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一天，俞鉴接到宁夏文化厅的通知，说中央电视台的同志要到家中对她进行专访。
这天上午，家里来了三位客人。其中有位戴眼镜的年轻人，自我介绍说他叫白岩松。
白岩松说，他们刚办了个栏目叫《东方时空》，其下有一档人物专题“东方之子”，专门报道全国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他们此行就是来专访宁夏的知名人士的。
白岩松一行一到银川，便通过有关部门了解人物线索。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宁夏文化厅都推荐了俞鉴，说宁夏有位全国知名的京剧女武生，擅长演孙悟空，人称“女猴王”，值得通过电视媒体向全国观众介绍。
以往，俞鉴曾多次接受区内外媒体采访，这是第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的专访，她思想上很重视，但难免有些紧张。
白岩松看出了这一点，体贴地说：“俞老师，您放松点儿，我问您什么，您答什么就行了。”
白岩松先问俞鉴从小在哪里学艺，都在哪些地方演过戏，请她谈谈自己的主要经历。俞鉴谈了自己学艺的经历和成长的过程，参加革命后的转变，到宁夏后的甘苦，以及自己的艺术追求。
接下来，白岩松问她对宁夏的印象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否受到冲击。
俞鉴一一作答，说她对宁夏印象不错。1958年刚来宁夏时银川的鸡蛋很便宜，一块钱能买一大筐，现在好几块钱一斤了；刚来时她看见回族老太太戴着白盖头在大街上卖熟羊肉，从挎篮里拿出刀和一块小砧板，买主要哪块就切哪块，再往肉上撒点盐，用纸包好，很有意思；还有8月份下冰雹，窗户打得啪啪响，以前在南方从来没见过，她觉得很稀奇……
白岩松听得直乐，然后问：“您经历了‘文革’，也曾受到冲击，后来是否给您落实了政策？”
俞鉴说：“有的落实了，有的没落实。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我心里最不平衡的还是职称问题。按我的资历和成就，评定一级演员应该是毫无争议的，可是我1985年就离休了，全国普遍评定专业技术职称是在这之后，所以我错过了评职称的机会，但我很想通过这种方式对自己的一生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说到伤心处，俞鉴有些激动，眼圈也红了。她不好意思地对白岩松说：“请你理解，我绝对不是为了那几个钱，我只要求一个公正的评价……”
白岩松安慰她说：“俞老师，您别难过，这件事您可以向上面反映。我想，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访谈结束后，白岩松请摄像师拍下了俞鉴的剧照和生活照，以及见证她一生荣誉的各种证书和勋章。
临走前，白岩松在屋里转了转、看了看。环顾四周，面对两位老人住了几十年的这个家，白岩松笑着说：“看您这个家，既不是古香古色，也不是现代风格，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样子。”
俞鉴没有回答，老伴苏玉飞替她说：“几十年了，我们一直这样生活，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很快，“东方之子”人物专访《俞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在宁夏电视台首播。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黄璜同志看了这档节目，立刻给文化厅打电话，询问俞鉴的职称问题。
黄璜书记在电话里对当时的宁夏文化厅厅长杨杭生同志说：“我们自治区还有这样的事啊？你们去调查一下，一定要解决好！”
实际上，俞鉴反映的并不只是她个人的问题，而是牵扯到相当数量的老同志——只不过通过她之口，在电视上反映出来而已。对于这件事，很多像她一样的离退休老同志都想不通，心里也都结着疙瘩。
说起评职称，有段时间俞鉴心里确实有些不平衡。看到不少比自己年轻或艺术成就不如自己的同志都评上了“一级演员”，而自己和与自己情况相同的不少老同志却只能屈居“二级演员”的地位。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在此之前，她听说宁夏秦剧团的杨觉民、丁醒民等三位老艺术家已通过当时的自治区副主席马英亮同志解决了职称。据说马英亮当时还曾对科干局的同志讲：“应该给这些老艺术家评职称，京剧团演猴的俞鉴为什么没来找？”
杨杭生同志是了解这一情况的。他知道这些老同志的确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公平”和“荣誉”——他们的工资都已达到或超过了一级演员的标准。黄璜同志亲自过问此事后，杨厅长认为：解决包括俞鉴在内的这批文艺界老同志职称问题的时机已到，势在必行。
根据自治区职改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提出的“文化厅可把1985年以后已办离、退休手续确有较高知名度和艺术造诣的部分老艺术家（本人工资已超过高级职称工资标准）的情况写个专题报告交自治区区职改领导小组讨论，给个荣誉职称”的精神，文化厅很快拟定出《关于为艺术系列部分已离、退休老艺术家申请荣誉职称的报告》，将宁夏京剧团未予评定职称的四十二位老艺术家名单附在后面。俞鉴排名首位。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份文件上报的第三天，当时主管职称评定工作的马英亮同志因意外事故去世，这件事就此搁浅，直到俞鉴在“东方之子”中提出后，才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在自治区领导同志的干预下，1994年10月，俞鉴和这批老艺术家终于享受到了“一级演员”的荣誉职称，言明与“物质”不挂钩。
面对大红封面的“一级演员”荣誉职称证书，俞鉴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同时领到职称证书，与俞鉴共事多年的宁夏京剧团老旦演员田文玉感慨地说：“俞鉴给大家办了一件好事。虽然是白纸一张，可咱不争包子争口气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