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江
生活坎坷，乐于跋涉，自强不息，路在脚下
先天不足，后天调养，学而不厌，温故知新
兴趣浓厚，半路出家，辛勤付出，咬定青山
人生在世，谁个不渴望成功？
我，一个跋涉在成功路上的行者。
人生就是赶路。走过来的就是成功的，自豪的，就是一部精采的书。面对青年听众，我常常用以下64个字来表述我的成功之路：生活坎坷，乐于跋涉，自强不息，路在脚下；先天不足，后天调养，学而不厌，温故知新；兴趣浓厚，半路出家，辛勤付出，咬定青山。
“黒五类”后代、少年丧父、两次失学、回乡务农、台风打不死、上山下乡、考大学、当兵，学写作，当公务员，当总编，出书，当作家，投身青年励志写作和演讲…这就是我的人生之路，成功之路。
这一幕幕，是人生大戏，更是一部动人的书。
人生失败有几多。学医，失败；想当“工农兵大学生”，失败；高考报志愿失败，想经商，做总经理，失败；炒股票炒得一塌糊涂；写诗歌、创作歌曲、写剧本，写小说，都失败了，至今抽屉里还保留着上千篇完全失败的作品…
正是这数不清的失败，才是我人生的财富！
人活一口气。17岁那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成为一名很有成就的作家。我多神气，怀着成功的喜悦回到自己的老家，曾经跟我一起玩耍的儿时的伙伴们把我围起来，一个劲地向我问这问那，一个劲地夸我，让我签名送书，叫我讲奋斗成功的故事，把他当成英雄抬起来抛向天空。醒来，才知道是一个梦。梦毕竟是梦。我失望了。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失望，才使我充滿着希望。
一个梦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自此我勤奋写作，自学成才。出了11本书，发表100万字作品，荣获《人民日报》“金台杂文奖”，成为中国作家队伍中的一员。
我关注青年成长，用作品与青年交友，用人生励志讲座引导和激励青年成功，讲座数百场，青年听众三十多万。
回顾我的人生之路，我向青年人说：今生无愧。
然而，成功路上的我还总没有“成功”。还有许多许多梦。正是：“人生路正长，成功正前方。”
坎坷风雨人生路
生不逢时：出生在那个年代
1955年12月5日，一个小小的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生命在美丽的海南岛琼海县县的一间中学的红色的大楼里出诞生了，那就是我。
然而我是生不逢时。那是个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年代--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70年中期。这个时代，共和国刚刚诞生，尚处在幼年多灾多难、躁动不安、不断演化的政治运动频繁、知识和文明遭受严重蹂躏的年代。那时的中国，整个中国家处在“一穷二白”、“人口多，底子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年代。接踵而来的运动如“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全国闹“共产”，“四清”、 “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等，无不在无情地摧残着共和国和她的公民们，尤其是共和国的孩子们。
然而家总是温馨的。我的家庭是个普通的百姓之家，父母亲都是中学教师，生活清苦，但还是有米饭吃，有粗布衣穿，比起农村的百姓家境总要好一些；我家的兄弟姐妹多，共五人，四男一女，我排行第四。校园多宁静，鸟鸣花香间，书声多清脆，小小的我又有多欢乐--跳绳就跳绳，唱歌就唱歌，画画就画画，在母亲的怀抱里是温暖的开心的。值得怀念的还有奶奶，她同样母亲一样是最疼我的人，是料理我们吃喝拉撒、抱着我哄我入睡的人，应该说，一个人能够有奶奶爱，他应该感到幸福。
