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人们常常以人杰地灵来形容一方水土的根脉。许多年后，当隆德县人将秦腔名角柳萍称作是隆德县出来的名人时，其实并未意识到柳萍打娘胎一出生起就和隆德县有了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亲情血脉延伸到柳萍骨髓的，它影响到柳萍的性格形成和人生的命运。
柳萍的父亲生在隆德县沙塘镇许沟村，隆德县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言行，而他的言行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柳萍的成长。
隆德县位于宁夏最南端的六盘山西麓，是西安、兰州、银川三地辐射圈的中心。境内六盘山雄浑巍峨，高奇峻秀，景色壮丽，是黄土高原上久负盛名的“高原绿岛”。在古代，这里是戎狄部落游牧之地，秦代时属于北地郡，西汉时设置月氏道用以安置小月氏人。由于游牧民族长期与马匹牛羊打交道，渐渐形成了豪放、粗犷、直爽的性格，不见其人便闻其声，而秦腔在这里久唱不衰也与地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比中国南北的戏曲可以看出，流传西北地区的秦腔气势足，而南方的戏曲却体现了非常不同的细腻，这就是地域文化造就的差别之美。
住在隆德县的老辈人说，秦腔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秦始皇统一天下称帝，剑客荆轲不满于秦始皇的暴政，展开了刺杀秦始皇的行动，但最终失败被杀，荆轲的好朋友高渐离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挖去双眼，关入土牢。他整日在牢狱之中悲怆欲绝、长哭而歌。人们痛恨秦始皇的暴孽，这种声调就被广为流传，经过一代代发展逐渐成为秦腔。所以人们欣赏秦腔以扯破嗓门、大吼大叫、声嘶力竭直至头上青筋毕暴为美。
早年间，人们茶余饭后在村中搭个小台子，拉个帘子耍皮影，唱的就是这地道的秦腔。传统的戏剧脸谱在这里也有千年历史。在沙塘镇十八里村，苏氏民间戏剧脸谱逢年过节，尤其是正月耍灶火、唱秦腔时，都会受到格外青睐。
隆德县的民间戏剧文化，一直保存着直观的、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柳萍的父亲自小受这些传统文化的熏陶，对古老的秦腔有着深深的热爱。解放前，他给地主放羊时，每日里在山坡、荒滩上吼着秦腔，像古代游牧人一般释放着心中对旧社会的悲愤。
解放后，父亲翻身成为新中国的主人，依然钟情于秦腔的豪放之美。即便在“文革”时代，他心中仍旧念念不忘秦腔的绝美神韵。
自柳萍记事起，便从父亲口中知道了隆德，知道了这里的山山水水。父亲将秦腔称作“戏”，柳萍身边的老年人都将秦腔称作“戏”，因为在西北，人们口中、眼中的“戏”只有秦腔，再无其他。有时候，父亲哼哼呀呀在柳萍眼前唱起这种悲凉而奋亢的调子，柳萍也仅知道这个调子叫做“戏”，年幼的她却并没有意识到，父亲已经在她的心灵深处播下了一颗秦腔的种子。
1977年，柳萍十岁那年，也就是她小学五年级放寒假的时候，父亲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生养他的故土——隆德县。刚到隆德时父亲任着副县长的职务，不久，隆德县的领导班子换届，父亲走上了县长的岗位，此后父亲每日里早出晚归，将全部精力用在了工作上。一次，在父母亲闲聊时柳萍得知，隆德县要成立一个秦腔剧团。当时的柳萍还不知道秦腔是什么，后来母亲告诉她，秦腔其实就是父亲最喜欢唱的那个“戏”。从此，隆德县的乡亲们终于不用跑到固原去看戏了。柳萍和弟弟妹妹常常被父母拉着去看戏，母亲看到兴头上会跟着演员们一起扯嗓子：“三国有个周公瑾，七岁学艺九岁精……”
