礼，但在文化上则仿汉字创制西夏文字，甚至官制、法律、礼乐都模仿宋朝。西夏无疑是“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帝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属，行中国法令”。这种民族心理素质，影响了整个党项民族。西夏灭亡后，党项族加速了汉化的进程，在姓氏、语言、通婚、风俗等方面，全面和汉族接轨。
西夏灭亡前后，有一部分党项人沿着唐时的北徙路线，遁亡原始居住地；或者沿着去拉萨佛教圣地朝觐路线，遁往西藏。使得西藏也成为西夏遗民的主要聚居地。夏时，西夏王室中的一部分贵族，自西夏来投靠西藏萨迦政权，定居昂仁。从元初直到明末，他们成为那一带的掌权者，和萨迦昆氏家族关系密切。从13世纪晚期到14世纪屡受元朝封赐大司徒、国公、大元国师等号。西夏王室后裔，在当地被称为绛巴达布，意为北方的酋长、邦主。
四川康定、道孚、松潘、丹巴等地，是党项——弥药的原始居住地。唐朝初年由于吐蕃势力的壮大，党项人被迫北徙。留居下来的赤水之西的黑党项、居于雪山之下的雪山党项以及留居松州故地的党项羌，被吐蕃所役属，慢慢融合于藏族。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道孚县尼措寺以南，木里藏族自治县以北，即雅砻江中游以东地带，藏语称之为木雅热堆察岗，一般人称之为木雅岗。这里的木雅人被认为是党项族的后裔。在西夏灭亡后，有一部分党项人沿着北徙路线逃回这块原始居住地，这些地区的居民有的现在已经藏化，还有很少部分仍保留着古老的民族语言，如所巴语、道孚语、木雅语等。对这些居民，学术界多认为是党项羌未北徙而留居下来的原始居民。西夏灭亡时，有一部分党项南徙与他们共同生活。在扎巴地区，当地人讲一种特殊的木雅土语，并自称为“博巴”，即藏民，而藏族称他们为木雅人。可以说他们是未北徙留居下来的弥药原始居民。甘南也是党项民族的发源地之一，党项北徙的主要通道。党项和吐蕃本为同源，尽管上层统治者为了权力斗争，但人民、僧侣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特别是原居住在甘南与藏民杂居的党项人，在元朝就已经开始融入到藏族中。
西夏灭亡后，忽必烈为了恢复西夏境内的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移民政策是其中之一。元至正年间，忽必烈将成吉思汗西征时被俘的大批伊斯兰教的中亚士兵和工匠安置河西，留在河西的党项人，有一部分则融合于回族中。由此可见，西夏灭亡后，它的主体民族党项遗民最终通过汉化、蒙化、藏化、回化，已融合在其他民族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