沒有父亲之痛
当我还在襁褓里的时候，父亲就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了。生活还是那么欢乐，那时我们哪懂事。三四岁时，便知道人要有个爸爸，总在问妈妈我有没有爸爸，爸爸到哪里去了。妈妈总是说爸爸到外地工作了，在一个遥远的地方。长大后才知道，这是中国历史上那场“反右”斗争和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所致。父亲是政治上的遭殃，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而到外地去“政治教养”，也有人称为“劳改”。父亲由于早年在旧政府里干事而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安排到海边一个钛矿接受劳动改造。上了小学，最怕的事就是同学这样的问话：你爸爸在哪里？是做什么的？我有爸爸，可是我又没有爸爸。我们作为“历史反革命”的子女，自然是受人歧视，成为心灵卑微的“弱势群体”，上学时连头都抬不起来。每当我们问起父亲在哪里，在做什么时，母亲和奶奶眼里都闪烁着伤楚的泪光。最令我至今难忘的是，每当我们几个童真无忌玩得起劲的时候，妈妈和奶奶总在在里偷偷抹泪。
失学的少年
然而清苦和劫难，挡不住童年那天生的欢乐。记忆犹新的是1963年在琼海的乡下长坡镇念小学时与小朋友们一起游泳、抓鱼虾的快乐的情形。我和哥哥和小朋友们一道拿着鸡罩扎到水中，用手在罩中地毯式的捉摸，抓住了一条条活蹦乱跳的各种鱼虾蟹。还有与哥哥姐姐们一起登山、打柴，采野果都是乐不可支的事，有一次我们去岭上砍柴，竟围起猎来，在我们勇猛的家狗配合下抓到了一只活脱脱的黄猄，带回来做了一顿美餐。
那时的欢乐，还在于对生活的寄托。那时的爷爷在南洋打工，经常寄回“佳音捷报”（即通过民间批局寄来的家书和汇款）。每当身实绿色制服的邮差骑着单车到家门，我们总要欢呼雀跃，因为爷爷又来信和寄钱了。我经常这样问奶奶：“什么时候爷爷才寄钱来？”奶奶说，待到“火笑”（即火炉中的火苗实实朝着一个方向）时！所以，我们几个最大的盼头就是“火笑”。说来也巧，一年到头还真那二三次“火笑”！
人生最怕的是少年的不幸。11岁时，正赶上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浩劫。街上人打人，人斗人，人拉着人去游街。看了不明白，却害怕。忙问母亲，母亲总是说你还小，长大后才会懂，其实那时候的母亲实在也搞不懂。幸好母亲不挨斗，不被打。有谁知道，那时的父亲，在“劳教”中该是承受怎样的煎熬。历史在那一年写上：1966年。
那一年，我失学了。四年级居然考不上五年级。妈妈告诉我说，不是你笨，而是你家庭出身差，谁叫你父亲是个“历史反革命”。一句话，说得我心凉了一大截。一个人在少年时代得不到正规的小学教育，其命运可想而知。人生最糟糕的事是充满希望之时却失去了希望。
母亲是个美丽温柔而坚强的女性。她对我说，人家不让咱上五年级，咱就不上呗。让你去拾牛粪。就这样，我被母亲安排到一个叫“榕树园”的小村去参加劳动，主要是帮村（生产队）里人拾牛粪，一拾就是一年多。每天，我跟着队里的阿宝哥去赶牛群，待牛拉屎便去捡。跟着牛群在青山绿水中走呀走呀全不觉苦和累。山上的野花很美，漫步年其中就像逛公园；山上的各类野果呀好吃得很，饱尝着它们我总不觉得饿。队里的社员很好，毎年社里分红，我虽然得不到现金，但也总有一两萝筺的花生。对我的这一劳动成果，兄弟姐妹都乐坏了，而只有母亲才晓得个中的辛酸。
难忘那家乡的岁月
