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波斯湾北岸平行的延绵不断的山脉，阻碍了伊朗大陆沿海各大城市的发展。在11世纪之前，西拉夫则是唯一的一个例外。如前所述，西拉夫扮演着萨珊王朝主要港口的角色。在阿拉伯人推翻萨珊王朝后，巴士拉成为西拉夫附近的又一重要港埠。但远洋海船大多不去沿岸各港，而宁肯去群岛中的某个岛屿。因此，一些地方如哈拉克（Khark）、拉万（Lavan）、基什（Qais）、格什姆（Qishm）等在海上贸易中更占有重要地位，这些地方看来比较安全，且位于或靠近波斯湾的主要航道上。忽鲁谟斯岛又叫做加隆岛（Jarun）
例子，该岛于1300年时成为了忽鲁谟斯国的首都。王国以前的首都位于伊朗大陆的米纳布附近，由于契丹人的多次入侵而被迫迁都。新首都相当安全，对商业冒险来说具有优越地位。从前被称为“旧忽鲁谟斯”的地方则继续存在，不过它主要作为农业区和夏天的避暑胜地。
忽鲁谟斯岛位于阿巴斯港东南方东部11海里处，方圆约4.8海里，天气炎热，潮湿多雨；所有到忽鲁谟斯访问的人几乎都抱怨这里的天气炎热。岛屿的地面由含盐的拱形丘陵组成，地表断裂，呈盐山状。泰克希拉明确地描绘了这种含盐的结构：“这些盐在炽热的阳光下凝结，经常是水还在下面流动，我已在盐上行走。”在岛上只有一口井可以利用，用它来浇灌皇家花园，人们被迫从大陆取水，存入水窖中。当葡萄牙人包围忽鲁谟斯酋长国时，它便不复存在了。由于地不平坦和土壤贫瘠，在岛上没有任何像样的农田，同样在岛上也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其他自然资源。这种恶劣环境迫使城里的人们只好依靠进口，因此他们只能通过贸易来保障自己的生活。当忽鲁谟斯在贸易达到高峰时，能够保障大约5万人的生活需要。
忽鲁谟斯从一个满足克尔曼和锡斯坦需要的地方城市，崛起为同国际接轨的一大商业中心。忽鲁谟斯的繁荣取决于它的内部因素。忽鲁谟斯为了保障其经济发展只好为贸易和商业交流提供安定的环境，唯有这样外国商船才会源源不断地在忽鲁谟斯港停泊。保持这种局面需要长期监控伊朗大陆及远至印度的局势变化。在印度方面，保持与喀拉拉港（Kerala）、古吉拉特港（Gujarat）的贸易至关重要。同阿拉伯半岛及非洲沿岸主要港口的联系，同今天的伊拉克地区和通过叙利亚与地中海东部地区进行的贸易亦同样重要。各贸易集团如犹太商人、亚美尼亚商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十五六世纪支配贸易活动的古吉拉特商人，都利用忽鲁谟斯在亚洲各海域建立了贸易网络。从政治角度讲，忽鲁谟斯接受统治伊朗的政权的指令。因此，忽鲁谟斯王子拥有大陆邻居“诸侯”的封号，有时只以实际上的形式，有时则以权力上的形式出现。忽鲁谟斯同伊朗大陆和平友好的状态，则意味着它可以利用拉鲁尔（Lar）、设拉子（Shiraz）、呼罗珊（Kharasan）、伊斯法罕（Isfahan）、大不里士（Tabriz）、苏尔坦尼亚（Sultaniya）商路。
斯不仅是波斯湾海上航行不可缺少的中途重要港口，而且还是海上和陆上长途贸易的重要交汇地。只有位于亚洲海岸的少数贸易中心才具有这种多功能的地位。
我们可以一下子举出许多导致忽鲁谟斯地位提高的重大事件。尽管蒙古军队在追击花剌子模最后一位国王贾拉勒丁·曼克伯尔惕（Jalal ad-Din Mankubirti）时已穿过伊朗高原接近忽鲁谟斯的外围，但他们没有进攻王国。从13世纪初以降，忽鲁谟斯同基什岛为争夺贸易霸权方面展开了竞争。1229年基什岛短时间被忽鲁谟斯国王赛弗丁（Saif ad-Din）占领，他声称向蒙古人纳贡的萨勒古里朝（Salghurides）埃米尔阿塔贝克·阿布巴克尔（Atabak Abu Bakr）委派他干了这件事。因为事情并非如此，阿塔贝克在1230年11月迫使赛弗丁撤退。