隆德对柳萍来说是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地方。隆德是父亲的故乡，那里有陪伴父亲成长的沙塘子和六盘山。父亲回到隆德是重归故土，那里的青草和土地对他来说都是无比亲切的。对小柳萍来说，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县城，学习和生活都变了，她觉得十分别扭。她想念泾源的同学们，想念泾源成片的青梨树，想念上下学必经的沙土路……
陌生的面孔，陌生的教室。她坐在教室里并不感觉紧张，但却觉得自己似乎与这里格格不入。这是柳萍五年级的第二学期，新的校园生活在隆德县一小拉开了序幕。这所小学在隆德县城算是条件较好的，每间教室里都有一个铁炉子用于取暖。
阳春三月，冬寒未退，积雪赖在山顶的背阴面不肯融化。刚开学的教室寒气逼人，像是一个巨大的冷藏室，学生们则像一个个冻僵的木偶被钉在课桌前。课堂上，总有搓手和轻轻跺脚的声音响起，那个可以取暖的铁炉子并未点燃，煤和生火的木头早在冬天就用完了，找不到任何可燃之物。
在学生的一再要求下，老师允许点燃炉子，但要学生每人从家带来一些劈好的小木段或玉米芯子轮流值日生火。每天早上，值日生提前到校点燃炉子，等两三个小时教室有了暖和气儿就熄了。
因为炉子的温暖，柳萍和同学们都喜欢早早去上学，把家里的吃的带到学校放在炉子上面烤，有窝头、红薯、洋芋、炒麦子和掺了糠的馍馍。每当这时，教室里飘着一股诱人的香味。
教室里没有电灯，起早生炉子时黑洞洞的，这个问题很快被学生偷偷从家中带来的蜡烛头解决了。春寒料峭的早晨，课桌上亮着的那一小团火焰，成为柳萍对小学最后一学期深刻的记忆。
隆德县春天气温比较低，雨水也很少，素有“溽暑有风还透骨，芳春积雪不开花”之说。这里的六盘山云雾缭绕，云彩时而停伫在半山腰上，形成十分壮观的美。
柳萍年幼，还不懂得欣赏大自然之美。这个春天，她时常发呆，独自一人站在门口望着天空，活泼开朗的她变得孤单而沉默。初到隆德，没有朋友交流，她开始想念泾源，想念那里的朋友和曾经的家。
在泾源时，柳萍就读于城关一小。那时她是班干部，也是老师的得力助手，常常因为主动帮助同学得到老师的表扬。虽然天生好动，课堂纪律不好，总是评不上“三好学生”，但名列前茅的学习成绩和老师对她协助管理班级的能力的肯定，足以使她在同学中树立威信。
泾源县城不大，常住那里的人们大都彼此相识。柳萍在泾源一同玩耍的同学、朋友很多，杨晔就是其中之一。杨晔父母20世纪50年代支援西北建设来到宁夏，与柳萍父母经常接触所以很熟络，两个孩子一同成长，在一个班级里上学，放学后常在一块玩耍。
柳萍来到隆德县就读后，一下子失去了众多朋友拥戴没有了往日的“威风”，更没有杨晔这样的小朋友主动来找她玩了。同学们对这个来自泾源的小女孩本来就不熟悉，加上她学习成绩好，好胜心强，事事都想占个风头，而且又能歌善舞，深得老师喜爱，更对她心生妒忌。
同学们排外的心理使柳萍感觉到了孤独，倔强的个性又使她放不下“架子”去和同学们沟通交流，这样一来，就显得人单势孤了。
缺少玩伴，活泼好动的柳萍就少了外出玩耍的机会。为了在家中也能找些情趣，她在院子里种了很多红色的花。母亲说这种花叫虞美人，又叫大烟花。这种花的色彩艳丽、鲜红，很有诱惑力，使人仿佛随时会迷失在那红色里。柳萍常常把它的红色花瓣小心翼翼地摘下来展开，轻轻夹在书页中。没几天失去水分的花瓣薄如蝉翼，缎子一样滑，颜色也变成半透明的深紫红色。于是柳萍的课本里有了许许多多美丽的“书签”，使她很长时间陶醉在这个收藏中。
初夏的时候，柳萍会跟着邻居的大人去附近的山坡采野菜。一场雨水过后，一种被人们叫做“地软”的东西从潮湿的山坡生出来，形状像木耳，不过是透明的嫩绿色，非常柔软。隆德人喜欢用它蒸包子。每当雨后有了这样的收获，母亲总是想方设法将这个绿色天然的“野菜”调配成包子馅，做一顿美味的包子，为家人改善生活。
在家的时间多了，母亲加班时，柳萍放学后开始主动承担了家务，做饭、照顾弟弟、妹妹样样俱到。她的家务已然做得很好，收拾屋子，在铁炉子上蒸米饭或是做一两样简单的炒菜，忙前忙后俨然是个勤快的小主妇。虽然饭菜没有母亲做的好吃，父母亲还是吃得津津有味，对这个十岁孩子的辛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