1967年的中国，是“文革”正狂、天下大乱的年代。母亲被“清除”出教师队伍，我们被赶回文昌市老家农村劳动。父亲呢，更是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那时最令人痛苦也最丢人的是每逢星期六，我们这些“可以改造好的子女”要跟着父亲到大队里做“劳动改造思想汇报”。
这年，我们全家被赶回农村文昌老家。那原因，是母亲“站错队”外加历史反革命家属所致。
老家在文昌东北角部昌洒乡的麟趾村，虽然很穷，很苦，但那里风光秀丽，禾苗青青，流水潺潺，荔枝飘香。这里，生活真够清苦，一碗米汤，几个番薯，一把白盐就是一顿饭。能吃上一顿白米饭或一顿肉，那可是了不起的事，那可得逢人就说“我家煮白米饭，吃肉啦”。不久，父亲也被赶了回家，按官方全家可谓在老家“大团圆”。父亲的脸似乎永远是板着的，经常一个劲地抽着自个卷的旱烟，还不时喝着那本地糖厂生产的低廉的白酒。父亲并不是一个沉沦的人，生活的希望在他心中当然是有的：他总是这样对我们说：“全家回来好。那我们就要养鸡，养多多的鸡，生很多很多的蛋，我们要过上有鸡有蛋的日子！”一句话，使我们小孩子心中充满了对生活的憧憬。可不，人生靠的就是希望。
苦归苦，可正是这故乡的土地上，在我度过了六七年美好天真的少年生活。村里百姓淳朴，真诚，待我家不薄，村里的小孩子更是纯真烂漫，一拍即合。村前在一条小河，弯弯曲曲，河床尽染绿，树高枝繁茂，木桥底下鱼儿游。这条河呀，留给我太多的记忆和太多的故事。在这河边，我和伙伴们经常钓鱼，“戽鱼”（海南话：把水淘干然后抓鱼）；在这河边。我和小伙伴们玩得天翻地覆：脱个精光，抓迷藏，打水仗，戏水喷洒那些青梅竹马的小姑娘。我们村是远近闻名的荔枝村，每逢荔枝成就季节，那大人小孩聚在一块中学荔枝的开心劲儿就别提啦。再就是放风筝，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放飞自己制作的风筝，比一比谁的风筝飞得高，飞得稳，还学会给风筝送信，那是最快乐不过的了。放风筝的我是最投入的事，从早上放到晚上，中午可以不国家吃饭，天黑了还不舍得收下来，多少次还梦想放风筝“过夜”。
1967年，劳动使我长大，劳动使我懂事。回忆当年在老家劳动，生产队长敲响了木鼓，大伙就出工，挑粪就挑粪，插秧就插秧，割稻就割稻，那情景至今我还要笑出声来。我们弟兄四个，还有二姐，常在一起读书，习作古诗，读医书，学按摩针灸，拉二胡吹箫。晚上，我们躺在长凳上数着天上的星星，倒也自得其乐。我排行第三。在红兵小学，我成为学校文艺宣传队的二胡手，时常到各大队各村演出。我还有一项特殊的“劳动”：提着玻璃瓶给父亲买酒。有一次买了酒，在路上喝了个半瓶，摇摇晃晃倒在路边的小沟里怎样也起不来。
少年失学的事，在初中时竟又一次出现。那时，我的初中总是断断续续地读。初二时我再次因父亲问题自卑得不敢到学校报名，便悄悄弃学回村劳动。妈妈问我：“为什么不上学？”我哄我妈说：“报名的指标早就完啦！”想那时的我，好可怜哟。劳动就劳动呗，反正劳动最光荣，劳动磨炼人，说起来还真得感谢那段劳动的日子呢！
万泉河畔好时光
1973年，母亲恢复教师工作，我们几弟兄又随之定居琼海县万泉中学。在万泉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虽说是粗饭淡菜，但心境较好，长高得快，常常与同学畅游万泉河，还学写作，还是一位知天高地厚的诗歌发烧友呢。晚上下了课，就开始写诗歌，虽然夜深人静还不罢笔，第二天就急急如律令地投寄报社杂志，总希望几天后会有惊人的喜讯。那时候还十分醉心于写大批判的理论文章，往往是洋洋得意几千字文投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这段岁月我们过得还快乐，我将之称之为“万泉河畔好时光”。