萨勒古里人在法尔斯（Fars）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中心，忽鲁谟斯在13世纪大部时间内被迫同克尔曼的喀拉赫塔家族（Qarakhitai）保持关系，并仰赖该家族。忽鲁谟斯重要的统治者之一，是拉坎丁·马哈茂德·加拉哈提（Rukn ad-Din Mahmud Qalhati）。他是忽鲁谟斯第二大城市加拉哈特（Qalhat）的前总督，该城在今天的阿曼（他名字的最后部分就来源于此）。他扩展了自己的疆土，最终与自己的克尔曼宗主发生冲突。他还试图重新占领基什岛，但他被蒙古人从那儿驱逐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当地的贸易开始繁荣起来。此后，忽鲁谟斯商人可能定期前往印度旅行。随着忽鲁谟斯人关系网的扩大，基什的重要性相对降低。
几年之后，忽鲁谟斯成为伊儿汗王朝的臣属国，向蒙古人称臣纳贡。起初这种默契是想给双方带来好处，但西亚连年的战争使波斯湾与地中海之间的贸易活动一时减少。从忽鲁谟斯到南亚以及更远地区的同东方的贸易反而增加了。公元1272年，马可·波罗访问了当时仍在马哈茂德·加勒哈提统治下的忽鲁谟斯。他报道说：“印度各地的商人”都驾着船只来到忽鲁谟斯，这时的忽鲁谟斯“统治着许多城市和乡村”。马可·波罗还列举了在该港口交易商品的名目，如香料、宝石、珍珠、丝绸、黄金、象牙、马匹等。波斯湾的许多地方都出产珍珠，这是一种颇受青睐的出口商品。同印度的马匹交易也占有重要地位，印度需要马匹，并从好多地方进口，忽鲁谟斯的马匹大多是从伊朗和阿拉伯世界进口。马可·波罗还描述了运输马匹的方式，由于营养不良，气候不适，以及印度人拒绝西亚商人派的饲养员等原因，这些马匹很快在印度死亡。他的描述在很多方面同瓦萨夫的情况类似。
及至13世纪末，基什岛再次获得了以前的地位。主要是因为有一位被誉为马立克·伊斯兰（Malik al-Islam）的能力非凡的摄政王。他通过与印度和中国的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并向伊儿汗人租用法尔斯省和几个附属岛屿达四年（租期从1293年/回历693年开始）。
他在忽鲁谟斯的对手是巴哈尔丁·阿亚兹（Baha’ad-Din Ayaz），即马哈茂德·加勒哈提政权中的突厥人。在加勒哈特退位前，阿亚兹曾于1311至1312年间统治忽鲁谟斯。他使忽鲁谟斯国富有生气，并成功地在基什岛的挑战面前捍卫了忽鲁谟斯的经济地位。若干年后证明，他将首都迁往加隆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在米尔扎·穆罕默德（Mirza Muhammad）统治下的帖木儿人曾于1394年占领旧忽鲁谟斯，但从未获得新港。
在14世纪时，忽鲁谟斯巩固了自己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没有对王国的外交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在阿亚兹下台之后，忽鲁谟斯的王子重新上台，新统治者伊扎丁·库尔丹沙（Izz ad-Din Kordanshah）再次同基什和法尔斯省人发生争执。他甚至曾一度被敌人俘虏，但却成功地逃回忽鲁谟斯。在古特卜丁·塔赫马坦二世（Qutb ad-Din Tahamtam Ⅱ，卒于1346年）统治下，忽鲁谟斯与基什的敌对状态彻底终结。基什岛及受其保护的独立领地被占领，成为了巴林的一个重要岛屿。伊本白图泰在塔赫马坦二世统治时期曾经到访忽鲁谟斯（1331年），他记载说：“忽鲁谟斯城大而优美，市肆繁荣，犹如印度之信德港，人们把印度陶器从那里运往伊拉克、法尔斯和呼罗珊。”
