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鉴原享受文艺五级待遇。自宁夏京剧团著名“梅派”旦角演员、“样板戏”《海港》中方海珍扮演者李丽芳和著名“杨派”老生演员李鸣盛相继调离宁夏后，直到离休之前，她的工资待遇一直是全团最高的。为此，原自治区党委书记马玉槐同志曾跟她开玩笑说：“俞鉴啊，你现在工资不低啊，相当于行政十二级，也是个‘高干’了。”
为官一任，马玉槐始终很关心宁夏的知名艺术家。在那个年代，每逢周末，交际处（原宁夏宾馆）举办自治区领导参加的舞会，需要文艺界同志陪同，俞鉴也总在被邀请之列。所以俞鉴一家同马玉槐同志的接触比较多，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低标准”时期，订牛奶要凭指标，俞鉴唯一的女儿订牛奶的指标，就是马玉槐同志亲自批的。后来，俞鉴置放的节育环（虽未成功），也是经自治区领导特批的两个指标之一。还有一次，马玉槐和俞鉴的爱人苏玉飞闲聊，他建议苏玉飞做绝育手术，说少生孩子可以延长俞鉴的艺术生命。
各级领导同志对艺术家的关爱，细微到如此情节，是那个年代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在这方面，周恩来总理做出了表率。似这样领导关爱艺术家生活或工作的细节，还可以举出很多。
一次，俞鉴在兰州演出《陆文龙》，耍枪时不慎失手将枪掉在了舞台上。事后她向马玉槐团长作检讨，说：“我今天演得不好，枪掉了。”马玉槐同志不仅没有批评她，反而安慰她说：“没事儿，下次注意就成。”
199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大庆活动期间，马玉槐同志应邀回宁夏参加庆祝活动，其间他打电话给苏玉飞和高韵声（宁夏京剧团演员，俞鉴的亲家），约他俩和俞鉴一起到他下榻的宁夏宾馆见面。
“俞鉴怎么没来？她不在银川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马玉槐询问了家里的情况，又问起俞鉴的身体情况，还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等。苏玉飞一一作答，然后说：“我们这批离休干部十几年来最大的问题是医疗费不能实报实销。”
“不会吧？中央规定离休干部看病实报实销，全国都一样啊！”听了苏玉飞的话，马玉槐脸上现出吃惊的表情。
“我们这里没钱，现在是‘实报半销’。”
“这事我得跟他们谈谈。”马玉槐同志若有所思地说。
当时由于经济原因，宁夏离休干部的医疗费确实未能得到妥善解决，现在已不成问题，所有的离休干部均已享受到医疗费实报实销的待遇。
宁夏的几任领导都十分关爱艺术家。马玉槐同志对他亲自从北京“抢”来的宁夏京剧团，更是情有独钟。原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黑伯理同志也是一样。宁夏京剧团赴突尼斯和日本的访问演出，都是黑伯理同志亲自联系、安排的。有时，自治区人民政府宴请外宾或招待国内客人，黑伯理同志也会打电话请俞鉴等著名艺术家作陪。2005年，俞鉴在宁夏中医院住院期间，离休后定居北京的黑伯理同志特地派秘书前去探望，还寄给她一张自己的放大照片。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任宣传部长陈冰同志（现居杭州）在任期间也常到京剧团看戏。一次俞鉴演《安天会》，走“乌龙绞柱”时扭伤了肩膀，到北京治疗期间，陈冰同志始终关切地问长问短，嘘寒问暖。
俞鉴曾连任两届自治区党委委员，经常与陈冰同志一起开会。她性格直率，快人快语，说话直来直去，在团里号称“俞大炮”。有一年参加党委会，小组会上，俞鉴又开始“放炮”——
“老同志在‘文革’中受的窝囊气太多，动不动就被造反派按倒脑袋‘坐飞机’。人家老革命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干革命，现在反而受这些小崽子的气，我心里就是不服！咱团里也有这些事，我不怕，我跟他们斗！”
“‘造反派’有一天打了我们八个演员，他们打我，我也跟他们对打，我才不怕他们呢！人家骂我我不还口，这还可以忍；人家都动手打你了，不拿你当同志了，这太欺负人了！不能忍！所以你打我，我也打你……”
乒乒乓乓一通“连珠炮”，大家全笑了。笑俞鉴这通“炮”放得痛快——三句话不离本行，女武生发言自有女武生的风格——她这是把生活中的“造反派”当作舞台上“接招儿”的“反角儿”来对付了。
俞鉴接着说：“我没有文化，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这时，陈冰同志严肃地说：“你是有文化的。你这段发言证明你是有文化的。这是对老干部的感情问题。”陈冰同志的话给她的印象极深。
1971年，宁夏京剧团招收了一批新学员，俞鉴是负责带这批孩子的教员之一。教学中，她曾用毛泽东同志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来鼓励学员。后来，她在又一次党委会上发言时说：“我带的这批学生，要改革老的东西，他们不单要演铁梅，也要学铁梅，我要多、快、好、省地把他们带出来！”
大家又乐了，说：“对对对，没想到毛主席的话让你给活学活用了……”陈冰同志也表扬她说：“你的想法很对。”
从艺近六十载，俞鉴从一个旧时代的艺徒，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成长为一名解放军中的文艺战士，享誉全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乃至全国罕有的顶尖级戏剧女武生。这里面，既有她自己的刻苦努力，也有新中国宽松的环境、和谐的氛围，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拥戴，以及从军队到地方，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爱。
点点滴滴的关爱犹如和煦的春风，始终温暖地轻拂在俞鉴的心头。春去秋来，她的足迹踏遍了宁夏山川。到宁夏工作的几十年间，凡与宣传宁夏有关的事情，只要点到她的名，只要她能出上力，每次活动她都积极参加。数十年间，她带着《乾元山》等剧目，走遍了全国近三十个省市，多次接受各地媒体的采访。她还收到了数不清的戏迷和观众的来信，大家纷纷赞扬她、鼓励她，为她喝彩。
俞鉴为祖国的京剧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党和人民也没有忘记她的奉献，给了她极大的荣誉。1960年，俞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以后又相继当选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四届党委委员和自治区第四届、银川市第七届人大代表。1979年，作为宁夏文艺界的代表，俞鉴出席了中国文联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82年，俞鉴又光荣地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十二次代表大会。她觉得这是自己一生最大的荣誉，在宁夏演艺界也是“头一份儿”。
回首往事，俞鉴十分感谢宁夏对自己的培养——给她机会，让她成名，荣誉等身，千金难买。对于这一切，她心中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各级领导和宁夏人民对我的厚爱！我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献给宁夏的父老乡亲！”
一位原总政老领导听说俞鉴出席了党的十二大，激动地说：“俞鉴，在全国文艺界里，你算是拔了尖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