那时柳萍家并不宽裕。父亲调到隆德虽然当上了县长，但是升职不提薪，他与母亲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仅有百余元。除了要抚养三个孩子，还要贴补柳萍爷爷、奶奶和姥姥的生活，所以一家人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他总是教育柳萍要节俭，日子好时不能忘记旧时的苦。
在柳萍眼中，父亲的衣服换得很勤。上班穿没有补丁的衣服，下班后回到家就会立刻换下来，穿打着很多补丁的旧衣裳在家里。柳萍和弟弟、妹妹每人也都有一两件带补丁的衣裳。春节的时候，刚穿上的衣服都是新的，但是，孩子衣服很少，常常是一件外衣穿了一年四季，晚上洗了白天穿，最初的新衣洗变了色，最后穿不到另一个春节，就和父亲的旧衣服一样打上了补丁。
为了减少父母亲的生活压力，柳萍和姥姥一起装火柴赚钱贴补家用。隆德县当时有一家火柴厂，每天放学，柳萍姥姥在火柴厂将散乱的火柴成堆成堆地装上架子车，然后沿一条颠簸不平的路拉回家，匆匆完成作业，就带着弟弟、妹妹和姥姥一起往火柴盒里装火柴。
有时父母亲无事，也会和他们一起装。他们先要将加工好的火柴盒折叠好，用糨糊粘牢，再将火柴头朝一个方向整理好装进去。一家人常常为这些小小的火柴盒忙到深夜。每装一盒，只有几厘钱的收入。一盒盒火柴累积起来，赚到的票子也积累起来，由一分到一毛，再到一元、五元、十元乃至更多。勤劳的手不断地忙碌，装火柴赚来的钞票为柳萍和弟弟、妹妹换回了许多本子、铅笔等学习用品。
1978年，“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整个中国的经济还在恢复中。这时期几乎人人以浪费为耻，节约、奋斗成为生活的一种习惯和时尚。在亲人们的言传身教中，柳萍养成了朴素的本色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这年寒假的一个下午，柳萍随父亲去了沙塘镇许沟村。快到村子时，父亲指着山坡上的一片梯田告诉柳萍，他给地主放羊时经常来到这里。这个山坡朝村的方向正对着地主家的院墙大门，他边唱着“戏”边在心里痛恨财主不给放羊娃饱饭吃。那天，父亲站在路上放声给柳萍唱了一段“戏”。唱戏在“文革”时期是要受到批判的。现在，“文革”已经结束，一贯言行谨慎的父亲也放开了嗓儿，然而，柳萍仍旧觉得父亲唱的很压抑，声音也有些怪怪地，看到父亲眼中蒙上了一层泪水。柳萍不知道父亲想到了什么竟如此黯然，只觉得父亲的心似乎被这“戏”的声调棱角狠狠扎了一下。她望着父亲若有所思，一脸的茫然。父亲对她说：“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就特别喜爱听这个“戏”，“文革”只许演样板戏是不对的，这是往咱西北人心上洒了一把盐。”
柳萍和父亲围着许沟村走了很久，村里的老人和父亲很熟络，见到父亲都拉扯着让到家里去坐。柳萍在他们的谈话中得知，解放前父亲给地主放羊时，过着衣食不饱的生活，经常得到村里穷苦人的同情和帮助。
在一家村民的屋子里，一位八十多岁，看起来病怏怏的老人还对着父亲唱了几句“戏”。这个老人十分瘦弱，身体似乎有病，但一吼起“戏”来，立刻气冲丹田、精神抖擞，似乎百病全消，连吼好几声都大气不喘。柳萍被老人的举动震慑了，惊在那里。
老人对父亲说，“四人帮”倒台了，唱“戏”不被禁止了，何况他的年龄也这么大了，不怕什么运动了，反正也是土埋头顶的人了。这时，年幼的柳萍并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禁止唱秦腔，对人们造成的伤害。她仅仅感觉到那个看起来已经病得很重的老爷爷喊出的声音发自肺腑，仿佛积蓄了体内所有的力量。
这年，隆德的冬天特别冷，柳萍身上单薄的小棉袄被风一吹，仿佛就有一股寒气直逼到骨头里。出村时，她手中多了一只热乎乎的鸡蛋，是村里一位老人硬塞给她的。这是“文革”刚结束的岁月里孩子们不能经常见到或吃到的稀罕东西。
柳萍的小手一路上一直紧紧握着那个鸡蛋，暖烘烘的。她将鸡蛋带回家里，直到第二天才和弟弟、妹妹一同分着吃了。三个孩子中柳萍最大，大姐的身份使她过早地有了责任意识，从小就学会了爱护弟妹。如果私下得到一些好吃的，好玩的，从来都是和弟弟、妹妹分享，没有独占的意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