该时期还见证了伊儿汗帝国的逐渐瓦解。在若干继任者中，穆扎法尔人（Muzaffarides）可能是最重要的统治集团。忽鲁谟斯王子向他们称臣纳贡，并因此得到名誉上的臣属地位。当帖木儿征服中东后，忽鲁谟斯曾停止纳贡达四年。这正是在1394年的短期战争中，忽鲁谟斯丧失了在伊朗大陆上的几座要塞的原因。当忽鲁谟斯国王穆罕默德沙（Muhammad Shah）同意支付自己债务时，战争宣告结束。据鄂法兰说，所有这些冒险并未给帖木儿人带来任何好处，因为他们缺乏占领加隆的必要的船只，他们只摧毁了忽鲁谟斯的部分要塞。正如从这些事件中看到的那样，即使是面对诸如帖木儿人这样的威武之师时，忽鲁谟斯人也并不心甘情愿地缴纳贡赋。帖木儿人对忽鲁谟斯的另一次出兵发生在1429年，也以失败而告终。由易卜拉欣苏丹（Ibrahim Sultan）率领的这次出兵的原因欠详。
这时郑和的船队出现在了波斯湾。郑和抵达时恰逢古特卜丁·费鲁兹·沙阿（Qutb ad-Din Firuzshah）（1400？～1417）和赛弗丁·马哈尔（Saif ad-Din Mahar，1417～1436）执政时。这两位执政者对15世纪的忽鲁谟斯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的两位继任人是土兰沙二世（Turanshah Ⅱ，1436～1470）和萨勒加尔沙（Salghurshah）（1475～1505）。
在忽鲁谟斯历史上乍一看，该时期摄政人数少似乎说明政局稳定，但实际上其制度根本不稳定。在登上忽鲁谟斯王位的10位国王中有9位被杀或被迫下台。土兰沙是唯一一位寿终正寝的忽鲁谟斯国王。在忽鲁谟斯内部十分频繁的冲突中，他与赛弗丁之间的纷争可视为忽鲁谟斯内讧的典型。土兰沙在加勒哈特发起的反叛揭开了冲突，他在那里封锁了开往忽鲁谟斯的商船，继而占领了忽鲁谟斯的首都和波斯湾岛屿，迫使赛弗丁逃到盟友沙赫鲁赫（Shakhrukh）处寻求避难。沙赫鲁赫派兵讨伐土兰沙，但双方最终又握手言和。这种冲突显然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冲突也并未导致长时间的经济萧条。
与此同时，帖木儿人陷入了同土库曼加喇·古优鲁王朝（Qara Quyunlu）及阿格·古优鲁王朝（Aq Quyunlu）的激烈斗争中，土库曼人阿格·古优鲁取得了最后胜利。忽鲁谟斯被迫向他们纳贡，直到帖木儿王朝让位于萨法维王朝。在此期间，忽鲁谟斯同其在伊朗大陆上的主要贸易伙伴呼罗珊的关系从未中断。在它同呼罗珊的贸易保持繁荣的同时，忽鲁谟斯的政治开始了衰落。在葡萄牙人进入前的几十年里，忽鲁谟斯的局势急剧恶化，以致菲奥兰尼·皮亚琴提尼（Fiorani Piacentini）把它描述成陷入了“完全混乱”、趋于“政治崩溃”的状态。据诺昂·德·巴罗斯（Joǎde Barros）说，当阿尔布克奎（Albuqueque）向该岛发起进攻时，他只有7艘船和460人，而忽鲁谟斯还有3万人的军队，其中有4000波斯弓箭手，还有60艘大船停泊在港湾里，但所有这些军队都无济于事。