1973年9月13日，对我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差一点儿丧命于那场百年罕见的特大强台风！是夜，台风呼天啸地，排山倒海，校园里一排排瓦房轰然被卷掉，几人合抱的大榕树被连根拔起！天崩地裂之际我们的学生宿舍也哗啦啦倒将下来，一时死伤众多。幸好我爬滚得快，才捡了一条小命，然而左腰还是给石头砸开一个两寸的洞，鲜血喷涌。打不死就好，不是说“大难死必有大福”么。那时真不知道什么叫痛。我常开玩笑说，假如打在脑袋上，我可得去见马克思了！好在我正在申请入团，虽然血流不止，还忍着伤痛去抬伤员和抢救学校受灾物资。那时，我在琼海县万泉中学念高一。
1975年，高中毕业的我加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队伍。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制度，城里的高中毕业生绝不会有大学上，惟一的道路就是“上山”或“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时候能上山下乡，有多光荣，多带劲。
在农场吃饭干活，干活吃饭，一干就是三年，挖茶沟、种甘蔗，修水利，砍木料，挑大粪，还有插秧割稻之类的农活。那时人听话，身体棒，风里来雨里去，晒黒了皮肤炼红了心。那时最不怕冷，为了锻炼身体，寒冬里脱光身子到户外的水井去冲冷水，惹得同伴们披着棉衣前往观看。还有，最盼的事是下大雨，下得越大越好，因为下雨了就不出工干活了。那时的待遇说起来谁相信，每月有“知青费”9元，每顿饭费用5分钱，一碗饭，一份青菜，一碗清汤，用不着减肥，一天二十四小时总觉得饿，有时理个发，交几个月的团费居然回家求母亲救济。那时的夜生活十分单调，唯一使人兴奋的是“做公道”，就是十人八人凑点儿钱买只鸡或买只鸭，围在一起平平分吃，还吃饭团。那时最大的渴望是表现出色，好让场里推荐我上大学。
“围墙外大学生学生”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977年，中国结束了对知识的践踏，恢复了高考。1978年10月，一个下乡知青的我忽然身价百倍：经过艰苦拼搏，百里挑一，我成了一名骄傲于时代和同龄人的大学生。回想起在农场复习准备应考的情景，总要会心地笑起来。那时干活还饿着肚子，白天吆喝着牛奋力犁田，中午晚上拼命攻书。那时闹“书荒”，根本没有什么正规的语文、数理化课本，几十号人围着老师抄黑板上的复习资料，假如能借到一两本旧课本就谢天谢地了。
说老实话，我所念的那所大学并不是我理想中的大学，它叫广东琼台师范大专班，只是中师里头的大专班，我们戏称为“围墙外的大学”。作为海南学子，考大学考不出岛，困在岛里读，每想到这里那心又要凉了一截！虽然我有着几分失望，但想起过去的苦日子，想起身后还有大把大把的落榜者，就有几分慰藉：然而，它毕竟是我的大学。大学生在当时毕竟还是天之骄子呀。与上山下乡相比，我们毕竟是熬出了头！ 报到那天，我穿的是解放鞋。至今我还保存着一幅特别珍贵的照片，那是刚入学时的那个冬天，我与二哥在海口公园的合影的照片。照片中，我们理着平头，穿着“的确卡”布做的衣服，我的脚下是解放鞋，二哥的脚下是塑料凉鞋，没有祙子穿。
我念的是化学，毎毎与试管烧瓶打交道。念师范能有什么大出息，注定是要当孩子王。
在这里，我度过了三年大学时代，有多少青春的梦想、浪漫的时分、美好的爱情、令人捧腹的故事在这里发生。
我的大学，是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海南著名名胜古迹琼台书院。这里有红墙绿瓦的古楼，有数人合抱、芳香沁人的玉兰花，有清脆悠扬的琴筝声。这些，驱走了我的失意和不快，带给我青春的乐趣，奋斗的希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古老的书院一直传颂着“搜书院”这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带给我们这些乡下的学子一丝自豪。
