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工作。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是1979年在成立于50年代的内蒙古蒙古历史、语言、文学研究所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院图书馆也是在这三个研究所资料室的基础上扩建的，收藏较多的蒙古历史和地方史类图书资料。当时尚未迁至新院址，馆内许多图书和资料等待清理。我在这个馆内多次反复地搜寻有关鄂尔多斯的历史资料。在书库角落里堆放的一堆布满灰尘、打算要处理的废弃资料中，我翻拣出了一些有关伊克昭盟的零散的文字资料，并将其收藏，其中就包括本书整理出的这批访问记录材料。
本书所整理的这批资料主要有：一份手写钢板油印的“独贵龙”运动资料，署名为“内蒙古师范学院历史系·1960.9”，内收若干个人访问的口述记录，纸张黑黄粗糙，字迹尚可辨认，其中夹杂一些当时流行过的不规范简化字；若干份手写的访问记录材料，出自多人之手，不同字体，不同纸质，都是困难时期使用的粗糙发黑的劣质纸，其中一份是用标有“内蒙古师范学院科学研究科稿纸”写的。这些手写的访问记录材料，有的书写潦草，笔画随意性大，有的涂抹修改多处，蒙古人名地名的译写也不大规范，前后有不一致处，还有一些错别字和不规范的简化字，给辨认带来了困难。以上这些个人口述的访问记录材料，有的对口述人的情况作了简单介绍，有的只是写上口述人的名字。从记录的内容看，被访问者大体是三类人：亲身经历和参与者，知情者，了解情况的领导者，当时他们大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因此这些访问带有抢救性质。访问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独贵龙”运动和反洋教运动。在鄂尔多斯近现代历史上，这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两大历史事件，主要发生在乌审旗和鄂托克旗，被访问者也大都是这两个旗的人。一部分访问材料最后标明的时间是在1959～1960年，也就是说，当时所访问的历史，大约距访问的时间是30年～50年。还有一份手写的材料，题目为“王爱召历史沿革材料（初稿）”，落款署名为“达拉特旗搜集编写历史资料小组，1960年8月1日”。在该文开头的说明中提到，这是当时依据“相传的记载和向私人访问而写成的”一份材料，和上述个人口述的访问材料出于同一个时期，有可能也是属于同一批部署的调查任务内所完成的，即也是一种田野访问的调查材料。
上述这些调查所形成的文字材料，除个别为油印件外，其余皆为手写材料，大多都有改动，除关于王爱召历史沿革材料外，似乎都不是抄件，而是原件。在我收藏保存的20多年中，也未见此材料或相似的调查材料面世。
从史学史的角度讲，口述史本是历史学的源头，即使有了文字记载的信史后，也不排斥传说、口述的史料。当前中国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是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关注、重视。鄂尔多斯学作为一门地方学的兴起，发掘、收集各类资料包括口述历史资料自然成了一项重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对这些收集和保存了20多年实际上是四五十年前形成的文字记载资料，又加以重新审视，发现一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知情人所提供的史实，今天看来依然是有价值的，除了补充史料外，我们还可以从这些叙说中感受一种历史氛围，于是就有了挑选、整理的想法，并把它出版公布出去，作为一种史料资源而使社会共享，不至于埋没以致悄悄地消失。
辨认整理这些资料是本着尊重原材料、维持原貌的原则，在原意清楚而语句明显不连贯的地方，加上连接的字或词。改正明显的错别字，纠正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确难辨认的个别字，只好用“（）”注明。同一蒙古人名、地名，在不同的材料中有不同的译法，除个别翻译用字不当或不雅而加以调整外，基本保留了原文。对被访问者的介绍和访问者的署名，均是按原访问材料的内容保留。大部分调查访问材料没有标题，是编者依据内容加上去的。
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访问材料所涉及的历史背景，本书附录了我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两篇文章：《近代伊克昭盟“独贵龙”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近代鄂尔多斯地区各民族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从《伊克昭盟志》中节录了对几个有关历史人物的介绍材料。
2005年3月于宁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