如前所述，在中国资料的有关章节中，我们将对忽鲁谟斯社会经济形势进行讨论。但是在本部分也许有必要稍微提及有关问题的要点。首先，忽鲁谟斯是一个拥有不同民族和宗教的多元文化社会。它拥有各种类型的商店、客栈和娱乐场所，异常豪华，有许多富人，但同时某些萧条的迹象也很明显。马可·波罗非常赞赏用椰枣酿造的深受当地人民喜爱的忽鲁谟斯饮料。忽鲁谟斯社会的主要成分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此外还有犹太人、印度人和其他人。鄂法兰认为，忽鲁谟斯主要是一个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混合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伊斯兰法统治下的城市。
忽鲁谟斯在地区范围内不得不同基什岛和其他邻近的港口开展竞争，在国际范围内也被迫捍卫自己与亚丁竞争中的地位。地中海东部地区和印度之间的贸易是通过波斯湾和红海进行的。事实上，所有主要的商队都通过同这两个地区建立联系而从中获利。中国人也不例外。当前往忽鲁谟斯旅行时，他们也探察前往亚丁和吉达（Jiddah）的航线。此外，从马欢的记载中我们知道，大明船队在苏门答腊港（通往北苏门答腊海岸的重要港口）已经分航，主船队继续向科摩罗角（Cape Comorin）、柯钦（Cochin）、古里（Calicut）方向航行，最后抵达忽鲁谟斯，与此同时小船队则直接驶向亚丁。第二条航线很可能直接走通往马尔代夫群岛（Maldives）的水路。经该航道上前往亚丁的一位船队指挥官是周满将军。
红海是所谓的卡里姆商人（Tujjar al-Karim）的领地，一批穆斯林商人在马姆鲁克时期（Mamluk）的埃及、阿拉伯半岛南部和非洲东部之间扮演着中介角色，而中国和印度的商人则为另一方的中介。卡里姆商人以其雄厚的资产支持着埃及的经济。他们还用向马姆鲁克人提供巨额贷款的方式帮助他们对抗处于领先地位的帖木儿王朝，但是马姆鲁克人在很长时期内都未能实现商业社会的发展。当苏丹巴尔萨贝（Sultan Barsbay 1422～1438）为恢复国家的财政而开始垄断国际贸易时，卡里姆人则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在亚历山大的威尼斯人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因此贸易额锐减，对马姆鲁克帝国的繁荣产生了负面影响。
鄂法兰把卡里姆人的衰落与卡泽伦（Kazarun）苏菲教团的灭绝进行了比较。该苏菲教团是由萨法维首位国王伊斯玛勒（Ismail）所派遣的，也正是他把伊朗变成了一个以什叶派为主的国家。卡泽伦教团或伊斯哈格耶教团（Ishaqiyya此名来自其创始人谢赫·阿布·伊斯哈格Shaikh Abulshaq）的馆舍（Khaneghah）从土耳其发展到了印度，正如伊本·白图泰描述的那样，沿途为穆斯林商人服务的银行和驿站不计其数。与此相反，卡里姆人则从未建立过类似的机构，也未创立过教团。这也可用于波斯湾地区的商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卡扎伦教团的追随者。因此，我们最好将波斯湾地区的卡里姆人同另外一方，即笼统地称为“阿拉伯—波斯商人”区别开来。
前往中亚和埃及的路线。这表明卡里姆人的“世界”与阿拉伯—波斯人的“世界”之间的联系没有任何障碍。鄂法兰氏认为，这种罕见的平衡是建立在宗教和传统的基础之上的。当欧洲人，特别是荷兰人和英国人到来后，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